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浏览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种出版物时,你会感到仿佛是掉进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一个百般挖苦我们祖国的过去，嘲弄战场上的阵亡者，亵渎俄罗斯的光荣，戏谑俄罗斯的悲痛的世界。
                                              ——В·利西奇金 Л·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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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是个荒淫无耻的帝王，他杀的人超过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总和。
    毛泽东是个抄袭大师，他所有有名的著作和诗词都是别人写的，他甚至还伪造了自己的身高。
    毛岸英为了“镀金”，结果死于一碗蛋炒饭。谢天谢地，这使我们避免了朝鲜式的世袭......
    这些年在南方系和《春秋大法》等杂志控制的平面或网络媒体上，到处可以看到对中国革命史及其革命符号的解构，耸人听闻的各种“历史真相”翻着花样地出现，而且使很多人都信以为真。那些正直的中国人对此异常地愤怒，他们不禁要问：这个国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托克维尔曾说过一句名言：“......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P104，商务印书馆）我们不如去回顾一下苏联的末期，看看同样是在“不断深化改革”的时代，苏联的那些“南方系”，看看它们在那个混乱时期的所作所为以及最终产生的结果，或许我们能在莫种程度上找到今日中国之怪现状的答案。但是需要说明一点：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类比——因为当时的苏联与今天的中国毕竟不完全相同——而是希望能从历史悲剧中得出各自的教训。另外,本文不是对苏联国家意识形态演变过程的分析,如果在叙述中这方面的内容不足,敬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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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曾被苏联政权认为是比索尔仁尼琴“更危险”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有如下的话：“1985年，还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戈尔巴乔夫曾经访问了英国。他没有去瞻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是苏联意识形态、苏共意识形态——的创始人马克思的陵墓，而是去会见了女王。就此我曾经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个历史性大叛变的时代开始了。”季诺维也夫指出：“叛变的首先是国家高层领导人、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意识形态领袖和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P62～63，新华出版社）戈尔巴乔夫不知所云的“新思维”和“公开性”打开了混乱的闸门，并且由此形成了以拥护“改革”为名的“民主派”媒体——亦即苏联的“南方系”媒体。它们逐渐构成苏联末期的权力中心之一：“改革时期信息战的主要结构是一个三部曲：纠错—深化—破坏。......此时，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与苏共中央并列的第二权力中心......信息心理战第三阶段一开始，大众传媒就转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控制与指挥之下，并开始独立于中央委员会和苏共的其他机构。所有关键岗位也逐渐转入第五纵队之手（即开始为西方所控制）。苏共中央出版社成了印刷反民族出版物（如В·科罗季奇的《星火》杂志）的中心。大众传媒把自由这个概念捧上了天......实际上是根据第五纵队的计划行事的。多元论的表象，掩盖了大众媒体上开展的一场精心组织的有目的的运动。......大众传媒的做法低级庸俗。它们需要轰动效应。性的问题五花八门，沉渣泛起。开放妓院和卖淫合法化的呼声日高，对各种性变态兴趣陡增。一股猛烈的反文化巨浪正在袭来。它能带来利润，还能得到拨款。而苏联曾经拥有的大量学术著作和科普读物却完全消失了。”（В·利西奇金 Л·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P225～22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严肃的剧院，舞台上竟然出现了床上戏的场面，报纸杂志上出现污言秽语已经是习以为常，而《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居然大谈口交的魅力——这可是全苏共青团中央的报纸啊！”（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下，P7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南方系”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论据与事实》（类似于我国的《春秋大法》杂志）1991年发行2400万份；《星火》杂志1988年发行180万册；1989年发行350万册，1990年发行760万册。”（利西奇金 谢列平上引书，P239）与之相比，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尽管它也试图跟上“改革”的步伐——的发行量不到《论据与事实》杂志的一半，而且党报的所谓“发行量”有着众所周知的特殊性（维·戈·阿法纳西耶夫 《《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P2）。民主派”媒体的如鱼得水得益于苏共在意识形态上的溃逃。不过这种“溃逃”不单单是因为招架不住对手：“（苏共的）意识形态专家们用形式化的、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夸夸其谈，四平八稳，毫无实际内容，闻之令人生厌，翻来覆去地讲同一个道理，让人产生一种动物反刍的联想。这种做法自然会引起人们反感。但这可并非在干蠢事，而是戈尔巴乔夫分子早有预谋的策略。”与苏共意识形态专家们的那些“以......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起头的党八股相比,“大众传媒的典型风格却是放开了的新风格，追求轰动效应和通俗性。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利用一切此前在我国并不为人所知或鲜为人知，但在70年过程中西方早已发表过的形形色色反苏材料......这一情况营造了一种气氛，使人感到意外、新鲜和真实。”“民主派”媒体和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在只有一个球门的赛场上进行了一场独特的足球赛，两队球员都在往里灌球。”（上引书，P229）值得一提的是，“南方系”媒体的头头们过去也大都是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和“忠诚的列宁主义者”。好比《星火》杂志的科罗季奇，曾在其著名的《仇恨的面孔》中，对美国表达过刻骨的阶级仇恨。而在“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他摇身一变成了“改革”坚定的支持者，后来又进化为“极权主义”的反对者；当“极权主义”土崩瓦解时，他终于满心欢喜地前往了那个让他曾经极度“仇恨”的美国。
    艾伦.杜勒斯在其著名讲话中（1945年，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的演说）说道：“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尽管当时作为苏共党内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并且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利加乔夫已经觉察到情况不妙：“1987年秋，在右翼激进派报刊上，准确地说，一条对苏联历史进行歪曲，污蔑的脉络已经清晰可见了。。”（叶·库·利加乔夫《警示》，P152，当代世界出版社）”但他在苏共十九大的那句“你错了”（针对叶利钦）和尼娜·安德烈耶娃的公开信“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样，在“南方系”媒体铺天盖地对“改革的敌人”[据利加乔夫说：“改革的敌人”一词是由“改革的施工员”亚·雅科夫列夫发明的（上引书，P122）。它让人不禁联想起斯大林镇压时期使用的“人民的敌人”一词]的声讨之下，“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此后，凡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全面否定苏维埃历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敌人”，都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利西奇金 谢列平上引书，P238）而“你错了”和公开信作为对试图瓦解苏联的强大力量仅有的几次微弱抵抗，被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3

    俄罗斯学者对“南方系”媒体的意识形态策略进行过细致的技术分析（上引书，P43～44），摘引如下：

1.利用现有的符号空间,给稳定的、过时的符号添加新内容......
“民主”：在苏联，“民主”——人民当家做主——这个概念是作为正面概念进入人们
意识中的......新概念则变成了有钱人的权力，钱袋的权力......
“左派”：在苏联，它具有正面含义。传统的左派是主张限制资本权力，主张国有化的。
改革时代的新概念则完全相反，左派与右派颠倒过来了。所谓的“民主派”被称为左派，
他们主张非国有化、捍卫资本权力（戈尔巴乔夫曾称叶利钦是“极左派”——本文作者
注）。苏联解体之后，颠倒位置已经没有必要，左右派各归原位。
“垄断”：苏联时期具有负面意义，西方大公司曾被称为掠夺人民的垄断寡头......在
改革后期，开始将统一的动力系统、铁路系统、天然气系统称为垄断机构，人们对它们
有一种不好的看法，于是得出结论：必须解散它们（这给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
“原始积累”：在所有大学的观念中，这个词都意味着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给人的第一
印象就是骗子和小偷泛滥。苏联解体后，这个符号用来作为掩盖大规模巧取豪夺及贪污
受贿之用。言下之意是现在正经历着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必要初始阶段，以后会好起来的。
2.符号空间融合法。这是第二套典型手法，它往往熔各种互不相容的符号于一炉......如:
木头卢布、刨花香肠时代、马克思主义是油炸水、列宁主义是蒙昧主义意识形态、七十年
代的昏天黑地、文明国家,等等。
3.符号空间改造法。可以将符号的结构看成是一块山峦起伏的原野，既有高峰、陡坡，也有
山谷洼地。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记忆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环绕在这些高
峰周围。心理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清除和消灭这些高峰。
4.符号与现实关系法。......苏共意识形态专家们以国家名义发布明显的虚假信息，使人们
丧失了对国家的信任。
5.虚假的二分法（对比法）。符号空间包含了一种二分结构，如：天使—魔鬼，朋友—敌人，
并在它的基础上，将符号分组归类。（比如将戈尔巴乔夫等人称为“改革派”，“民主派”；
将利加乔夫等人称作“保守派”，“反改革派”，“反民主派””——本文作者注）

    在这五点当中，今天中国的南方系和《炎黄春秋》等杂志对第四点“符号空间改造法”情有独钟——“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记忆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环绕在这些高峰周围。心理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清除和消灭这些高峰”——所以它们不知疲倦地扮演着老田所说的“揭老底战斗队”的角色。和它们相比，苏联末期的“南方系”前辈们水平更高，成就更大：“80年代，在第五纵队的文人笔下，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几乎全被安上精心罗织的罪名，受到诽谤和侮辱。对更加久远的俄国历史的评价也如法炮制，其中包括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伊凡雷帝。被颂扬的只有像彼得三世那样的低能儿。按照80年代末当时的高论，整个俄罗斯历史简直是微不足道。”（上引书，P39）在文章的下一部分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具体的案例，看看苏联末期的“南方系”是如何把从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一直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内的苏维埃高峰“清除和消灭”，并且将他（她）们的尸骨挖出来鞭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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