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尽管中国依旧继续了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睦邻友好”政策，然而南海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相对缓和，依旧被提交东亚、东南亚各级及各类重要国际会议上加以讨论。美加大干涉力度，指向性越发针对中国。日本试图扮演反华急先锋，采取强硬对抗政策。印度也欲扩大在南海的影响力，不断加强与越南的军事合作。越南借域外国家势力向争议地区拓展油气开发。菲律宾利用黄岩岛、仁爱礁等问题不时地挑动事非，告上国际法庭。日菲越试图互为“知音”，一拍即合。从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到香格里拉会议，再到981石油平台钻探，国际社会尤其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批评和谴责之声不绝于耳，中美、中日之间，甚至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的环境气氛似乎已经剑拔弩张。这一系列的问题，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究竟谁是幕后的黑手？究竟谁在推波助澜？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是美国，是日本，是区域外的强权势力。他们是导致南海问题加剧，使南海地区局势升温的最终根源。南海地区总的安全格局仍是基于美国为首的威慑结构。这种冷战式的威慑结构如不消除，未来南海地区的对抗紧张局势将不会改变。

一、强权威慑结构难以保证南海周边地区安全

南海地区战略结构大体分为三方力量：一方是南海周边国家，一方是中国，另一方是美日印等区外势力。目前该地区正在进行领土和海洋空间权利的低强度争夺。大家所采取的固有的冲突潜能的策略是威慑。中国是主权方，南海周边国家是争夺方，美日印是参与方和分割方，南海地区总体的力量结构处于平衡状态，威慑总的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威慑。南海周边国家总体上构不上对中国的威慑，因而积极拉拢区外势力介入其中，以增加自身的实力，企图借助外力对中国构成威慑。这种威慑结构是一种看似稳定的三角形结构，但最终还是取决于美国的企图和决心。近年来，南海周边国家纷纷调整军事战略和海洋战略，加强军备建设，一方面原因是出于对中国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对美国也不信任。由于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南海周边国家越来越肆意揣测，担忧中国的能力和意志。而对美国的不信任表现为关键的时刻美国总是含糊其辞，使用两手策略。在这种状况下，威慑策略遏制不了暴力冲突。随着南海争议越来越激烈，各方互为猜疑，持久安全难以建构。虽然各方都承诺不使用武力，但南海周边国家时而兴风作浪，加之区外大国的有意偏袒，越来越对主权方中国构成威胁，最终不排除爆发战争的可能。美国在冲突解决中参与周边力量，自觉担当地区力量的平衡者，在利益的争议中越来越扮演积极的角色。美国是威慑的主动方，而中国是被动方。美国意在用威慑手段对准中国的意图。运用威慑力量防止中国通过维权取得收获，将中国攻击的手段制止和肢解。不使用武力原则归根结底是为了约束和限制中国，南海周边国家为了保持与美国的这种加盟合作秩序，大多数都已经保持或恢复了美国的这种秩序安排，把美国看成是能够与中国军事能力竞争的可靠唯一力量。南海地区安全罪魁祸首在于美方，长期的军事存在是构成这一地区紧张的核心因素，进而产生竞争，并造成中美双方互相敌对，如美方退出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势力，力量平衡自然打破，南海安全和争端的解决必然会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未来美国必将卷入南海地区的安全安排，除其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有所改变外，其主动撤出的可能几乎为零。威慑的结构不改变，争议背景内暴力的冲突将难以遏制。

二、遵照现行利益安排的行为准则缺少实用性

行为准则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是以南海周边国家和美国为首的。其意图在于巩固现有的威慑结构和赞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存在。现有的力量平衡是靠美国的卷入而保持的，其共同的行为标准是对抗未来暴力爆发的一个方法，目的在于防止中国运用暴力。行为准则看似包括中国在内的共同行为准则，其实是周边国家的利益维护原则。就其行为准则主体而言，分为两种，一种是多边准则，是多对一的；一种是双边协议，一对一。就其性质而言，行为准则属于软准则而不是通过国际法裁决的硬准则。就准则适用性而言，对我方和南海周边方其适用性也是不同的，南海周边国家倾向于多边的共同行为准则，益处是可以整体的力量平衡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优势，保持在美国护佑下的现有威慑结构，但弊端是各方的争议相互重叠，期盼的声索仍难达成一致，不管如何算计，最终周边国家都会捞到好处，利大于弊。对我方而言，为了捍卫领土主权，解决彼此争议，签订双边行为准则最有利。

从竞争的角度讲，多边竞争相比双边竞争，利益更难调和。多边竞争会出现多种权力的博弈。如果中国与东盟建立南海行为准则，好处在于可以在大的框架下商讨南海问题的解决之道，但弊端是这种行为准则的建立代表的是多方利益，更倾向于东盟，并且是在现有的形势下遵照现行的利益安排，而现行的利益情况就是我南沙岛礁及相关海域被各方已侵占和瓜分，南海行为准则一旦通过就是承认了南海周边国家的主权，并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因而对我方是被动的，是不利的。因此，从实践上来说不具有可行性和适用性。虽然中国与东盟已就“南海行为准则”进行磋商，东南亚有关国家也极为迫切，要求制定行为准则约束中国维权行动，中国对此提出了合理预期、协商一致、排除干扰、循序渐进的主张，但相异的目标决定了围绕利益的磋商很难有实质性的结果。未来应在签订双边协议上多动脑筋，或许会有实质性效果，双边行为准则相对具体，范围小，围绕“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行为不能做”，就具体包括的南海哪些地区制定规则。中国可同与我争议不大的南海周边国家先签订双边行为准则，如印尼、文莱、马来西亚等，在海域资源捕捞及海底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先行一步，做好这些外环国家的工作，而后在同有争议的国家进行具体问题协商。

三、中国不参与竞争开发共同开发则无法达成

竞争改变地区的结构，竞争带来利益的均衡。当前，在南海矗立着上千口油气井，而中国尚未有一口油气井，这种局面的出现在于中国没有参与到南海地区的资源开发竞争。虽然981平台已有钻探行为，但并没有常态化，对我所属南海海域也未表现出应有的固有性。而周边国家却视南海资源为“公共性”，他们假借主权声索的名义利用公共参与的手段掠夺资源利益，实际是无声地反对共同开发，排斥共同开发。积极的竞争不仅可以减少矛盾，而且能给对手以有力地回击。一味的担心矛盾升级，而不参与开发竞争，便会使自我边缘化，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寄希望于与周边国家在争议区内共同开发恐怕不现实。只有在南沙竖起自己的油气井，才能夯实与周边国家谈判的基础和筹码，有望实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周边国家一直保持油气开采热情，并表现出灵活多样、开发范围扩大、招标区外势力频繁的特点。虽在政府层面上同我方达成了一些共识，但大多数只是做口头上的宣扬，行为上仍旧是我行我素、渐进蚕食。归结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从对方来看，周边国家均不希望自己受到损失，力图避免与实力强大的主权方中国合作，担心的是一旦与中国合作可能会被利用，主导不了局面，反而丧失现有的既得利益，捞不到多少好处；从我方来看，我方考虑的是岛礁“主权属我”这一原则立场，争议区的共同开发前提是承认主权归属中国，如对方不承认，共同开发的前提则不成立。非争议区内，目前周边国家则拉拢区域外势力进行联合开发，即便是无争议区也不与主权方中国进行开发，久而久之持续下去，目的就是要分割我南海经济利益和领土主权。开发的实质在于获取资源，共同越多私利越少，越早共同越少得利，争在共同之前，争在他人之先。这种对利益的独占性和排他性，是导致不愿共同开发的内在心理。由这种竞争心理所倡导的共同开发很难实现，短期内周边国家态度上不会有实质性改变。缺少中国参与的开发共同开发则无法达成。对此，我方必须扭转认知。

四、区内外敌对势力是南海和平的最终破坏者

和平永远是国家的永恒追求。总体而言，建构南海地区的持久和平是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诉求，是世界人民期盼国际社会实现和平的总体指向。当前和今后南海地区的和平形势依然将面临着潜在性的威胁。

究竟谁在破坏南海地区的和平？可以毫不客气的说，是菲律宾，是越南，但罪魁祸首还是美国。区内外势力相互勾结使南海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没有美国的背后怂恿和挑唆，南海小国至今不会气焰如此嚣张。中国自提出解决南海问题的政策主张以来，周边国家一直没有从思想上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诚意。保持敌意仍是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本质态度。区内外势力对中国心存敌意是南海问题的最终根源。而产生这种敌意的核心因素是美亚太同盟体系的建立。美亚太同盟体系的建立，大大降低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关系的信任程度，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缩小了中国试图通过改善双边关系，来改变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安全环境的政策空间。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逐渐导致周边国家依靠自身军事力量，维护自身安全能力的消退和丧失，进而强化了其在能力建设和心理上对美国的双重依赖，并随着争议的紧张和加剧，使依赖关系自我循环，最终导致周边国家无论是面对外部威胁还是内部威胁，都难以摆脱美国的保护，自陷困境，靠别人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于美国的积极操控，致使周边盟国不能轻易摆脱美国的控制，只能听其摆布，因此其安全政策很大程度上失去灵活性，不得不以美国的同盟关系来设计。短时间内这种同盟关系很难打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南海问题，今后还必须在这方面多做文章。

和平解决是一种普世价值观吗？在倡导和平解决南海争端问题时，有必要对争端解决的原则进行冷静理性地思考。尤其是对外政策宣示上，对于领土主权纠纷的处理原则，必须要坚守自己的国家利益观，反对一种极端化、普遍化的倾向，既要照顾我方利益又要照顾对方利益不能作为一种普遍原则。试问侵略者占了我们的领土，我们还要照顾它的利益吗？侵略者已动用军事手段了，我们还要和他和平以对吗？如此这般，那必然是患了战略幼稚病， “南京条约”、“何梅协定”等一切卖国条约岂不都是合情合理的了吗？进行任何推理论证都不能把大前提的是与非、真与假给偷换掉。只讲推理过程和逻辑的自我满足，而不讲大前提的是非曲直，这是常识的错误。胜负之局取决于战略见识的远近高低。

和平协商谈判到底该由谁提出？从综合国力和战略实力来看，南海地区范围内中国是强者，周边国家是弱者。相比较而言，弱小的一方更应该渴望和平。但问题是强大一方的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始终在呼吁通过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争议，而南海周边国家对此却反映比较淡然，并不领情，对中国千方百计地呼吁不是给予积极的配合和响应，而是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舆论上为侵占岛礁造势，行动上积极进行扩军备战。试问，这是想和平解决争端吗？有和平解决争端的诚意吗？事实证明，矛盾斗争的双方，总有一方是强者，总有一方是弱者，弱者若想实现其目的，必须同意强者开出的条件，否则很难达成一致。强者具有弱者不具备的天然优势，这种优势既是一种权利，又是重要的砝码。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是构成和平要素的矛盾统一体，中国是给予方，周边是争取方，中国必须运用好“给予和平”的权利，让南海周边国家明白资格是靠自己努力争取的，轻易得到的东西不会珍惜，战略领域同样如此。强者给予和平，弱者乞求和平，这才是赢得和平解决的根本方法。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不该由中国提出。和平的建构仅靠一厢情愿是不行的。

到底是和平共处还是武装共处？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处理中印边界争端上的做法，今天依然有重大借鉴意义。周恩来说：“我们绝不会侵略任何国家的一寸土地，当然也不容忍人家侵略我们。”“我们是不向人挑衅的，但是对别人的挑衅我们非回答不行。”又说：“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面对印度的步步紧逼周恩来又说：“尼赫鲁不会放弃大印帝国的思想，不会放弃侵略立场。只有自卫反击，逐渐孤立他，才能使他知难而退，或者暂时和缓。”对印度在中印边界挑动事非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后来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总方针。处理南海问题，要善于灵活运用辩证思维，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当和平共处无望时，则可选择武装共处。正常的道路走不同，则可走非正常的道路，只要能达到战略目的，便不失为良策。

“使敌人丧失平衡，自己乱了阵脚，这才是战略的真正目的；其结果不是敌人自行崩溃，就是在会战中轻易被我击溃。”一个国家发展自身所需的国防力量和海上力量，自然会同原有强国发生力量对比的变化，但认为这就是对自己的威胁，不准别人发展，这是强盗逻辑，是怀有叵测之心的反映，中国决不能接受这种霸权式的逻辑。在解决国家领土争端问题上，要像习主席指出的那样：“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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