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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东江游击队中队长李汉辉向博罗地主黄观荣立下的借枪借粮的字据。

1947年8月，东江游击队向博罗县公庄镇地主黄观荣借了两支步枪一支手枪，250颗子弹，还有1000多斤粮食和两头猪。游击队中队长李汉辉给黄家写了张收据，并注明“打出江山来算账”。

60多年来，这张收据一直保存完好，黄家人一直找机会兑现，却至今无果。1977年黄家人向博罗县民政局申请解决借据之事，但县民政局以“这种情况战争年代很多，现在县里也没钱支付”为由不了了之；2009年黄家人再次找到博罗县民政局，县民政局以“双方当事人都已不在，只一个人作证不够”为由，将他们挡了回来；今年黄观荣的曾孙黄苏强将借据发到网上求助，他说，现在他们家境贫困，当年给游击队送枪送粮的爷爷体弱多病，希望凭借这张借据，政府能够对他们有所补偿。县民政局表示，国家没有相关政策他们也不知该怎么处理，只能针对黄海洋的家庭情况进行困难救助。

“60多年前借据 望政府能补偿”

8月8日，黄苏强在网上发帖称，他爷爷曾经在1947年把两条七九步枪、一条手枪、一千多斤稻谷、两头生猪借给当时的东江游击队，当时的中队长李汉辉写有借据。目前他爷爷病重，现借据在他的手上，他不知道该找哪个政府部门，希望大家能帮助他爷爷。黄苏强随后也上传了借据照片。

南都记者联系上黄苏强，看到了借据原件。借据只有巴掌大小，有些泛黄，但保存完整。借据上写着：“收据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洞黄观荣七九步枪两条子弹两百粒手枪一条子弹五十粒稻谷一千多斤生猪两条此致(打出江山来算账)经收人中队长李汉辉四七八月”。

黄苏强告诉南都记者，借据上的黄观荣是他曾祖父。他们老家在博罗县公庄镇李洞村，当时他的爷爷黄海洋才14岁，就是他，把这些粮食和枪支弹药送去给游击队的。现在他爷爷已经78岁了，前几天到医院检查，发现肝、肾都有问题，但家里没钱治疗。无奈之下，黄苏强想起了家里这个借据，就上网求助，希望能得到政府的补偿。

“当时一支左轮手枪需150担稻谷”

黄海洋还住在公庄老家。13日上午，南都记者随黄苏强去公庄看望当时事情的亲历者黄海洋。公庄位于博罗东北部，东与河源市相连，西与龙门县相接，这里群山环绕。

78岁的黄海洋戴着一副黑框老花镜，穿着白色T恤，显得干净整洁。老人耳聪目明，说话思路清晰，只是有点消瘦。他告诉记者，他家祖上是地主，到了他父亲也就是黄观荣的时候，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结果家道中落。到了快解放时，家里还剩下七八十亩田地，就靠收租生活。

上世纪40年代正是兵荒马乱之际，在公庄一带活动的不仅有共产党游击队，还有国民党部队和土匪，他们会经常骚扰大户人家，向他们勒索钱粮。黄海洋说，当时太阳还没下山他们就得把家门关得死死的。土匪来了，就从门缝塞进一张字条，上面说明要多少钱粮，什么时间送到什么地方。当时人们称为“打标”。

为了保家护院，黄家买了一些枪支弹药。黄海洋说，当时枪支很贵的，一支左轮手枪需要150担稻谷，一支步枪也要100多根水桶粗的杉树。当时他们家就买了两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还有一些子弹。为了抵抗土匪，他12岁的时候就学会打枪了，被环境所迫，倒也不觉得害怕。

“子弹是我一粒一粒数给他们的”

当时驻扎在黄家附近的是东江游击队东山支队黄虎大队的一个中队，中队长是李汉辉。他们从1946年冬一直待到1948年，其间也经常去周围的山区骚扰国民党驻军。“他们当时条件很艰苦，连鞋子都没得穿，可怜啊！”黄海洋回忆当年，不胜感慨。当年游击队装备也不好，几个中队才有一挺机枪。听说黄家有手枪步枪和子弹，李汉辉就提出要借用，并写下收据说将来偿还。

黄家让才14岁的黄海洋带着枪支弹药和粮食送到游击队，“当时子弹是我一粒一粒数给他们的。”黄海洋记得很清楚，游击队只要先进的七九步枪和左轮手枪，农村的土枪鸟铳都不要，所以他家还剩几杆土枪，他当时还留了10粒子弹回家。

李汉辉也很喜欢黄海洋，有一年中秋节，他给自己的游击队员每人只发了两个半月饼，却给黄海洋发了12筒月饼，当时一筒4个月饼，就是48个月饼，黄海洋现在想起来仍旧难忘。李汉辉看黄海洋年纪虽小，却很机灵，几次劝说他参加游击队。黄海洋说，当时他年纪小，没有去。

1948年底，李汉辉带着队伍打出去了，黄海洋后来就再也没见到他。

黄海洋说，解放初期，李汉辉曾经给他的父亲黄观荣写过两封信，当时他在东莞粮食局工作，邀请黄观荣去东莞。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黄家又被评为破落地主成分，所以他家就没有去东莞。1962年黄观荣去世，以后就没人提起这件事了。

律师说法

从法律角度无法保障借据的权益

广东鸿浩律师事务所主任许蔚武认为，从民事诉讼法来说，只保障权利人20年的权益，所以如果打官司，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但是既然有借据，当年他们家对革命也有贡献，按情理政府应给予一定补偿。

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全昌春律师说，首先要对借据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再者这事发生在解放前，中国现在的很多法律都是解放后才制定的，包括合同法也是1999年才出台的，从法律角度来说，无法对借据的权益进行保障。所以只能寻找看看以前有没有类似的政策，根据政策的解释来处理此事。

政府回应

1977年

县民政局：这种情况战争年代很多，现在县里也没钱支付

1977年，“四人帮”已被打倒，黄海洋觉得时机来了。他拿着借据，在当时博罗县交警大队同乡黄添发的陪同下，去县民政局申请解决借据问题。但当时县民政局回函说，这种情况在当时战争年代很多，现在县里也没钱支付。最后不了了之。

2009年

县民政局：双方当事人都已不在，只一个人作证不够

黄海洋说，此后借据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直到5年前，他们拆除老房子，在房梁下又发现了这张借据。两年前，在当时一位老游击队员黄兆明的证明下，黄海洋又给县民政局写了报告，要求解决借据的事情。县民政部门这次回复说，事情过得太久了，双方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了，只有一个人作证不够，又把他们挡回去了。

他们多方打听，也没有李汉辉的下落，很多人都说他早就去世了。去年黄兆明又去世了，当年的老游击队员已经所剩无几了，能够找到当年的证明人更是难上加难。

2011年

又有老游击队员作证：李汉辉确从黄家借过枪

南都记者13日在博罗县城见到了仍健在的东江游击队老队员黄达超，今年86岁，也是公庄人，当年在东江游击队东山支队白虎大队任中队长，与黄虎大队的李汉辉是战友，李汉辉是博罗麻陂人，彼此也熟悉。

虽然年近九旬，但黄达超老人双目炯炯有神，声音洪亮，回答反应也迅速。黄达超介绍，他1947年参加游击队，第二年做了中队长，他们当时经常在博罗、龙门、河源、新丰等山区的地方活动。他也是李洞人，知道地主黄观荣家里有几条枪，他也打过主意，想去借来用。

1949年初，黄达超的父亲被国民党的炮弹爆炸吓死了，黄达超回家奔丧，顺便去地主黄观荣家借枪，黄观荣却告诉他，枪早就被李汉辉借走了。过了几个月，东江游击队在官山上坪围歼了国民党一个营，打了一个大胜仗，黄达超和李汉辉的大队都参战了，那一次他们也见面了，黄达超询问李汉辉是否借走了黄观荣家的枪，李汉辉承认了，并说给黄观荣留了个借据。

前几天黄苏强将借据拿给黄达超看了。黄达超向南都记者证实，当年游击队确实从黄观荣家借过枪。他说，解放的时候，他的游击队被编入了粤赣湘边纵队第6团第5连，都在珠三角各地打仗，他也没见过李汉辉了。黄达超老人解放后在广州市政府警卫连给时任广州市长叶剑英做过警卫，“文革”中受冲击，后来回到家乡公庄镇利山铁矿厂工作，1993年离休。

县民政局：国家没有相关政策，我们也不知该怎么处理

昨天，博罗县民政局救灾救济股股长温向红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之前接到黄苏强的反映他们也很重视，专程去黄家里去看望了黄海洋，并给他提供了困难救助表让他填写申请，按规定可以一次性救助2000元，一年可以救助两次，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再向上级申请。

温向红说，据他们调查，解放前游击队确实有过从地主富农那里借枪借粮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游击队条件比较困难，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对于黄海洋家的借据真伪，她也不敢确定，因为游击队当事人李汉辉都不在了。国家对于这种情况也没有相关政策规定，之前他们也没有接到过类似问题反映，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目前，他们只能针对黄海洋的家庭情况进行困难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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