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南方周末》一篇阴谋史学的经典杰作

地球村过客

余谓：《南方周末》之无耻，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南方周末》的手法，一般就是以无耻诱惑无知。好在有“不争论”的培养基，使这个社会生长出足够多的无知者，因此可以为《南方周末》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最近，在凤凰网站上见一篇《揭秘广州南湖行宫毛泽东：我叫汪东兴修的》（原标题似乎是《汪东兴交代为毛泽东建新居——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经凤凰一改，就更具杀伤力了。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201001/0107_7179_1501365.shtml），感到这正是一篇能够反映《南方周末》之流无耻本性的经典杰作。它完全可以作为“阴谋史学”的范本，告诉我们如何通过不加注来源的直接引语、“有人说”之类的子虚乌有手法以及刻意为之的偷梁换柱、恶意误导手法，来伪造一段历史。这种“阴谋史学”在中国的流行，无疑表明《南方周末》们的堕落。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南方周末》们既兴盛于斯，也将自毁于斯。

我对这篇文章作了一个评注（括号内为我的评注），供文学爱好者参阅，以后大家不妨借鉴这样的手法，来写《南方周末》甚至今天的历史。

汪东兴交代为毛泽东建新居

——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

作者系原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

（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署名法。我寻遍全文也没有发现这位“部长”姓甚名谁！不知《南方周末》为何对此讳莫如深！）

在广州，大概无人不知北郊有个因南湖而得名的游乐场和豪华宾馆群。但是，在1971年之前，从政府官员到一般市民，却谁也不知道广州有个南湖。准确地说，从1971年5月之后，南湖二字才开始出现在高度机密的大比例尺内部地图上。难道这是新开凿的人工湖吗？不是。其实它是白云山北麓早已有之的一个天然湖泊，本名磨刀坑水库。它之所以改名，是因为1971年在这里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几位重要领导人修建住所而引起的。

（一开始就拿出流行小说的手法，“大概”、“也许”级诗兴大发作，意在钓起读者兴趣。有文学性，但自宫了严谨性。）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毛泽东常来广州。初时他的住处只有珠江北岸的中共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1号楼。以后又在白云山的鸡颈坑为他修了一组房子。从1962年后，连续多年毛泽东未来广州。这期间，除白云山的房子曾接待过西哈努克亲王外，省委小岛的房子一直空着。两处房子都没有进行大的维修。

（“为他修了一组房子”暗示是毛泽东的私人住房，而不是国家的接待用房，这位无名无姓的“部长”也真是够阴险的，太“南周”了。呵呵。）

1971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面告诉在京开会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毛泽东有意于年底去广州过冬，毛在广州原住的两处房子长期空置，比较陈旧，怕是不适用了，希望军区和省委在广州近郊按照靠山、近水、幽静、保密的原则，另行选址为毛泽东新修一处住所。回到广州，丁盛和刘兴元立即按汪东兴的要求亲赴白云山区勘察，两人同乘一辆汽车围着白云山主峰转了半天，但未发现理想的建房地址。

（通篇都充斥着这样的文学化描述。它的问题在于太唯妙唯肖了。不过请问这位作者“部长”：您所转述的话和描写的活动，依据了哪一本会议记录和哪些人的回忆？）

就在广州军区领导人积极筹划为毛泽东修建新住所之时，突然发生了江青大闹小岛事件。这年3月末，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下，由海南岛榆林飞来广州，安排她住小岛1号楼。以前江青常住这里，那时她对这里环境比较满意，因而军区和省委领导人都没想到会有什么问题。岂知，经过“文化大革命”，江青已经今非昔比，她已不仅是毛泽东夫人，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要求自然也就不同以往。她一进入1号楼，见这里基本上还是10年前的旧貌，便面有愠色。而更使她恼怒的是，经过10年发展变化，小岛南面的珠江水面，早已失去了早年的宁静。入夜，不时从江对岸的工厂传来机器轰鸣声和汽笛声，还有江上不断驶过的机帆船的“突、突”声，声声入耳。

（原来江青也是喜欢城市面貌天天变的，并不反对崛起一座座新城。这跟正统政治教材的说法大不一样。有意思的是，作者不小心论证了“经过10年发展变化”，珠江航运机械化程度提高并且更加繁忙，否定了“濒临崩溃”论。）

江青来了个歇斯底里大发作。“这是成心不想让我休息！”她扯着嗓子命令随员，“走！通知机组，马上准备起飞，回北京！”吴法宪和军区领导人全都慌了手脚，不管怎样解释、检讨，江青就是不依不饶。万般无奈，只好向周恩来告急。周恩来在电话里劝了好一阵子，江青总算给了一点面子，答应天亮之后再走。军区和省委领导不敢再有丝毫马虎，通知对岸工厂立即停工，又责成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市革委会主任黄荣海迅速组织人力，到小岛东西两侧江面，拦截各种船只，一律不得通过小岛江面。

（瞧瞧，直接引语都出来了。不知当时谁在旁边拿着速记本记下了上述“重要指示”。）

第二天，江青余怒未消，悻悻而去。

（纯粹的心理描写。莫非作者是江青肚子里的蛔虫虫？）

江青这一闹，让刘兴元、丁盛等人深切感受到为毛泽东以及江青修建新住所的紧迫性。这一闹，也把原来在北京遥控指挥的汪东兴推上了第一线。4月11日，汪东兴乘专机到广州，稍作停留，即邀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任思忠与他同赴海南岛，在陵水军用机场降落后，即转乘汽车去崖县（今三亚市）榆林要塞区大院，察看了不久前江青住过的“元帅府”，就“元帅府”的维修、改建等问题作了指示，随即与任思忠飞返广州。

（专程去布置“元帅府”维修改建事宜？）

“元帅府”要维修、改建，也因江青引起。3月间江青住在这里时，嫌房子门太多，风大；嫌电影放映机没有机房，放电影时机器好像在她头上响，让她头痛；嫌随员住的房子离她太远，她呼叫不便；还嫌“元帅府”没有好车，她的车是用专机从北京运来的。听说江青对“元帅府”的接待工作有这样多意见，广州军区领导哪敢怠慢，赶紧叫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张小军带上一名建筑工程师，赶赴榆林，同海南军区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元帅府”的维修、改建问题；又把省革委会最好的一台银灰色“奔驰280”轿车也调给“元帅府”使用。

（作者怎么知道江青“嫌‘元帅府’没有好车”？是她明白地说出来的，还是心里面想的？如果说出来，是谁记录或回忆的？）

4月13日下午，汪东兴在军区大院留园7号同军区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为毛泽东建房方案。汪东兴在提出修建的基本要求之后，特别提到:毛泽东对他在北京之外的几处住所，比较喜欢的一是武昌东湖，二是杭州西湖。武昌的房子设计、建筑好，杭州的房子四周环境好。军区可以派人到这两地看看，将来在选点、施工时，争取把这两处的优点结合起来。

（细节非常丰富。特别是很巧妙地运用当代人的物权意识，让人联想到那些“住所”的房产证就锁在毛泽东的保险柜里。）

14日上午，汪东兴由刘兴元、丁盛陪同，先看了在白云山东麓老虎洞为林彪修建的房子，然后到军区初步选定的计划为毛泽东建房的磨刀坑作现场勘察。

磨刀坑是白云山东北的一块小盆地，南距沙河约五六公里，东距广（州）从（化）公路约1.5公里。这里原是广州军区工程兵仓库，周围山上是茂密的松林，远离村落，环境清幽，便于保密，进城却又比较方便。惟一的缺点是没有大的水面，而毛泽东又特别爱水。汪东兴也感到这个地块不够理想，希望军区能尽快找到更好的地方，但是时间紧迫，要作两手打算，可以先在磨刀坑作施工准备。

（汪东兴“感到”？呵呵，连人家的心理活动也能够清楚地知道，这个“动员部长”实在太屈才了，应该做“情报局心理遥测部长”才是。）

汪东兴把工程的完工期限定在当年国庆节。他说得极为形象、具体:“10月1日晚上，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等他老人家从城楼下来，就上火车，南下广州。你们就准备迎接，让毛主席住上新房子。”

（再次使用直接引语。问题仍然是：谁做的记录？作者可否提供一个来源注脚？）

取经

施工时间满打满算只有5个多月。兵贵神速，根据汪东兴的指示，军区便派副参谋长刘如带领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王庆林、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张小军、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邹合典和一位建筑工程师，乘军区值班专机飞武昌“取经”。武汉方面已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对此十分重视，把刘如等安排住在东湖，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刘丰、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化民接见，然后派专人带领刘如等人参观，详细介绍情况和经验，解答问题。

（那时是否有“营房部”？不过这是一个小问题。更大的问题是：这里面似乎有程序性错误。如果“中央办公厅”对此如此重视，竟然亲自通知武汉方面接待，何不自己出面开个协调会，共同敲定各个细节问题？明显有脱裤子放叉的嫌疑。）

4月17日，刘如一行飞往杭州，同样受到浙江省党政军领导的热情接待。刘如等人不仅参观了毛泽东的住所，还看了正在为林彪修建的房子——过去杭州没有林彪专用住所。

4月18日，刘如一行返回广州。此时刘兴元和丁盛去北京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和中共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临时主持军区日常工作的副司令员江燮元于19日听取刘如等人汇报。通过对武昌、杭州两地的参观比较，刘如等人深切感到，毛泽东原在广州的几处住所，明显陈旧落后，修建新房刻不容缓。武昌和杭州的房舍、庭院优点可以借鉴，不难做到，但是磨刀坑的周围环境与武昌、杭州相去甚远，且无法改变。看来还需另觅更理想的新址。他们还认为，武昌与杭州的接待班子实行军队与地方合一、接待服务与安全保卫合一的做法，操作灵活，效率高，值得借鉴。

（好一个“深切感到”，而且是复数人的“深切感到”，也就是所谓的“人同此心”，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位“部长”作家的强大第六感。）

江燮元赞同刘如等人的建议，指示一面抓紧进行磨刀坑的施工准备工作，一面继续勘察，争取找到更好的地方；同时责成司令部管理局和军务动员部共同研究，参照武汉的模式，拟制组建接待机构的方案。

为了加强施工领导，统一调度施工力量和物资，成立了由江燮元挂帅，有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主要领导和广东省、广州市各一位负责人参加的施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刘如兼主任，王庆林、张小军、邹合典和军区工程兵、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军区后勤部各一名领导为办公室成员。

选址

4月26日，受命专司组织指挥磨刀坑建房工程的王庆林和邹合典，携带工程设计初步方案和有关资料飞往北京，先到京西宾馆向刘兴元、丁盛作了汇报，经同意后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指定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听取汇报。28日，毛维忠来到王庆林和邹合典住处军委三座门招待所，传达汪东兴对方案的审查意见。汪东兴原则同意军区报送的方案。但是，令王庆林和邹合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汪东兴指示军区的任务还要加码:在毛泽东住所附近，还要再为周恩来、康生、江青各修一组房子及相应的附属建筑，而且都要在年内完工！

（看来毛对周的战友感情实在太深厚了，分房也忘不了他。但这偏偏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为什么是周，而没有林？）

王庆林、邹合典又到京西宾馆向刘兴元、丁盛汇报了汪东兴新下达的任务，刘兴元和丁盛也吃惊不小，感到压力巨大:据粗略计算，计划为毛泽东修的房子约1万平方米，5个月内完成，已经够吃力了，如今又增修3组，即使到年底也只有8个来月，谈何容易！更何况，磨刀坑那里地幅不够广阔，安排毛泽东的一组房子已属勉强，现在要修4组房子，如何摆布得下？

（常识性错误：一万平米的房子，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商场。显然是把绿化等面积也算在内了。这是又一个恶意歪曲和误导的经典事例。仍然是典型的南周造谣手法。）

刘兴元、丁盛决定:一定要另觅新址。

经过刘如、王庆林、张小军等人围绕白云山反复勘察比较，最终他们建议把新址定在磨刀坑水库南岸一片地方。

（比较欧化的语言风格，想必这位“动员部长”是一位欧美文学爱好者。）

磨刀坑水库比磨刀坑只多两字，但两者环境、条件大不相同。磨刀坑水库水面约1平方公里，状似一条头朝西南尾向东北的鳄鱼，有六七条较大的分汊。它与磨刀坑相距不过1.5公里，但中间隔了座山，因而各自形成独立小环境。较之磨刀坑，磨刀坑水库的最大优点是有一块不小的水面。这里虽不能与武昌的东湖和杭州的西湖相比，但在广州市郊，却十分难得；更何况水库四周有青翠的山峦林木，这方面的条件就不让东湖和西湖了。

（1平方公里的“水库”可储水几千个立方，应该是“水塘”）

据初步测算，磨刀坑水库南岸可供建房的地段近2公里，更兼这里地势起伏，树木掩映，建房容量很大，确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所。经刘兴元、丁盛看过之后，终于决定把计划给毛泽东修的房子定在磨刀坑水库，江青的房子也安排在这里，周恩来和康生的房子则放在磨刀坑。

（一个水面有1平方公里的水库，竟然有一个“可供建房的地段近2公里”的“南岸”？看来“文革”实在是太坏，竟然可以使得空间扭曲了。爱因斯坦如在世，当惊服这位“动员部部长”。）

5月12日，王庆林、邹合典奉命二次进京。他们带去了磨刀坑水库一带的地形图和其他有关资料。像上次一样，还是先由毛维忠听取汇报。

13日晚，毛维忠再次向王、邹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汪对磨刀坑水库环境很满意，他大体赞成军区对建房布局的意见，但是，汪东兴特别交代:毛泽东和江青的房子不要靠得太近，要把江青的房子“甩远一些”。王庆林、邹合典听后纳闷儿不已。

（奇怪的是，汪东兴既然如此重视，为何一次接一次地不与广东方面直接接触？）

汪东兴要求军区尽快呈报设计图纸，他要亲自审查毛泽东住房的图纸；周恩来住房的图纸则交由邓颖超和总理办公室审查。

（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意在颠覆周恩来的清廉形象。）

王庆林、邹合典回广州向军区领导汇报了汪东兴的指示，军区领导和机关又是一轮紧张的运作。在具体研究4组房子的定位问题时，军区领导又有了新的想法:既然磨刀坑水库南岸可供建房的面积很大，再考虑到将来的管理问题，何不把4组房子都集中到磨刀坑水库来？

（一个只有1平方水面，却有一个2公里南岸的“水库”，明显运用超空间技术作了处理，容量当然是大得不得了啦。）

5月26日，王庆林、邹合典奉命第三次进京。他俩不仅带去了4组房子的分布图、设计图，还带去了低空拍摄的航空照片，磨刀坑水库及其附近的地形、地貌一览无遗。

（“低空拍摄”？可惜作者不肯提供那台相机的焦距。）

这次是毛维忠和汪东兴一位姓孙的秘书一起听王庆林、邹合典的汇报。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毛维忠在听汇报后当场讲了许多看法，那位秘书也讲了不少意见。可以看出，这位秘书对毛泽东和江青的生活习惯极为熟悉，对园林建筑也颇为在行。

（我非常惊叹于此文所提供的巨量丰富细节！这样多的细节只能表明一件事：作者是在写小说！）

毛维忠在临走时说:“这是最后一次审查了。你们回去就要马上组织开工。不过，刚才我讲的不一定算数。我还要向汪主任汇报，看看他还有什么指示。你们先不要走，说不定汪主任还会直接听你们的汇报。”

（注意这样的直接引语。注意作者总是不肯告诉我们是谁作的现场笔录。）

果然，5月31日，王庆林和邹合典接到孙秘书的电话: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嚯！外宾的礼遇！向作者致敬！以后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法提供“南周秘闻”！）

孙秘书亲自开车把王庆林、邹合典接到人民大会堂。

（过度的细节！极大的败笔！他为什么要亲自开车？）

由于汪东兴已经仔细看过了广州军区上报的书面材料，因而不需王、邹二人再作全面汇报，他们只根据汪东兴的提问作了一些补充说明。接见主要是听汪东兴的指示。

汪东兴首先对广州军区1个月来的工作大加夸奖，认为军区主要领导领会意图好，决心大，行动快，所以才有现在的成绩。他赞同军区把4组房子都放在磨刀坑水库南岸的意见。接着谈到技术问题。汪东兴谈得十分具体，对计划修建的4组共40栋房子从布局、结构、环境布置到内部装修、陈设，都一一提出要求。特别是对毛泽东和江青的房子，讲得尤其细致入微，一丝不苟，连地毯边角的图饰、色调，哪一盏灯的位置和灯管、灯泡的瓦数，这些极不起眼的问题，都有明确要求。王庆林、邹合典竖起耳朵听，飞快地记录，惟恐有点滴遗漏。

（瞧瞧，作者连王、邹“竖起耳杂听，飞快地记录”都看到了，“惟恐有点滴遗漏”这样的心理活动也感知到了！作为“纪实”类作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不过请问，这位“动员部部长”是在座的哪一位？？？他竟然能够做到不仅记录发言，而且记录所有人的肢体和心理活动。）

讲到最后，汪东兴忽然又给王庆林、邹合典来了个意想不到:“磨刀坑水库这4组房子大体就这样了。那么，原来你们选的磨刀坑那里怎么办呢？你们回去向军区首长讲一下:那里还是利用起来，仿照磨刀坑水库第一组房子的模式，在那里给主席再修一组。那个地方也有优点:隐蔽、清静、朝向好。这样，一共修建5组房子。还有，省委小岛1号和鸡颈坑的房子，你们也要改建好。将来主席休息主要在磨刀坑水库或磨刀坑，办公可以到小岛或鸡颈坑，让主席活动一下。”汪东兴还给这种活动方式起了个名字:“坐车被动运动”。接着，汪东兴又讲了一句让王庆林和邹合典头大的话:“建筑材料你们自己解决，不要找我们，我们管不了！”

（问题仍然在于大段的直接引语！最后一句更是奇怪：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一般不会如此明显地分出“你们”和“我们”。这种分彼此的思维方式是“分灶吃饭”以后的事。）

汪东兴也不是什么都不管，王庆林和邹合典上次来汇报时，他答应给军区解决30辆轿车，国产“红旗”和苏联“吉姆”各半；还给解决两台大电影放映机，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各放一台。

（当时似乎已经不流行坐苏联“吉姆”车，要进新车似乎也不容易。作者的思维显然还停留在1950年代，甚至到1970年代还生活在苏联。至于“大电影放映机”，那是电影院的设备，带着个烟筒式的散热器，需要接到户外，其功率适合长度在百米左右的大中型电影院，似乎不适合小型礼堂使用。）

改名

接见将要结束时，汪东兴又讲了新房建成后的管理机构问题。他说:“机构的名称，就按你们的意见，叫南湖招待所吧。磨刀坑水库以后就改称南湖，磨刀坑改称松园。招待所把这两个地方统管起来。”

（多么生动的口语，真得感谢那位不知名的记录者，为我们留下了如此真实的“记录”！）

为磨刀坑水库和磨刀坑改名，最早出自刘如和王庆林的建议。一次在现场研究施工计划，不知是谁先提出，把毛泽东的住地冠以“磨刀”二字，总觉不雅，而且不利于保密。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凑了一个意见:武昌有东湖，杭州有西湖，广州在南，何不把磨刀坑水库叫做南湖？磨刀坑有茂密的松林，莫如改称松园。他们把意见报给丁盛，丁盛觉得有理，同意将意见上报。现在汪东兴一锤定音。

（注意：是“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并无第三人在场。按照常理，作者应该是这两人中的一个。）

接见结束时，汪东兴对王庆林和邹合典重申了4月间他在广州讲过的话:“请你们回去告诉丁司令员、刘政委，给主席盖的房子一定要在国庆节前完工。主席国庆节一过就去广州。从现在到9月底还有4个月，你们务必抓紧！”稍停，他又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七一’过后，我就让毛局长到广州去看看。”

（又是表示“原话照引”的直接引语！谁的记录？）

真是急如星火。

在积极筹划建房工程的同时，广州军区还根据汪东兴的指示和武昌、杭州的经验，紧锣密鼓地研究组建一个统管广州市军队和地方内部接待机构的问题。受命负责这项工作的副参谋长刘如，经过与军区三大部和各有关业务部门多次研讨，建议将新机构定名为“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招待处”，下辖南湖、省委小岛、从化温泉等接待单位；还计划组建5个警卫连，编制总人数1300人。军区领导同意刘如提出的方案，迅即上报，中央军委办事组也很快批复同意。

（临时性接待任务，设立接待组即可，警卫部队亦可临时抽调，新组建的部队一时无法形成作战能力，反而不妥。可见那个时代还远不懂得接待工作的本质规律。）

招待处于5月末正式宣布成立，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原副局长张小军被任命为招待处长，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原副主任丁峰任招待处政委。

施工

工程计划一经批准，就马上大干起来。如此庞大的工程，要解决的问题一大堆。首先是施工队伍从哪里来？由于经费无保证，又要求保密，更何况工期紧迫，工程复杂，要求高，因而除经严格审查先雇请1800名技术工人外，不得不动用部队和部队的运输车辆以及大量工程机械。

（区区几平方公里的施工区域，竟然集中如此之多的施工队伍和机械，看来也需要使用空间压缩大法才行。不过，“南周”用想像力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足以颠覆物理学的基本定理。）

为便于保密，整个工程称为“705工程”。这一代号来源于1970年5月中央军委批准广州军区指挥机关因战备由东山迁往郊外山区，需要修建部分营房；与此同时，军区又要为林彪在白云山下修建一处房子，于是将这两项工程统称为“705工程”。这两项工程于1971年初基本结束。如今，南湖、松园、小岛、鸡颈坑等处工程沿用这一代号。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此乃谣言家之胜境也，是须长期造谣不休方可获得的宝贵经验。）

为了抢时间，在施工程序上不得不打破常规，实行边设计边施工。

（深圳就是这样干出来的。可见广东早有此宝贵传统。）

缺少经费和建材，广州军区首长和机关不得不四处“化缘”。被求到的单位负责人，一听说是给毛泽东修房子，一般都慷慨解囊，尽力支援。军区最先求到的是总后勤部。由副部长陈庞经手，一次就批了1000万元——事后听说黄永胜已经向总后打了招呼。广东省革委会自然也是捐助大户。缺少木料，向东北求援，沈阳军区帮助解决了5000立方优质木材，分文不收。

（从市场经济的眼光看，这样做确实令人费解，至少供给方也应该吃一些回扣才算是合理的。）

军队修建高级宾馆毕竟经验不足，需请地方专家能人指导。王庆林、张小军等人想起了广州市原副市长林西。林西过去分管市政建设颇有建树，在广东是公认的一位懂建筑工程的领导干部。“文革”一来，他那一套一下子成了“西方资产阶级情调”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本人也进了“牛棚”。此时他正在从化“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施工办公室给丁盛、刘兴元写报告，建议请林西为顾问，丁、刘照准，批示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市革委会主任黄荣海办理。施工办公室的几位领导急不可待，立即派人派车赶赴从化，把林西接来。这位经过“文革”洗礼的领导干部，全然没有一点市长的派头，同王庆林、邹合典等人一起，长期吃住在工地。在共事的军队干部的鼓励下，他逐渐打消了“穿新鞋走老路”的顾虑，又拿出了他的绝活儿。同样的东西，现在服务对象变了，自然也就不再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了。他的意见受到施工负责人的重视。特别是在环境利用和庭院布局设置方面，他力主尽可能保持自然美，尽量减少人工痕迹，这些意见都被采纳。在修建江青住的主房时，房后有株大松树，妨碍施工，很多人主张砍掉，王庆林反对。林西支持王庆林的意见，他说，修栋房子不过一年半载，这棵松树没有百八十年长不起来，砍掉多可惜！要把它利用起来。他叫人在树的四周挖了个浅池，池中铺上小石块，放进半池清水，树下立了块大石头，刻上“劲松”二字，众人无不喝彩，成为园中一景。林西又叫人把施工挖出的土方在院子里堆了几个数十厘米高的平缓土包，园内空地遍置草皮，很自然地把四周的天然景色与园林之美结合起来。1972年后，江青曾多次来这里居住。这位刁钻古怪最难伺候的女皇，居然对她住处的环境表示比较满意。曾同林西共事的军队干部对他无不叹服。

（细节毕呈，唯妙唯肖，用强大想像力代替严谨的叙述，可谓得小说家之真传矣。）

参加施工的部队官兵，把施工当作光荣的政治任务，冒着高温酷暑，昼夜苦干，在民工的配合下，工程进展神速。到9月中旬，小岛1号和鸡颈坑1号改建工程都已完成，为毛泽东修建的南湖第一组房也已基本建成。眼看国庆节即将到来，广州军区首长逐日了解收尾工程的进展情况，积极落实迎接毛泽东来广州的各项准备工作，惟恐发生一点纰漏。

（刚刚建好的房屋，充满油漆味，就可以用来招待重要客人，可见当时的人缺乏基本的养生常识。）

突变

南湖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当中，却不料，霹雳一声，出了个“九一三事件”！

（说书人的风格。《南方周末》大有成为《南方故事会》的潜力。努力啊！）

9月13日凌晨，丁盛突然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周恩来的声音略显急促:“丁盛同志吗？我告诉你: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他的老婆、儿子，坐飞机向北面跑了！你们要注意掌握部队。毛主席命令:广州战区的陆海空军统由你指挥！”

（很神秘的电话记录人！居然记下了同周恩来与丁盛的绝密通话内容甚至周恩来的语气！）

丁盛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周恩来讲的那个人是谁？他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周恩来连问了几个“你听明白了没有”之后，他猛然想起半个月前毛泽东在长沙同他和刘兴元等人谈话的情景，现在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他一下子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毫不含糊地表态:“请毛主席放心，不管是谁，只要他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和他划清界限，坚决打倒他！”

（很厉害的心理遥感术，能够知道丁盛脑子里的“一片空白”，还知道他“猛然想起半个月前毛泽东在长沙同他和刘兴元等人谈话”！好一个“猛然”！就算是丁盛本人来回忆，也恐怕不会写得如此生动具体形象！）

放下电话，丁盛马上去找刘兴元。两人决定立即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接着，军区机关、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军区主要领导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原来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竟然如此麻烦，有如此多的程序！）

中央出了大事，国庆节后毛泽东还能来广州吗？广州军区主要领导私下里有此议论。但是他们的准备工作丝毫也没放松，总是要有备无患嘛！

1971年的国庆节北京没有举行群众聚会，也没放焰火，汪东兴多次讲的毛泽东看完焰火就南下广州的计划也落了空。

（阴谋史学的阴险笔法：乍一看是“汪东兴的计划”，细一看原来是“毛泽东的计划”。但全文偏偏不论证毛泽东是否有此计划，也不提及毛泽东本人谈论过此计划，而是通过诸多明示和暗示，把枪火引到毛泽东身上。）

5月间经军委办事组批准组建的招待处，搭起了架子，兵员却迟迟没有着落。到了年底，军区几个主要领导和参谋长孙干卿议论:北京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中央首长哪还能到广州过冬！以后也不会有多少接待任务，要个大招待处有啥用？招待处几个连队的补兵计划至今也没有批，我们何必硬撑着，干脆把招待处撤销算了！意见报到总参谋部，很快批复同意。12月27日，成立仅仅半年多的招待处宣布撤销，同时成立团级的南湖招待所，由司令部管理局领导。

（瞧瞧，那几个警卫连竟然是临时“补兵”。用新兵蛋子承担如此重大的警卫任务，恐怕也只有《南方周末》能够想出来。）

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始终没来广州。广州军区许多人都说，当初若不是考虑接待毛泽东，哪能兴师动众在南湖修那么多房子？结果白费了力气！

（借“广州军区许多人”之嘴，达到“万众声讨毛泽东”之效。但不知是哪些“许多人”“都”说了这样同一句话？）

岂止是白费了力气！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很快就明白，他们满怀一片赤诚，辛勤播种耕耘，到头来收获的竟是一个烫手却又甩不掉的山药蛋，是一只咽不下也吐不出的苦果子——围绕“705工程”，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凡参与组织实施这项工程的，绝大多数人受到长达数年的清查批斗，遭到不公正的处理，有的甚至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事业和政治生命！

（不列举人名和数据，笼而统之、含而糊之，却可以达到煽情诱泪之效，此招可谓高矣。不幸的是，后来的叙述却似乎是“周恩来插手，平息茶杯里的风暴”。）

“九一三事件”之后，不断从北京传来对广州军区不利的消息。有的权威人士作了这样的论断: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林彪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又是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林彪现在反党叛国，曾计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广州军区与林彪关系很深，因此，应该作重点清查。

（哪个权威人士？？？这样的笼统含糊手法在本文中一再出现，虽然严重践踏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但倒也符合南周的一贯风格。）

“批林整风”运动一开始，北京便有人提出:庞大的“705工程”究竟是为谁修的？是不是为迎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用的？有的人从“705”的数字得到灵感: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弄了个反革命政变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广州则有“705工程”，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又是“有人”、“有人”，至于到底是何人，则宁死也说不出。此种大义凛然的造谣手法，在南周的名篇巨章中已然蔚为大观也。）

补救

广州军区负责人对外界议论最初不予理睬，但是，随着这股风越吹越大，他们开始有些不安。冷静地想一想，这中间确有纰漏。最大的问题是:这样一项耗资数千万元、调动千军万马的浩大工程，竟然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批件，没有列入国家建设计划！过去全凭上面某人的口头指示甚至暗示，全凭对领袖的“深厚阶级感情”，就不顾一切地大干起来。现在如果较真儿，上面再不认账，那可是空口无凭，有理说不清呀！

（心理描写细致入微。不符合现代新闻学的基本原则，但却符合小说家的思维。不过，如果用小说家的手法来写历史，那就不叫“历史”，而是叫“谣言”。）

要赶快采取补救措施！

1971年11月底的一天，丁盛把王庆林叫到他家里。丁盛披着件棉大衣，面带倦容，坐在沙发上。一向快人快语的丁盛，此时有些心绪不宁地对王庆林说:“最近北京对‘705工程’有些反映，说是给林彪修的。我们过去也疏忽了，工程没有在国家正式立项，没有‘户口’。我和汪（东兴）主任商量过了，这事儿需要向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补报一下。你对情况熟悉，你尽快准备一下材料，去一趟北京，向计委、建委作个汇报。汪主任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再看看汪主任还有什么指示。”

（仍然是非常细致的细节描写，把当事人的衣着、表情、动作写得栩栩如生，加上表示“原话引用”的直接引语，俨然要“重建现场”。这可能吗？如果可能，那么只能说：《南方周末》拥有了时间机器，因此能够俯察既往之历史，遂昂首走进历史写作之新时代。）

12月3日，王庆林携带“705工程”设计图纸、已建成和正在修建的房屋照片以及文字材料飞抵北京，同行的还有一位通信科长。到北京后，王庆林首先感到异常的是，这次他没有被安排住军委招待所，却被安排到了北京饭店；那里的工作人员又特热情，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跟随。王庆林感到很不自在。

（从心理描写来看，作者似乎就是王庆林本人？）

当晚，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和国家计委一位叫张彦文的处长来到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

谢北一和计委的那位处长对王庆林很客气，在听过汇报并看了王庆林带去的一些资料、主要是照片之后，谢北一说:“军区修房子，东兴同志到现地看过了，整个工程情况他清楚，我们按东兴同志的意见办就是了。我们不是对这项工程进行审查，主要是最近收到一封信，提到这项工程，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再就是你们申请解决420套陶瓷洁具，数量大了，要这么多干什么？主席最近有个指示:国内节俭些，多外援一些。你们要的洁具都是高级产品，有些副房和工作人员的住房可以不用嘛。”

（第N次使用直接引语。）

临别时，谢北一看了一下张处长对王庆林说:“很快要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了，你们还缺什么材料，到时可以在会上提出来。”

（“看了一下”，神情毕现！只有在场者能够作此描述。）

两天后的晚间，毛维忠也来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并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汇报近3个小时，毛维忠不时提问，而且问得很细。最后他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修这项工程，有些人不知道，林彪出事后，有人写检举信，说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这个工程确实大了些，又没向中央正式报告。工程经费，你们军区首长原来表示自己解决，后来又到处要钱，总后就是1000万，还向军委工程兵和广东省要，动用兵力也很大，难怪有反映。现在你们赶快写个材料，向中央补报一下。

（王庆林也真是窝囊，听到“这个工程确实大了些，又没向中央正式报告”竟然不反驳！）

王庆林表示回广州后立即向军区领导汇报，然后以军区名义向中央写个报告。

“不行，”毛维忠斩钉截铁地说，“汪主任让你们马上写。”

（厉害，连“斩钉截铁”也被记录下来了。）

王庆林不敢作主，打电话请示丁盛，丁盛说就按汪主任的要求办。王庆林只好写，签了自己的名字。

（几乎是“说着就掏出手机，一个电话射将过去；那边一看号码，立即响应”。但那时的通讯条件似乎不是如此便利。不过，好在《南方周末》拥有强大的想像力，轻松解决了这个问题。）

毛维忠拿上王庆林写的报告和各种资料走了，说是马上送汪东兴审查。

不到1个小时，毛维忠又回来了，传达汪东兴看过王庆林的材料后的指示。汪东兴对工程总的感到满意，认为军区出了大力。但是，他要求王庆林回到广州后要提醒军区领导:现在“政治气候不对，要避一避风”。南湖的4组房子，第一组已经完工，第二、三、四组即将完工，要继续完善配套。原计划在松园给主席再修一组房子，就不要修了。

（注意：汪很少就南湖行宫事与广东方面直接接触。但阴谋史学的厉害之处，就是能够让你相信：尽管汪没有出面，但他确实在“遥控”；尽管毛没有出面，但就是他计划在国庆后到广州去住豪宅！）

汪东兴对南湖工程代号为什么叫“705工程”也表示不解，并问“705工程”的经费开支是否仅限于南湖工程。（乍一看，是并未出面的汪东兴也出现在了会场上。）

汪东兴还对南湖4组房子的编号问题作了指示，认为现在的编法不妥。他说:一个办法是不编号，以地名命名；也可以把1、2、3、4的顺序颠倒过来，或者把现在的编号打乱重编。将来房子都修好了，不要说哪套房子是为哪位首长修的，首长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

（就是说毛可以住周的房子，周可以住毛的房子。总而言之，毛的房子不是毛的，周的房子不是周的。你的房子是你的，也是我的；我的房子是我的，也是你的。呵呵。）

检查

王庆林于12月7日向丁盛、刘兴元、江燮元和军区参谋长孙干卿等人汇报了赴京汇报情况。汪东兴和国家建委领导都肯定了“705工程”是为中央修建的工程，只是手续有些不够完备，这让军区领导吃了一颗“定心丸”。对汪东兴所作的指示，他们认真研究了落实措施。但是对汪东兴关于停建松园工程的指示，他们却觉得问题很大。当时工程的地基已经打好，各种建筑材料也已大部备齐并进场，而且这些材料大多是为松园工程定制的，无法改作他用，如果停工，将会造成很大浪费。会后丁盛、江燮元和孙干卿又去现场察看，觉得工程还是不宜半途下马，三人又向刘兴元讲了他们的意见，最后一致决定，还是要一鼓作气，把这组房子修完。刘兴元说:“修起来没人住，就是当仓库，也比半拉子工程丢掉强。”

（目前还没有看到前面用血泪控诉的“凡参与组织实施这项工程的，绝大多数人受到长达数年的清查批斗，遭到不公正的处理，有的甚至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事业和政治生命”。且看作者如何收场。）

汪东兴很关心他的指示的落实情况。12月29日，毛维忠奉汪东兴之命专程来广州检查“705工程”施工质量。他到广州时已近黄昏，乘车迳赴南湖，顾不上休息，由王庆林、张小军陪同，先后检查了为毛泽东和江青修的两组房子。当晚他住在毛泽东的房子里，亲身体验房子是否适用合格。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从第一句话来看，本文作者似乎是汪东兴。）

第二天，毛维忠又仔细查看了毛泽东在省委小岛和鸡颈坑住过的房子以及军区在老虎洞为林彪修的房子，并在鸡颈坑也住了一夜。鸡颈坑的房子虽然比南湖的任何一组房子都小得多，装修更不能相比，但它自成格局，而且早已完成装修，更适于居住。汪东兴和毛维忠决定这里继续作为接待毛泽东和江青的一个备用点。果然，1972年8月，江青在广州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连日进行长谈，这里便成了她的落脚点之一。这是后话。

（注意“汪东兴和毛维忠决定”之类的字眼！谁听到了他们的“决定”？一般来说，严肃的历史写作是必须绝对避免此类无依据论断的！）

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参谋长孙干卿在老虎洞会见了毛维忠。毛维忠重述了“九一三事件”后北京一些人对“705工程”的议论和疑问，他承认，工程规模确实大了点，花钱也多了点。他说:“这我也有责任，应该作自我批评。”但是，这项工程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他说，汪东兴已经在王庆林受军区首长委托在北京写的那份材料上附了意见，说明工程是为中央首长修的，“与林贼无关”，报中央备案。毛维忠又给广州军区领导吃了一颗定心丸:“汪主任说，你们只管放心就是了。”

最后，毛维忠对他看过的几处房子逐一品评，提出改进要求，共有数十条之多，其观察之细致和要求标准之严格，给在座者留下很深印象。

（标准严格，似乎无可厚非，不然岂不成了豆腐渣工程？有趣的是，作者显然试图代表“在座者”说话，传达“在座者”的共同感受，让人怀疑本文是“在座者”的集体创作。）

检查完了广州，毛维忠又去海南岛榆林检查“元帅府”。直到1972年元月2日，毛维忠返回广州，仍住南湖为毛泽东修的房子。丁盛和军区政治委员任思忠去看望他，再次同他交换了意见。

（很无耻的笔法。暗示“毛泽东准备到广州”。）

竣工

经过1万多名部队官兵和几千名工人不分昼夜的苦干，包括南湖和松园新建的5组房子以及省委小岛1号楼、鸡颈坑改建工程在内的“705工程”，终于在1972年6月底全部完工。

（2万人需要占用多大的施工空间？）

且看南湖和松园新建工程的一些主要数据:

南湖1组:1971年5月2日开工，9月27日竣工。共建房15栋、9043平方米，其中主房2644平方米，副房6399平方米。

南湖2组:1971年6月19日开工，12月末竣工。共建房13栋、6280平方米，其中主房2573平方米，副房3707平方米。

南湖3组:进度同2组。共建房5栋、5698平方米，其中主房2864平方米，副房2834平方米。

南湖4组:1971年8月2日开工，1972年1月末竣工。共建房7栋、6902平方米，其中主房4067平方米，副房2835平方米。

松园（亦称南湖5组）:1971年9月开工，1972年6月末竣工。共建房15栋、1.3万平方米，其中主房7000平方米，副房6000平方米。

以上共计建房55栋、40923平方米，其中主房19148平方米，副房21775平方米。

此外，还为南湖招待所工作人员（包括警卫分队、通信站等）修建办公室、宿舍、营房7000平方米。

除住房外，另建成350米的防护坑道1条，大型隐蔽部3个，半地下电站1个，各种电缆196公里，道路25公里，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有:钢材8450吨，木材19750立方米，水泥3.4万吨，石料8.97万立方米，沙子5.42万立方米，红砖2500万块。动用步兵、工程兵、汽车兵共28个营、1.2万人，运输汽车458台，各种施工机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还雇请民工3000人。

（平均每个营428人。增加就业机会3000人。）

整个工程经费开支约4000万元。如果考虑到很多物资、材料都按内部价格结算，还有许多物资设备是无偿调拨以及主要是由部队施工等因素，这几千万元只不过是实际开支一个零头儿。

（作者的财务知识基本等于零！然而，正是靠这种真实或者假装的无知，可以激发更多真正无知者的愤怒。最阴险的，就是所谓的“零头儿”。它引诱人们去把“实际开支”无限巨大化，变成几十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几万亿、几亿亿，只要你肯想象，就可以得到无穷大的结果。典型的主观臆测和恶意误导手法，新闻真实性原则就这样被南周人士正义凛然地强暴了。）

工程堪称高速优质。如此庞大的工程，仅用1年稍多一点时间；一组1万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仅用半年左右时间建成，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南湖与松园工程建成，让广州原有的内部高级招待所无不黯然失色。这里环境开阔，湖光山色，风景幽美，空气清新；布局合理，设计精妙，工艺严格，陈设考究。此外还有两个最大特点:建筑高大、坚固。主房最大房间面积400多平方米，室内最高处8米，其余房间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进入房内都有一种渺小的感觉。房子的坚固程度主要着眼于应付突发意外情况:外墙可以抗住1发85反坦克炮弹的直瞄射击，屋顶能防口径最大的160迫击炮弹；坑道、隐蔽部能抗住1枚3000磅炸弹直接命中。有人戏言:万一发生大地震，即使房子翻转180度，也保证不会散架。

（谁的“戏言”。一个“有人”，不知创造了多少谎言！）

指示

在广州郊区为毛泽东修房子，作为总策划的汪东兴是何时、如何向毛泽东报告的，局外人不得而知。粉碎“四人帮”后，汪氏在他发表的一些回忆往事的文章中，对此一字未提。但广州军区领导人，则是在建房过程中，便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的。

（但作者却无所不知！能够在全无证据的情况下，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本人。）

1971年8月，毛泽东离京乘火车南下，向一些“诸侯”“吹风”，挖林彪的“墙脚”。8月底，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和粤、桂、湘三省区主要领导人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等人。接见过程中，丁盛曾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报告:“主席，给您新修的房子很快就可以入住了，盼望您到广州过冬。”

（直接引语。是谁的记录？这样的重要引语，不注明出处，是一种非常诡异的做法。）

毛泽东只是简单地说:“好嘛。”并未感到诧异，更没再往下问。这表明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

（一个轻描淡写并且无出处来源的“好嘛”，竟然推出如此重大的结论，若非作者无知，便是作者阴险！况且，什么叫做“知道此事”？“知道”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接见丁盛、刘兴元等人时，汪东兴一直在座。

（其中谁是那些直接引语的记录者？）

1972年10月2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决湖南问题——主要是所谓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卜占亚上了林彪“贼船”的问题。周恩来顺便讲到了南湖房子问题。他说:“主席让我给大家打个招呼。主席说: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负责修的。过去，我在广州白云山有一栋房子（按:即鸡颈坑），但是，以后住了外宾，才叫东兴另外选址再修一栋。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设计施工的。”

（从头到尾，大量未标注出处和来源的直接引语始终存在！这里甚至出现了周恩来本人的直接引语！这种写作手法，为文章平添了许多“真实感”！然而，周恩来会那么说吗？如果周恩来那样说，就等于把毛泽东推到风口浪尖上！周恩来应该不会跟作者一样傻！事实上，如果周恩来决定谈论那件事，只需说“广州的房子是中央的决定”即可！）

周恩来接着说:“主席讲到这里，我还插了一句:那里的房子，我去看过了。我住的房子，也是按我的意见修的。”

（全文没有提到周恩来曾到广州视察豪宅之事。）

周恩来最后点明了他谈这个问题的目的:“主席指示:以后谁也不要再在广州房子的问题上钻空子、做文章了！”

（小说家的手法再次显现。中国政治，讲究点到为止。这样说透说尽说过头的语言，可能从一个科长口中说出，但不可能从周恩来口中说出。）

毛泽东的指示果然顶用。尽管广州军区领导人和部队同林彪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九一三事件”后不断有人试图把广州军区的一些重大活动，包括南湖建房问题同林彪挂钩，但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在“批林整风”运动高潮中，竟无人再提南湖房子的问题。相反，那时还不断从北京传来毛泽东表扬广州军区主要领导的话，说他们听了毛的“吹风”之后，态度鲜明，转变快，“听我（毛泽东）的话”；“九一三事件”后，又认识错误好，检讨深刻。1972年8月23日下午，江青在广州友谊剧院向党政军机关局、师级以上干部作报告，宣讲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她的那一封信。临近结束时，她话题一转，讲起了“九一三事件”。她说:“九一三”凌晨，周恩来向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林彪出逃情况，她当时就在现场。广州军区接电话的是丁盛。听了周恩来的情况通报后，丁盛当即毫不含糊地表示:“广州军区全体指战员坚决听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打倒他！”撂下电话，周恩来满意地连说了两声:“哎，丁盛好，丁盛好！”江青似乎还怕大家不信，又说:“这我不是恭维丁盛同志，当时情况就是这样的。”

（上文明明说的是“周恩来转述”，这里却变成了“毛泽东讲话”，阴谋史学之险恶，正是依靠这样的偷梁换柱！文中提到江青拿周恩来的论断来表扬丁盛，似乎说明她崇拜周。）

江青的这番话博得热烈掌声。江青的表态非同小可，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到会的军队干部尤其高兴，因为这证明广州军区领导班子是中央信得过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广州军区是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军队。

（其实似乎应该是“江青转述周恩来的表态”。）

可是，谁想江青赞扬丁盛的讲话最终却害了丁盛。4年之后“四人帮”倒台，在劫难逃的丁盛，又被从林彪的“贼船”赶上“四人帮”的“贼船”，说他“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其罪证之一，就是江青的这次讲话。这是后话。

（很好的结尾！为南周继续用“有人”、无来源直接引语、逼真心理描写等手法进行新的“创造历史”活动留下了空间。最后，文章仍然没有证明“凡参与组织实施这项工程的，绝大多数人受到长达数年的清查批斗，遭到不公正的处理，有的甚至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事业和政治生命”！不过看到此处，终于找到一个“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事业和政治生命”的人，他就是丁盛！这么说来，作者认为对“文革”极“左”分子的处理是“不公正的处理”？为了反毛，《南周》似乎站错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