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艰苦作战是红军精神的高度发扬

任小平

西路军精神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西路军在与河西国民党马步芳集团浴血艰苦作战的过程中，继续高度发扬了红军长征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20世纪30年代初，德、日法西斯几乎同时崛起，严重威胁到苏联的安全。为避免陷入同德、日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斯大林急切地希望中国能够尽快武装起来，拖住日本，以减轻苏联来自东方的压力。武装的对象，当时首先考虑的是作为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支部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1934年9月16日，斯大林指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发展西北苏区，从新疆与苏联建立联系的任务。斯大林同时还指令苏联相关部门和人员，调查从苏联支援中国红军的道路。从四个方面落实了援助具体方案：

1、选择了两条援助道路：一条是经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一条是经外蒙古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

2、在蒙古南部准备了两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弹药；在与新疆接壤的苏联边境准备了1600吨箱武器装备，并准备派人带900骆驼运送给中国红军。陈云、滕代远等亲眼看到过准备运送的90门大炮和90辆坦克。

3、派林育英（张浩）回国到延安，向中共中央转达斯大林的意见：中国红军可以向西北和北方发展靠近苏联。

4、派陈云、滕代远等携电台赴新疆接应西路军，并负责接送援助西路军的武器装备。

    1935年6月16日，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首先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机，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这一方针得到了张国焘、陈昌浩的积极响应。他们在第二天6月17日即回电张、朱、毛、周，称“同时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中主力打。”对四方面军领导所表现出的这种积极态度中央曾研究考虑了两个月，在8月20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由此可见，尽管对战略行动的规模和方式存在不同意见，但选择适当时机“打通国际路线”，接应苏联的武器装备，不但是当时正在遭受国民党军队“围剿”的红军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一致意见。

1936年8月12日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凯丰、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中，对“打通苏联”提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方针和部署：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1936年9月14日，林育英（张浩）、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胡宗南部的活动情况及我军占领宁夏的部署》的电报中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并确定由一、四方面军执行这个任务。10月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制定并颁布“十月作战纲领”，即通常所说的宁夏战役计划。其目标是：攻取宁夏，靠近外蒙，“打通国际路线”。10月18日，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我们负责供给150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汽油，以便来回两次将货物运送到你们指定的地点。货物大约有550吨至600吨左右，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货和担负沿途保护责任。”

自从四方面军重新北上会宁，三军胜利会师以后，陈昌浩、徐向前对四方面军与中央的关系已经非常注意了。况且当时红军仍然面临蒋介石的大举“围剿”，全部红军处于生存考验的紧要时刻，如果张国焘再有与中央部署意见不一致的作为，对全局的影响可想而知。不管当时的张国焘脑子里怎样想，作为四方面军的直接指挥者，10月20日，徐向前、陈昌浩两人曾认真郑重地电告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林彪、李维汉、凯丰、彭德怀等中央及一方面军主要领导，表示四方面军将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四方面军北进以来，得到党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及一方面军会师以后，士气大增，万众一心，正坚决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与一切，学习一方面军模范经验，努力学习统一战线策略，严肃党政工作，开展思想斗争，力求战术与组织工作之进步。当此抗日救亡运动开展，三大主力红军会合，并有把握速达吾党之策略战略目的，弟等望各同志时常指示工作，弟等将用一切努力完成上述给我之任务。不尽欲言，特此布礼并均好。”可以认为，这份电报是徐、陈二人的政治表态，充分表示了四方面军的一切行动均听从中央军委安排，表现出了高度的思想觉悟和团结精神。为日后西路军毫不动摇地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电令，不惜作出致命牺牲的英勇表现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36年10月24日深夜，奉中央军委的部署和命令，红四方面军30军由靖远河包口西渡黄河成功。26日凌晨1点半，中央军委电示朱德、张国焘、彭德怀：“30军、9军过河后，可以30军占领永登，9军必须占领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同日17时，陈昌浩、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指挥部过河指挥部队作战，红30军先头部队先后占领了五佛寺、一条山、寺儿滩一带，准备执行袭取定远营的任务，并专门电告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此时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部队步调不够协调，战场形势瞬息万变，阻击南敌计划未能实现。河东正准备过河的红军主力被迫向东转移。原在河包口岸边看守船只的红5军亦不得不于30日西渡黄河。河东红军主力与已经过河的部队被敌人隔断，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放弃。已经过河的两万多人的红军部队马上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此时的徐、陈一边电报向中央军委建议及早进行宁夏战役，并请示目前过河部队的行动方针；一边准备迎击马步芳部队正在组织的反扑。

11月8日，中央拟订的《作战新计划》中明确规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同日20时，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张、徐、陈、李等七同志”：“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你们来电批准。”此前11月3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及王明、陈云致电中共中央明确指出：“现已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办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办法。”《作战新计划》中还包括：（1）以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用三个月左右时间向南“扩大苏区，扩大红军解决给养”；（2）四方面军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向北到神府地区，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3）河东红军主力东出入晋，转战冀豫晋之交、皖豫鲁、鄂豫皖、鄂豫陕，“尔后再转陕北，准备一年至两年完成之。”

这份《作战新计划》没有向河西的徐、陈西路军领导人传达。徐向前在1985年，事隔41年后所写的《历史的回顾》第519页写到：“显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在不清楚的情况下，西路军仍然忠实地执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电令，开始了孤军深入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并“打通国际路线”的悲壮历程。

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不但是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一致意见，是历史的合力和机缘造成的必然结果。

“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这是中央给西路军的两大任务。表面上看似乎是统一的：建立了河西根据地，“国际路线”自然就打通了。实践证明，单靠西路军的力量“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对此，徐向前、陈昌浩在1936年11月17日就对两大任务并列，提出过异议：“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尽管如此，西路军在中央不改变指示的情况下，仍然奉命分出力量先后在一些分散地区建立了部分苏维埃政权，但由于军事上不能战胜敌人，这些政权存在的时间很短，作用不大。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毛泽东在西路军失败后的1937年12月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接见从新疆回到延安的西路军将领李先念等人时说：“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宽的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

对于建立根据地和红军作战的关系，毛泽东早有过精辟的论述：“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事实证明，建立河西根据地是西路军无力兼顾的任务，西路军逐渐陷入被动的过程，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述的正确性。 

策应西安事变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的核心决策。在极为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下，中央在对西路军的军事部署方面，由于当时的信息技术落后，的确存在着缺乏及时掌握实际情况的表现。使得西路军接到的电令“飘忽不定”，从客观全局利益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使西路军失去了战场主动权，付出了致命的牺牲代价。

马家军是在他们长期盘踞的地盘上作战，得地利之先，且早有防备。有骑兵优势，兵员、粮草、弹药供给不乏，有增无减。回民占主要成份，对汉民族极容易被调动起仇恨，具人和之势，加上蒋介石的暗中犒赏支持，“拼战甚坚决”。另一个根本原因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停留损害了马家军阀的切身利益。西路军破译的马家军电报中就说：“红军停下来就打，撤走了可以不打。”这是西路军尚有实力时马家军的作战方针。当西路军陷入困境时，他们便“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了。由于长期的反动宣传和回民教育，马家军打仗大都很坚决，不怕死。这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和其他军阀部队所不能比的。而西路军孤军深入外线作战，有耗无补，牺牲不断减员不补，粮草、弹药等供给日渐困乏。徐向前、陈昌浩于1936年11月21日给中央的电报称：“据我们现有实力，各军子弹只三排到四排，五军每人只两排，各军机枪子弹甚少，炸弹消耗甚多，存者无几；伤亡共两千八百，掉队约六百；棉衣缺少四分之一，皮衣收集甚少。天寒，早晚零下二三十度。扩红不到五十人。三十军、五军体力未恢复，九军日夜战行，极疲劳。现全人数一八四二五，战斗员占百分之六十，但士气甚旺。”11月24日23时，徐、陈在永昌再次向中央汇报严峻的战况和敌我态势：“马敌现伤亡已约五千以上，但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因此仍能继续与我拼战。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处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敌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退无生还。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激战终日，伤亡五百余，敌今三个团犯三十军，全日主力被敌杀进两层，终用刀杀退……”

西路军这支孤军奋战、英勇顽强的红军部队，在极端艰苦、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始终保持了与敌人血战到底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不分昼夜的连续战斗，西路军的许多部队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在永昌四十里铺战斗中，红三十军八十八师263团一个连全部拼光，硬是协同反击部队一起将1000余敌人全部消灭。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第546页深情地回忆到他的部队的战斗作风：“部队确实好，军令如山倒。让向东就向东，让向西就向西。条件那样艰苦，战局那样危险，没有人开小差儿，没有人怨天尤人….”

西路军的人员是由一、四两个方面军组成的，大到军参谋长；小到电台报务员，许多是一方面军为加强四方面军派入的。他们都是参加过井冈山、大巴山根据地反围剿、反围攻多次战斗的英勇指战员。他们都参加了艰苦的红军长征，曾三过雪山草地。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百折不挠。他们乐观地相互称呼着彼此的小名和外号苦中取乐，唱着自己编写的“打骑兵歌”用大刀杀敌，一个人不行，五六个人一起上，也要消灭一个猖狂的敌骑兵。用牙咬、用石头砸，也要杀出红军的威风！在最后的风雪祁连山、荒芜人迹的腾格里沙漠里艰苦前行，负伤、牺牲倒下了那麽多幸存的指战员，饥肠辘辘、没有水喝，有的战士喝自己的尿坚持到最后。妇女独立团政委吴富莲被敌人活捉后吞针而死，团长王泉媛带领女战士们剪掉头发与男战士一样，英勇地与凶残的敌人血战，被俘后仍然一辈子坚守革命立场和气节不动摇。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讲话中概括的长征精神，在西路军将士身上都有充分体现，并且有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精神内涵。那就是：1、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的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的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2、为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3、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4、忍辱负重，永不动摇，用终生的革命言行和努力为党工作，证明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的自律精神。

西路军艰苦作战的历史是红军精神高度发扬的历史印记。是国魂、党魂、军魂的宝贵精神遗产，将永远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

  西路军英勇牺牲的将士先烈们永垂不朽！

作者 任小平  系   北京市海淀区西翠路军休所     军休干部

原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张文舟、5、6届全国政协常委秘书

老将军后代合唱团男中音部团员

此文是为悼念其父任道先（西路军左支队跟随李先念等到达新疆的428人之一）病逝两周年而作。

200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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