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那些将普通概念重复上千遍的人，群众才会把他记住。
   即使撒了谎，也要厚颜无耻地撒下去，人们乐于相信弥天大谎，
   而不相信小骗术......人们有时对自己在一些小事上撒谎，但
   却不敢在大事上信口雌黄。因此，他们料想不到有人这样无耻
   地欺骗他们......
                                     ——阿道夫·希特勒

     “心理战的手法之一是用历史的过去偷换当代问题。这一方
    法于80年代末曾为苏共意识形态专家们广泛使用。他们围绕20～
    30年代的种种事件，围绕斯大林问题，推出了现在的历史......
    第二个手法是将现代问题导入过去从今天的利益出发，挖掘历史
    论据来证明今天的观点是正确的......第三个手法是‘历史’战。
    在这场战争中把俄罗斯民族引以为荣，视为民族骄傲的所有英雄
    和杰出人物统统通过信息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诛杀。”                   
     ——（В利西奇金 Л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

        “历史”战之一：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之死

    本文作者曾有个名叫“卓娅”的同学。“卓娅和舒拉”:不仅是苏联人民的红色记忆，也是中国人民曾经的红色记忆。卓娅因反抗德国侵略者而被残忍地杀害，她的英名留存于伟大的卫国战争史。理所当然地，苏联末期她成为“南方系”“清除和消灭”的目标之一。
    1991年，红得发紫的《论据与事实》杂志刊登了署名А·若夫季斯的文章。作者称该文是根据已故作家Н.И.阿诺夫（伊万诺夫）的回忆而写成的。阿诺夫曾到过卓娅牺牲的彼特里谢沃村，但却目睹了“居民们竭力回避谈论卓娅”的异常现象。在把读者的胃口调足之后，作者若夫季斯开始了瓦解卓娅“神话”的工作：

      听我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即阿诺夫——本文作者注）说——我有个感觉，在这一切背后一定有个秘密，请告诉我全部真相好吗？
       只有一名女教师在不无犹豫地听完了阿诺夫‘此事将只有你我知道，绝不告诉他人’的誓言之后，才吞吞吐吐地讲道：
       德国人在向莫斯科发起总攻期间占领了彼特里谢沃村。村长与驻扎在另一个居民点的占领军当局保持着联系。一天夜里，村里的一处木板房着起火来，大火把木板房烧了个精光......过了一天或两天，纵火者被当场捕获：一个不认识的姑娘（指卓娅——本文作者注）企图利用浸透了煤油的破布等物点燃另一个木板房。此时正是严冬，一个失去了容身之处的家庭不得不挤到邻居家里栖身，全村居民极为愤怒。站岗的人狠狠地打了姑娘一顿，然后把她拖进卢克里娅的木板房，早晨村长把她解送给当局并报告了所发生的事情。当天，姑娘被前来彼特里谢沃村执行特别任务的士兵处以绞刑......没有德国人在此处宿营，因此也没有任何（按照官方说法）似乎被女游击队员纵火烧掉的德国人的马厩。
      我们的军队来到这里以后，村里的许多居民被逮捕并被带走，不知去向。因此，留下来的人面对可能到来的镇压，人人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
   
     作者最后写道：

      是不是П.利多夫因受村庄里那些被吓坏了的居民的欺骗而做了错误的报道，或者是他自己为了有利于斯大林宣传而编造了这个事件？但是不管怎么说，正是他的这种说法出了大名并被“载入史册”。     

    卓娅不仅没有打击过德国人，反而烧掉了村民赖以过冬的木板房！？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这是多么熟悉的风格和技巧！
    “我”或者“我”的某个知名朋友，来到某个“红色神话”的发源地，与某个神秘的“老乡”或是不肯透露姓名（或已故）的“村干部”聊起了有关于“红色神话”的事。于是乎，在神秘“老乡”或“村干部”对“历史真相”的娓娓叙述中，狼牙山和地雷战等“神话”依次破灭了。正如俄罗斯学者对若夫季斯文章所进行的分析：“这个例证清楚地表现了斯梅尔佳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一译斯麦尔佳科夫——本文作者注）继承者们非常巧妙的手法。他们的创作依据，都是非常可靠的事实，如一个不认识的女教师对现已作古的作家阿诺夫以及公布这件事的本文作者А·若夫季斯的口授资料。从这篇短文中，还可以看到希特勒分子如何主持公道，他们对居民如何关心，还可以看到苏军占领彼特里谢沃村所带来的恐惧和凄惨，以及对斯大林分子利多夫的揭露。这样，А·若夫季斯的文章就像一枚多弹头导弹，达到了一石四鸟的目的。”（В·利西奇金 Л·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P271～27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除了《论据与事实》（！）杂志的文章，有媒体还断言照片上的那个卓娅尸体是假冒的。对此，俄罗斯联邦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进行了相关鉴定，最终结论是“照片上被处绞刑的姑娘是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上引书，P273）

                                          
             “历史”战之二：青年近卫军的母亲

    老一辈的人应该都很熟悉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主人公奥列格·科舍沃伊不屈服于敌人的严刑拷打，凛然赴死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1991年，《自鸣钟报》的撰稿人М·沃利娜发表了一篇名叫《科舍沃伊的母亲在为谁哭泣》的轰动性文章，文中惊人地声称奥列格·科舍沃伊还活着！而科舍沃伊的英雄故事完全是一场由其精神失常的母亲引发的离奇骗局：

      在罗韦尼基地区的一个合葬墓穴中掘出了一些被德国人枪杀的人已经腐烂的尸体。当时在场的叶连娜·安德列耶芙娜（沃利娜文中奥列格·科舍沃伊的“母亲”，实际上她把名字搞错了——本文作者注）扑向其中一个有白发的老人的尸体并号叫起来：“奥列日卡，奥列日卡！”所有人都看到了：在她面前的是一个带白发的老头儿，可他还在哭喊着：“奥列日卡！”没有人提出异议，于是......人们把那个不认识的老头儿再次作为奥列格·科舍沃伊葬埋了。然而法捷耶夫却据此杜撰出，奥列格在罗韦尼基监狱中遭受刑讯，并因此一夜之间这个16岁的男孩子竟白了头！这样，奥列格·科舍沃伊成了小说中的主人公，而叶连娜·安德列耶芙娜则成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母亲.....

   
    沃利娜的文章风行全国。文章发表几天之后,“一群肆无忌惮的流氓无赖在卢甘斯克市把青年近卫军英雄半身雕像从底座上推了下来”。针对沃利娜的文章，电影《青年近卫军》中扮演奥列格·科舍沃伊的弗·伊万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同样名为《科舍沃伊的母亲在为谁哭泣》的反驳文章。他用充分的证据驳斥了沃利娜，指出了她的大量错误，并在文中提到不仅是科舍沃伊本人，他的母亲叶连娜·尼古拉耶芙娜（不是沃利娜文中所说的叶连娜·安德列耶芙娜）就遭到过德国人的多次毒打，并导致她终身残疾的事实。伊万诺夫在文章中总结道：“我们这里出现了一种乱翻墓石的倾向，就像女新闻撰稿人М·沃利娜所做的那样。然而死人不可能说任何话以自卫！......应该记住圣经中的戒条：‘不要做伪证！众所周知，靠伪证社会不能生存——它将毁灭’。”（上引书，P274～275）

             “历史”战之三：尤利乌斯·伏契克的传说

    苏联末期的“南方系”在大肆挖掘国内墓地的同时，又精力旺盛地折腾到了国外。《绞刑架下的报告》作者，国际共产主义的著名活动家尤利乌斯·伏契克就被掘了出来。
    伏契克据说没有被绞杀于德国普勒岑塞监狱。“他不仅当了德国人的情报员，而且还以这个身份被派到玻利维亚，不久就死在那里。甚至还出现了一张尸体的照片。”众所周知，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势力曾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力量，二战后不少的纳粹分子都潜逃到拉美，而这就是发明这个玻利维亚传说的根由。“另外一些人不坚持‘玻利维亚’说，但仍然断言，他终究是叛徒—情报员。至于那个著名的《报告》，则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他写的，而是后来伏契克的党内同志们伪造的......”（上引书，P276）对于这种剥夺著作权的手法，其实也无须多说。如同希特勒说的那样，“即使撒了谎，也要厚颜无耻地撒下去”。只要足够厚颜无耻，只要“将普通概念重复上千遍”，即使编造出像季米特洛夫是个不能说一句整话的结巴，一样可以使大众相信。
    假如伏契克泉下有知，他一定会说：
   “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呵！”

              “历史”战之四：“斯大林森林惨案”

    按照“符号空间改造法”的理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毫无疑问是苏联时代的象征,高峰中的高峰；苏联历史的光荣与悲剧都在斯大林时代得到了最深刻的体现。
    “1987—1991年国内几乎没有一家报纸，没有一家杂志，没有一个电视频道看不到指责斯大林及其时代的材料的。”（Ю·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P608，译林出版社）虽然“非斯化”运动在斯大林去世后就已开始，但在“想象力夺权”——这句五月革命时期的经典口号讽刺性地被苏联末期的“南方系”成功实现了——的时代，“非斯化”运动到达了它登峰造极的境界。党的最高领导人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这一运动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中期，他向记者和社会学家公开了在苏共中央委员会马列研究所的中央档案馆中曾受到特别保护——1987年之前任何人不得调阅——的斯大林档案资料中的部分文件，“其目的在于扶持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因此只公开了能证明斯大林是一位血腥暴君的资料，例如：与党内政敌的斗争，30年代镇压运动的经过。那些中性的，特别是缺乏揭露性的材料仍被封存。”而仍被封存的资料中则包括了斯大林对当时的“个人崇拜”表示反感等内容（Н·津科维奇《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P53，中国书籍出版社）。
    和中国的南方系对毛泽东时代“锇死”数千万和“整死”数亿人的指控一样，斯大林时代的历次镇压自然也成了这种数字操纵的对象：“例如，很多人的意识中，已经沉淀下了几百万农民背井离乡，作为‘富农阶级’被流放的说法。奥·普拉东诺夫说：‘在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的岁月里，约有700万～800万农民被流放，数百万农民被关进集中营和监狱’”。对此，俄罗斯研究意识形态和心理战的著名学者谢·卡拉—穆尔扎质问道：“‘700万～800万农民被流放’？连家属加在一起，那可是3000万～4000万人啊！”而后来经过对当时史料和数据的认真研究，“事实是：1930～1931年间，总共381026个家庭计1803392人被特别遣送（所谓‘富农阶级流放’）。占农户总数的1.5%（约3%农户被官方划定为富农）。”（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下，P54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是反对斯大林和“极权主义”的巨大图腾，是“南方系”在对苏联历史进行审判时的权威证人：“在他的笔下，古拉格‘岛民’历年的动态，包括徒刑死刑、释放调转、患病死亡等方面的情况，逐年均有详尽研究，列表资料也堪称卷帙浩繁。”不过正像此书的副标题——《艺术性研究尝试》一样，“索尔仁尼琴的数据亦当以艺术夸张视之，而整个文化界的人士则几乎是把这些东西作为集中营社会学学术研究资料来看待的。他所造成的意识裂变真可谓令人拍案惊奇：一个人读了那种似乎言之凿凿的纪实材料，就会听而信之，而且更会相信他那‘4000万人被枪毙’的说法。”（上引书，P549）即使是激烈批判斯大林的罗伊·麦德维杰夫，也撰文指责索尔仁尼琴“过于经常地对事实进行明目张胆的歪曲、篡改和有意的回避”（李辉凡 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P447，青岛出版社）历史学家泽姆斯科夫用近10年的时间系统整理了反映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古拉格）各方面情况的档案资料，并且发表了各类被镇压人员状况的详尽汇总材料。“他虽非斯大林主义者，但是尊重事实。”但是“民主派却刻意竭力不理睬他，也不和他论战”，少数应战者如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也都立即露了大怯。泽姆斯科夫指出他的论敌在引用他本人并未见过的1945年秋季全苏集中营和劳教所资料时犯了一个“小错误”：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漏掉了”一个小数点（МЛН.），其结果就是把160万人变成了1600万人。“多么轻而易举，拿掉小数点，再通过传媒扩散开来，而亿万人竟然信以为真。当一种思维范式已经形成的时候，操纵家就不在乎理智的论据了。”“操纵家们也正是为了对想象力而非理性施加影响，才会如此夸大数字的，有时会夸张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恰恰是这种非要夸大真实数量不可的意图，才能成为操纵的一种特征”。（卡拉—穆尔扎上引书，P549）
    不久之前曾闹腾过一阵“卡廷森林惨案”事件，我国的南方系也是不甘人后，积极响应。然而早在1988年的苏联，就发生过一个轰动全国的“库罗帕特森林惨案”事件，据当时的“南方系”媒体报导：

      在明斯克郊区库罗帕特森林发现大批牺牲于斯大林大恐怖时期人士的遗骸，这场恐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在1937年至1941年6月期间制造的。

     媒体称这个惨案的死难人数约为数十万。国外的传媒也不遗余力地进行大肆宣传——这是斯大林及其极权制度嗜血成性的又一罪证。最后，在对这个“库罗帕特森林惨案”事件进行了仔细调查后，得出如下结论：

      内务人民委员会各机构与所谓库罗帕特森林受害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在扎斯拉夫公路和明斯克环路之间丘陵地带的戈迪谢镇附近，安葬着不少于30万希特勒种族灭绝暴行的牺牲者（“库罗帕特森林案：时代的篡改”，《军事史》杂志，1991.No.6,转引自В利西奇金 Л谢列平上引书,P267,)

     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库罗帕特这个地名在白俄罗斯地图上就从来没有过。杜撰名称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情感的力量，影射斯大林在这里枪杀人就跟杀山鹑[俄语“山鹑”的发音为“库罗帕特卡”（Куропатка），故有此说——本文作者注）一样无所顾忌。库罗帕特森林案只不过是整个虚伪报道庞大体系中的一个事例而已。”（上引书，P267）在苏联末期的混乱岁月里，尽管一些谣言被揭穿，但谣言总能淹没真相：制造大量新谣言的速度永远要快过被动地对旧谣言的逐个驳斥。关于斯大林，“有人写的东西甚至已经离谱到了让人想瞧一瞧还能编出什么玩意儿来的程度......出现了大量编造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特务的文章。有的文章说，流放中的科巴（斯大林早期的党内别名）袜子臭不可闻，几乎所有的精神病他都有；他只不过是个神学校里不学无术的学生而已，等等，等等。布尔什维克一词居然成了一句骂人话......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携带斯大林画像参加群众大会被认为是低能儿；大众传媒曾经专门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寻找携带有斯大林肖像的人，以便表现他们的浅薄和粗俗。”（上引书，P266）“一个穿网眼针织背心的人坐在电视机前。——人们在街上游行，脸上带着喜悦。他手指荧光屏上斯大林时代那些缺心眼的人，笑得前仰后合，说不出一句话来。”（上引书，P243）（笔者在此想插入一件事情:去年,某城市的一位收藏者——他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举办了一场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影像与图片展。一个在改革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年人热心地从外地赶来参观——他对那位收藏者感叹道：“你办的这个展览很好，很有意义，像这些我的父母那代人都经历过的；你看那些人（指毛泽东时代广场上的游行者），都像是发疯了一样，像机器一样。”收藏者听完后说：“我们当时对于领袖和国家的热爱都是出于肺腑的，并不像你说的那样，是失去了自己意志的表现。”谈话由此陷入了尴尬。）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如同从天而降的巨神，其威望甚至超过了列宁。然而他身后的历史命运又是如此无常，甚至显得凄凉。1953年在斯大林的别墅里，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看着斯大林生命垂危，却迟迟不去叫医生；斯大林刚死，“非斯化”的运动就随即展开：先是贝利亚——如果不是他在党内斗争中被击败，也许就轮不到赫鲁晓夫来做那个轰动一时的秘密报告了——接着就是赫鲁晓夫的高潮戏。赫鲁晓夫先是斯大林狂热的吹捧者，后来又是斯大林狂热的反对者。在他与中国交恶的时候，甚至愤怒地声称要“把斯大林的棺材直接送到北京来！”到了苏联末期，在所谓“公开性”政策和势大滔天的“南方系”的力量之下，“非斯化”运动终于进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卡廷森林惨案”也好，“库罗帕特森林惨案”也罢，其实斯大林早就被一次次地拖进了名叫“斯大林”的历史森林里，遭到了无数次的审判和枪决。

                “历史”战之五：“回归列宁”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时代在社会意识中被一笔勾销之后，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列宁的名字仿佛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最后一座桥梁，它象征着几代人之间的继承性。因此，损害业已形成的列宁的形象诋毁他的活动，就成了把整个苏联时期说成是黑暗和愚昧时代并使人们离开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步骤。”（上引书，P169 ）
    在苏联还没有走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末日之前，为了非斯大林化，必然要借助列宁的威名，列宁代表了苏维埃国家的终极真理。正如赫鲁晓夫提出的“回归列宁原则”那样；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也曾化身为列宁的忠实传人。而在苏联末期的大混乱到来后，所有苏维埃国家的偶像与禁忌一个个被羞辱被打破；当苏联全部的历史都成了被“清除和消灭”的对象时，列宁这个最后的禁忌也就不能幸免了。所谓“回归列宁”的意义，可以看作是一步步地把所有的都清算完之后，最后必然来到的总结性清算。
    “列宁是德国间谍”，“列宁是毁灭俄罗斯文化的罪人”，“列宁是俄国人民的刽子手”“列宁是美好的沙皇俄国的破坏者”，这些都是老调重弹了。到了这个阶段，连编造历史的工夫都可以省去，而直接使用“纯文学”风格了。《自鸣钟报》的“政治评论家、诗人”——总是这号人物不是吗？——A·伊万诺夫断言：“总的看来，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是死于梅毒。”而1990年的另一篇奇文《崇拜的诞生：列宁是典型的神话》（М·魏斯科普夫，《波罗的海时报》）这样写道：

        大约是1924年，克里姆林宫的下水道经受不住布尔什维克的猛烈冲击，终于跑水了。陵墓里灌满了污水，一名神甫（好象是大牧首本人），这样说：“圣尸上也是要涂油的。”
          ......那副傻瓜表情、那颗秃头 、那张喝得醉醺醺的电报员也差不哪去的鬼脸......打旱地里冒出来的一颗苗苗儿：要模样没个模样，要气派没个气派。
         瓦洛佳搞俗家的科学也在行。他虽说没有一点诗才，但只要老师吩咐，就可以立刻“用正确的六音步长短短格来翻译荷马史诗”。
         他的房间保持着修道院式的整洁。一个中学生正在做笔记，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一个个小耗子似的字母——字虽然写得紧紧巴巴，倒不妨碍思想驰骋。这个中学生写满了一个又一个本子，若有所思地瞅着墙壁，眼前是两片画着斑斑点点的大屁股似的东西半球——苏联国徽的原型......
         最后，终于有机会谈一谈那个与大救星联姻的她——娜杰日达（指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本文作者注）——的问题了。想不到吧，这个讲起话来跟马卡尔·杰武什金一副腔调的、党内绰号叫“鱼”的革命的女修道院长，居然不乏抒情的想象力......而在那围着灰毛皮围脖、像东欧平原一样扁平乏味的胸膛里......居然还有一颗监狱未能使之丧失慈爱的心在......跳动？（上引书，P268～269 ）

     与此文那种妙语连珠，油腔滑调，下流无耻地嘲讽伟人的水平相比，我国那位说毛泽东的字像“狗扒似的划拉出来了”的小京油子实在只能算是托儿所的程度了。
    在“清除和消灭”列宁这座最后高峰的运动中，著名的斯大林传记作者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上将（我国的“辛同志”可以看作是他的翻版）是一个代表人物。这位担任过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曾在斯大林传记中指责斯大林违背了伟大的列宁及伟大的列宁主义的党内军内的权威理论家，也终于发现了与“极权主义”做斗争的必要性。“特别是他在自己全盘否定列宁的著作的封面，为强化对读者的负面影响，登载了一幅重病患者的照片，那张脸被痛苦折磨得已经变了形，实际上当时人已处于濒死状态。”有人指出：“书的封面是对死者的粗暴侮辱（不论大家对列宁的态度如何），故尔他必遭报应。”沃尔科戈诺夫在书出版后不久，就患病并很快死去了。不管这是不是报应应验，对列宁的诋毁还是见出了成效。《论据与事实》杂志1991年就“列宁应当躺在什么地方”向路人提问。莫斯科一位15岁的少年季马对此回答道：“应该把他从这里扔出去......嗯，不是扔，应该是运出去。他做过什么好事吗？他把全国都搞乱了，现在却躺在这里。把他埋到某个墓地去吧！”（上引书，P270）

                 “把苏维埃墓地全掘开......”

    “不仅仅战争年代，而且整个70年苏联历史都逐渐被迅速蔓延开来的污点所覆盖，许多历史画面简直就是一幅讽刺性漫画。其中对曾经支持过苏维埃政权的作家们的态度即为一例。按照各种报刊媒体的说法：阿·托尔斯泰是贪财鬼和酒徒，马·高尔基是一个虚伪的，名不副实的人，弗·马雅科夫斯基是发育不全者，米·肖洛霍夫则是抄袭他人作品的人。甚至很难数得清针对《静静的顿河》作者究竟有多少造谣中伤。”（上引书，P277）“从‘民主派’的宣传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整个苏联时期的历史上是一批不合格的人在活动，他们以自己的‘极权政治’威胁西方的伟大民主。”（上引书，P308）B.伊柳欣在《控告总统·起诉状》（1992年）中说道：“在他（指戈尔巴乔夫——本文作者注）的统治下，整个国家都被变成了考古发掘地。”（上引书，P283）
     人们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苏联末期大众会轻易地相信那些荒唐无稽的政治谣言？由于这涉及到具体的苏联意识形态蜕变问题，并且不是本文的主题，所以在此仅简单地谈以下一点。苏联官方在对其自身历史的解释上有着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这也并非是苏联独有的问题——即用庸俗化的历史观念去解释苏联史上所发生的诸如党内斗争在内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在1953年清算贝利亚问题的苏共“七月全会”上，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的发言就是这种庸俗化历史观的典型：“......早在斯大林生前我们就知道贝利亚是个大阴谋家。他是个奸诈的家伙，是个狡猾的钻营之徒。他用自己肮脏的爪子牢牢吸在斯大林同志的内心，他善于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斯大林同志......我们大家都尊重斯大林同志。不过岁月不饶人，最后一段时间斯大林既不能看文件，也不能见人，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贝利亚这个卑鄙小人狡猾地利用了这一点，非常狡猾......贝利亚对党的态度跟希特勒没有区别......贝利亚不是党员，而是钻营之徒，可能还是间谍，在这方面还要再挖一挖......”赫鲁晓夫等人用一套忠臣/奸臣——明君/昏君的模式去向人民解释贝利亚问题，甚至用庸俗化了的阶级斗争观念把贝利亚与希特勒并列——而此人就在不久前还是和自己很亲近的同志。“妖魔化贝利亚的形象，把他描绘成悄悄混入党的领导层的家伙——这都贬低了社会进程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创立了用某些个体的不良意愿解释苏联历史事件的先例。”（Ю·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P309，译林出版社）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的“三十年”——尽管他后来出于政治原因又多次反复——把大肃反时期的镇压描绘成是“暴君”对那些无限忠诚于党的“老干部”的迫害，而掩盖他本人就曾是一个积极的镇压者，掩盖了党的“老干部”们对他人的迫害行为以及确实存在的反斯大林的密谋等等事实。正如斯台芬·茨威格所说：“热月九日之所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不是因为罗伯斯庇尔被处以死刑，而是他的继任者采取这种怯懦虚伪的态度（指将罪过推在罗伯斯庇尔一人身上——本文作者注）。因为直到这天为止，革命无论采取任何行动，全部理直气壮，同时也心安理得地承担一切责任”（斯·茨威格《约瑟夫·富歇——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P70，华夏出版社）这种对待历史随心所欲和胡作非为的态度，使苏联官方的历史解释逐渐失去信誉。勃列日涅夫虽然没有宣布赫鲁晓夫是“希特勒”，但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意识形态语言完全是由连篇的废话和貌似正确无比的空话与套话构成的。戈尔巴乔夫及其“意识形态专家”延续了赫鲁晓夫的精神。但是他们嫌后者对斯大林时代“刨”得还不够彻底，于是决定直接往祖坟上刨：“现在请想象这样一种情景。罗马教皇走到罗马的圣彼得广场，对围拢来的人说了下面一番话：亲爱的教徒们，我必须向你们宣布，没有什么上帝，天主，教会只是一个犯罪组织，我把它解散了。您会怎么评价这位教皇的行为呢？须知苏联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正是以这种精神表述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P64，新华出版社）苏共官方的历史解释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土崩瓦解：既然老一套已经令人厌烦，那为什么不去听那些更新鲜、更刺激的故事呢？而苏联末期的“南方系”进行的大量历史发明,融惊险、侦探、色情、科幻等所有吸引人的要素于一炉,正好满足了大众的心理欲望。当然，这并不是苏联末期“南方系”能够大获全胜的惟一内因，但至少是重要的内因之一。

                       《零城》的意义

     199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举办了一个为期半年的讲习班，“专门研究破坏社会‘文化核心’的技巧。”参加者包括了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专家。讲习班在最后的几次会议中，重点地讨论了卡伦·沙赫纳扎罗夫（其父格·霍·沙赫纳扎罗夫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心腹助手之一）的影片《零城》（1988年）。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零城》准确地预见到了苏联社会“文化核心”被破坏的过程。
    《零城》讲述了莫斯科的工程师拉瓦金在“零城”出差时遭遇到的怪异和恐怖经历：拉瓦金刚到“零城”时，前往一家工厂找厂长，结果竟然“见到女秘书在接待室全裸地坐着。人们进进出出，把紧急要打字的材料交给她，但对怪诞却视若无睹......出门的时候他病了。那些习以为常的秩序的标志物——列宁像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榜呀——再也抵御不住迷乱的局面了。”只有裸女或者只有列宁像的社会都是一个——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秩序的社会”。而当裸女和列宁像在同一个时空中并存，甚至裸女和列宁像被奇妙地拼接在一起，难分彼此的时候，则标志着“秩序的社会”开始走向混乱和崩溃之路。
    在《零城》的尾声部分，“零城”的“整个匪帮——官员们、地下企业家们、作家，还有好多浪荡女人——纷纷扑向一颗象征政权的‘俄罗斯国家树’，开始摧毁它，撕掳它的枝叶。”（卡拉—穆尔扎上引书，P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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