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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说“为圣人讳”－－兼谈西路军问题

作者：还是阿门等来源：红色文化网日期：2013-05-01 点击：

当代一些学者把历史搅乱的过程中，无法把罪责引到毛泽东身上时，都统一的说一声：中央档案不解密，是“为圣人讳”。“为圣人讳”，即为毛泽东“讳”。“档案不解密、是为毛泽东讳”的说法，本质上就是一种引导人们把罪责往毛泽东身上推的手法。
中共的历史已经被国内外一些学者弄得不伦不类，失去了以往的神圣光环。而毛泽东，则已经被丑化到“彻头彻尾”。从毛泽东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开始，书刊或者网络上，凡是能钻空子进行污蔑的地方，都给予了荒诞的污蔑。即，所谓的“历史研究”对毛泽东而言，一些“学者”和不怀好意的人们，可以尽情的进行诋毁和污蔑而不承担任何责任。“档案”？“档案”里能找到这些诋毁和污蔑的证据么？还可能有什么“档案”记载着比这些诋毁和污蔑更严重的事实么？
一、历史“疑案”
无须多举，仅以“西路军”案为例。
毛泽东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的归责是“张国焘路线”，而且，并没有追究主要军事领导人的具体责任，只是对张国焘的个别“死党”给予了处分。对“西路军”英勇的将士也给予了充分的褒奖，把错误都归咎到“张国焘路线”这个“虚名”上。
毛泽东身后开始了翻案。有谁看到“为圣人讳”的事情了？人们只看到个别高级干部的不厚道，还看到对中央和毛泽东的诬陷：当时的中央和毛泽东有意牺牲“西路军”。
当有关这段历史的“档案”彻底解密后，人们终于看到了真相：毛泽东真正伟大。
“西路军”的问题，有几个关键的问题解释清楚了，真相也就大白了。
第一，张国焘南下失败转尔不得不北上到组成“西路军”前的这个阶段，张国焘在此期间的意图及行为，都是有事实证明的。是谁支持了张国焘的主张、致使中央的作战计划流产？
第二，中央和毛泽东在什么情况下批准李先念领导的“三十军”“西渡黄河”的？同时还有什么指示？李先念是否认真执行了这个指示？
第三，包括徐向前在内的领导人，为什么始终要求整个“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
第四，“西路军”成立后，是否认真执行中央的命令？1937年1月8日，张国焘单独发给“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说明了什么？
当年在延安的毛泽东，极其厚道的为“西路军”一些军事领导人“讳”，有谁看到被毛泽东“讳”的人在当代为毛泽东“讳”了？都是极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责任轻描淡写为自己“讳”，而把主要责任推到没有责任的毛泽东（中央）的身上。
好在档案解密了。
二、建国后的事件
就以两个最“严重”的事件为例。
1、“三年自然灾害”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三年。这一事件最大的责任，也就是人们吵吵嚷嚷的“饿死人”问题。从最初的几十万人，到后来的几百万人，再到后来的上千万人，一直到四千万人。这个过程，谁能看到是“为圣人讳”？人们只看到一些人极其卑劣的妄图把“圣人”置于“万劫不复”之地——没有解密的档案中，会有这些数字的记载么？
这个过程，有人因为编造这些数字升官了，有人因为这种吵嚷发财了。在档案没有解密的情况下，“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性和毛泽东的责任已经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个问题上，还能为毛泽东“讳”什么？还有什么比“饿死”几千万人、主要责任是毛泽东的主体政策更严重的档案资料么？
被“讳”的，只能是那些把毛泽东的“长远战略当作现实目标进行操作”（彭德怀语）的“往左拉”的人们。被“讳”的，只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人们看到一些参与并主要领导了具体工作的人，在当代都是尽可能的隐瞒自己的行为、而把责任推向毛泽东及其主体政策的。殊不知，这些主要领导人向中央和毛泽东提供的情况、及其实施的具体政策大都是造成灾难的具体原因，而且，与中央和毛泽东的主体政策相违背。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毛泽东还有什么需要“讳”的？
2、“文化大革命”。在当代所谓的各种“研究”中，实在看不出来还能为毛泽东“讳”什么？连“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这种毫无根据的东西都大行其事，毛泽东还有什么需要被“讳”的地方？在中国，还有什么能比在道德上被人泼污水更严重的事情么？
那些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的“冤假错案”需要为毛泽东“讳”么？事实上，都是为他人“讳”、而同时夸大毛泽东的责任。仅举一例。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是毛泽东最终批准的。毛泽东是依据什么批准的？是当代所指责的毛泽东“出尔反尔”么？薄一波等老一辈革命家当然是忠诚的革命者，但是，在这个案件上的自我责任也是明显的。毛泽东批准该案的依据，就是公开刊登的“反党声明”，而与其他的事情没有关系。问题的存在是明显的：
中央规定的“假自首”的原则是什么？“反党声明”的刊登及其内容，中央和毛泽东是否知道？“假自首”出狱后，是否把履行的手续及内容向中央详细的汇报过？
张闻天代表中央规定的“假自首”的原则很明确：不允许公开刊登“反党声明”，否则视为变节。毛泽东曾公开说道：我们只知道他们履行了一个手续，但是却不知道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更不知道他们还公开刊登了“反党声明”(大意)。经办的张闻天和刘少奇也都声称自己不知道他们还公开刊登了“反党声明”。
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就向中央详细汇报了事情的原委，还会出现“文革”时期的反复么？康生还能把“反党声明”当“辫子”抓么？最主要的是，这种敏感的事情，当时完全有必要用文字材料向中央说明一切，而不能有丝毫的隐瞒。这也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就是说，如果公布“档案”，只能发现毛泽东批准的事情，都有着历史或现实的客观原因，而不存在任何的“欲加之罪”。
“研究”一些文字中所撰写的毛泽东与什么什么人“对话”，什么人向毛泽东“咆哮”，“档案”里可能存在这些东西么？还可能有比这些编撰更有爆炸性、杀伤毛泽东的“档案”么？
正如彭真所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喜马拉雅山也是泰山，挖几车土也不会减其高。中央档案，都是正规的文件似的东西，以毛泽东的伟大，其留下的文字或批语，也根本不可能存在毫无根据的东西，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把一些问题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也是最好的办法。非如此，不足以维护其他领导人的形象。
更重要的是，当代一些“文人”“学者”的做法极其卑劣，即使档案公开了，他们也不会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共的领导人，而是专门钻进阴暗的角落发掘能扭曲中共所有领导人形象的东西，进行断章取义的歪曲和污蔑。这一点，是不用赘述的了。

红桥山：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再认识

1936年，苏联面临着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威胁，不论在其西方或东方都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牵制日军从东方进攻苏联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也迫切需要得到苏联的物资支援以改善武器装备壮大抗日力量。党中央根据形势制定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战略方针，得到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同意中国红军从北方或西北方接近苏联，并答应积极提供军事和经济物资支援。

一、“西渡”风波

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在与张学良等秘密协商后，中央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

中央提出的方案分两步：第一步，为配合东北军进驻甘肃西部，红二、四方面军夺取甘南岷州，继而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敌毛炳文部，威胁兰州，以便东北军向兰州战略枢纽地带集中；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威胁青海，吸引在河西走廊的马步芳向东回防，以便东北军乘虚接防兰州以西各重镇，接通新疆。第一步实现后，一、二、四方面军在甘北会合，三军合力夺取宁夏，以一个方面军保护陕甘宁苏区，另两个方面军12月趁结冰期渡过黄河，占领宁夏，完成从北面接通苏联的任务。

这个计划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打通苏联”通道。但是，当时苏联还未明确表示到底从哪个方向给红军提供援助，中央根据形势及红军实力，经与东北军秘密协商，河西走廊至新疆通道由东北军控制，红军重点打通北出蒙古的通道。

但就如何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红军领导层发生了很大分歧。

自从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后，指挥红军的领导层分三级系统“中央军委--红军总部--方面军”。在陕北，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就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事实上的中央军委（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称中革军委）；随四方面军行动的红军总部，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三个方面军首长分别是总指挥和政委。这里说的发生了很大分歧的红军领导层就是指这三级领导层。

为配合二方面军向陕甘边的行动，朱德、张国焘主张，四方面军抽出两个军，东出西河、礼县，消灭国民党王均部；陈昌浩主张，集中四方面军主力，北出通渭、静宁、会宁，与一方面军合力夹击消灭西进的胡宗南部，而后再向陇东南发展，于已经运动到陇东南的二方面军呼应作战；徐向前认为，在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且陕甘北部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利于三个方面军集结常驻，主张西渡黄河，与东北军配合，控制兰州地区。

9月13日，经磋商，通过了一方面军从陕甘南下，与甘南的四方面军在西兰通道上合力夹击消灭胡宗南部的作战方案，并将计划上报中央。

同日，中央回电认为，一方面军担负着保护陕甘宁苏区的作战任务，主力不能南下，对胡部作战应以二、四方面军为主。

9月14日，中央再次回电：“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提出具体部署后，又特别指出：“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

张国焘见一方面军不能南下，只由四方面军单独迎击胡宗南，对中央的部署迟迟不予表态。

9月16日，在中央连电催促下，西北局在岷县召开会议，讨论四方面军行动方案。会上，张、陈意见发生重大分歧。陈昌浩力主北上静宁、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与敌决战；张国焘认为四方面军单独迎敌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驻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会议多数人支持陈，张被否决。
张国焘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消极退却、避敌西进，与中央的统一部署相悖。

9月18日，西北局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的名义发布《静会战役纲领》，但四方面军迟迟没有动作。

9月19日，中央致电朱、张，强调：“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占静、会、定区会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先占领宁夏方可免此失。”“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9月20日，朱德复电中央，报告岷州会议决定。

张国焘连夜赶到漳县四方面军前方，对四方面军将领哭诉：“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而后，坚持西渡方案，获徐向前等四方面军高级将领支持，决定西进。并电令在岷州的朱德、陈昌浩来漳县再次会商，同时令部队调动，准备西渡。

可以看出，张国焘主张西渡，主要目的是不愿与中央会合，怕“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被清算。这就是毛泽东说他“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的历史缘由。四方面军将领支持西渡方案，更多的考虑是军事的原因，与张国焘有本质的区别，但缺乏战略眼光。

9月22日，接到电报后，朱德于凌晨去电责问张国焘，并将此一变故向中央报告，同时通报给二方面军。并表示：“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当日，朱、陈赶到漳县。

9月23日，西北局在漳县再次召开会议。朱德坚持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但会议否决了朱德的意见，决定西进，并将决定报告中央。同时部署部队探路、备粮，待命西进。

9月26日，中央复电朱、张，不同意西进。复电中，通报了当前敌情，并且说：“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北上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
可以看出，中央为争取四方面军执行战略计划，不仅在整体部署上做出了让步，同时也明确指出西进是条绝路。

张国焘当日数次致电中央，力陈西进理由，并说：“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这个电报的口气大有时限逼迫之意。

9月27日，经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会议慎重讨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贺龙、任弼时、刘伯承，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和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一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
可见，中央经慎重考虑，已经预见到在没有全局配合的情况下，单独西进到河西走廊的部队，将面临极大的危险。

同日，中央再次致电朱、张、徐、陈：“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恰在此时，先头调查西行路线的徐向前得知黄河对岸已大雪封山，西渡计划难以实现，张国焘只得同意北上。此次进军方向的风波才告平息。

9月29日，朱德下达了北进命令。

由于四方面军“西渡”风波的耽搁，国民党胡宗南部与毛炳文部得以集结靠拢，四方面军北进后，给已在甘东南的二方面军造成腹背受敌的巨大压力，经中央同意，二方面军被迫单独突围北进与一方面军会合。这次突围，被贺龙视为“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

二、西渡黄河

10月上旬，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拟以红一方面军之一部组成西方野战军与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攻取宁夏，打通北出蒙古的苏联通道。并令红四方面军三十军进至黄河靖远段造船，于11月10日前完成渡河准备。

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发布了“通渭会战计划”，趁红军刚刚结束长征疲惫之际，集中几十万大军，企图最后“剿灭”红军。这个计划被蒋介石称为与共产党红军“最后五分钟的决战”。

10月21日，敌人发起进攻，攻势异常凶猛。

四方面军第五军在会宁一带激战两昼夜，伤亡800多人，副军长（原第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壮烈牺牲。

形势剧变，西北战场对红军越来越不利，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鉴于当时四方面军兵力和武器装备在三个方面军中最强，宁夏战役计划四方面军担负作战主力。

10月23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军主力，先击破南敌，后进攻宁夏。同时命令第三十军渡河，控制黄河西岸要地。

10月25日，三十军渡河成功。军委再次致电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及各方面军，指出：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于击破南敌。明令四方面军：“以九军以外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四方面军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和二方面军主力集结在打拉池地区，诱敌深入，待机消灭敌三至四个团，即可停止南敌。一方面军主力于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两个军控制河西纽带地区后，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一带，迅速造船准备渡河。在南敌停止前进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

同日，张国焘以红军总部名义给中央发电，不同意军委部署，强调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

10月26日，张国焘不经请示中央，命令第九军和四方面军总部渡河，打乱了中革军委的统一部署。

同日，中央以绝密电告正在指挥宁夏战役的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这也就是说，张国焘以“宁夏战役”为名，实际上是避战逃跑。

10月27日，彭德怀、聂荣臻分别向中央报告张国焘破坏战役计划。

同日，渡过黄河的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向朱德、张国焘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队赴兰州之敌，四个军迅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集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并致电中央：“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
可以看出，四方面军领导层在西渡黄河的认识上，没有从整体战略计划出发考虑作战，而是过分强调了河西作战的需要。

同日，朱、张接徐、陈电报后回电说：接中革军委电令，“目前作战重点，系在注重挤破南敌，停止追击，我各部应即遵照这一指示执行。”并向中央报告了四方面军的具体部署，得到中革军委批准。

10月28日，中央致电朱、张及各军首长，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力，分散作战力量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同时，为阻击南线敌人的猛追，加强三个方面军的协同作战，中革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刘伯承任参谋长，准备组织“海打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

当晚，朱、张致电中革军委，提议第三十一军跟在第九军后渡河。

10月29日，中革军委同意三十一军立即渡河，但彭德怀根据海打战役的部署，要求三十一军在打拉池以东集结，协同一方面军打击北进之敌。

10月30日，中央致电朱、张，再次强调：“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打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29日部署使用”，要求三十一军留在河东按照彭德怀29日的命令执行，待胜利后再由中卫渡河。
中革军委出现以上先同意后又改变的命令，也许是多方面的原因，如受当时通讯手段限制或组织程序重叠上情下达不畅等。

同日，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计划》。海打战役是红军击破胡宗南部的一场关键性战役，如能取胜，就能遏制敌如进攻的势头，为宁夏战役创造有利条件。

张国焘虽然同意，却违背彭德怀部署，命令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移至海打战场以北，致使靖远局势出现危机，看守渡口的第五军无法向打拉池方向靠拢，张国焘遂下令第五军西渡黄河。

由于河东四方面军部队未能到达指定位置，使一方面军主力侧翼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红军不得不放弃海打战役计划，撤离战场。至此，敌人很快进至黄河东岸的靖远、中卫等渡口城镇，河西红军与河东红军就此被切断。同时，由于敌人打通了北进增援宁夏的通路，宁夏战役计划也不能实现了。中央在电告共产国际宁夏战役执行情况时，指责张国焘不按计划执行命令。

三、总结：

在“西渡”风波中，张国焘畏敌主张的西进，就是毛泽东所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的由来。这场风波，不仅使二方面遭受了重大损失，最大的危害还在于四方面军没有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行动，致使协助东北军占据河西走廊战略要地的设想落空，为夺取宁夏留下了严重隐患。也是以后西路军西进过程中得不到友军支援导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宁夏战役中，四方面军担负着作战主力，张国焘却私调主力部队九军过河，削弱了阻敌防线。而后的海打战役中，再次不遵统一部署调动部队，致使整个战役计划失败，五军被迫西渡。四方面军的领导层不从整体考虑，强调河西作战需要，请调部队过河。这一系列的表现正是后来毛泽东说张国焘“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一针见血，点中要害！

渡过黄河的三个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在以后的战略计划中组成西路军，并始终接受中央指示行动，这是既成事实后的事情。关于西渡黄河的“奉命”之争，到此应该可以了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