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抗美援朝战争有无必要?按说这都不应该成为问题。红色网站许多年高德劭的专栏作家为此不知道写了多少篇文章。本来我觉得如果再写这样一篇文章，一定会显得拾人牙慧，十分多余。可没成想，这个问题在某些八零、九零后眼里还真成了“问题”。近日在京畿某大学听一位名师“坐阐教化”，话里话外把“抗美援朝”贬得一文不值，理由也不过都是那些老掉牙的说辞，什么“穷兵黩武”啦、“得不偿失”啦、“保卫了一个封建王朝”啦等等。底下的学生居然还听得挺带劲，不时点头相喝。对此，笔者深以为忧，故聊作此文，希望能对九零后的同学有所启发。

一、“抗美援朝”我们为何非打不可？

对于入朝参战，中国主观上并无意愿，客观上也没有参战的有利条件。因为其时恰值四海初平，百废待兴，人心思定之秋。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决策，完全是形势所迫。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不得不参战的形势?

（一）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一个重要因素。朝鲜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6月26日，杜鲁门政府在决定武装入朝的同时，做了另外一个决定，即下令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正是这个决定使中美之间产生了最大的矛盾和误会。今天来看，杜鲁门政府的这一决策，并不是单单针对中国大陆，它的主要目的是要维护亚洲、台海局势的稳定。从中国内战开始，美国就无意对华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随着蒋介石在中国内战中的失败，美国企图以和平的手段将中国共产党纳入美蒋联合政府，从而控制共产党和苏联在华势力和影响的愿望化为泡影。美国仍然没有动武，而是不得已调整了对中共的政策，妄图鼓动共产党中国的“铁托主义”。杜鲁门政府6月27日的声明中说：“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这段声明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实际上，它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阻碍国民党借朝鲜战争之机“反攻大陆”的可能。但无论初衷如何，此举传递给中国的信号是公然的战争威胁。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做出了明确反应。毛泽东在6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时指出，“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为什么中国会有强烈反应?原因很简单，美国的行为无疑已经把新生的中国政权在实际上陷入了军事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开战初期，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但到8月即在洛东江同美国和南朝鲜军打成了胶着状态。9月15日，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行战略退却。毛泽东早就预见到战事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果然，在战局逆转之下，美国做出了第二个错误决策：北上越过“三八线”继续作战。美国国内对于是否打过三八线的问题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但始终没有把中国的应变反应和战略利益考虑在内。苏联问题专家凯南认为，“克里姆林宫决不会接受在北朝鲜建立一个它无法统治和控制的政权”；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则认为，战争止于三八线只会使半岛局势回到冲突前的状态，而朝鲜人民将对美国的勇敢、明智和富有正义的传统失去信心。然而美国人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在中国看来，美军越过三八线意味着战争开始扩大化，表明美国战争的目的不是恢复朝鲜的和平，而是要占领整个朝鲜，其战争性质即变为侵略。这种情况下，谁也无法预料战争会扩大到什么程度。即使美军止步于鸭绿江，对中国已极为不利，一方面有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忧虑，另一方面有因防美而使苏联成为掣肘的风险；如果美军打过鸭绿江，则后果更不堪设想。所以，中国再三发出警告，而美国只认为是“虚张声势”。10月7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一意孤行越过三八线，最终把中国拖入了战争，也把自己拖下了泥沼。

（三）要争取苏联的信任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新中国在建立之初并没有得到苏联和斯大林完全的信任与支持。分析原因，主观层面上，苏联的顾虑来自在中国内战期间没有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因而对毛泽东是否能够顶住美国制造亚洲“铁托”的计划心存怀疑。斯大林曾明确向国民党表示，“关于中国之共产党，吾人并不予以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向”。[11]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苏联没有想到的。客观层面上，苏联也要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苏联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即以保证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建立安全带，既要防御美国，又要遏制中国。即使中国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对苏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也仍然不能改变它从本国国家利益出发的原则。新中国的成立，并没有使苏联在思想上产生想要放弃《雅尔塔协定》既得利益的打算。[12]苏联一行使毛泽东真切地感受到斯大林对中国的不信任，而如果得不到苏联的支持，新生的中国政权将面临极大的困难。因此，如果出兵朝鲜能够解除斯大林的顾虑，摘掉可能的亚洲“铁托”的帽子，从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则对中国极为有利。事实上，当时斯大林已是骑虎难下。苏联不能出兵，不能与美国直接对抗。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必败。如果朝鲜败了，美国就将在远东对苏联构成长远的威胁。因此，毛泽东力排众议，克服万难，不惜以弱抗强，出兵朝鲜，确实为苏联解了围。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抗美援朝战争以后，苏联确实对中国解除了顾虑。正如毛泽东自己讲的，“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综上所述，第一、二条因素至关重要，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说的，“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14]再加上第三条因素，中国权衡利弊必须出兵援朝。10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的决定。毛泽东当晚电告周恩来，“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有学者提出，中国出兵朝鲜是斯大林故意设的套。且不论这种观点对斯大林想法的分析是否正确，单从毛泽东的角度来讲，他是从来不会被苏联牵着鼻子走的。他老人家向来懂得“弘思远益，应权通变”的道理。从民主革命时期即如此，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时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还有学者提出，毛泽东决策出兵援朝，不是因为美国敌视新中国，而是因为美国轻视新中国，是“受害者心理”，“这种心理产生于民族辉煌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民族在近代的屈辱经历之间的强烈反差”。要知道，伟大的领袖人物是不会从个人喜好和情感出发而做决策的。更何况，“你轻视我”，对真正自信的人来说，什么也代表不了，而在实际中还会对我有利。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当时已经很清楚，今天看来，也仍然是这样：“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有力地向世人证明了一个真理，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具体来说，它有着三重意义：

（一）实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基本战争目的

毛泽东在战后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他总结了四条：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使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能够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知道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第四，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36]战争的胜利，稳定了当时中国的工业中心东北地区的局势，也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到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缓冲了苏美之间的冲突，避免了大规模热战；中美之间互相也有了一个底，在越战中双方都尽量避免了直接冲突。

（二）在政治上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场战争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赢得的第一场对外战争，是中国人摆脱“东亚病夫”、扬眉吐气的一场战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获得了最有力的印证。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开始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且对远东和世界局势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胜仗迫使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1954年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启动。任何人都不应有异议，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三）赢得了苏联和斯大林的信任，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国家中提高了威望

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斯大林心里明白，中国人给了他维护苏联远东战略目标和利益的最大支持。直至此时他才承认，中国的确是一个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国家。中国也因此在当时和后来获得了苏联的大力帮助。战争期间，除武器装备上的支援以外，苏联已经在经济和建设上给予中国帮助。为中国工业体系建立奠定基础的156项重点工程，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了50项。赫鲁晓夫时期逐步扩大了援建项目，并派出专家指导。中国从“一五”计划开始进行全面的工业化建设，正是在此基础之上。1955年，中国又成功地出席了亚非万隆会议，宣扬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当然，战争就一定会有牺牲，关键要看牺牲的价值。无论在战场上，还是战场外，中国付出的代价都没有超出合理的范围。据中国官方数字，抗美援朝战争中，阵亡和非作战死亡人数共计141624人，消耗各类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62.5亿人民币(相当于25亿美元)。而据美国官方数字，朝鲜战争中，阵亡、失踪62423人，消耗各类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战费400亿美元。[37]从此对比中可以看出，美国在战场上付出的代价并不比中国小。

有人提出，台湾局势的发展由于朝鲜战争以及中国入朝参战而极度复杂化，并形成了海峡两岸之间分治对抗的局面将长期延续下去的环境和条件。台湾问题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不是可以说，没有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我们就可以收复台湾？此处存疑。有人提出，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作为一个“革命国家”，愈加被排除在国际事务之外（包括联合国之外）。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终于在国际事务上有了发言权。还有人提出，面对新中国在国际安全环境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在中国各种资源的配置中，将国防和军备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并使得以高度集中为主要标志的统制性计划经济模式成为唯一有可能实行的模式，这正是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成为“短缺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和逻辑起始点。对此观点，我们只想反问，中国作为一个积弱积贫、历经百年战乱的落后大国，难道可以一跃而成为发达国家？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邱霞同志所说：“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中美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战争在客观上使中美关系的非正常化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应当承认，在战争决策的过程中，中美之间存在很多的误会。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双方也并没有沟通的渠道。二是对中苏关系的理性认识。战争使中苏同盟关系得到加强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新中国在经济等方面对于苏联的依赖，埋下了中苏论战直到关系破裂的种子。大国关系的处理要考虑全面，目光长远，这在今天仍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抗美援朝”及其相关英雄人物屡遭泼污的三大原因。

“抗美援朝”粉碎了美国妄图干涉朝鲜内政、并吞全朝鲜的企图，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保障了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保卫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戳穿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面目，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鼓舞了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的意志和决心；打出了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军队取得了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的敌人的宝贵经验，加速了人民军队的建设。这无疑是一场旷古烁今的人民战争。

然而，“抗美援朝”在近十几年来，却饱受我们国内一些知识分子的攻讦和诟病。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其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掌握舆论话语权和概念设计权。

边芹同志有一句话说得好，在当今世界，谁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和概念设计权，谁就拥有了历史解释权。否则，在“利义之辨”上只能左支右绌、被动挨打。

观察国内媒体的现状就发现，无意识的传声让他们实际是吃张家饭干李家活却丝毫不察。所谓无意识的传声，除完全被动、时常连辨别力都没有的接力、放大西媒控制源头的信息(基本是西媒关注什么我们也关注什么，他们有意忽略我们也就跟着视而不见)，就是对被设计词语习惯性的重复和传递。看央视新闻看多了，便感叹我们丢了历史解释权不但不知怎么丢的，连丢的意识都没有。最可怕的历史瞬间，便是瞥见被那么多人指责为强词夺理的人，却是从头到尾失了概念设计权的人。

是的，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概念设计权，他们就可以设计出“流氓国家”(States of Concern)、“失败国家指数”(Failed States Index)等等概念，然后把他们所认为的“异己”势力套扣其中，戴上帽子，就显得十分顺理成章。

不容置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朝鲜自始至终都鲜明的保持着自己的“底色”，它就是不实行美国那套“民主标准”，就是一心一意的坚持“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积功兴业，事得其机”那套政治原则，照样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衣食富足，动乱不生，完全颠覆了所谓“普世价值才能拯救苍生”的神话!那么它成为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也就毫不奇怪了。

令人稍感讶异的是，我们的先贤圣哲也曾经在各个领域创下了不少包含广袤的概念，但广大国人及主流媒体似乎怯于使用，更遑论走向国际。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有学术理论底蕴的国家，譬如韩非子就提出了“亡征”这一概念，极为详尽的论述了国家可能存在的七十多种隐患；管仲提出的“内业”概念，为大众反省自进提供了十二种学习和修炼的良方；《吕氏春秋》提出的“八观六验”、“六戚四隐”列举了察人观物的十四种办法，切实有效，堪称品鉴学范本；墨子提出的概念就更多：“兼爱”、“非攻”、“尚贤”、“天志”；魏晋南北朝时期刘邵所提的“明有四家”、“情有九偏”、“流有七似”、“说有三失”、“难有六构”、“通有八能”等等，都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圭臬。

时至近代，更有毛泽东同志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二十五史》中提纯淬化的“实践论”、“矛盾论”、“阶级斗争论”等等名词。

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备受西方学术殖民，从不敢在公开的期刊论文和官方媒体上对这些概念加以使用，甚至认为这是一件“很不合群”、“很丢人”的事情，(教育机构也不给力，规定论文中西化名词的使用数量如果不够，就无法评定职称，涨不了工资)遂致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迟迟不能完成“攻防转换”，只能是“动辄得咎”!

其二，决策层内的部分领导在新型媒体方兴未艾之时没有足够重视和把控。

20世纪八十年代初，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呈现联合趋势。“报网互动”、“台网互动”、“手机报”、“电子报”等新事物不断涌现，社会舆论呈现着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正如美国杨百翰大学博士熊澄宇所说：“以互联网为例，所谓‘社会舆论倾向多元化’是由其特有的用户主导的分众传播方式决定的。用户主导意味着选择不同；分众传播意味着主题不同。在舆论空间中，不同用户对不同主题的选择决定了社会舆论倾向的多元化。因此，新兴媒体不仅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而且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然而我们当初对于新兴媒体的投入，实在不能算多。也就顶多是在“鼓励科技创新”的口号下，对部分从事互联网的技术人才象征性的资惠一二而已。个别“虽有大志，而见事迟”的领导同志，甚至仍拿守旧的目光看待新兴媒体的发展，认为其不过是“奇技淫巧”罢了，更有部分官方学者主观臆断，觉得新兴媒体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绝对不足以改变人们日常的收听和阅读习惯。

这就间接使得一些信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投机分子在“获助无门”的情况下，把目光投向了境外。

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等等政治倾向性极强的组织自然趁虚而入，扶持代理，以为己用。

这也就间接导致了民间主流媒体长期与官方喉舌“分庭抗礼”的局面。

具体到泼污“抗美援朝”一事，这是西方国家弱化中华民族反抗精神和斗争思维的文化战略，国内的私营媒体更不可能不加以配合，势必“剖心以报”，以赢得洋主子的青睐和赞赏。

其三，政府宣传部门在“赏以劝善，罚以惩恶”这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

司马光曾经说：“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此言非虚。

想要管理好一个国家，赏罚之道很重要，该赏什么人，该罚什么人，心里必须门清。历史上因为赏罚不当而导致亡国的恶例有很多。殷鉴不远，在夏之后啊!

具体到舆论宣传领域，有很多肆意诋毁志愿军战士的网站不但没有被处罚，反而大受资助，其错误言论大行其道不说，其作者也飞黄腾达、迅速蹿红。“坚持正义，保家卫国”的媒体，却只能偏居一隅，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现象!

韩非子曰：“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于法而赏加焉，则上不信得所利于下；名外于法而誉加焉，则士劝名而不畜之于君。”

是的。假若别有用心的媒体屡屡违反国家规定，不仅安然无恙，还过着“闾阎扑地，钟鸣鼎食”般的生活，会在民间形成怎样的负面效应?!披肝沥胆、忠于职守的仁人志士们又怎么会不寒心呢?!

现在到了该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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