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南方周末对9.18蒋介石不抵抗的掩盖　　

叶劲松　　

今年将是9.18亊件爆发80周年。9.18亊件爆发80周年日临近时，亊件爆发原因及爆发后各政治势力是何行为等，必将不少文章讲述的重点。面对日本侵略，蒋介石政府不予抵抗已是众所周知的亊实。但是，最近10余年来，一些人力图颠覆这段历史。例如，《南方周末》刊登赵晖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和蒋介石》（以下简称南文），《炎黄春秋》的《张学良：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与蒋介石无关》（以下简称炎文）等，都想说明，面对日本侵略，不抵抗的是张学良。这些文章的目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即：面对日本侵略，不抵抗的不是蒋介石。　　

例如，南文的第二个小标题“不抵抗主义谁之过” 下，就公开说：“考察蒋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行踪，就可以发现所谓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的说法站不住脚” 。南文意思说，9.18亊件爆发前后，蒋介石未曾下令不抵抗，下令不抵抗的是张学良。　　

南文等为蒋辩护的方法，就是对许多历史资料和事实采取回避的态度，想以此掩盖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事实。　　

为蒋介石辩护的南文也说，9.18亊件爆发前，日军就在东北多次寻衅，使“东北形势趋于紧张”。对此情况，国民党政府不会不知道。而当时未在政府任职（9.18后，曾担任过蒋介石政府驻法英美大使和外交部长等职）的顾维钓，在北戴河避暑时仅通过报纸也知道“东北形势趋于紧张”。 顾维钓说：“1931年夏天我在北戴河时，对于日本情况感到非常不安。我并沒有什么特别情报，但报纸上发表的东西已把满洲局势的发展充分告诉了我……7月中旬，我在北戴河看到来自日本的新闻报道，谈到有关日本政府，特别是军事当局的部署，相当激荡人心……我怕很可能日本人这次要采取军事行动”（《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3年版412页）。　　

顾维钧“沒有什么特别情报，但报纸上发表的东西已把满洲局势的发展充分”告诉他。而蒋介石政府有更多信息渠道知道东北局势发展。甚至为蒋介石辩护的南文也讲：1931年3月，“国民政府情报机关发现日本在辽宁抚顺……越界采煤，……随后，又发生关东军“事先不通知即进行军事演习”事件，日本还陆续向南满输送大批兵员与军火，东北形势趋于紧张”等等。因此，不说东北地方政府的情况汇报，仅凭几个月来“国民政府情报机关”情报，蒋介石政府也知道远比顾维钧更为详密的东北局势状况。那么，知道“东北形势趋于紧张”， 蒋介石政府不可能不发出如何应对“很可能日本人这次要采取军事行动”这种极端情况的指示。　　

既然南文和炎文都想说，面对日本侵略，不抵抗的不是蒋介石，他们就应拿出9.18亊件爆发前几个月里蒋介石政府曾发出的进行抵抗的指令（或定下过进行抵抗的行动方针基调）的证据。不过，炎文、南文都未能拿出蒋介石政府曾发出的进行抵抗的指令或行动方针基调。　　

但是，即使是为蒋辩护，硬说“所谓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的说法站不住脚”的南文，也不得不承认，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就定下了不抵抗的应对方针基调。南文说：“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在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镇（今属吉林省德惠县）当地中国农民与朝鲜侨民就农田引水问题发生争执，日本武装警察卷入纠纷，竟使用机枪扫射中国百姓。日方还利用此一事件在朝鲜各地煽动排华情绪，制造了多起排华惨案。围绕万宝山事件，中日展开交涉。张学良认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7月6日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主张“隐忍自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同意张的处置意见，蒋在7月12日致电张学良，称‘此非对日作战之时’”。而南文所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同意张的“宜亟力避冲突”处置意见，以及“蒋在7月12日致电张学良，称‘此非对日作战之时’”，难道不是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就定下的不抵抗的应对方针基调？这不是扇向南文否认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不抵抗的文章基调的耳光吗？　　

9.18亊件后不久就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的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谈到9.18亊件后全国发生的反对蒋介石政府对日不抵抗态度的浪潮，并迫使蒋介石在12月下台之事时说：“那几个月是大动荡、甚至混乱的时期。这自然导致蒋介石政府的倒台。委员长（即蒋介石——笔者注）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顾维钧回忆录1》第424、425页）。　　

顾维钧这段话也表明，“沈阳事件之前” （即9.18亊件前），根据所掌握的情况，蒋介石政府至少“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 过怎么样应对可能发生的“日本侵略” 。而且在涉及如何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日本侵略时，张学良的东北集团提出“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 。而蒋介石却不认同，蒋“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因此，事变前张学良主张抵抗，而蒋介石反对抵抗的态度区别，不是由顾维钧这段谈论所表现出来了吗？蒋介石反对抵抗而寄希望于“必须对日谈判” 的态度，不正是蒋介石的应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基调吗？这种不抵抗政策基调，不应该对9.18亊件及其后的不抵抗实践负责吗？　　

另外，张学良与日本有杀父之仇；再加上张的根基就在东北，如东北一丢失，他将失去其军事、政治势力所依赖的经济力量，也将失去其容身的地盘而成为一流浪于关内的流浪者。因此，从张与日的仇恨，以及张的利益要求来看，张都不愿在日军对其进攻时，不抵抗就将东北让与日本（虽然张可能会在一些还未发展为日军进攻东北军的具体事件上想忍一忍，不想把事情闹大）。因此，顾维钧关于张学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 的说法，比南文等关于张不想抵抗的说法，更符合张的利益要求。　　

还有，张学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 ，不仅是张学良要“直接抵抗日本侵略” 。还表明张“要求”蒋介石政府采取“ 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 。而蒋介石则以“必须对日谈判” 来回应张，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拒绝采取“ 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　　

实际上，“九一八”事变爆发前蒋介石要求不抵抗日本侵略的证据，除以上南文讲的和顾维钧所讲之外，我国历史书中有很多，我不想一一例举，我这儿就以为蒋辩护的南文，以及蒋介石任命的蒋介石政府外交部长的话为证据，来批驳南文等关于9·18的不抵抗与蒋介石无关的论调。　　

实际上，退一万步来讲，即使以上“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就定下不抵抗的应对方针基调不存在（当然，实际上是存在的），南文等为蒋辩护的论点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如果真是地方长官张学良违反中央政府抵抗的命令，擅自下达不抵抗命令，作为当时中央政府的蒋介石政府应公开斥责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并立刻下令当地军队和民众武装抵抗日本侵略。另外，如果是蒋介石政府当时情报不灵未能预见到日本会发动侵略，从而未能事先向东北地方当局下达日本军如发动进攻应给以抵抗的命令，当张学良不请示中央政府就擅自下达不抵抗命令时，蒋介石政府如觉得张学良不抵抗命令不对，同样应公开斥责张学良不请示中央政府就擅发不抵抗命令的作法，并立刻下令当地军队和民众武装抵抗日本侵略。　　

但是，沒有任何证据资料证明蒋介石政府当时曾公开斥责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也沒有任何证据资料证明蒋介石政府当时曾立刻下令当地军队和民众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而这足以证明，即使当时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当时的不抵抗状况也是符合蒋介石政府要求的，因而蒋介石对不抵抗是不反对的、是放纵的。　　

因此，根据蒋介石政府未曾有公开斥责张学良并立刻下令当地军队和民众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等方面表现，也可逻辑推理出不抵抗是符合蒋介石政府要求的。实际上，根据9·18后蒋介石政府面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方面资料，也能看出蒋介石政府要求不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事实。　　

9.18亊件发生的消息传出，全国广大民众纷纷要求政府武装抵抗日本侵略。但在日本大举进攻沈阳后，蒋介石政府不是顺应全国广大民众强烈要求，命令军队和民众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而是要求全国广大民众冷静对待日本侵略。9月21日，就日本大举侵略，蒋介石政府代表“正式向国联递交声明书”，“9月22日 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演说宣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23日，南京政府就9.18亊变发表《告全国军民书》……‘现在政府，既以此次案件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创立三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246页）。　　

蒋介石政府以号召人民等待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联合国那样的国际组织）和美国为中国“主持正义” 为理由，“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暂取逆来顺受态度”，实际上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不抵抗的要求。蒋介石政府要求“中国人民‘安静’ ，‘等待’ ‘人道的’ 国际联盟和‘爱好和平的’ 美国援助”〔赛沃斯奇雅诺夫《美国在远东战争策源地形成中的积极作用》（以下简称《美》）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第77页〕。蒋介石政府就是以这种要求中国军民“对日军避免冲突”， “暂取逆来顺受态度” 的号召，来应对全国广大民众要求政府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呼声。　　

“国民党人向人民发出这样的号召，目的是在引诱中国劳动群众离开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国东北军政大学的教师们在‘中国近代政治简史’一书中公正地写道：他们‘不过是借口国联解决，以掩盖其卖国行为，搪塞国人的责难而已’” （《美》第77、78页。转引自《中国近代政治简史》新华书店１９４９年版第７０页）。蒋介石政府以要求“中国人民‘安静’ ，‘等待’” 的号召，来“引诱中国劳动群众离开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的行为，这不是蒋介石政府不抵抗的证据吗？ 难道说这还能成为蒋介石政府要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证据?　　

国民党政府向国联呼吁，请其为中国“主持正义”时，还特加“说明：它自始就‘拒绝’ 采取任何敌对的举动。它甚至于‘严令他的军队不管日军在越来越多的地区进行挑衅的事实，对继续进攻的日军绝对不抵抗’ ❷”（《美》第78页。❷转引自《关于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文件汇编》第２２页）。蒋介石政府的这种讲述，可能是向国联（以及操控国联的西方国家）表明，面对日本军事侵略时，蒋介石政府采取了“对继续进攻的日军绝对不抵抗” 来防止事态扩大、阻止紧张局势加剧的“值得夸奖的做法” 。无论拥蒋者们怎么样为蒋介石辩护，蒋介石政府想博得国联和西方国家夸奖的文件中关于“严令他的军队……对继续进攻的日军绝对不抵抗” 的讲述，难道不是证明放弃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命令是出自蒋介石政府的证据吗? 到底是《南方周末》文章说“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的说法站不住脚” ，还是《南方周末》文章说法站不住脚，这不是很明显吗?　　

蒋介石政府要人民等待国联来制止日本侵略，但是，由帝国主义国家所操控的国联，是不愿意采取有力措施来制止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之一的日本的侵略的（这为其后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为此，国联采取大事化小的手法，首先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问题性质淡化，说这事不是国家间侵略与被侵略，而是日本政府不知晓的情况下日军一分支部队（关东军）与中国地方上发生冲突的“地方事件”（而我国网上现在还有不少帖子在散布类似说法，说9.18亊件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中央军事机关不知晓的情况下，作为鹰派的关东军擅自发动的）。“国际联盟广泛地采用日本帝国主义的说法，企图将满洲事件当作‘地方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国联理事会于㋈21日开始讨论日本人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问题。理事会形式上听完了中日两国代表的发言后，便决定通电中日两国政府，建议停止敌对行动和相机召回自己的军队……这样的决议把日本军队撤出中国东北的问题交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自行处理，掩盖了帝国主义的侵略” （《美》第78、79页）。国联“理事会授权给主席西班牙外长勒乐，对中日两国政府提出了内容相同的‘紧急警告’ ，劝告双方避免事态扩大，并立即由两国协商撤兵”（ 《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246页）。国联决议实际是把被侵略国中国，与侵略国日本相提并论，同等对待。　　

国联决议以“相机召回自己的军队” 这种形式，把日本军队撤出中国东北的问题交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自行处理情况下，“对中日两国政府提出了内容相同的‘紧急警告’”，“建议停止敌对行动” ，实际上是要求中国放弃武装抵抗日本侵略，放弃武力收回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这表明，西方国家操控的国联，根本无意制止日本侵略。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是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对日绥靖主义一致的，是与西方帝国主义“停止敌对行动” 的不抵抗要求一致的。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蒋介石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是“与国际接轨” 的结果，是与西方帝国主义对日绥靖主义接轨的结果。因此，蒋介石政府的对日不抵抗，实际是蒋介石政府对日绥靖主义表现。　　

西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的对日绥靖主义，是因为西方国家政府和蒋介石政府，作为各国剥削阶级利益的维护者，都寄希望日本占领东北的战争行为，是日本军队对苏联作战总计划的最重要的部分。希望日本占领沈阳附近后，能北进向苏联进攻。西方的行为实际上是鼓励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　　

因此，“10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谈话。谈话说，日军虽在东北不断扩大侵略，我国仍要镇静持重，拥护公理以抗御强权。‘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 （ 《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247页）。日军在东北不断扩大侵略时（当时日军主要是向东北的北面进攻），蒋介石不号召全国军民抵抗，不派军队从辽宁西部攻击北进的日军后方以支援在黑龙江等地抵抗的军民。却要全国军民“镇静持重，拥护公理”， 并“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 。这难道不是蒋介石不抵抗的证据？这难道是南文所说“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的说法站不住脚” 的证据。　　

但是，蒋介石要全国军民“镇静持重，拥护公理以抗御强权。‘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 实际上是放任日本在中国东北扩大侵略。当日军在11月中旬结束时占领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后，日军调转矛头，进攻远离苏联却靠近关内的锦州所在的辽西地区。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政府仍然不肯采取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而是企图借助对日本实行绥靖主义政策的西方帝国主义来挡住日军的继续侵略。　　

“11月25日，国民党政府曾上书国联，请求‘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在中日两国军队现在的所在地之间建立中立区：这个地区应由在理事会管辖下的英法意及其他中立国的军队占领’ ❸” （《美》第98页。❸转引自“国际联盟” 官方杂志，1931年11月，第2558页）。蒋介石政府请求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军队在华“建立中立区” ， 以隔开中日两国军队。这再次证明9.18亊件后蒋介石政府无意进行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日战争。　　

到1931年12月初，国民党政府为使日本同意由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军队在华“建立中立区” ，以隔开中日两国军队的方案，同意把更多的中国领土让给日本占领，以使隔开中日两国军队的“中立区” 靠近关内外交界处。“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 ❹。1931年12月5日，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对记者声明说：南京政府同意外国军队在各国领事的监督下驻守‘中立区’”（ 《美》第101页，转引自“国际联盟” 官方杂志，1931年12月，第2345页）。　　

国民党政府愿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 ，这意味着，9.18亊件爆发约两个半月时，蒋介石政府仍然是无意采取武装抵抗日本侵略来保卫领土，也无意武装收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反而愿意把更多的中国领土让给日本占领，以设立一个使日本不能再进攻，中国也不用武装抵抗日本、也不能收复失地的隔离的“中立区”。如果日本人要进攻某地区，我们能不抵抗，而是退出这地区并设这地区为“中立区”来阻挡日本人的侵略行吗？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抵抗？国民党政府愿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 ，难道不是蒋介石政府在东北不抵抗的表现吗？　　

此时已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顾维钧，是这样为蒋介石政府将军队撤出辩解的，他说：“我的计划是要求日本停止前进，并开始谈判。在谈判得有结果前，使日本当局正要占领的锦州暂时中立化，在要求日本军队不进入锦州时，中国军队亦离开锦州，停驻城外，以避免出现导致严重敌对行动的冲突。政府批准了这个计划，但这计划显然是不得人心的” （《顾维钧回忆录1》422）。顾维钧这话也暴露出，日本侵占几乎整个东北时，国民党政府不是想法组织全国的武装抵抗，而是热衷于与日本谈判。国民党政府为表示与日本谈判“诚意”“ 以避免出现导致严重敌对行动的冲突”，还主动后退来向日本示好。日本几乎侵占整个东北时，蒋介石政府还实施的是以撤退来“避免出现导致严重敌对行动的冲突”的不抵抗政策，其政策“显然是不得人心的”，也成必然。　　

蒋介石政府设立“中立区” 的“建议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2月3日，旅欧华侨救国总会致电《大公报》转告全国同胞：国联助日亡我，施肇基（当时蒋介石政府派住国联的代表——笔者注）又放弃日兵限期撤退案，政府已与日直接交涉，接受亡国条件，划锦州中立区，开共管恶例，此种卖国外交，决不能接受” （ 《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249页）。旅欧华侨救国总会所指的蒋介石政府“接受亡国条件，划锦州中立区，开共管恶例，此种卖国外交” 的事实，能成为为蒋辩护者们的“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的说法站不住脚” 的证据？　　

现在的那些为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辩护的文章，不但掩盖上述蒋介石政府与侵略者直接谈判并用后退来向日本示好的不抵抗行为，还掩盖了蒋介石政府的这些行为“不得人心”并遭到全国广大人民反对的事实，他们企图以此来塑造一个蒋介石领导人民抵抗日本的抗日领袖形象。但事实证明，9.18亊件前后，民众心中根本没有这一形象。　　

顾维钧的亲身经历，多少反映了些蒋介石政府不抵抗遭到全国广大人民反对的情况。他说：“我就任外交部长后，紧接着就有很多学生团体要会见我，不但有在南京的，而且有从上海、北京、山东等地来的。他们公开宣布反对直接谈判……在接连三、四天之内，有八至十个团体来见我，有的有800或1000学生，但是每次我只接见少数代表”。当与顾见面后“代表向学生报告时，广大学生说他们不满意，他们仍然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要和我亲自谈话。我出去一露面，他们就喊‘打！打！”顾还讲到，有些学生提出“去攻击国民政府”，学生们“在国民政府门前”，见到了在国民党中任高官的蔡元培（据《中国共产党创立三十年》第137、139页，蔡曾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并1927年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后成立“拥蒋反共的南京国民政府”时，“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授印”），“有些人喊‘打！打！’并且把他从车上拖下来。蔡受了伤，但并不太重”。顾以这些学生也“去攻击国民政府”，并打伤未在外交部任职的国民党高官蔡元培，来“证明这些群众示威的目的不是直接反对我或任何外交政策，而是反对蒋介石领导的政府”（《顾维钧回忆录1》422、423）。　　

由于各地学生涌向南京表达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各地到南京的铁路几近中断。顾维钧写道：当时各国驻华“公使馆不断地要外交部为他们安排去北京或上海的特殊交通工具，因为沪宁铁路被上海来的学生们堵塞了，津浦铁路也被那些成百上千地向南京前进的学生们堵塞了。……根据各方报告，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汉口的形势极为混乱。整个国家都处于动乱不安之中。……不久委员长（即蒋介石——笔者注）决定辞职，并于12月15日决定离开南京回到奉化。……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顾维钧回忆录1》423～425）。因此，当时全国广大人民的反对，就是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如果国民党政府积极武装抗日，全国广大人民会这样的反对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又怎么会在9·18后几个月的一片抗议声中辞职下台呢？所以，南文关于“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的说法站不住脚” 的说法，才真正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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