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国防梦
1949年4月20日至21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过大江之即,一艘“紫石英”号英国军舰侵入中国内河,公然驶向长江北岸解放军阵地,并向阵地开炮,造成252人死伤。人民解放军果断回击,“紫石英”号英舰被击伤停泊在镇江附近江中,这就是著名的“紫石英号事件”。
在中国耀武扬威惯了的英国人何曾受过这样的待遇?4月26日,英国保守党首领邱吉尔在下院要求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实行武力的报复”。而英国首相艾德礼则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了一份“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声明严正地指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紫石英号事件”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它的意义却是标志性的,因此便格外引人注目。一百年前,英国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一百年来,西方列强在军事上、经济上、精神上摧毁了中国人的意志,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如入无人之地,历任中国政府望洋生畏,仰洋人鼻息,卑躬屈膝,丧权辱国,帝国主义成为压在中国人头上一座沉重的大山。一百年来,中国几乎有国无防,万八千联军就可直取北京,千八百鬼子就可拿下北大营,其至一个残废日本兵就可统治一座县城。美国记者怀特在抗战时来到中国,1946年著有《中国的惊雷》一书,其中写道:“在日本的钢铁作先锋的大军之前,他们(国军)好象泥墙一样倒塌。那是夏天,由坦克率领的日军,几乎随心所欲地飞驰过华北的黄色平原……战争的最初阶段,好象在操场上演习。”中国的大好河山任受凌辱,黎民百姓惨遭涂炭,这便是中国的“百年耻辱”。 “紫石英号事件”向世人表明,中国是有人保卫的,中国不是列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后花院,中国的国家利益有了坚强的捍卫者,列强时代已经象“紫石英”号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搁浅。这个事件在毛泽东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1965年1月9日同斯诺“关于越南战争”的谈话中还提及,他说:“过去上海、青岛、天津、唐山、北京都有美军,后来都走了,而且走得很快,我们军队同它还隔好远,它就赶快走。那时英国就很蠢,派军舰到南京去接兵,被我们打着了。”
国不可一日无防,国无防就如同羔羊掷于狼群,弱肉暴于虎口。近代以来,中国人吃尽了国无防或国防孱弱的苦头,无时无刻不渴盼着建立强大的国防,也有无数的志士仁人为了中国的国防事业而奔走呼号,毛泽东便是这其中的一个。1919年9月1日,毛泽东本着“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的宗旨,决定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他还制定了《问题研究会章程》,他要研究的第46个问题便是“国防军问题”。1935年11月28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宣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拟写《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称:“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给傅作义的一封信中说:“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1936年7月、9月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呼吁:“我们所坚持的团结的基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为了实现这个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它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一、抵抗外国侵略者,二、给广大人民以民主权利,三、加速发展国民经济。”1936年夏,毛泽东给国民党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信中说:“马志明同志回,述阁下赞同敝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之提议,甚感甚感。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其联之者,为民族革命增义旗也。其攻之者,谓其是真正之汉奸卖国贼,为四万万同胞诛妖孽也。”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指出:“华北事变之后,我们又提出了迅速组织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最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无数次地请求贵党及贵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议立即召集由全国人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亡大计,由此大会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作战任务的完成。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所有这些主张,是完全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的,是救亡图存唯一正确的政策。”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中郑重宣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我们现更代表全中国红军负责宣言: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在抗日战线上,红军愿担任一定的战线,保证一定任务的完成;在作战指挥上,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在不得抗日友军的同意,红军决不开入抗日友军的防地。”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全面抗战爆发前夕,1937年5月间,中共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对中国进行全面进攻,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文章要求进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动员我们的二百几十万常备军,包括陆海空军在内,包括中央军、地方军、红军在内,其主力立即出动开到国防线上去,其一部分留在后方维持治安。委托忠实于民族利益的将领为各方面的指挥员。召集国防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统一战斗意志。”还要进行“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报告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1949年夏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一个新的中国正在积极筹划。6月15日,毛泽东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指出:“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在广褒的土地上迅速建设起来。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庄严宣告:“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为政治一届会议起草的宣言《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宣称:“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1950年金秋时节,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作的《你们是全民族的模范人物》的祝辞中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毛泽东心中的强大的国防,体现在压倒一切的进攻气势,体现在国防的现代化,体现在国防的人民性,也体现在国防的预见性。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贫弱,百废待兴,这个时候,朝鲜半岛燃起了熊熊战火。新生的共和国本无意卷入其中,但形势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鸭绿江边。毛泽东力排众议,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保家卫国。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用血肉之躯,捍卫新中国的神圣边防。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开会词中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从而鼓舞了朝鲜、中国、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抗美援朝战争至1953年7月27日结束,历时2年9个月。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说;“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的讲话,讲话高度评价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坚定地表示:“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对于这场战争,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有过这样的评价:“直到1950年11月,推进中的美国军队已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东北边界后,中国军队才跨过鸭绿江,使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美军遭受了美国军事上最大的一次失败……抗美援朝运动成功地唤起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国军队获得的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多次受到西方列强的凌辱,但是现在,中国军队第一次打败了西方军队,而且,这场战争是中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力量之间进行的一场 大规模的常 规战争。这场战争也许比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泊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还有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中国人也怀有这种感情。长期以来受到耻笑和嘲讽的中国士兵在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给美军的这一教训也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正如1905年日本出人意料地战胜了俄国从而标志着日本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并刺激了整个亚洲的民族主义感情)一样,中国的军事胜利也震惊了西方的军事首脑,并庄严地宣告了新中国将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在毛泽东主政中国时期,继抗美援朝之后,于1962年对印度进行了自卫反击,于1969年对苏联进行了珍宝岛之战,于1974年对南越进行了西沙海战,向世界宣示了新中国保卫领土和主权不可侵犯的决心、力量和无所畏惧的勇气。
衡量国防力量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现代化水平,其中装备无疑是关键一环。中国在军事装备上是落后的,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军队用的枪支是20多种“万国牌”,光步兵枪械口径就有13种,凭着这些杂牌的武器,与现代化装备的17国联军对决,战争的场面无疑是惨烈的。1953年1月7日,毛泽东在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中说:“我们的国家正在为着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而我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则继续占领我国的台湾,并继续侵略朝鲜,威胁我国的安全。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与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谈话称“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他说:“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话虽然这么说,但毛泽东也十分清楚,落后就要挨打,就会在军事对垒中付出更多的牺牲和代价,毛泽东一时也没有放弃对国防现代化的思考和追求。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谈“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时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搞一些人吃饭不干别的,五年不行,十年,总是可以搞出来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要有,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要有。”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坚定地表示:“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同蒙哥马利谈话时说:“我们也准备搞一点原子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我们比你们落后了一步,现在原子弹还没有爆炸,但是总有一天要爆炸的。”1964年5月至6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农业。”196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中指出:“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1964年,毛泽东搞一点原子弹的希望开花结果,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在中国政府发表的“政府声明”中称:“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我们深信,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斗争,加上互相支援,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10月22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中驳斥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对中国爆炸原子弹所进行的指责、恫吓和污蔑,义正严辞地表示:“我们深深地懂得,如果不能有效地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的一切资源,就都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囊中物;我们的和平劳动,就毫无保障。正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威胁,迫使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抵制美国核威胁的手段。中国实现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如果说是什么悲剧的话,不是别人的悲剧,而是美帝国主义的悲剧:它要使中国人民沦为核奴隶的迷梦破灭了,它的核垄断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对于中国的核武器试验,一直受到核大国的种种阻挠和刁难,1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企图垄断核大国地位。1965年秋,毛泽东在诗词《念奴娇· 鸟儿问答》中对此进行了辛辣的讽剌:“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两弹一星”成为中国国防傲人的镇家重器,中国在原子能领域及空间领域昂首步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到60年代中期,中国已能自己设计制造除航空母舰之外的全部国防装备。至70年代,中国海军各种常规和核潜艇二百多艘游弋在海洋中,被美国称为中国海洋下的狼群。中国名符其实地成为世界重要的军事强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日俱增。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正如在二十六届联大全体会议上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恩桑泽·特伦斯所说:“对于世界舆论来说,中国突然变成了一出戏的主要演员之一,而在这出戏中,以前它本来有可能只被看作是小角色。至于外国,不论它们是盟国阵营的,还是盟国阵营的对手的集团的,还是第三集团的,它们面对着一个已经进入政治纪元的世界,在那里,中国将再度把时间的链条连结起来,它今后将坚决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好的方针是要么接受它,要么通过它得到好处。”
“兵民是胜利之本”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他的国防思想里同样显著地体现了这一思想。毛泽东的这个法宝叫“民兵”,他曾这样评价:“抗日自卫军制度,是抗日战争中使全体人民军事化的一种优良制度,游击队有了他们得到大大的助力;正规军有了他们得到兵力的补充,真正是一个顶好的人民抗日制度。”毛泽东有一首著名的诗《七绝 ·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中国女民兵的真实写照。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1958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枪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中说:“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枝,将来要发几千万枝,由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在座的有文化人,你们也要号召一下,单拿笔杆不行,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9月29日,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的讲话对民兵师给予了高度赞扬:“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1962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广州军区视察时要求:“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军事问题时,再次强调民兵工作要抓好组织、政治、军事“三落实”,还特别强调:“地方党委要管军事、管民兵,不能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要抓民兵工作,只靠解放军不够。”1969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毛泽东反复强调:“打起仗来,还是要靠人民战争,靠民兵,要加强民兵的军事训练……战时要组建地方部队,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1970年8月,全军民兵工作座谈会召开,要求加强民兵建设和民兵战备工作,做好战时组建地方部队的准备,以县为单位组建了民兵独立营、团。过去曾有这样一种说法:“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民兵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国防力量,在保卫祖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曾于1963年“八一”建军节题写了一首杂言诗《八连颂》,赞扬南京路上好八连,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兵与民的密切结合,是人民国防的牢固基石。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的国防观里总能看到预字当头,毛泽东提出的“提高警惕,准备打仗”,“不打无准备之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样的警示和信念深入人心。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到:“有备无患 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1958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谈话中强调:“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末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不搞科学计划,生产力无法提高》中说:“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进攻武器,比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需要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步地搞。”毛泽东在备战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是提出了“三线建设”的宏大规划并付诸实施。1964年5-6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等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他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设想提出以后,在全国迅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大量的军队、科技精英奔赴三线,大量的资金、项目落户三线,在大中国的西南、西北、中南搭起了一个完整的后方重工业体系,新中国有了一个安全的战略后方。196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话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将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不管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必将被消灭在中国。”周恩来总理带给美国总统的这些话是有底气的,因为这时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转移到西部和西南地区,已经不怕打大规模战争了。
毛泽东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把自己深邃的思想融入到新中国的国防事业中,为中国人民的江山社稷布下了铜墙铁壁、天罗地网。1965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同贺龙、罗瑞卿、杨成武等谈战备问题时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二战时期英国著名的战将蒙哥马利元帅曾在中国考察,之后他发出这样一番感慨:“应该把入侵中国视为军事上一条禁律,违反它将自取灭亡。” 毛泽东创立的国防基业,坚不可摧,威风八面,真到今天都福佑着中华民族,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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