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贫富”何罪之有?

——评华校长的奇文

赵  磊

华校长的奇文

一位朋友转发给我一篇奇文：《为什么历史上的均贫富总是造成普遍贫困》，作者华校长。以下简称“华文”(注1)。

或问：华文何奇之有?

答曰：诸位看官，华文这题目是不是有点儿奇葩?

一、奇葩观点

大致阅读之后，坦率讲，华文的基本观点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几乎都是之前就流行过的车轱辘话：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必也不需要表现在其比例和数量上，而且要采取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实现形式”。

“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的通行证”。

云云……

对于这些车轱辘话，我没兴趣评论。然而，华文为了证明这些车轱辘话是宇宙真理，给出了很奇葩的证据华文的题目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回敬范老师的信任和抬爱，加之华文的奇葩证据有一定影响(估计范老师约稿之意也在于此)，所以，在酷暑高温下，我只好按捺骑摩托进山穷游的冲动，宅在家里写了这篇短文。

二、奇葩证据

为了证明车轱辘话是宇宙真理，华文端出来的奇葩证据是：

第一，“要知道，历史上所有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均贫富努力，并没有带来普遍富裕，相反却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

第二，“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物竞天择是所有生命体包括动物和人类社会的铁律。竞争是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已知生命体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方式”。

第三，“我国的基尼系数与贫富差距……实际上都与私有经济没有直接关系，反而与我们的公有制和延续下来的国家管理体制安排有关”。

第四，“共同富裕不是也不可能是同等富裕”。

华文的证据都是大白话，为了聚焦，我归纳一下：

第一，历史上的普遍贫困，都是“均贫富”造成的;

第二，如果没有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猴子就不能就进化成人;

第三，贫富悬殊是公有制造成的，与私有制无关;

第四，大家别想多了，共同富裕绝对不是“大家同样富裕”。

我为什么说这些证据很奇葩?各位看官想想，断言“贫富悬殊是公有制造成的”，如此颠覆三观的“检举揭发”，难道不奇葩么?

三、为啥“均贫富”?

对于历史上出现的“均贫富”，华文的指控逻辑是：“均贫富”是原因，普遍贫困是结果。

在华校长看来，历史上的“均贫富”都是吃饱了撑的，是一群泥腿子穷光蛋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闲得无聊整岀来的“开历史倒车”。

华文说的是事实么?完全不是。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均贫富”，总是和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的。搞清楚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原因，也就搞清楚历史上为啥“均贫富”了。闲话少说，一起来重温一下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

陈胜吴广为什么揭竿而起?因为“天下苦秦久矣”，900多个可怜且无助的黔首，在戍边途中遇暴雨受阻，按秦律：“失期，法皆斩”他们活不下去了。

黄巾起义为什么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因为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百姓走投无路他们活不下去了。

黄巢起义为什么喊出“天补均平”的口号?因为“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连年水旱灾害，朝廷催粮逼税，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他们活不下去了。

王小波起义为什么喊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的口号?因为士族豪强地主疯狂兼并土地，官家巧取豪夺，“日进纲”强征民夫，旁户(佃户)缴纳重赋，百姓生路断绝他们活不下去了。

李自成起义为什么喊出“均田免赋”的口号?因为明末天灾人祸不断，明廷精简机构裁汰驿站，赋税徭役日益严重，陕西大旱，饿殍载道，白骨蔽野他们活不下去了。

太平天国起义为什么喊出“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因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外国工业品大量进入国门，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清政府横征暴敛，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民不聊生他们活不下去了。

老百姓反正都是死，死大义者可乎?于是振臂一呼：“等贵贱，均贫富”!

四、不“均贫富”，行吗?

鲁迅说：“宁作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中国古代老百姓造反的目的是什么?既不是为了“先富起来”，也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而是为了“活下去”。

问题是，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盛世，老百姓若不“均贫富”，又怎么可能活下去呢?

反过来说，老百姓若要活得下去，这“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盛世，又何以出现呢?

历史上的“均贫富”，无一不是被权贵地主统治阶级给逼出来的。

拜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所赐，中国老百姓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才会冒着“灭九族”的风险，去“等贵贱，均贫富”。

1958年，毛主席在上海观看《白蛇传》，当看到法海和尚把白娘子镇压在雷峰塔下时，毛主席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地站起来高呼：“不革命，行吗?!”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真实的因果关系是：因为压迫太深，所以不得不反抗;因为“普遍贫困”，所以不得不“均贫富”。

反观华文所谓：“历史上均贫富的结果，总是造成普遍贫困”这不就是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么?

请问华校长：难道历史上的剥削压迫，都是劳动人民的反抗造成的?难不成必须“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穷人们才能富裕起来么?

毛主席反对革命止于“均贫富”(土改)

一、倒车还是前进?

华校长说：“历史上的均贫富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他的言外之意是：历史上的“均贫富”总是在开历史倒车，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完全是在浪费地球资源和践踏人类生命。

那么，历史上的“均贫富”究竟是开历史倒车呢，还是推动历史前进呢?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历朝历代的官方史书几乎都把农民起义“均贫富”定性在十恶不赦之首位(注2)，属于大逆不道，必须“凌迟”“腰斩”“枭首”“灭九族”。

华校长的高论与这个定罪在逻辑上完全一致。

新中国成立之后，被颠倒的历史才被重新颠倒过来。新中国前三十年，官方对于农民起义的评价是：“每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严重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近几十年以来，历史再次被颠倒：学界绅士(亦称“公知”)就像晚上的耗子，纷纷从下水道里钻出来，给农民起义扣上了“土匪”“强盗”“摧毁文明”“历史倒退”的种种罪名“尚小明事件”就是其中一例(注3)。

但是尽管如此，前三十年中国史学界做出“农民起义推动历史进步”的定性，今天仍然得到了很多明白人的赞同。

比如，针对华校长所谓“历史上的均贫富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的“检举揭发”，有位同志跟帖说：

“这句话的逻辑就很成问题，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历史上每一次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推动社会向更公平的方向发展，怎么能说都是毫无差别的‘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就如多少次农民起义，都打击了反动封建统治，终于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这其中，不能抹杀每一次农民起义的功劳。”

二、失败或者成功?

我完全同意这位同志对华文的驳斥。

不过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在中国古代，尽管农民起义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但毋庸讳言，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最终都归于失败了此时此刻，我看见公知们无比兴奋地奔走相告、手舞足蹈起来。

然而公知们且慢高兴。我有必要特别指出，“均贫富”的失败，并不是华校长所谓“均贫富”总是造成了“普遍贫困”，而是每一次“均贫富”之后，新一轮的贫富“两极分化”又会重新登场。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成了剥削阶级改朝换代的起点而已。

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中国古代，为什么农民起义的“均贫富”几乎毫无例外地最终都失败了呢?

唯物史观的回答是：历史上的“均贫富”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还没有产生出先进的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我认为这个回答是客观的，也是科学的。

有人不同意了：“虽然中国古代的‘均贫富’最终都失败了，但是20世纪中共领导的‘均贫富’(土改)不是成功了吗?”

这的确是一个好问题：如果说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那么20世纪中期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均贫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能取得成功呢?

唯物史观的回答是：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催生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我认为这个回答是客观的，也是科学的。

三、“均贫富”打败了“贫富悬殊”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中共领导“均贫富”的典型做法，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土地改革”。

按照华校长的“检举揭发”，“均贫富”只能造成人人贫困，穷人更穷。这我就纳闷了，果如华校长检举的那样，那么倡导“均贫富”的中国共产党，又怎么可能打败搞“贫富悬殊”的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800万军队呢?

记得我小时候，父辈曾经告诉我，他们部队南下途中观看《白毛女》，上级命令不准携带武器进场。因为有战士看演出时，举抢差点毙了台上的黄世仁。这类事情之所以屡屡发生，不就是因为阶级意识的“共情”所致么?“打土豪，分田地”之后，面对用阶级觉悟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国民党军根本就不是对手，又焉能不败?1950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结论中，对土地改革作了如下评论：

“这是一万万六千万人(不包括城市在内)的土改的问题。我们的胜利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这一万万六千万人打胜的。这一万万六千万人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来呢?为什么能够组织这么大(三百万)的军队呢?就是因为在这一万万六千万人中间进行了土改。”“有了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这个胜利”。

土地改革的“均贫富”不仅没有“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反而极大提高了贫苦农民的生产力，以及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在历史事实面前，华校长的“总是以普遍贫困而告终”，要多酸牙就有多酸牙。

四、“均贫富”等于社会主义?

行文至此，公知以及跟在后面的右幼早就按捺不住了：“均分给农民的田地还是被收归集体了嘛，中共领导的‘均贫富’最后还是失败了嘛……什么‘均贫富’，什么‘共同富裕’，搞什么搞，这不是瞎胡闹吗?”

于是乎有人以梁漱溟先生第二自居，高举为小农经济请命的招牌，喋喋不休地嚷嚷：“说话不算话，土地改革的‘均贫富’是欺骗农民”云云。

没错，土改中均分给农民的土地，之后又归于集体所有。这是事实。那么为什么“平均土地”之后，又要把土地归拢为集体所有呢?

1962年，毛主席对邓子恢说：“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换言之，即便是中共领导的土改“均贫富”，也依然不是社会主义。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对待土地改革的“均贫富”，毛主席的立场是一贯的：一方面，他老人家充分肯定了土改在消灭封建生产系革命中的伟大意义;另一方面，他老人家坚决反对把“均贫富”的土改等同于社会主义。

毛主席为什么反对把“均贫富”等同于社会主义呢?1965年5月，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张平化说：

“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

结论是：均分土地给农民并不是社会主义，只有走集体化的公有制道路，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总是由来有自，“均贫富”总是不同程度推动了社会历史进步。然而，消灭封建生产关系的“分田分地”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毛主席生前不断警告：如果社会主义就是历史上的“均贫富”，那么新一轮的贫富“两极分化”又会重新登场。这样的“社会主义”又焉能不败乎?

华校长的“社会主义”原来是它

一、反动的社会主义

在痛斥历史上的“均贫富”总是造成普遍贫困之后，华校长鄙视地说：“现在有些成天喊着社会主义的人，其实并不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

此话一出，华校长的水平不仅瞬间超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也不知道”的困惑者，甚至超越了马恩列斯毛。

倘若华校长嘲讽的“社会主义”就是历史上“均贫富”，那么值得华校长傲娇的是，历史上的“均贫富”最终确实都归于失败了这一点我在前面两集已经做了分析，恕不赘述。

但是，我有责任提醒华校长：你嘲讽的“社会主义”，必须与马恩定义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因为你鄙视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问题是华校长全然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批判过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华校长嘲讽的“社会主义”，命名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并给予了十分精彩的批判：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滑稽的是，华校长居然把马恩批判过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当作马恩的社会主义，还以为这是自己的最新发现，从此便自诩比马克思恩格斯“更社会主义”了。

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既然华校长嘲讽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反动的社会主义”，那么华校长心中真正的“社会主义”又长成啥模样呢?对此，华校长信心满满地向全世界宣布：

“日本韩国实行的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大企业、大富豪也不少，人家的贫富差距比我们小得多，从结果上看似乎更‘社会主义’。”

这种比马克思恩格斯“更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即“华氏社会主义”，其实一点儿也没有新意。因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对这种“社会主义”做过如下评价：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这就是直到今天，仍在被学界绅士津津乐道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不知道是天真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跟华校长以为的最新发现一样，始终坚信“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于是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到处演讲：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必须“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回顾一下华文自以为是的宣布：“现在有些成天喊着社会主义的人，其实并不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

看官们瞧瞧，这话用在华校长的身上，是不是非常贴切?

三、华校长的逻辑

既然华校长是经济学家和资深教授，那么我就有责任指出华文的逻辑问题。

华校长一边说，生产资料公有制必然导致“人人都穷”;一边又说，中国的“两极分化”是公有制造成的。

请问华校长：既然公有制导致了“人人都穷”，也就是没有差别，没有“两极分化”;那么，搞得“人人都一样穷”的公有制，又是怎么搞出“两极分化”来的呢?

这逻辑，简直令人无语了。

四、华校长的共同富裕

华校长强调，“共同富裕不是也不可能是同等富裕”。

我也要强调，这个全称判断同样不是华校长的个人专利。因为在这之前，我就看见很多饱学之士挺身而出，一脸油汗且无比严肃地论证：“共同富裕绝不是同等富裕”。

那么，“不是同等富裕”的共同富裕，究竟是什么人或什么样的富裕呢?老实说，我琢磨了半天也没搞明白，华校长的共同富裕究竟怎么样才算是“共同”?

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正值校区停电，白天气温38度，晚上31度。横竖睡不着，于是在手机上认真学习华文。看了半天才终于看明白了，原来华校长心仪的共同富裕是这个样子的：

“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大企业、大富豪也不少，人家的贫富差距比我们小得多，从结果上看似乎更‘社会主义’。”

既然共同富裕的样本房就矗在面前，那我们还劳神费力地走什么中特社会主义共富之路呢，干脆直接复制“大企业、大富豪也不少”的美国制度，不就ok了么?

共同富裕当然不是平均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是共同富裕绝不是贫富失衡，更不是贫富两级分化，这更是马克思主义常识。你华校长不认可没关系，只要人民认可就行事实就是如此。

如果连贫富分化的现实都不敢面对，如果连两极分化的趋势都拒绝承认，谈什么共同富裕?以为天天警告“共同富裕绝不是同等富裕”，这就能实现华校长的共同富裕了么?

这样的“共同”，不是扯犊子又是什么?

五、华校长的进化论

华校长还有一个颇为得意的进化论：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物竞天择是所有生命体包括动物和人类社会的铁律。竞争是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已知生命体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方式”。

换言之，如果没有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几百万年前的猴子就不可能就进化成今天的绅士。

这个流传甚广的进化论，同样不属于华校长的个人专利。它的来源我就不去讨论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拙文：《“经济人假设”的五个误区》，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

华校长的进化论是事实吗?当然不是。人类进化的历史已经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如果没有合作，竞争必然把人类卷进死路一条。这难道不就是今天的真实写照吗?

当代科学已然证明，人和猿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人类具有“无私合作”的能力(或本能)，而猿(红毛猩猩)却不具有这种能力。

其实，决定进化成败的，并不是什么自私的竞争或者无私的合作，而是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性。那种认为“基于自私的竞争就一定适应环境，大公无私的合作就一定不适应环境”，这样的丛林法则太狭隘了。

按照华校长的进化论，蚂蚁、蜜蜂这类群体性合作生物早就灭种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是对华校长进化论的驳斥。

六、华校长的见识

回到华校长挑起的话题“均贫富”上来。

20世纪中期中国的“均贫富”(土改)即孙中山说的“耕者有其田”，本来应该由中国的资产阶级来完成。

然而很遗憾，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个消灭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均贫富”，最终并不是由资产阶级，而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完成的即新民主主义革命。

我不知道，对于之后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实施消灭封建生产关系的“均贫富”，华校长是不是也十分鄙视?

从华校长鄙视一切“均贫富”的坚定立场来看，我估计他会愤愤不平地高呼：不管是谁的“均贫富”，总而言之，历史上的普遍贫困都是“均贫富”造成的!

由此看来，华校长的见识，连败逃到台湾的蒋委员长的见识都不如。

注释：

注1：《为什么历史上的均贫富总是造成普遍贫困》，载《宏观经济智库》2024年8月20日。

注2：中国封建社会法定的十类重罪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注3：据北大教授尚小明发文披露，2024年6月，尚小明的博士生D同学的毕业论文：《英国对太平天国的政策研究》，因文中有“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了太平天国”的话语，便被历史学系学位分委会某些委员贴上“左”的标签，并落选学校优秀博士论文。为了抗议，尚小明愤而辞去历史学系学位分委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