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弥雾                  草地惊雷

长征期间毛泽东和张国焘斗争的历史考察

郭建波

谨以此篇献给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一一八周年 。同时也献给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牺牲的先烈，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浇灌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之花，用自己人生的壮举谱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史的光辉篇章，用自己短暂的生命铸造了共和国大厦的辉煌。

在艰难的革命斗争年代，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把党和革命从危难中解救出来，我们就不会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甚至党和革命的前途就会被葬送。本文所论述的毛泽东和张国焘长征期间就北上和南下的斗争就是其中的一次。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临终前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他一辈子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文化大革命要比建立新中国还重要得多，因为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兴亡大事，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空前壮举，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筑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他看到，对这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倒不少。这两条事都没有完成，因而使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充满忧虑，发出了也可能在血雨腥风中交班的慨叹。

如同长征时期毛泽东和张国焘关于红军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在红军分裂前有不少高级干部难以辩清一样，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党内不是也有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很不理解，贯彻很不得力吗？直到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仍有不少高级干部在彻底否定文革方面异口同声，对文革怨声载道吗？文化大革命到底该不该搞，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到底有没有真理性？并不是那个人说了算，而是要依靠实践的验证。

经过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为我们解读文革提供了现实的视角。我们看到，国企大面积破产，私有化发展迅猛，跨国资本吞并中国民族工业，中国经济的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日益扩大，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社会道德水平严重下降，革命人生观、世界观教育遭到巨大破坏，古代封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不加分析地搬用过来，沉渣泛起，喧嚣尘上。当今资本主义在中国大地的迅速崛起，新生资产阶级随着经济上的壮大，已经开始向政治领域渗透，并使人民政权有产生变质的隐患。近来风传的某集团总裁进入中共十八届中委候选名单就是一个征兆。中国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在以生动的社会实践验证着文革的正确与错误。正如长征期间，毛泽东主张北上和张国焘主张南下必然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一样，三十余年的社会发展经过实践的检验从反面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光辉。

当然，我们并不讳言，正象历史上一切新生事物一样，文革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着失误。毛泽东在世时就对文革做出了三七开的评价。全面否定本身就违犯辩证法，无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真理，就如同列宁说得给婴儿洗澡在泼脏水的时候，也把婴儿顺势给泼出去了一样。因而我们应该在总结文革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通过辩证的否定，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之路。我们要在这种探索的基础上，借鉴古今中外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找到一条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路。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呢？以前的历史决议解释说，毛泽东骄傲了，听不进不同意见，党的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历史越发展越使我们认识到这种说法的肤浅。将文革与经过三十多年发展的当今社会作一对比，我们惊讶地认识到，文革所要防止的东西已在中国大地上出现，文革时期的许多预言正一次又一次地不幸变为现实，而这种状况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却背道而驰。这就不禁使人发问，文革到底有没有必要呢？毛泽东当时之所以发动文革，就是因为他看到建国后，他领导广大工农大众经过千辛万苦砸碎的那个旧世界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条不紊地复圆，党和国家的干部正在由人民的公仆向社会的主人转变，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在人们对私利的追逐和党内官僚集团的庇护下潜滋暗长，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有被蛀蚀的风险，人们的世界观尚未得到根本改造，外国跨国资本在境外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虎视眈眈……面对严峻的现实，毛泽东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在寻找重重困境下的突围之路。他清醒地认识到，要想避免干部的腐化，单靠干部的修养是不行的。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也在不断昭示着法治的局限性，国家法律在实施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司空风惯，最后法同虚设，污吏横行，社会矛盾激化，直到政权更替，王朝覆灭。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已经证明，群众运动是维护群众利益，实现群众民主的有效途径。因而毛泽东想通过群众运动来找到一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方式，让群众来监督干部，审查干部，评定干部，形成群众对干部腐化的强大制约力量，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也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必顺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探索一条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新路。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渊源。

毛泽东知道，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探索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因而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慎重的，考虑了好长时间，也做好了失败的准备。经过反复的思考之后，毛泽东不计个人的荣辱毁誉，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发动了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古今中外还没有任何一个领袖像毛泽东那样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向自己掌握的政权造反，只有彻底的无产阶级领袖才敢于这样做，只有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领袖才会这样做，只有真正担心中国产生政权变质，广大人民群众会受“二茬罪”的领袖才能这样做。而当时的中国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洞察他的内心，理解他的苦衷呢？有一个铁路工人出身，长征前夕率军探路，抗战时期开出了“陕北江南”，解放战争时期挥师西北大漠的老同志，在文革末期为表达对文革的不满，几次扬言要到天安门广场剖腹自杀。但经过十几年后，在临终前夕面对当时私有化蓬勃发展的社会境况，他不但表示了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而且由衷地感叹道：毛主席至少比我远看了五十年。周恩来以自己几十年的亲身经历谆谆告诫薄一波，如果你认为毛主席说的话不对，你不要轻易反对，你回去慢慢想，就会认为毛主席讲得是对的。

我们欣慰地看到，遍布神州大地的毛泽东热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广大的工农大众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正在不断地觉醒和成熟，他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分析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维护自身利益，摆脱困境的强大思想武器。龙芯课题组领班人胡伟武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龙芯课题组，从毛泽东的精神中获得动力，从毛泽东的方法中汲取智慧，从毛泽东的立场中树立信心，剑锋直指信息产业的巨无霸，夺取高技术领域的制高点。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在班长王宏斌的带领下，提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目标，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范。我们相信，这些散布在中国大地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星星之火，一定会在中国再次汇成燎原之势。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前领导人的儿子，在一次纪念会上叫喊要守住决议文革底线，对文革只有说得不够的地方，没有说得过份的地方。他的言行表明，他已经背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扮演了当代中国资本代言人的角色，成为强势集团的贾桂。这种人与当年的联动成员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是当年联动成员在今天的变种。在当今的中国这种人还为数不少，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斗争仍然是任重道远。还有一些研究人员，挂着专家、教授的牌子，充当为资本摇旗呐喊的吹鼓手，他们制造了阴谋史学，望文生义，武断评述，借史讽今，想通过对历史的否定，进而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达到复辟变天的目的。这当然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又一次验证了“肉食者鄙，未有远谋”，“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一颠仆不破的真理。 对九九密电的怀疑只不过是他们阴谋史学的一个缩影。我们就是要从对历史问题的回顾剖析中来认识毛泽东的伟大，新中国的来之不易，同时我们也通过对历史问题的考证来回击那些非毛化分子，捍卫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因为人民呼唤毛泽东。

写罢此文，沉浸在当年斗争的氛围中，我深深为毛泽东的英明睿见和非凡气魄所折服。遥望深邃的星空，回顾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过的艰难曲折之路，独自徘徊斗室，思潮翻滚，心中久久难以平静，不觉随口吟哦道：

诉衷情

长征

当年万里救中华，

数九裹寒纱。

凄风密雨兵剿，

陕北稳安家。

红日出，

映朝霞，

水冲沙。

万民齐跃，

沧海桑田，

望断天涯。

—作者手记

目录

一、        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争论的评述。

2、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的深层分析。

二、围绕中央领导权的斗争。这种斗争表现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维护中央领导权和张国焘企图夺取中央领导权的较量上。

        1、围绕中央领导权的斗争概述。

             2、张国焘向中央夺权的原因分析。

             3、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方式。

三、关于九九密电问题。

             1、九九密电因何被称为“密电”？

             2、九九密电是真实的吗？

             3、九九密电的内容如何？

             4、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发现九九密电后果断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5、右路军中红一、四方面军部队没有出现自相惨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四、另立“中央”是张国焘分裂主义发展的高峰。

五、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分析。

             1、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基本概况。

             2、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

六、毛泽东和张国焘政治智慧与斗争策略的比较。

七、历史的启示与教训。

一九三五年六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两支主力红军会师后，就下一步红军的发展方针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应当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张国焘认为应当南下，创建川康根据地。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双方就北上方针一度取得一致意见，但这种分歧并没有消除。同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刺激了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张国焘想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取得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高超斗争策略下，归于失败。这个矛盾和北上与南下的分歧交织在一起，终于使张国焘在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进入草地的情况下，又决然南下，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直至另立“中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张国焘做出重大让步并做了大量工作的情况下，以九九密电为导火线，认为争取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还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于是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张国焘南下，开始的时候进展顺利，但在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的情况下，以百丈战斗为标志，南下红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张国焘南下失利，始终难以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这种困境下，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逐渐觉醒，朱德、刘伯承等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及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也同张国焘做了大量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始终没有放弃争取张国焘的工作，坚持正确、灵活的斗争策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也做了大量工作，终于迫使张国焘北上。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取得了伟大胜利。本文以现已公开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对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离合作历史的考察，并从这种历史考察中总结有益的启示和教训。

一、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进？

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前，在战略方针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就存在分歧。会师后，关于下一步红军的发展方向及战略方针问题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的一个重要分歧。这个分歧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经过双方讨论暂时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并没有消除，随着松潘战役计划的流产，夏洮战役计划的中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的争论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最终以九九密电为导火线，引发了红军的分裂。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争论的评述。

现在我们首先概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争论的基本状况，并对双方的基本观点作适当评论。

（1）会师前毛泽东和张国焘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已初见端倪。

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就会师后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通过来往的电报初步交换了意见。从来往的电报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等人就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显然存在着不同意见。下面我们通过双方来往的电报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分歧。

六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计划，两方面军宜“向着岷、嘉两江（指岷江和嘉陵江。—引者注。）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电报还提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西岸，直到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上策。”[1]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反对在懋功及西康地区建立根据地。这就是中央最初提出的北上。红军的发展方向是先向岷江和嘉陵江之间发展，在受限制时，再北向陕甘一带发展作为机动地区。这也就是中央最初说的东进北上。为此要首先占领茂县、北川、威州，并击败胡宗南的部队。

六月十七日，张国焘、陈昌浩没有同徐向前商量，就以三人的名义复电中央，虽然“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但又提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向东打条件不具备，“沿岷江北打松藩，地形粮食绝无”。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上占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利[向]南进攻”。[2]在张国焘这封复电中，我们看到张国焘虽然向中央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实际上提出了和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这种不同表现在：中央在十六日电报中明确表示为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必须保持北川在我手中，以为执行川陕甘计划的枢纽。而张国焘在复电中却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不利，水深流急，敌又已有准备，不易占领。向北攻打松潘，地形不利，又缺乏粮食，这显然是对攻打松潘有不同意见，缺乏信心。如果占领不了北川和松潘，又如何能够向东和向北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呢？因而，张国焘在这里是委婉地反对北上方针。本来中央在十六日电报中，建议红军在岷江和嘉陵江之间发展。而张国焘在复电中提出由岷江向东打条件不具备，也就是反对中央在十六日电报中提出的在两江之间发展的东进方针。张国焘在电报中首先提出了西退南下方针。他建议中央红军大部向北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占领松潘以西地区，这是他提出的西退方针；又提出红四方面军也可以暂时向南进攻。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在表面上赞同中央提出的向北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同时，对中央的具体行动路线提出了反驳，并适时提出了自己主张的南下西退方针。

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强调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主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3]在中央这封复电中，明确提出了反对张国焘提出的南下西退方针。红一、四方面军大部要经阿坝游牧地区进入甘肃、青海，是很困难的，甚到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如此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可能要遭到毁灭性的灾难。这实际上是驳斥了张国焘的西退方针。又指出南下，即是一时得手，也少发展前途。这也就否定了张国焘的南下方针。电报指出要北上，首先要占领平武和松潘，只有占领这两个据点，才能打开北上的通道。在这封电报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中央力主北上，并指出为执行北上方针首先应进行的作战任务—占领平武和松潘。

十九日，张国焘又以张国焘、徐向前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平武地形不利我方进攻，同意打松潘。主张“一方面军南打大包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卢[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并认为“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4]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虽然同意打松潘，但他提出的红一方面军向北攻打阿坝，向南攻打大包山，这仍然是向西康发展的作战方向，所占领的区域仍是西部游牧区，显然是他主张的西退方针。红四方面军东扣岷江，显然是以岷江为界，而不是中央所主张的越过岷江向岷江与嘉陵江之间发展，这就否决了中央的东进方针。向南作战的方向与区域，显然就是他所主张的南下的方针。我们看到，在具体的作战方向和区域上张国焘仍在坚持他主张的南下西退方针。

二十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向川西南发展。”中央认为，这一方针关系全局，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使商决一切。”[5]中央在这个电报中仍然坚持北上方针，不同意张国焘的南下西退方针，但鉴于事关全局，要张国焘来懋功，通过开会来统一思想，交换意见，取得一致看法。

我们从中央与张国焘来往的电报中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存在明显分歧。毛泽东主张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向岷江和嘉陵江之间发展，岷江和嘉陵江在会师地点的东边，在发展受限制时，再向北以陕南和甘南为发展方向。这里提现的发展方向是向东向北发展。这执行这个方针，必须要控制文县、北川和威州，攻占松潘和平武则是实现这个方针的枢纽。而张国焘的电报则是要红一方面军向阿坝和西康发展，红四方面军向东以岷江为限，向北至松藩，向南至大邑、名山一带。这显然是一个向西向南的发展方向。

关于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徐向前在打破川军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六路进攻后，曾提出一个川陕甘计划，这一计划在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会议上获得通过。据徐向前回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四方面军）连续召开了毛裕镇党政工作会议和清江渡军事会议。会议期间，我们介绍了中央红军转战的情况，并制定了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整个计划是我负责准备的，摊开地图，思索了一两天才拿出来，交大家讨论。这个方针的主要打击目标是谁呢？是胡宗南。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重点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并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以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我当时指出：从各方面条件看，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们集中三个军以上的精锐部队突然出击，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拿下甘南的战略要地碧口，打开战局，搞掉胡宗南，我军就能缴获一批自动步枪、火炮，装备会大大加强，弹药也能得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既能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又能解决粮食、兵员等困难，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要好办得多。而且，这对正在转战中的中央红军，无疑也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和支援。会议同意这一方针和计划，并决定留下一些高级干部，举办训练班。我给他们讲了三天课。”[6]我们看到，徐向前提出的川陕甘计划，与中央的北上方针，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有不少相似之处。既然徐向前提出川陕甘计划后，在会议上通过，这说明北上问题在红四方面军领导层里面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北上问题上红四方面军领导层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徐向前提出的川陕甘计划在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上通过，取得了共识。但张国焘和陈昌浩在战略方针问题上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意见，在北上和南下问题上处于徘徊状态，因而在发展方针方面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徐向前回忆：“对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方面军总部那时没有讨论过。当然，领导层并不是毫无考虑。我军刚进入川西北地区，张国焘就宣布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出布告，写条例，发指示，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忙得不亦乐乎。表面看来，似乎要铺开摊子，在这一带立脚生根。其实不然，大家都在考虑下一步向那个方向发展。因为谁都清楚，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不适合大部队久驻。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消除，红军要建立根据地，谈何容易啊！ 我和李先念同志交换过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好。如果中央红军上来，两军的力量加在一起，北上消灭胡宗南一部分主力，争取在川陕甘边创建根据地，与通南巴的游击区打通联系，再图发展，似属上策。而张国焘、陈昌浩呢？据我观察，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当时，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亦需两军会合后才能决定，大家都有等待的思想，想等党中央上来后再说。”[7]我们从徐向前的回忆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张国焘、陈昌浩对会师后的战略发展方向尚处于犹豫之中，在红四方面军领导层还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战略方针，这也就是尽管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中央与张国焘在战略方针上存在分歧，但最终能够在两河口会议上就北上方针取得一致意见的原因。徐向前尽管提出了川陕甘计划，但他的认识并不深刻，这成为他以后跟随张国焘南下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徐向前正是通过南下的失败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确立的北上方针的英明。[8]正是由于中央和张国焘战略方针的分歧，所以中央才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来两河口议事。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双方就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通过来往的电报初步交换了意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认为应该北上东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要北上就必须及时攻占川北通往甘南的要地松潘。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西退，对攻打松潘持消极态度。双方通过来往的电报虽然交换了意见，但并没有说服对方，为了就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取得一致意见，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两河口会议召开的背景。

（2）、通过两河口会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的战略方针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

两河口会议是在六月二十六日召开的，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而后中央领导人自由发言。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代表中央作报告。尽管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又是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他代表中央作报告是顺利成章的。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连张国焘也看出来了，在中央主事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张闻天[9]。为什么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呢？看来毛泽东从进行党内斗争的策略出发，在有意识地往后退，避开漩涡中心，以便于从旁边缓和关系，化解矛盾，做些工作，促进团结，这要比他亲自出面更为主动、有利得多。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所以在中央主事的毛泽东才没有亲自出面作报告，而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这个报告。现在我们对会议的报告和发言做进一步的分析。

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中央红军撤离中央办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围绕目前行动方针问题，阐述了在松潘、理番、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一）川陕甘地区便于机动；松（潘）理（县）茂（县）地区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封锁，不利于红军进攻。（二）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多，是汉人区域，便利红军扩大；而松、理、茂一带人口只二十万，又是少数民族区域，不利于红军扩充。（三）松、理、茂地区粮食、牛羊缺乏；川陕甘物产较丰富。红军如陷在松理茂地区，将无前途。并指出，向南是不可能，敌人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集结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只有向北，只有采取运动战，发扬红四方面军的勇猛果敢精神，迅速打松潘的胡宗南部。为此，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军委。红军分三个纵队北上，派六个团攻松潘，对岷江东岸佯攻。会上，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北上意见，决定红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统一领导，责成司令部做出计划。[10] 这个报告虽然是周恩来作的，但是这个报告提出的方针是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周恩来在报告中鲜明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并论证了向北发展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便于机动，有回旋余地；人口较多，利于扩红；经济条件较好，便于获得物资补充。因为敌情变化，这时红军已难以向岷江以东发展了。夹金山以南敌人已构筑坚固工事，也难以向南发展。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因而红军只有向北发展。

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两河口会议上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他们是要打成都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实现向北发展的可能。（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应看到那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既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六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周恩来作结论，同意毛泽东关于战争性质的意见。 [11]

毛泽东首先表态同意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关于北上战略方针的报告。从毛泽东的发言看，实际上是对周恩来报告的补充。①毛泽东主张采取主动进攻态势。长征以来，从保存实力出发，红军都是采取防御态势，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觉得红军力量增大，因而具有在战役上发起进攻的条件，只有采取进攻的态势才能消灭敌人，创建根据地。②集中兵力问题，选准主要作战目标。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有十万多人，只有集中两个方面军的力量才能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打出一个新局面。胡宗南是红军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主要敌人，因而集中兵力歼灭胡宗南，是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首要条件。③要立即行动，不要拖延。鉴于当时红军偏处川西北雪山区域，物资供应匮乏。同时，国民党蒋介石又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从北、东、南三面来“围剿”红军。因而，红军要立即北上，趁胡宗南军队尚未集结完毕，北方的防线尚未建立，及早打过去，创建川陕甘根据地。④要选准北上的突破口和进军路线。红军要北上，就要选择北上的路线，拔除这个路线上的障碍和敌人据点。松潘是川西北向甘南的重要据点，只要打下松潘，就可以取捷径从川西北直出甘南，而不必西绕千里草地进入甘南，因而攻打松潘是能否北上的关健。要集中主力攻打松潘，打开北上通道，则是当前红军北上面临的最迫切任务。⑤统一指挥问题。要开辟根据地，就必须集中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共同作战。在作战中红一、四方面军不是战略上的配合，而是战役上的配合，这就要解决两军的统一指挥问题。只有解决了两军的统一指挥问题，才能在组织上使两军协同行动，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因而会上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为两军统一指挥作了组织上的保证。但张国焘能否顺利按中央的意图行事，毛泽东当时并无把握，也只能是作进一步的观察。从毛泽东的发言中我们看到，集中兵力，统一指挥，立即行动，采取主动进攻态势，选择好进军路线，以攻打松潘为突破口，打通北上通道，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则是毛泽东发言的要点。如果说周恩来的报告，是提出了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阐述了这样作的理由，而毛泽东的发言则是对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方针作了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并提出了执行北上方针的具体办法。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发言说：此战略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并消灭他。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 [12]从张国焘的这个发言看，他南下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后来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又陈述了他在两河口会议的发言：“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势力又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在通南巴，对这一带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休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有缺点，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退到西康，那里尽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的后方。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搬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我还说明要实行西进计划，要先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北进或西进未迟。既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13] 张国焘的发言虽然列举了三个计划，并对这三个计划的优缺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我们从张国焘的发言看，他最主张南下，而后是西退，他所作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南下川康，虽然他认识到了没有可靠的后方，但他从创建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历程中获得启示，认为创建川康根据地似乎也势在必行。但他忽视了，川康与川陕两地的不同。川康比川陕地区人口更为稀少，经济条件更差，红军局限于此地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如果要脱离该地，争夺四川富庶的地区，就势必要和川军乃至国民党的中央军发生决战，尽管红四方面军有战斗力，但以脱离根据地的转战之师与凭险据守在兵力上占优势和有充足物资供应的敌军决战，红军似仍然难当大敌。至于他说的西退，将红军主力撤到青海、新疆，脱离中国的腹地，这就会大大降低党和红军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使党和红军的发展面临巨大困难。这与毛泽东主张的新疆只出一个支队显然有着明显的区别。尽管如此，张国焘还是原则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这从他事后对徐向前的谈话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据徐向前回忆：“张国焘从两河口回返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到我。他对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谈。只不过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我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向那个方向打？他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我说：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袭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张国焘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未放弃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张国焘回到茂县后，又来电话，要我们按中央的决定，攻打松潘。” [14]那么，张国焘当时同意了中央北上方针，是他处于策略的考虑呢，还是他真正意识到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呢？我们认为，当时张国焘显然没有认识到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他虽然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内心实际上是动摇的，仍然处于北上还是南下的斗争中。

朱德发言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应决定下来。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打下敌人，建立根据地。 [15]朱德的发言表明他是同意中央北上方针的，强调了迅速攻打松潘，建立根据地。

张闻天发言指出：在战略方针上大家既然意见一致，就应团结一致来实现。目前这个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要实现这个战略方针，首先要进攻或控制松潘。他批评了避免战争、退却逃跑的倾向，强调创造川陕甘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应用尽力量克服困难。他还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应该统一。 [16]张闻天作为当时的党内总负责，首先肯定了这个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这实际上说张国焘的南下主张是错误的。又批评了“避免战争、退却逃跑的倾向”，这实际上也是批评张国焘不敢向北通过战争采取进攻的态势来开辟根据地。他“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应该统一”，实际上就是说红一、四方面军要由中央统一指挥，张国焘应该听从中央的指挥。我们看到，张闻天的话说得是强硬的，有针对性的，真可谓一针见血，坚决果断。参加会议的张国焘不会听不出张闻天话里的弦外之音是在指向他，因而听了以后，是不会高兴的。尽管张闻天用心很好，是希望顺利实现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但我们也不能不说，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绝对优势而中央又暂对无力制止张国焘的情况下，在张国焘对北上或南下尚处于狐疑的情况下，过早地发起斗争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会引起张国焘的猜忌，导致矛盾激化，于大局不利。因而我们说张闻天的发言显示出他缺乏策略考虑。

六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指出：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二、这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或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17]从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中，我们看到明确提出了北上东进的方针，反对南下西退的主张，红军主力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不能西退，但是可以出一个支队占领洮河夏河流域，以利于将来向东发展；不能南下，但可以在大小金川流域留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以作为川陕甘苏区的一部分；北上遇到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军，因而消灭或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是打开北上通道的充分条件；明确提出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里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显然指得是张国焘反对北上东进，主张南下西退，不过是没有点名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在北上南下、东进西退问题上与张国焘产生的分歧与斗争。

曾经参加过两河口会议的刘英后来回忆道：“6月26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是在一座喇嘛庙里开的。会开了三天，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攻打松潘的问题来讨论，从战略上说这是牵涉到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来说牵涉到谁当打松潘的先锋的问题。我担任这次会议的记录，记得会议由闻天主持，恩来作的报告。在讨论时，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又不愿当先锋。他怕四方面军同胡宗南碰，要保持实力。张国焘这个人长得挺富态，讲起话来半天一句，绕圈子，脸上看不出春夏秋冬。毛主席很耐心，同他慢条斯理讲道理，说得他没有办法。最后他同意中央的决策，并同意由四方面军负责打松潘。”[18]刘英的这段回忆很精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会议争论的焦点，就是打松潘。围绕打不打松潘进行的争论不但反映出双方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还有利益的纠葛，也就是到底由谁来担任攻打松潘的先锋。不过刘英没有进一步指出得是这种利益纠葛并不仅仅是张国焘存在保存实力的问题，而是张国焘认为既然要由红四方面军担任攻打松潘乃至北上的先锋，也就是北上的主要军事任务将由红四方面军来担负，那么就要根据两个方面军贡献的大小来分配党和红军领导权。张国焘反对攻打松潘乃至北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当时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分配没有体现出红一、四方面军实力的对比，当然这个心思，张国焘难以明确表述出来，这从以后张国焘的作为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来。从刘英的回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张国焘这个人还是城府很深的，他最后同意打松潘也是和毛泽东对他做得大量工作分不开的。

通过我们对两河口会议上引用的出席会议人员的发言及有关史料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发展的战略方针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应该北上东进，而张国焘则认为应该南下西退。双方不仅提出了尖锐对立的战略方针，而且也对各自的方针进行了必要的论证。这种交锋最终以张国焘基本同意中央的战略方针而暂时取得一致意见。北上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军，只有打下松潘，才能打开北上甘南的便捷通道。因而攻打松潘，歼灭胡宗南军就成为北上的军事任务。就当时就红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对比来看，这个军事任务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完成，这样红四方面军就成为与胡宗南部进行作战的主力。鉴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与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作战的疑虑与信心不足，而与川军作战自认为尚有把握，同时也由于张国焘对红一、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绝对优势以及在北上军事行动中红四方面军将担当主要军事任务与他在中央地位的反差所产生的失衡心理，这就给中央北上方针的顺利执行带来巨大的阴影，因而事情并未完结。

（2）从松藩战役计划到夏洮战役计划。

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红军总部制定了松藩战役计划。红一、四方面军兵分三路向北进军，目的是占领松藩，打开北上通道。这个时候，张国焘虽然原则上同意北上，却采取拖延的态度。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虽然摆开阵势向北进军，但是行动缓慢，动作迟缓。正是由于张国焘对北上的消极态度，延误了时间，才致使胡宗南部在松藩整修工事，集结完毕，因而松藩战役计划难以施行，最终不得不放弃。这样红军只有通过千里草地来进行北上，这就给北上带来了很大困难。为此中央又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鉴于张国焘在沙窝会议后又主张南下西退，因而中央召开毛儿盖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重申两河口会议制定的北上战略方针，主张阿坝只出支队，左路向右路靠拢，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这就为中央以后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打下了基础。这次会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而采取的一次主动行动，想以此带动张国焘一起北上，推动北上方针的早日实现。右路军因此过了草地，等待着左路军一块北上。

①  松潘战役计划的制定、实施及被迫放弃。

这时，蒋介石判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可能进入西康、青海或北上陕甘，故集结川军主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约90个团以上，固守江油（不含）、汶川地带，以阻止红军东进。以胡宗南所部27个团，固守甘肃文县和四川松潘、平武、江油地区，阻止红军北上。以杨森、邓锡侯等部约50个团，由宝兴、大川、牛头山地段向北筑垒推进，阻止红军南进。以刘文辉、李抱冰等部约15个团，在康定、丹巴、泸定地域筑垒并扼守大渡河右岸，阻止红军向川康边发展。以薛岳部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向绵阳集中；郭勋祺部集结新津，均策应岷江东岸的行动。万耀煌部留清溪、雅州筑垒待机。同时，调于学忠为川陕甘“剿匪”总司令。中革军委估计，敌军的这一部署是企图阻止红军入甘南和岷江东岸，并防堵红军复渡大渡河，及利用西北广大的草原以封锁和困饿红军。如果发现红军进攻松潘并向甘南发展时，胡宗南部将首先向南坪、松潘集中兵力，以扼阻和截击红军，川军和薛岳部将以主力出剑门、昭化、广元，一部出碧口、文县沿陕甘南部侧击红军，以配合由潼关、汉中、西安西进之敌和甘肃五马，与红军作战。因而，根据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和当时的敌情估计，六月二十九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该计划确定，红一、四方面军根据目前的战略方针，以运动战为消灭敌人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达到赤化川陕甘的目的，首先进行的战役，就是要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上作战和发展。计划规定，岷江西岸为进攻松潘的主力，由两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北进。其中，中心在左路及中路。另以12个团组成岷江支队和懋功支队，钳制敌人，掩护主力北进，并适时北撤跟进。根据《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分三路北进。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共16个团编为左路军，林彪任司令员，彭德怀任副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杨尚昆任副政治委员，由卓克基、康猫寺、马塘等地出发，向松潘西北黄胜关、两河口地区开进，协同红四方面军主力进攻松潘。七月六日，由红四方面军十个团组成的中路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的率领下，从理番出发，计划经马塘、壤口、墨洼、洞垭向黄胜关前进。同一天，由红四方面军八个团组成的右路军，在司令员兼政委陈昌浩的率领下，也从茂县出发，计划经黑水、芦花、毛儿盖向松潘前进。王树声率领由红四方面军八个团组成的岷江支队，则控制北川至茂县一线陈地，继续阻止和牵制川军，并吸引胡宗南部南向。[19]由以上所引用的史料我们看到，根据两河口会议制定的北上方针及当时敌军“围剿”红军的态势，中革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兵分三路，以胡宗南部为作战对象，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法，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战役目标是占领松潘，打开北上通道。当时松潘战役计划制定了，国民党各路军队尚在调动之中，尚未集结完毕，胡宗南部也在松潘地区尚未部署停当，确实是红军北上攻打松潘的良机。如果这个时候，红军迅速北上，集中主力夺取松潘，北上甘南，不但会避免后来因绕走千里草地，遭受惨重的损失，而且会迅速北上甘南，趁当时国民党军在甘南兵力空虚之机，很快打出一个局面。在计划中，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组成左路军，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分别组成中路、右路和岷江支队。以红四方面军为进攻松潘的主力，以红一方面军为主力组成的左路军是协同红四方面军攻打松潘。左路军行动迅速，中路和右路行动缓慢，因而，七月十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率部北上：“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速到上芦花集中指挥。[20]从电报上看，在张国焘给中央的来电中是表示带领部队迅速北上的，但他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组成的中路及右路军行动迟缓，没有及时跟进，这令毛泽东等人很着急，因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才对张国焘提出了批评，发了这封催促张国焘迅速北上的电报。

芦花会议后，七月十九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计划指出：“依据目前敌情的变化，证明军委6月29日松潘战役计划中关于敌情的判断，是完全正确和适用的。”然而，“由于我军调动未能高度迅速，及地理、气候、番民关系，致先遣部队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各方面的配合也尚未完全协调”。因此，计划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和一个支队，继续北进，夺取松潘。七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又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第一军由林彪任军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第三军由彭德怀任军长，杨尚昆任政治委员，萧劲光任参谋长；第五军由董振堂任军长，曾日三代理政治委员，曹里槐（怀）代理参谋长；第三十二军由罗炳辉任军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番号不变。第四军由许世友任军长，王建安任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第九军由孙玉清任军长，陈海松任政治委员，陈伯钧任参谋长；第三十军由程世才任军长，李先念任政治委员，李天佑任参谋长；第三十一军由余天云任军长，詹才芳任政治委员，李聚奎任参谋长；第三十三军由罗南辉任军长，张广才任政治委员，李荣任参谋长。[21]我们看到，在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中，肯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的正确性，北上攻打松潘的目标没有变化。同时，也指出了前一段时间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我军指挥调动并不统一，致使先遣部队和后续部队相隔太远，而这是由于张国焘没有积极执行松潘战役计划造成的，因而是在委婉地批评张国焘。为保证集中指挥，在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的同时，又成立了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为主体的前敌总指挥部。红一、四方面军整编后，受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并从红一方面军派谴一批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参谋长，也从红四方面军抽调三个建制团补充红一方面军，扩大两军的交流，密切两军的关系，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队围堵红军部署的新变化。七月中旬，蒋介石在成都召开薛岳部师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新的围堵计划。蒋介石在会上说，根据胡宗南纵队情报，红军先头部队已抵毛儿盖。他判断红军主力可能向西北移动，但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以有两条：一条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而在甘陕边之凤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有进军甘南接应红军主力之企图。七月十八日，敌在《川甘边歼匪计划大纲》中判断红军的企图是以一部袭取松潘；“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经阿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如其不成，仍回窜川北”。根据以上判断，蒋介石调整各部的位置，对围攻堵红军北上进行了重新部署。到八月初，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并在松潘城北的漳腊修建了飞机场，配置了战斗机。薛岳部已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地区，与胡部靠拢。川军已先后占领懋功、绥靖（今金川）、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正逐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并利用土司藏兵阻止红军北上，企图将红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在这种形势下，中革军委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22]我们看到，由于蒋介石对围堵红军的部署作了新的调整，胡宗南部已在松潘集结完毕，驻有重兵，同时又有其它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与支持，红军已经失去了攻占松潘的先机，松潘战役计划实施已变得不可能，因而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

通过以上引用的史料及进行的分析，我们看到，鉴于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绝对优势，又是攻打松潘的主力。而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后在执行松潘战役计划方面，拖延塞责，行动迟缓，致使红军先遣部队和后续主力部队出现脱节现象，严重影响了整个红军的北上和松潘战役计划的及时发动，致使胡宗南部能够从容集结部署完毕，导致松潘战役计划最后不得不被迫放弃。

②  夏洮战役计划的制定、实施及被迫中止。

松潘战役计划放弃后，为确定下一步红军的进军方向，八月初，中革军委召集会议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这实现这一新计划，徐向前和陈昌浩建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该计划提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这一新的战役目标。”计划规定：以中央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以中央红军第一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指挥，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万一无路可走，可改道阿坝前进；以彭德怀第三军和第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23]我们看到，夏洮战役计划仍然是在两河口会议确立的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制定的，要北上东进，也就是攻占阿坝后，北上夏河流域，然后东进，在洮河流域与敌主力决战，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不过，夏洮战役确定的北进路线比松潘战役要靠西得多，而且要绕过千里草地，这比经松潘北上会遭遇更大的困难。我们还看到，为北上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采纳张国焘的建议，红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张国焘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呢？我们分析认为，在张国焘芦花会议攫取红军领导权失利后，他现在正谋求攫取党中央的领导权，能否成功，他也没有什么把握。他可能设想，一旦谋求党中央的领导权失败，如果与中央在一起，从开会讨论表决来看，自己在中央势单力孤，通过合法的方式不会使自己的主张在中央获得通过。如果兵分两路，自己独掌左路军，凭借自己红军总政委在组织上的优势，同时红四方面军在左路军中军事上的优势，是能够控制左路军的。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也会听自己话的，即使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没有被拉动，中央单独带领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北上也是难以有所作为，由此考虑，这样很可能党中央和整个红军跟自己南下，在南下胜利的凯歌声中也就为自己独掌大权开辟了道路。这可能就是当时张国焘要求分兵两路的原因。从后来张国焘南下和分裂活动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我们的这个分析。

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谋求中央领导权失败后，回到毛儿盖，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他甚至还要南下，出击抚边、理番。[24]我们看到张国焘在谋求中央领导权失败后，才又一次提出南下西退主张的。看来，他谋求中央领导权的失败是直接导致他再次提出南下西退主张的诱因。在这种情况下，为贯彻夏洮战役计划，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五军、三十二军既速开毛（毛儿盖）”。“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本日，左路军先头部队由卓克基向阿坝前进。[25]在这个电报中，中央再次重申北上东进方针，反对南下西退。并讲了北上东进的理由，洮、夏流域目前敌人薄弱，班佑以北，粮房不缺，且气候渐寒，唯有到甘南、夏河才能获得补充，因而要立即行动，不能再拖延不前。同时，对左右两路军在北上中的作用和行进序列首次进行了调整。在夏洮战役计划中，规定红军北上攻占阿坝，再北进夏河流域，然后东进洮河流域歼敌主力，创造甘南新局面。左路军向阿坝进军，右路军拟向班佑前进，如果无路可走，可改道阿坝北进，也就是尾随左路北进，实际上是左路军为北进主力。在中央的这个电报中规定左右两路大军均走右路，阿坝只出支队，这实际上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这是对夏洮战役计划的首次修正。这种调整最终在毛儿盖会议上通过并付诸实行。

鉴于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重提南下西退主张，为统一思想，推动北上，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毛泽东作会议总结，进一步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健问题，应积极采取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今岷县）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应坚持向东打，不应以一些困难转而向西。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以补充六月二十八日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到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当前战役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健，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决定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26]从毛泽东的报告和起草的战略方针的规定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明确主张坚持东进，反对西退。毛泽东提出沿包座至岷州的路线，首先东进占领洮河流域特别是其东岸地区，而后再进一步东进向陕甘边界地区发展。红军主力必须东进，但可以派一个支队到青海、宁夏、新疆地区活动。毛泽东直指西退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其用词之严厉前所未有，这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当时对东进的焦虑和迫切心情，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张国焘出尔反尔的不满和愤懑。这次会议确认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右路军为北上东进的主力，这是执行中央北上东进方针的一个重大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为迫使张国焘北上东进，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的名义，调整北上计划，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这样不但统一了人们的认识，同时取得了同张国焘进行斗争的主动权。由于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可以利用中央的影响及时推动右路军北上，以右路军的北上来带动左路军北上，从而实现红军的全部北上。这就是毛儿盖会议通过的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之要义所在。

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是什么态度呢？据徐向前回忆：“我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北进夏河后，坚决向东发展。我说：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右岸向东突击。陈昌浩的态度同样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其它同志的发言内容，是一致的，都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27]从徐向前的这个回忆看，当时他们是赞成中央毛儿盖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的，对于他们的发言毛泽东给予肯定和表扬，这会使毛泽东对争取张国焘北上感到欣慰。

 由于张国焘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会后，徐向前、陈昌浩立即于八月二十日晚将会议决定的内容电告朱德、张国焘，说：“中政局议定：夏洮战役前途主要向东发展，拟右路主要由洮右岸捷路向岷州、哈达铺进，争取洮河东岸，洮西及夏河县用一部力量，免大部放在洮、黄两河之间不利，不宜分兵出西宁。左路主力应速攻取阿坝，不然则向右路靠近以便集中灭敌。”八月二十一日，陈昌浩、徐向前又致电朱德、张国焘，提出：“左路可以一部经阿坝，不必肃清该敌，只可迅速向目的地前进。”“目前主力向西或争取西宁不当。”[28] 在右路军进入草地的同时，左路军先头部队于八月二十一日占领了阿坝。但张国焘到达阿坝后，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的主张，按兵不动。[29]徐向前、陈昌浩于当晚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电告朱德、张国焘，因而张国焘及时了解了中央毛儿盖会议关于东进的意图。张国焘不会感觉不到他和中央在行动方向上的尖锐对立，他之所以仍坚持左右两路分兵北进，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实际上说明他对东进还是西退，内心仍在犹豫中。

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精神，指出中央的具体部署是：“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向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半数。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辅，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 [30] 我们看到，在中央这个电报中，首先通报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然后将中央关于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并具体说明中央反对西退的理由，要左路军和右路军并肩东进，占领洮河流域，并进而向陕甘边界发展。

徐向前、陈昌浩于八月二十四日又致电朱德、张国焘：“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31]我们看到，由徐向前、陈昌浩联名签署的这个电报中可以看到，这是在催促张国焘迅速北上，向右路军靠拢，并说单靠右路军单独行动难以消来来敌，因而需要左路军北上东进配合右路军一块作战，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徐向前和陈昌浩认为非得北上东进不可了。当然，这还是与毛泽东对他们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分不开的。

右路军已过草地，并且由右路军中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发起了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四十九师大部，打开了北上通道。这时，位于松潘、漳腊地区之敌胡宗南部，因其第四十九师大部被歼，持重不出。蒋介石令其绕道文县开赴西周（今舟曲）堵截红军，胡宗南则要求待薛岳部到达松潘、漳腊、南坪接防后才能开动。东北方向之敌于学忠部，尚远在陕甘交界的徽县、两当地区。甘肃南部之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等广大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红军如从巴西地区到西固、岷州，仅五六天的路程，而且多为汉族聚居区，路大、粮丰、房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左路军能够执行中央指示，迅速向东与右路军靠拢，集中全力向东北开进，将会迅速开创一个新局面。[32]

九月一日，为催促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毛泽东同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情况下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候左路到达，既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33]这是又一次催促张国焘迅速北上东进了，左右两路军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开创一个新局面。

在中共中央一再电示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劝告之下，张国焘才开始令左路军向班佑行动。八月二十七日，红军总部决定左路军向班佑开进，与右路军靠拢。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第五军、第九十三师先后由查理寺地区出发；三十日，第二十五师、红军总部也分别由阿坝和查理寺向东北前进。三十一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倪志亮、周纯全，令左路军第二纵队北进，规定第七十三、第八十一、第二六二、第二六九团和红军大学及供给部，于九月八日集中箭步塘向班佑前进；第二十七师和第三十二军及独立团，于九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先后集中查理寺向班佑前进。九月一日，左路军第一纵队东进到噶曲河。[34]我们看到，在夏洮战役计划制定后，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重提西退南下主张。中央为催促张国焘北上，在毛儿盖会议上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以拉动张国焘北上东进，实现既定的战略方针。在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反复催促下，张国焘终于命令左路军北上东进，进入草地，其中一部已到达噶曲河。随后，张国焘以噶曲河河水暴涨难以渡过为由，命令左路军及右路军南下，夏洮战役计划被迫中止。

以上通过对北上两次战役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情况的回顾，我们看到张国焘对北上始终持消极态度，拖延塞责，行动缓慢，致使失去了及时北上攻打松潘的良机，松潘战役计划被迫放弃。夏洮战役计划制定后，张国焘鉴于在沙窝会议上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没有达到，就又重新提出南下西退主张，但中央及时调整北上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想以此带动张国焘北上，同时又通过电报进行做工作和催促，终于迫使张国焘将左路军带进草地。这时张国焘已达到其北上东进的极限，而后就寻找借口，擅自率军南下，夏洮战役被迫中止。

（3）由张国焘最终决定南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根据我们现在发现的史料，张国焘直到九月三日才最终决定南下。这在他给陈昌浩、徐向前的电报中有明确显示。九月三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称：“（噶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既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35]

那么，张国焘说得这些理由能成立吗？这些理由是果真使他无法北上，还是他为反对北上找的借口呢？我们可以引用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为证。比方说他说得噶曲河水暴涨，难以徒涉，据当年跟随朱德长征的警卫员潘开文回忆：到噶曲河边后，总司令一有功夫就到河边转悠，他看到河水小了点就让我骑马去试试。总司令的马高大一点，我骑上他的马到河里最深的地方，水刚到马肚子，走到河那边，水又浅了。老总说，这可以过去嘛。老总去同张国焘讲过河的意见，但张国焘就是不同意。[36]关于张国焘在电报中陈述的难以北上的理由，徐向前曾回忆道：“这时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了，实际上是要南下。他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一是所谓噶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37]谈到争取张国焘北上时，徐向前又回忆：“中央一方面希望早日北进，一方面也在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因为这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问题，而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那几天，陈昌浩几乎天天往中央驻地跑，希望能找出个妥善办法来。”[38]这个时候，陈昌浩还是配合中央一起做张国焘的工作，希望他能够迅速北上。

由此我们看到，张国焘说得由于噶曲河河水暴涨，难以渡过，又由于粮食不足，因而决定南下，这些理由是难以成立的，这是张国焘为南下寻找的借口。但是，这封电报也标志着张国焘已下定决心南下。当然，他所主张的南下是左右两路军的共同南下。鉴于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中又有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一、三军团，他也应该想到，右路军是不会顺利南下的。因而，他想利用总政委的名义首先命令左路军南下，而后以左路军的南下来带动右路军南下。同时，再发电报要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其码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会南下，这样红一、三军团势单力孤，也就难以北上了，以此来带动整个右路军南下，迫使中央接受他的南下方针。

张国焘首先命令左路军南下，他也估计到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可能会不服从他的南下命令，因而他对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采取强制措施，以确保整个左路军全部南下。九月五日，张国焘致电倪志亮、周纯全，说左路军先头兵团决定转移阿坝，令第二纵队现地筹粮待命。[39] 九月八日，张国焘电令左路军中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红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这句话原文如此，疑“听”字前脱漏了“不”这个字。—引者注。），电复处置。”[40]这里我们看到，张国焘先令左路军南下，他担心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不服从命令，就以总政委的名义强制南下，直至解除武装。这封电报是直接发给左路军中红四方面军有关部队的，不是发给右路军及中央的。同时张国焘担任总政委后，收缴各军的密码本，早已隔断了中央与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联系，因而当时中央还不知道张国焘的这封电报。那么，张国焘对右路军中的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部队，是不是也会采取同样的措施呢？我们看到，情况并非如此。对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张国焘可以以总政委的名义下命令让他们强制执行。对待右路军中的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部队他却难以这样做。由于在历史上形成的中央与红一方面军的隶属关系，这次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可以直接指挥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因而张国焘对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就难以像左路军那样直接采取强制措施，因为他不过是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总政委，所面对的是中央领导集体。如果他要这样做，那岂不是兵变吗？岂不是采取暴力斗争的方式来迫使中央改变决策吗？正是由于这种方式性质的严重性及可能引起的后果才使张国焘难以像他在对待左路军中红一方面军部队那样采取强制方式，这在以后的九九密电和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方面表现出来。

根据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历史资料，到了九月八日，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就北上和南下的争论进入到白热化状态，九月九日转入高潮。

九月八日九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在通报了敌情和红一军的位置以后，请示：“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坪）、岷（州）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并指出：“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41]从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陈昌浩、徐向前认为由于胡宗南尚未进占岷州一带，此地敌人兵力空虚，北上时机甚佳，迫切希望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北上，这实为上策。但是也表示如果左路军无法北上，那么只有右路南下。从这个电报中也可以看出，如果张国焘执意南下，陈昌浩、徐向前还是要跟张国焘南下的。

为了进一步推动张国焘北上，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商量以联名的方式给张国焘发电报催促他北上。据徐向前回忆：“晚上，陈昌浩来电话通知我去周恩来住地开会。周副主席当时患病未愈，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我到那里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说：就等你来了。在座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只有我不是，所以我是个听会的态度。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42]在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为了让张国焘能够率左路军北上，以中央与右路军领导人的名义联合发电，也可以说算是仁至义尽了。但在讨论这个电报时，我们看到陈昌浩虽然同意北上，但是如果张国焘执意要南下的话，表露了他最终还是要跟随张国焘南下的。徐向前对南下问题则没有表态。

九月八日夜二十二时，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七人名义给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发电报：“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术[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功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之虞。（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持续下去。（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既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43]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从地形、经济条件、居民、有无战略退路等方面陈述了不能南下的理由，并说明北上甘南要远胜于南下，就是西退也要胜于南下，北上敌人兵力空虚，时机甚好。但是这个电报并没有打动张国焘，张国焘南下的决心没有改变。

七人联名电报发出的同时，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张国焘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电令徐向前、陈昌浩：“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44] 这个电报是张国焘对陈昌浩、徐向前九月八日九时电报的复电。我们看到，张国焘未经中央同意就向右路军发出了南下命令。这个电报是致陈昌浩、徐向前的，没有让陈昌浩、徐向前并转中央，这是为什么呢？张国焘可能想到，如果要中央批准，那是不可能的。自己争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努力失败了，现在撇开中央，凭着自己掌握的绝对军事实力和在军内的地位，率军南下，以实际的行动向中央挑战，用南下的胜利来迫使中央承认他的领导地位。左路军他是有把握的，右路军中的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部队也会听他的话的，因而他对挑战中央权威实施的南下主张是有信心的。对此徐向前回忆道：“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来和我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我们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我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45]当然，陈昌浩确实报告了中央，这从下文我们引述的中央九月九日致张国焘的电报中“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就可以得到证明。但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并没有说明陈昌浩收到这封电报的时间，并把对这封电报的回忆安排在中央于周恩来住地为讨论七人联名电报召开的会议前。我们从徐向前回忆录的行文看，似乎是陈昌浩、徐向前先收到张国焘的南下电令，陈昌浩报告中央后才有中央讨论七人联名电报的事。我们经过研究后认为徐向前在回忆录中似乎颠倒了顺序，应该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七人联名电报的会议在先，陈昌浩、徐向前收到张国焘的南下电令在后。

我们现在就按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讲的那个程序来考证一下。我们从史料中发现，中央致张国焘的七人联名电报和张国焘致陈昌浩、徐向前的南下电令收发时间都是九月八日二十二时，这就是说在二十二时这一个小时内这两封电报均已发出。我们从有关史料中知道张国焘给陈昌浩、徐向前发的南下电令是九月八日二十二时，但没有说明在二十二时什么时间，我们把时间打足，就算是二十二时整，这已经接近深夜了，陈昌浩听了徐向前的建议后马上向中央报告，而不是等到第二天天亮后。这说明他们在九月八日二十二时收到张国焘电报时没有和中央领导人在一起。那么，要么是中央讨论七人电报的会议尚未召开，或者是已经召开完毕，两者必居其一。中央及右路军领导人七人联名电报是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发出，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在二十二时的什么时间，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在二十三时整前已经发出。那么，在电报发出前中央肯定已经开完讨论七人联名电报的会议。这样如果按徐向前回忆录中的这个程序，也就是收到张国焘的电令在前，中央召开的讨论七人联名电报的会议在后，那么从这两封电报的收发时间上判断，陈昌浩收到电令，与徐向前商量，到向中央汇报，中央草拟电报，前文所述陈昌浩打电话让徐向前参加会议，再召开七人会议讨论七人电报，并于至迟八日二十三时前发出，必顺至多在一个小时内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否则就与两封电报均于八日二十二时收发这一史实相矛盾。另外，前文所引用的徐向前回忆，他到这周恩来住地后，“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从这个回忆看，至少陈昌浩没有参加这个电文的草拟，这个电报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事先起草好了的。既然是陈昌浩拿着张国焘的南下电令向中央报告，中央要以七人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怎么事先就不将此事向陈昌浩打个招呼呢？当然，这个时候陈昌浩可能不知道电报的具体内容，但电报的主旨他应该是清楚的。既然这样，说在会上要陈昌浩表态就似乎不妥。我们认为，应该是九月八日晚中央为了催促张国焘北上，想以中央及右路军领导人七人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这个电报先由中央拟好，因为这七人中包括陈昌浩、徐向前，因而要他们参加会议，待争取大家意见后，方可以七人名义发出，这就是九月八日晚在周恩来住地召开会议的原由。七人电报既然在周恩来住地召开，讨论后应该是用中央电台发出的。而张国焘的南下电令，显然是陈昌浩、徐向前前敌总指挥部的电台接收的。至于这两封电报同时于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发出，纯属巧合，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而，我们认为徐向前的这个回忆在顺序上颠倒了，似与事实不符。

九月九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并致徐向前、陈昌浩，指出：“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前所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46]这是中央据陈昌浩报告张国焘九月八日二十二时致陈昌浩、徐向前南下电令后给张国焘的电报。在这个电报中，中央批评张国焘南下“完全不适宜”，表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由于情况紧急，中央在这个电报中表示的对北上坚决果断的态度前所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北上胜于西退，西退胜于南下。因而为避免张国焘南下，在东进不利时，中央给他提出了一个暂时西退的机会。

九月九日，张国焘给陈昌浩、徐向前发电，“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47]这就是九九密电。那么，九日中央致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与九九密电相比，从时间序列上又是那一个靠前，那一个靠后呢？我们现在没有找到文字上的可靠证据，但是据我们考证应该是九月九日中央致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电报在前，九九密电在后。正是由于中央九月九日致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表明了对张国焘南下电令的坚决反对态度，所以张国焘为了能够南下，才单独给陈昌浩、徐向前发九九密电，要他们为了“南下”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我们看到，中央九月九日致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电报关于南下的强烈反对态度，成为引发张国焘九九密电的诱因，同时也正是九九密电中的为“南下”而“彻底开展党斗争”引起了中央的警觉和不安，这个电报又是张国焘单独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而陈昌浩、徐向前也没有像他们收到九月八日二十二时电报后及时向中央报告这个电报，因此毛泽东在得到叶剑英的报告后，才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紧急磋商，大家一致认为争取张国焘北上已无可能，且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于是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由此我们说九九密电是引发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导火线。关于九九密电问题下文还有详细考证。

就在中央准备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出发之际，九月九日二十四时，张国焘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其南下主张，电报称：“（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是[有]续增可能。（乙）左路二十五师、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丙）1、向东突出蒙[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下[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路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西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亦甚无益。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48]

首先我们看这个电报和九九密电都是九日发出的。不过，这个电报是发给陈昌浩、徐向前并致中央的，而九九密电则是专门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那么，这两个电报既然是同一天拍发，在时间顺序上那一个靠前，那一个靠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电报是九日二十四时发出，而九九密电收到的时候，陈昌浩尚在开会，从叶剑英将密电报告毛泽东，及毛泽东与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到晚上毛泽东征求徐向前南下意见，而后毛泽东等人又到周恩来驻地开会，我们从这个时候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推测尚在白天。同时，如果九九密电也是在九日二十四时发出，中央是根本没有时间就北上进行磋商与准备的，这就与我们了解到的事实不符，因而我们说自然是九九密电在前，九日二十四时电报在后。

在张国焘发出九月九日二十四时电报时，他还不知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在这个电报中，他讲了反对北上的理由：北上对敌作战没有胜利把握，部队减员过多；在夏、洮流域及往东作战能否顺利打开局面，站稳脚跟，信心不足；不然，背靠黄河，又失南返时机，地形极为不利。然后，又讲了南下的好处：南下川敌弱，好打；我们又可利用川敌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打开局面；南下，粮房不缺，又可收容病号，配合红二、六军团作战。因而他提出右路军以一部诱敌北进，主力则乘势南下。当然，如果客观地说，张国焘的这个电报也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当时，张国焘之所以能够南下，直至另立“中央”，原因极为复杂，其中一点就是张国焘南下与毛泽东北上各自陈述的原因在当时那种场景下，别说一般的指战员，就是不少高级领导干部也是懵懵懂懂的，难辩是非，不过是按以前的组织隶属关系行事吧了。北上与南下，靠争论是难以分出上下的。只有靠北上与南下的实践，才是判断北上与南下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

在陈昌浩、徐向前收到这个电报后，据徐向前回忆：“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我不愿意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他去中央驻地反映我们的意见，回来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49]在徐向前回忆录中，这一回忆是放在他和陈昌浩于九月九日二十四时收到张国焘的电报后，显然是说在他们收到电报后向中央反映的情况。在这个回忆中，也似乎是说在收到张国焘的这个电报后，他们才决定跟随张国焘南下。我们对前面的引文分析后认为，陈昌浩至少在九月八日晚中央为讨论七人联名电报召开的会议上，就对北上已经动摇，倾向于南下。在九月八日二十二时收到张国焘的南下电令后，就已经坚定了南下的决心。陈昌浩之所以挨了中央的批评，当然是因为陈昌浩同意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而并不是他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的南下电报。我们分析后认为，徐向前回忆的陈昌浩挨了中央一顿批评，似乎应该是向中央报告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张国焘的南下电令，而不是九月九日二十四时收到张国焘的电报去向中央反映情况。

下面我们作一点考证。因为陈昌浩、徐向前收到张国焘九月九日二十四时电报时，已是午夜，而这时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以就周恩来、王稼祥开会为名住在彭德怀的三军团驻地阿西，[50] 从徐向前的回忆看陈昌浩是见到了中央领导人，还挨了批评。虽然陈昌浩驻地巴西与阿西相距不远，陈昌浩向中央反映情况就要赶往阿西，况且在陈昌浩去了以后，还要和中央领导人进行谈话，这都需要时间。而中央应是在陈昌浩从阿西回来以后才率领红三军团北上的。可是据叶剑英回忆，他带领居住在前敌指挥部的军委纵队于凌晨二时出发北上，天快亮的时候才追上了彭德怀的三军团。[51]由此我们判断中央率领红三军团北上出发的时间比叶剑英还要早，在陈昌浩前去红三军团驻地阿西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时候，而中央及红三军团这个时候正在准备北上，甚至已经出发。刚才是我们从时间上进行的判断。下面我们从九月九日二十四时电报的内容上再作一点分析。张国焘在这封电报中主要谈得是北上的困难和他主张南下的原因，希望中央同意他南下的主张，和他一同南下。此外，这封电报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把这封电报和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张国焘给徐向前、陈昌浩发的南下电报比较一下，这封电报还不如九月八日二十二时的电报重要。因为在九月八日二十二时的电报中张国焘首次对右路军发出了南下电令，而这封电报不过是对他主张南下和反对北上作了一些分析而已。因而，我们认为从电报内容上看在已到午夜的情况下，陈昌浩收到这封电报后似不值得再专门到阿西去向中央反映情况。由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陈昌浩收到张国焘九月九日二十四时电报后，向中央反映意见，似不确，徐向前的这个回忆可能有误。

那么，徐向前南下的态度是什么时候确定的呢？我们从前面引用的徐向前的回忆中看到，在九月八日晚中央为致张国焘七人联名电报召开的会议上，徐向前对南下问题没有表态，这说明他自身尚在犹豫之中。毛泽东获悉九九密电后，这天晚上征求徐向前意见时，他才确定南下。据徐向前回忆：“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去。”[52]张国焘要南下，徐向前不愿意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然也是要南下了，徐向前是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南下立场。

据徐向前回忆：“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一军团已在俄界），速出甘南。他们于九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我们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了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亲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队伍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八日南下电令。陈昌浩决心南下，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警卫员，骑着马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53]我们看到，徐向前这段回忆，反映了自己的所思所想，坦露了自己当时矛盾的心情，是很真实的。从回忆看，当时他对中央没有通知他们就北上也有几分埋怨情绪，但是在维护红军团结，防止出现红军之间的自相残杀方面则是坚定不移的，当然他对自己在当时防止矛盾激化所起的作用也进行了恰如其分的估价，对陈昌浩当时所起的作用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对自己当时没有及时跟随中央北上“终生抱愧”，体现了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总结历史方面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他逼真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场景，对自己处在中央与张国焘斗争风头浪尖上的为难处境及矛盾心情的展示，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是令人难忘的，也是很难得的。但我们也不能不说，他在回忆中回避了九九密电问题，在对九月八日至十日这两三天的回忆中，在史实材料时序的运用上有错乱的地方。比如他在回忆中说中央北上他们凌晨才知道，又说九月十日早晨起床后，底下才来报告，显然凌晨和早晨并不一个概念，早晨是天亮了，而凌晨则是天未亮的时候。其实，对于中央北上陈昌浩和他在至少九月十日凌晨四时前就已知道了，这有张国焘在九月十日凌晨四时给中央的电报为证。在左路军的张国焘显然是得到他们报告的消息后才知道中央北上的，这些在徐向前回忆录中似缺乏一个明晰的交待，这就不免令人产生几分遗憾，我们在本文的研究中对此作了一定程度的辩析和纠正。

张国焘很快知道了中共中央先行北上的消息。九月十日凌晨四时，他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并转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54]我们看到，九月四日凌晨四时张国焘就中央北上问题发出致中央和红一、三军团领导人的电报，身为左路军的张国焘是如何知道在右路军的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消息呢？很显然，是陈昌浩、徐向前在发现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向张国焘报告的。由此我们判断，至少在十日凌晨四时前陈昌浩、徐向前就已经知道中央北上的消息。张国焘在这个电报中，用语还算平稳，没有刻意指责和威胁中央，还是希望争取中央及红一、三军团南下。那么，张国焘在得知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他的真实态度如何呢？当然，毫无疑问他是反对的，但他以何种方式反对呢？他身在左路军，一时鞭长莫及，但是他还是可以指示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采取措施的。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右路军中的陈昌浩、徐向前在向张国焘报告的同时也会请示应对此采取什么措施。我们现在虽然尚未发现在得知中央北上后，陈昌浩、徐向前与张国焘在对中央北上应采取什么措施方面的史料，但是我们可以经过分析来推断出张国焘这时的态度。既然在至少九月十日凌晨四时前陈昌浩、徐向前和张国焘均已知道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的消息，当时中央及红三军团尚没有脱离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警戒范围，如果张国焘要武力阻止中央北上的话，他是有机会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从陈昌浩最终是派出李特带着一些人“劝说”中央南下来看，可以推测当时张国焘虽然对于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极为不满，但并没有做出武力迫使中央南下的决策。虽然张国焘擅自南下，搞分裂直至另立“中央”极为错误的，但在这点上我们对张国焘的作法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李特追来以后，不听毛泽东劝说，大吵大闹，就连李德也看不过去了，他仗着共产国际顾问的身份，再加上自己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上去就把李特抱着弄出几米开外。当时在场的伍修权有段回忆：“一天早晨，毛泽东同志和叶剑英、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一起商量继续北上，我也在场。正谈话时，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他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劝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很冷静，让他到旁边的一座教堂里去坐下来谈。李特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毛主席还是规劝、开导他，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是李特就是不听，强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最后毛主席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有重新会合的机会。毛主席又到外头对部队说：‘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也可以回去。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当时有的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生气。毛主席还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55]李特送来陈昌浩给彭德怀的一封信，毛泽东让彭德怀打了收条。在这封信中，陈昌浩诱劝彭德怀“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内幕”，“立即率队返回阿西”。[56]，遭到彭德怀的拒绝，李特带着红军大学中大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南下了。红军就这样以北上与南下为标志分裂了。

九月十日当天到达达拉界，中央政治局发出在阿西所拟的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指出：“（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屡次决定及电文。（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57] 在中央北上后，仍然在极力争取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北上，并对中央直接指挥右路军的原因以及指挥程序上的变更予以说明，因而才给徐向前、陈昌浩发了这封电报。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央北上的主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九月十日，中共中央还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目前形势完全有利于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饿挨冻，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持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58]

中央也是抱着希望尽力争取张国焘北上的，向他说明既是暂时西退也是优于南下的，又一次向他断喝南下是绝路。

九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其内容与九日致张国焘并致徐向前、陈昌浩电基本相同，电报指出：“阅致徐、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59]

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电报指出：“（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导，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60]我们看到，中央仍然称张国焘张总政委，暂时并没有因为他擅自南下撤销他的职务，开除他的党籍，这对于以后争取张国焘是有利的，也显示出毛泽东是慎重的，深谋远虑的。

九月十二日，张国焘致电中央，指责说：“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声称：“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同日，他还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诱令红一、三军南下。电报称：“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请诸兄其细思吾言。”[61]我们看到，张国焘在批评中央，为自己的南下主张辩护，同时还想诱使红一、三军团南下，架空中央。当然，这只能是水中捞月而已。

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再次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调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二）中央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五[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挥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刘。立复。”[62]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在电报中明确指出了红军分裂的原因和责任问题，对张国焘做出严厉批评，并指出了南下的极端危险性，再次要求张国焘率领红军北上，并说明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将率红一、三军团担负起开路先锋的重任。

 通过以上对引用的文献资料的相关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的分歧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就已存在。会师后，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努力下，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一度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因而中央和张国焘才就北上方针暂时取得一致意见。但随着红军的北上，张国焘在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方面态度消极，带领红四方面军向北缓缓移动。松藩战役计划的流产说明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仍在动摇，夏洮战役的制定及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左右两路军的组成，说明中央仍在争取张国焘北上，而张国焘对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上仍处于犹豫，徘徊的状态，尚未最后拿定主意。九月三日至九月九日，是张国焘决定南下并付之于行动的时期。九月三日电报表明张国焘已经决定南下，九月五日电报表明张国焘已经将南下命令在左路军开始实施。九月八日电报强制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南下，同日又命令右路军南下，九月九日电报指示陈昌浩等人为“南下”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此时，张国焘将自己南下的决策已在左右两路军全面实施，以自己个人的决定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才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2、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原因的深层分析

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毛泽东主张北上东进，张国焘主张南下西退的深层原因。

（1）认识的分歧。由于毛泽东和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红军战略发展方向及敌我力量对比认识的不同，才产生了战略方针的分歧。这种认识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面临的形势认识的分歧。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也退出湘西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当时毛泽东和张国焘对主力红军长征后革命处于低潮这一点的认识上是一致的，但对当时低潮所处的程度以及摆脱低潮方法的认识有所不同。毛泽东敏锐地看到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日益逼近，将会带来国内政治形势的一个巨大变动，这种变动就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创造机会。由于日军是从东北而来，党和红军向北向东发展，就可以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担当起抗日的重任，极早摆脱低潮，迎来革命的高潮，从而在抗日的烽火中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地发展壮大。如果党和红军长期处于西南一隅，不但使我党在未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难以起到领导作用，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也失去了发展壮大的机会。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有十万余人，红军集中力量向北，并且开展攻势，创立川陕甘根据地是有保证的。这也是北上抗日开辟根据地的重要条件。张国焘这时对形势的看法比毛泽东要严重得多，而且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基于这种认识他主张党和红军应该继续实行战略退却，使党和红军远离中国的中心区域，处于偏僻地区，以达到保存主力的目的。南下西退就是这种战略退却的具体表现，也是他这种悲观看法的具体表现。

②敌人力量的强弱决定红军战略发展的方向。正是对北上和南下红军所面临的敌人力量强弱认识的不同，才产生了毛泽东和张国焘在红军进军方向上的分歧。毛泽东认为，中央红军就是从南面转战过来的，国民党追剿军在南方建立了坚固的工事，红军很难突破。在西南三省，川军的战斗力是最强的，而且川军经过激战也基本完成统一。如果红军局限于川康偏远地区，就难以得到发展，有所作为，甚至有可能被国民党军队利用那里的有利地形，将红军围困起来，逐渐缩小包围圈，直至将红军消灭。而南下的红军要避免这种情况，想得到发展，就必须占领成都平原等富庶地区，而这是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的命根子，是他们拚死命要保住的地区。如果红军只是路过而不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四川军阀处于保存实力的目的，也处于防备国民党中央军的考虑，一般不会拚死抵抗。但是也要看到，蒋介石与四川军阀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是在消灭红军方面又有着一致性。当红军的发展威胁到四川军阀在川统治地位的时候，处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四川军阀与蒋介石的中央军都会主动调整彼此关系，协调一致来对付红军，这样红军也就失去了利用蒋介石与四川军阀的矛盾以求发展的条件。红军如果南下在四川腹地建立根据地，就势必会以长期征战的疲惫之师，与以逸待劳的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去争夺成都平原等富庶地区，而当时红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尚未有歼灭川军与在川国民党中央军的把握，因而这就给南下带来巨大的风险。北上要建立的川陕甘根据地，位于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的交界处，敌人力量薄弱，有发展的空间；西北军阀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以利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因而红军要北上，在西北地区谋发展。毛泽东正是基于对革命发展前景的这种估计，同时又鉴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力量增大的现实情况，才主张向着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向着东北迎着日军进攻的方向前进，这样党和红军就能够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不断地发展壮大。但张国焘在对总体革命形势悲观估计的情况下，对西北自然条件的恶劣看得过于严重，对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部的战斗力有过高的估计，因而导致避开胡宗南部作战的思想产生，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力量大增，北上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缺乏信心，这是他对北上持怀疑态度的重要认识根源。张国焘过去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川军多次交手，从过去的交手中使他并不太看中川军的战斗力，因而导致张国焘在南下向着四川军阀的腹心区域冲击时，对川军誓保成都平原“生命线”的决心认识不足。正是这种不足才导致他产生对川军与红军实力对比判断上的失误，呈现出对革命形势悲观主义笼罩下的冒险主义，使他轻率摆出和川军决战的架势，提出“打下成都吃大米”的口号，这最终给张国焘的南下带来巨大挫折。这是张国焘主张南下的一个心理动因，也是导致其南下失败的一个重要认识根源。

③关于对在何处建立根据地认识上的不同。毛泽东认为，建立根据地必须要有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必要的条件，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既使建立起来也是很难存在下去的。当时红军处于川西北，从中国本土来看，处于西南一隅，经济落后，人口稀少，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又一时难以消除，虽然从保存实力角度看似有可取之处,但从发展角度看，这个地区并无发展潜力。且长期困守该地，有坐吃山空，力量耗尽之虑。因而红军南下，如果仅仅局限于川康偏僻区域，则难以得到发展壮大，会在西南落后地区自生自灭，主力耗干。由此得出结论南下或西退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党和红军要想对中国的政局发生影响，并进而发展壮大，就必须脱离该区域，向北向东发展，接近乃至进入中国的腹心区域，去为人民争天下。川陕甘地区和川康地区相比，多是汉人居住区，经济条件较好，人口较多，兵员及物资易于补充；且地域广阔，有回旋余地，不易遭敌封锁，有战略退路，这是根据地建立的有利条件。而张国焘的认识却相反，他认为南下是能够建立根据地的，鉴于红四方面军多是出自川陕根据地，南下建立的根据地离川陕较近，从饮食上说也是多以大米为主食，更适合南方人的习惯，据他了解南下粮房不缺，且又可收容北上以来的伤病员，因而他认为应该南下西退。他认为北上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不成熟，过千里草地，粮食匮乏，生病的较多，会造成更大减员，他对北上能否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信心不足，表示怀疑，因而对北上东进持保留态度。我们看到，在北上南下，东进西退问题上毛泽东和张国焘有着相反的认识，双方也为此进行过探讨与争论，都讲出了想说服对方的不少理由，但是也都没有说服对方。那么，到底谁的意见正确呢？我们不能作事后诸葛亮，而要还原于当时的具体场景。当时前途茫茫，到底向何方才为正确，不仅一般的干部战士，就是不少高级领导干部也是难知其所以然，只有真知灼见者才能有所察觉。因而，北上和南下正确与否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到证明。应该说，在革命队伍里，有认识分歧是正常的，经过平等地开展党内民主讨论与协商，以少数服从多数，也是不难取得一致意见的，至少不会出现后来发生的分裂事件。但认识的分歧与实力的差异及利益纠葛交织在一起，就会使这种认识分歧激剧恶化，最终酿成了北上和南下的分裂事件。

(2)张国焘争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失败成为诱发他再次南下的重要原因。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看到，在两河口会议后，直到九月三日张国焘基本上是消极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北上一直持犹豫和观望态度。自从张国焘在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上谋求控制红军和党的领导权的意图落空后，张国焘又开始主张南下了。本来，张国焘对南下还是北上并没有一个明晰的态度。在两河口会议上，他又原则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张国焘攫取党和红军领导权的意图得以实现，张国焘可能在南下西退问题上不会采取如此果绝的态度，或许还能够对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的利害得失进行深入思考，正是因为在党内斗争中争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失利，才促使张国焘想依靠自己力量对比上的优势，通过再次提出南下问题来攫取领导权，这样就使南下问题最终演化成一场关于中央决策权的斗争。南下问题又重新成为当时党内斗争的焦点。张国焘在争夺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有两种选择：一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切按中央的意图办事。这对于自侍在党内资历颇深，功劳很大，野心膨胀，同时红四方面军在当时占有绝对优势的张国焘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既然很难接受，那就要另辟蹊径，寻找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方法。二是利用自己在党内和军内已经取得的权势，同时利用红四方面军在红一、四方面军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擅自命令红军南下。张国焘的南下违背中央方针，但他却以总政委的名义对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采取强制措施，迫使他们南下，以保证他的南下命令在整个左路军能够贯彻执行。他对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南下是有把握的。鉴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部队的历史渊源，又同在右路军，因而中央可以直接指挥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所以张国焘对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南下是没有把握的，这才使他在给陈昌浩、徐向前的电报中提出要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同时，为了防止局势失控，也为了防止在党内斗争中留下把柄，给自己预留退路，张国焘用了 “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术语来使陈昌浩、徐向前执行他的南下命令。关于“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含义、方式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他却没有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这样既给陈昌浩、徐向前处理中央北上问题以自由权力，同时也为以后一旦出现关系恶化导致严重后果（例如红军兵戎相见）时利于自己逃避责任。这显示了张国焘圆滑的处世哲学。张国焘深信，只要红一、三军团被他拉住，那么中央就难以单独北上了。因为脱离部队的中央是难以存在的，尽管张国焘令陈昌浩做了许多手脚，但是最终也没有拉动红一、三军团。张国焘在这个时候提出南下方针，并采取不正当的方式迫使中央接受其南下主张并付诸实施，就是想要以此开辟一条夺取中央权力的新路，为自己以后夺取中央权力创造必要的条件。

（3）张国焘想通过自己提出的南下西进方针迫使中央接受并付诸实行，以此为突破口，在事实上获得中央决策的主导权，以利于他最终掌握中央权力。应该说，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毛泽东与张国焘就战略方针是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主要是认识的不同。从两河口会议直至九月三日张国焘决意南下，在战略方针方面的认识分歧逐渐淡化，这种斗争更突出地表现在围绕中央决策权进行的斗争方面，也就是毛泽东维护中央决策权和张国焘争夺中央决策权的斗争。本来，北上方针是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集体通过的，张国焘作为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有责任负责落实中央政治局北上的决策。在未经中央政治局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改变中央政治局北上的决策是错误的，是违犯党的纪律的，也是作为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严重失职。但张国焘就想以此为突破口，利用自己担任红军总政委的有利条件，同时利用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优势，迫使中央和红军接受并施行其南下主张，通过南下主张的施行，使自己南下的方针最终上升到决策地位。这样随着自己主张的南下方针被中央接受并付诸于红军施行，那么他就在事实上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态势。张国焘这样就以一个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总政委身份改变了中央政治局集体通过的北上决策，这就严重破坏了中央的权威，提高了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影响力，打开了攫取中央权力的大门，成为他攫取中央权力的重要一步。因而，张国焘才不惜违犯党内程序，强迫中央接受其南下主张，以期实现他在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上攫取中央和红军领导权失利后想通过南下迫使中央向他交出领导权的企图。

（4）张国焘在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利后，他想通过施行自己主张的南下方针，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南下的胜利来为自己在党内斗争中赢得优势，实现他夺取中央决策权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上张国焘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利后，他并不罢休，仍在积极寻求夺取中央权力的新途径。中央主张北上，他主张南下，而且利用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及所掌握的军事优势，迫使中央接受其主张，然后再通过南下军事上的胜利，建立根据地，打开新局面，不但以此来证明自己南下主张的正确，而且还可以提高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增强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影响力，为自己在党内斗争中赢得更大的发言权，直至实现控制中央领导权的目的。其实，我们看到张国焘决定南下给他在党内斗争中带来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张国焘在这里走得是一步险棋：一是严重违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依靠自己掌握的军权向党提出挑战，也就是毛泽东说的“用枪杆子来审查中央路线”，这已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二是他采用不正当的方式来实行南下方针。南下方针的实施可能出现两种结果：如果胜利了，就会给他带来荣耀，为他在党内斗争中赢得有利态势；如果一旦失败，会严重破坏张国焘的声望，消弱他在党和红军中的权威，给他在党内斗争中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给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带来的打击是空前的。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在党内颇有资历的张国焘，也非常清楚自己这样违犯中央政治局决策，主张南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因而张国焘在南下后，倾他所指挥的红军全力向川军采取主动进攻态势，执行南下方针是积极的，卖力的，与他此前对北上的消极观望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张国焘所受到的压力是沉重的，既有党内斗争的政治压力，也有南下作战的军事压力。因为张国焘知道唯有军事斗争的胜利，才可以不但化解自己面临的党内斗争的政治压力，而且还成为自己今后进行党内斗争的筹码，并进而为自己在党内斗争中赢得有利态势。因而我们看到张国焘就将自己在党内的政治生命押在了南下军事行动的成败上，他想以军事上的胜利来证明自己南下主张政治上的正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的斗争是复杂的。既有认识上的分歧，也有利益上的差异，这种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斗争，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最终不可调和地演化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张国焘却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北上还是南下，到底向那个方向才是正确的，还有待于实践的验证。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北上与南下的路线，就雄辩地反映出毛泽东与张国焘政治上的远见与短视，并对以后的党内斗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围绕中央领导权的斗争。这种斗争表现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维护中央领导权和张国焘企图夺取中央领导权的较量上。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面对红一、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差异，张国焘的野心膨胀起来，企图夺取中央领导权。围绕中央领导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为团结张国焘北上，毛泽东在维护党中央权威，保持中央决策权的前提下，对张国焘做出了重大让步。而张国焘想依靠自己所掌握的雄厚军事实力，不仅要参加中央工作，而且要控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权，以确立自己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张国焘进行党内斗争的根本目的。毛泽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促使张国焘北上，将红四方面军带入草地。但是由于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没有达到，因而张国焘既使将红四方面军带入草地（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已经过了草地），又折回来执行其南下主张，并且迫使左路军中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随同他们南下。这样在草地上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和张国焘率军南下为标志，两支红军最终南辕北辙，分道扬镳。

1、围绕中央领导权的斗争概述。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做了大量工作。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慰问团，代表中央慰问红四方面军，宣扬党的北上方针，但张国焘却限制慰问团的活动。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授予一枚五星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红四方面军的贡献。红一方面军抽调了一批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红四方面军也拨了三个建设团补充红一方面军。这些措施在当时为增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尽管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在张国焘的影响下却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两个方面军的隔阂。鉴于红一、四方面军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进一步刺激了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张国焘开始谋求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活动。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夺取红军领导权。张国焘以“统一指挥”为名，指使别人出面向中央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张国焘甚至自己也打电报直接提出要求。七月一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借口毛儿盖战斗开始，胡宗南将集结兵力于松潘及其东北地区，提出，为了将主力迅速开到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宗南部，“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这时，张国焘又向中央代表团李富春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的建议，提出要充实红军总司令部，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的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并建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李富春鉴于此事重大，于七月六日电告了中共中央。七月九日，中共川陕省委再次致电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周恩来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并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七月十六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称“浩甚望指挥统一”。十八日，他又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提出：“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并声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63]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那么身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自然还要担任更高的职务，所以张国焘的意图是由他来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为了能够按他的意图改组中革军委，他不但指使别人打电报向中央施加压力，制造声势，还对红四方面军北上执行松潘战役计划行动迟缓，提出南下西退的方针向中央施加压力。本来在会师后，中央要张国焘到中央来负责党的工作，张国焘不愿意，说那没有意思，拒绝了。[64]张国焘当然明白，他到中央工作后，就会失去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而红四方面军的强大军事力量是他谋求中央领导权的凭借。在两河口会议的决议中，强调两军要集中统一，实际上就是说红四方面军必须置于党中央、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之下，这是对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指挥权的限制，张国焘当然会感觉到这一点。在这种斗争中，毛泽东看到因为红一、四方面军实力对比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红军会师后联合作战的迫切要求，中央不得不对张国焘做出重大让步。当时让张国焘担任什么职务呢？据刘英回忆：“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健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65]在芦花会议上，张国焘在讨论中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并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人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也需要人。会议决定张国焘为总政委，军委主要负责人。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为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66]张国焘一担任总政委，就收缴各军团的密码本，这样就隔断了中央与各军团的联系，中央只有通过张国焘才能和各军团进行联系。后来，张国焘又撤掉博古的总政治部主任，由陈昌浩接任。我们看到，虽然张国焘在谋取红军领导权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在中革军委内他并不占优势，他并没有全部掌握红军领导权。他意图凭借强大军事实力夺取红军领导权的目的并没有实现。

第二步是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当时红四方面军就张国焘自己一个人是政治局委员，他想提拔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改变中央政治局组成，通过控制中央政治局进而控制党中央领导权。据杨尚昆回忆：“张国焘当了总政委，仍不满足。他攻击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提出要撤销博古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且用准备退出政治局相要挟，要中央批准四方面军9名高级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就是要改造党中央。被他提名的这些同志，有的自己可能还不知道。8月初，张国焘带着这份名单出席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67]毛泽东当然没有同意张国焘的要求，因为那意谓着中央放弃对全党的领导权。但是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为团结张国焘北上，还得作必要的让步，于是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才召开沙窝会议。据刘英回忆：“记得一次听闻天跟毛主席讲，傅钟拿了一个名单来，上面写着四方面军哪些人进中委，哪些人进政治局，说是张国焘提出的名单。毛主席的意见，中委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委员不能增那么多。闻天也同意。又同他们来回商量，基本上取得一致以后，才拿到会上来讨论。”[68]在沙窝会议上，决定两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周纯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张国焘提出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针对他的发言，毛泽东说，四方面军中的干部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只提出补几个同志为中央委员，这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只是在特别情况下这样做。其他干部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张国焘又提出，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毛泽东一方面肯定“四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一方面说红四方面军的好干部将来很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它部门来。会议经过讨论，坚持不增加人数，但为了顾全大局，搞好团结，他作了一些让步，决定进政治局的两位同志都是正式委员。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69]我们看到，张国焘想通过提拔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以控制政治局多数，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也没有实现。当然，张国焘大失所望，据徐向前回忆：“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地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我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70]在张国焘沙窝会议夺取中央领导权失败后，更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南下西退心理，张国焘开始用逃会、“罢官”的方式来抗衡中央了。据杨尚昆回忆：“8月下旬，中央和张国焘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原因是张国焘一直阳奉阴违，不愿意率兵北上执行《夏洮战役计划》，提出要经阿坝向青海、宁夏和新疆退却。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也不来。毛主席后来多次对我们说：张国焘那时找个肚子疼的借口，躲在四方面军的后勤部，不到会，实际上是躲会、逃会。他有什么意见，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去问他，再把中央的意见带给他。周恩来同志竟成了他的联络员。恩来同志后来说过：同张国焘那时的关系，就好像延安时代同蒋介石的关系差不多。政治局会议这样开法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所以毛主席说：同张国焘的斗争，实际上是在党内搞统一战线。”[71]

从六月中旬到九月初，张国焘在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方面步步进逼，他抱着掌握党中央和红军领导权的希望，在自然条件恶劣，粮食短缺，敌人调动频繁，军情紧急的情况下，带领红四方面军缓缓向北移动。正是这种缓慢的行军速度，才导致不断失掉战机，增加了红军以后作战的困难。通过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张国焘没有达到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的目的。张国焘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又不甘心放弃对中央领导权的争夺。因而，想通过南下来迫使中央改变北上方针，从而事实上操纵中央决策权，达到夺权的目的。

2、张国焘向中央夺权的原因分析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从主观上看张国焘具有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动机。应该说这种动机很早就存在，并非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才产生。这表现在他从中央到鄂豫皖根据地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就是要筑固他个人的统治地位，肃反的严重扩大化也与此有关。从他在红四方面军实施家长制领导到想要夺取中央领导权，这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但是仅有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动机，如果不具备实施的条件，也难以成行。张国焘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看到红一、四方面军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损失严重，而红四方面军不断发展壮大的事实，使他认为这是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有利条件和机会。过去潜伏于头脑中的野心急剧膨胀，开始了夺取中央领导权的行动，最终导致了红军分裂，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

现在我们首先分析张国焘向中央争权的原因。

（1）张国焘具有攫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张国焘的野心并非会师的时候才产生，而是在此前就已存在。不过以前由于条件不具备，这种野心只能潜存于心中，没有表现出来而已。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面对红一、四方面军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张国焘认为具备了实施的条件，出现了攫取中央领导权成功的可能性。这种野心就逐渐表现出来，并付诸于行动。与此相对照，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当时以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整编的陕甘支队才七、八千人，和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人数差不多。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立即将指挥权交给毛泽东。虽然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也是从张国焘经营的鄂豫皖根据地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这与张国焘向中央争权相比，真是风格迥异，大相径庭，泾渭分明。两相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徐海东对党中央的赤胆忠心，而张国焘却是意图攫取中央领导权，野心勃勃。应该说，出身于那个时代的人，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和个人独特的经历，多多少少受到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不少见。关健是要清醒意识到这种思想意识的危害性，努力加以克服，防止这种思想意识的蔓延扩大，导致自己最终走向深渊。对于张国焘的这种行为，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张国焘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党性修养不高，个人主义严重，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他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不是为实现革命的理想而奋斗，而是具有浓厚的功利意识，想通过参加革命为自己谋取利益，获得比较高的职位，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贪婪享受。这些因素只不过是萌发张国焘野心的温床，并由此成为他向党要权的内在动力。单有这种野心，如果没有适宜的条件，一般也不会酿成大的变乱；但是如果一旦条件适宜，这种野心就会迅速膨胀，并转化为实际行动，从而酿成严重事件。具有这种野心的人，如果地位越高，掌握的权力越大，造成的危害也就愈发严重。因而我们说，张国焘之所以伸手向党要权，首先产生于他内心深处的思想动机，这种思想动机是个人功利主义思想意识的外在表现。正是由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有了适宜的条件，所以这种潜伏于内心深处的动机才最终转化为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直接行动，并由此酿成了严重后果。

（2）张国焘认为凭自己的资历和贡献，也有资格夺取中央领导权。张国焘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中共一大代表，中共建立后长期在中央任职。从在中央高层任职的期限和资历上来看，张国焘觉得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很难与他相比。张闻天、博古是在一九三一年六届四中全会后才到中央工作的，根本无法与他相比。周恩来虽然在中央高层任职的时间较长，但张国焘却是在建党初期就在中央长期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领导人，相比之下，仍然没有他资格老。毛泽东虽然同他都是中共一大代表，但毛泽东只有在中共三大短时间内一度成为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在中央高层的任职也没有张国焘时间长。张国焘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后，又经三千里艰难征战，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他领导的红军也发展到八万多人。这个时期的张国焘就由在中央作口头指导工作变为深入中国革命斗争一线从事具体工作的领导人，他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确实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就使得张国焘觉得自己不论从资历上还是从对革命的贡献上，都有资格角逐中央领导权。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张国焘才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想夺取中央领导权。由此我们看到，张国焘在党内高层长期工作以及近年来红四方面军不断发展壮大的事实，成为他要挟党中央，以便最终取代党中央的一个重要依据。

（3）红一、四方面军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更进一步刺激了张国焘觊觎中央领导权的野心，使张国焘想凭借红四方面军的绝对优势，来实现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我们知道，中央红军在出发时，共有五个军团八万多人，此前探路的红六军团和调敌的红七军团共一万余人，留守中央苏区的有一万余人，当时长征前中央红军共十万余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红一方面军有近两万人，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张国焘向周恩来询问一方面军的实力，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72]周恩来曾批评张国焘说中央红军有十万人[73]，徐向前在回忆中也说自己曾反对陈昌浩说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人。[74]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当时张国焘、陈昌浩之所有这种说法，虽然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人数，但他们一直认为中央红军还是很强大的，其码和红四方面军相比在伯仲之间。因而当张国焘听说中央红军的实际人数时，才感到惊讶，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张国焘是个“实力派”，自然有这样一个想法，依靠实力的大小来划分在中央的权限。既然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占有绝对优势，他就想依靠拥有的军事实力，来迫使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将军事力量的对比带进政治局，使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体现出当时红一、四方面军军事力量的对比。张国焘之所以对北上犹豫徘徊，持消极观望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以此来达到这个目的。这是因为既然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占绝对优势，党中央要求北上，自然还是由红四方面军来执行主要任务。既然红四方面军在北上行动中担任主要军事任务，就要按红四方面军在北上军事行动中所承担任务的大小来分割政治局中的职位。至于张国焘反对北上，不愿意让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打先锋，是为了保存实力，固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其主要原因还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谁力量大，谁出力多，谁就应在中央占支配地位。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北上途中要担负主要军事行动，自然在中央应该占据主要领导地位。但当时中央领导职位的分配并未体现出红一、四方面军军事实力对比的差异，因而张国焘就在执行北上方针上持消极态度，软磨硬抗，以期中央能够满足他的要求。当然我们知道，这种典型的以枪来指挥党的作法是错误的。后来毛泽东批评他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恰如其分的。这里我们看到，张国焘是主张用实力来分配党中央领导职位的。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这种作法是庸俗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是严重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应该说，张国焘当时也并非认识不到他这样做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一旦将来斗争失败，这种作法的弊端将会迅速显露，使自己名誉扫地，置于无可立身之境地。但他本来就有夺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自己又是资历很老的党的高级领导人，现在又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此时又有施行夺权的良机，因而这就驱使着他要抗衡到底，直到中央向他交出领导权。那么，张国焘所看中的良机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分析的内容。

（4）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损失惨重，使张国焘认为这是他向中央夺取领导权的重要条件。张国焘曾经说过，现在的中央红军跟自己刚到通南巴时差不多，自己在通南巴经过休养生息后，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领导的红军迅速发展到八万余人。毛泽东一旦找到落脚的根据地，也一定会像自己那样很快发展壮大。因而他认识到现在正是自己获得中央领导权的最佳时机。张国焘多次说，“中央红军的损失应有中央负责”。张国焘还宣扬“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75]陈昌浩说中央红军有三十万，张国焘说有十万，到底是无意为之，还是别有用心，发人深思。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耳闻目睹了红一方面军的现状，这令张国焘想入非非。他想从审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损失惨重的历史出发，来证明中央路线是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已经不适合于继续领导全党全军的工作了。与此相对照，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到川陕后，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状大，直到拥有一支八万余人的队伍。由此论证张国焘执行了正确路线，具有较高的领导能力和优秀的领导素质，并以此说明张国焘具有领导全党全军的资格和能力，为他下一步掌握中央领导权作准备。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以来的惨重损失，使张国焘敏感地认识到，遭受严重损失的红一方面军现状是他向中央发起挑战的一个借口，而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发展状大又是他向中央领导权发起挑战的一个法宝，因而他就想以讨论中央红军损失的原因为突破口，进而论证中央路线错误，达到改换中央领导层的目的。在中央高层工作多年，富有斗争经验的张国焘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这也就诱使他冲向挑战中央领导权的进程中。

（5）遵义会议、会理会议，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内部出现分歧，使张国焘认识到这是他分化中央，调拔利用，取得中央领导权的良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己并派人了解遵义会议、会理会议的情况，搜集材料，先作好对中央及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分化利用的准备工作。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维护了中央的团结和权威。这些分歧和矛盾是在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高级领导层中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分歧的存在客观上对张国焘是有利的。这是他分化中央领导层和争取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支持以求最终夺取中央领导权的一个有利因素。当然这也就更进一步增强了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信心。他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因而有针对性地争取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内部高级领导人的支持，再配以他从外部的进攻，就有利于他夺取中央领导权。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张国焘曾拉拢过红一、三军团的领导人，但他的活动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和红一方面军的主要高级领导干部并没有被他拉动。当然，也有个别干部被他拉动，例如，张国焘后来另立“中央”的时候，就有一位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配合张国焘的行动，来“揭发”中央，支持张国焘。[76]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内部，当时确实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但这些分歧和矛盾在毛泽东正确斗争策略和政策下得到较好地解决，这种较好地解决表现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大家能够采取一致的态度，从而为后来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奠定了坚实基础。

（6）中央具有“左”倾机会主义观点的同志斗争方式不当，强化了张国焘向中央夺取领导权的心理。据杨尚昆回忆：“在两河口会议讨论过程中，博古等几个同志不讲方法和策略，挖苦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麻雀飞到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自以为资格老又有本钱的张国焘一下子跳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你们说我是麻雀，你博古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苏区这么大块根据地都丢掉了；你们打了败仗，不能说要由李德负责，他是外国人，你们都要负责。”“有一次，张闻天写了一篇叫《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内容是阐述行动方针的，说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川康没有出路。文章还没有念完，陈昌浩就拍桌子大骂，话说得非常粗鲁，还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来斗你。闻天同志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为了避免冲突，还是把文章抽了下来。毛主席知道后说：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个文章干什么，一点用处也没有。毛主席对情况的判断是很准确的。”[77]在这个问题上徐向前也有一个回忆：“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作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待毛主席和一、三军团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78]由此我们看到，“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讲究斗争策略，态度偏激，上纲上线，抨击张国焘。一方面刺激了张国焘，进一步强化了他同中央的敌对意识；另一方面，他便以此为借口煽动起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的对立情绪。这样更进一步增加了张国焘对中央的不信任。我们看到，这些过去持“左”倾机会主义观点的同志，主观动机是好的。就是希望树立中央权威，反对张国焘拥兵自重，违反党的方针政策，搞分裂活动。但他们要知道，不是张国焘应该不应该批评，而是如何批评，用什么方式批评，批评到何种程度，才能对革命大局有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鉴于红一、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差异，张国焘拥兵自重，对党中央态度蛮横，当时的大局是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开辟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对张国焘的斗争就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服从这个大局，讲究斗争策略，注意适当妥协和退让，不激化矛盾，防止分裂局面的出现。而具有“左”倾机会主义观点的同志却是从革命热情出发，不考虑当时的大局，不注意斗争方式，结果事与愿违，更进一步加大了张国焘和中央的隔阂，客观上也为张国焘调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对立提供了条件。这是这些同志起初没有想到的。徐向前回忆道：“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后来同彭德怀同志谈起这些问题，他对我说，这是教条主义那些人搞的。会合的时候，毛主席主张讲团结，团结第一，大局为重。我说：要是按毛主席的意见办就好了。”[79]八月十九日，在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的常委会议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在毛儿盖时已经说过，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不指名，不引证。可指定专人搜集材料，研究这个问题。[80]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张国焘的斗争是坚持原则，服从大局，讲究斗争策略，缓和矛盾，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加强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共同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对张国焘的问题留待作历史总结时再搞。而具有“左”倾机会主义观点的同志，由于忽视大局，斗争方式不当，因而这种指责和批评不但不利于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反而增强了张国焘的敌对情绪，刺激了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决心，并引起红四方面军干部的不满，使张国焘有机会制造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的对立，客观上也为其夺取中央领导权提供了条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张国焘本来就有夺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这种野心平时处于潜伏状态，如果没有适宜的条件就难以表现出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为张国焘提供了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物质基础。同时张国焘又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党内高层长期任职，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近年来的转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使他自认为有夺取中央领导权的资格。长征以来，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力量削弱，内部出现分歧和矛盾，以及中央“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批评与指责成为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条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国焘置党的组织纪律观念于不顾，向中央的领导地位发出挑战，实现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标。

3、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方式。

刚才我们分析了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所以才产生了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行动。为了实现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张国焘采取了多种方式来施行，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巧妙斗争下，虽然张国焘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最终没有成功。下面我们就分析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方式。

（1）                         以“统一指挥”为名，改组中革军委，控制红军领导权。当时处于战争时期，张国焘首先抓得是军权，红四方面军又占有绝对优势，因而张国焘认为自己掌握红军领导权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张国焘想自己首先控制军事领导权，再通过掌握的军权施加影响，进而掌握党中央的领导权，从而达到控制中央领导权的目的。我们看到，张国焘希望自己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这样张国焘就控制了红军的指挥权。并且强调说中央政治局大政方针确定后，给军委以独断专行的权力。这实际上就是在张国焘控制军委后，通过扩大军委权力，挑战党中央的权威，消弱党中央对张国焘的监督，加强红军对党中央决策的影响力，这样张国焘就有更大的自主权通过红军的行动来贯彻自己的路线，按个人的意志行事。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张国焘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这样明目张胆地提出改变红军指挥机构，这是公开向党要军权。他的目的是清楚的，这种行为是不正常的。但是为了团结张国焘北上，如果不让张国焘担任红军中的重要职务，具有军事指挥权，张国焘是不会北上的。但是鉴于当时的形势，又不能让张国焘控制军事指挥权。因为张国焘一旦控制了红军指挥权，党中央也就成为张国焘的傀儡，下一步就必然要夺取党中央的领导权。这就要妥善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红一、四方面军力量对比面前，同时也为了团结张国焘一起北上，在斗争中在保证党中央对红军领导权的前提下做出适当让步是必要的。毛泽东在征求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后，决定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这在红军中是一个掌握实权的职位，代表党指挥军队，监督党的方针政策在军队的执行，具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的想法是，让张国焘具有军事指挥权，但又不使他控制军事指挥权。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周恩来、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当时增补陈昌浩为军委常委，但仅是五位常委中的一位。这样我们看到在中革军委里面，张国焘虽然处在总政委这一关健位置上，掌握着军队实权，但他的力量并不占优势，没有控制红军指挥权。从芦花会议关于军队人事变动的结果看，张国焘以“统一指挥”为名要求控制军队指挥权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为什么张国焘没有达到目的呢？因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建军原则，因而从组织程序上讲只有党中央才有权决定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任免和调动，毛泽东在军队指挥权限方面虽然对张国焘做出重大让步，但是这种让步是以张国焘不能控制红军领导权为前提的。同时，张国焘在中央又不占优势，红四方面军只有张国焘一个人是政治局委员，孤掌难鸣，因而尽管他在军事力量对比方面占有压倒性优势，迫使中央在军队指挥权限方面做出重大让步，但他却没有控制军队指挥权。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毛泽东的让步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芦花会议后，张国焘同意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但张国焘对夺取红军领导权的失败是不甘心的，随后他又开始了夺取中央领导权的行动。

（2）以“提拔工农干部”的名义，通过提拔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控制政治局多数，力求获得中央领导权。芦花会议上张国焘控制红军领导权的失败，使他切身体会到，只有党中央才能决定军队的重大人事变动，因而不管自己在党内如何颇有资历，在军事力量对比方面怎样占有优势，要想成功就必须控制中央的领导权。自己在芦花会议上夺取红军领导权的失败恰恰是由于在中央的劣势所致，因而大力提拔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使自己在政治局中占有多数，就能够控制中央，那么一切问题就应刃而解了。因为自己的主张以中央名义发布，就不但在程序上合法，而且也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张国焘经过反复考虑后提出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这样在表决时就会形成张国焘占多数的局面。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在这次斗争中，毛泽东的主张是可以让步，但这种让步不能动摇中央的权威和对全党事务的领导权。张国焘关心地是能否取得中央控制权，而取得中央控制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够使自己提名的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能够顺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而这次斗争就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维护中央领导权和张国焘试图取得中央领导权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体现在九名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能否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这个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非常清楚的，心照不宣的。毛泽东在反对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政治局方面是坚定的，但是他采取的策略又是灵活的。在拒绝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政治局问题上，他的话说出来又是委婉的。他首先肯定红四方面军有许多好的干部，又说现在不必都集中在中央工作，地方基层还需要的，又说本来依据党章规定政治局无权决定中委，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决定。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央提拔这几位同志是慎重的，负责的，也是费了很大努力的，如果增补九位同志是很难成行的。因而，决定增补两位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位为正式委员，一位为候补委员。六位同志进入中央委会员，其中三位为正式委员，三位为候补委员。这个决定虽然是张闻天宣布的，此前中央几位常委一定对此交换过意见，并征取了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大家取得了一致看法。后来，在张国焘坚持原意的情况下中央又作了一点让步，决定进入中央政治局的两位均为正式委员，最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表决通过，由于当时红四方面军仅张国焘一个人是政治局委员，他个人是无力改变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决定的。这表明张国焘想通过以“提拔工农干部”的名义让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政治局以求改变政治局力量对比，进而达到控制中央的目的化为泡影。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努力又失败了。我们看到，这次失败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次失败最终坚定了张国焘南下的信念，张国焘就以总政委的名义公然违背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的北上方针，擅自命令红军南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迫使中央向他屈服，承认他的决策地位。这种行为是违犯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因而不但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在党内斗争中也是不正当的。这也是张国焘在采取正常方式攫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采取的又一非正常手段。

（3）张国焘以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突破口，损害中央权威，破坏中央领导人的威信，以促成中央领导层的更替，为夺取中央领导权创造条件。从过去党的历史看，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是由于路线错误而下台的，因而此时张国焘提出党的路线错误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这里关健问题不在于党的政治路线究竟有无错误，而在于提出路线错误的动机和时机，张国焘显然是以纠正党的路线错误为名，进而变动党的中央领导人，以达到自己成功控制中央的目的。当张国焘从周恩来口中知道中央红军的人数时就开始打这方面的主意了。张国焘想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及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损失的分析中，来论证中央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为现任中央领导人下台寻找历史依据。从批判错误的政治路线出发，进而促使中央领导人的更替，以便使自己顺理成章地掌握大权。这就是张国焘否定中央政治路线的根本用意。在批判中央路线错误的同时，从自己率领的鄂豫皖红军长途转战到达通南巴，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将红军发展到八万多人的史实，来论证自己执行的政治路线正确，把自己装点为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张国焘就从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历史中来寻找自己夺取中央领导权的依据。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想从目前红一、四方面军实力对比的现实出发，进而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两支红军发展历程的比较中演绎出两条不同的路线，再从对两条路线的比较中寻找否定现任中央领导人，有利于自己获得中央领导权的依据。张国焘清算错误政治路线，自然就要清算到王明集团的人身上，想以此打开改组中央领导层的缺口，由此深入下去进而更换中央领导层，建立以张国焘为核心的中央。毛泽东当然洞悉张国焘的用意。毛泽东这个时候仍然是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和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这样做并不是认为这个政治路线正确，而是认为纠正政治路线的时机尚不成熟，过早地清理政治路线会使党陷于分裂，不利于开展对敌斗争。当然还有策略的考虑，也就是保持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团结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原王明集团的成员开展同张国焘的斗争。因而，毛泽东主张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军事路线错误已于遵义会议得到纠正，这样既驳斥了张国焘要求清算政治路线的主张，又维护了遵义会议的决议和地位。

（4）否定遵义会议，实质上是否定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清除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最大障碍。经过党内高层长期斗争的张国焘其实并没有把张闻天和博古等人放在眼里，认为他们不过是打着国际旗号外强中干的“舶来品”，并没有什么力量。当凯丰以《列宁论联邦》来反驳张国焘，大段引用革命导师冗长难懂的话语。张国焘一句“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就在土生土长的四方面军把他们给孤立了。[81]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央主事的是毛而不是张闻天。[82]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所具有的强大竞争力量，才是他感觉到的真正对手。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党内资格颇老的领导人，张国焘虽然比毛泽东在中央高层工作的时间长，现在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比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力量大，但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他领导下创建了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且发展到十万红军，由此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说到底，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川陕根据地也是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张国焘不能不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毛泽东咄咄逼人的威慑力和影响力。这是立足于中国大地，熟悉中国国情，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并从艰难曲折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导人。鉴于当时在中央实际主事的是毛泽东，因而张国焘意识到只有搬倒毛泽东才能顺利掌握中央领导权。而毛泽东是在遵义会议后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的，因而只有否定遵义会议才能否定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由此出发张国焘就首先否定遵义会议的合法性，说自己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不算数。[83]实际上，当时党内有十一名政治局委员，参加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是六名，超半数了，这就是讲得合法性。84[76]因而张国焘的这个观点是毫无道理的。张国焘还通过秘书黄超打探遵义会议情况，为自己下一步活动搜集材料。为否定遵义会议，张国焘还攻击遵义会议采取调和政策，没有纠正政治路线错误。因而，维护遵义会议成果，就成为维护中央领导层团结和稳定，同张国焘进行斗争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遵义会议就成为分歧的又一焦点。毛泽东主张维护遵义会议成果，就是要维护中央权威，团结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维护统一，反对分裂。遵义会议本身是合法的，当时处于策略考虑，只纠正军事路线，而肯定政治路线正确，是为了能够内部团结，一致以敌。如果张国焘一旦否定了本身合法的遵义会议及其决议，从当时的力量对比和政治状况分析，势必由张国焘来重组中央。因而围绕遵义会议进行的斗争，关系到由谁来主导中央领导权的问题。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导人，在张国焘眼中属于在中央有实力的领导人。张国焘想以否定遵义会议为突破口，进而否定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而一旦否定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就意谓着要改换中央领导层。当时以实力计尚没有别的领导人能够和张国焘进行竞争，这也就消除了张国焘夺取中央权力的最大障碍，为张国焘主政中央提供了机会。

（5）拉拢红一、三军团领导人，釜底抽薪，架空中央，为夺取中央权力创造条件。红一、三军团是红一方面军主力，因而红一、三军团就成为张国焘活动的重点。据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回忆：“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我说，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84]当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也回忆道：“我和张国焘是在莫斯科认识的，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时又在一起，对外曾以表兄弟关系相掩护，个人关系还可以。所以在黑水芦花时，他也请我吃了一顿饭。他见面就说：‘老杨啊，你原来是个文才，现在投笔从戎，抓枪杆子啦！’讲了些东拉西扯，不着边际的话，我就礼貌地应付了一下。”[85]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在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有这么一件事，引起我警惕。张国焘想请我和彭德怀同志两人去吃饭。席上，开始他东拉西扯，说我们‘很疲劳’，称赞我们‘干劲很大’。最后说，他决定拨两个团给我们补充部队，而实际上不过是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一千人左右。我们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老总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我说，我也要。往下我再没有说下去，因为那时我脑子里正在打转转。”[86]如果红一、三军团领导人被说服，倾向于张国焘，张国焘就控制了红一方面军主力，本来他就掌握着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那么党中央就会被架空，在张国焘的要挟下，不得不按张国焘的意志行事，难以有所作为。这样中央领导权最终会落到张国焘手中。当然我们知道，张国焘的活动没有成功。但张国焘拉拢红一、三军团领导人，直至控制红一、三军团，这是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方式。既使在过草地的时候张国焘仍然在进行这一方面的工作，以求实现控制红一、三军团。他甚至还想通过对红一、三军团主要领导干部与红四方面军军级干部交流任职的方式来实现他对红一、三军团的控制。据聂荣臻回忆：“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蚕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说话时徐向前同志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说到晚上十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我告诫林彪，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我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命令还没有发出。当时林彪已经有他自己的‘立场’。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这些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87]直到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后，张国焘还发电报和让人写信争取红一三军团南下，使他们摆脱党中央的指挥。我们由此看到，张国焘为了使红一、三军团能够摆脱党中央的指挥，以便自己能够控制红一、三军团，确实是煞费苦心的。前面我们看到张国焘派人给红一、三军团领导人送礼，请他们吃饭，允诺给他们补充部队，称赞他们作战勇敢。我们不排除张国焘这样作客观上起了密切融合两个方面军关系的作用，但他主要用意还是为了拉拢红一、三军团领导人，以便将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控制在自己手中，联系到他向中央要权的一系列事实看，他的这个用意也是很明显的。当然，张国焘是枉费心机的。彭德怀、聂荣臻的警惕性是很高的，并将张国焘的活动及时报告了毛泽东，张国焘的活动更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这种警觉也成为毛泽东后来见到张国焘给陈昌浩、徐向前发的九月九日密电后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原因之一。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夺取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权，张国焘提出“统一指挥”和“提拔工农干部”，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否认遵义会议的合法性，拉拢红一、三军团主要领导干部等方式，以求平稳地夺取中央和红军领导权。但我们看到，这几种方式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巧妙斗争下，先后都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或者放弃攫取中央领导权的企图，接受中央领导，共同北上；或者继续采取不正常的，更为激烈的方式来迫使中央向他屈服，交出领导权。张国焘不甘心于争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失败，依靠自己统领的红四方面军的强大军事力量，决然南下，从而迈出党内分裂的重要一步。

通过对张国焘为什么夺取中央领导权和采取什么方式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分析我们看到，出现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原因是复杂的，张国焘采取多种方式来实现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张国焘的这种夺权活动在毛泽东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高超斗争艺术应对下，最终失败了。正是由于这种失败，所以尽管张国焘将红四方面军带进草地，却又毅然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走上和中央分裂的道路。在张国焘争夺中央领导权失败后，他在对待中央领导权方面有三种选择：①放弃谋求中央领导权，服从中央领导。这在当时拥兵自重，而自认为在党内颇有资历而又野心勃勃的张国焘来说是不甘心的。②采用暴力将中央搞掉，武力夺权。尽管当时张国焘在军事实力对比上占有绝对优势，能够实现其夺权的目的。但在当时党内斗争和政治形势下，既使成功了，也难以形成正统、合法、公认的领导权，以自己的行为将自己宣布为党和红军的敌人，为全党所唾弃，身败名裂。因而这种方法似乎是令人神往的，却是不可取的。③决意南下，与中央分庭抗礼，以实际行动首先推翻中央政治局的北上决策，迫使中央承认其决策权，最终使中央向他交出领导权。张国焘认为北上没有希望，红军应该南下，迫使中央改变北上决策，接受其南下主张。而以张国焘的主张被中央接受为标志，张国焘也就打开了夺取中央决策权的突破口，在事实上开始控制中央决策权。同时，他也想以南下的胜利来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为他夺取领导权奠定道义基础。这样张国焘就通过南下，逐渐实现掌握最高决策权的目的。因而张国焘采取了第三种选择。

三、关于九九密电问题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张国焘给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拍发了一个坚决要求“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电报，参谋长叶剑英获悉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和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后，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于九月十日凌晨单独北上。在中央档案中没有找到这个电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这个电报，因而有人就否认这个电报的存在。由于这个电报是发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不是发给中央的，因而在中央保存的档案中没有这个电报并不奇怪。至于红四方面军没有保存这个电报，不排除在战争年代丢失的可能。至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个电报，并不能证明这个电报的不存在。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个电报呢？这个电报的内容是什么呢？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获悉这个电报的内容后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呢？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之间没有酿成自相残杀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1、九九密电因何被称为“密电”？

由于保密的需要，红军之间来往的电报都是通过密码进行的，根据电报内容的不同又分为不同的密级，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所有红军之间来往的电报都可以称为密电。但九九密电被称为“密电”，显然不是这种情况。之所以被称为“密电”，是指这封电报是秘密的，又带有神秘的意思。我们知道，从电报内容上看，这封电报强调要陈昌浩、徐向前他们为“南下”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虽然并非首次要求他们南下，但这种对南下的决绝口气，无疑使当时本来就北上与南下之争已经紧张的气氛空前激化，并使中央北上面临更大风险。从这封电报拍发的方式上看，这封电报没有同时并致中央，而是张国焘单独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而陈昌浩、徐向前在收到这封电报后也没有像他们收到张国焘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南下电报后及时报告中央，而是叶剑英“偷着”将这个电报报告给毛泽东的。同时，这个电报后来没有找到，在中央与张国焘、陈昌浩来往的电报中也没有发现这个电报的痕迹，后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回忆录中又回避了这个电报，以致于有人竟然对这封电报是否存在提出质疑，因而愈发使这个电报显得扑朔迷离，令人感到神秘莫测。这就是九九密电被称为“密电”的由来。下面我们就根据已经公开的史料对九九密电作一番考证，并进一步分析九九密电对引发红军分裂的作用及红军之间没有出现自相惨杀的原因。

2、九九密电是真实的吗？

下面我们引用当事人的回忆并结合有关事实对这封电报的真实性进行考证。

（1）从九月九日首先见到这封电报的当事人叶剑英的回忆中看这封电报的真实性。据叶剑英回忆：“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红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88]

（2）九月九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住地阿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对于九月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这在党史上是没有疑问的。本来，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团结张国焘一同北上，中央已经做了一系列有原则的妥协，就是要使红一、四方面军团结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我们设想，如果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中央是不会在已经对张国焘做了大量让步且红四方面军已经北上进入草地（其中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已过草地）的情况下，摔开红四方面军，突然决定单独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的。这个意外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中央已经确认争取张国焘北上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同时继续争取张国焘还可能产生危险的情况下才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那么，是什么事使中央确信争取张国焘北上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呢？现在看来，显然是九九密电。我们的这个判断也可以从杨尚昆的一段回忆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当时中央和我们对张国焘发密电给陈昌浩，分裂党和红军这件事，都是深信不疑的。如果没有叶帅获取那份密电，透露张国焘威胁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为什么走得那样急，那样险呢？那岂不是发疯了吗？”[89]

（3）从一九三七年三月延安批判张国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记录看也可以确认九月九日电报的存在。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说：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90]毛泽东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九九密电的发言是在张国焘在场的情况下讲的，如果不属实，张国焘可以提出反驳。实际上张国焘并没有否认这个电报的存在。那么，这是不是像有些人解释的那样，在当时“高压”下，张国焘索性“包下来”了，而失去了辩驳的权利了呢？当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尽管对张国焘的批判很严厉，但还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张国焘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是有辩驳权利的。我们认为毛泽东在面对当事人张国焘的情况下讲了这个电报，张国焘也没有发言反驳这个电报的真实性，这实际上也就表明张国焘默认了这个电报的存在。

（4）从九九密电在张国焘所犯错误中的地位来分析九九密电的存在。有人否认这封电报的真实性，实际上是说这封电报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杜撰出来的，当然这种无端的猜测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知道，从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至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大会师，在这个期间张国焘所犯的主要错误是另立“中央”和违背中央政治局决策擅自南下。这两个错误对张国焘问题的定性具有决定性意义，九九密电只不过是张国焘南下的一个具体情节，从总的来看对张国焘问题的定性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我们从九九密电的主要内容：“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来看，一个是“南下”，一个是“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至于决定南下，并非在这封电报中才提出，在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已经做出决定。九月八日二十二时这封电报保存下来了，我们还可以从九月十日中央分致徐向前、陈昌浩和张国焘的电报中两次提到“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来予以验证张国焘在这封电报中已经下达了南下的命令，因而我们说张国焘在九月八日致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就已经决定右路军南下了。既然在九月八日的电报中已经决定右路军南下，而在九九密电中张国焘只不过是又重申了南下的决定，由此可见这两封电报在南下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只不过九九密电张国焘对南下决心的表示更加坚决而已，由此我们可以逻辑地分析就南下问题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再杜撰九月九日密电中关于南下的内容不但实属多余，而且还会触发道德风险，没有必要再这样做。比较九月九日和九月八日这两封张国焘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相同的方面是都强调南下，而九九密电则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内容，也就是要为南下不惜开展党内斗争。至于后来说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当然也并非空穴来风，这在张国焘九九密电中表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方面已经有所显露。这种斗争在红四方面军军事实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又处于张国焘向中央步步进逼，争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背景下，使中央认为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已无可能且将面临重大风险。这是根据电报内容判断可能潜存的严重隐患。鉴于这种隐患毕竟尚未发生，张国焘又在电报中没有明确表述，但在他拥兵自重，谋求夺取中央领导权，而又擅自决定南下的情况下引起中央警觉，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正是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为了既能够执行北上方针而又处于为避免出现关系恶化的考虑，在明确得知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将跟随张国焘南下的情况下，才在没有通知他们的情况下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里的关健是“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这里有没有用武力迫使中央南下的意思，我们在九九密电中并没有发现这样明确的表述。这里我们要分析的是“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对张国焘问题的定性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注意这里开展的是“党内斗争”，也就界定了这种斗争的性质与方式，只能在党内斗争的轨道上进行，而“彻底”则不过是表示要把这种斗争进行到底而已。因而单从这封电报看，张国焘尽管有错误，也仍然属于党内矛盾。当然，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党内斗争一旦处置不慎确实会有演变为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的。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决定右路军南下并不是这封电报首先提出来的，“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显然不是要武力解决中央，其现实目的是为了南下，长远目的是为了夺得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因而我们从毛泽东转述的这封电报的内容看对张国焘问题的定性显然没有起什么太大的作用，更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是没有必要杜撰这个电报的。

有人可能要问，既然九九密电的原件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保存下来，那么在随后中央与张国焘及陈昌浩、徐向前来往的电报中怎么也没有提及这个电报呢？既然从当时来往的电报中双方都没有提及九九密电，这不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九九密电的不存在吗？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没有对当时双方在来往电报中没有提及九九密电的原因做出深入分析，就凭想当然得出了结论。我们看到，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在双方来往的电报中确实没有提及九九密电。但是在中央致张国焘及陈昌浩、徐向前的电报中都曾提到“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这显然指得是陈昌浩在收到张国焘九月八日二十二时要求右路军南下电令后向中央报告这件事。陈昌浩、徐向前在收到张国焘九九密电后，始终没有向中央报告。由于这个电报是张国焘单独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而不是并致中央的。如果按着当时军队的保密规定，叶剑英是不能随便报告中央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叶剑英这样作当然是“违反纪律”的。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一九三七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的会议上说这个电报是叶剑英“偷着”报告中央的。由此我们分析，鉴于这个电报是张国焘单独发给陈昌浩、徐向前而并没有并致中央，陈昌浩、徐向前在接到电报后也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叶剑英看到这个电报后又是“偷着”报告中央的，中央不是通过正常的途经获悉这个电报内容的，同时中央已经顺利实现了北上，脱离了和红四方面军的接触，为了进一步舒缓关系，因而中央在致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的电报中不便于提及九九密电。从红四方面军这一边来看，由于这个电报并非致中央的，陈昌浩、徐向前也没有向中央报告这件事，他们也不知道叶剑英已将这个电报报告了中央，在中央北上的时候，陈昌浩、徐向前虽感突然，但可能仍然认为中央不知道九九密电。也由于南下这件事本身就是违反中央政治局集体决策的，电报中又有为“南下”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内容，这种作法本身又并非光明磊落的事，因而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致中央的电报中讳言九九密电，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由以上我们的分析可知，这个电报的真实性是没有疑义的。现在有人就这个电报的真实性进行炒作，如果不是一种猎奇心里的话，那就是抱着翻案的目的，以史讽今，别有用心，以求在政治上别有所图。

3、九九密电的内容如何？

下面我们就九九密电的内容进行分析。

九九电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由于这封电报没有保存下来，因而我们无法对电报的原件进行考证。但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的发言中说过这个电报的内容：“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91]这有当时毛泽东发言的会议记录为证。那么，这封电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分析有三种情况：（1）这是那封电报的内容；（2）这是那封电报内容的节录；（3）这是那封电报内容的概括。据扬尚昆回忆，这封电报大约有一二百字的样子。[92]我们由此分析电报中应该还有一些解释的话，因而我们排除第一种可能。这样就只有以下两种可能了：毛泽东的发言是对电报内容的节录，抓住电报中的要害语句，来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另一种是对电报内容的概括。因为毛泽东随手用铅笔写在一张卷烟纸上，日久天长，又是在转战途中，那张纸早丢了，毛泽东在追忆这封电报时概括出了电报的两大要点。我们判断二者必居其一。不管是那种情况，均反映了电报内容的真实情况。因为毛泽东的发言是在张国焘及当时看到电报的几位中央领导人在场的情况下讲的，况且当时距九九密电才一年半时间，也正是这封电报才最终使毛泽东断定说服张国焘北上已经没有可能，而且还将导致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毛泽东当时对这个电报应该是记忆犹新的，因而我们说这两句话反映了这个电报的真实情况。

电报中的“南下”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是什么关系呢？“南下”，表明张国焘要右路军执行其南下方针。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根据以前张国焘的作为和现实情况，我们分析有两种含义：一是要为南下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二是要为他获得中央领导权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那么，到底属于那种情况呢？我们分析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当时中央和张国焘就北上和南下的争论非常激烈，中央为了北上已经向张国焘做出重大让步，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并且通过毛儿盖会议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以期推动张国焘北上。尽管张国焘执意南下，但他也认识到，中央是不会轻易同意他的南下主张的，因而才提出为争取“南下”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失败后，并不甘心，而是继续为夺取中央领导权而斗争，因而他说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也具有为夺取中央领导权而进行斗争的含义。不过，从当时拍发这个电报双方争论的具体场景、电报中出现“南下”内容以及北上与南下在双方争论中的地位与紧迫性来分析，我们认为电报中讲得应该是指为“南下”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毛泽东当年抄九九密电的卷烟纸如果保存下来，在一九三七年批判张国焘的时候是可以印发大会的。尽管不是原件，但这毕竟在九月九日经过中央几位领导人过目，况且在批判张国焘时他们又在场的情况下，因而这仍然是有效力的。当时之所以没有印发会议，我们判断应该是毛泽东抄录的九九密电没有保存下来。

由于现在我们找不到九九密电的原件，因而也就影响到对这个电报的确切分析。这里的焦点是在电报中到底有没有对中央武力解决的内容？我们经过分析后认为在电报中没有对中央进行武力解决的内容。原因如下：

（1）从武力解决中央的性质来看九九密电中应该没有对中央动武的内容。如果采取武力解决中央的措施，那么就标志着斗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合法斗争变为非法斗争，这也就使党内斗争变为对敌斗争。除非决定叛党，否则在党内高层工作多年的张国焘是不会采取这种武力解决措施的。而据我们分析当时张国焘还尚未具有叛党的意向。我们不能根据后来张国焘叛党了，就说这个时候张国焘就要叛党。张国焘叛党是他在党内斗争最终失败而又不愿承认失败，在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结果。而当时的张国焘尚指挥着红四方面军的八万红军，在力量对比中占绝对优势，对夺取党和红军的领导权还是颇有信心，他想通过南下的胜利来最终实现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因而我们认为张国焘这时尚未有叛党意向。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鉴于武力解决中央的性质，张国焘当时对夺取中央领导权还颇有信心，尚未具有叛党的意向，因而他是难以在九九密电中提出武力解决中央这样要求的。

（2）从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陈昌浩就是否追击中央红军征求徐向前意见来看，电报中显然没有武力解决的内容。张国焘当时在红四方面军实行家长制统治，具有绝对权威，陈昌浩又是张国焘的坚定支持者。如果电报中有武力解决的内容，陈昌浩、徐向前应该都是知道的。陈昌浩就不会就是否追击中央红军去征求徐向前的意见，而是在中央单独北上的情况下，如何采取措施去贯彻执行张国焘的电报要求。我们分析，也正是张国焘在电报中没有明确提出武力解决的要求，这就给陈昌浩、徐向前一个从容选择的余地。面对中央率红一、三军团突然北上，陈昌浩在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征求徐向前意见时，徐向前说得“天下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起到决定性作用，从而阻止了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追击，避免了红军之间可能发生的自相惨杀悲剧。徐向前的话之所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因为陈昌浩对中央红军突然北上他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正犹豫不决尚未有定见的时候，之所以没有定见是因为陈昌浩对突入其来的这个事件没有精神准备。之所以对这个事件没有精神准备，是因为张国焘在九九密电中没有提出动武要求。如果张国焘在九九密电中有动武的要求，起码陈昌浩会有精神准备，并预先采取必要的措施，就不会在得知中央北上时问徐向前追不追击了。这也从客观上反映出九九密电中没有动武的要求。

（3）从叶剑英能够经手九九密电来看，也可以反映出九九密电没有动武的要求。张国焘不会不明白向陈昌浩、徐向前发出对中央“武力解决”的命令后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不但严重破坏了党和红军的指挥程序，而且可能导致一场自相惨杀的悲剧。既使成功了，也会把自己推向全党的对立面，在党内难以立足。如果张国焘在九九密电中有动武的命令，这是绝密事件。为了保密起见，张国焘发的电报会指令陈昌浩亲自译出，而不会出现九九密电由译电员译出，又经叶剑英之手将译出的电报交给陈昌浩这样的事情。张国焘不会不明白在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后，在红军总部中就有不少红一方面军的工作人员，像这种武力解决中央的绝密命令一旦泄露出去，张国焘不会不考虑到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这样不但武力解决中央的企图难以实现，而且还会使自己在党内斗争中身败名裂。因为这种武力解决的措施只有在对待敌人时才能使用，而在党内斗争中是绝对不能采用的。因而，我们从九九密电仍按以往电报译出，能够经在中央工作过的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之手来转交陈昌浩来分析，张国焘在这个电报中应该没有要求陈昌浩、徐向前武力解决中央的内容。

（4）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来看，也没有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九九密电的内容有个回忆：“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从电报内容中的“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来看，就已经确定了斗争的性质，是党内斗争。既然是党内斗争，就不能采取武力解决中央的措施，因为武力解决中央就脱离了党内斗争的轨道。因而我们从电报的内容看并没有武力解决中央的涵义。尽管这样，鉴于当时张国焘和中央在北上和南下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张国焘在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上的步步进逼，红一、四方面军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央政治局集体决策擅自南下，这种党内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是有随时转化为武装斗争的可能性的，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此加以警觉是必要的。我们对此还可以做出进一步分析，如果电报中有武力解决中央的内容，这是张国焘所犯的很严重的一个错误，也是中央批判张国焘的一条极为重要的证据。这就表明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采用暴力手段，想用暴力手段夺取中央权力。这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条严重的组织错误。如果电报中有武力解决中央的内容，不会不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毛泽东在发言中也不会不讲出来。至于毛泽东在发言中说的，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93]显然指得是张国焘违背中央路线，凭着自己人强马壮，擅自南下，另立中央。这与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显然不能由这句话来推测出电报中张国焘主张武力解决中央。因而我们从毛泽东在发言中回忆九九密电的内容看也没有武力解决中央的内容。

（5）张国焘判逃后，中央也未公布其在九九密电中武力解决中央的内容。如果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的会议上虽然对张国焘进行了严厉批判，但毕竟处于团结张国焘的目的，采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因而没有公布九九密电中武力解决中央的内容，那么在一九三八年春张国焘叛党后就根本不存在这一顾虑了。如果九九密电中有武力解决中央的内容，这个时候不管是处于批判张国焘的需要，还是揭露张国焘叛逃形成的原因，以达到警示教育全党的目的，中央也是不会不公布的。因为这正是对张国焘处理定性的有力证据。而我们却没有发现中央公布这个电报中有关张国焘对中央采取武力解决的内容，这就又一次说明在这个电报中没有对中央动武的内容。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张国焘九九密电中显然没有武力解决中央的内容。当然，这封电报的丢失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不少困难，甚至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以没有找到这封电报的原件为由，进而否认这封电报的存在，达到他们翻案的目的。

4、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发现九九密电后果断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现在我们来分析中央在得知张国焘给陈昌浩、徐向前发的九九密电后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原因。我们判断这一定是这封电报使中央认为争取张国焘北上已经没有可能，甚至将会面临严重危险的情况下，中央才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当时中央本来是希望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的，但在张国焘拒绝北上后，鉴于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要比红一方面军部队力量大，既使仅争取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北上，这不但有利于北上开辟一个新局面，而且也便于分化瓦解张国焘集团，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处于有利态势，因而毛泽东还是希望能够率领整个右路军北上的。但在毛泽东确知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两位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都同意南下的情况下，毛泽东无奈之下才不得不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才使中央果断做出北上的决策呢？我们分析如下：

（1）毛泽东从九九密电中判断争取张国焘北上已无可能，而且将面临严重危险。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团结张国焘北上中央已经做出重大让步：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军委委员，后又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徐向前等六人分别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但这与张国焘要求增补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为政治局委员以便控制中央政治局的要求仍然相差甚远，因而张国焘想以此来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没有达到。张国焘凭借自己在红一、四方面军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是不甘心于屈居一个服从角色的，他是要争夺中央领导权的，而且还是想采取比较合法的方式去争夺领导权。其南下主张，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其主要意图还是想以此迫使中央再次让步，以达到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我们看到，南下与北上之争，在认识分歧的背后，则是谁的主张付诸于全军实际行动就意味着谁就能在中央领导权的控制上取得了初步胜利，并取得了以后党内斗争的主导权，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争论的实质是由谁来控制中央决策权。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毛泽东通过往来电报在作了大量说服工作的情况下，张国焘在九九密电中仍然主张“南下”，并且要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说明毛泽东以往对张国焘所做出的重大让步和进行的大量说服工作最终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当时中央已经做出重大让步，但张国焘仍然反对北上，坚持南下。除非毛泽东同意张国焘取得中央控制权，否则张国焘是难以改变主张的。张国焘要为维护“南下”主张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含义是什么呢？虽然不一定是动武，但这种斗争的激化毕竟有演变成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的，毛泽东对此也是有清醒估计的。毛泽东认识到南下是绝路，是走不通的。从九九密电来看，过去争取张国焘北上所做出的妥协和让步以及对张国焘所做的大量说服工作已经不能改变张国焘南下的决定，同时张国焘还要为南下开展彻底的党内斗争，这显然会将北上南下的认识分歧推向激化。鉴于当时红一、四方面军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在这种激烈斗争的背景下，中央就被置于危险的境地。因而为了能够及时摆脱困境，迅速北上，避免不幸局面的出现，毛泽东才不得不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2）张国焘单独给陈昌浩、徐向前拍发电报这种方式，以及陈昌浩、徐向前又没有及时将九九密电报告中央，这不能不引起中央的忧虑和不安，成为中央迅速北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这个电报只是拍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而陈昌浩、徐向前又属于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部下，因而电报中张国焘的意见应该是他的真实想法，所以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叶剑英在发现九九密电中关于“南下”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内容后，才报告了毛泽东。以前张国焘拍发电报，一般重要电报台头往往以陈、徐转中央的方式。但对于像南下这样关于进军方向的重要电报，张国焘却是专门发给陈昌浩、徐向前而不转报中央，况且在电报中又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的内容，这种为了南下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所表露出的果绝态度，就不能不引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警觉。这不仅说明张国焘南下的态度已定，而且也说明张国焘为贯彻自己的南下主张开始进行有意识地活动，争取支持力量，为下一步开展党内斗争作准备。这种拍发电报的方式也客观上说明了张国焘对陈昌浩的信赖，增大了中央说服陈昌浩、徐向前一块北上的难度，从而使中央担心向陈昌浩、徐向前说明北上意图后，一旦争取不到陈昌浩、徐向前的支持，中央就难以顺利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由此我们分析，毛泽东可能认为这封电报涉及到南下这样关于全军进军方向的大事，张国焘为什么不把这个电报写上并转中央呢？把这种拍发电报的方式和电报内容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时，张国焘显然在拉自己的山头，做自己部下的工作，预先向他们交底，要他们同意南下主张，和自己保持一致，做好开展党内斗争的精神准备，为自己以后在党内斗争中处于有利态势创造条件。这不禁会引起毛泽东的深思：张国焘这什么要这样做呢？张国焘控制着左路军，而右路军中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又属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中央能够直接指挥的只有红一、三军团。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对张国焘拍发这个电报的动机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后果的深深忧虑：张国焘不经中央就直接给陈昌浩、徐向前下命令南下，他要干什么呢？既然光明正大，又为什么不报经中央呢？不报经中央，是有意为之，还是疏忽呢？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陈昌浩、徐向前收到张国焘九月八日二十二时要求右路军南下的电报后，及时报告了中央，但陈昌浩受到中央的批评。为什么受到中央批评了呢？显然不是因为陈昌浩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这个电报，而是陈昌浩收到这个电报后，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了。而九九密电陈昌浩、徐向前收到后，却直至中央九月十日凌晨北上，始终没有向中央报告，这又是为什么呢？当然，我们考虑他们也有为难之处，因为这封电报与前一封不同，不光是强调南下，而且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内容，不便于向中央展示来电，报告中央。但是不管他们主观动机如何，但在客观上却加深了中央对这件事的忧虑和不安，对中央迅速北上起了一个催化作用。由此我们判断，正是由于张国焘单独向陈昌浩、徐向前拍发九九密电的方式以及陈昌浩、徐向前收到张国焘电报后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而引起中央的忧虑和不安，就成为中央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3）陈昌浩、徐向前对南下的态度，也成为迫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又一个原因。右路军过草地后，在当时张国焘执意南下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是非常希望并极力争取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部队一道北上的。这样做不仅在将来北上开辟根据地对敌斗争中具有军事意义，而且在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中更具有政治意义。在毛儿盖会议上，陈昌浩是支持北上的，并为此还受到毛泽东的表扬。[94]在陈昌浩致张国焘的电报中指出左路军北上为上策，右路军南下为下策，如左路军不能北上，只有实行下策。[95]从他的这个电报看，他是同意北上的。但是如果张国焘执意南下，他还是会听从张国焘的命令南下的。九月八日，在拍发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七人联名电报给张国焘之前的会议上，陈昌浩在看了毛泽东等人拟的这封电报稿后说，如果左路军不能北上，可否南下？而徐向前则说对南下没有考虑成熟，当时没有表态。[96]果然陈昌浩随后在收到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张国焘决意南下的电报后，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在毛泽东获悉九九密电后，鉴于陈昌浩曾就张国焘九月八日二十二时要右路军南下电报向中央反映情况时，因为主张南下挨了中央的批评，他的南下态度已经明朗，因而毛泽东就没有再去征求陈昌浩的意见。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九月八日的会议上就南下问题没有表态，因而毛泽东还是希望争取徐向前一块北上的。毛泽东就到了徐向前的住地，征求他的意见。而徐向前却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97]既然徐向前反对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而张国焘执意南下，为避免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就只有南下。因而徐向前也是同意南下的。毛泽东见徐向前这个态度，就劝徐向前早点休息，随即离去。至此，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两位主要领导人都主张南下。毛泽东回来后说：张国焘的山头好硬。[98]然后就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现在有人可能问：为什么毛泽东不向陈昌浩、徐向前明确说明中央要马上北上呢？中央北上的意见陈昌浩、徐向前是知道的，通过刚才的分析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在明确知道陈昌浩、徐向前同意张国焘南下的意见后才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在中央北上和张国焘南下问题上，陈昌浩、徐向前最后均置中央的决策于不顾，听了张国焘的话，选择了南下的意见。毛泽东也一定考虑过，如果一旦和陈昌浩、徐向前明确说明中央要北上的意见，陈昌浩、徐向前会是什么态度呢？从当时毛泽东了解到的情况看，他们是不会跟随中央一块北上的。那么他们会不会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武力手段）阻止中央北上呢？从当时情况分析，不能排除陈昌浩、徐向前采取这种措施的可能性。就是在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也占有优势。张国焘来电要为“南下”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他们又同意张国焘的南下主张，他们有可能采取措施阻拦中央北上，因而毛泽东才不得不在没有通知他们的情况下单独率红一、三军团北上。如果毛泽东有陈昌浩、徐向前不管南下和北上都能平和对待的把握，毛泽东是会和陈昌浩、徐向前打招呼的。我们看到，在得知中央北上后，有人请示是否追击时，陈昌浩当时就是否追击中央还犹豫过。[99]毛泽东当时认为，一旦和陈昌浩、徐向前说明北上之意后，无怪乎两种结局：一种是和中央平和地分离，中央北上，他们南下；一种是采取措施反对中央北上。从当时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占有忧势，陈昌浩、徐向前同意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又是听命于张国焘的，中央指挥不动他们，而张国焘在九九密电中又主张“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因而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紧急研究后认为，还是没有把握平和地分手。同时，党内斗争又只能以正常和平地方式进行（这在彭德怀向毛泽东主张扣留人质和毛泽东对彭德怀问如果红四方面军胁迫中央南下的答复中表现出来。）[100]因而在陈昌浩、徐向前一旦反对中央北上的情况下，中央为避免发生冲突也就只有南下了。而南下在毛泽东看来是一条绝路，因而为求慎重、稳妥之计，毛泽东才不得不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由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当时中央做出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决定，是基于从张国焘拍发的九九密电来分析争取张国焘北上的可能性已经破灭，九九密电单独拍发给陈昌浩、徐向前这种方式产生的顾虑和隐忧，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又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同意南下，因而中央才不得不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

5、右路军中的红一、四方面军部队没有出现自相惨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到，在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后，在有人请示是否追击中央的情况下，尽管陈昌浩大发牢骚，红一、四方面军也产生了一些摩擦，用刘英的话说“同三十军的追兵还干了几家伙，机关枪也张了嘴。双方僵持住了，三十军也不打了。”[101]，但最终没有酿成自相惨杀的悲剧，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毛泽东的态度。毛泽东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始终坚持理性、慎重、冷静的态度，誓守党内斗争的底线。在获悉张国焘九九密电后，当时彭德怀鉴于右路军中红一、四方面军实力对比的差距，同时红一军团已经先行开拔，又不在中央驻地，为预防万一，他向毛泽东建议，为求万全之策，情急之下是否可以扣留人质，他说得人质是指在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指张国焘要南下之事。—引者注。）。并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经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压人质？毛主席想了一会，答曰：不可。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102]我们看到毛泽东反对这样做，后来又多次批评彭德怀，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搞。在中央红军北上后，尚未脱离红四方面军的警戒范围，彭德怀曾问毛泽东，如果红四方面军胁迫我们南下怎么办？毛泽东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103]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已经做好准备，如果红四方面军一旦依仗力量强大胁迫中央南下，中央也不准备和他们兵戎相见，而是同他们一同南下，期待着他们的觉悟。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危急情况下，仍然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誓守党内斗争底线，从容镇静，挥洒自如，显示了一个革命领袖的宽阔胸襟和非凡气度。毛泽东这样做，不仅避免了红军之间矛盾的升级和扩大，以致于发生自相惨杀的悲剧，同时也为以后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在获悉张国焘致陈昌浩、徐向前的九九密电后，当时之所以没有通知陈昌浩、徐向前他们，就是为了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避免红军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因而才及时脱身，迅速北上的。

我们再看张国焘的态度。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张国焘致陈昌浩、徐向前的九九密电中并没有武力解决中央的内容，在这一点上还是要对张国焘予以肯定的。正是由于张国焘在九九密电中没有这个内容，这就给陈昌浩处理中央北上这件事以回旋余地，在陈昌浩犹豫之际，徐向前说得那有红军打红军的话才起了决定性作用。因而，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我们也应该肯定徐向前、陈昌浩的作用。那么，中央红军北上后，有人请示陈昌浩是否追击时，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这是陈昌浩、徐向前就中央红军北上这件事报告张国焘以前呢，还是以后呢？我们认为，这是在报告张国焘以前。因为中央率红一、三军团是于九月十日凌晨突然北上的，当红四方面军有人发现时就迅速向陈昌浩、徐向前报告，并请示是否追击？陈昌浩拿着电话问徐向前应该怎么办？应该是他刚刚接到下面的报告，因为没有精神准备，张国焘也没有在九九密电中告诉他们如果中央不南下就武力解决，所以才转身与徐向前商量应该如何处置这件事。如果是在事先报告了张国焘，请示了处理方针，陈昌浩也就没必要问徐向前该怎么办了。鉴于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一件大事，陈昌浩、徐向前虽然在下面请示时没有让他们追击，但这不过是一个临时性的处理办法。从当时的指挥程序上看，他们也没有最终决定权，因而他们会将这件事及他们的暂时应对措施迅速报告张国焘，请示处理方针。我们看到，在九月十日凌晨中央红军北上后，张国焘很快就知道了，于九月十日凌晨四时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104]张国焘在左路军，他是怎么知道右路军中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了呢？显然是陈昌浩、徐向前等人给他发电报报告了这件事。因而这里应该也有一封张国焘就中央北上这件事给陈昌浩、徐向前的答复电，虽然我们目前没有发现张国焘在获悉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后在致陈昌浩、徐向前的电报中指示如何处理这个事件的文字记载，但我们从后来陈昌浩对中央北上最终采取“劝说”而非追击的方式则可以印证就是在中央北上后张国焘也没有要他们追击中央及红一、三军团，胁迫中央及红一、三军团南下。另外，关于陈昌浩、徐向前在中央凌晨出发后很快就发现的证据见之于杨尚昆的回忆：“这天晚上，月色很好，我按时悄悄起来，什么东西都不拿，徒步走向离村两华里的水磨房，在月光下同叶剑英和罗迈会合，知道各部门‘打粮’的队伍都已经顺利出来了。我们走了七八里地时，忽然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有十几名骑兵冲过来。我们闪在路边避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张国焘下令追赶我们的。幸亏我们没有带警卫员和马匹，不象是首长的活动，没有被骑兵注意。天色微明时，我们走进一个藏民的寨子，只见晨曦中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和彭总都等在一个打麦场上。见了我们，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可出来了，好得很，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哩！’说着，我们就往三军团的前哨阵地走去。”[105]叶剑英回忆是凌晨二时出发[106]，从刚才我们引用的杨尚昆回忆看到追兵来后，他和叶剑英躲在路边，当时天还未明。综上所述，由于我们现在尚不知道张国焘得知中央及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凌晨四时发报的具体时间，但我们可以判定至多在凌晨五时前张国焘就已经知道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的消息。凌晨五时九月中旬的草地当时天色才微明，这也就正好印证了前文杨尚昆的回忆。由于这个消息是陈昌浩、徐向前通过电报向张国焘报告的，因而陈昌浩、徐向前应该比张国焘更早地知道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件事。由此推测，在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出发不久，陈昌浩、徐向前就发现了这件事。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这件事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均未采取极端措施。据现在所发现的史料，而尤以徐向前反对的态度最为坚决。我们应该准确看待徐向前在防止红一、四方面军自相惨杀方面所起的作用。在红四方面军真正具有指挥调动权的是张国焘，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陈昌浩。后来徐向前回忆，如果当时跟着中央北上，也就是带走警卫员，陈昌浩不点头，自己没法带走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徐向前也赞赏陈昌浩听了自己的意见，说如果他执意要打，自己是阻挡不住的。[107]由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在九九密电中张国焘没有发出武力解决中央的指示，才给陈昌浩以从容解决的余地，在陈昌浩犹豫之际，徐向前岂有红军打红军的话才起了决定性作用。徐向前的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红军之所以没有发生自相惨杀的悲剧事件，中央及红一、四方面军领导人所采取的理性、慎重、克制的态度起了决定性作用。与此相比，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因为内部的分歧和矛盾，最终酿成了天京变乱。而以天京变乱为转折点，太平天国运动由盛转衰，直至最终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之所以没有发生天京变乱那样的悲剧，当然我们可以说那是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党，有马列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但也是与当时中央及红一、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保持克制、冷静、理性的态度分不开的，这也显示出我们党正在逐渐走向成熟。虽然双方的程度有所不同。在无产阶级党性方面毛泽东有高度的自觉性，甚至连为避免红一、四方面军之间出现自相惨杀的悲剧，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一同南下的考虑都有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既要北上，又不能发生自相惨杀的悲剧，毛泽东才在不通知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情况下，选择了机智的脱身方法，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自觉担当起北上的开路先锋。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关乎全局的战略性决策。我们也承认，张国焘等人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自觉性，这对避免红军之间的惨杀也起了重要作用。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最后当了叛徒，就认为张国焘这个时候就要对中央采取武力措施。尽管这个时候张国焘屡次违背党中央的决定，拥兵自重，向党闹独立性，但毕竟没有武力胁迫中央，这一点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予以注意的。采取武力胁迫中央和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当时张国焘不想投敌的话，应该说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但采取的方式不同，另立“中央”是所谓的和平方式，胁迫中央南下属于暴力方式。这两种方式的性质不同，因而会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党内斗争只能采用和平方式，坚持合法斗争，而不能采用暴力方式。如果采取暴力方式，就说明斗争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党内矛盾变为敌我矛盾。如果张国焘采取暴力方式胁迫中央南下，客观上就宣告了这种斗争已经不再具有党内斗争的性质，张国焘已经站在了全党的对立面。在张国焘没有决定叛党的情况下，这就对张国焘采取武力胁迫中央南下起到严重的制约作用，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这种作为。因而，纵观中央和张国焘的斗争，不论是斗争激烈，还是缓和，基本上没有脱离党内斗争的轨道。

通过以上我们对九九密电的考证，我们发现九九密电是确实存在的，并非像某些人说得那样因为没有在档案中见到密电的原件就认为这个电报不存在。同时，这个电报中也没有要求陈昌浩、徐向前武力解决中央的内容。鉴于这个电报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内容，叶剑英发现后立即报告中央，同时陈昌浩、徐向前却并没有像他们收到九月八日张国焘命令右路军南下电报那样及时报告中央，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警觉。经过紧急磋商后，为了能够迅速北上，也为了避免红军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因而，我们说九九密电是引发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导火线。中央及红一、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在这件事上都不同程度地保持了理性、克制的态度，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从此以后，中央率领的北上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南下红军以实际的行动来验证自己提出的主张的正确性。这种截然相反的进军方向，最终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另立“中央”是张国焘分裂主义发展的高峰

由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南下，虽然双方都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了论证，并批评对方的主张，但北上或南下的正确与错误在争辩中还是难以得到解决。判断北上或南下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只能是北上或南下的社会实践。只有北上或南下的斗争实践才能对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主张做出最终判定。张国焘之所以坚决主张南下，一是北上还是南下的认识分歧；二是对中央领导权的利益追逐。正是这种认识和利益的交织，最终驱使张国焘采取了南下的行动。这样张国焘就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了南下的成败上。如果南下顺利，打开局面，建立了筑固的根据地，那就不仅说明张国焘认识的远见和英明，而且张国焘的实力也会在南下征战过程中发展壮大，从而证明他具有领导全党的能力，为他夺取中央领导权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如果南下失败，那就不仅说明张国焘认识的肤浅，而且他违背中央政治局集体决策的组织错误也会凸显出来，那么这将对张国焘的政治生命给予致命打击。因而，南下军事胜利是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能否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张国焘的第一要务。张国焘南下后，为了鼓舞士气提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赤化四川”的口号，认真制定了南下计划，竭尽全力来贯彻执行。这时他没有保存实力的想法。他想用南下的胜利来证明自己见解的英明和富有远见，想通过南下军事上的胜利来论证其党内斗争的正确，并为夺取中央领导权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们看到，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到张国焘另立“中央”，张国焘党内斗争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想依靠雄厚的军事实力来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到九月三日为第一阶段。从芦花会议到沙窝会议，张国焘采取正常斗争方式来夺取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希望用比较平和的手段来实现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的目的。从九月四日到张国焘另立“中央”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采取正常方式夺权失败后，张国焘又不甘心于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便采用不正当的方式来夺取中央领导权。擅自南下，就是这种斗争方式的开始。张国焘想通过擅自南下，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接受他的南下方针，以此为契机通过南下的军事胜利进一步迫使中央做出妥协和让步，最终实现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张国焘造谣生事，调拨离间，瞒天过海，嫁祸中央，为他另立“中央”制造舆论氛围，直到十月五日卓木碉另立“中央”，标志着张国焘分裂主义发展到高峰。因而，张国焘另立“中央”，是他在沙窝会议争夺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不甘心于接受党中央领导，想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谋求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必然结果。我们要从逻辑上看到这两个阶段张国焘虽然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方式和策略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目的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体现了这两个阶段的必然联系。

那么，在张国焘采用正常方式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他又为什么置中央政治局集体决策于不顾，敢于擅自命令红军南下，乃至于另立“中央”呢？我们在前面就张国焘为什么要夺取中央领导权时曾做了一些分析，现在我们再做进一步分析。

（1）北上与南下红军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使张国焘认为北上红军处境艰难，难以站稳脚跟，搞出一个新局面，而南下红军力量强大，会开创一个新局面，这样党的领导权也就自然纳入他的手中。我们看到，当时中央率领的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总共才七、八千人，而张国焘率领的南下红军却有八万余人。两相对比，实力相差悬殊。以一支七、八千人的部队北上，在气侯寒冷，条件恶劣的西北地区，又有国民党胡宗南部及地方军阀西北军、东北军重兵堵截，要想搞出新局面，甚至生存下来都是困难重重。张国焘曾说：“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108]而他率领的南下红军八万余人，力量强大，红四方面军与川军交过手，张国焘自认为川军的战斗力逊于蒋介石的中央军，这次又是自己亲统大军，对四川是势在必得，比中央率领的北上红军前景要光明得多。张国焘认为，从北上南下的红军力量对比上，他占绝对优势，这种优势既是他战胜川敌，开辟根据地的决定性条件，又是他进行党内斗争，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凭借。其实，不仅张国焘对北上红军有这种考虑，就连毛泽东也在俄界会议上说要开展游击战争，先到靠近苏联的地方搞块根据地，甚至连一旦北上红军被打散到白区工作的考虑都有了。[109]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张国焘才认为中央北上前景暗淡，难以有所作为，而自己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可以开辟一个新局面的。这样党的领导权也就转移到他手中了。

（2）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绝对控制，使他确信另立“中央”会得到红四方面军的支持，起码也不会遭到激烈反对。朱德曾回忆道：“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里，成为一人独裁者。”[110]张国焘和陈昌浩是一九三一年四月被中央一起派到鄂豫皖苏区工作的。张国焘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后，为了确保自己对鄂豫皖苏区的控制，对苏区原先的干部采取拉拢、调离、打击、迫害等手段（比如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立下卓著功勋的许继慎、曾中生等人就被张国焘秘密杀害），再通过肃反及其它形式的斗争，逐渐控制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政大权，建立了家长制统治。这种统治的筑固，再加上其它的因素，使张国焘确信在另立“中央”问题上，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不会反对他。我们从张国焘决定南下后，陈昌浩、徐向前最终随张国焘南下则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证明。也正是由于张国焘这种家长制的确立，才使得张国焘这种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难以得到有力制止，最终酿成另立“中央”，南下损兵折将的悲剧。这给党和红四方面军，乃至他个人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3）在我党早期武装斗争过程中，由于各个根据地相对独立发展而导致彼此之间形成的隔阂，党对各个根据地也难以进行及时有效地指导，由此形成的山头主义的存在，是张国焘进行分裂活动的又一个重要条件。我们看到，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是在党中央方针的指导下，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包围中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各个根据地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在上海的党中央和各地之间的联系也是时断时续，根据地领导人的权力难以受到有效制约，由此产生了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由于这些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红一、四方面军之间以及红四方面军与中央之间所形成的隔阂，就被张国焘所利用，成为他调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和中央红军关系的重要条件。由于红四方面军就张国焘一个政治局委员，因而中央的方针政策其他高级干部不易各晓，同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又有意识地进行封锁消息，这样就使得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与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的关系更为淡薄，这也就为张国焘另立“中央”，煽动人们怀疑中央提供了机会。

（4）当时党中央的权威尚未形成，中央领导人又处于交替时期，这也就客观上成为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会议上，张国焘做了蛊惑人心的煽动性发言，他说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111]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当时党中央的权威尚未形成，因而中央的号令指示难以得到有效执行，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执行上。我们看到尽管陈昌浩、徐向前均认为北上为“上策”，中央的北上与徐向前的川陕甘计划也有相似之处，但在张国焘决定南下后，在中央征求他们意见时，他们最终还是表示随张国焘南下。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又特意发出让陈昌浩、徐向前尾随红一、三军团北上的指令，但遗憾地是他们还是置中央的指令于不顾，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陈昌浩、徐向前领导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及红四军、红三十军虽然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从指挥程序上他们受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但中央就随右路军行动，北上是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策，单凭张国焘一个人是无权改变中央政治局集体决策的。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出发，鉴于张国焘作为总政委不能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北上方针，党中央直接指挥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是符合组织原则的。陈昌浩、徐向前当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况且陈昌浩、徐向前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是在右路军中，并不受张国焘的直接制约，他们本来完全可以执行中央命令，随中央北上的。但是令我们遗憾地看到，他们却没有随中央北上。这也就说明不得张国焘的同意中央当时尚指挥不动红四方面军，中央的权威尚未在全党确立。虽然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张国焘也感受到了毛泽东的强大竞争压力，但毛泽东是在遵义会议后刚刚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的，自身的权威尚未形成，因而张国焘认为这是他挑战中央的良机。邓小平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112]从建党到遵义会议前先后产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由于一次又一次的错误才导致中央领导层更换频繁，因而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核心权威。党中央领导人的这种频繁变动，似乎在预示着张国焘借机跃入中央领导层，取得中央领导权，也并非异想天开的事。这进一步增强了张国焘的信心，使他认为自己也会象以前党中央领导人的更替那样，凭借自己的实力和资历成为党的领导核心。

（5）从近两三年红一、四方面军发展史的对比中，似乎为张国焘提供一种证据，成为他笼络人心，争取支持，诋毁中央，造谣惑众的利器。我们看到，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退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从长征开始时的八万多人锐减为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后，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却发展成主力红军八万多人。两相比较，容易给人一种张国焘是党内正确路线代表的感觉。当时有些人可能想，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事实不是已经说明张国焘是正确的吗？要不然红四方面军能够发展壮大吗？毕竟实践出真知，现实力量的发展最具有说服力嘛！张国焘就是以此来推销他的主张，从而获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的。当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面对红一、四方面军军事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不仅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有此想法，就是在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也存在这种认识。据聂荣臻回忆当时林彪就有这种想法。[113]如果说当时红一、四方面军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巨大差异，给人一种威慑力，而近两三年红一、四方面军发展历史的比较则容易给人一种说服力。林彪的这种态度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基于红一、四方面军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及从他们历史发展的比较中在当时产生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普遍现象的存在构成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的重要背景。中央及中央红军确实存在着错误，这种错误在当时被界定为军事路线错误，已于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但我们也要指出的是，在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及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红一方面军纵横驰骋于西南地区的高山大川之间。当时为了调敌，创造战机，争取时间，摆脱追兵，中央红军跑了不少路，疲惫至极，部队中普遍存在着不怕作战牺牲，就怕负伤生病掉队的现象。对此在红一方面军及中央内部也有分歧，会理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虽然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但是他那炉火纯青的军事指挥艺术尚未得到人们的公认进而形成他在党和红军中的权威。这样中央及中央红军内部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就为张国焘另立“中央”在客观上提供了有利条件。正是从红一、四方面军近两三年历史的比较中，才出现不少人对张国焘的行径采取了容忍和默认的态度。这就是张国焘之所以敢于专横跋扈另立“中央”的又一原因。

（6）南下红军中的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暂时对张国焘的克制、忍让态度，也是张国焘能够顺利另立“中央|的一个因素。当时南下红军中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八万余人，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才四五千人，单从力量对比上看，南下的红一方面军部队是无力制止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但张国焘既然要另立“中央”，当然不能光有红四方面军部队的高级干部组成。北上的中央领导人已被他“开除”，因而为装点门面，他也要拉拢南下的红一方面军领导干部进入他的“中央”，当时朱德、刘伯承及五、九军团领导人就成为他工作的对象。朱德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中革军委主席，兼任红军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德高望重。刘伯承是红军总参谋长，有名的军事家，因而他们就成为张国焘工作中的重点。在张国焘另立“中央”问题上，朱德、刘伯承虽然均持反对态度，但他们的名字也被列入张国焘的“中央”名单中，他们也参加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会议。当时南下红军中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干部战士反映激烈，要单独北上找中央去，甚至不惜和张国焘干一仗。朱德回忆道：“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快的。”[114]朱德、刘伯承从当时的形势及实力对比出发，以大局为重，认为和张国焘不宜采取激烈斗争方式，因为那样可能导致关系破裂，同时也失去了以后作张国焘工作的条件。因而，一时的气愤，情绪的表达均与事无补，反而会造成以后工作的困难。朱德和刘伯承认为，从革命大局出发，和张国焘的关系不能破裂，要留待以后时机成熟时，再作张国焘的工作，使南下与北上的红军会师，红军重合一家。他们又以刘敌的悲剧劝说这些干部不要蛮干，暂且忍耐一下，留待时机成熟，再作计较。[115]如果朱德、刘伯承当时采取一种激烈的态度，坚决反对张国焘南下和另立“中央”，明确表示将率领南下红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北上寻找中央，甚至不惜与张国焘决裂，这当然会对张国焘起到一种牵制作用，使张国焘有所顾忌，不敢走得太远。但如果这样做，可能和张国焘闹翻，甚至会导致红军自相惨杀的悲剧。既使能够和平分手，也会失去以后争取张国焘北上的机会，对以后红军的重新会师是不利的。如果暂时采取忍耐态度，就不致于和张国焘关系破裂，同时在以后时机适宜的时候，争取张国焘北上，实现主力红军会师，使整个红军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这对革命大局是有利的。但是朱德、刘伯承采取的这种克制、容忍的态度，也在客观上减少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阻碍因素。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导致张国焘能够另立“中央”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北上与南下红军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也有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绝对控制，又有各个根据地相对隔绝而形成的山头主义的存在，还有党中央领导人正处于交替时期，中央的权威尚未形成，再有近两三年红一、四方面军发展的对比也为张国焘客观上提供了条件，同时南下红军中红一方面军主要干部对张国焘采取克制和忍耐的态度，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所以张国焘才敢于另立“中央”。而历史也表明，在北上与南下的结果尚未知晓，从组织程序上张国焘也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就勿忙的另立“中央”则是轻率的，不明智的。我们知道，北上南下之争除了认识上的分歧以外，在争论中还有究竟由谁来把握中央决策权的涵义。由采取正常手段夺取中央决策权到最后擅自南下，另立“中央”，张国焘分裂主义发展到高峰。我们看到，除了张国焘组织上的分裂主义错误以外，南下和另立“中央”是决定张国焘政治生命的两大支柱。另立“中央”最终能否行得通，取决于南下方针的正确与否；南下方针的正确与否，又取决于南下的成效与战果。南下的成效和战果就成为检验张国焘南下政策乃至另立“中央”能否成行的试金石。如果南下失败，不仅说明南下方针错误，而且张国焘另立的“中央”最终也难以维持，这是对张国焘政治生命的双重打击，张国焘在与中央的斗争中自然也就处于下风。鉴于此，张国焘对南下是极为重视的，他想把南下的胜利作为他进行党内斗争的工具，以实现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

五、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分析

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标志着张国焘分裂主义发展到高峰。中央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虽然给予了严厉批评，但仍然将对张国焘的斗争界定为党内斗争，并向全党公开了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的南下遭到了巨大挫折，损兵折将，南下红军也由八万余人锐减为四万余人。严酷的现实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逐渐觉醒，张国焘的南下路线逐渐遭到人们的质疑，并引起人们的不满。同时，鉴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人事变动要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因而共产国际的态度也不能不成为张国焘认真考虑的一个因素。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日益临近，他们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究竟持何态度，张国焘也不能不予以考虑。这一系列的因素，使张国焘对自己成立的“中央”能否得到人们的公认逐渐动摇，并最终取消了另立的“中央”。取消了另立的“中央”，也就在客观上消除了张国焘北上的最大障碍，为北上创造了条件。下面我们就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和决定北上问题做进一步分析。

1、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基本概况。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南下和另立“中央”是决定张国焘政治生命的两大支柱。而南下能否取得胜利，开辟根据地，打开新局面则又是检验张国焘南下路线是否正确和另立“中央”能否站得住脚的重要前提，因而南下失败就不但宣告了张国焘南下路线的破产，同时也使他另立的“中央”摇摇欲坠，对张国焘造成致命的打击。在严重的损失面前，张国焘对南下红军的发展方向不得不另作考虑。

张国焘另立的“中央”并不合法，他是在夺取中央领导权失败后，想通过另立“中央”的方式弄假成真，迫使中央向他交出领导权的。张国焘之所以擅自南下和另立“中央”是建立在他认为南下正确的基础上的，同时依靠自己掌握的红四方面军的雄厚实力，自认为是可以成功的，是能够问鼎中央领导权的。而南下的重大挫折验证了其南下主张的错误，张国焘尽管嘴上不承认错误，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也不能不有所动摇，这种动摇导致他自己也对南下方针产生怀疑。南下实力的损耗，兵力的锐减，使他原先占有的力量优势在发生变化，也在不断减少他在党内斗争中的份量。在南下失利和实力损耗的情况下，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基础严重动摇。这就成为他最终取消另立“中央”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张国焘南下失利，处境窘迫的情况下，张国焘感觉到了内外的压力，认识他另立的“中央”岌岌可危。尽管张国焘在内外交困之下自己也信心不足，但是他仍在设法将他另立的“中央”维持下去，并谋求使他另立的“中央”取得正统地位，

       现在我们看看张国焘是如何首先维护自己另立“中央”的“正统”地位，然后一步一步地和中央讨价还价，直到最后取消另立“中央”的。（1）张国焘以“中央”名义向陕北中央发电报，要陕北中央称北方局，并将机构，人员名单报来，以便批准。十二月五日，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等，公开提出：“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116]（2）自己另立的“中央”与陕北中央分别改称西南局和西北局，另成立一个中央，设在白区或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管。张国焘虽然从另立的“中央”退了一步，但仍然是否认陕北中央的领导地位，这自然遭到中央的断然拒绝。张国焘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致林育英、张闻天的电报中提出解决党内统一的办法：“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但不知条件允许否？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117]这个电报表明张国焘还是不承认陕北中央。二月十四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明确指出：“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同意，组织上也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就一，自是党与革命利益，弟等一致欢迎。”“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问题，已见弟等前电所述，此外办法国际都不能同意。”[118]由这个回电可以看到，中央同意张国焘改称西南区，对他要求陕北党中央改称西北局另成立中央一事，予以断然拒绝。（3）取消另立“中央”，成立西北局，但不受陕北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同意在中央和张国焘的关系上采取变通处理，“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119]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的斡旋下，张国焘由于内外交困，不得不取消另立“中央”，成立西北局，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陕北中央呈平行关系。六月六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在报告中宣布“取消中央的名义”，成立西北局，在组织上“归于统一”，并说：“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们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形式也是可以的。”[120]（4）张国焘致电中央，接受中央领导。北上途中，张国焘于九月二十六日十二时致电中央提到了统一领导的问题，他说：“关于统一领导问题，万分重要”，“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121]这表明张国焘放弃了和陕北中央的平行关系，愿意接受中央领导。这就是张国焘从另立“中央”直到最终取消的基本过程。

从党的统一的角度看，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取消势在必行。陕北中央是正统，是经过党的会议合法选举产生的，而张国焘的“中央”是非法另立的。另一方面，陕北党中央已在陕北站稳脚跟，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陕北红军的东征西征取得了重大胜利。而张国焘南下本来就违背中央政治局集体决策，同时南下又遭到巨大挫折。再一方面，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南下，从北上和南下的对比中，更显示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远见和非凡的洞察力。相比之下，张国焘则逊色得多。由此可以看出，不论从法理上，还是从北上南下的成效以及由此显现出的政治洞察力的差异上，陕北中央比张国焘更具有代表中央的资格。当时张国焘领导的南下红军，以百丈决战为标志，由进攻转入防御。而后在川军及国民党中央军由南向北的压力下，逐步退缩，向西是荒凉偏僻的落后地区，向东则有重兵把守，这样当时面临的敌情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也迫使他们要向北发展，通过向北发展来摆脱困境，因而张国焘只有向北转移才比较适宜。中央也给他们提出北上陕甘、就地发展和南下云贵川三个对策，[122]他们研究后也认为向北转移为上策。这样我们就看到，张国焘南下失败，使他另立的“中央”严重动摇，而当时发展生存的需要，又要求他率军北上。要向北发展，必然要和陕北中央发生关系， 张国焘在维持另立“中央”的情况下，是难以北上与陕北中央进行联系的。因而，取消另立“中央”，是他消除北上障碍，缓和与中央矛盾的必然要求，从这个角度上说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势在必行。

2、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

张国焘擅自南下，直至另立“中央”，将分裂活动发展到高峰。但最终却不得不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这又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就这个问题再进一步做出分析。

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之一：中共中央坚持正确和灵活的政策，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这对于缓和矛盾，促使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争取张国焘北上起了重要作用。我们看到，在中央获悉张国焘九九密电后，决定连夜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但当李特等人追来“劝说”中央南下的时候，毛泽东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且说：相信他们一年后一定会回来的。在俄界会议上，当有人提出要开出张国焘的党籍时，毛泽东表示反对。同时，在中央发给徐向前、陈昌浩及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仍称张国焘为总政委，对他的职务也没有撤销。在俄界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仅发到中央委员一级，当时没有向全党公布。在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撤销他的职务，而只是对他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在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调停的时候，毛泽东甚至还同意张国焘领导的南下红军暂时和中央发行平行关系，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共中央在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始终没有对张国焘采取组织处理，这就为争取张国焘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注意到，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中央又给张国焘去电，严厉批评张国焘，在张国焘仍然坚持其错误，拒绝取消另立“中央”时，才向全党公布俄界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123]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在坚持原则的同时，采取了克制、忍让的态度，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始终从大局出发，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持原则的坚持性，就是要维护中央领导地位和权威，这是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基础。比如在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调解期间，当张国焘提出他另立的“中央”与陕北中央同时取消，而另组建一个中央时，中央给予断然拒绝。[124]坚持策略的灵活性，有利于缓和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分化张国焘集团，以待时机成熟，争取张国焘北上。中央始终和张国焘保持联系的渠道，并没有因为张国焘擅自南下和另立“中央”就和张国焘断绝关系，将张国焘视为叛逆，而是始终向张国焘畅开大门，不断批评教育张国焘，争取张国焘。如前所述，为争取张国焘，中央甚至还做出重大让步，同意张国焘和中央发生平行关系，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到陕北后，中央还一度使用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对外发表声明与文告，张闻天在致张国焘电报中有时还使用北局的名义。[125]实践证明中共中央的这一斗争策略是有成效的。由此看来，中共中央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没有采取尖锐激烈的态度，而是从大局出发，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矛盾激化，创造条件，以待时机成熟，争取张国焘北上。从对张国焘斗争中采取的策略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在走上成熟。我们看到，如果在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的时候，撤销他的职务，开除他的党籍，那么中央与张国焘的关系就会走向破裂，这对于争取张国焘是不利的。国为这不是张国焘一个人，他还统率着几万红军，这在当时是党内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如何能够将这支力量争取过来，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这对于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因而对张国焘的处理要放在如何才能有利于争取这支武装力量的高度来认识，这也就成为对张国焘问题处理的主要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慎重的，理智的，也是深谋远虑的。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始终坚持党内斗争的方针，既坚持原则，又策略灵活，没有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关系恶化的措施，而是小心翼翼地处理张国焘事件，力求争取张国焘。这就成为促使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能够北上的一个重要条件。

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之二：南下失利不仅使南下红军遭到严重损失，标志着张国焘南下政策的破产，而且也是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致命一击。这大大降低了张国焘的声望，使张国焘在与中央的斗争中越来越被动，成为他取消另立“中央”和能够北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国焘南下失利究其原因是建立在他对川军誓保成都平原的决心及敌我力量对比错误判断基础上的。他对川军的战斗力及誓保成都平原的决心估计不足，由此产生为夺取四川军阀“生命线”而引起川军与南下红军决战力量对比判断上的失误。当时南下红军虽有八万余人，但久经转战，已是疲惫之师，没有根据地，补给困难。而川军粮弹充足，补给便捷，以逸待劳，凭险据守，誓保成都平原，在兵力对比上红军并不占优势，而要占领川军视为“生命线”的成都平原，必然会引发川军与红军的生死决战，在这种情况下决战红军尚无取胜的把握。当时关于南下红军的作战方向，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产生不同意见，但最终张国焘听从了陈昌浩、徐向前的意见。[126]这两种不同意见反映出南下红军面临两难选择：向东打攻击川军“生命线”，必然会引发与川军决战，而当时南下红军尚未有与川军决战的能力。向西打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农牧区，困守一隅，红军就难以获得补充和发展，长此以往，坐以待困，不断消弱，最终会被消灭。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南下失利以及他和陈昌浩、徐向前在南下进军方向上产生的分歧就是建立在这种错误判断基础上的。这样张国焘南下的弊端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我们也注意到，张国焘一开始南下，由于四川军阀没有料到红军会掉头南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因而张国焘南下初期进展顺利。但在争夺成都平原富庶地区的时候，在国民党中央军的支持下，川军拚命与红军决战。百丈决战，虽然红军歼敌一万五千人，但自身也伤亡近万，南下红军由进攻转入防御，逐渐处于被动地位。川军与国民党中央军对南下红军采取向北进攻态势，要把南下红军挤出四川。临近冬季，大雪封山，粮食紧张，物资匮乏。严寒的气候，险恶的地理环境，与日益逼近的敌情，使南下红军处境艰难。当时又是在农牧区，位于少数民族区域，人口稀少，扩红困难，难以得到有效补充。红军处于流动作战，始终打不开局面，无法建立根据地，兵力也由八万余人锐减为四万余人。这种窘境，在不断验证着南下主张的错误。由于南下没有能够开辟根据地，打开局面，获得栖息之地。南下红军非但没有发展壮大，反而损兵折将，减员过半，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敌军进逼下，红军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而北上则是摆脱生存危机的一线希望。因而为求生存，张国焘才不得不选择北上。应该说，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是张国焘不得已的选择，而其决定点则是南下的失败。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张国焘是在违背中央政治局集体决策的情况下擅自南下的，他主张南下，是建立在他认为南下能够打开局面，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的。南下胜利是张国焘另立“中央”能否站得住脚的重要前提。张国焘南下征战的失利击碎了他“赤化四川”的幻想，宣告了张国焘南下政策的破产，导致他另立中央”的前提也不复存在，打破了他另立“中央”的美梦，张国焘的政治生命也由此遭受重创。这不仅说明张国焘在关于党和红军发展方面判断的错误和短视，而且张国焘的力量也因此遭受巨大损失，这严重挫伤了张国焘的锐气。张国焘南下的困窘与中央在陕北朝气蓬勃开展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央高举抗日的大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面临难得的契机，两相比较，张国焘与中央在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在稍稍地发生变化，这不能不使张国焘面临更大的压力。张国焘当然认识到，南下成败对他另立“中央”能否成功起着关健性的作用。如果张国焘南下顺利，进展迅速，打开了局面，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像在川陕根据地一样，红军力量发展壮大，那么就会对张国焘开展的党内斗争予以强有力的配合。因为这不仅说明张国焘政治上的英明与远见，而且张国焘力量壮大后就不仅在实力上，而且在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领导能力上更有资本挑战中央，张国焘另立“中央”也就向着成功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张国焘南下失利与党中央北上陕北蓬勃发展的局面以及由此对南下红军形成的吸引力，就不但说明了党中央在政治上的正确与英明，在关于形势发展上的深刻洞察力和统揽全局的能力，而且在双方军事实力对比方面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这最终会对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产生重要作用。

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之三：共产国际支持陕北中央，不支持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在这个原则下，又采取灵活变通之法，暂时让张国焘领导的红军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也是导致张国焘最终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一个重要条件。按照第三国际的组织程序，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组织，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受它领导。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直到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主要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人事变动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能有效。鉴于苏联在共产国际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因而共产国际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实际就是苏联的态度。不论从历史或现实出发，还是在组织程序上，共产国际决定着中共发展的方向。因而张国焘另立“中央”能否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就成为他另立“中央”能否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我们看到，陕北的中央毕竟是在党的会议上经过选举合法产生的，按党章要求就应该处于合法地位。况且陕北中央的张闻天、博古等人当年不但在苏联学习过，过去是王明集团的成员，又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周恩来长期在党内高层工作，在当时也是有名望的领导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斗争的贡献与影响在共产国际也是赫赫有名。同时，陕北中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指示，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北上抗日，也是和共产国际的主张一致的。鉴于此，共产国际支持陕北中央是必然的。张浩回到陕北后，毛泽东委托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调停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鉴于张浩的特殊身份，他自身又没有参加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由他来进行调解就显得客观公正，张国焘也易于接受。在调解过程中，毛泽东在坚持党中央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对张国焘可以让步到不受中央指挥，同意张国焘领导的红军可以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央暂时呈平行关系。[127]张国焘长期在中央工作，他自然明白共产国际在中共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清楚共产国际的支持对他另立“中央”能否成功的重要性。张国焘在南下遭受巨大挫折，面对陕北中央的严厉批评，南下红军中红一方面军干部战士的强烈反对，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也对南下的正确性发生质疑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就几乎成为张国焘能够获得支持，扭转被动局面的唯一指望了。从共产国际的角度来看，对于中共内部发生的矛盾与分歧，它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来介入的。调解的目的就是使两支主力红军会师，凝聚成一股力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既不能否认陕北中央的正统地位，又要给张国焘留下转辕的余地。这就是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改称西南局，可暂时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于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予以搁置，留待七大解决。我们应该承认，共产国际明确表示支持陕北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在这个原则基础上，共产国际代表张浩采取变通之法暂时让张国焘领导的红军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是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共产国际之所以能够起到这样大的作用，归根到底是由于共产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威和从历史与现实方面中对中共的巨大影响所致。当然这也是张国焘十分在意共产国际态度的原因。

张国焘能够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之四：是南下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等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斗争，也由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觉醒，这成为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一个内部因素。在张国焘南下和另立“中央”问题上，如果仅凭革命热情，感情用事，而不讲究斗争策略和方式，就会发生“左”派幼稚病，结果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搞僵，乃至出现破裂。当时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方式，这不能凭一厢情愿，主观冲动，而是考虑如何做才能对革命大局有利，有利于促进南下和北上红军的团结，直至最后会师。当时朱德、刘伯承有两种选择方式：一是由此和张国焘决裂，率领红一方面军部队北上寻找中央，这样势必会造成和张国焘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既便能够顺利脱身，但鉴于已经和张国焘关系恶化，也就无法在时机成熟时做张国焘转化的工作。这样也就难以使张国焘率领的这支当时党内最强大的武装力量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如果不能顺利脱身，那么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在张国焘的强迫下，继续跟随张国焘南下。这样就和张国焘关系搞僵了，互相信任感没有了，以后也就不好再做张国焘的工作了，于大局不利。或者酿成红军自相惨杀的悲剧，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二是暂时忍耐，以待时机成熟，再做张国焘的工作，使南下红军重新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因而朱德、刘伯承等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留了下来，而没有立即北上去找中央。在张国焘南下初期，他们虽然对张国焘另立“中央”表示反对，但持一种克制、忍让态度，采取以沉默代替抗争的方式，而不去和张国焘激烈争执，避免和张国焘直接发生正面冲突，乃至于撕破脸皮，导致关系破裂。而是等待时机成熟再做张国焘的转化工作，使南下和北上红军重新凝聚起来。当时南下红军中不少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反映强烈，朱德、刘伯承还做了不少说服工作，避免因矛盾激化出现南下红军自相惨杀的局面。[128]朱德和刘伯承认为在南下初期，张国焘主张南下和另立“中央”在兴头上，做工作的时机不成熟，留待以后时机成熟时再做张国焘的工作。这种时机成熟表现在张国焘南下失利，处境艰难，而北上红军已在陕北站稳脚跟，同时共产国际出面调解中央和张国焘的矛盾，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在南下失利的情况下也在不断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刘伯承开始加大对张国焘工作的力度，以此来促使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和推动他北上。张国焘南下和另立“中央”是建立在红四方面军支持上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通过南下红军的严重失利，逐渐认识到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同时对张国焘另立“中央”也产生质疑，因而开始觉醒。应该说，许多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并不清楚在北上与南下问题上中央与张国焘争论的详细情况及分歧的原因，就连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当时也没有弄明白。[129]他们之所以同意南下，就是因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施行家长制领导，形成了稳固的统治地位，因而导致人们盲从所至。同时也与红四方面军当时就张国焘一个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又有意识地在红四方面军封锁中央消息，使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难以确切了解中央关于北上的决策有关。徐向前说正是南下的曲折才使他认识到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130]对当时张国焘另立“中央”，徐向前说：“我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也很痛心。拥护吧，没有多少道理，原来就有党中央，这边又成立一个，算什么名堂？但自己有些事还没想清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头一回遇到如此严重的党内斗争，左右为难，只好持沉默态度。会后，张国焘找我谈话，我表示不赞成这种作法。我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既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我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可收拾。张国焘呢？大言论惭地以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的事例为自己辩解，根本听不进我的劝告。”[131]由此看来，南下的失利，使徐向前认识到北上的正确，同时他对另立“中央”本来就持保留态度。徐向前在这个问题上后来转变过来了。陈昌浩是同张国焘一同被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的，也是张国焘主张南下和另立“中央”的坚定支持者。在南下严酷的现实面前，陈昌浩也转变过来了。陈昌浩的转变是对张国焘的一个重大打击。[132]后来陈昌浩还在北上问题上与张国焘产生了尖锐的矛盾。[133]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作为红四方面军具体负责政治和军事事务的陈昌浩、徐向前的转变，同时在他们影响下红四方面军一批高级干部对南下和另立“中央”的认识转化，就使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就坚持南下和另立“中央”问题上出现动摇，这就对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之五：红二、六军团与南下红军会师后，这两个军团的领导人与南下红军中反对张国焘南下和另立“中央”的指战员一起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为推动张国焘北上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红二、六军团虽然人数不多，力量不大，但也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红六军团是长征前夕作为探路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前往湘西的，原先属于红一方面军序列。红二、六军团中，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贺龙当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也是一位重要领导人。在党和红军中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一支重要力量。因而能否争取到这支力量的支持，这对张国焘争取另立“中央”的合法化会起到重要作用。因而，南下红军和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张国焘就向红二、六军团送材料，找主要领导干部谈话，做了不少争取工作，争取红二、六军团站在他这一边。张国焘还企图改组和分化红二、六军团。就在红二军团到达甘孜的当晚，张国焘在同任弼时谈话时提出，要任弼时离开红二、六军团，另派政治委员，并提出调换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被任弼时顶了回去。他还企图拉拢王震，分化红二、六军团。王震后来回忆说：“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在甘孜休息时，张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他那个军阀主义呀，简直不像话。”张国焘还企图召开党的会议，利用组织手段，使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支持他的主张。贺龙回忆说：“在甘孜，我们和张（国焘）、朱（德）、刘（伯承）见面时，张国焘要开党的会议，任弼时就向他提出，报告哪个作！有了争论，结论怎么作？把张顶了回去，党的会议没有开成。”张国焘又提出召开两军干部联席会议，任弼时又顶了回去。后来，任弼时在一九三七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说：“我敢说，那时如果召集那样的会，那么争取四方面军的进步干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反对这会议的召集，因为造成上层的对立将要使工作更困难。但国焘就非开这会议不可。我就说：‘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国焘才吓倒，再不召集这会议了。”[134]当时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的联系中断，而张国焘利用自己担任红军总政委的有利条件，独自控制着与红二、六军团的联系渠道，拒绝中央直接与红二、六军团联系，这就致使中央一时不能与红二、六军团勾通联系，难以及时向红二、六军团下发指示和通报情况。因而对这支力量在张国焘南下和另立“中央”问题上的态度，中央一时也没有把握。中央处于防止张国焘拉拢红二、六军团的考虑，暂时对红二、六军团与南下红军会师持消极态度。因而，南下红军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师，是朱德、刘伯承等人争取来的。后来朱德回忆说：“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早想你们早点过来好”。“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 “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 [135]朱德、刘伯承认识到，南下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可以争取红二、六军团领导干部的支持，团结红四方面军已经觉醒的领导干部，做好张国焘的转化工作。朱德、刘伯承积极争取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向他们宣传中央北上主张，介绍中央北上与张国焘南下分歧的来龙去脉，也谈了他们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看法，争取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和他们一起来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贺龙与张国焘过去在南昌起义时就打过交道，彼此熟悉，贺龙向张国焘要枪粮子弹，要来了三十二军，并警告张国焘莫讲不利于团结的话。贺龙对张国焘软硬兼施，使张国焘在分裂的道路上也不敢走得太远。后来毛泽东多次说贺龙对党忠诚。任弼时下令将张国焘送来的攻击中央的材料销毁，不得下发部队。他亲自找红一、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详细了解情况，做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工作，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又向张国焘要来了密码本，直接和中央勾通了联系。红二、六军团虽然力量不大，但是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也是在党和红军中具有声望和重要影响力的领导人，他们配合南下红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朱德和刘伯承等人一块做张国焘的工作，毕竟对张国焘产生了一定的威慑力，使张国焘不能不有所顾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他的分裂行为有所收敛，推动他向会师的方向转变。我们看到，张国焘最终没有能够将红二、六军团拉过去。这当然是与红二、六军团主要领导人在了解了中央和张国焘分歧的具体情况后，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的坚定立场所致，也是与朱德、刘伯承等人的艰苦工作分不开的。同时此时的张国焘毕竟不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张国焘了，南下惨重的损失，另立“中央”造成党内分裂给他的声望和威信所带来的严重影响，实际上降低了他在争取红二、六军团支持方面的资格和份量，在和中央的对峙中逐渐处于下风。如果张国焘控制了红二、六军团，就意谓着不仅是他的政治势力的扩张，同时也是他军事势力的扩张，凭他当时拥有的地位和掌握的实力，仍有和中央对抗的资本，还可以和中央讨价还价，其码也可以寻找一条折衷方案，而不致于在党内斗争中输得精光。由此我们看到，当时红二、六军团在斗争中坚定站在中央一边，而没有被张国焘拉过去，这对于推动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起到了重大作用。

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之六：张国焘当时尚未决定叛党，还有一定的大局意识。他对当时进行的党内斗争还抱有希望，试图利用北上的时机再发展实力，扭转自己在党内斗争中的被动状态，以争取党内斗争的有利态势。张国焘擅自南下，另立“中央”，分裂党，这当然是严重的错误。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还具有一定的革命观念和大局意识，这从九九密电中他没有提出武力解决问题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也可以从张国焘在西北局会议上服从多数人意见决定北上中反映出来。[136]我们也要看到张国焘毕竟没有率领南下红军投靠国民党，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张国焘叛变了，就说他个时候就想叛变投敌。有人可能问，两年后张国焘只身叛逃，投靠国民党，这个时候张国焘到底有没有叛逃的意向呢？他当时尚统率着几万红军，如果投靠国民党，送上一份厚礼，不是会比他单身投靠更能够在国民党内为自身谋取一个好的差事吗？我们经过分析认为当时张国焘尚未有投敌的意向。我们看到，如果要南下和另立“中央”张国焘还可以煽动、蒙蔽南下红军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获得他们的支持，使自己能够顺利南下，另立的“中央”也暂时得以维持下去。如果张国焘当时要叛变投敌，南下红军中的红一方面军固不待说，就他自认为统治巩固的红四方面军，他也没有把握获得这个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支持，弄不好会身败名裂。正是这些制约因素，才使张国焘就是有此意向，也难以成行。同时，从他当时也尚有一定的实力以及在北上过程中他还想趁机扩充实力，以便增强他在党内斗争中的态势来分析，张国焘当时应该尚未有投敌之意向。至于张国焘一九三八年春的叛逃，是张国焘在政治和军事斗争失败后，自己又不愿正视乃至承认、接受失败，这种矛盾心理作用的必然结果。当然也与张国焘没有树立彻底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个人风头主义严重密切相关。这是我们在评价张国焘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作为一位在党内高层长期工作的领导人，张国焘当然意识到自己擅自南下和另立“中央”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他对此也有必要的心理准备。他在北上途中和陈昌浩发生激烈争论以后，流着泪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137]同时在南下失利后，他不甘心于认输，他还掌握着四、五万的红军，与陕北红军相比仍然占优势，具有北上打开新局面的实力，他想在北上过程中开辟一个新的局面。只要有了立足地，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壮大了，仍然可以在党内争得一席之地，从而扭转自己在党内斗争中已经出现的不利局面，去争取有利的斗争态势。这样不但可以有效地化解因过去所犯错误给他造成的困难和不利影响，还可以和中央平分秋色。我们看到，张国焘在北上过程中，又主张西征，其实就是抱着这个想法。当然，这次西征由于境况不利而没有能够成行吧了。[138]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张国焘当时对党内斗争还抱有希望，他掌握的武装力量还有可能在北上过程中打出一个新的局面，为他在党内斗争中争取一个有利的态势，同时他还有一定的大局意识，尚未有叛党的意向。取消伪中央是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为争取主动而采取的一个具体措施。这就构成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是复杂的。在这些因素中，中共中央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张国焘南下失利，使他另立的中央失去了依托地，也说明南下道路走不通；共产国际利用国际权威，居中调停，不但有效遏至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而且还得以化解张国焘和中央的分歧与矛盾；南下红军中以朱德、刘伯承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长期斗争以及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逐渐觉醒，是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内在动力；红二、六军团与南下红军会师后，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争取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与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干部共同制约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成为推动北上的一个有利因素；张国焘尚有一定的大局关念，对北上还抱有某种希望，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他另立“中央”和北上的心理障碍。这样我们看到，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最后导致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能够北上。红军三大主力最终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了。

六、毛泽东和张国焘政治智慧与斗争策略的比较

张国焘是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而毛泽东毕业于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后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他们都曾参加过中共一大，是建党初期的风云人物。比较而言，从中共一大到遵义会议，总的来说，张国焘要比毛泽东在中央担任的职务高，任职的时间长，是一位在中央高层长期工作的领导人，况且他又到苏联学习过。毛泽东放弃了出国留学或勤工俭学的机会，扎根于中国基层，以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己任。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拒绝了当时党的领导人要他到上海中央工作的建议，而是亲赴斗争第一线，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随后带着起义军上了井冈山。毛泽东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大胆实践，率先垂范，敢于创新，建立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方面，毛泽东始终走在全党的最前列。他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为上海的党中央迁往瑞金提供了适宜的场所。这也为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也正是张国焘难以望其项背的。长征期间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当时红一方面军才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多人，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红四方面军占绝对优势。但是经过一年的斗争，最终以军事上占有优势的张国焘的失败而告终。在斗争中毛泽东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而张国焘则显得冒失、莽撞，草率行事，做事没有章法，和毛泽东相比要逊色得多，而这最终成为导致他们斗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在斗争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是慎重的，理智的，讲究策略的。当然，我们在客观上也应该承认在斗争中张国焘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理性和克制态度。而这则是由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所决定，并从实质上也反映出党在不断地走向成熟。现在我们就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政治智慧和斗争策略进行比较性分析。

（1）对中国政治形势、北上南下所遇到的敌我力量对比及革命重心认识的不同，是毛泽东和张国焘产生北上和南下分歧的根源，并由此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针。这两种方针实践结果的强烈反差，对他们两人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迥然不同的影响。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剧侵华，以华北事变为标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只有北上，才能高举抗日的大旗，承担起民族战争的领导重任，同时这也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北上和南下所遇到的敌我力量对比因素也是制定北上方针的一个重要因素。西北地区，敌人派系繁杂，力量薄弱，同时又靠近苏联，便于打通国际联系，因而就是要北上。而在西南地区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川军协作扼制南下红军，将会给南下红军带来重重困难。南下，如果局限于西南偏僻地区，则没有发展前途。如果要夺取四川富庶地区，就势必要和川军决战，而当时就红军的实力是难以进行决战的。红军要东进，而不能西退，也是基于这一原因。红军要到经济条件较好，人口较多的东部地区才能得到补充和发展。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因而只有东进，才能高举抗日的大旗发展壮大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西退，则处于西部偏僻地带，脱离中国中心地区，不但难以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对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围剿，中国革命的重心正在从南向北转移，因而北上方针正是在适应中国革命重心转移这一战略要求的情况下做出的。基于此，毛泽东才主张北上东进，反对南下西退。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正是基于对日本侵略引起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北上南下所可能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的不同以及革命重心的转移等多种因素进行科学分析后，才做出北上东进这一战略方针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形势变化的情况下从自己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现实要求出发而确立的战略方针政策。而张国焘的西退南下方针，却与此相反，他没有从战略视野上来分析日本侵华给中国政治形势带来的变化以及由此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带来的发展要求与机遇，同时他对红军北上与南下所遇到的敌我力量对比的判断，特别是川军誓守成都平原等四川富庶之地决心的判断存在重大失误，他也没有认识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由北往南）和国民党“围剿”追击（由南往北）而带来的革命重心的变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才出现了张国焘要求南下反对北上的行为。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错误，才导致张国焘南下的严重失利，使他掌握的军事力量遭受巨大损失，并给他在党内斗争中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成为导致他党内斗争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对张国焘南下作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既使张国焘南下取得了胜利，也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因为一旦日本全面侵华，国共两党必然要合作抗日，这样就不可能再打内战了。国民政府全面抗战开始后，基于后来正面战场抗战的失败，为准备持久抗战，要将全部力量移往大西南，云贵川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大后方。而在抗战期间，基于共同抗战的需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是不可能到国统区去发展根据地的，也就是说既使张国焘在南下作战中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打开了局面，发展壮大了力量，鉴于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领导的力量向西南地区转移，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三省成为国民党的后方，国共两党共同聚集于西南地区，这就使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没有发展的空间，从而使它的发展受到巨大限制，因而难以在西南地区发展壮大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大小直接决定着我党在中国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直接影响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因而我们说张国焘南下既使没有失败，也是没有发展前途的。而北上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情况下，大片国土沦陷，国民党军队仓皇退却，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挺进敌后，在西北、华北、华东、华中等广大地区建立根据地，承担起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重任，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从抗战前的三、四万人发展到抗战结束时的一百多万正规军，二百万民兵，十九个解放区，同时抗战结束后及是向东北进军，为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北上和南下，并不仅仅是一个进军方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发展的路线斗争，这种斗争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影响到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通过毛泽东与张国焘北上与南下主张的比较，我们看到毛泽东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政治远见，而张国焘则视野狭小，局限于一时之得失。北上后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和南下的失利就是对这两种主张的实践证明。

（2）对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不同态度，直接关系到党的团结与统一，也会造成党内斗争中力量对比的变化，折射出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斗争策略的差异，并反映出他们政治智慧的高低，对这场斗争的结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错误的军事路线所致，而肯定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当有人将批判引向政治路线时，毛泽东及时予以制止，从而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毛泽东不论是在遵义会议上还是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都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没有认识到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关健是毛泽东意识到当时纠正中央政治路线的时机尚不成熟，过早地提出这个问题对革命事业的发展是无益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革命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不能不使毛泽东对中央的政治路线发生怀疑，并进而认识到这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 。当时的问题不在于中央的政治路线有没有错误，而在于当时全党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到了这种错误，在全党批判乃至纠正这条错误政治路线的时机是否成熟？过早地发动批判只能导致内部矛盾丛生，影响团结，甚至会造成党的涣散和分裂，严重消弱党的战斗力，不利于开展对敌斗争。同时，对错误政治路线的批判要充分搜集材料，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在反复对比，深入思考，经过讨论，进行思想交锋的情况下，才能取得实际成效。这就要有充分的时间，稳定的环境，而在长征期间，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况且当时不少领导同志也没有认识到政治路线的错误，因而不适宜于开展对政治路线的批判。正是由此出发，毛泽东才在已经认识到当时政治路线错误的情况下，仍然公开肯定政治路线的正确。而张国焘对中央政治路线显然是另一种态度。按照党中央人事变动的传统，他否定了中央的政治路线，也就否定了当时中央领导人的领导地位，就为他掌握中央领导权奠定了基础。而这种关于中央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争论实质上是关系到由谁来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斗争。这是中央同张国焘进行斗争和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重要手段。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张国焘这个时候说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是别有用心的。他的主要意图还不是帮助中央纠正错误，而是以指出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为借口，进而改组中央，夺取中央领导权。因而这个时候，中央之所以重申政治路线正确，是另有一番深意的。当时的中央包括曾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他们认识政治路线错误尚须时间，因而批判政治路线错误的时机不成熟。这个时候肯定政治路线正确，就有利于团结当时中央同志，特别是曾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以便于共同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同时也可以剥夺张国焘挑战中央的借口，维护中央的权威和领导地位。而张国焘强调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要求讨论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就将矛头指向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央其他领导人，就会客观上使毛泽东和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包括曾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这样无形中张国焘就扩大并增强了他的对立面，使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行动遇到更大的阻力。虽然张国焘也进行了一些活动，但总的来看没有什么成效。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虽然与当时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矛盾，但这种矛盾在遵义会议强调政治路线正确的情况下已经得到妥善解决。中央和张国焘有矛盾，鉴于遵义会议已经将中央内部矛盾予以妥善解决，同时张国焘是要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因而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要远远大于中央内部的矛盾。因而，在这场斗争中，在党内具有相当影响的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除了张国焘挑战中央必然遭到他们的反对这一因素外，张国焘提出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反而会更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张国焘的反对意识。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发生的，遵义会议才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提出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也就在客观上将打击的矛头更多地指向了在中央曾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从而也就更坚定了他们支持毛泽东的决心。由此看来，以张国焘否定中央政治路线引发的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就在党内使张国焘逐渐陷于孤立，这也就显示出张国焘斗争策略的不成熟，并进而对张国焘以后的斗争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3）围绕执行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毛泽东与张国焘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这种斗争表现了他们策略水平的高低，并进而反映出他们政治智慧上的差异，对造成他们在党内斗争中的成败产生了重要影响。两河口会议决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在张国焘拥兵自重，又主张南下的情况下，关健是如何才能让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与中央一同北上执行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方针。毛泽东在这里处于两难选择：为争取张国焘北上，就要对张国焘尽量作一些让步，但又不能让张国焘控制党和红军的领导权；而张国焘的目的就是只有控制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才执行北上方针。我们在这里把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分为三个阶段：①从两河口会议到沙窝会议，在张国焘以拖延北上为手段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方面对张国焘做了重大让步，让步的底线就是保证中央掌握党和红军的决策权。②毛儿盖会议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拖着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北上。当时毛泽东同意红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当然一方面是尊重张国焘的意见，以利于缓和与张国焘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想以此来带动张国焘北上。在沙窝会议上张国焘攫取中央领导权失败后，张国焘才又重提南下西退主张，对北上犹豫动摇的态度加剧，这表现在他对北上迟迟没有动作，在中央及右路军的催促下才命令左路军进入草地。这个时候毛泽东通过毛儿盖会议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带动张国焘北上。以前是催促张国焘率军北上，这次不但催促张国焘率军北上，而且在红军兵分两路的情况下，中央利用在右路军的有利条件，主动采取措施，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通过右路军来带动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也就是拖着张国焘北上。杨尚昆回忆：“沙窝会议后，我被调离三军团，到陈昌浩为主任的总政治部去当副主任。临走时，毛主席对我说：‘你本来就是总政治部副主任，调你去，顺理成章；你和陈昌浩又是中山大学的同学，有点老关系。’在中山大学时，陈昌浩还是共青团员，我当支部局委员，他是团支部委员。毛主席还叮嘱说：‘你到那里，要强调一个韧字。’‘你要做拉不断，扯不折的牛皮糖，软不啦叽地富有弹性；切记不要当玻璃，一敲就碎，一碰就破裂，那样就不好工作啦！’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我向接替我职务的李富春同志交待了工作，使带着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时的100多干部，到陈昌浩那里去报到，其中包括陆定一、李弼庭、徐梦秋等，秘书长是肖向荣。这时，红军实际上有两个政治部，一个是陈昌浩当主任的总政治部，一个是傅钟当主任的前敌政治部。两个政治部机构重叠，又住在一起，过草地也随右路军走在一起。只是陈昌浩不理我们，我这个‘牛皮糠’就天天到陈昌浩那里去坐坐，一是了解一点动向，二是搞点烟抽。”[139]从杨尚昆的这个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所采取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③中央果断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张国焘置中央政治局的北上方针于不顾，以总政委的名义擅自命令红军南下。鉴于右路军在毛儿盖会议后变为北上主力，成为北上先锋，处于向北突出的位置，这就为中央果断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毛泽东率领红一、三军团机智地脱身而去，继续北上。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执行北上方针方面是坚定的。他在保持中央决策权的前提下，采取主动措施，力争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因为毛泽东认识到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南下是绝路；只有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一块北上，才能够创建川陕甘苏区，迅速打开局面。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策略：让步以推动张国焘北上；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以带动拖着张国焘北上；在张国焘决定“南下”而且表示为“南下”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后，中央才暂时放弃争取张国焘的努力，不得不果断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张国焘南下，从党内斗争来说是不合法的，因为南下违背了中央政治局的北上方针，况且他也并没有争取到整个红军南下。由此我们看到，由于毛泽东的正确斗争策略，以中央的影响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成为北上的先锋，力求拖着张国焘率领左路军一道北上，终于迫使张国焘将红四方面军带进了草地。这样在张国焘争夺中央领导权失败后命令红军南下的情况下，由于中央和红一、三军团处于北上先锋的位置，才便于率先北上。这是中央能够迅速北上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而张国焘则是以拖延北上的方式来谋求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没有达到目的就进一步坚定了南下的决心。通过南下这种按自己意图进行的行动，就意谓着他想通过对中央决策权事实上的操纵，以此来迫使中央承认他的领导地位。张国焘率领的部队始终走在后面，他是准备随时变北上后卫为南下先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看到在执行北上方针上，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斗争的得失：毛泽东的得是，党的领导权始终抓在中央手中，能够及时脱身北上；失是没有能够带动张国焘一同北上，同时红一方面军中的五、九军团反而被张国焘挟持南下。张国焘的得是最终实现了南下的主张，挟持了红一方面军中的五、九军团南下；失是利用自己雄厚的军事实力没有取得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也没有将红一方面军整个拿在自己手中。应该说，在反对红军分裂问题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要把整个红一、四方面军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张国焘则是想攫取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以便把整个红一、四方面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毛泽东斗争策略的英明之处在于，始终掌握中央决策权，在执行中央北上方针上处于主动地位，及时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拖着张国焘北上，以至于使张国焘一步一步将部队带进了草地，情急之下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为后来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乃至推动全国革命重心向西北转移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毛泽东最终没有能够争取张国焘率军一块北上的原因是复杂的，这主要是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没有达到，他又不甘心于放弃攫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红一、四方面军力量对比上的差距，以及张国焘对北上的认识问题所致，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才导致了毛泽东争取张国焘的努力最终付之东流。

（4）在革命信念和执行战略方针方面，毛泽东的坚定、执着与张国焘的动摇、迟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决策的关健时刻，毛泽东的果断与张国焘的犹豫又形成强烈反差，由此产生的不同结果，最终成为导致他们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在革命斗争过程中，由于复杂的原因，革命者受一些挫折，吃一些苦头，遭受错误打击，被错误处理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是对一个革命者信念和意志的重大考验。我们看到，毛泽东过去也曾遭受不少打击，被给了不少处分，甚至谣传被开除党籍，据毛泽东统计有二十次，[140]但毛泽东始终没有动摇对革命的坚定信念。特别是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两年多的时间内被迫“赋闲”， 政治上遭到了重大打击，但是他并不懈怠，仍然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尽管不在其位，仍然向中央提出积极的建议，为红军摆脱困境献计献策。而张国焘一贯患得患失，机会主义色彩浓厚，[141]在政治斗争失败后，恢心丧气，一筹莫展，革命意志严重动摇，直到最后逃离边区，当了叛徒，身败名裂。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毛泽东提出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会师后两河口会议决定实施这一方针，毛泽东一直坚定地执行这一方针，从来没有动摇过。而张国焘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他虽然对南下有一定的倾向性，但对北上还是南下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意见。红军会师后，两河口会议他又一度同意了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此后直到九月初，张国焘虽然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对北上态度消极，他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在北上问题上行动迟缓，贻误战机。之所以这样，固然有他想以此为手段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因素，但是对北上方针的动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张国焘的这种动摇和迟疑，导致红军在此滞留两个多月，不但客观上给国民党军队以从容集结的时间，造成了红军作战的困难，同时在这个环境恶劣，补给困难的西部地区，给红军造成了无谓的消耗和牺牲。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执行北上方针方面显得坚定和执着，而张国焘则表现出动摇和迟疑，就是这样，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竟然被毛泽东拖进了草地。后来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张国焘一条好处，慢。[142]在张国焘决定南下后，特别是面临张国焘要为“南下”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情况下，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后果断做出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决策。应该说，在大部红军南下的情况下，毛泽东做出这个决策不但需要智慧，而且更需要勇气和胆略。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预谋到做出决策只经过了几个小时，然后就立即付诸实施。而张国焘从会师前就倾向南下，两河口会议虽然一度同意北上方针，但仍然没有放弃南下主张。沙窝会议后又重提南下西退方针。九月三日决定南下，首先向左路军发出命令，九月八日才向右路军下达南下命令。张国焘在南下问题上犹豫徘徊了两个多月，直到最后以向右路军下达南下电令为标志，才将他主张的南下方针最终在全军付诸施行。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张国焘这两种决策方面的不同风格和特点，关系到能否及时抓住先机，创造条件，摆脱困境。这不但对北上和南下产生迥然不同的作用，而且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影响深远。基于以上对毛泽东与张国焘在信念、战略方针的执行和决策方面的比较，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坚定、沉着和果断与张国焘的动摇、迟疑和犹豫的不同，才成为后来导致他们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5）在张国焘争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时，毛泽东宁可让出红军总政委，而不出让总书记职务，果断否决了张国焘提出的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中央政治局的要求，从而保持党的领导权始终保持在中央手中，为以后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奠定了合法基础。我们先来分析张国焘是否担任总政委对张国焘的影响。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占绝对优势，如果张国焘不担任红军总政委，而还是由红一方面军的周恩来担任总政委，由于张国焘掌握着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中央不得他同意也是难以直接指挥红四方面军的，这样中央还是难以指挥大部的红军。如果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要是他违背中央方针，鉴于红一方面军曾是中央直接指挥的部队，和中央的长期隶属关系，不得中央同意张国焘也是难以指挥得动红一方面军的。（我们从后来张国焘南下，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中可以得到证明。当然，红五、九军团当时在左路军，受张国焘挟制，同时也由于朱德、刘伯承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处于长远考虑，他们没有立即随中央北上，当属特殊情况。）他能够指挥的红军也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这样我们看到，不论他担任红军总政委与否，他都会控制着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他担任红军总政委便于让他率红四方面军和中央一道北上，而这是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难以做到的。这是我们从为什么要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这个角度分析的。下面我们从为什么不让张国焘担任总书记这个角度去分析。如果张国焘担任了总书记，通过改组党中央，就便于张国焘将党中央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中。这样党中央就难以约束张国焘的行为，对张国焘起到监督和制约的作用，促使他及时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党和红军的原则，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红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张国焘一旦控制了党中央，他就会根据这一原则来指挥红军，这样他就名正言顺了。又由于他掌握的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占绝对优势，就意谓着张国焘在党的领导权和红军的军事力量方面都占有优势。如果不让张国焘担任总书记，这样张国焘以后南下或另立“中央”时，就难以取得合法地位，而中央就能够以合法的方式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全党的团结，这也是保持中央对全党事务领导并进而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重要组织保证。这里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防止张国焘取得中央领导权。毛泽东担心的是，一旦张国焘担任了总书记职务后，就会堂而皇之地改变党的路线，张国焘就有了行使其主张，进行分裂活动的合法基础。彭德怀对此评论道：“毛主席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会议时（我没有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143]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又一次表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原则就是要保持中央对全党的领导权，不能让领导权落到张国焘手中。灵活性，就是在当时情况下将红军总政委这个代表党掌握红军指挥权的关健位置让张国焘来担任。红军总政委是党中央在红军中的代表，是代表党中央来指挥红军的，对红军的作战行动有最后决定权。由此我们也看到毛泽东对张国焘的态度是真诚的，希望以此来争取张国焘北上，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我们了解到，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曾要张国焘来中央工作，但张国焘拒绝了。[144]因为张国焘意识到，一旦他离开了红四方面军到中央工作，也就失去了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而一旦失去了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他就会 “虎落平川”，也就难以将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中的绝对优势来作为他争夺中央领导权的资本，因而他才不愿意到中央来工作。这也说明他是不会轻易交出红四方面军指挥权的。当时处于战争年代，掌握了指挥权，就是掌握了军队，掌握了军队就可以奠定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因而张国焘角逐的是军队领导权，争得是指挥权，当时也并没有看中总书记这个职务。这里我们看到，虽然张国焘本身掌控着红四方面军这支党内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又当上红军总政委来代表党实施对军队的领导，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直接指挥红军。但是由于他没有取得总书记的位置，因而在他依靠强大的实力谋求中央领导权失败后，擅自南下和另立“中央”时也就难以取得合法地位，在党内斗争中就处于被动地位。张国焘之所以没有看中总书记职务，当然也是与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人更迭频繁，党中央也尚未成熟，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有权威的领导核心有关。我们看到，在张国焘向中央要权的时候，不出让总政委则必然要出让总书记或中革军委主席，否则难以让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北上。在张国焘控制着会师后红军主力的情况下，不管他担任不担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事实上他还是掌握着红军的主要指挥权。如果让他当了总书记，就更便于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军事优势实现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这样张国焘也就控制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后，决定出让总政委而不出让总书记。后来，张国焘又提出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图控制中央政治局的决策权。毛泽东对此果断予以否决，但经过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协商后，也做了有原则的让步。即增补其中两位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他六位同志分别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这样就防止了张国焘掌握中央领导权。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的远见和良苦用心，他这样做就不但保证了中央果断北上和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合法性，而且为全党革命重心的转移，促进全党的统一和团结，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由掌握中央领导权时机选择的不同，来透射毛泽东与张国焘政治智慧的差异。毛泽东和张国焘这两位在党和红军中颇有资历的领导人，都面临担任中央领导人的时机选择，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有机会代替博古成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是毛泽东却婉言相拒了，而是和周恩来等人商议推荐张闻天担任党内总负责，自己甘愿作一段时间的助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延安整风时期。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毛泽东在有机会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情况下而婉拒了呢？这显示出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毛泽东当时觉得，自己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尚不巩固，因而担任中央领导人的条件尚不成熟，在此背景下过早地出任中央领导职务有害无益。如果自己处在辅佐地位，可以更好地出谋划策，疏通关系，化解矛盾，做好工作，从而团结更多的同志进行对敌斗争，以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毛泽东认为自己在中央的地位尚不巩固，这种认识被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是有远见的。毛泽东当时可能有以下考虑：他认为遵义会议后自己在红一方面军的地位尚不巩固。四渡赤水期间，在中央为攻击打鼓新场进行的争论中，毛泽东因为反对攻打打鼓新场，结果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度被撤掉了。当然毛泽东反对攻打打鼓新场的主张是正确的。这种不巩固还表现在林彪在四渡赤水后写给中央的一封信，要求朱毛随军主持大计，彭德怀负责军事指挥，迅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林彪的意见当时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会理会议开会批评了林彪等人。这两个事件说明毛泽东在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地位尚不巩固。其次，其它方面军对遵义会议的态度又如何呢？我们知道，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争夺中央领导权，搞分裂。当时张国焘知道实际上毛泽东掌握着中央的领导权，但张国焘还是向中央的领导权提出挑战，这就是向毛泽东挑战。由于毛泽东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就便于从中进行做工作，同时也可以团结中央其他同志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个事件也可以说明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尚不巩固。再次，共产国际的态度。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内部进行的人事变动要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的态度也尚未可知。由于张闻天原先属于王明集团中的成员，又是从王明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样让张闻天担任总负责就便于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也有利于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当时遵义会议不对人事作大的调整也是为了团结更多的同志进行对敌斗争，以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抗战开始后，王明从苏联回国，想夺取中央领导权，拉了一帮人到武汉，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谈话和声明，想取代延安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不担任党中央领导人，就便于团结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反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遵义会议后敌情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红军处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毛泽东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在苦苦寻求取得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的方法，这样暂时不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更有利于他集中精力指挥作战。我们由此看到，毛泽东在接任中央领导权的问题上是非常慎重的，理智的。他婉拒党中央的领导权，是在权衡对革命事业的利害得失后做出的一个明智选择。而张国焘当时角逐中央领导权，凭得是他的资历和实力，他是在通过合法手段夺取中央领导权失败后，就想通过非法手段夺取中央领导权。擅自南下，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想造成既成事实，以迫使中央承认他的领导地位。他当时应该想到，首先这样做是非法的，是分裂活动。不论结果如何，这种作法都是在党内不可取的，作为领导人来说这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其次，他另立的“中央”能不能立住脚？南下能不能取得胜利？中央是什么态度？其它红军的态度又如何？共产国际又持什么态度？这样因素都关系到他另立的“中央”能否存在下去。再次，另立“中央”一旦被取消将会导致什么结果？一旦另立的“中央”站不住脚，最终被取消，那会大大降低张国焘的政治威望，成为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遭到重大挫折的标志。张国焘当时看到的是他力量的优势，而没有对另立“中央”的利弊得失进行深入思考，因而显得草率冒失，顾此失彼，缺乏通盘计划和周密安排。这样，以另立“中央”的取消为标志，张国焘争夺中央领导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由此也就铸就了张国焘的政治命运。通过以上我们对毛泽东与张国焘对掌握中央领导权采取不同态度的分析，毛泽东在通过合法方式有机会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情况下，却感到时机不成熟而有意识地采取退却态度，而张国焘则在争夺中央领导权失败后，又采用非法手段以另立“中央”的方式谋取中央领导权。这种不同的态度客观上反映出张国焘与毛泽东相比在政治智慧和斗争策略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就成为两人斗争成败的重要原因。

（7）毛泽东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和张国焘率军南下后，从对对方处理方式的比较中可以表现出他们胸襟气度的差异，反映出他们政治智慧的高低，对他们在党内的形象和声望产生了迥然不同的影响。我们看到，在毛泽东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在俄界会议上，有人要求给张国焘以组织处分，直至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及时阻止了。俄界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仅传达到中央委员，而没有在全党公布。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又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也没有同意。这样毛泽东就给张国焘留下转弯的余地，为以后争取张国焘北上留下了机会。毛泽东说：反党的“中央”成立以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当时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只发给中央委员。[145]彭德怀回忆道：“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一、三军团到俄界会合，当晚中央召集会议。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146]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克制、忍耐的态度，批评严厉而又讲究分寸，但缓作组织处分，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意识到对张国焘的处理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张国焘率领南下的几万红军能否重新置于党中央领导之下的问题。南下的几万红军，是当时党内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能够将这支力量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就会极大地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因而对张国焘的处理要服从这个大局。同时，张国焘南下后，北上与南下的红军实力对比相差悬殊，许多不可测因素纷纷涌现，导致形势复杂多变，因而毛泽东跟张国焘的斗争显得格外慎重，他冷静观察形势的发展，避免采取过激措施，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讲究方式，留有余地，以便于缓和矛盾，创造条件争取张国焘早日北上。如果当时给予张国焘组织处分，直至开除他的党籍，那就不但中断了中央和张国焘的联系，而且也就难以再对张国焘进行批评和说服工作，以后争取张国焘北上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要是那样的话，在以后出现有利于争取张国焘北上的时机和条件时，为争取张国焘北上，还得撤销对张国焘的处理决定，中央就会显得被动，同时也会对中央的权威和声誉带来损害，因而毛泽东没有那样做。张国焘在南下后，率先决定开除毛、周、洛、博的党籍，这是一种轻率的作法。他没有想到，开除了他们的党籍，你还和他们联系不联系？如果还要联系，就没有必要逞一时之气愤，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不联系了，就意谓着放弃了对北上红军的争取，这显然是一种目光狭隘的表现。事实上张国焘也没有中断与北上中央的联系。既然要联系，这种作法对双方进一步的联系乃至于关系的融合与发展就会产生不利影响。另外，开除了他们的党籍，究竟能不能真正得到落实？如果宣布开除了他们的党籍，到最后却无法生效，这就会降低张国焘的声望，表明张国焘在党内威力的下降和在党内斗争中的莽撞，与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就处于下风。毛泽东没有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实际上有利于争取张国焘，为后来中央争取张国焘北上创造了条件。张国焘开除了毛泽东等人的党籍，实际上就意谓着关闭了争取北上中央的大门，而张国焘的这种作法不但没有成为现实，反而使他在争取北上红军和中央方面处于被动地位，并使他的声威下降。通过这件事我们看到，毛泽东是那样的成熟，稳重，胸怀坦荡，处事从容，大度宽厚，谋虑深远，而张国焘则显得轻率，偏激，急躁莽撞，处事轻率，心想事成，谋虑短浅，两相比较，毛泽东和张国焘两人的谋略、气度和领袖气魄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这种迥然不同的印象，显示出他们斗争策略和政治智慧的高低，也成为他们在党内斗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

（8）毛泽东北上遵循了中国地缘政治的核心理念，而张国焘南下却与此背道而驰。在对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的把握中，毛泽东顺应了中国历代举事成功的发展规律，而张国焘却与此相反。这种对历史发展大势认知的差异而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的高低，并由此派生的北上与南下两条路线，成为导致他们最终成败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司马迁在总结中国西汉以前举事成败的经验教训时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147]东汉、隋、唐王朝的兴衰轨迹也在不断验证司马迁总结的这一中国地缘政治发展规律，唐朝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东迁后，在南北移动，直到最后定鼎北京。而中国共产党首先从东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而后经过长征到达西北地区，又从西北向东，从延安到西柏坡直至北京发展的历程似乎也在遵循这一演变趋势，并以自己成功的实践又一次验证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地缘政治理念，并重现这一理念指导下的发展轨迹。由此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从开始到最终胜利的发展历程似乎是中国古代地缘政治运行轨迹的缩影，而这个演变轨迹自然是在中国历史大势下多种力量冲撞后所形成的一种合力作用的表现。我们从这种历史发展大势的角度来俯瞰长征期间毛泽东和张国焘北上与南下的斗争，探究他们主张的行动方向是顺应还是逆历史大势而动，这种对历史大势的顺应和逆反，也就构成最终导致他们成败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在他们主张的这两条北上与南下进军路线的背后，隐藏着强大的历史惯性力量。在这种历史惯性力量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然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对这种历史大势所呈现出来的惯性力量，尚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揭示。当时的毛泽东是读过《史记》的，自然他也知道《史记》中司马迁关于中国古代地缘政治评述的那段话，明白司马迁作为史学大家以宏大的视野对中国古代举事成败兴亡分析的重要意义，由此给他以历史的启迪，使他从现实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综合分析而产生的知觉中，对中国革命发展大势的认识作进一步升华，而上升为对中国革命的理性认识，从这种认识出发而产生了他的历史的自觉，并由此奠定他坚决主张北上反对南下的思想渊源。而张国焘却从三国时期诸葛亮欲北伐必先南征的程式出发，将这种历史的事件搬用过来以作为他南下的根据，他对中国的历史大势缺乏了解，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的分析也存在失误，因而他也就难以从自身实践产生出来的知觉中，上升为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认识，达到历史的自觉，而南下就是在这种认识偏差下的错误选择。当然，地缘政治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我们也应该予以恰当的定位。既不要过高估计它的作用，因为那将会导致地理环境决定论，这是机械唯物主义在研究中的表现；也不要不重视乃至否定地缘政治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为那将会偏离唯物主义，而走向唯心主义。我们要重视地缘政治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要看到它既不是决定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也不是决定因素，它只有在与决定历史发展的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才会表现出其应有的作用，因而我们说毛泽东主张北上和张国焘主张南下的地缘政治因素不是导致他们成败的根本原因，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导致他们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过以上我们对毛泽东与张国焘政治智慧与斗争策略的比较，我们看到在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和革命重心的认识方面，对当时中央政治路线的态度方面，在围绕北上进行的斗争策略方面，在革命信念和执行战略方针以及决策方面，关于中央主要领导职务的出让和中央决策权的归属方面，关于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时机的选择方面，中央北上和张国焘南下后双方对对方的处理方面，关于中国地缘政治对中国革命影响的认识方面，毛泽东和张国焘均有着重大的不同，也正是这种重大不同才导致了他们在党内斗争中的不同结果。尽管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红四方面军占有绝对优势，张国焘是当时党内最强大的“实力派”，但最后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是力量弱小的一方战胜了力量强大的一方。出现这种结果并不仅仅在于张国焘没有掌握中央的领导权，而在于毛泽东和张国焘在政治智慧和斗争策略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成为导致这场党内斗争成败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正是这种长期的复杂、多变、激烈的党内外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对自己的领袖进行着艰难的选择。以一个历史选择出来的领袖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团的形成，则是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唯有历史选择而不是人为树立起来的的领袖才会自然形成他在党内的领导权威，而这种权威也才会使他成为党内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也正是毛泽东与张国焘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差异才使得历史最终对这两位领导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因而我们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七、历史的启示与教训

日月如梭，斗转星移，发生在雪山草地的这场党内斗争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当年的唇枪舌剑，激烈斗争的风云早已荡去，参加过这场斗争的诸多当事人业已作古，使得我们能够以平静的心态，以详实的资料为依据，冷静、客观地来评析当年发生的这场党内斗争，透视这场斗争对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总结这场斗争给我们带来的教训与启示。

（1）正确路线的确立是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正确的路线是从革命斗争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是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的，又是通过革命斗争的社会实践检验逐渐走向成熟的。我们看到，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主张的北上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南下路线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这两条路线来源于当时革命斗争的社会实践，也就是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及北上或南下所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居民状况、社会经济条件综合思考后产生的不同认识。红一、四方面军从会师到分裂，是北上和南下这两条路线进行斗争的重要时期。这种斗争使红一、四方面军在自然环境恶劣、物质条件匮乏、处境险恶、军情紧急的川康地区滞留了两个多月，不但贻误了战机，而且给红军带来了巨大损失。从会师到分裂，就毛泽东与张国焘进行的这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复杂、艰难来说，在党史上是罕见的，以致于毛泽东说“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148]当时提出的这两条北上与南下路线，到底那一条是正确的，那一条是错误的，争论了两个多月，结果双方谁也没有能够说服谁，最后以分裂而告终。这说明单纯的思辩和争论，不论论证如何充分，逻辑上如何严密，引用了多少经典，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当时参加北上和南下的不少人，也并非对北上或南下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不过是处于组织上的服从而已。要检验北上与南下路线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只能是北上或南下的社会实践。我们看到，张国焘南下损兵折将，始终难以建立起根据地，这就宣告了南下路线的破产。而毛泽东北上则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通过东征与西征巩固并扩大了陕北根据地，和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进程。这也就初步在实践上验证了北上路线的正确。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在北上成功与南下失败的鲜明对比中，使更多的干部战士醒悟过来，认识到北上的正确，从而最终促成了南下红军的北上。北上的正确路线最终战胜了南下的错误路线。这场斗争也进一步提高了党中央的权威，增强了全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实现了革命重心从东南向西北的转移。这样，正确路线不但在党中央得以确立，而且化为全党全军的共同行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但提出并且始终坚持北上路线，这就不仅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政治上的远见与英明，而且又一次从客观上反映出党中央正在走向成熟。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要从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又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放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进行检验，使它得到完善和发展。在反复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中，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逐渐形成，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党成熟的重要标志。在此情况下，真正的熟悉中国革命斗争规律的领袖也就应运而生，这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

（2）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深入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斗争的基本特点，制定正确的政策和斗争策略。毛泽东在批评张国焘时曾说：“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实他是真正的经验论。那次我们得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了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十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部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149]这是毛泽东对张国焘所犯错误从哲学上予以了高度的总结。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张国焘没有熟练掌握并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才导致他没有看到在日本大举侵华的情况下，中日民族矛盾将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而这将制约着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在此背景下，国共两党有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可能，这就要求党的方针政策要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从而适应并且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形成，使党承担起民族战争的领导重任。他没有认识到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后，抗日是当时全民族最迫切的政治任务，而蒋介石在这一背景下不论是基于维护其集团的利益，还是国内舆论的迫切要求以及英美压力，蒋介石都有向抗日转变的可能性，这样蒋介石也就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因而，联蒋抗日是必要的。张国焘在西安事变时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就是他这种认识局限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张国焘也忽视了南下争夺成都平原与川陕根据地的不同。川陕根据地处于四川与陕西两省交界处，敌人力量薄弱，且也并非四川军阀的“生命线”，这是他一度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对南下红军与川军力量对比的估计也存在失误，当时在力量对比上红军并不占优势，同时川军又有国民党中央军的帮助，以逸待劳，供给充足，而红军却没有根据地，是历经转战的疲惫之师，供应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赤化四川”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这样张国焘对四川军阀与国民党中央军联合起来誓守成都平原等富庶地区的判断就出现了失误。这种失误是由于他没有认识到四川军阀与国民党中央军及红军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在对付红军方面，四川军阀与国民党中央军有一致性；但四川军阀又担心国民党中央军威胁乃至取代其统治地位，因而与国民党中央军又有矛盾；四川军阀处于保存实力和防犯国民党中央军的目的，往往对红军采取防御态势，而不去主动与红军拚命。如果红军只是路过，国民党中央军又随后跟进，这个时候四川军阀防犯国民党中央军要甚于红军，因为红军毕竟不在四川建立根据地，而国民党中央军则可能在此“落地生根”，取代川军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川军和中央军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川军与红军的矛盾是次要矛盾。这种时候川军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最有利于被红军利用，避实击虚，脱离接触，减少伤亡，远走高飞。而一旦红军要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特别是提出“赤化四川”的口号，就势必要和川军争夺成都平原等富庶地区，这就会严重威胁到四川军阀的统治地位，同时蒋介石也担心一旦共产党控制四川，对其全国统治地位会造成不利影响，在这种条件下红军和川军的矛盾就转变为主要矛盾，而国民党中央军与川军的矛盾就降为次要矛盾。因而四川军阀和蒋介石均会主动协调关系来对付红军，这就避免不了出现红军与川军、国民党中央军的决战。张国焘判断的失误在于他仅看到四川军阀与国民党中央军虽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存在矛盾，忽视了在红军向四川腹地大举进攻建立根据地的情况下，在威胁到四川军阀根本利益的时候，红军与四川军阀之间的矛盾会取代四川军阀与国民党中央军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这个主要矛盾会迫使四川军阀与国民党中央军协调关系，联合起来一致对付红军，因而张国焘在南下电报中提出的利用川军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就难以实现。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是由于张国焘没有深刻领悟并熟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他不晓得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对立的双方会相互转化。正是由于张国焘没有认识到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以及这些矛盾关系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因而使张国焘的判断出现了失误。而这种判断上的失误导致了南下决策的错误，使南下红军蒙受巨大损失。而毛泽东主张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处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地区，敌人力量薄弱，此地又非三省军阀誓保的“生命线”地区，且西北军阀派系复杂，便于分化利用，该地比川康地区人口较多，经济条件也较好，因而基于以上判断，毛泽东主张北上，反对南下。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张国焘之所以主张北上或南下 ，是因为他们认识的不同，而认识的不同是由于判断的不同，判断的不同又是由于分析方法的不同，分析方法的不同，是由于他们所用的思想武器的不同：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一个是机械唯物主义。正是由于思想方法的不同才导致这两条不同的路线。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我们不仅要从书本上学，更关健的是要灵活运用，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作为思想武器来分析蓬勃发展的中国革命实践，从中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由此看来，能不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真实反映客观实际的基本情况，正确认识革命斗争规律，根据能动发展的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发展的变化状况及时做出判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关系革命成败的大事。从这个角度上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50]

（3）正确判断和将正确判断付诸实施的决心和能力是形成正确决策的充要条件，革命斗争实践是检验决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正确决策的形成，来源于正确的判断和将正确判断付诸于实施的决心和能力。正确判断的形成，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对当时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进行深入调查，搜集丰富素材，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筛选，从中发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对这种联系的把握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双方向着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以及事物之间能动的变化过程，特别是应该着重研究并深入分析事物变化及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条件。通过对这些条件的剖析，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能够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势。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判断。有了正确的判断，为了能将它及时变成党和红军的行动，就需要有将正确判断付诸实施的决心和能力。这里不仅要有决心，而且还要具有如何将这种判断付诸于行动的能力，也就是如何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如何调动布署部队，疏通关系，打通环节，尽快将这种判断转化为全军的实际行动。判断的正确与否，在这个阶段我们只是根据理性的推测予以论证和说明，还没有经过革命斗争实践的检验。只有革命斗争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判断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判断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毛泽东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南下，这两种关于进军方向的不同判断最终演变为北上和南下的不同决策。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都对北上与南下的正确和错误分别作了解释和说明，别说一般的干部战士，就是不少高级干部对北上和南下的正确与否也没有弄清。这固然是由于认识的肤浅，同时也与理性论证的局限有关。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时才七、八千人，而张国焘率领的南下红军八、九万人，直观看来，显然张国焘率领的南下红军势力壮大，似乎前途光明，而毛泽东率领的七、八千人的北上红军又能有多大作为呢？但北上与南下的结果却对此做出了相反的回答，南下红军减员过半，遭受巨大损失；北上红军立足陕北，在东征西征中不断发展壮大。北上与南下的革命斗争实践就对北上和南下这两种决策的正确与否做出了最有力的论证。只有经过张国焘南下的失败，与毛泽东北上的成功相比较，才使不少高级干部恍然大悟，切实认识到北上主张的正确和英明，直到这时人们才完成对北上与南下的彻底认识。

（4）基于对政治形势和战略发展方向的科学判断而制定的北上方针，关健要见之于红军的实际行动。为了贯彻执行北上方针，则需要非凡的胆略和气魄以及高超的斗争策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河口会议制定了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只有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北上，才能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如何使红四方面军顺利北上，和红一方面军协同作战，则关健在张国焘。面对张国焘对党和红军领导权的觊觎，毛泽东在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上做了两次重大让步。因为当时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这是大局。为大局计，就不得不让步。但毛泽东的让步又是有原则的，就是在保证党中央和红军领导权的前提下所做的必要让步。这种让步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让张国焘将部队北上带入草地（其中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红四军、红三十军已过草地），但毛泽东的让步最终因为没有满足张国焘的奢望，因而他还是率军南下了。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为北上大局计，在保证中央领导权的前提下做了有原则的让步。经过这两次重大让步，又做了大量说服工作的情况下，以九九密电为标志，说明说服张国焘北上不但已无可能，而且还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紧急磋商，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应该说，做出北上决策是艰难的，也是果断的，显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非凡气魄和胆略。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在大部红军南下，而中央仅率红一、三军团北上的情况下，以红一、三军团当时的人员和武器装备，实施两河口会议制定的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遇到很大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这样就给北上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因而做出这个决定是艰难的。但毛泽东认为，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及发展前景来看，只有北上才有出路，而南下是绝路。况且当时情况紧急，张国焘又发密电为“南下”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只有当机立断，迅速脱离险境。于是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以开会的名义到了红三军团驻地阿西，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于九月十日凌晨果断北上了。这一决策具有历史性意义。如果当时不是果断北上，而是在张国焘的胁迫下南下，红军三大主力集中于西南地区，要争夺西南富庶地区，当时红军尚无实力，这样就被挤到偏僻地区，人员、物资补充极为困难，日久天长，在国民党的封锁下，也会慢慢地衰亡下去。张国焘的南下失败就可说明这一点。同时，全面抗战一起，国民党也就难以再和共产党打内战了，国共要联合抗日，国民党退往四川，国共两党挤压于西南地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会受到很大限制（因为在抗战时期是不可能到国统区发展根据地的），那么，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就会极为茫然。而中央果断北上，不但巩固和扩大了陕北根据地，同时也为将来南下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北上创造了条件，这样革命斗争的中心也就转移到西北地区。全面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向华北、华东广泛发展，抗战胜利后又及时进军东北，为新民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因而我们说毛泽东果断决定北上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直接影响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而这非有雄韬伟略者是做不出来的。

（5）从对张国焘事件的剖析中，引发我们对建设一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忠诚于党的事业，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高级领导干部队伍的思考。张国焘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最后竟堕落为令人不齿的叛徒，这是发人深思的。张国焘事件的出现，固然与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各根据地比较封闭而形成的家长制作风的存在等一些具体因素有关，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个事件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必然性，这就使得我们要警觉今天仍有产生张国焘事件的可能性。这个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党的高层腐败，出现分裂，产生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人物，会给党、国家和军队建设事业带来巨大损失，甚至会出现亡党亡国。我们要采取措施防止这类事件的出现，既使出现了也要使它的危害减少到最小程度。因而，如何保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如何使高级干部制定的方针政策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何避免高级干部腐化变质，如何防止戈尔巴乔夫式的修正主义人物出现，这就是今天我们通过这个事件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因为这确实关系到无数革命先烈打下的红色江山是否会改变颜色，关系到中国是否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大事，我们要千万予以注意。历史已经证明，“以吏治吏”难以行得通，因而要防止高级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就要把他们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要在群众斗争中去考察干部，检验干部。看一个干部是不是合格的党的领导干部，是不是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干部？不是看他的学历是否达标，文章写得如何有水平，话说得如何漂亮，这只是干部合格的必要条件。看一个干部是否合格，只有在群众运动中才能予以鉴别，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才能予以考察。群众运动，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为了防止干部队伍腐化和官僚主义产生，直接赋予群众以民主权利，通过群众来监督干部，通过群众来审查干部，通过群众来考察干部，通过群众来评定干部，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创举，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一次重要尝试，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次伟大实践，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又一体现。具有当代“四大”特征的互联网的出现，为广大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了新徐径。因而，通过群众运动，赋予广大人民群众以民主权利，将高级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是我们加强高级干部队伍建设，避免高级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和分裂，防止戈尔巴乔夫式人物出现，避免张国焘事件重演的可靠保证。

（6）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犯错误的干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是我党的一条宝贵经验。在延安批判的是张国焘路线，并没有把张国焘这个人怎么样。中央在批判张国焘路线时，把红四方面军中的一般干部与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区分开来，把红四方面军中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与张国焘本人区分开来，把张国焘本人与张国焘路线区分开来。通过批判张国焘路线，达到教育全党，警示后人，防止再次出现类似错误的目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在中央批判张国焘路线错误后并没有受到影响，仍然被提拔重用。长征时李先念担任右路军红三十军政委，在中央北上后，还是跟着张国焘南下了。李先念自西路军回延安后，被毛泽东派往华中，在敌后创建根据地，为新四军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李先念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等职务。在延安批判张国焘路线时，许世友、洪学智等人曾密谋到鄂豫皖打游击，结果被人告发，将他们全部逮捕。[151]毛泽东在了解了实际情况后，经过大量思想工作，最后不但将他们全部释放，而且继续对他们予以重用。尽管在中央北上时任红四军军长的许世友，曾请示陈昌浩是否追击中央， [152]但毛泽东却不计前嫌，对许世友委以重任，许世友也由此成为毛泽东的爱将。在一九五五年授衔的时候，被授予上将，长期担任大军区司令员，又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要职。洪学智也被授予上将军衔，长期担任军内要职。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陈锡联、谢富治、李德生后来在军内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并于一九五五年分别被授予上将和中将军衔，均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德生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职务。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回到延安，毛泽东也没有责备徐向前，在问了一些情况后，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153]后来徐向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陈昌浩也得到适当安置。王树声也于一九五五年授予大将军衔。至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毛泽东后来多次说：张国焘要是不跑的话，还要给他一个政治局委员当。[154]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期间，张国焘托人捎信希望回大陆，中央要友人转告，只要张国焘登报承认错误，就可回来。结果张国焘拒绝了。[155]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张国焘回来的话，也会在全国政协给他一个政协委员的职务。一九五九年，张国焘在香港生活困难，向新中国政府请求补助，毛泽东批示：“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以考虑给予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156]我们看到，在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时候，虽然很严厉，但是还是把张国焘路线与张国焘本人有所区别，批判的是张国焘路线，因为这条路线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绝对不允许这条路线以后再次重演，但对张国焘本人并没有怎么样，也没有把他送进监狱，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甚至也没有给他以组织处分，还表示要给他以工作，让他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重要的领导事务。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对于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了正确的政策，通过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广大干部弄清是非，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样就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以红四方面军为主改编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后来发展为第二野战军，在解放战争期间，挺进大别山，将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7）由张国焘事件看党内斗争的沉痛教训。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决不允许军队干涉党中央的决策。这是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也是我军的军魂。张国焘的错误在于，他想依靠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来挑战党中央的权威，改变党中央的集体决策，上演了一出“军党论”的闹剧。在党的历史上，搞“军党论”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高岗宣扬“军党论”，说“打江山的没有坐上江山”，这成为构成高岗反党集团的要件之一。文革期间，林彪在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上依靠中央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设立国家主席为名起哄闹事，妄图改变全会议程，夺取中央领导权，实际上也是“军党论”在作祟。这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构成要件。邓小平向江泽民交班时仍在谆谆告诫：“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157]直到一九八九年后，仍有人变相宣扬“军党论”，提出“党军教育”，但被压了下去。[158]我们看到，在党的历史上拥兵自重，依靠掌握的军事力量自行其事，使军队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粗暴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把党中央变成玩弄于股掌的傀儡，这种专横霸道的行为，是革命队伍中绝对不能允许的。从党的发展历程看，这种人先后都失败了，有的人身败名裂。这给一切真正的革命者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党内斗争只能采取合法斗争，通过和平方式进行，决不能容许破坏党章的非法斗争和暴力斗争。张国焘在谋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就公然改变中央政治局的北上决策，擅自南下，进行分裂活动，直至另立“中央”，开了党内非法斗争的恶例。至于张国焘是否采取暴力方式迫使党中央南下，据前文我们通过对九九密电及相关活动的分析，我们看到尽管有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采取武力解决的倾向，但最终张国焘没有下达对中央采取武力解决的命令。而毛泽东针对可能出现的武力解决倾向，他坚决反对在党内斗争中采取非法手段，更何况暴力手段。他拒绝了彭德怀扣押人质的建议，甚至连张国焘一旦胁迫中央南下，为避免红一、四方面军之间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将不得不跟随张国焘南下的考虑都有了。[159]我们看到为避免红一、四方面军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毛泽东表现了高度负责和忍耐的精神，自觉地采取措施，谨慎而又小心地处理这一问题。当然我们客观上也承认，张国焘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理智（尽管这种理智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而具有被迫采取的特点）。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动用武力方面都采取了反对态度，这才避免了红一、四方面军九月十日可能产生的武装冲突。由此给我们以启示，在党内斗争中决不能采用非法斗争，更不能采用暴力斗争。党内出现分歧和矛盾时，决不容许一部分人依靠手中掌握的军队，将与自己有分歧的另一部分人抓起来，安一罪名，逮捕“法办”，把自己掌握的权力变为清除异己，打击党内反对力量的工具。这种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行为，是对党内民主的粗暴践踏，这本身就已经脱离了党内斗争的正常轨道，是与无产阶级政党原则绝对不相容的。由这种人控制党，党就有变为法西斯党的危险。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由此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强调：军队必须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军队不能干预党中央的决策。党内斗争只能采取合法方式，坚决反对非法斗争，绝对禁止暴力斗争。

（8）从张国焘事件看革命者世界观的改造。张国焘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中共一大的创始人之一，建党初期又在党内高层长期任职。他虽然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他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个人私欲膨胀，拥兵自重，违背中央决策，擅自南下，直至另立“中央”，给革命力量的发展带来巨大损失。到延安后，张国焘又不甘心于党内斗争失败的现实，最后于一九三八年春逃离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堕落为叛徒。之后，颠沛流离，于一九七九年冬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张国焘从当初的一个热血青年、革命家，堕落为一个令人不齿的叛徒的人生轨迹，给一切真正的革命者敲响了警钟。我们看到，像张国焘这样的人物也并非个别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又带有普遍性。汪精卫当年也是一个追随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后来由于和蒋介石斗争失败，也由于对抗战前途的失望，最后投靠日本侵略者，当了汉奸。林彪曾经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从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直至全国解放，历经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各个时期，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元帅，但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夺权失败后，竟乘机逃跑，折戟沉沙，葬身异乡。从他们的这种殊途同归的结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都曾参加革命，但又觊觎最高权力，在政治斗争失败后，又不愿意承认并正视这种失败。由于这种内心深处的矛盾斗争，才最终驱使着他们走上了叛逃的不归路，酿成人生的悲剧。这种选择并不说明他们的“倔强”与“坚强”，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性格和心灵的脆弱。他们是在心灵上难以承受政治斗争失败打击的情况下，才选择叛逃作为对这种斗争失败的一种“抗争”。一切革命者，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要从他们变幻的人生轨迹中汲取沉痛的教训。要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加强党性修养，正确看待名利得失，根除私有观念，自觉抵制各种名利观念的侵蚀，时刻注意同侵入思想深处的个人主义进行斗争。要正确对待斗争中的成败得失，增强抵御斗争失败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改变那种稍微一受挫折，就悲观失望，对前途失去信心的投机者心态，要树立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心态。一切革命者都要看到：在革命的征途上，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挫折和失败在所难免，甚至自身也会遭到打击，蒙受不白之冤。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要有承受巨大风险、磨难和挑战的心理准备，在艰难、动荡、激烈、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地磨炼自己，摔打自己，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坚韧、刚强、诚实、正直，具有高度党性修养能够经受任何风浪考验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毛泽东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后，红四团攻下天险腊子口，打开了进入甘南的大门。在哈达铺毛泽东了解到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存在，于是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到陕北去。毛泽东率领的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时才七、八千人，这在当时是一支不起眼的队伍，但就是在这支队伍身上却寄托着中国革命的未来。

在通往陕北的路上，毛泽东想起八年前的九月，他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然后率领改编后的七、八百人上了井冈山，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在井冈山旗帜的指引下，中国革命的星火渐成燎原之势，映红了中国的南天，实现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开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新时代。

如今正处在抗战的前夜，毛泽东分明看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会带来中国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而经过艰苦卓绝斗争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形成了正确路线，这条路线正在被党和红军的各级干部日益掌握和领会，并成为他们进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因而中国共产党将成为领导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中流砥柱。如同八年前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又一次面临着蓬勃发展的良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的北上红军已经走过了万水千山，远离了过去的战火硝烟，战胜了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摆脱了右倾分裂主义，经过长征党正在走向成熟，现在又找到长征的落脚地—陕北，因而在走向陕北的大道上，毛泽东的心情也从沉郁逐渐走向开朗。[160]他说：长征胜利了，我们取得了经验，保存了七千骨干，前途是光明的。[161]毛泽东这样说，不仅当时的一般干部战士，就是党和红军中的高级干部也是难以理解。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八万余人，到现在的七、八千人，分明是力量严重消弱了，而毛泽东则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通过对党和红军历史的回顾走向未来。他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162]因而这种斗争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将属于世界。这个时候，毛泽东兼济天下的意识油然而生，他的视野并不仅仅限于中国，而是放眼寰球，透射到人类的未来。

陕甘的高原，长天寥廓，峻岭巍巍，秋高气爽，大雁南飞，极目四望，心旷神怡。毛泽东登上六盘山，回望走过的二万五千里漫漫征程，缅怀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无数战友，挂念着仍在南方转战的红军，瞩望着留在中央苏区的革命力量，展望中国革命斗争的壮丽前景，自信之情陡然而生，不禁豪情满怀地吟道：

     清平乐

     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163]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一版。[150]，第1298页。

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140]，第105页；[160]，第460页。

3、《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148]，第213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156]，第30页。

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00二年八月第一版。[1]，第458页至459页；[11]，第460页至461页；[12]，第460页；[20]，第462页；[25]，第466页；[26]，第468页；[33]，第469页；[47]，[90]，[93]，[145]，第666页；[149]，第665页至666页。

6、《毛泽东诗词鉴赏》公木著。长春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162]，第111页；[163]，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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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00七年九月第二版。[10]，第287页；[73]，第291页。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一版。[112]，第309页；[157]，第317页。

10、《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00六年八月第一版。[158]，第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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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三月第二版。[86]，第279页；[87]，第283页至284页；[113]，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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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00一年九月第一版。[64]，第140页；[67]，第141页；[71]，第142页；[77]，第139页，143页；[83]，第139页；[85]，第140页；[92]，第144页；[105]，第145页；[139]，第141页至142页；[144]，第140页。

16、《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汪东兴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的十一月第一版。[154]，第92页。

17、《回忆与怀念》，伍修权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五月第一版。[55]，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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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红军长征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00六年三月第二版。[2]，[3]，[4]，[5]，第172页；[15]，[16]，第175页；[17]，第175页至176页；[19]，第176页至177页；[21]，第183页至184页；[22]，[23]，第185页到186页；[24]，第188页至189页；[28]，第191页；[30]，第201页；[31]，第201页至202页；[32]，第201页；[34]，第202页；[35]，第202页至203页；[39]，第203页；[40]，第204页；[41]，第203页至204页；[43]，第204页至205页；[44]，第205页；[46]，第206页；[48]，第207页；[57]，第208页至209页；[58]，[59]，第209页；[60]，第209页至210页；[61]，第210页；[62]，第212页；[63]，第180页至181页；[69]，第188页。

20、《中共一大代表丛书—张国焘传》，张树军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第一版。[29]，第400页；[54]，第408页；[66]，第388页；[80]，第396页；[104]，第408页；[110]，第424页；[114]，第420页至421页；[115]，第421页至422页；[116]，第435页；[117]，第440页；[118]，第441页；[119]，第450页；[120]，第451页；[121]，第465页；[122]，第442页至443页；[123]，第438页；[124]，第441页；[125]，第439页；[127]，第450页；[128]，第421页至422页；[132]，第439页；[134]，第454页；[135]，第447页；[151]，第495页；[155]，第538页。

21、《我的回忆》第三册，张国焘著，东方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13]，第228页至230页。

22、《〈走走党史〉系列—长征行》，石仲泉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00六年一月第一版。[36]，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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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史记》，司马迁著，岳麓书社出版发行，二00一的九月第二版。[147]，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