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2011年第九期的《炎黄春秋》刊登了南开大学刘泽华的文章《我在“文革”中的思想里程》，第二部分称“毛泽东的《矛盾论》涉嫌抄袭”，凤凰网进行了摘登，并以“《矛盾论》有抄袭之嫌”为题隆重推介，而人民网文史频道闻到腥臭也照葫芦画瓢，参与到了此次反毛大合唱……黑格尔说，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而这次“《矛盾论》涉嫌抄袭”的反毛大合唱不过又是一场闹剧，它的第一次正剧却是发生在79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反攻倒算”的年代——盖棺定论的历史可以拿出来翻案，封存的档案可以取回家随意加工，于是乎，“功劳都是集体的，错误都是老毛的”。所以，在茅于轼出来大泼脏水的时候，右派们面对人民的愤怒，可以信心满满地要求公开“档案”。以“AB团”事件为例，本来已是史实清晰、责任明确，胡耀邦非得出来说这段历史不明不白，于是右派史学家们便奉命发明历史，才有了“毛泽东利用抓‘AB团’清除异己”的弥天谎言。至于80年代初期制造的“《矛盾论》涉嫌抄袭”的拙劣谎言在当时就已经被驳斥，至于这个谎言是出自哪位历史发明家的手笔，这个就有待网友进一步挖掘了。

 

《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
作者：许全兴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4年第2期 本文摘自《为毛泽东辩护》第200～210页

李达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毕生从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普及。他和雷仲坚同志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2年出版)是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哲学时的主要参考书之一。他在1937年5月出版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曾读过十遍，并赞誉这部著作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解放后，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宣传和解说，做了大量的工作，亦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李达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有巨大的功绩。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不能不读李达的著作。任何否认或贬低李达这方面的功绩，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是极不公正的。正确地宣传李达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绩是完全应该的。但是近两年来，在理论界有这么一种说法：似乎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沦》是抄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有人甚至说：《实践论》、《矛盾论》中没有一个论点不是从《社会学大纲》中来的。有的同志在宣传李达同志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时，按照《实践论》、《矛盾论》的体系介绍《社会学大纲》中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给人一种《实践论》、《矛盾论》似乎确实是抄《社会学大纲》的印象。《实践论》、《矛盾论》是否是抄《社会学大纲》，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我认为《实践论》、《矛盾论》抄《社会学大纲》的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理由是：第一，从文字叙述上看，《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②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授哲学当然也必须从先辈和同时代人的思想资料出发。根据解放前多次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③，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课时除了利用当时已翻译出版的马列主义哲学著作之外，主要是参考了三本苏联哲学著作：一本是前面提到的西洛可夫等人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本是《新哲学大纲》(米定、拉里察维基等著，艾思奇、郑易里译，1936年6月出版)，再一本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汀等著，沈志远译，1936年12月出版)。毛泽东的讲授提纲除了《实践论》、《矛盾沦》之外，大部分内容是对上述三本哲学著作有关原文摘录的编纂，或者是对上述三本书有关内容的改写。

《实践论》、《矛盾论》也吸收了上述三本书的许多思想和材料，但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了极大的理论上的创造和发挥。④《实践论》、《矛盾沦》与上述三本哲学著作之间文字叙述上的联系是清清楚楚的。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论述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时指出：“费尔巴赫抛弃了人底社会性，他就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丢开人类底实践活动，丢开他底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这不仅是费尔巴赫底唯物论底根本缺点，而且也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论底根本缺点。”(该书第182页)很明显，《实践论》的第一段活就是从这里来的。

又如爱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指出，无论是“左”的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都不了解矛盾特殊性，不懂得“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与托罗斯基主义及右翼机会主义相斗争的课题，教给我们有暴露任何过程之内的矛盾的特殊性之必要。同时，认识那全体过程的矛盾所规定的过程各方面的矛盾之特殊性，也是必要的。”(该书第286—287页)嵌矛盾论》吸取了这些论述，并进一步对矛盾特殊性展开了创造性的系统的说明。

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出《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之间文字叙述上的这种联系呢?很难找到。

据何长工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哲学的时间是1937年4月至“七七”事变，共讲了一百多个小时(见《难忘的抗大岁月》，载《光明日报》1981年6月25日)据在抗大当过教员的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的讲课因“七七”事变而中断，所以辩证法的部分只讲了矛盾统一法则，辩证法的其它规律和范畴没有讲了。解放前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最末一行是：“论矛盾统一律完。1937，8，7。”这说明《实践论》、《矛盾沦》是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课后至8月了日之前整理完毕的。李达同志给《社会学大纲》写序的日期是1937年4月1日。《社会学大纲》是5月在上海出版。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哲学，写作“两论”时很可能还没有读过《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2月1日写的《读书日记》证实了这一点。《读书日记》开头是这样写的：
“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月十七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页。”⑤假如说，毛泽东同志在整理《实践论》、《矛盾论》时巳认真阅读过《社会学大纲》，那我想从文字的表述上一定能找出《实践沦》、《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之间的联系，如同它们与上述三本苏联哲学著作之间的联系一样。但遗憾得很，我们很难找出《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哪一段话，或哪几句话是从《社会学大纲》中来的。

有的同志也许会说，《社会学大纲》中最后的关于认识总规律的表述难道不是吸收《社会学大纲》中关于认识采取圆形运动而发展的表述吗?我认为并不见得。《社会学大纲》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是这样说的：“‘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实践’——这是采取圆形运动而发展的。”又说：“这个圆运动不是形而上学的循环，而是辩证法的发展。”(该书第366—367页)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1936年1月出版的单行本)对这个问题的表述：从实践到感性，“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又由实践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种过程，是无穷地连续下去，循环下去，但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就愈更丰富，所以这种循环，是螺旋式的循环，而不是圆圈式的循环，它永远在发展，进步，决不会停滞在原来的圈子里。”⑥所以我认为，《实践论》关于认识总规律的表述与其说是吸收了《社会学大纲》的表述，不如说吸收了《大众哲学》的更为恰当。

总之，从文字的表述上，我们看不出《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很可能是在抗大讲授完哲学后才看到《社会学大纲》的。第二，从内容上讲，《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决不是能从《社会学大纲》和其它哲学书本上抄得到的。


有的同志也许会说，虽然从文字上看不出《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从内容上看，前者是从后者那里来的。我认为，从内容上看，更不能说明《实践论》、《矛盾论》是抄《社会学大纲》的。《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都利用了苏联30年代的哲学著作，讲的又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所以它们在许多根本观点上的一致是很自然的。但如果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并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社会学大纲》讲认识论，首先考察人意识的生成，之后依次分别考察感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最后则是批判形式论理学。这种认识论的体系与苏联的哲学著作大体一样。《社会学大纲》虽然也说：“认识的过程，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该书第284页)但书中对认识过程的阐述，实际上只讲了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而没有讲由认识到实践的过程。

《实践沦》则始终抓住实践与认识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说明了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地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律。《实践论》不仅准确而明晰地概括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基本特征，说明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和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条件，而且论述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这一认识过程，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谈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恩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实践论》还论述了一个正确的认识，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获得；人类的认识运动是无限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深刻地揭露了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实践论》的这些宝贵思想决不是从《社会学大纲》或其它哲学教科书中抄得的。

再说对矛盾规律的论述。

《社会学大纲》为首先阐述了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与辩证法的发展观，认为“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的根本特征，就是承认万物的不变性、静止性”，“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特征，就是承认世界的运动性与可变性”(该书第164、165页)；进而论述了对立物的统——和斗争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说明了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接着说明了对立物的同一或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对立统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对立的斗争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说明了矛盾有拮抗(即对抗)与非拮抗的区别。《社会学大纲》对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指出“这个根本法则，包摄着辩证法的其余的法则”，“是理解其他一切法则的关键”(该书第176页)。《社会学大纲》也指出，在运用对立统——法则时，必须“依照牡实的材料，去研究特定现象中所固有矛盾的发展的具体性。”(该书第179页)但应当指出，《社会学大纲》并没有像苏联哲学著作那样说明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更没有对矛盾特殊性进行专门的沦述，也没有吸收苏联哲学著作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

《矛盾论》则依据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充分利用苏联哲学界的新成果，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从两种发展观、矛盾普遍性、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等方面，对矛盾统一法则的丰富内容，对如何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进行了系统地创造性的论述。《矛盾论》对所论述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对所说明的论点用大量的事实加以科学论证。《矛盾论》创造性地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专门论证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提出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著名论断。《矛盾论》的结构十分严谨，各节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反映厂人们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辩证过程，体现了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纵观前人与同时代人的哲学著作，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矛盾论》是在辩证法发展史上第一次把矛盾学说的丰富内容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出色地完成了列宁提出的对辩证法的核心进行“说明和发挥”的任务，实现了辩证法发展的必然。

《社会学大纲》与《实践论》、《矛盾论》的明显差别还在于：前者既没有结合中国哲学史，也没有结合当时哲学界的争论，当然也更淡不到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和革命斗争实际来解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学大纲》的全书中我们很难找出有联系中国实际的地方(那怕是简单举例)。《社会学大纲》的功绩是在我国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根本缺陷则是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基本上是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翻版。这一点与李达同志在党成立后不久就离开实际的政治斗争，专门从事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有关。我们不应苛求于他。这一点，不仅是李达同志一个人的缺陷，而且也是当时整个中国哲学界的弱点。艾思奇同志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说：抗战以前，“理论研究与实践斗争的某些脱离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样的脱离现象，使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始终限制在介绍性质的，书本式的，通俗化性质的活动范围内”⑦

《实践论》、《矛盾论》则不同。这两篇著作不仅吸取了中国哲学史上有关知行问题和辩证法思想的精华，而且从哲学上对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作了总结和概括，字里行间充满了中国革命的活的经验。我们若把这两篇著作同毛泽东同志在此以前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著作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两篇著作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内在联系，就不难发现毛泽东同志为什么紧紧抓住实践与认识的基本矛盾来论述认识的辩证运动，为什么用最大的篇幅详尽地说明矛盾特殊性，论证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为什么能提出矛盾问题的精髓，为什么强调对立面相互转化的重要性。

《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差别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李达同志当时的哲学理论修养比毛泽东同志逊色，而在于李达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那样的革命实践。毛泽东同志不仅一般地参与了中国革命，而且直接领导了中国革命，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同党内的错误路线、错误倾向，特别是同得到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支持的王明教条主义进行了直接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实践要求对认识与实践、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等问题作出系统的说明，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可以说，不是亲自领导中国革命，直接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是同党内错误路线、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实践论》、《矛盾论》这样杰出的论著的。


通过《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的比较，我们不仅不能得出《实践沦》、《矛盾论》是从《社会学大纲》或其它教科书中抄来的，相反倒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长期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宝贵的理论收获。”⑨

李达同志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哲学界的老前辈。这篇文章决不是为了贬李褒毛，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地说明《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的关系。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4年第2期
注释
①1935年11月出版的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指出：“中国研究马克思及辩证唯物论的要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为最早，最有贡献。至于今日，一死，一囚；所以只有李达了，在近日介绍成绩最佳，影响最大，当然是李氏。”(该书第384页。)

②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98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3—704页。

③据我所查：《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曾在仑抗战大学》(半月刊、广州统一出版社出版)第l卷6期(1938年11月8日)及以后的几期的新哲学讲座上发表过，该杂志在编者的话中还特别说明《辩证法唯物论》是毛泽东先生在“抗日大学”所主讲的讲义。以后，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社、冀中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国防出版社、中国出版社、大连《大众书店》等又公开出版过此书。

④见本书第182—184页。

⑤程敏：《光辉的榜样，深刻的启示》，《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6期。

⑥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文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⑦艾思奇；镬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同上书，第552页。

⑧李达：《(实践论)解说》，三联书店i978年版，第1l页。

⑨李达：《(矛盾沦)解说》，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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