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42号文，不是对何新的认怂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何新问责教育部信件得到回复 婉拒面谈：没必要

　　最近教育部下文，叫停了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之前下发的〔2016〕42号文件——众所周知，这个“42号文件”的要害，在于用行政权力继续边缘化马克思主义。

　　有趣的是，叫停事件发生在何新等人公开问责之后。若从前后的时间来看，叫停“42号文件”，与何新等人的公开问责有很强的相关性，似乎是学界的公开问责令教育部幡然醒悟也。然而在我看来，叫停“42号文件”，并不是对何新的认怂，而是对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讲话的认怂。说的直白些，是对行政权力、政治权力的认怂。

　　如同主流经济学要依靠教育部的行政权力来边缘化马克思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要占领意识形态阵地，除了理论本身的彻底性和说服力以外，同样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支持。面对政治风向的微妙变化，在政治立场和权力生态悄然改变的语境下，教育部若还不认怂，那就真的是在倒行逆施了。

　　在我看来，教育部并不在意何新们的问责，他们怕的是何新问责背后所代表的政治权力的问责，甚至有可能是追责。这说明什么?说明“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是多么的重要啊！这才是“认怂”的关键所在。

　　据我所知，类似“42号文件”这样的评刊活动已经进行了好几届，是教育部的一种常态化工作。因此，教育部的高层和具体办事机构未必是有意要和谁谁过不去，而纯粹是“习惯使然”。什么习惯?长期以来用行政权力和行政命令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的习惯。习惯成自然嘛!

　　我倒不是要为教育部的习惯辩护。我之所以强调“习惯”，是想让大家关注一个问题：习惯究竟是怎么形成的?王岐山说得好：“从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大意)。一样的道理：纯碎的学术自由并不存在，学术竞争背后总有政治立场的选边站队。在某种习惯的背后，总有某种政治逻辑或政治立场贯穿其中。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魏则西之死。魏则西事件引爆之后，主流媒体忙不迭地出来洗地：“不要因魏则西之死，影响了对医疗市场化的正面看法。医改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民营化改革”云云——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明明魏则西之死是“医疗市场化”失败的典型样本，至少是“医疗市场化”无能的典型样本。可是，有人就是死不认账，不仅拒绝反思，还要一条道走到黑。

　　这再次证明，“改革”看似一个中性词，其实并不是一个中性词。为什么?因为改革有着鲜明的方向性，而方向取决于立场。一个既有方向又有立场的词汇，怎么可能中性呢?

　　我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当某种学术理论已经荒谬到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为什么荒谬的理论凭借着行政权力仍然可以继续荒谬下去?这再次证明，“行政权力”是一个中性词，又不是一个中性词。为什么?因为权力的行使总有明确的逻辑，而逻辑的背后总有立场的选边站队。一个逻辑清晰且立场鲜明的词汇，怎么可能中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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