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意识形态争议特征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同时促进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网络传播的国家意识形态争议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基于网络传播的意识形态争议影响力扩大。随着网络交流平台的不断改革与发展，为了保护用户的私人信息不受侵犯，微博、微信等非实名制交流方式应运而生。于是许多敌对势力就利用网络平台，通过匿名参与热门话题的互动，逐渐积攒了大量的粉丝，不断掌握话语的主动权。微信、微博培养出来的这些“领导者”往往拥有非常多的粉丝，他们的言论与举动会带来很大的关注。当这些推选出来的“领导者”亲自发起或者参与某一意识形态的争论时，这些粉丝往往会成为他们的忠实拥护者，逐步引导“被领导者”走向背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使党和人民逐渐分离。
第二，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在网络传播中更易产生意识形态争议。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网络舆论盛行，一旦发生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很容易引发不同意识形态的网络舆论，从而使得意识形态争议频频发生。在网络公共平台上，我们经常会看到许多安全事故或者有悖伦理事情的发生，敌对者往往会抓住一件件小的事情将其无限地扩大化，激起民众的愤恨与不满。当遇到中央重大改革方案出台时，之前被扩大化的小事件往往会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并不断冲击社会民众的心理。
第三，网络意识形态争议频频引发政治事件。除了在网上进行言论控制之外，不法分子还将网络意识形态的争论发展到了现实生活中，由此引发政治事件。群众之所以对这种形式不是很了解，主要是由于敌对分子在通过网络言论制造政治事件时，往往都是经过严格的转变过程的。
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的问题
第一，网络传播中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趋于组织化发展。近年来一些以反社会主义为根本目的的组织增多，通过网络的不实报道对党、社会主义和国家的网络舆论参与者进行语言攻击，攻击强度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
第二，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传播中大大弱化。网络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将错误的言论传入国内，许多敌对势力为了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强行施加在我国民众的头脑中，经常在网络上发布一些误导民心的不实言论。再加上我国确实存在一些机构、媒体和个人社会意识比较薄弱、民族责任感较差、判断事情的能力不足等问题，因而很容易被他人利用成为打击自己国家的工具。目前，网络上出现了很多排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声音，受到这种思潮影响的人越多，就越会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产生威胁。因为这样的危险言论大大削弱了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使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孤立化，并逐渐使党和人民脱离。
第三，过去的错误思想成为许多不法分子攻击我国意识形态的有力手段。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群众的思想多种多样，因而有部分群众确实存在文革时期“左”的错误思想，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重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的进步与发展。除此之外，“网络高帽”的流行也加剧了事态的发展，一些真心拥护党的人反而被网络舆论扣上“左”的大帽子。这些沉重的“帽子”阻碍了人们追求进步的脚步，也动摇了人们拥护党的决心，严重侵犯了我国的言论自由，给我国网络部门的管理人员带来很大的压力。网络的打压往往能起到致命的作用，许多积极向上的同志顾虑到网络的强大作用，反而不敢正面与诋毁党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做斗争。这种网络危险言论的传播手段主要是将有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扩大化、敏感化，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敬而远之，让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地位逐步提升，进而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地位。这是让群众背离国家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是敌对势力故意设置的陷阱，因此我们需格外谨慎地对待网络攻击。
第四，网络成为国外敌对势力渗透我国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网络力量的强大超出人们的想象，于是国外敌对势力抓住网络的优势，不断通过网络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为了加大渗透力度，西方敌对势力在我国寻找相应的代理人员和网络写手，将国内的不法分子、宗教势力牵扯到自己的阵营，大范围地宣传反共信息，贩卖反共书籍，扰乱我国公民的正确认识。
构建基于网络传播的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机制
针对目前网络传播中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通过构建基于网络传播的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机制从根本上解决。
第一，预警反馈机制。构建预警反馈机制的纵向处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强化收集、分析信息。首先是分析网上的传播状况，即广大网民是否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次是掌握网上传播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情况。二是规范预警、反馈流程，提高流程可行性。首先必须分级并建立配套的应对预案。安全领导小组汇总前期收集到的各类信息并分析，科学制定相对应的预警级别，启动预警应对方案。反馈环节的重点主要包括反馈执行及执行之后的相关信息，以便安全领导小组制定更具科学性的改进对策。
第二，内容创新机制。任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息要想在网络互联网这场“信息混战”中取得胜利，就必须具备其他信息所不具备的优势、竞争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内容上创新，完善内容创新机制。要从方方面面创新信息，比如内容、内容的表达方式、传播载体等。
第三，监督管理机制。在网络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特别是伴随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我国一方面要加大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工作，另一方面必须强化实践操作。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领域，与各个部门的发展均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因而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机制，通过监督管理机制进一步协调、监督管理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工作，确保整个网络传播的安全。
第四，信息滤导机制。一方面要“过滤”，另一方面要强化引导。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建立并完善以内容为标准的网络信息分级体系。其中分级标准主要包括：信息效用；健康程度；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科学划分网络信息等级的前提下，完善配套的疏导、过滤策略。第二，多管齐下，对症下药。首先要强化网络信息审核的力度，加大信息生产环节的审核力度；其次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充分发挥绿色网站、红色网站的作用；再者要设置议程、最大限度地使用网络媒介，引导网络舆论的发展。加大与意见领袖的合作，充分利用“微博达人”“大V”的人气优势，尽可能地使用符合网民“胃口”的传播方式；最后要充分利用信息过滤软件、疏导软件，提醒用户过滤掉不健康的信息。客观上说这也是信息接收环节中引导信息的一种最佳方式。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科技大学）
（注：本文系2015年河北省社科基金立项课题《网络政治传播与意识形态建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HB15ZZ013 。）
【参考文献】
①杨嵘均：《论网络虚拟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策略》，《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