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物理学家费曼认为，科学理论的决定性特征是，当它们与实验证据相冲突时，就会被否定和修正：“不管你的理论有多优美，也不管你有多聪明。如果与实验不符，那就是错的。”但西方主流经济学数十年的发展历史证明，无论其“积累了多少不利于它的经验证据”，它从都没有被否定和修正过，一直“一成不变”。唯一的变化在于其“设计了复杂的防御机制，以保护这些核心理论免受与经验现实不断积累的大量冲突的影响”。

巴基斯坦发展经济学院副院长Asad Zaman发表在《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2023)的这篇文章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经济学家明明知道经验证据与这些理论有强烈的冲突，却还要继续使用这些理论?”他的答案是：“一旦我们在经济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下对其进行探究，答案就会变得一目了然：经济理论是为了保护当权者的利益。”

翻译：赵丁琪

原题：“Why Do Economists Persist in Using False Theories?”

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学家使用的许多核心理论都是错误的。例如，有大量经验证据表明效用最大化理论是错误的。同样，Romer(2016)记录了主流货币经济学家是如何坚持认为货币政策不会影响实体经济的——尽管有非常有力的经验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当经济学家未能预见到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经济理论的这种失败就显而易见了。更糟糕的是，主流经济学家满怀信心地预测经济会持续繁荣，却对金融市场出现问题的警告置若罔闻。危机发生后，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和从业者意识到，主流经济理论的结构存在根本性缺陷。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比经济理论的一次性失败更为严重。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大败而归的那些模型，在危机之后仍被继续使用。被行为经济学家驳斥得体无完肤的消费者行为模型，仍在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大放异彩，并被教授给全球毫无戒心的本科生。全球央行继续根据已知错误的模型做出货币政策决策。美联储前主席丹尼尔·塔鲁洛在一篇题为《缺乏有效通胀理论的货币政策》的论文中写道：“目前，我们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通胀动态理论，足以用于货币政策的实施决策。在全球范围内，各国央行继续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胀，而数据却压倒性地与这种因果关系相矛盾。因此，我们可以重复标题中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学家明明知道经验证据与这些理论有强烈的冲突，却还要继续使用这些理论?

要回答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经济理论本身的性质。如果经济理论不是为了了解经济系统如何运作的真相，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一旦我们在经济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下对其进行探究，答案就会变得一目了然：经济理论是为了保护当权者的利益。我们将在下文中举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资本边际产出。所有经济学教科书都认为，劳动和资本的回报(工资和利息)是由生产函数中的技术和竞争性市场的运作决定的。没有一本教科书提到，这是一种隐蔽的道德论点，用以反驳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剥削劳动力的说法。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回报是在市场机制的运作过程中以对称的方式决定的，其数学形式完全相同，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双方都为其对生产的投入获得了合理的补偿。资本和劳动力的报酬与其对生产过程的贡献成正比。一旦我们意识到这是在进行道德论证，我们就有可能以几种不同的理由进行反驳。希尔和迈亚特的《反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第8章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一个论点来自于强有力的经验证据，即价格大部分是由公司设定的，这表明市场并不具有竞争性。如果资本家能够为其商品制定价格，那么他们也可以制定剥削性的工资。第二个论点来自数学。很容易找到两个边际产品(资本和劳动力)超过总产品的生产函数。在这种情况下，从技术上讲，不可能向两种要素支付边际产品。(考虑一个简单而现实的固定比例生产函数，即如果生产一单位小麦需要一单位土地和一单位劳动，那么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土地的边际产品都是这一单位的小麦，因此需要两个单位的小麦来支付两者的边际产品)。为什么教科书从来不提这种情况，而只讨论两个边际产品正好等于总产品的简单特例呢?第三个论点直接来自道德哲学。劳动者劳动是为了赚取工资。资本家“拥有”资本，以赚取报酬——所有权是否与劳动一样可以证明报酬的合理性?我们必须超越所有这些细节，放眼全局：为资本家的报酬辩护并反驳马克思关于剥削的指控的道德论证，是在数学的伪装下进行的。

第二，凯恩斯革命与货币主义反革命。20世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兴衰清楚地说明了经济理论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美化市场经济运作的理论所带来的信心，使主要的经济学家预测经济将永久繁荣。大萧条之后，凯恩斯开始着手解决经济理论与现实之间最明显的矛盾。经济理论认为，自由市场会自动消除失业，但大萧条却造成了持续十多年的高失业率。凯恩斯理论认识到自由市场的这一缺陷，将创造充分就业的责任推给了政府。凯恩斯理论的应用使欧洲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然而，伊甸园里有一条蛇：1930年至1980年间，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富份额急剧下降。

最富有的1%通过深思熟虑的多维计划进行反击，以扭转其财富份额的下降趋势。在里根-撒切尔时代实施的这一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摒弃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回归被1929年大萧条证明是错误的凯恩斯主义之前的思想。现代劳动理论教科书继续教导说，自由市场可以消除失业，却轻率地忽视了反对这一主张的大量经验证据。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政府为创造充分就业而进行的干预会在短期内增加就业，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增长会被逆转。此外，这种干预还会以高通胀的形式给经济带来巨大代价。中央银行的对策是放弃降低失业率的目标，将政策重点转移到只打击通货膨胀上。其结果是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失业率居高不下，削弱了劳动力的力量，使资本主义剥削成为可能，这反映在最富有的1%的人的财富份额迅速上升。另一张图表显示，生产率提高了很多，但富人占据了这些收益的绝大部分，而劳动力所占份额几乎保持不变，如下所示：

这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经济学教科书坚持自由市场创造充分就业的理论，而自由市场显然不能创造充分就业。允许失业的存在，并阻止政府进行干预以消除失业，这就允许资本家对劳动力进行最大限度的剥削，侵占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所有收益，并剥夺劳动力在利润增长中的任何份额。

第三，稀缺性的稻草人。正如我在“稀缺性的规范基础”一文中详述的那样，经济学的基础从关注物质福利的方法转向了以稀缺性为基础的方法。当我们问“为什么”时?我们会发现相同的答案：稀缺性的概念旨在掩盖富人的财富，并保护其免受穷人的索偿。这是马尔萨斯采取的策略的延续，马尔萨斯在没有任何数据的情况下，纯粹根据自己的想象，认为贫困是由于穷人的高生育率造成的，而给他们食物只会增加这种增长率，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稀缺论的支持者认为，地球上之所以有十多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因为养活他们的资源稀缺。然而，人均粮食数据却与这一观点相悖：

数据显示，在包括非洲在内的各大洲，食物供应和人均热量一直在增加，并且超过了最低要求。因此，贫困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供给所有人，而是因为地球资源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正如甘地所说：“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却没有足够的食物来满足自己的贪婪。”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显然在于重新分配财富。但是，由于这会损害富人的利益，这种思路受到了积极的反对。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指出：“在对健全的经济学有害的倾向中，最有诱惑力的，在我看来也是最有害的，就是把重点放在分配问题上。与增加生产的明显无限潜力相比，通过寻找不同的方式分配当前生产来改善穷人生活的潜力微不足道。”(《卢卡斯反对卢卡斯：不平等与增长》一文显示，卢卡斯自己的研究也证明他错了，不平等的福利成本超过了增长带来的福利收益)。尽管许多不同的研究方向都认为，消除贫困需要对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但经济学家们却顽固地拒绝承认这一点，并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创造更多的增长，获取更多的财富，才能养活穷人。

结束语

费曼认为，科学理论的决定性特征是，当它们与实验证据相冲突时，就会被否定和修正：“不管你的理论有多优美，也不管你有多聪明。如果与实验不符，那就是错的。”上述三个例子以及其他许多未讨论的例子表明，经济学教科书的显著特点是，无论积累了多少不利于它的经验证据，它都一成不变。仔细研究一下经济理论的进步，就会清楚地发现，其核心一直没有改变，而演变和进步则在于设计了复杂的防御机制，以保护这些核心理论免受与经验现实不断积累的大量冲突的影响。关于这些倾向，罗默写道：“经济学家们‘对事实的漠视远远超出了后现代的讽刺’，它应该有自己的标签。我的建议是‘后现实’。”虽然无法将经济理论的演变理解为对复杂经济现实理解的逐步加深，但如果将其视为一种旨在保护富人和权贵利益的意识形态，就不难理解其所有对变革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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