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的一些往事解读几种领导方法

陈 晋

原载：《中华魂》2010年第8期

一、毛泽东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提出十七条可能遇到并要准备吃亏的难事
——设想困难，有备无患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用“团结”和“胜利”来定位全国代表大会，是从1945年的七大开始的。七大召开时，党的历史上一些是非问题的争论解决了；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战后党的路线方针也有了明确的共识。形势一片大好，光明的未来似乎就在不远处热情招手。称这次大会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确不为过。
　　但是，毛泽东在5月31日作大会结论报告时，却出乎大家的意料说，要“准备吃亏”。有什么难事？准备吃什么亏？他一口气讲了十七条——
　　第一条，要准备挨外国人的骂。第二条，国内大骂。第三条，准备被他们（作者注：指蒋介石国民党）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准备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外国干涉，帮助蒋介石打我们。第八条，外国不承认我们。第九条，形势不利于我们时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上没有搞好，发生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日本军队集中到华北，挤压我们。第十四条，国民党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分歧。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胜利就要到来的时候，设想这么多困难，是不是无事自扰？会不会传染消极情绪，影响人们的信心呢？对此，笔者想到胡乔木1991年11月关于毛泽东七大讲话的一个回忆。他说：“我记不得是哪一次讲话了，他拿太平天国作例子，表示宁可失败，决不投降。太平天国那么多人最后死在南京。讲到这里时，他非常激动。”查了一下档案资料，胡乔木说的是七大闭幕几天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其中有这样一段很悲壮的话：“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在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就像讲十七条困难一样，这样讲当然不是让人们气馁，而是为了激发大家更昂扬的气概。胡乔木回忆此事的感受是：“讲这个话是表示一种决心，一方面认为必然会胜利，同时带有一种誓师的味道。”越是在胜利的时候，越要有一种应付重大事变或艰险的精神准备，甚至想到失败了从头做起。由此看，这不能说是无事自扰，相反倒是一种理性的自信。
　　在5月31日讲话前，有的代表也希望毛泽东讲讲光明面。在讲了十七条困难后，毛泽东确实也讲了八条“一定要胜利”的光明面。包括：暂时吃亏，最终胜利；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经济困难让我们学会做经济工作；克服天灾，太行根据地有经验；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得到锻炼；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
　　这八条也很有意思，讲光明，不是抽象地谈必然规律，也不是主观地描绘蓝图。这八条都是与困难并存的，或者是从困难中引申发展出来，甚至是被困难“逼”出来的。看起来是在说“一定要胜利”，其实是在讲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怎样寻找办法，克服困难。毛泽东在谈到为什么要设想这么些困难时解释说：“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毛泽东设想的十七条困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的是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现了。如抗战胜利后，大多数伪军都摇身一变，挂起了国民党军队的旗帜；内战在一年后也确实爆发了；美国武装国民党军队帮助打内战；解放战争初期，有的根据地让国民党军队占去了；也有一些党员（当然是极少数）跑了、散了，甚至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国民党军队攻占了我们的一些根据地；国民党特务曾实施过暗杀阴谋，等等。
　　在十七条困难中，最后一条是“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最可玩味。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无论怎样周密设想，都不可能涵盖一切，总会有预料不到的困难。毛泽东加上这一条，就是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设想到的困难，还要注意设想不到的困难也可能遇到，这样当没有设想到的困难到来的时候，才会因为事前有精神准备而不至于惊慌失措。毛泽东当时的解释是：“要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比如，七大时谁也不会想到中央所在的延安会被国民党军队占了去。正是有了应对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在胡宗南20万大军进逼的时候，毛泽东果断决策放弃延安，并充满信心地说：要拿延安换整个中国！随后从容地在陕北同胡宗南部队兜圈子。也正是有了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毛泽东原来设想解放战争打五年取得胜利，结果打了三年就胜利了。
　　准备最坏的，更有利于争取最好的，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工作的辩证法，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和做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在委派将领外出开辟局面的时候，毛泽东总是这样提醒他们。1944年王震率南下支队出发时，毛泽东对他们讲，要“准备各种不如意的事，多少封锁线，敌人的袭击，不开欢迎会”等等。1947年让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毛泽东在电报中交底说：可能有三种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正是因为有了对困难的充分估计和准备，从而使人们在实施中央决策的过程中，能够处变不惊，采取主动的应对之策，争取到好的结果。1944年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又北返，历经艰险，被誉为“小长征”，最后把部队完整地带回了陕北。1947年的刘邓大军在“杀出一条血路”之后，最终争取到了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前途，“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
　　在毛泽东看来，要从最困难的方面着想，争取最好的前途，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无论是处于劣势还是处于优势的时候，都需如此。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谈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的问题，毛泽东说：“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1958年3月25日，毛泽东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一次谈到他当年讲十七条困难的事情。他说：“以后究竟有些什么是出于我们的预料之外会要发生？我记得七大的时候，罗列了十七条，其中有‘赤地千里’就是大旱。还有一条所有县城都丧失，我们只有乡村。这个问题你们有工夫的时候是不是谈一谈，国际国内有些什么事情是我们预料不到而可能发生的。开头少数人研究一下，开一个单子，不是十七条，十六条也可以。如果我们没有准备，那个事情来了，我们就要差一些了。西藏少数头人可能叛变，他们的心在印度、英国，这就可以列一条。”顺便说一下，毛泽东这里说的“西藏少数头人可能叛变”，一年后果然成为了现实。
　　毛泽东讲十七条困难，显然也是有针对性的。一是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本来就充满曲折，过去如此，未来也必然如此；二是有感于“从前我们党内有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胜利”；再就是历史转折到来时，在一片团结胜利的气氛中，有些党的高级干部容易滋长盲目乐观的情绪。
　　那么，毛泽东在七大上一口气讲出十七条困难，在七大代表们心中究竟是否留下了印象，以及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正好手头有一本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2000年编的《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752位七大代表，在他们编这本书的时候，在世的只剩下116位了，其中年龄最大的99岁，最小的也已77岁。编者征集到100位代表写的回忆文章。翻阅之下，意外地发现，除了党的七大路线外，给代表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一个是王明在预选中央委员落选后，毛泽东三次向代表们解释，希望选上王明；再一个就是毛泽东讲的十七条困难。记得前一个细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涉及王明这样有名的党史人物，再加上许多当事人本来就是在毛泽东做工作后才投王明的票的。而记得后一件事，便殊为难得了。据一位叫彭德的代表回忆，领导人在大会上的讲话，他们是记了笔记的，但是，“会后，大会秘书处将这些笔记本收回统一保存，不允许个人带走”。也就是说，这100位代表在回忆时不可能再去翻阅当时的笔记本作参考，却一共有12位写到毛泽东讲十七条困难的事，有的还列举了毛泽东讲的十七条困难中的几条，最多的列了八条。要知道，这可是事过55年之后的记忆呀。
　　至于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不妨引述几位七大代表的体会。
　　担任过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强晓初说，毛泽东讲的这些困难，“当然有些是极而言之，但这样讲了以后，就使党的高级干部有了应付各种困难的精神准备，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主席这种从最坏处着想争取最好前途的思想，是他一贯的思想。给人的启发是非常深刻的。任何时候，对于做好各种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担任过煤炭工业部部长的高扬文说：“虽然以后这些困难并未全部出现，但有应付困难的准备，就有了胜利的保证。”
　　担任过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的王明远说：“对以后会遇到什么困难，都对大家交了底。我们此后到胜利一直没有受过大的挫折，就是靠七大。”
　　最近因为要写一篇关于陈云的文章，笔者在翻阅陈云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时，又发现了一段与毛泽东讲十七条困难有关的文献。陈云在讲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能出现的种种毛病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
　　“除此以外，还能不能举出其他毛病呢？还可以举出好多好多。毛主席一共讲了十七条，他要我也举，我只讲了几条，最后加了一条，就是‘有意想不到之毛病’（笑声）。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想不到的毛病一定会出得很多。”
　　这个记录稿再次表明，毛泽东在七大上讲十七条困难，作为一种重要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确实影响了那一代领导干部。

二、毛泽东1959年初亲自主抓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的情况
——看得到，抓得起

　　1959年一二月间，有一件大事困扰着毛泽东。1958年，都说粮食丰收了，但转过年来不少地方却在喊缺粮、缺油、缺肉。为何如此？他苦思不得其解，心里颇为烦恼。
　　恰好这个时候，广东省委报来的一份材料里说：粮食紧张是生产队瞒产私分造成的，应该明确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这个材料启发了毛泽东，使他从粮食紧张的现象中发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
　　这个判断涉及对前段时间政策导向的反思，自然要谨慎一些。实际上毛泽东起初也没有多大把握。2月22日，他为广东的这份材料写了个批语，用电报转发各地，目的是引起地方领导注意，一同思考。
　　既然感觉到问题所在，就必须弄个究竟，看看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准确。第二天，毛泽东登车南下，一路调查求证。他先后同河北、天津、山东等省市领导座谈，还找来一些公社书记和生产队长进行调查。2月25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济南西郊机场的专线上，请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省委秘书长吴建、历城县委书记王任之、历城东郊人民公社党委书记郑松、东郊公社大辛管理区党总支书记李兰生、大辛大队支部书记张印水到专列上座谈。毛泽东专门问了全县的人口和地理条件，社队的规模，粮食亩产情况，农民的收入和伙食，大兵团耕作的情况，干部的作风等等，由此掌握了第一手材料。26日到郑州，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他两次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想法，同河南省委的领导和一些地委书记“吹”了一下。大概是获得了共鸣，毛泽东心里有了底，就想趁势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决定在郑州召开一次会议，讨论一下1958年秋季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发生的“共产风”，以确定公社的所有制关系。
　　这次会议的正式名称叫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第二次郑州会议”。从2月27日到3月5日，除了邓小平等在河南省委招待所西楼会议室主持开了九次会议以外，毛泽东还在停靠在郑州东郊的火车上主持了七次会议。从会议记录稿看，毛泽东主持的会，多数是座谈式的。有时候，主要由他讲，别人随时插话。有时候，主要由别人讲，他听，有时插话。
　　2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同第一批到郑州的省委书记谈话时，把“共产风”概括为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他提出公社应当下放权力，实行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这个意思，在此后几天的会议讲话中，说得更通俗和幽默：
　　人民公社办事，不要拦路抢劫，现在的绿林豪杰可多啦，都是戏台上那种不扣衣襟的豪杰。你们是不是在内？我们对农民，能许可吗？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要出钱购买。公社内部、三级之间都是买卖关系，等价交换。
　　一开始就摆明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便于集中思路讨论。这也是毛泽东主持会议的一贯方法。但是，与会者的反应，却是复杂的，这多少有些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河南省四级干部（省、地、县、社）会议在26日晚上讨论毛泽东的讲话时，基层干部们大多承认毛泽东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有人说，他们那里的一个公社就规定，“卖猪的钱完全交社，连死猪肉队里也不得吃，一律上交公社屠宰场”，有个村在春节前“因怕外调藏起了19头大猪”。还有人反映，有个村按领导的安排到另一个村去拉粮食，当地干部就让妇女阻拦，并质问来拉粮食的人：“俺庄光身汉多，你庄大闺女多，为啥不调来几个哩？”弄得双方关系很紧张。但是，说到要纠正，一些干部却明确表示“弯子转得太陡”，“思想毫无准备”。有一个公社书记说得更形象，把急转弯比作“吐唾沫钻到鼻孔了”。还有人讲，如果退回去，“社会主义成分少了，实现全民所有制的时间推迟了”，担心“否定过去成绩，引起群众思想混乱”。有的干部甚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是倒退了，对农民太让步啦！”这是“富农路线”，是“右倾”。
　　当天夜里，河南省委把这次讨论的情况原汁原味地整理出一万多字，报给了毛泽东。在保留下来的毛泽东的披阅稿中，几乎每段话下面都画着道道，有的地方还写了批注，仿佛是又做了一次调查。他意识到要真正让干部们转好弯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此后几天，他一直关注河南四级干部会议的情况，要求每天上报讨论记录，并转给中央会议与会者们阅看。
　　这种做法，意在把问题彻底摊开，不回避意见分歧，同时还可以在中央会议和地方干部会议之间形成良性的沟通和互动。
　　事实上，基层干部们的想法，在一些省委书记那里也存在。如参加毛泽东2月28日晚上同第二批到郑州的省委书记座谈的王任重，就在日记里说：“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
　　几个省委书记，竟当面同党的主席“唱反调”，可见意见分歧之大，解决问题之难。毛泽东又是怎样看待意见分歧的呢？他3月1日上午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信说：“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同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
　　如果不能同省委书记们形成共识，就不可能及时纠正“共产风”，调整公社所有制关系。3月1日下午，毛泽东把所有与会的省、市委书记们召集在一起，从下午4点一直座谈到晚上9点多。从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渐渐形成了共识。会议中，毛泽东大概考虑到省委书记们回去传达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面临中央会议上的情形，便提议把河南四级干部会议讨论的记录寄给各省，以期在各地基层干部之间，围绕同一个话题形成互动。
　　在这天会议上，毛泽东还说：
　　印成一本，快马加鞭，鸡毛文书。你们开会的时候，开头三天到四天不要发，先让他们辩论一下，等到第四天、第五天，分批发给他们，作参考，给他们看。河南有些办法也是可以作参考的。
　　这段话的意思，自是提倡先让人们敞开思想谈真实意见，这样转过来的弯子，才是可靠的。如果一开始就由领导定调，基层干部们表面上通了，真正落实起来，肯定会打折扣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拟了一个整顿人民公社的方案。为慎重起见，也是为了在中央领导层取得共识，3月2日一大早，毛泽东请在北京的周恩来、陈云、陈毅、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九人，于当日下午赶到郑州参加会议。这样，会议最终形成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的基本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3月2日晚上的会议就显得轻松了许多，主要是研究如何传达郑州会议精神。不过，王任重的日记则为人们记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毛泽东的确抓得紧。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后，他重点抓会议精神的贯彻。各省分别召开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传达整顿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大体上澄清了一些糊涂思想。有的地方干部在检查自己热衷于“共产风”的原因时说：一是对人民公社的性质认识不清，总以为全民所有制成分和共产主义成分越多越好，少了就不光彩；二是外出参观“取经”来的，看到人家轰轰烈烈，生怕自己落后，就大赶风头；三是从某些负责人和报纸谈话“走火”来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发现个别地方的领导干部还不敢把郑州会议的要点一竿子捅到生产队和群众当中，于是，他四次致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并连续批发河南、湖北等十多个省报来的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讨论材料，或比较异同，或介绍经验，同时亲临湖北、江西指导。这当中，又根据群众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完善了郑州会议中的一些决策。如把“队为基础”的基本核算单位，明确为生产队而不是生产大队。郑州会议说“旧账一般不算”，毛泽东提出，“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据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在1959年二三月间围绕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做的工作，划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发现问题、讨论办法、贯彻落实。从2月22日感觉到问题所在，到2月27日上午形成一个明确的认识，属第一个阶段，这期间，毛泽东同各地领导干部座谈五次，写信、批注或转发文件三件（封）。从2月27日晚上第二次郑州会议正式开始到3月5日会议结束，属第二个阶段，这期间，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开会座谈并发表讲话七次，写信、批注或转发文件七件（封）。从3月6日到3月31日，围绕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写信、批注或转发文件33件（封）。以上数字，属不完全统计。特别是第三个阶段，毛泽东还亲自到一些省份同地方领导座谈，检查各地落实第二次郑州会议决定的情况。在他看来，解决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是领导工作的大忌。
　　历史早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今人面临的已不是毛泽东碰到的那些事情。但他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眼光、魄力和方法，则给人启悟良多。怎样来概括呢？可以用六个字，这就是“看得到，抓得起”。这也是毛泽东自己概括的一种领导方法。
　　这六个字，毛泽东在此前的1958年3月25日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反面说起过。他说：“过去几年，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对大问题看不到，抓不起，而自己并不自觉。以为看到了，抓起来了，而后头证明一没有看到，二没有抓起。”
　　这六个字，毛泽东在1964年10月修改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加写的一段话中，从正面作了阐发——
　　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那件事连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

三、毛泽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倡导的“只唱一出《香山记》”
——分清主次，突出重点

　　明朝戏剧家罗懋登根据佛教故事《观世音菩萨本行记》，写了一部传奇《观世音修行香山记》，后人简称《香山记》。剧情是：妙庄王的女儿妙善违背父意，不愿嫁人，遭受妙庄王种种严酷的刁难和折磨，因佛祖保佑，屡屡脱离苦难之境。妙善后来在香山修成正果，并暗中治好了父亲的病，终使妙庄王大悔大悟。佛祖遂封妙善为观世音菩萨。显然，这是一部借人间故事演绎佛教教义的典型之作。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读过这部传奇，对其内容没有留下什么评论，倒是对剧中“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这两句开场戏文，印象深刻，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谈到，并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做了引申。
　　据目前查到的文献，毛泽东第一次引用这两句戏文，是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说：打了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我就把军队工作的事推给彭德怀同志了。我做工作就是单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钻进去了。我也提倡这个方法。有本书叫《香山记》，讲观音菩萨怎么出身，别的我都忘记了，头两句叫作“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我就采用这两句作为方法，这几年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就是只唱一本别的戏，军事，我就没有唱了。这个方法是不坏的。你唱《打渔杀家》不能唱《西厢记》，你不能两个戏同时在台上唱。
　　1963年5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要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时，又说：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这是描写妙庄王女儿的一本书，头两句就是这样。事物是可以割断的。天也不唱，地也不唱，只唱妙庄王的女儿如何如何。比如看戏，看《黄鹤楼》，天也忘了，地也忘了，其他的戏如《白门楼》也忘了，只看我的同乡黄盖。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不唱天，不唱地，只唱《香山记》。
　　1964年3月28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去年杭州会议后，我们根据主席提出的“只唱一出《香山记》”的办法进行传达，效果很好。毛泽东说：我四五十年前看过这本书，开头两句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唱这个戏，别的戏就不唱了。就像你们河北唱《劈山救母》一样，不能什么都唱。这个方法要普遍运用。
　　三次所谈，意思差不多。把“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作为希望“普遍运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当然是个极而言之的比喻，并不是说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管不顾。但这个比喻的指向也是明确的，简单地说，就是领导干部在一段时间里，想事情，看问题，定政策，抓工作，应突出重点，善于抓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如果再往深处理解，毛泽东还曾根据中心工作的需要，用以下一些说法，来阐发与“只唱一出《香山记》”大体相近的意思。
　　一是“不要四面出击”。
　　这是毛泽东1950年6月6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一个口号。新中国成立之初，头绪繁多，要紧的事，便有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解放台湾、西藏，进行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恢复经济，解决就业，改革旧社会教育文化事业，协调好各个阶级的关系，在国际上还要对付敌视新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封锁，等等。而七届三中全会最终确定的主题，则是毛泽东提交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也就是说，国家财政经济工作能否好转，是关系到新生政权能不能立得稳的关键问题。为此，毛泽东在说明这个主题报告的时候特别强调：“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这里讲“不要四面出击”，就是要在诸多事务中，分清主次先后、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大为，有所小为，目的是不要把社会关系搞得过于紧张而影响经济恢复，以利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这个中心任务。
　　二是“反对多端寡要”。
　　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三国时袁绍败于曹操的一个原因是“多端寡要”。在讲了袁绍决策多端寡要、瞻前顾后的一些事情后，他接着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这年6月，毛泽东同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谈话时又说道：“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
　　所谓“多端寡要”，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常常表现为在一大堆问题面前看不到主要矛盾，抓不住要害问题，决策起来，头绪多端，力求面面俱到，什么都要讲、要做，结果却什么都讲不透、做不细，办起事来难免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疲于奔命，而影响全局的实质问题却得不到解决。避免多端寡要，关键在能及时判断出什么是当务之急、是急要之务。所谓当务之急、急要之务，是指那些必须解决的紧迫而又重大的问题，如不解决，就会使全局陷入被动，造成困境甚至危机。
　　三是“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一开始就说：别的事我不讲，只讲工作方法，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然后，一口气讲了十几条，诸如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等。其中说道：搞经济计划，要有重点，有重点就有政策。没有重点，平均分配，就无所谓政策。这是很好的经验，跟我们历来搞政治、搞军事相适合。总要有重点，一个时期总要搞个重点嘛。打张辉瓒就打张辉瓒，别的敌人放弃，搞点小游击队去牵制。毛泽东这里讲的“没有重点就无所谓政策”，是希望制定政策要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各级领导部门制定政策，总是为了回答和解决现实中的一些重点问题，总会提出某方面或某阶段工作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并围绕重点问题和努力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如果泛泛而论，在政策中过多挟带这也重要、那也重要，这也要做、那也要做的要求，把“重点”湮没在“全面”之中，落实起来，真正想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目标就可能要打折扣。
　　“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后来还多次谈到。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过这样一段话：“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
　　由上所述，四面出击、多端寡要、没有重点，是一种不好的、需要纠正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只唱一出《香山记》”，则是与“不要四面出击”、“反对多端寡要”、“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相辅相成的一种正面倡导。从毛泽东自己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来看，他确实习惯于集中一段时间抓必须做的和看准了的关键大事和急要之务，而且抓住不放，抓得很细，反复谈话，沟通思想，达成共识。即使下面已经执行了，他还常常转发材料，推广典型，以使大家加深对此急要之务的认识并交流贯彻执行的经验。这种做法，有利于把问题搞透，把工作做深，把事情办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有不少“只唱一出《香山记》”的工作实例。1950年秋天到1951年，他的工作重心是决策、指挥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春，为了筹备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远离北京，到杭州专注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1955年9月至12月，他做的一件主要事情是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看了大量材料，写了一百多篇按语，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956年春，为了掌握社会主义建设带规律性的问题，他用43天的时间连续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及国家计委的工作汇报，随后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1957年春，他集中精力做的事情是贯彻落实“双百方针”，思考并阐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8年冬到1959年上半年，他着重解决已逐步察觉到的“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问题。1959年年底到1960年初，他还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杭州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便从理论上澄清对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问题的认识。1961年春，他抓的大事是推动全党进行调查研究，还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组深入农村调研。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抓关键的和急要的大事，毛泽东“只唱一出《香山记》”；对待日常工作，他也主张分清主次，突出重点。以阅看文件这种领导干部每天都要碰到的事情为例，1973年，他要求一位担负领导职务的同志多读书，对方回答说文件太多，没有时间。毛泽东就讲：文件要分主次，看主要的，无关重要的、与你毫无关系的你就跟着别人画圈好了。其实很多文件，本来是来自下面的第一手材料，很值得一看。可是到了上面已经经过几道关口的修饰了，面目全非，也就没有太大意思了。有的文件，头几页你就别看，没意思，就看中间是什么内容就行了。要是让你批，让你拿主意的文件，就要认真对待了。总而言之，忙中偷闲，科学安排，是能挤出时间看书的。
　　这段话，可视为他集中精力“只唱一出《香山记》”的又一个侧面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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