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历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量首次超过600万，达611万。西历2010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为630万，西历2011年为660万，西历2012年为680万。今年，全国大学毕业生数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为699万。自西历2001年以来，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大都在70%以上，但西历2008年、2009年低于70%。到西历2012年，有些地方提出保证大学毕业生就业70%以上的目标。今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更加不容乐观。据今年2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500家用人单位计划招聘岗位数比去年降低15%。因此，前几年出现的大学生卖猪肉、大学生当环卫工、研究生当城管等“大材小用”的现象，未来估计会越来越普遍。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不是中国特有现象，甚至不是中国以前就有的现象。中国的大学生以前是包分配的，就业率百分之百。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看到不少国外“大学毕业等于失业”的报道。那时候以为这种事情离中国挺远，没想到，外国发生的事情、面对的难题，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很快也在中国出现了。近年来，美国大学生的“就业不足率”在40%以上;希腊、西班牙青年失业率达60%，当然，其中未必都是大学毕业生。韩国大学毕业生失业率约40%，与日本差不多。青年失业也是欧洲各国共同的问题。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最近发表文章称：“这是失业的一代”。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世界失业青年人数为2.9亿。德国、法国最近推出“青年就业计划”，德国宣称要打一场“青年就业保卫战”。虽然“青年就业”未必等于大学生就业，但因为欧美国家大学生占青年的比例较高，因而其中失业的大学生不在少数。

　　欧美国家重视青年或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问题，关键涉及到社会的稳定。近几年来，从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到欧洲的骚乱，都与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有关。西历2010年突尼斯发生骚乱进而引发街头革命，有人将其称之为“一个小贩引发的革命”。虽然有夸大的嫌疑，但那位小贩的确就是失业的大学生。英国前几年发生的骚乱，瑞典最近发生的骚乱，都与青年失业有关。所以，包括欧美在内的各国注重解决青年失业问题，首要因素是为了社会安定。如果我们同时观察另一现象，对此就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欧美国家面临的另一个社会问题是劳动力不足，需要大量移民。但是，欧美国家又不愿给移民正式身份，因为一旦给他们正式的国民待遇，这些人又不愿工作了。所以，欧美国家只好一面清理非法移民，一面维持大量的非法移民秘密打工。与此同时，本国还有大量青年失业，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可见这些国家的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出了严重的问题。

　　欧美国家面临的难题，如今一定程度上也在中国出现了。与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相比，中国同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短缺。中国近5年来劳动力数量减少了3300万，与此同时，行业岗位增加了3000万。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力供应量还将减少2000万，到2020年再减少2200万。近几年来，国内企业想通过提高工资待遇来吸引就业，但是，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很难用提高工资来解决。按理说，在劳动力数量减少，企业需求依然旺盛的情况下，青年就业应该不成为问题。然而，偏偏每年都有上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中国与欧美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原因各有不同，但本质上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教育出问题了。

　　这几天又是每年一度的高考季。据报道，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915万，录取率为75%，也就是说今年全国高校还将录取近690万大学生。西历2008年，全国报考高校的人数达到最高峰，为1050万，此后不断下降。这一下降与人口政策、人口结构有关。对于一些非重点、非著名高校来说，考生数量下降对它们造成了生存的威胁。这一现象使我们看到在教育与就业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大学拼命想扩招以维持大学的生存;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又难以保证就业，而社会上又缺乏劳动力。这些汇总在一起，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大学培养了很多无用的人才。

　　有人说大学教育出来的人才不能等同于普通劳动力，这不是没道理，很多人考大学就是为了摆脱“劳动力”的命运。然而，纯粹从收入来说，“劳动力”的收入未必比大学毕业生低。文革期间上海的技术工人月工资有的过百元，比很多干部要高。目前国内建筑行业的某些熟练工月工资已经上万。西历2011年浙江在线报道，杭州的快递员月收入过万元的不在少数，有些快递员年薪达30万元。报道还说他们的工作强度不大，每天工作时间不满8小时。这些技术工种的工资都高过大学毕业生一般的工资。至于很多私企老板根本没上过大学，就不用多说了。但是，很多人考大学是为了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成为“人上人”，因此，单从收入作比较，未必能解释争考大学的原因。虽有少数大学生、研究生去做“档次”较低的工作，但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还是希望更体面、更有前途的工作。他们不愿放弃高高在上的自我期许，事实求是地去找一个收入不错的工作。

　　大学毕业生失业与社会劳动力短缺并存，问题出在教育。教育是培养人才。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因此，一个国家对于人才培养应有计划。然而，西方制度在两个方面导致国家的人才培养计划日益走样。一是教育商业化，教育成为赚钱的手段，就业与教育的关系就变得畸形。教育之所以能够大赚其钱，关键还在于诱发人们受教育后能做人上人的心理。以美国教育来说，上个世纪80年代，律师是做“人上人”的上选，大批青年涌入这个行业。90年代后，MBA之类成为热门，进入21世纪，金融行业又趋之若鹜。造成美国工程师人才日益缺乏，美国航空航天局已经开始出现年龄老化，人才青黄不接。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出现大批失业。因此，在美国的高端领域，无用人才泛滥与有用人才奇缺，两者同时并存。人们曾经以《范进中举》来批判中国古代教育弊病，事实上，西方现代的商业化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是重犯中国已经犯过的错误。而中国近几十年的教育则跟在西方后面重蹈覆辙。传媒领域是一个例子。本人以前从事电视行业时，国内传媒专业的毕业生呈爆炸式增长，大都不堪任用。我当年录选新人，基本不考虑传媒专业毕业的。如今电视领域工作的年轻人以“电视民工”自嘲，这是事实。他们干活比快递员辛苦，收入不见得比快递员高。但他们所受大学教育的成本却比快递员高得多。

　　二是为了选票而许诺。给更多的年轻人承诺提供高等教育，有助于获得选票。为了选票，顾头不顾腚，公立大学教育规模越来越大，大学生数量越来越多。高端岗位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于是造成大学毕业就业难。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潜规则”。公立教育原则上是免费的或收费较低的，私立教育收费较高。因此，有钱人的子弟大多进入私立教育。为了避免激烈的竞争，在公立教育领域，西方往往宣扬所谓“快乐教育”的理念，本质上就是大学生爱学不学。很多傻乎乎的年轻人接受了这种观点，在大学教育期间尽“快乐”了，没学到什么真本事，就业当然也困难。这就是选票许诺导致给你一点甜头，但并不给你真本事的后果。当然，由于经济危机，西方国家开支困难，公立教育现在也很难再“快乐”下去了。中国虽然没有为选票而轻易许诺的现象，但所谓“快乐教育”在当今盲目扩张的大学教育中也同样出现。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把西方的一切都当成真理标准，跟着瞎学，然后抓瞎。

　　盲目畸形的大学教育有很多危害。一方面导致社会资源极大浪费，有用的领域缺乏足够的有用人才，不太重要的领域却充斥没多大用的“人才”。另一方面，很多年轻人的大好青春浪费在没用的教育里，度过大学教育，要么没学到什么知识，要么高不成低不就，跟废人差不多。此外，社会还面临大学毕业生失业所隐含的社会危机。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危机就是盲目畸形的大学教育造成的，或者说是教育制度不合理给社会带来的潜在的危机。这一教育和整个社会的观念偏差及制度性缺陷所造成的社会潜在危机，在盲目崇拜西方的大氛围中，正传染到中国。

　　当年我在上海读大学时，特别喜欢徐家汇附近的一种葱油饼。后来离开上海，偶尔回上海，还会抽空到那里去寻找这种美食。十多年前，做葱油饼生意的是一对60多岁的夫妇。看着他们很辛苦，我问：为什么不带徒弟?老夫妇说，年轻人宁愿呆在家里无事可干，也不想学这门手艺。这些年再去上海，这种极具特色、当年被评为徐汇区特色小吃之一的葱油饼已经找不到了。这种现象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就业岗位没人继承，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当今教育偏向导致的不合理。前不久去浙江，在一个传统丝织品工厂参观，发现在哪里实际操作的都是中老年妇女，年轻人要么做销售，要么做导游，要么做管理。我问年轻人会操作吗?她们大都摇头，但她们说起来都是一套套的，反而显得那些实际操作的中老年妇女笨嘴拙舌。这种现象也是近年来社会舆论普遍以“财富英雄”为榜样，大学教育随之在白领方向上推波助澜的结果。我们过去以劳动为光荣，如今，受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以摆脱劳动、坐办公室为理想。

　　当一个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却找不到工作，同时，这个社会还有很多岗位缺乏人手，我们不得不说，这个社会的教育肯定出问题了。对于中国来说，这一现象目前还没到火烧眉毛的地步，还有可挽救的余地。近年来，中国职业教育有较大发展，职业教育的就业率也比大学毕业生高。这种现象在韩国、日本等国也存在。当人们说德国的经济状况在西方国家中相对较好时，有没有注意到德国师徒式的职业教育在欧洲最发达?普通高等教育未必能出多少人才，职业教育也未必就没有真正的人才。就理论联系实际来说，职业教育产生的人才往往比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才更有用，更能解决实际问题。关键只在于，不要限定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文凭的界限，让所有愿意不断学习的年轻人都有改变命运的同样机会。因此，中国要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压力，要缓解劳动力日益紧缺的现象，必须调整教育思路。要结合中国实际，不要盲目照搬西方。不光教育如此，在其他问题上也同样。否则，西方正在遭遇的一切困境，有朝一日都会更大规模地落到中国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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