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0年是我的人生转折期，恰好也是中国军队发展的关键阶段。”罗援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没有一句废话，“作为一名军人，能参与这段历史，我很荣幸。”

　　我们与罗援是熟悉的。10年间，凡有军、国大事，总会第一时间想到他，通过无数次的电话。他总是有问必答，给出直率独到的见解。2014年，他父亲罗青长去世，我们也在手机这端陪他共度悲伤沉重的时刻。我们与罗援又是有距离的，君子之交，亲而不近，10年来见面不过三四次。上一次这样长时间的面对面访谈，是2012年。

　　“你们那篇文章影响大，很多网站转载。之后，说我是强硬派的人越来越多，但我总要加个前缀——理性。军人都应该强硬，这不稀罕，稀罕的是既血性，又理性。”罗援翻着2012年《环球人物》专访文章说。那时，他是现役军人，身着军装对强硬派的话题侃侃而谈;如今，他已退役，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一身西装端坐在办公室里，回首自己和军队10年变化。　　

　　人物简介：罗援，出生于1950年，祖籍四川苍溪。1968年参军，1978年1月调入军事科学院，2006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13年退役，现为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被视为解放军强硬派的代表之一。图为2016年1月11日，罗援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傅聪摄)

　　不仅阅兵，更要阅魂

　　作为军事问题专家，罗援10年前已出名，梳理他的话题脉络也就颇有意义——大抵可知这10年来，在军事和国防层面，中国经历过哪些大事，公众的视线盯着哪里。

　　今天回看2006年的热词，“中国崛起”无疑榜上有名。当时，“崛起”是国内时政节目热议的主题;此前台湾地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到访大陆，也高呼“21世纪是中国世纪”;有关中国发展的纪录片占据欧美电视台黄金时段……在一片乐观甚至略带亢奋的气氛中，电视上反而没有罗援太多身影。那一年，他静坐在书桌前，写了篇文章，主题是中国需历练大国心态，为崛起做好准备。回忆起10年前“反常”的冷静，罗援说：“我是个学者，想得多一点、深一点，总没坏处。热环境下更需冷思维。”

　　国之崛起是历史大势，说与不说，势都不会变，也不可挡。后来，崛起这个词自然降温了，罗援的眼光落到历史更深处。2009年初，国庆60周年在即，举国上下期待着阅兵式。人们想看看，开国大典上用“万国造”装备的中国军队，60年后变成什么样了。罗援也关注阅兵，但他在那年两会上提出一个“冷”提案：在阅兵中增加老兵方阵。这灵感源自一位革命后代给他的信：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不要忘了革命前辈，他们中很多人离世时，身上还带着敌人的弹片。“弹片”二字触动了罗援：“解放军装备已今非昔比，阅兵不仅要阅兵，更要阅魂。所以我想提点别的。年轻人还记得老兵血染疆场的故事吗?还记得革命前辈的传统吗?”于是，那年的国庆游行队列中增加了一辆载着老兵的“浴血奋战彩车”。

　　两年后，罗援又提了一个更“冷”的提案——促请韩国归葬志愿军遗骸。“由于家庭和工作原因，我经常能接触到志愿军老兵。看到他们谈起牺牲和埋葬在异国的战友时，眼中总有泪光，我就跟自己说：‘罗援，你得想法子为他们做点什么!’”2013年，罗援到韩国进行学术交流，韩国国防研究院院长大谈发展两军关系的重要性。罗援听完就问了一句：“你先别提发展两军关系，我们不少志愿军的遗骸还被你们葬在敌军墓地里，把我们当敌人，还怎么发展关系?”对方愣住了。“这位院长回过神来，就把韩国国防部副部长白承周介绍给我。白承周听完我的话，点点头说，这事还真重要，他回去就向朴槿惠总统报告。隔了一段时间我又到韩国访问，特意找白承周询问事情进展。”罗援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随后，朴槿惠访华时专门提及此事，罗援觉得总算有谱了。2014年3月，中国军队从韩军手中接过覆盖着中国国旗的志愿军烈士棺椁，英雄魂归祖国，罗援的这桩心愿总算得以了结。

　　历史上，一国崛起总会带来地区力量的新博弈。2010年到2012年之间，中国的南海、东海等成了各方力量角逐之地。最初是美国宣布“重返亚太”，美韩在黄海举行联合军演，把航母开到了中国门口。罗援从历史的思考回到热点前：“美国既然送上门来，我们也可以逼近观察一下，检验一下我国的侦察预警和感知系统……以前我们军演，还要搞个红蓝对抗，现在美国免费给我们当蓝方。送上门的活靶子，为什么不能利用一下?这也是我们磨砺战斗力的磨刀石。”

　　有国家带头，就有国家跟风。受美国影响，日本、菲律宾不断挑衅中国，“购岛”“插旗”的闹剧不断。罗援属于最早呼吁设立防空识别区、组建国家海岸警备队的一拨人：“日本几十年前就设防空识别区，最近处离中国只有130公里。日本能设，我们为什么不能设?”当时有人不赞成，认为这样会刺激日本，罗援反驳：“日本右翼分子是景阳冈的老虎，你斗它它吃人，不斗它它也吃人。没钓鱼岛，他们还会找其他借口，我们不能一忍再忍，要给相关国家划底线、立规矩。”

　　2013年，中国在东海正式划设防空识别区。自己的建议被国家采纳，罗援本可以“嘚瑟”起来，但他淡然处之，说这些建议不是他一个人提的，很多专家都提过。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好。

　　罗援声名日盛，有人总结他的“强硬语录”，他却用如履薄冰形容自己：“成了公众人物，我必须谨言慎行，否则会影响军队形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甚至国际影响。我必须做个‘理性的鹰派’，但又不能总说套话、官话，那样有负学者身份。我只能花更多时间学习，每天夜里都一两点才睡，希望能给公众带来实实在在的思考。”

　　时代在变，罗援的话题在变，但有条主线从未改变：“国家安全一直是我的研究重点，影响国家安全的无非内忧和外患。军中腐败、光荣传统传承不利等就是内忧，来自国际的威胁就是外患。”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前夕，罗援出了本书，叫《鹰胆鸽魂》，第一次梳理了多年来的观点。序言中，军事科学院前院长刘精松上将总结了罗援的风格：“写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之事;道人所未言之理，或者言所未尽之意。”　　

 2010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罗援接受记者采访。

　　闲不住的将军

　　除了多出几根白发、几道皱纹，罗援的公众形象一直没什么变化。但在公众视线之外，罗援这10年来的工作、生活其实变化不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人生转折期。

　　2006年，作为军事科学院研究人员，罗援被授予少将军衔。“授衔命令是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的。第一次穿上挂着少将衔的军装，感觉肩上分量不小。这颗将星带来了荣誉，但更多的是责任。”在此之前，罗援升任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由于部长空缺，他主持起部里的日常工作。罗援说：“这10年正是中国军队的改革酝酿期，部里要为中央军委提供国外新军事变革的经验教训，科研任务很重。”除了带领全部科研人员攻关，罗援还要兼顾研究人员的生活：“在能力范围内，为他们安置家属就业、解决子女上学，有时还要调解家庭矛盾。我水平有限，被推到领导岗位，只能尽力而为。”提到这些，他下意识闭上眼睛，捏了几下眉心，可见当时负荷之重。

　　两年后，58岁的罗援到了任职最高年限，从世界军事研究部领导岗位退下来，转任全国政协委员。他以为能安心读书了。然而，媒体的邀约，到各地讲课的国防教育任务，政协委员调研的职责，让他的日程依然很满。每到一处，开会、讲课之外，空余时间他用来看人而非看景，读书而非虚度。拜访老战友，到基层部队走走，和老百姓聊聊，听人讲心事、说困扰，正是最好的调研，在充实他的知识结构的同时，更激励了他为民请命、为兵直言的责任感。

　　行色匆匆间，转眼又5年。2013年，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罗援正式退出现役。退役前，曾任军事科学院政委的刘源找他谈了话。尽管身上的军装让罗援百般不舍，他的表态还是很干脆：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只是一向理性的他难得说了句感性的话：“从军40多年，骨子里都浸透了兵味儿，不论走到哪，魂都留在军营。但我不想当官，只想做事，就是当官也是为了做事。”

　　罗援说，退役后才发现自己终究闲不住，依然往返各地讲课、调研，用心打理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的工作。至于这份干劲的来源，他把很大一部分归结于父亲罗青长的影响。罗援说：“父亲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长期从事情报和社情研究。过去他常指导我，我俩还经常讨论。前几年父亲病重，神智已不太清醒，但还能认出我。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我或是听人说起我的观点时，总是一脸欣慰。对于一个儿子来说，这是最大的鼓励。如今父亲已经去世，但一闲下来，我总能想起他对我们兄弟姐妹唠叨了一辈子的话——对党忠诚、服务于民。”　　

 上世纪70年代初，罗援(中)和云南边疆部队的战友们参加训练。

　　“红二代”眼中的反腐

　　罗援说，这10年人生转折期，基本上是在胡锦涛和习近平两位军委主席任内度过的。其间，军队变化不少，让他感受最深的是军中反腐以及随之而来的风气转变。

　　2008年当上全国政协委员时，常有来自地方的委员问罗援：“听说军队腐败比地方严重，跑官、买官成风，还明码标价，是真的吗?”每次听到类似问题，他在解释此种说法夸大其词时，总是心如刀割，还有些尴尬。至于尬尴的原因，罗援挠挠头：“那时腐败问题是比现在多，军队风气也不太好。身为军人解释这些问题，总有点无奈。”

　　其实，军队从未纵容腐败。即便在10年前，也有海军原副司令王守业、空军指挥学院原院长刘广智等人，因经济、泄密等问题先后受到惩处。但如罗援所言，“那时”军内风气确有问题。前不久，《解放军报》撰文描述了当年的情形：某些人的“好日子”无非是“吃喝公款埋单，公车随意私用，旅游部队接待，住房超标超占，公差随叫随到……在不良风气和政治生态之下，不‘搭天线’可能进不了圈;不跑不送，可能原地不动;不请吃吃请，可能丢掉选票;不讨好讨巧，可能干了也白干……这样的日子，对多数人而言，的确是难受、难耐、难熬”。

　　这样的日子，罗援有切身感受。“我在世界军事研究部工作时，有人来参加课题评审，通常要请人吃饭，也就是工作餐。经费有限，我定了人均30元的工作餐标准。很多人说太少，就提高到50元。我算了一笔账，按那时的物价，10个人到餐馆，500元绰绰有余。但有人告诉我，人均50元还是不行，连喝酒的钱都不够。当时很多单位相互攀比，接待领导时看谁拿的酒档次高，谁酒喝得多，谁就热情。最后，人均50元的标准都推行不下去。所谓工作餐，成了变相福利。”

　　这种大环境里，反腐阻力不小。罗援有一次到基层部队讲课，部队副政委说他们这里有跑官、买官问题。罗援听罢说，只要你有真凭实据，实名举报，我就敢向军委领导反映。“起初他激动地说要写材料举报，但过了一两天发短信告诉我，考虑再三，还是不说了。”至今提起此事，罗援还用力敲了两下座椅扶手，“很多指战员早就对腐败深恶痛绝，但在那个大环境下敢怒不敢言。”

　　以今日军队反腐成果来反推，当年的情况就不难理解——彼时，徐才厚、郭伯雄、谷俊山等巨贪还在占山头、拉帮派。直到刘源在总后勤部政委任上开始与谷俊山的反腐斗争，事情有了变化。在罗援看来，这算是军队全面反腐“第一枪”：“谷俊山落马首先得益于中央军委支持。刘源向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做过汇报，得到全力支持;习近平主持军委工作后，要求一查到底。”2013年，谷俊山被调查的消息得到证实;第二年，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落马;又过了一年，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落马。一大批贪腐军官陆续受到调查、惩处。

　　“老虎”倒了，“苍蝇”少了，军队这片“林子”自然清静许多。“治贪腐也要树风气，中央军委给部队作风立了不少规矩。不敢拿公款乱吃乱喝了吧?军队院子外面的餐馆冷清了吧?没人开着军车到处晃荡了吧?超标超占的住房退回去了吧?超占兵员清退了吧?形式主义少了，更多的精力花在作训上了吧?……”罗援掰着指头细数变化，一只手不够用，换只手接着数。

　　反腐也给社会带来了理性。罗援出身革命干部家庭，是人们常说的“红二代”。但罗援不太赞成“红二代”这个提法，认为叫“革命后代”这个称谓更好，其中包括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爱国公民的后代，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都可以称之为“革命后代”。如果真叫“红二代”，也应该与“官二代”有严格区别，“红二代”突出的是一个“红”字，保留老红军、老八路的红色底蕴，永远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官二代”突出的是一个“官”字，追名逐利，严重脱离群众。前些年，老百姓对“红二代”印象不佳——有人靠父辈功绩混吃混喝，有人全身名牌、招摇过市，更有人贪污腐化。那时，“红二代”身份好像成了负资产，罗援也曾经为此烦恼过。这两年，社会风气渐好，人们对“红二代”的评价趋于理性。罗援视之为一种回归：“这个群体的实际情况被更多地了解，大多数‘红二代’是有担当的，保持着老红军、老八路的本色。按不少人的标准，习主席也是‘红二代’，他从基层一路走来，如今挑着最重的担子。现实让人们又记起老一辈革命家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他们谆谆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要有“自来红”思想，不能脱离群众搞特殊化，不能成为八旗子弟。这样，‘红二代’原本的形象也就回归了。”

　　中国军队成熟了

　　2006年，在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任上，罗援倡议并参与主办了第一届香山论坛。最初，他只想办一个部里的对外窗口：“那次论坛规模不大，开的口子也很小，只邀请了各国的军事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第一届香山论坛可以看作当时中国军队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刚刚起步，还犹抱琵琶半遮面。那时，中国不再认为“与外军联合军演必将泄露我军机密”，恢复了中断几十年的联合军演，但又局限于只同关系较好国家举行双边联合军演，很少涉足多边联合军演;参与维和行动渐多，但从未派出作战部队。

　　正是从2006年起，中国军队对外开放步伐加快。2008年派舰艇编队前往亚丁湾护航，被视为中国军队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国家利益的标志性事件。在中美关系并不平顺的2013年，中美两军在夏威夷举行了联合演练，中国军队首次踏上美国领土。去年，中美海军首次在大西洋举行联合演习，八一军旗飘扬在西方视为生命线的海域。对罗援而言，香山论坛的发展更是他亲历的：2014年，国防部长常万全首次出席，论坛由非官方的“第二轨道”升级为具有官方性质的“一轨半”。去年的第六届香山论坛，数十个国家的国防部长齐聚一堂。

　　在罗援眼里，对外开放显示了军队的自信，对内开放展示了军队的成熟。2007年，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 2011年，国防部建立例行记者会制度;2013年，18个集团军公开番号、驻地。“以前，集团军驻地周边都挂着‘军事禁区’的牌子，新闻里常见‘某集团军’的模糊说法。见微知著，中国军队成熟了，知道什么要保密，什么可公开，怎么巧用透明的技巧为我所用。”罗援说。

　　装备重要，用人更重要

　　“这10年，也是中国军力的提升期。”罗援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解放军在各方面做出的努力，比如反腐、军事改革，最终都是为了提升军力。”

　　“军力提升有软、硬两个方面。硬的就是武器装备。”罗援说，“阅兵历来是观察武器装备发展的最好机会。”开国大典上的“万国造”“骡马队”，还有因不够编两个梯队而飞了两趟的飞机，就是当初武器装备状况的真实写照。这10年，罗援见证了两次阅兵。“2009年国庆阅兵，所有参阅武器装备全部是本国制造，其中90%以上是阅兵场上的新面孔，以第二代或二代半为主体，第三代为骨干，第四代是牵引。以空中梯队为例，主要是歼7、歼8战机，歼10战机虽说是骨干，但就那么几架。”

　　6年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武器装备实现了代际更替。同样全部国产，27个装备方队中，84%的装备首次亮相，且均是现役主战装备。罗援兴奋地说：“2015年的阅兵式上，武器装备已是第三代为主体，第四代为牵引，第五代成了研发方向。”

　　对于军力提升，罗援还很看重“软的一面”，也就是干部使用对士气的影响。罗援说，当年军队干部任用存在某些问题，“有些单位用人导向出现严重偏差，第一用管营房的，第二用管财务的，第三用管干部的，然后是首长身边的人。这些人中不是没有优秀人才，但毕竟不与作战直接相关。更不用说当初还有些贪官、庸才带兵了。”

　　习近平成为中央军委主席后，提出“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有了明确的方向，军队的用人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一轮军改中新成立部门的领导，很多是从基层干起，在部队带过兵的，还有人上过战场，是战斗英雄。这就是中国军力发展的人才保证。”

　　尽管对中国军力未来发展很乐观，但罗援还是很理性：“军力会继续提升，但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也给我们提出了新挑战。眼下新一轮军改，也是为了使军队发展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为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提供保障。”

　　采访结束已是下午1点，罗援接了个电话，对方是四川一位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老兵。由于统计问题，他没领到5000元补助。得知罗援一直呼吁改善老兵待遇，他打来电话求助。罗援询问、安慰许久才放下电话。助手赶忙过来提醒时间——去深圳讲课的飞机下午3点起飞。罗援好像没明白助手的意思，肚子咕噜了两声，便问去哪解决肚子问题。助手愣了几秒，指指手表：“只能在路上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