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中战争指导的几点认识            发表评论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  曲爱国

对于60年前爆发的朝鲜战争，特别是从1950年10月19日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但是，对任何一场战争的解读，特别是对一场战争中战争指导的解读，都不可能脱离三个要素，一是决策者的战争条件，二是决策者的战争思维，三是决策者的战争资本。

还有一条最为重要，就是不能按照结果来解读战争，因为战争的指导者在作出决策时，不可能准确预计到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更不可能按照结局去设计战争、指导战争。如果能够那样的话，似乎根本不需要进行战争了，因为它的结局在开始的时候就可以被设定了。

围绕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争指导，我谈三点认识。

一、抗美援朝战争的出兵决策，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对任何战争的指导，最困难的时刻有两个，一是开战的决策，二是停战的决定。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争指导，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最艰难的抉择也出现在这两个时刻。

出兵的决策，现在说法很多。有一种观点认为，出兵是毛泽东个人决定，他的这个决心在1950年7月就已经定下了。7~9月，毛泽东多次想参战，但被斯大林阻止而未能如愿。到了10月，毛泽东力排众议，确定出兵，目的是为了挽救中苏同盟、承担起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国际主义义务。这种说法很难成立。

实际上，从1950年5月金日成来华通报情况，到10月中旬中央最后作出出兵参战的决定，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可以看三份材料，一是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决定后，8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他说：对于朝鲜不能不帮，以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须选择。二是毛泽东8月5日给高岗的电报，要求东北边防军8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待命出动作战。如果只看两份材料，似乎确实是毛泽东已经决定要出兵了。但再看第三封电报，还是毛泽东给高岗的。当时作为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给中国驻朝鲜外交机构发电报，要求提供朝鲜的兵要地志等情况，毛泽东严厉批评之，要求以后不经中央批准，任何机构不得与驻朝机构联系，不得向任何方面透露我们有出兵的意图。还有一个情况，当时，总参为保护鸭绿江大桥，建议在朝鲜一侧部署高射炮兵，以便在美机来犯时构成交叉火力，但毛泽东把这个报告压了好长时间，直到很晚才批准。

这些都可以说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出兵问题是非常慎重的，决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很晚才作出的。甚至在10月8日下达了组建志愿军的命令后，毛泽东依旧在为出兵的时机或者说在苏联空军不出动的情况下还能否出兵的问题权衡再三。在此之前，虽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过一系列指示甚至是表态，但决不等于说毛泽东已经就出兵参战作出了最后决定。

熟悉历史的同志都清楚，这种关系到党、军队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决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来都是“翻来翻去”，决不可能主动请战，更不可能为了挽救中苏同盟和承担起亚洲革命领导者的义务而强出头。

二、抗美援朝战争的目标设定，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争指导，特别是毛泽东战争指导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战争的变化，从来不把战争的目标变成僵死不化的东西。

现在，有些学者提出，中国出兵的战略目标最初是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保护北朝鲜，挽救中苏同盟，这一目标在1951年1月已经实现。但由于轻敌和错误地估计了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国把战略目标改为解放全朝鲜和彻底消灭美国军队。而实现这一目标是中国力所不及的，因此导致了后来战争的艰难。

我不清楚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因为在现有档案和文献中，我们见不到志愿军出国作战前，中共中央把战略目标设定为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保护北朝鲜，挽救中苏同盟的任何记载。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最初的目标是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电报（这封电报最后未发出）中所说的：“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而在得知苏联暂不出动空军时，毛泽东开始作出调整，开始强调当前目标，就是制止美军的进攻，稳定战局，站稳脚跟。这一目标到10月23日电报中，有了更加明确的界定，就是力争在野战或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多歼灭在朝美军，使之增补赶不上损失，迫使其进行外交谈判。

第一次变化发生在1951年6月，战争双方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形成对峙。这时确定进行停战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结束战争。在此之前，1950年12月底到1951年1月，有过一个短暂的波折。当时，经历了两次战役，尤其是第三次战役推进到了三七线时，从上到下对于战争的前途有一种乐观的情绪，毛泽东也把战争终极目标重新提了出来，就是争取将敌人赶下海去，以全胜的结局结束战争。但这种情绪随着战争进入拉锯和僵持状况很快就消失了。在1951年2月4日彭德怀与金日成的会谈中和毛泽东3月初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改变了这种认识和目标。

第二次变化发生在1953年的春天。当时确定接受经过休整后的战俘遣返问题协议，签订停战协议，结束战争。

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从总的战争指导思想上讲，就是毛泽东给彭德怀指示中的那句名言：“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这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战争思维。毛泽东1951年春天对彭德怀说，抗美援朝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在当时苏联人和今天一些学者看来，这个方针简直就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但彭德怀则在后来的《自述》中说：“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根本原因是因为决策者和解读者是在以完全不同的两种战争思维在思考问题、解读战争。

三、朝鲜停战协议，是打出来的，而不是谈出来的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有个概念必须明确，就是它的起始位置不是三八线，而是鸭绿江。是美国人打到了鸭绿江边，而不是到了三八线，中国才出兵的。至于三八线，朝鲜战争是从那里开始的，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那里首先是战争双方经过了两次激烈的战役较量后的战线位置，随后又是双方拉锯、对峙两年多最后划定的军事分界线位置，而且这时的位置已经不在原来的三八线，而是三八线南北地区。所以，从军事上讲，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来说，在出兵的时候，三八线的意义早已被其他国家军队粉碎了。它对志愿军只有象征意义，不具任何约束力。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中国出兵朝鲜的战略目标在1951年1月已经实现，那么在这个时候中国应该接受印度等13国提出的停火议案，进行停战谈判。但在盟友的压力下，毛泽东却要求彭德怀打过三八线再休整，发动第三次战役。中国同时拒绝了13国提案。1951年1月，当联合国三人委员会修改13国提案，提出了更有利于中国的条件时，中国再次拒绝进行停战谈判，结果错失结束战争的最好时机，美军因此把在朝鲜不能停火和谈判的责任推给了中国，并开始军事反攻，操纵联合国通过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使中国在外交、政治和军事上都陷入被动局面。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决策失误，不是派兵入朝作战，而是在应该停战谈判的时候没有接受联合国的停火议案。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决策失误。

我认为，在谈论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中国是否拥有实现停战谈判的绝好时机，毛泽东是否犯了决策错误的问题时，首先需要弄清两个问题：

首先，无论从当时还是后来的情况看，在1950年12月和1951年1月都不存在真正的停战氛围。也就是说，即使中国方面当时想停、想谈，朝鲜战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停火和谈判。原因很简单，美国人根本不可能容忍中朝方面在谈判中占有优势地位，更不会接受城下之盟。1950年12月初，美国国务院在准备杜鲁门总统与英国首相艾德礼会谈的立场文件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应寻求在三八线附近建立一个非军事区，隔离双方军队，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停火协议。这一行动的主要意图在于使“侵略”不能得逞。但以三八线为基础安排停火，不能以其他事情的任何妥协，诸如台湾问题和中共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为前提条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则更进一步，声称：绝对不能为达成停火而给予中国人太多的交换条件，“联合国军”必须在作战上不受任何限制。换句话说，尽管暂时处于军事上的不利态势，但要谈判可以，谈就必须按照我的条件，并且我什么时候想打也不受任何约束。这当然是中方所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就像是渡江战役之前，要处于军事上有利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其次，中国政府在当时从来没有拒绝过停火和谈判，只是不同意美国所坚持而13国提案所附和的“先停火后谈判”原则，并明确提出了中方的停火条件。这在任何停战谈判中都是非常正常的。至于毛泽东决定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实施第三次战役，与停火、谈判毫无关系。实际上，1951年1月，中国方面的确是准备谈判了，并和苏联方面、朝鲜方面进行了密切协商，就停火的条件、谈判的事宜认真交换了意见。在我们现在见到的档案文献中可以看到，中国方面当时已经同意作出某些让步，比如，中国提出了有限期的停火方案，其内容已经部分地接受了“五步方案”中的停火要求，只是提出要有一个时间限定，不能无限期的拖延。但中国方面的和平努力由于美军发动进攻只能作罢。

最后，有些学者认为，1951年初，由于中国拒绝了联合国关于在朝鲜进行停战谈判的提案后，美国军队才发动进攻。言外之意，战争因此继续进行了两年多的责任应该由中国人承担。这是完全不符合史实的。实际情况是，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1951年1月13日通过以在朝鲜先停火后谈判为中心内容的“五步方案”。美军1951年1月15日开始对中朝军队实施反攻。中国政府1月17日正式对“五步方案”作出答复，提出自己的谈判主张。也就是说，中国方面是美军进攻之后才拒绝“五步方案”的，而不是中国先拒绝方案，美军才进行反攻的。这个基本的史实，我们还是要搞清楚的。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在1950年12月至1951年的1月，无论中国方面如何表态，美国方面在当时都绝对不会真正地实现停火，真正地进行谈判。停火和谈判，都是要靠实力来说话的，是实力较量的结果。因此，只有到了1951年的6月，在经历了五个战役的较量之后，朝鲜交战双方才会真正坐到谈判桌前进行谈判。也只有在经过两年多的边打边谈，在美国人真正搞清楚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是一场看不到任何胜利希望的战争后，才会与中朝方面最后签订停战协议。

毛泽东后来总结说：“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他的结论是：和平要靠斗争去争取，靠斗争去巩固。这对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有启示的。

至于如何评价出兵决策，似乎不能像有些人那样简单地用是“得”是“失”的标准来衡量。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改变亚洲乃至于世界政治军事格局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决定亚洲乃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战争。美国人曾经把这场战争称做“被遗忘的战争”。但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美国纪念朝鲜战争50周年的仪式上说：“战火熄灭之后，有些人曾经对我们的部队在朝鲜究竟为自由做出些什么存有疑问。毕竟，战争在三八线开始，又在三八线结束。今天我要在这里回答你们：透过历史的长镜头来重新审视这场战争，就会清楚地看到，美国在朝鲜所采取的立场，对于我们取得冷战最终胜利是不可或缺的。……从那些50年前在朝鲜崎岖不平的战线上坚守阵地的勇敢士兵们，到十年前在柏林墙前尽情欢呼、陶醉于极度幸福之中的那些年轻人之间，历史已经划出了一条直线。”

美国人这样讲，我们应该怎么看﹖是否也应该用这种历史的长镜头来审视抗美援朝战争的价值呢﹖从当年三八在线激战的山包、板门店签字的会场到今天北京的奥运会、上海的世博会，历史也划出了一条线，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中国崛起的历程，能够真正地理解中国人赢得世界尊重、获得国际地位的艰辛，能够真正地体会抗美援朝战争作为一个开端的伟大。

这种基于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解读，似乎更加客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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