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中国高校教师不应是西方话语的传声筒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具有的奉献精神和他们在授课中传递的正能量、建设性是占主流的,他们是埋头苦干、辛勤耕耘的‘沉默的绝大多数’。”2月9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群体作为高校重要有机组成,其思想政治觉悟及教育教学业务水平直接影响高校学生能否“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记者专门就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思想宣传工作等问题约访胡鞍钢,他欣然答应并表示,这一问题“很有深入谈一谈”的必要。
胡鞍钢1985年开始从事国情研究,1996年开始在清华大学授课。在他看来,高校一直以来都存在争夺领导权和话语权问题,对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群体而言,无论教学还是科研,都要把握“与中国兴盛同行”的政治方向和学术道路,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基于中国国情、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创新,在自觉自信中“传道授业解惑”。针对目前高校思想政治课缺乏学生吸引力的现象,胡鞍钢也提出“增加课程四个含金量”、“最好成为中国问题专家”、“思政课应聘任最好老师主动担任”等建议。
“打破西方话语霸权,让中国原创思想、中国原创学术成为大学课堂主流”
“大学本身就是各种学术观点的集聚地,当今中国学术界可谓是百花齐放,各类正确与不正确的、错误的思潮和观点也多种多样,数不胜数,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的大学生。”胡鞍钢分析,尽管绝大多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兢兢业业、勤恳治学,为学生传授知识,传递正能量,但在国内外诸多背景之下,高校不仅不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真空”地带,甚至还是斗争最尖锐的窗口,最为复杂的地方。
针对目前高校意识形态的复杂形势,胡鞍钢告诉记者,这种较量既是意识形态的,也是学术知识的,有时很难区分,而且不能忽视“西方的确具有话语霸权主义、理论霸权主义,有的教师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这种霸权主义的传声筒或代言人,并且以学术的面孔来挑战社会主流意识。这就是邓小平所揭示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相互作用的道理。在中国日益开放、全面开放的大背景下,也是很正常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的是大问题,有的是小问题”。
面对这种挑战,胡鞍钢表示,其中许多观点是舶来品,并非原创思想,其本身缺乏知识含金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够专业化,也不被学术同行所认同,它们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吸引眼球、引起社会关注,因此不值得批驳,最终也会因事实不攻自破;作为大学老师,则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与中国兴盛同行。
胡鞍钢是清华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他不仅为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外国留学生分别开设以当代中国研究为主题的通识和专业课程,还讲授党课、团课,举办各种公开讲座,为各类学生讲授不同的主题、专题或话题。
他的课程最大的特点就是基于自己长期国情研究的成果,他说:“我是读他人之书,写作自己的书,讲授自己的书”。同时他的授课又十分贴近中国现实,如每年召开“两会”,他都会提前要求学生关注和了解这些信息,在课堂上详细介绍和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既专业,又权威。又如,每当召开党代会或中央全会,他都会利用机会讲解和分析党中央的重大决策的背景和深刻含义。因为他直接或间接参与许多决策咨询之中,了解其来龙去脉,这也是他深受清华大学学生欢迎的原因。
2010至2014年间,胡鞍钢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的公开讲座就达36次,场场爆满。“这些讲座受欢迎,反映出广大同学们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只要你讲得好,有信息含金量、有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有很高的声誉和品牌,他们都会喜欢。”胡鞍钢说。
“不惟书、不惟上、不惟洋,只惟实”
“现在学生对课程内容、老师知识含量的识别能力越来越强,因为他们信息来源的方式很多。比如我在课上说出某个观点或数据,学生可以立刻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确定我说的对不对、准不准。”胡鞍钢认为,随着高校学生对知识需求的增加、信息来源的多元化、识别能力的增强,传统的讲授很难被接受,这对高校社科教师是最大的挑战,既是意识形态挑战,更是学术研究挑战,这就需要提倡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胡鞍钢称之为创新知识的“三性”,即原创性、前沿性以及权威性。他还认为,只有实现原创性、前沿性,才能具有权威性。
在采访中,胡鞍钢还谈到了在传播社会知识的双重性,即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他以前苏联、东欧以及中东地区许多知识分子在各自国家地区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例指出,社会知识具有的双重性,既可能富民强国,也可能祸国殃民,而这些知识分子本身也成为受害者。作为中国高校教师,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界教师,应珍惜讲台,负责任地传授知识,传播富民强国的知识,使学生受益或终身受益。对祸国殃民的知识要有清醒认识,不能脱离中国国情、中国制度、中国文化,“言必称希腊”是没有出息的。
针对某些高校教师成为西方观点“留声机”“传声筒”甚至“代言人”的现象,胡鞍钢说:“实际上,在研究当代中国的问题上,西方学者说对的很少。但是由于一些老师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缺失,造成学术性不够、专业化不深、知识化不广,很容易鹦鹉学舌,拿来就说。即使是教授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等,也不是简单地介绍、叙述,更重要的是能够基于中国视角、中国实践来做更专业的分析评论,切忌人云亦云,要敢于善于讲自己的话,把这一方法介绍给学生们。”
胡鞍钢以自己30年的国情研究为例告诉记者,他在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以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为主题进行深入研究,从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道路是真正的“人间正道”,并从中发掘出中国的学术自觉与自信、理论自觉与自信、思想自觉与自信。他主张“不惟书、不惟上、不惟洋,只惟实”,这才是中国学者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学术创新能力的具体体现。
胡鞍钢上课,常常带上《中国统计摘要》当场回答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用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由实践检验。他说:“我们要有意识地提出和回答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人们特别是大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切身问题,从更加理性或科学理性地角度来解释和说明问题的性质、特征和背后的逻辑。有解释力,才能真正有说服力、吸引力、影响力。”
胡鞍钢还认为,大学教师关键接地气,要了解中国发生的伟大实践,不能躲进象牙塔成一统,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要经常深入地方和基层去调研,到中国大地、中国人民中去亲身了解,去阅读中国这部伟大的巨著,去真正认识当代中国及巨变。
“思政课要增加含金量,教师需要成为‘中国通’”
在采访中,胡鞍钢谈到高校思政课堂缺乏吸引力的现象时说:“关键在教师。思想政治课老师不能把教书当作一个职业,而是作为一个培养人才的事业,将终身职业作为终身事业。这的确需要专业化、知识化、专家化。实际上,高校老师,尤其是思政老师,通过传授知识培养人,这对老师来说是相当大的挑战。”他提出建议:思想政治课,尤其是面对本科生的课程,应聘任最好的老师主动承担;教师授课要增强专业化,要专业化地了解和研究国情、省情、社情、党情、世情,思政课老师至少是“中国通”。针对地方高校思政课教师至少有对省情、市情研究的基本要求。
胡鞍钢具体解释道,思政课聘任的老师要“双肩挑”,一方面业务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同时还要思想素质和政治素质强。除了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仅要了解当代中国知识,更要了解党和政府所制定的重要方针政策,能够及时准确地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社会问题,如果一时不能回答的问题,就需要加强自身的学习,扩大自身的知识,提高自身的素质,及时补上这一课。这叫做“边教边学、边学边教”。
“思政课要想受欢迎,需要增加四个方面的含金量,这包括信息、知识、理论以及政策的含金量。对这些老师来说,的确有一个发展方向的长远定位,有相当一批人应当成为中国问题专家或某领域专家。这对他们未来成长成熟很关键。”
胡鞍钢还补充道,“此外,各个学校、院系的党委书记也应该带头讲政治课,他们直接接触学生的思想工作,是第一责任人。同时我也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地方领导同志也可以到大学做各种形式的讲座和报告,面对面地与大学生交流,解答学生们关心的问题,这种形式会取得比简单地传达学习正式文件会起到更好的效果,不仅知识性、思想性、政治性兼具,传递了正能量,也会拉近领导同志与青年学生的距离。”((记者李正穹吴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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