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风波”新析 — 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的一段曲折历史

双石[1]

从“打通国际”说起

评说“甘南风波”﹐就要从“打通国际”说起 — 这是“风波乍起”的由头之一。

“打通国际”﹐是20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需求和现实追求。

那个时代﹐那个年代﹐他们自身的力量太弱了﹐他们面临的对手太强了﹐他们经历的失败太多了﹐他们付出的牺牲太大了﹗一句话﹐他们太困难了﹐他们太需要来自“无产阶级祖国”的实际的而不仅仅是道义的帮助了﹗

实际上﹐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就曾经尝试在沿海地区策划武装起义﹐寻求建立“打通国际”的红色港湾﹐盼望着那些悬挂着镰刀铁锤国旗的航船鸣笛靠岸﹐在送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情谊”的同时﹐也把满载而来的武器分发给急待武装起来的中国工农群众……

在力量强大的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下﹐这些尝试的结果可想而知。

海路不成﹐就寻找陆路 — 与苏联﹑蒙古接壤的陆路通道。

这种设想第一次见诸于党内正式文献﹐是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的1935年6月16日。当时﹐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

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2]

由此可见﹐西路军失败后清算“国焘路线”时﹐笼统地将“西进”说成是“逃跑主义路线”﹐的确是失之简单也是失之偏颇的﹗“西进”的设想﹐是党中央首先提出来的﹐反映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需求和现实追求﹗抽象而言﹐概括而言﹐不放在相应环境和特定条件下来衡量来比照﹐是不存在“错误”或“正确”之分的﹗— 十多年后“解放大西北”﹐解放大军不也一样浩浩荡荡地“西进”了么﹖你说这是正确还是错误﹖

然而从来就没有在“真空”中发生的战争﹗所以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党中央虽然提出了“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实际上仍然是将其作为一种“战略远景”来设想的 —“适当时期”﹗而且我们还有理由认为﹐党中央在这里提出这种战略设想﹐更大程度上是对当时刚经过大失败大逃亡的党内军内“打通国际”的普遍呼声与急迫心情的一种安抚性响应﹗因为几个月后的12月1日﹐毛泽东就在与张闻天的通信中﹐明确表示了对“组织远征军打通国际路线”的真正态度﹕

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3]

这是比较典型的毛氏思维﹕求人不如求己﹗既或要是求人﹐也得先求己﹗也得攥牢自己的本钱﹗赤手攥空拳上门投亲﹐是很难遭人待见的﹔手头攥着的本钱越多越厚﹐得到的帮助才有可能越重越大 — 银行家只会给拥有还贷能力并充分展示了这种能力的人贷款﹗而逃难式躲灾式的投亲靠友﹐是展示不出这种“还贷能力”的﹗

然而这并不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共识。

张国焘忽“左”忽右﹐北辙而南辕

对于朱毛周张的这个电报﹐时任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的张国焘是这样回复的﹕

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4]

这就不是战略远景﹐而是马上就要付诸实施的近期目标了﹖﹗

然而﹐此间的张国焘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其实并无定见﹐这句话也只是他犹疑不定头绪纷繁的复杂思维之一缕。因为九天后的6月26日在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嘟嘟囔囔道出的关于战略方向的意见﹐就已经与这句话“北辙而南辕”了 — 史载﹐在那天的会上﹐他“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5]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的陈述也可资左证﹕当时的张国焘﹑陈昌浩等﹐“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成熟的方案来”﹐“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6]

事实也的确如此﹕张国焘此前的“远征”也好﹐此后的“南下”也好﹐都谈不上“成熟的方案”﹐尤其是后者﹐更近似于个人私欲未得满足后的一种赌气﹗— 如果还要深究﹐其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心态就是﹕寻求逃避﹑偏安﹑托庇之所﹗而这种心态与志在“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要在风口浪尖上去为团队的生存发展壮大寻找机会的毛泽东等人的思维层次﹐自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数十年后﹐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相当精辟地道出了这种“不可同日而语”﹕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并变动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后﹐进而制造“华北事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冀东“自治”﹐公然声称要独霸全中国。“落后”的北方﹐一扫万马齐喑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条件时﹐就明确指出﹕第一﹐在政治上﹐能够利用陕北苏区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协同配合﹐短期内形成巩固的根据地﹐迅速形成在西北地区和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第二﹐在敌情上﹐这个地区的敌人分属几个系统﹐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战斗力一般较薄弱﹐并远离其政治军事中心﹐便于红军各个击破。尤其是东北军张学良部﹐反帝与不满蒋介石的情绪日增﹐正是红军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三﹐在居民条件上﹐由于连年不断的深重农业危机﹐普遍的饥荒﹐沉重的捐税和土地在地主手里的高度集中﹐正迅速生长着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和斗争。第四﹐在物质条件上﹐川陕甘边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红军现有力量及今后发展的需要。基于上述条件﹐党和红军集中兵力﹐乘间北进﹐在川陕甘边立脚﹐建立起可靠的前进阵地﹐就一定能够影响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相反﹐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7]

这种思维层次的差异后来演变而成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激化到了有可能在红军内部诱发冲突的可能﹐从而直接导致了党中央被迫率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也直接导致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后大举南下。尔后﹐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迭撞南墙之后又不得不西进康北﹐张国焘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曾被他斥之为“右倾逃跑”的“北上”路线……

而既或是在这些“激烈的争论”时期﹐张国焘“没有一定原则﹐没有一定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的本性﹐仍然时有发作。比如1935年8月初芦花﹑沙窝会议决定分左﹑右两路分途北上之后﹐率左路军进至阿坝的张国焘又再度萌发过“西进青﹑新”之念。为此﹐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也曾多次去电反对和劝阻﹕“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目前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该地区去活动）……”﹐[8]“……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9]“……不宜分兵出西宁”﹐[10]“……目前主力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11]

于是﹐张国焘在一番左扭右捏之后﹐最后还是选择了“南下”。

“南下”是个什么结果﹐应该没有什么可置疑和争论的吧﹖

其实当事人之一的徐向前的亲历感言就力透纸背﹐足以一锤定音﹕

列宁说过﹕原则的政策是惟一正确的政策。原则的分歧﹐不能退让﹐不能调和﹐只能通过斗争去解决。但是﹐由于我的水平不高﹐当时没有从原则上﹑战略上的高度去看“北进”和“南下”之争﹐更没有识破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因而当斗争尖锐化﹑明朗化的时候﹐仿徨困惑﹐心情焦虑﹐仍然寄希望于中央能够说服张国焘﹐带着左路军一道北进﹔实在不行的话﹐宁肯等一等﹐不然只好一道南下﹐结果跌了跟头。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12]

徐向前这些话﹐都是在毛泽东去世多年后改革开放年代道出的。

再次北上﹐有着复杂心结的远不止张国焘一人

“南下”失败之后﹐大伤元气的红四方面军被迫西进康北舔伤裹创。此间﹐张国焘在不得不考虑“北上”的同时﹐又再次打起了“西进青﹑新”的主意﹐还派出邵式平﹑余洪远到甘孜调查经德格进青海的路线﹐但调查的结果却是“天公不作美”—“大部队走不通”……

这个时候﹐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北上”的议论和呼声﹐也越来越大。比如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康北准备迎接红二﹑六军团期间﹐徐向前就在致朱张电中明确提出﹕“与二﹑六军会后主要目的是北上”。[13] 而在红二﹑六军团进至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前的6月中旬﹐他更是带着部分部队率先启动了北上的行程……

前来会合后的红二﹑六军团首长“谋求党内团结”的表态﹐也使张国焘很难再作他想。

张国焘是不得不怀揣着别别扭扭的复杂心结﹐踏上了北上行程的。

而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怀揣复杂心结的应该远不止张国焘一人。

应该说﹐有相当多的“复杂心结”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年前闹僵了﹐分手了﹐分手后还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狗屁不是﹐这边还另立了一个中央﹗现在哩﹐还真让人家说着了﹕“一年后你们也会北上的﹗”这回要是两边儿一照面儿﹐就是人家不给咱白眼儿瞧﹐咱是羞也不羞﹐臊也不臊﹖羞愧﹐自惭﹐不服气﹐不认输﹐你们也别太得意﹐是骡子是马咱走着瞧﹐……等等等等﹐如此这般的情绪搅在一起﹐一旦遇上了合适的能够重新证明自身能力本事的机会﹐其迸发的动力也是很强劲的……

然而这种心结与宗派情绪一旦掺和起来﹐也大有成倍放大其负面效用之虞……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怕”的心态也勿需讳言和回避﹕怕被上“路线纲”﹐怕被党内斗争“清算”﹗想当初﹐我们从通南巴千里转战欢天喜地来迎接中央﹐想中央盼中央﹐盼来的好些中央大员却一拉下脸子就指责我们“军阀”﹑“土匪”﹑“逃跑主义”。现在哩﹖我们落了难﹐走了背字儿﹐要再遇上他们﹐被损了骂了可能还算是轻的﹐要是再“开展党内斗争”予以“清算”﹐那……

如何在今后的“党内斗争”中自保﹐恐怕是当时红四方面军许多人都在掂量的事情。

正是这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心态﹐为张国焘在北上途中乃至会师之后的“故态复萌”﹐提供了生长的环境和条件。

张国焘不来会合﹐毛泽东也准备单独“打通国际”

几乎就在红二﹑四方面军再次启动北上行程的同时﹐党中央也在作“打通国际”的谋划。

其实这种考虑和探讨早在年前他们到达到陕北后就开始了﹐但正如前所述﹐毛泽东的基本战略设想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根据地脱离的方针”去“接通国际”﹐而相关的预案也一直在酝酿探讨之中。

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之时﹐毛泽东与彭德怀也在讨论“打通国际”的路线 —

德怀同志﹕

甲﹑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

乙﹑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

丙﹑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决渡河船只﹐这是最好时机。一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则只好等候结冰。

丁﹑不论采取哪一条路与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因此﹐请你考虑在7月下半月一及十五军团向金积宁安之间或宁安中卫之间行动的问题﹐及在黄河抢夺船只的问题。

戊﹑如能在东岸解决马鸿逵一部又能抢到船只时﹐或东岸虽不能而依据已得材料我军有在西岸战胜马部之把握时﹐则均应准备西渡。

己﹑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关于西渡问题﹐当日内征求远方意见。兹先征求你的意见﹐同时告诉左聂徐程四同志﹐亦望对此问题提出意见。

毛泽东

29日[14]

从该电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红二﹑红四方面军是否能北上尚无把握的时候﹐就准备以红一方面军的力量﹐独立承担“接通苏联”的任务。而在“接通苏联”的路线选择上﹐毛泽东比较倾向于“宁夏路线”﹐而对“西进甘凉肃”这片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估计﹐也比较乐观 —“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

这个估计与后来西路军的转战历程相映照﹐不能不说有“过于乐观”之嫌。

一个多月后的1936年8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进至甘南地区﹐三军大会师之前景在望﹐与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也很有成效﹐与南京国民党政府间的秘密谈判亦在进行之中。于是﹐中共中央“接通苏联”设想也提上了日程﹐而且其首选的路线﹐就是宁夏 — 据说“夺取宁夏”是出自于张学良的建议。

“宁夏战役”最初版本是这样的 —

朱张任同志﹕

（一）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二）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东北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割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行之。

（三）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为﹕

1﹑二﹑四方面军尽可能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机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李忠（于学忠）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为战略枢纽。另外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家乡﹐目的一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步芳兵力之东援﹐以便甲军派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入甲军之手﹔一在消灭青马一部﹐促其与我讲和。李毅（张学良）现有代表在青马处﹐以上是李毅与我商定之计划。此外﹐再派较小一部拒止王均于西﹑礼之线﹐并派员与王进行外交﹐同时也对毛炳文进行外交。彼等均在极危惧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计划﹐大概以一个半月时问实现之﹐在此期间。二﹑四方面军努力解决人员补充与被服补充两问题﹐以免进到甘北较贫苦区域发生若干问题。

2﹑完成上述任务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10月到11月实现之。

3﹑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

……

洛﹑育﹑恩﹑博﹑稼﹑怀﹑凯﹑泽[15]

这是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领导人致中共西北局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其中“打通苏联”行动是拟与东北军联合进行的﹐分作三个步聚﹕第一步﹐以在河州（今临夏市）以“西渡佯动”配合东北军取得甘肃西部 — 可以简要概括为“替东北军盘下河西走廊”﹔第二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北会师 — 这里的“甘北”是指现属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海原﹑固原地区﹐准备攻宁﹔第三步﹐乘结冰期（12月）渡过黄河﹐夺取宁夏。

再简而概而言之﹐红军主力在实现会师图谋宁夏之前﹐得先为他人作一回嫁衣 —

红四方面军以西进佯动﹐帮助东北军取得甘肃西部﹐“接通苏联”。

“分攻宁﹑青”— 西进甘西的最初设计来自毛泽东

可能是张学良有张学良的难处 — 至少人家还没有与蒋介石公开翻脸﹐哪些便宜能占哪些便宜不能占不好占﹐他肯定也有基于自身利益的一番盘算﹐十天后﹐中共中央手中的“宁夏战役”蓝图﹐就大变了一个模样﹕东北军的参股没有了﹐战役第一步那个“为他人作嫁衣”﹐变成了“为自己作嫁衣”﹐而且不是佯动是真动 — 在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直接渡河西进﹐夺取青海和甘肃西部﹗

8月22日﹐毛泽东拿出“打通国际”第一个升级版本与彭德怀蹉商 —

……

2. 黄河结冰期究有三个月还是二个月。

3. 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例如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箝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之把握否﹖如果缺少把握之点在于攻城方面﹐而不在于野战方面﹐则用多兵攻城与用少兵攻城﹐是否有重大之区别﹖

4. 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箝制毛﹑王﹑何敌﹐看一﹑四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战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乎事实否。[16]

次日﹐在中共中央领导人致中共西北局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的征询电中﹐这个意思就被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 —

（一）依托现实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

（二）假如在冰期前过黄河﹐能找到皮筏否。

（三）兰州﹑青海线之黄河﹐何时开始结冰﹐冰期长短如何。[17]

据徐向前回忆﹐当时张国焘打电话就“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方案向其征询意见时﹐他的回复是﹕“问题不大﹐红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肃西部﹗”[18]

应该说﹐“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的方案﹐是很对张国焘的心思和胃口的﹐也很对红四方面军诸多领导成员的心思和胃口的。而就是在基层干部战士中﹐如果能解除“再翻雪山再过草地”的顾虑和担忧 — 比如建立比较巩固的甘南根据地为补给后方﹐也是能够产生积极呼应的。

这又是为何呢﹖

凑足了本钱再说话 — 张国焘响应毛泽东的缘由

笔者认为﹐张国焘对这个中央“分攻宁﹑青”计划响应积极的原因有三 —

其一﹐要在1936年12月执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任务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在甘南地区建立相对巩固的根据地以为后方﹐这对刚走出草地来到这片相对安定和富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将士来说﹐是一个极其难得的舔伤裹创休养生息之所在。

张国焘就曾在《我的回忆》中留下过这样的回忆文字﹕

8月间我军从岷县西南﹐走出崇山峻岭和草地﹐全军皆大欢喜﹐岷县一带是甘南较富庶之区﹐集镇村庄﹐星罗棋布﹐人烟稠密。吃厌了青稞牛肉的我军﹐这里可以大嚼面粉疏菜﹐自是特别愉快﹐而且几百里地区﹐敌军防务相当空虚﹕驻岷县的鲁大昌部系杂牌部队﹐战斗力薄弱﹐只能据城防守﹔驻天水的胡宗南部﹐又为我右路军牵制﹐因此﹐军中就有人发生留恋这个地区的念头。[19]

这不正是毛泽东浪漫诗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之散文版么﹖

张国焘如果不是那么健忘的话﹐他也应该有“悔不当初”之愧叹﹕要是年前就按“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尔后向东发展”的《夏洮战役计划》行事﹐两大主力红军共同北上﹐在这方天地打一片局面出来﹐中央何致落荒而走﹐自己也不致南下碰壁﹐现在又该是何等光景﹖— 那时节﹐徐﹑陈所率的右路军﹐距此间不过几天的行程﹐却嘎然止步﹐令人扼腕﹗而那会儿的自己哩﹖还预言人家“不拖死也会冻死”﹐可笑啊﹗

这当然是梦境中事了﹐张国焘是从来不会作这种反思的﹐要不他就不是张国焘了 — 他在同一篇回忆文字中是以这样的理由为自己“南下”开脱和辩白的﹕“……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尔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20]

这个辩白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即或从“无罪推定”的前提出发而不对此言作“立场”和“路线”方面的过多批评﹐这位“张主席”也实在是太健忘了 — 或许因为身在国外无法查阅当年的原始文献资料作参照之故﹖当时党中央在沙窝会议和此后毛尔盖会议上拟定的“北出陕甘”的方针是一个“川陕甘计划”﹐具体而言就是全军进至夏河洮河流域与敌决战并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方针﹐向陕北或陕南或川北发展只是夏洮战役计划实现后依托“以岷洲为中心的根据地”的“下一步方针”。当时这个地域敌军力量薄弱﹐人口较多产出相对丰富﹐红一﹑四方面军集全军之力打出实现这个计划的胜算极大﹐相较于“南下”或“西进康北”﹐“吃饭问题”也更容易解决﹗而党中央在俄界会议上之所以决定直奔陕北﹐那是因为仅几千人马的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已无法独立完成“夏洮战役”与敌决战的计划﹐落难之人投靠穷亲戚那是别无选择﹗

再者说了﹐“张主席”为何就不想想﹕雪山草地间的几度徘徊﹐“早就饿死了”多少人﹖

其实更为可悲和可笑的还是当代人﹕有些二百五“砖家”“学者”不从“全部事实的总和”中去细作分析﹐却在“张主席”可悲又可笑的自辩中寻章摘句找来这句话要为“张主席”洗清“冤枉”﹐还印成了铅字儿﹐摆出一副要“还历史于本原”的公允面目﹐有意无意地要硬把“张主席”的顽冥不化固执己见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奋斗经历混作一谈﹗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面对红四方面军留在雪山草地中的那些红色英灵的 — 这些人中好多就是红四方面军中最能打仗的一批人﹗

可叹啊可叹﹗

其二﹐执行该案﹐就意味着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要各自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后才能会师﹐这对于刚走出失败阴影的红四方面军将士来说﹐既能在会师前的相对独立创业过程中获得重新证明自己机会﹐又不致于与国民党军主力硬碰﹐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其三﹐对于年前力主“南下”而且掺和了“另立中央”的许多人来说﹐这样可以暂时避免双方再次会面后的尴尬。待到各自任务达成后再照面时﹐大家都带着各自的功劳苦劳﹐大家都执行的是“国际路线”﹐凑足了本钱再说话﹐谁也不比谁矮三分﹐过去的一切不快也必将被时间冲淡﹐谁还好意思去“清算”谁的“错误”﹖

据诸多当事人回忆﹐此间的张国焘﹐就是“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最积极的鼓吹者 — 当然也是作为该案前提的“甘南根据地”的积极主张者 — 他的纠结心理﹐应该是所有人中最为严重甚至最为极端的﹕“另立中央”是个什么性质的“错误”﹐这个“错误”有多严重﹐他心中非常清楚明白﹗如此﹐只有在会师前尽力自创一片天地﹐才有可能获得以实力说话﹐“谁也不比谁矮三分”的对话地位 — 也就是在党内斗争中保全自己的地位﹗

他自己留下的回忆文字或可左证一二﹕

……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

……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21]

而这个很对张国焘心思的方案﹐后来的西路军基本上践行了 — 除了“进取青海”。

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分攻宁﹑青”的方案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将红军行动方针电告共产国际 —

王明同志﹕绝对秘密

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

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统一战线）﹐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或宁夏绥远一带。我们这一企图除在9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决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这一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即使蒋介石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但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的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少的）﹐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但要取得这一地带没有新的技术之及时的援助是很困难的﹐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红军虽能奋勇抵抗最冷的天候﹐因地冻﹐也不利于用坑道方法攻城﹐在坚城前面即在平时坑道法也是不能必克的。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其部署拟略变前电计划大致可定为﹕

（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12月开始渡河﹐因宁夏地形狭小不利回旋﹐城寨甚多守备坚固﹐估计红军本身只能占领其一部分﹐主要的多数的城寨非借助从外蒙来之飞机与炮兵没有攻克之把握﹐如机炮能在12月下旬或明年一月确实到达宁夏附近则可及时占领宁夏﹐宁夏占领则陕北与甘北苏区均有保障﹐如不能及时占领则红军须乘河冰未解之际退回甘北﹐以后发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南与陕南﹐因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故势必向甘南陕南一带发展﹐然主力向南之后﹐苏区必被汤恩伯马鸿逵高桂滋高双成等用堡垒主义逐步侵占而化为游击区﹐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

（乙）以四方面军12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约于夏季达到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或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

（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苏区南陕甘苏区联系﹐以上是基于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关系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的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因为我们即使得到技术在开始阶段也不善于使用﹐此方针与准备问题希望早些解决﹐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议﹐或协议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红军攻取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但这种做法我们认为有下列的损失﹕

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这是非常不利的。

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在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

丙﹑因此也就无法避免与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

丁﹑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

戊﹑宁夏﹑青海﹑甘肃等反革命也将利用明年大大加强其堡垒主义将更加投靠日本使得尔后红军西进发生困难。

邓发同志为此使命赴苏﹐但时机迫促﹐拟请兄全权代表红军进行交涉并以结果见告。我们希望同南京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结果﹐能够与向苏联提出的问题在大体上不相抵触﹐使国际与苏联对中国的方针不致因红军局部要求而破坏其统一性。我们是想两方面同时进行交涉以期不失时机的解决此问题。

洛甫﹑恩来﹑博古﹑泽东[22]

可见﹐中共中央在形成这个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时﹐是充分考虑了红四方面军当前地理位置及现实状况的﹐或许还多多少少也考虑或顾及到了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成员可能会产生的复杂心境 — 当然﹐最主要最重要的方案设计依据﹐还是共产国际方面此前给出的信息﹕“……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拢苏联。”[23]

“靠拢苏联”的概念很宽泛﹐按中共方面的理解﹐这应该包括了外蒙与新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的这个方案中﹐战役步聚是﹕先取宁夏﹐后图甘西 — 取甘西的日程预计是“明年春暖”。

共产国际“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

如果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得到的是毫不含糊完全肯定的答复﹐那么不管后来这“打通国际”是成败如何﹐是得也好是失也好﹐说“从前”还是说“当今”﹐这笔责任账都是非常清楚的﹕“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也好﹐“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也好﹐都是出自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原始动议与自主策划﹐始动议者﹐始作俑者﹐都至少包括这样的指向 — 党中央﹐毛主席﹗

成败与否﹐他们的担戴都小不了﹗

然而半个月后的9月11日﹐共产国际给出的是这样的答复﹕

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24]

“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已对“并不反对靠拢苏联”之内涵作出了重新定义﹗而如果“不能向新疆方面前进”﹐那“占领甘肃西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又何在﹖“占领甘肃西部”的必要性迫切性没多少了﹐好几万人马的一支红军主力还窝在甘南一隅干嘛哩﹖— 那个年头共产党军队﹐还远没到人马多得在啥地方都要安营扎寨的地步吧﹖

于是﹐中共中央“分攻宁﹑青”的设计﹐不得不作出重大调整。

接到共产国际的回复电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酝酿蹉商了好几天﹐才为这个“重大调整”定下盘子。9月14日18时﹐他们将这个重大调整电告中共西北局朱德﹑张国焘﹑任弼时﹕

朱﹑张﹑任三同志﹕

（甲）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乙）胡宗南部第一师及四十三师﹑七十八师﹑九十七师10号从长沙开动﹐先头18号到咸阳﹐月底集中定西﹐其补充旅已由静宁向定西开﹐其目的不外控制兰州地区﹐妨碍甲乙两军打通苏联﹐使联俄后苏方接济归其垄断﹐并于某种时机策应绥远。

（丙）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1）一方面军主力9﹑10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从同心城预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陕甘北苏区。

（2）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10月底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3）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4）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

（丁）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便胡宗南切断并不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箝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密切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戊）宁夏马部之士兵运动与回民运动﹐此间正用大力工作﹐敌情﹑地形之详细调查不日电告。

（己）请兄等考虑电复。

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25]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向下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包括向彭德怀这一层次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传达时）﹐都略去了“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这一带有强烈禁行意义的祈使句 — 要知道﹐在那个年头﹐在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形象都是神圣伟大且至高无上的﹐任何有可能对其形象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却只能局限在最小的范围内。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拢苏联”与“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这类信息﹐有“出尔反尔”之嫌而且自相矛盾﹐肯定会损及红军将士对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祖国”的笃定信心﹐也极有可能不利于激励他们对“打通国际”军事行动的高昂士气……

毕竟﹐这是在求人﹐主动权﹐它不可能完全操在自己手里﹗

于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只能转而先求己 — 自己重新调整部署。

中共中央的部署调整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一﹑四方面军各自独立夺取宁夏和甘肃西部”﹐调整为“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尔后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 既然共产国际不同意红军“向新疆方向前进”﹐那么“夺取甘肃西部”的迫切性及必要性也就大为降低。为此﹐四方面军主力须“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并且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会合。

二﹑根据共产国际批复的精神﹐改变了“四方面军在兰州以南渡河”的原设想﹐红四方面军参加宁夏战役的渡河点改在兰州以北之“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

三﹑建立甘南根据地以作为“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前进基地及战略后方的迫切性﹑必要性也随之降低﹐“一﹑四方面军主力在静﹑会地区会师”则取而代之﹐成为当务之急。

西北局朱张陈提出“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

而就在中共在筹划这个“重大调整”期间﹐尚未得知共产国际批复和中共中央筹措“分攻宁青”的中共西北局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在岷州三十里铺蹉商集议后﹐提出了一个旨在“牵制打击胡敌”且“相机打通一方面军”的“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

……

二﹑对策﹕我军为先要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

……

部署﹕

（一）我一方面军主力由海原﹑固原地区向静宁﹑会宁以北地区活动﹐南同四方面军在静﹑会段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敌﹐并阻止其停滞静宁以东。

（二）我二方面军以主力在徽﹑两﹑凤以北地区﹐并以一部进到宝鸡活动﹐虚张声势﹐扬言﹕二﹑四方面军即直出汉中﹐一方面军（向南）会合﹐以牵制王均于天水地区和吸引胡敌不敢长驱西进为目的。二﹑四方面军除以九十三师主力即向静﹑会段以南地区活动外﹐以一部机动兵力集结陇西﹑武山﹐并适时以八团以上兵力打击静﹑会间之胡敌﹐相机打通一方面军……[26]

因为这个建议并没有改变“分攻宁﹑青”的计划﹐“打通一方面军”也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出击行动﹐对“甘南根据地”的营造以及年底“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的行动并无重大影响﹐所以张国焘并未对此表示异议。

这从他当天给徐向前﹑周纯全的电报中就可以看出来﹕

（甲）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

（乙）二方面军仍在照计出陕甘边﹐牵制迟滞敌人壮大自己﹐一方面军似有先头向海原﹐会静行动模样﹐恐根本仍照毛计。

（丙）朱﹑张﹑陈我们目前一面加速准备﹐一面大动员打胡敌。四军﹑三十军﹑九十一师仍原计行动﹐九军全部抽了后﹐可位首阳﹑何家沟﹐相机以一部去袭击通安与马家河之敌﹐并准备策应通渭方面九十三师。可以九团位榜罗﹑通渭﹑马营各一营﹐叶﹑柴带两团及电台﹐即向会宁﹑静宁大道﹑音家镇或界石铺突击﹐截击交通与解决资材。以陇西川﹑义岗川﹑雷阳镇﹑蔡家镇为主要活动地区﹐诱静宁敌出来﹐夜袭与伏击。但必多带秘密机巧﹐运动自如﹐万不可与优势及守城碉之敌硬拼。尤须加意学会巧打骑兵﹐力不（要）太分散。[27]

看见没有﹐“大计”仍然是“快向西北进”— 请参照当时红四方面军主力所在位置。

徐向前有意见﹗对什么有意见﹖

然而﹐徐向前在其回忆中却称﹐当时他就对朱张陈此案不以为然﹐且颇有“微辞”—

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即西北局朱﹑张﹑陈9月13日的建议 — 引者注）﹐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占不到便宜。据情报说﹐胡宗南的第一师﹑第十八师18日即可抵咸阳﹐第四十三﹑四十七两师随后跟进﹐再加上王均第三军和毛炳文师及马家军的兵力﹐敌优我劣的态势相当明显。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同时﹐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也是严重问题。[28]

如徐向前所述﹐当时他对朱张陈“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的“微辞”是基于这样两个理由﹕

（一）西北局朱张陈9月13日建议的“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占不了便宜”﹔

（二）“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

然而我们在朱张陈13日建议及同一天里张国焘致徐向前﹑周纯全电报的原版文字中﹐无论如何都读不出“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或“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的意图来﹕朱张陈策划的“三军协同作战”﹐实际上就是一次袭扰迟滞敌军的行动﹐动用兵力及规模都有限﹐而且也看不出有“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的意思……

那么﹐徐向前的“微辞”﹐究竟是对什么有感而发的呢﹖

如果我们能够确认徐向前的这些“微辞”的确就是他当时所思所想的话﹐那倒更像是针对中共中央领导人于9月14日18时致西北局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的内容 — 也就是中共中央将“分攻宁﹑青”变作“合取宁夏”的那个电报的内容。

9月15日﹐收悉了西北局13日建议后的中革军委复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更进一步强调﹕“彼此意见大致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宁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西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到陇定大道﹐并准备作战。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增至一个军协助之。”[29]

同日﹐中革军委还致电西北局﹐建议“四方面军宜在五天至七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迟则界石铺通渭大道有隔断之虞。”[30]

中央这两天前前后后三个电报﹐有两个字强调得最多 — 主力﹗

这也是中央部署与西北局朱张陈建议最大的不同之一 — 这才更像是要组织“决战”（其实中央并无此意 — 几天后中央即有专电释“决战”之疑）﹐这才更像是“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其实也不是﹐当时中央部署说得很清楚﹐虽然后来因形势及敌情变化作出了改变﹕“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箝制敌军之任务”）﹗

而中央的这个“部署调整”﹐与张国焘对“西进”执着纠结的心态﹐肯定是对不上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9月15日19时﹐在漳县前线的徐向前提出了一个向相反方向行动的建议﹕

朱﹑张﹑陈﹕

A﹑据（民国）二十三年度甘省建设月刊载﹐永靖之莲花渡有浮桥和渡船﹐各县人口河州27万﹑靖远61万﹑古浪13万﹑民勤13万﹑永昌5.5万﹑凉州20万。

B﹑建议我军出青马敌后﹐宜速集兵取或围河州﹐抢莲花渡﹐便尔后行动。敌骑宜活动地区﹐我步兵不便游击﹐应速扩展骑兵活动。

C﹑已令宏坤大部集磅罗永辛﹐九团两营今日出动﹐令芳赶回集山丹。

D﹑已令先念派一个团往首阳集﹑汪衙﹐九军特（务）团不知住何处﹐已令王全齐集大寨子待命抵挡王均。

徐[31]

这个建议比较简洁扼要﹐基本上没有言及战略方针问题。可以认为﹐这是作为军事指挥员的建议者是根据自己所处环境以及能够得到的信息﹐所作出的他自己认为最合理的行动方向选择的建议 — 建议者本人一直在前线﹐并没有直接参与西北局朱﹑张﹑任﹑陈与中共中央之间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酝酿蹉商。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称﹐他的这个建议﹐是针对西北局朱张陈13日电的内容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通报共产国际指示及相应部署调整的电报都是发给西北局朱张任或朱张陈的（有的电报包括贺龙﹑刘伯承）﹐所以笔者暂时还无法确认﹕正在漳县前线的徐向前在如此动议之前﹐是否已得悉中央部署调整的基本内容﹖其动议究竟是针对中央部署而提出来的﹖还是如其数十年后的回忆文字所言﹐是针对朱张陈“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而提出来的﹖

然而﹐徐向前这个建议的确是出自于中央部署调整传达至西北局之后。

而且﹐马上被怀揣着小九九的张国焘利用了。

张国焘﹐他变脸了﹗

张国焘为何变脸﹖他的底气从何而来﹖

张国焘变脸的原因﹐官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是这样叙述的﹕根据中央部署﹐“红四方面军便需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在通﹑会﹑静﹑海地区坚持两个多月。中央虽连电督促红四方面军迅速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的定﹑会地段﹐张国焘却踌躇不决。”[32]

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远不是全部﹐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这部官版权威史着的这种解读﹐是因为其作者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滞阻胡宗南部西进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复朱德等电（1936年9月15日）〉签发日期的判读错误（将9月15日判读为9月13日）﹐以为张国焘9月13日致徐向前﹑周纯全“我们大计仍然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那个电报﹐是对中央这个电报的赞同反应 — 而且很多读者有可能把“快向西北进”中的那个“西北”﹐解读成包括陕甘宁青新地区的那个“大西北”﹐而不是根据红四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位置而确定的﹑有着具体指向的“西北”。

其实﹐张国焘变脸的真正原因﹐是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而对行动方针作出的重要调整。张国焘的这个“变脸”﹐应该是从接到中央的这个“重要调整”（即中央9月14日18时“占领宁夏部署电”）开始的﹕中央来电中的“重要部署调整”﹐不仅是把三军会师的日程提前了﹐更重要的﹐是将“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变成了“一﹑四方面军合力攻取宁夏﹐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

如此﹐如前所述的张国焘出于纠结心结的种种考虑﹐俱有落空之可能。

但这个改变出自中央﹐源自共产国际﹐张国焘要想独自一人唱反调﹐底气仍显不足。

9月16~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开会讨论中央部署﹐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傅钟﹑曾传六﹑李卓然﹑何畏﹑肖克﹑刘少文等人（徐向前﹑周纯全等在漳县前线未能与会）。关于会议情况﹐与会者傅钟有一段回忆﹕

张国焘主持会议。他不像前几天研究甘南根据地建设时那样兴致勃勃﹐滔滔不绝﹐情绪有了微妙的变化。讲话中﹐有同意中央来电部署的意思﹐但又大谈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难以供应大部队生活之需﹐显出仍不愿会合一方面军。

……

关于部队的战略方针﹐大多数同志同意中央9月13日来电的部署（应为9月14日 — 引者注）﹐发动静﹑会战役。[33]

然而﹐一进入具体方案制定时﹐张国焘的底气就变得很足了﹕

谁知﹐在做静﹑会战役具体方案时﹐张国焘与中央闹独立的故态又恶性发作。他反对北上﹐要西进﹐过黄河去青海﹑新疆﹐根本推翻了刚才西北局所作的决议。陈昌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与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争论十分激烈。张国焘甚至说经静会北上是“断送红军”﹔朱总司令耐心地劝张国焘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要个人推翻集体决议。我也向张国焘表明﹐主张向北﹐并陈说了北进方针的好处。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情绪很坏﹐……[34]

陈昌浩也有相类回忆文字﹕

岷州会议是西进与北上的争论。张国焘是不会合的。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之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我们坚决反对西进﹐与他争。[35]

我们有理由认为﹐张国焘增加的底气﹐至少有可能部分来自于未能与会的徐向前9月15日的那个“西进”建议 — 张国焘有可能是在岷州会议开会后的9月16日收悉徐向前这个建议电的﹐而张国焘反对并推翻西北局根据中央的部署调整而策划“静会战役”的理由﹐恰好就是数十年后徐向前的“微辞”— 对其当年动议“西进”所作出的解释﹗而会议为此发生了激烈争论后﹐代表争论双方的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还于会议第二天（9月17日）傍晚﹐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询证中央14日部署电的有关内容﹕

“攻宁夏与甘西．何为重点”以及宁夏敌情﹑地理等问题﹔

“如四方面军不在西兰路箝制胡敌”﹐一方面军能否单独攻宁等问题﹔

如四方面军乘势经河州附近过黄河抢占水登﹐是否利于一方面军行动等问题﹔[36]

像“攻宁夏与甘西‧何为重点”这类问题﹐就是中央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未能完整向下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而产生的负面效应﹐虽然既或没有这句话﹐也并不影响这个“指示”基本意思的解读 —“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不是甘西﹗﹗﹗— 笔者注）﹐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中央复电是在会议结束后的9月19日15时才发出的﹐故而未能及时在会议上传达。

前所未有的党性 — 岷州会议否决张国焘意见

然而﹐岷州会议的大多数与会者在没有得到中央进一步解释的情况下﹐还是表现出了前所未有党性﹐还是根据中央部署调整的精神作出了决议﹕执行党中央的既定方针﹐组织实施静会战役计划。9月18日﹐西北局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名义致电前线徐向前﹑周纯全﹐下达《静会战役纲领》。

据当时在红军总部任警卫班长的潘开文回忆﹕

会议开到第三天（即9月18日 — 笔者注）﹐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员和骑兵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了。朱德气愤地说﹕他不干﹗我干﹗于是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订部队行动计划。当天黄昏﹐张国焘又派人通知继续开会﹐朱德﹑陈昌浩和西北局成员赶到张的住处开会。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张﹐张国焘被迫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37]

据朱德称﹐张国焘还在会议形成的决定 —《静会战役纲领》上签了字。[38]

中央的那个“答疑解惑电”虽然没有赶上趟﹐但其内容还是很重要的﹐有必要在此全文引出 — 中央在此电中详陈利害﹐实际上也回复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些当事人数十年后仍然纠结于胸以至于继续被人利用发挥的那些“微辞”﹕

朱﹑张并致任﹑贺﹕

筱申电19日12时收到﹐敬复如下﹕

（甲）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

（乙）我们已将宁夏﹑甘西地区狭小不利回旋﹐且城坚难破之困难条件报告国际﹐并说明须取得苏联飞机大炮之帮助﹐才能破城。现据回电说﹐到宁夏地区后给帮助﹐则我军只要能占领宁夏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

（丙）外蒙﹑宁夏间是草地﹐有许多汽车通行路﹐过去即从这些道路接济冯玉祥﹐邓小平同志亦亲从定远营汽车路走过﹐他们从外蒙接济﹐我们当先占领定远营。

（丁）据宁夏同志云﹐宁夏因有贺兰山﹐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屯驻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实行攻甘西﹐亦须得取苏联协助才能攻克甘﹑凉﹑肃三州等坚固城池。现盐池﹑定边可大批买布﹐我们在从李毅借款为你们制备一批衣服。从中卫到红水﹑永登﹐沿黄河西岸并不通过沙漠。

（戊）攻宁夏须待结冰﹐无造船把握。结冰从阳历12月开始﹐距今还有70天左右﹐此70天内四方面军占领静宁﹑通渭﹑会宁﹑靖远﹑海原﹑中宁（中宁县在金积县西南）及金积之一部﹐粮食不成问题﹐一方面军则占领固原﹑灵武﹑同心城及金积之一部﹐准备12月初渡河。

（己）因马鸿逵有20余团﹐汤恩伯﹑何柱国﹑高桂滋﹑高双成等军在我侧后﹐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占静﹑会﹑定区会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

（庚）据最近调查﹐靖远以上至肃州不结冰﹐靖远以下均结冰。

（辛）目前对胡宗南不宜进行决战﹐只须速进静宁以西﹐占领广大阵地﹐让他展开筑碉。我在70天内逐步北移﹐至12月一﹑四两方面军各以一部拒止南敌﹐各以一主力北进攻宁﹐配合苏联帮助﹐夺取宁城﹐至明年春暖再行决定分路西进﹑南进﹑北进。

（壬）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毛﹑周﹑彭[39]

中央此电的相当内容﹐是得到了随即而来的事实映证的﹗虽然因为因“甘南风波”延误了时日﹐三大主力会师之际敌胡﹑毛﹑王各军也已抱成了团﹐“通庄静会战役”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但至少也证明了北上静﹑会完全不像张国焘嚷嚷的那么可怕﹐也是“断送”不了红军的﹗而看似庞然大物的胡﹑毛﹑王各路敌军﹐只要是三军同心﹐指挥统一﹐也并不是不可以找到各个击破的机会的﹗

后来在极度险恶环境中一战而改变局面的山城堡之役﹐证明了这一点﹗

枪杆子指挥了党﹖— 漳县会议推翻西北局决定

然而已在岷州会议决定上签了字的张国焘心有不甘﹐遂连夜策马赶往漳县前线。21日﹐召集徐向前﹑李先念等前线军事指挥员重新计议。计议的结果是“枪杆子指挥了党”﹕推翻西北局岷州会议决议﹐红四方面军全军掉头折返﹐在永靖﹑循化一线渡河西进 — 也就是徐向前15日建议内容。更有甚者﹐张国焘还电令岷县的红军总部通讯部门负责人﹕“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律不准发出”[40]— 封锁朱德等向党中央汇报的渠道。

幸而红军总部还有党性未泯的领导人﹐幸而总部通讯部门还有党性未泯的负责人﹐幸而朱总司令一年以来身处逆境却依然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度量胸襟感动感染了诸多红四方面军将士﹐朱总司令终于突破封锁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个重大变故 — 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西北局乃至红四方面军内部拥护中央部署反对张国焘“变脸”的意见﹕

英﹑洛﹑毛﹑周﹑彭﹑贺﹑任﹑刘（指人密译）﹕

（甲）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

（乙）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

（丙）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朱德[41]

然而﹐获得了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支持而有了底气的张国焘这回是铁了心﹗朱德总司令突破封锁迭电劝阻不果﹐赶至漳县劝阻仍不果﹐红二方面军任﹑贺﹑关﹑刘来电劝阻还是不果﹐中央迭电再陈利害仍然不果 — 张国焘摆出的就是一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架势（竟然还声称是因为“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大概他觉得此番出走已成定局﹐又跟年前草地分裂前一样﹐劲头很足﹐口气也很冲﹐一口一个倘如按中央意图办就要“断送红军”……

为了解除张国焘﹑徐向前等“四方面军主力将独立迎击胡敌”的顾虑 —《历史的回顾》曾经有过表述﹐彭德怀还于9月25日电请毛泽东转致朱德﹑张国焘﹕“奉毛主席电令﹐一方面军主力配合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北进部队﹐27日开向将军铺﹑单家集出动。”^[42]

然而张国焘仍然要一意孤行。

最后是老天爷出面说了话才有了“果”— 徐向前等返回洮州向西侦察的结果是﹕黄河彼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43]

就这样了张国焘仍然固执己见﹐在9月27日的洮州会议上﹐又提出“绕道而行”。

与会者傅钟回忆道﹕

张国焘不想与中央会合的思想是很固执的﹐西进已经山穷水尽了﹐他还坚持﹐说前面不通﹐可以绕道西进。

朱总司令劝他说﹐是回头的时候了﹐不能一错再错。

张国焘还想来一个漳县会议﹐争取多数支持。于是又有一个洮州会议﹐在城里一个天主教堂里召开的。张国焘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与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这是共产国际指示声称“不能允许”的 — 笔者注）。大雪封山﹐可不可以从南边绕道。

陈昌浩立刻说﹕从地图上看那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队走怕了﹐再走草地开小差的增多﹐部队怎么带﹖

徐向前同志也语重心长地劝说﹕鄂豫皖出来的同志不想再折腾了。

肖克﹑李卓然﹑余洪远﹑王维舟几位同志会前和我交换过意见。感到中央已有明确命令﹐不能再犹豫含糊﹐于是在会上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意愿。

张国焘在会上空前孤立﹐才被迫放弃西进主张同意北上静会地区。[44]

9月27日﹐朱﹑张﹑徐﹑陈致电党中央﹐决定再次北上﹐且“不再改变”。[45]

次日﹐朱德﹑张国焘下达《通庄静会战役计划》。

同日16时﹐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并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报告红四方面军“已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46] — 这是张国焘一年来第一次将“陕北同志”称作“党中央”。

29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又掉头北上。

三军大会师前的这一段插曲﹐史称“甘南风波”。

天不作美﹖纠结的心芽还要复萌﹗

红四方面军再次启动北上行程后的10月1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党中央”[47] 赫然出现在电文抬头﹕此前还底气十足的张国焘﹐折腾出一场本以为可以就此远走高飞的风波后﹐反而又给自己增添了一个于情于理都无法交代过去的新“错误”﹐如今还不得不极不情愿地走向在他心目中仍然很矮小的屋檐……

低头俯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这在此前就已见端倪﹕张国焘拧着脖子跟中央叫板的同时﹐也在悄然撤去“西北局与陕北同志取平行关系”这个最后的台阶 — 比如前几天9月26日12时﹐他在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电报中执意坚持“西进”的同时﹐也发出了“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48] 这样“预留后路”的“示好”信息……

还是徐向前把张国焘看得透 —“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张国焘在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对这段史实﹐作出完全歪曲乃至颠覆性的陈述﹕在张国焘的回忆文字中﹐他把“西进”说成是“陕北同志完全赞成的”﹐而会师后的“西渡”就是为了实现这个“陕北同志完全赞成的”的“西进”﹐于是他成了北上会师的力主者﹐陈昌浩等反而成了滞留甘南不愿北上的冥顽者﹗— 幸而﹐诸多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留存了下来﹔幸而﹐诸多原始文献档案﹐留存了下来﹗

张国焘﹐他一笔墨汁儿﹐泼黑不了天﹗

“甘南风波”对张国焘而言是一次挫折一次打击﹐但“甘南风波”被老天爷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给摁了下来﹐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有着相似纠结心态的一些领导人心目中﹐也完全可以理所当然地视作“事出偶然”﹑“天不作美”……

于是﹐但有机缘﹐这纠结的心芽﹐还要复萌﹐还会开花﹐还想结果﹗

果不其然﹐在一个月后“宁夏战役”中﹐这纠结的心芽﹐再次复萌。

　

[1] 双石﹐本名周军﹐成都电视台记者﹑编辑﹑计算器高级工程师﹐业余军∕战史研究学者﹐曾着有《开国第一战 — 抗美援朝全景纪实》﹑《毛泽东的神来之笔 — 记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近八年来组织考察队自驾摩托考察长征路线﹐完成《红军长征过草地行军路线的复原》及《1935年大渡河之役红军行军路线及战斗考证》主题考察报告﹐填补了红军长征研究史中的空白。本文系作者正在写作中的《西路军史话》之节选﹐文中黑体字部分亦为作者所加。

[2]〈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1935年6月16日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511页。

[3]〈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等问题（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08页。

[4]〈张国焘﹑陈昌浩关于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意见致中央领导人电（1935年6月17日）〉﹐《红军长征‧文献》第517页。

[5] 金冲及等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06页。

[6]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第282﹑318页。

[7]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3~305页。

[8]〈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27页。

[9]〈中央政治局就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致张国焘电（1935年8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33页。

[10]〈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执行向洮河东岸发展的方针致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28页。

[11]〈陈昌浩﹑徐向前关于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的意见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8月21日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29页。

[12]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5页。

[13]〈徐向前关于与二﹑六军团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致张国焘﹑朱德电（1936年4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35页。

[14]〈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和时机问题（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一）》第551~552页。

[15]〈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秦邦宪等关于战略方针及统战策略的建议（1936年8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4~156页。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359页）称﹕中共中央于“8月9日向张学良提出与东北军联合发动抗日局面﹐占领以兰州为中心的战略枢纽地带。从西﹑北两个方向同时打通苏联。取得张学良同意”﹔《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666页）称﹕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于8月9日致张学良信中还提出﹕“对甘﹑凉﹑肃的占领最好使用东北军之一部﹐留出红军在外面用。但如东北军觉得有困难﹐便应以红军之一部用于此方面”。

[16]〈毛泽东关于询问宁“二马”兵力及一﹑二﹑四方面军战斗部署致彭德怀电（1936年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58页。

[17]〈中央征询对二﹑四方面军行动的意见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8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59页。

[18]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1页。

[19]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508页。

[20]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521页。

[21]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505~510页。

[22]〈中央关于红军行动方针致王明电（1936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61~662页。

[23]〈林育英﹑张闻天关于国际指示要点及战略方针问题〉﹐《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92页。

[24]〈共产国际书记处关于同意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计划致中央电（1936年9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93页。

[25]〈中央关于占领宁夏的部署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9月14日18时）〉﹐《红军长征‧文献》第1124~1125页。

[26]〈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关于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致毛泽东等电（1936年9月13日20时）〉﹐《红军长征‧文献》第1121~1122页。

[27]〈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迅向西北进之大计方针指示致徐向前﹑周纯全电（1936年9月13日）〉﹐《红军长征‧文献》第1123页。

[28]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3页。

[29]〈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滞阻胡宗南部西进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复朱德等电（1936年9月15日）〉﹐《红军长征‧文献》第1126页。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62页）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95页）将该电签发时间误判作“1936年9月13日”。

[30]〈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红四方面军宜以主力控制隆静会定大道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9月15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688页。

[31]〈徐向前对作战部署的意见致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电（1936年9月15日19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99页。

[3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62~363页。

[33] 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1页。

[34] 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1页。

[35] 陈昌浩﹕〈北上和西进的争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3页。

[3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第1134页之注释1。

[37] 潘开文﹕〈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1979年3月2日。

[38]〈朱德在西北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23日）〉﹐转引自《朱德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48页。

[39]〈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集中先占领宁夏问题复朱德等电（1936年9月19日）〉﹐《红军长征‧文献》第1134~1135页。

[40]〈张国焘关于未经他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致周子昆等电（1936年9月21日）〉﹐《红军长征‧文献》第1142页。

[41]〈朱德关于少数同志拟推翻西北局决定之静会战役计划原案致林育英等电（1936年9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第1142页。

[42]〈彭德怀关于配合红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北进部队致毛泽东转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9月25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726页。

[43]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5页。

[44] 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5~786页。

[45]〈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北上会合一方面军的电报（1936年9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44页。

[46]〈朱德、张国寿等关于红四方面军已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致毛泽东等电（1936年9月28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1）》第736页。

[47]〈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九十三师行动的电报（1936年10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58页。

[48]〈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张国焘关于先期占领甘北等问题（1936年9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227页。另﹐此前的9月10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似有一电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内容似有“以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与军事方针之领导”之提议 — 参见〈贺龙﹑任弼时等请求红四方面军暂停止在现地区待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致朱德等电（1936年9月25日）〉﹐《红军长征‧文献》第1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