中国经济学往哪里去？
——关于贾根良教授《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的反思与改革的总体思路》文的几点思考
黄宗智

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美国UCLA历史系荣休教授

摘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如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居然已经占到制度化了的学术霸权， 而在自由主义的美国，反倒展示相当程度多元化的学术评估实践。究其根本，来源不在简单的意识形态或某种决策，而在强烈的体系化运作倾向。前者倾向集中的官僚主义和 “科学主义”、数据化主义运作，后者则比较倾向多元化的实际运作。学术需要的是多元争鸣的实际运作才会具有长远的生命力。

首先，我从贾根良教授的文章和材料中，看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竟然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已经占到一种制度化了的霸权地位，确实比较惊讶。中国到底仍然自称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相当程度上仍然尊崇马克思主义为其国家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怎么会成为在其至为关键的经济学界中的霸权者？

与美国相比，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上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在其学术评估制度的实际运作中，已经形成一种多元分别共存的局面。在其学术界至为关键的评职称程序中，不言而喻的潜规则是，左派的学者应由左派学术同僚来评审，右派的则归右派，后现代主义的归后现代主义来评审等。其基本精神和实际操作模式乃是一种实际运作中的“多元主义”（pluralism in practice，区别于作为政治理念的多元主义）。对中国学者们来说，这也许会是个使人感到意外的实际。（注释1）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正是自由主义关于学术的近乎绝对自由的观点，促使许多学者不言而喻地认为，两个（或三个）针锋相对的学派，应该都被充分尊重，都排除意识形态化的评审，都应该按照自由主义的宗旨而分别以其自身学派的学术标准来评估其自身视角下的学术研究。那是来自自由主义的另一面所含有的（可以称作）“分权共治”的运 作中的多元主义实践思路。承认的是，在三种主要不同理论模式的视角之下的众多学刊，会分别具有其自身的最优。同时，在大学教育方面，当然也一直特别强调多家共鸣的“自由主义教学方式（liberal education），实质上也是一种百家争鸣的多元教学方式（pluralistic education）.

固然，在美国学术界也常见院系里不同派别争权夺利的现象，但那样的争权者最多只能掌控比较有限的权力。譬如，一如像世纪之交在笔者所在的加大洛杉矶校区历史系（共约100名教授的大系），几位自由主义人士有意识地争夺到系里管控录取研究生的委员会的权力，一举将世纪末之前的由导师分别自选学生制度，转化为由其管控的偏向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但那样的权力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在选研究生之外的各位教授的学术评价层面上，依然多是个分权共存的多元状态。比较“进步”的左倾教员们，由于都具有较多不同专著出版社门路以及不同学刊的文章发表出处，实际上多能在比较开放的或自己一方所掌控的出处中运作。其根本实际不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而是其另一面的多元化实际运作。

反倒是中国今天的经济学学术评审的实际操作（“实践”）中，却处于一种如贾教授论证那样的、会使有的读者（特别是国外的读者）感到意外的一统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体系下。正如其文章所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学者，在国家“与国际接轨”的大方针下，有越来越多是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深受主流自由主义经济学塑造的学者，并且多在国内占据到显赫的地位。如今，他们以及他们的后继留美学者和他们所带出的研究生，较大部分是完全接纳了美国的“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学术者，不仅将自己所学习的那一套认作最先进、最好、最科学的学问，还逐步在学术刊物和教学方面得到近乎完全的霸权（在下 面再更详细论证）。他们特别自豪于其自身学术的“科学性”，特别强调形式化了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和演绎逻辑化的思维、以及貌似科学的计量研究。

上述的现象虽然意外，但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理解的。正因为他们全力投入的主流经济学是 一种自视为科学和绝对真理的经济学，他们一旦承继了那样的学识，很自然地会认为自己乃是最优的经济学家。即便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相当比例虽然口头上提倡独立思考，实际上则比较教条；虽然自我声称为在求真，但实际上多缺乏独特的见解和思考，仅 是随着潮流而跟随“主流”思路和方法的应用者。

但我们即便认识到以上几点，仍然不能理解，他们如今为何会在尊崇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学术体制内意外地成功占据霸权，掌控了几乎所有被视作顶尖的学刊，占据了许多关键大学 的经济学职位，垄断了大部分的教科书，统筹了大部分的学者职称的评审？ 

另一方面，难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最主要根据地和其实际案例的美国，居然会在实际运作中仅占到一种三分天下的多元学术评估权力，但在被认作起码是半社会主义、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却反倒会占据到该学科的近乎绝对霸权地位？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可仅仅关注经济学学科的特点或主要学术内容，其所在地的意识形态，或其主要人员等那样的相对零散因素。更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是，中国国家学科体制 的一些截然不同于美国的学科体制的特殊性质。它们的关键不简单在学科内容，也不在其话语体系或意识形态，而是在其组织和治理模式。

在这方面，美国在其实际运作中基本是一个分权的多元体系，无论在国家顶层还是其大学组织中都基本如此。那是自由主义霸权意识形态在实际运作层面中不同的另一面。但中国则截然不同，它是一个自然倾向高度权力集中的体系。美国的治理体系中的科层制固然也相当高度依赖数据化、形式化以及一定程度的集中化，但相比中国，则完全没有达到中国 官僚体系如今这样程度的崇仰数据化和一统化的程度。中国实际上要比美国更强烈要求 “科学化”管理，而那样的要求直接塑造了它学科内部的“官僚体系”，形成一个远比美国的官僚体系的渗透力更高更强的一元化运作体制。 

其最主要的体现是在中国大学评职称中所使用的结合官僚主义和数据主义的制度。以笔者偶然看到的某顶级大学的经济学院所采用的“期刊分类与论文分值换算标准”文件为例， 它所使用的职称评估体系是在国家指导的总框架之内，进一步被具化为美国所没有的数据化学术评估模式。它将经济学学刊分成六个等级。最高的是英语七大主流自由主义经济学学刊，其中，六种是美国的，一种是英国的。在那七种“A类”刊物发一篇文章会被换算为最高的20分。 

而后是20种也基本全是自由主义的“B类刊物”，其中，15种是美国的，四种是英国的，一种是欧盟国家的，每篇文章被换算为八分。

然后是60种C类学刊，再次几乎全是美国的，三种是英国的，一种是欧盟的，每篇文章被赋予四分。另加脚注说明，中国自身的顶级《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研究》也算此C类。据此规定，在中国国家这两大顶级权威学刊上，须要发文五篇才相当于英美七大主流 A 类学刊的一篇。

然后是D类刊物，包括被纳入SSCI的一般刊物（笔者创办和主编49年的Modern China便属于此类），值三分一篇，即要发文七篇才能达到21分，才大致相当于七大主流学刊上单一篇的20分。

E类刊物则包含16种在次一级的“院定中文期刊”，每篇文章值二分。也就是说，要十篇才相当于其制定为七大英美顶尖主流学刊的单一篇。 

最后是F类刊物，即被纳入CSSCI的刊物，每篇值一分，要20篇才相当于一篇顶级英美 自由主义学刊，八篇才相当于其次的B级刊物的单一篇。欧盟的Scopus引文索引学刊，（注释2）和中国的非CSSCI的众多辑刊book journals，（注释3）根本就完全不算。

读者也许首先会注意到，这个来自全国顶级学府的“规范化”评估制度，居然会展示如此极端的自愿采纳几乎等于是被“殖民化”的学术评估方法。应该可以说，就连美国的读者都会觉得惊讶，中国怎么会如此不可思议地采用了这样等级化的制度？给予了本国自身最顶级的两大刊仅仅五分之一的美国顶级学刊的等值？

应该说，在美国，如此的评估体系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如此程度的学术评估的数据化和等级化会被视作无稽，认作混淆了学术表象和本质。美国学术界执行的基本原则是 “本行同 人的评价”（peer review）, 不会使用像如此数据化的、形式化的的官僚主义体系。（注释4）但在中国 却已经被其顶级学府体系化为严格的、貌似精准的，被认作“科学的”体系。

为什么会这样？归根到底，其基本来源不简单是任何当权者或某些人为的抉择，当然更不是中国中央或共产党的抉择，而是源自其体制性的特征。一是全体系的潜在集权性，不是有意识的抉择，而是一种下意识的集中化要求，源自中国共产党+国家体系所要求的、在 决策之前可以广泛争论，但一旦决策，便须统一执行，步伐一致的传统。那是在革命客观环境中所形成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传统。再则是，一种伪科学的集权主义官僚体系对数据化、绝对化的过分依赖、信仰。正是集权的背景和如此的官僚主义两者的结合，形成了（我们可以称作）“伪科学化的”（pseudo-scientific）“集权的官僚主义”（centralized bureaucratism）学术管理行政体系。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僵化的、倾向一元独尊的体系。

在那样的大背景下，如果有人，即便仅是一小撮人，有意识和有组织地争夺和掌控了某院系的行政实施权力，便可以通过制度化的设定而掌控该院系的运作权，可以建立唯自己认可的学术进路是从的霸权。在学术评估层面上如此，在招生、教学内容组织和学位授予方面等也都可以如此。笔者自身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学的经验中也直接经历过这样的强大倾向和实践。尤其深刻的记忆是，在美国和之前的中国的博士生学位考核过程中，一般大家会相互尊重学生导师的意见，形成一种学术潜规则和多元化的实际运作，不会像在中国目前这样，将博士生考核都制度化为由“集体”来决定的实践，包括校外专家的匿名投票，因此开通了由某派人士占据“主流”，无顾导师意见而掌握强大霸权的单一元化操作的可能。

上引实例是关乎被西方认为乃“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之在中国获得霸权的实例。由于中国强烈的形式化的集权官僚主义体系倾向，掌权者能够达到美国学术环境中所较少见的一元化集权程度。在美国，即便是“主流”学术，也受到其实践中的多元主义学术环境的制约，很不容易掌控到绝对的霸权。这正是美国自由主义“主流”的双重性质的具体体现：一方面乃是其意识形态化的唯我独尊，能够导致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之后的追逐全球霸 权；另一方面则是其同时受到分权的多元化运作的限制，导致实际运作中的三权（或多权）分立的治理体系，不允许完全集中的霸权。（注释5）中国则不同，其治理体系本身带有较强烈的一元化集权和官僚形式化的实践倾向。因此，反倒会允许，甚至有意无意中鼓励强大的一元化的学术霸权的成立。

使人惊讶的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经历了西方（包括美国）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中国的经济学术界（在强调形式化和科学化的运作方面，法学界一定程度上也与其十分相似，如今，其他的学科也显示了如此的倾向），居然能够占据到比在其自身来源地的英美更强大的霸权。而其背后的推进力，不是来自美国的自由主义学者，而是中国在美国学习（或在中国但全心向其学习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种几乎可以称作近似 “买办型”学术 的学者。这样，才会导致完全悖论的实际，即在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历史背景下的 革命后的中国，居然会形成一种完全外来的近乎“本土殖民主义” （indigenous colonialism） 型（亦可称作“本土东方主义”indigenous Orientalism）的学术霸权。它是一种极其吊诡的现象，是在充满偶然性的历史大潮流中凸显的怪异现象。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没有如此意识形态化的一元化自由主义（ideologized monistic liberalism），因为它是和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紧密关联的。我们需要的是实质性的学术自主（substantive academic autonomy）和实际运作中的多元主义（pluralism in actual practice）。这是因为，实质性学术自主和多元并存是高质量学术和创新学术不可或缺的关键条件。我们不要的是，伴随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来的自以为是的伪科学主义，连带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背景和其今天的霸权追逐。我们需要的是不带有自由主义霸权政治意识形态的，实质性的学术多元实践 （substantive academic pluralism without ideologized liberalism）。

此中关键显然不简单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单一因素。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中国的现状一定程度乃是个多元实际, 由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传统、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以及中国对两 者都具有特色的认识与理解共同组成。无论如何，无可怀疑的是，学术研究须要多元实践与多元争鸣才会有长远的活力。这是贾教授文章对我所启发的几点思考，谨此当作对其文章的简短评论而与其在此一起发表。

注释1： 固然，当时加大洛杉矶校区的经济系乃比较清一色地自由主义，并在美国被称作自由主义经济学大本营的芝加哥大学的“西部芝加哥”Chicago West。（虽然如此，世纪之交，譬如在我校著名的左派经济史学家布伦纳（Robert Brenner）的校级学术评审委中，虽然有经济系的代表，但还是由笔者来主持和写报告的。另一实例是，我晋升“超级教授” （Professor, Above Scale）的评审委是由著名左派学者Perry Anderson主持的。）同时，美国当时也有所谓的四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包括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和The New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注释2：如笔者创建和主编十年的一年两期的Rural 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注释3：包括笔者主编近20年的《中国乡村研究》辑刊等。

注释4：同时，美国大多数的高等院校（有的私立院校除外）都采用了“教员自治”的基本运作框架。聘请新教员以及晋升副教授（一般即具有受聘终身的权利tenure）都会经过系里副教授级和以上教员投票决定，晋升教授则会经过教授级以上成员投票决定。它们绝不仅是一种院校官僚体系的作为，而是一种“民主”体系，与评审学术操作中的多元实践是交搭的，但不是同一回事。相比之下，还是后者更为关键——全系投票很大程度取决于多元化评审委所写的评论报告。

注释5：固然，美国近几年来显示了比较强烈的二元分化、对立倾向，而且，其长期以来的终身教职制度在个别的州已经遭受到外来政治势力的干预（在Georgia州甚至被撤销），但是，仍然不太可能会被完全废除並真正严重威胁到其长久以来的实际运作中的学术多元主义。

参考文献

贾根良，2023 《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的反思与改革的总体思路》, Rural China, v. 20,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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