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全面围剿中国、封锁先进技术和装备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在其它发达国家普遍收紧先进技术与重要资源流出的背景下，以美元资本代表的外商投资已经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引进外资已经无法带来先进技术与装备。在此背景下，美元资本对中国而言，已经不再具备推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意义。

为了应对美国经济金融危机，维护美元资产价格，近年来美联储不惜增加数万亿的美元流动性。这一空投纸币刺激美国经济的政策对美元货币体系将造成巨大冲击。为了防止美元体系崩溃并维护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泛滥的美元纸币急需在全球市场上寻找商品、资源和股权等实体对应物。各国政府十分警惕美国滥发美元来掠夺世界，纷纷采取措施“去美元化”并防止经济资源的流失。在此背景之下，如果中国各行各业扩大对外开放，那么，中国必将成为美元纸币的主要泄洪区。美元纸币流入中国并实现其资本化，将加快美元资本对中国各行各业的渗透与控制。这将进一步影响国内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甚至可能造成中国经济金融主权的丧失，重蹈法国经济和南美国家经济的覆辙。美元纸币一旦在中国实现资本化，一方面可以增加美元的含金量、巩固美元的国际地位、提升美国经济金融实力，另一方面则必然地削弱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使得人民币沦为美元的代金券，即，在增强美元资本对中国经济、金融与政治的控制力的同时，削弱了中国经济金融的实力。美元纸币在美国国内只是纸老虎，但是一旦流入中国完成其资本化和实体化、美元纸币成为美元资本，那么，美元纸币就变成了真老虎。老虎要吃肉，甚至吃人，这是美元资本的本性。应该看到，在美元资本的背后，隐藏着美国中情局、并站立着美国军队。

美国通过发行美元纸币可以在中国购买中国商品、投资中国企业、获得各类资源(如稀土等)、取得长期收益，但是，中国拿着美元却不能在美国购买中国所需要的产品、技术、资源和股权，只能购买美国指定的产品，如美国国债和转基因产品等。因此，在中美关系走进战略对立的特定历史阶段，扩大外商投资领域、大举引进美元资本(即资本化的美元纸币)、付出商品、资源和股权来换取美元储备，以此刺激经济，实属饮鸩止渴，后患无穷。这种以中国实物交换美国纸币的交易，属于出卖中国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交易。所有的中国人、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人都将成为这场错误交易的牺牲品。

美元纸币一旦进入中国央行系统，央行就要相应地增发人民币交给外商，这些外商将美元纸币兑换成人民币之后可以投资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各个产业领域。其结果是：中国央行得到了美元纸币，增加了美元纸币储备，而国内各行各业得到了由美元兑换而来的、由美元纸币背书的人民币，最后，国内企业得到的还是人民币，但资源、股权和收益权却到了外资手中，而美联储发行的美元纸币借助人民币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资本化。

中国央行与美联储一样拥有独立的基础货币发行权。既然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和重要装备拿美元是买不来的(华为和中兴体会最深刻)，既然中国持续推进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必须依靠中国人自身的投入和努力，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不直接把人民币进行资本化呢?为什么不借助资本市场把人民币直接资本化并投入于各行各业呢?为什么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一定要请美元纸币进行鬼神附体和背书呢?为什么不学习日本央行独立自主地发行纸币并实现纸币的资本化呢?为什么要进一步开放国内产业、引进美元纸币、帮助美元纸币借助人民币来实现其资本化并控制国内产业和国内市场呢?为什么要开放产业、引进国际私人资本、进一步降低中国资本和国家资本在国内产业中的比重、削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基础呢?为什么要为岌岌可危的美元货币体系持续输血呢?其立场、动机和原因是什么?

国内经济金融界有一批专家学者，一方面极力反对人民币直接资本化，另一方面却积极主张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他们从来不反对美元纸币的资本化，他们从来不说以下金融事实：美元资本就是美元纸币的资本化。他们的政策主张客观上是在帮助美元资本占领中国市场，扩大美元资本在中国的金融版图，帮助美元纸币在中国完成实体化和资本化，使得人民币沦为美元纸币的代金券。人民币为什么难以走出去?原因就在于此。因此，对于那些极力反对人民币资本化、同时积极主张对外开放的政策建议与主张，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在美元不代表黄金、也不代表先进技术、并且日益贬值的情况下，国内各行各业的投资机会应该留给中国央行自己发行的人民币，实现人民币直接资本化，而不应该进一步开放产业、引进美联储发行的美元纸币，帮助美元纸币完成在华的实体化和资本化。

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各国都严格把关、严防外资(资本化的纸币)渗透和控制本国重要的技术、资源和产业。他们始终没有把境外的美元纸币作为刺激本国经济的手段。难道他们不如中国人聪明吗?不是。他们精得很，他们是一批真正懂得货币与金融本质的人，而且，他们爱国而不卖国。

2019年11月25日，日本紧跟欧美抬高外商投资门槛的步伐，颁布了新版《外汇与外国贸易法》，把外资获取有关涉及国家安全领域企业股份的申报门槛从10%调整为1%以上，并且把受约束领域扩大为四大类(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经济平稳运行等)，不仅涵盖飞机、核能、武器制造，而且包括农业、运输等民生领域。在上述领域里，存在外资股东的企业在作出重组董事会、出售核心资产等决定之前必须向日本政府申报，并在获得批准之后方可实施。

与发达国家全力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取向相反，目前中国有关部门开始全面放弃对本国产业和企业的必要保护，大幅降低国际资本的投资门槛。这种政策取向将剥夺国内企业自主创新的发展机会，破坏中国自主创新型的工业化进程。以引进特斯拉为例，在中国把上海郊区三千亩低价良田和数百亿信贷资金作为厚礼引进美国特斯拉之后，特斯拉从一个随时可能破产的风险企业摇身成为明星公司，结果是，一方面美国特斯拉公司股价升天，另一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红旗落地：在特斯拉受政府加持的屠刀下，国内企业被迫打价格战，从而形成了大量过剩产能和不良资产。这种招引外资、挤压内资的对外开放方式，终将作为沉痛的教训而载入中国现代经济史。

中国主导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官员和专家应该是精通经济、金融与国际地缘政治的战略家，而不应该是热衷于短期经济数据的宏观分析师。

可见，如果没有从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角度思考国家金融问题，如果没有从货币与金融角度思考产业发展与宏观经济问题，如果发展经济的思维仍然停留在所谓供给、需求、投资、消费、外贸、外资等经济现象上而不深入到经济本质、不深入到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上，那么，我们将无法真正理解现代经济与现代金融，也无法真正确立国家安全意识与金融安全意识，更谈不上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

法国从戴高乐时代的世界强国沦落为“破产的国家”，其深刻的教训就在于使用外资的失误上。未来中国会不会也沦落为一个破产的国家?这取决于当下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外开放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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