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裂》很好，但双减能实现“决裂”吗？

子  午

　　昨天晚上，“乌鸦校尉”在B站上发布的一则视频引起了笔者很多朋友的关注和讨论。

　　一位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乌鸦校尉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笔者哑然，大致明白这话的意思。有些人在议论下个月第三份“总结”的事，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如果是这样，笔者只能说，“你想多了……”

　　“乌鸦校尉”的这则为80年代被当作“大毒草”批判的电影《决裂》正名的影评视频，内容很好；如果说真有什么现实寓意的话，最有可能指向的，恐怕也是当前风风火火的“教改”。

　　半年以来，新“教改”的文件接连出台，“双减”政策一步步落地成型：今年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5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出台；6月，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宣布成立，严厉打击校外课业培训，教育资本巨头遭遇连环重创，股价暴跌；7月，“双减”意见正式落地实施……

　　10月17日，“上海、深圳、成都等12地被设立为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的新闻再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正式文件还没出来，网络上却先引出了一则谣传，主要意思就是“缩短学制”，“小学四年，初中三年，高中二年”“三分之一以上大学改为蓝领大学……为工业4.0打基础”。各地教育局很快就出来辟谣：

　　其实作为“过来人”的城镇地区的家长都知道，旧的考试制度就是在摧残学生。但“缩短学制”的谣言并未引发多少家长的赞同，反而引起了恐慌。“缩短学制”的说法与毛主席1968年的“七二一指示”中的说法相近，但毛主席的原话是“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与谣传主要指向的“低龄职业教育”、“让打工人早点工作”的意思并不相同。

　　对于“双减”的用意，主流的解释大致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降低居民家庭教育开支、减少学童课业负担，如果“双减”真的能有效实施，这两方面的作用的确能达到——在贫富差距巨大、普通百姓家庭债务不断攀升、“六亿人月入不足千元”的背景下，“双减”对于缓解底层民众生存压力，激发育龄人口生育意愿或许是有很大作用的；另一方面则是与谣传的方向相似，按照某些“大棋派”的说法就是改革不合理的“考试制度”，培养“对社会有用之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蓝领”，振兴实体经济，为工业4.0打基础……

　　应该说，“双减”至少在形式上跟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但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二者的时代背景和内容本质已经有了巨大差异，甚至是“天壤之别”，所导向的结果恐怕也会截然不同。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

　　而想要厘清二者的差异，还是得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以及电影《决裂》说起。（注：本段内容在笔者旧文《毛主席的教育革命：兼顾公平与“素质”》中大致讲过，为了说清楚问题，这里重新讲一遍，看过的朋友可以直接跳过去看下一段）

　　晚清“科举制”废除以后，现代高考制度逐渐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但解放前主要实行的是高校自主招生考试，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以及民国时期严重的腐败，使得“上大学”成了地主及资产阶级阶层的富家子弟的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新中国开始施行更加体现公平性的全国统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但是，和1977以来的这四十多年反复议论的问题一样，“一考定终身”的模式很快露出很大弊端。

　　1953年，北京一位参加高考的考生8门成绩只考了178分，而该生平时成绩还可以，这个问题在当时引发了大讨论：高考的成绩并不能体现考生平时的成绩，更与个人能力没多少关涉，反而导致中小学生的考学负担过重。此后，还出现考生高考成绩不理想，想要跳楼自杀的问题。四川一位家长在考前对学生说，“考取大学，你就穿新衣服上学去，考不取，你就拿着棍子和破锅讨饭去！”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份教育“减负”文件。但是，在所谓的“现代考试制度”之下，学生的负担根本减不下去。当时调查显示，城市学校比农村学校负担重，高年级比低年级负担重，一些高年级学校一周课时比规定超出5-10小时，多的甚至超出24小时。

　　究其原因，农业人口占据了90%以上的新中国，很多农村家庭的子弟依然希望通过高考进入城市；而城市工人家庭子弟也希望通过高考进一步实现阶层跃升。

　　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后来所指责的“平均主义”，依然存在三大差别，依然存在“八级工资制”。新社会脱胎于旧社会，“旧的习惯和法权”还在，共产党人一开始也只能迁就现实，但必须以缩小差别为目标，绝不能反过头来去拉大差别。然而，一味迁就的结果却是迁就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就不对了”（毛主席1974年语）。

　　因为客观存在的、短期内还无法彻底消除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知识分子不愿意到农村去、不愿意与工农结合，农村出来的学子也不愿回到农村，其结果就会造成农村教育资源、人才资源与城市进一步拉大，这与社会主义的公平目标是严重背离的，旧的“法权”不断侵蚀着我们的党和新生人民政权。

　　一方面，旧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反过来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并威胁着政权性质，这在毛主席、周总理那一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中，是有共识的。

　　另一方面，对于现存的考试制度能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需要的真正的人才，毛主席也是深表质疑的：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

　　“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见毛主席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1966年4月，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很多人对考试制度提出了质疑，毛主席讲道：

　　“高考把学生当作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高考助长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学生活泼主动的发展。高考按平均分数录取，要学生门门功课都好。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紧张，高考每年总有人晕倒，把学生考焦了。家长紧张。老师紧张，全国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试，如临大敌，气氛紧张。高考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从高校出发，不考虑考生的实际情况！”

　　这些论述即便放到今天，也完全是切中要害的。

　　1966年6月1日，中央批转了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文件；随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给毛主席公开写了一封信，指出现存的升学制度的问题：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在汇集了种种意见之后，教育部宣布：从1966年起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然而，由于接下来群众运动形势的影响，教育部推迟招生工作的决定维持的不是半年，而是成了三年；随着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退潮，恢复招生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运动之后）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实践证明，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比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要强。

　　由此，调查报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强调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调查报告刊出前，毛主席还为这篇报告的“编者按”亲笔加写了一段说明：

　　“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这段话加于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统称“七·二一大学”。

　　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开始以“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与之同时，从1968年底开始，就有大批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大大提升了广大农村地区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基础，大大充实了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

　　当时高校招生基本的处理原则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杜绝将升学作为阶层上升、拉开阶层差距的渠道。

　　断绝了阶层上升的渠道，并不是为了固化阶层；恰恰相反：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城市工厂实行“鞍钢宪法”，工人参与管理；农村兴办“社队企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把农村建得跟城市一样好”——这样的做法，大大加快了三大差别的缩小，离真正的社会主义公平目标越来越近。

　　1975年的电影《决裂》其实就是对毛泽东时代的这场“教育革命”浪潮的艺术化阐释。

　　电影《决裂》里讲，南方农村没有养马，照本宣科的讲“马尾巴的功能”是脱离实际，工农兵大学生真正需要学习的是那些能够满足生产实践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这样的思想被80年代的知识精英反复嘲笑，被用以指责毛泽东时代不注重基础教育，教育水平低下……事实上，无论从教师队伍数量、中小学学校数量，还是在校中小学学生数量等关键数据上研判，丝毫得不出“毛泽东时代不重视教育、不重视科技”的结论，反毛精英只好反复搬出关于“臭老九”的谣言、嘲弄电影《决裂》。

　　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专业院校逐步被综合大学替代，简陋的土坯房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专业课被大大压缩，“文化素质”课大行其道，生产实践被模拟实验所替代。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林学专业的学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纸上“育苗”……

　　不可否认，那个年代的教育主要强调的是偏技术、而非偏基础科学，强调的是实用性和可应用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低水平”！

　　1972年12月，美国物理学会的杂志《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了一篇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到中国参观观感的报道，报道明确指出：“最近美国到中国的参观者发现中国集中于应用物理而不是基础研究，同时尝试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

　　报道对于当时中国在物理学方面的进步给出了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应用物理的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是最近7个美国物理学家参观中国并且跟我们讨论他们的观察以后得出的结论。他们看到了集成电路生产，受控核聚变实验，超导重力仪，望远镜……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全部产自中国。”

　　美国科学家发现：“学生不是在大学接受训练。当学生被录取，他们只接受一年新生的学习。到目前这些学生是在他们的第三年（已经开始科研和生产实践）。学生不再从高中录取，而是必须在公社、工厂或者军队里工作至少两至三年。他们是从同龄人里，按照智力，政治意识和健康的身体挑选出来的，但最终决定权在大学。”“学生们非常关心他们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和中国整体的进步。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学习当作是他们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方法。”“中国正在使科学训练，比之通常情况，比如美国，更加专业化……中国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快速的训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另外，参观的美国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全社会范围的试图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化的尝试。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友善，“已经没有考试了，而是代之以类似考试的课后作业”，“学生们现在有机会吐苦水，而不是像以前的教学体系那样。”

　　即便不采信美国科学家的观察，那些对于毛泽东时代耽误了教育、耽误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指责，也根本无法解释毛泽东时代快速工业化的历史事实。没有强大的科研实力和人才培养通道，毛泽东时代又怎么让新中国从解放初落后的农业国，跻身到世界六大工业强国的？

　　毛主席的教育革命，在培养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人才的同时，又促进了教育的均等化和社会的平等化，与之同时却阻断了掌握更多资源的精英将阶层优势进行代际传播，因而才遭遇了大量的误解和诋毁。

　　“双减”所引发的家长焦虑

　　上面说到，毛泽东时代后期高校招生基本的处理原则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杜绝将升学作为阶层上升、拉开阶层差距的渠道。大量的青年人才涌入广大农村和工厂，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进步，与之同知也在一步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

　　目前的“双减”以及新教改的方向在某些形式上应该说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大家都懂，这也是明明可以节约家庭教育开支的“双减”反而引起很多家长“焦虑”的根本原因。

　　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毛泽东时代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工农阶层是社会的主人，社会相对平等；免费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社会福利解决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这些前提在今天早已不复存在了。且不说阶层固化之后老板与雇员之间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白领”与“蓝领”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别和阶层歧视的；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差距事实上在进一步拉大，农业资本的扩张使得作为职业的农民逐步沦落到农业无产者的地位。

　　人们通常的印象是职业学校培养的是“蓝领”，而高等学府培养的是“白领”。而劳动者之间本来应该是平等的，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蓝领还是白领，所以，职业学校的存在从面向社会需求和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角度来讲是必要的。

　　从社会工作岗位的实际需求来讲，我们的确不需要那么多的本科生、硕士生甚至是博士、博士后。前几天，“985名校研究生开摩的”的新闻又引发了热议，还有此前的北大、清华以及海归博士到深圳当小学教师的新闻，这的确是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然而，资本对人的异化不仅造成了阶级压迫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在无产阶级内部同样造成了阶层的分化，从而造成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蓝领与白领之间的实质不平等，并且借着这样的不平等塑造出一整套“奋斗成功学”的价值观和“鄙视链”，将无产阶级分化成各自对立的群里。在考试机器的筛选机制下，成绩好的就进正规大学、上升为所谓的白领阶层，成绩差的就进职校、下降为蓝领阶层，即廉价劳工。

　　尽管在阶层固化的背景下，“教育改变命运”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从统计学意义上讲，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收入状况普遍高于只接受过义务教育以及接受过“职业教育”的群体。名校毕业生就算当“保姆”工资也远远高于普通的“保姆”，深圳的中小学教师工资比二三四线城市教师工资也要高出很多。

　　从社会心理上讲，那些好不容通过“高考”跳出农门成为城市白领的“新市民”，能坦然接受自己的子女成为“蓝领工人”的阶层下落吗？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按照现在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以及劳动者内部不平等的巨大程度，“蓝领工人”能够负担得起不断高涨的城市房价以及不断上升的衣食住行成本吗？

　　而另一个现实的问题上，目前的“职业教育”资本化程度比较高，管理松散、师资力量薄弱，送进去的孩子非但学不到真本领，反而“惯”出很多不良习气；很多职业学校更是直接堕落成了“学生工贩子”，把大批的职业学校学生送到血汗工厂当廉价劳动力；某些地方更是已经允许企业直接开办职业学校，招收劳动力后备军……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减”对于广大家长来说就成了给子女的命运“开盲盒”：小学及初中阶段不许公布学生分数及排名，然后在“中考”之后，突然有一半的学生要被分流到“职业学校”……家长们能不焦虑吗？

　　为了应对“双减”，种种奇葩的现象就出来了：顶级富人们打着聘请“高端保姆”或“家政工”的名义，以天价年薪招收“住家家教”、一对一辅导；一些中产精英配合培训老师打起了“游击战”，悄悄安排课业培训；而另一些中产精英为了防止不公平竞争，则扮演起了“朝阳大妈”的角色，掀起了“举报潮”……

　　前几天在上海建平中学西校还发生了一件“新闻”，开学后学校进行了一次“月考”，这遭到了部分家长的举报：要求学校取消“月考”和“分班”，要求学校严格执行国家“双减”政策。此举也引发了该校另一批家长的强烈反对。

　　笔者认为，对电影《决裂》以及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有所借鉴的“双减”及“新教改”的初衷及大方向都是正确的；笔者同样是所谓的“新市民”，同样是两个小孩的家长，笔者对这项政策举双手赞成。

　　但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果，教育“内卷”从来都是社会“内卷”的结果。不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占有所导致的贫富不均和社会“内卷”，恐怕无法单纯地消除教育领域的“内卷”，富人的子弟除了可以请住家家教，还可以选择读私立的贵族学校，甚至可以把小孩送出国，照样赢在起跑线上。“中产”要想子女“抢跑”就要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其所带来的金字塔式的分化亦将更加明显，被抹平的顶多是下层“中产”以及整个下层；在贫富差别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职业教育的普及顶多让下层子弟不再有阶层上升的“奢望”，铸造“信息茧房”，对于该变“阶层固化”的现状，不会有太大帮助。

　　这一切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不简单是让家长“转变观念”的问题。

　　“决裂”整个电影的名字取的很好。《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同“传统的观念”“决裂”的根本，在于“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