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时间：2009-10-07

　　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张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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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视野编者按：张捷同志对苏联问题的研究很有造诣，特别是对苏联和俄罗斯文学领域的研究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本刊已发表过他的几篇文章，深受读者的好评。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振兴、发展与失败的历史及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能够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阶级斗争观点，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随风摇摆，不随波逐流。这样旗帜鲜明而又十分严谨的学术风格及其研究成果，必然会得到读者的欢迎与共鸣。

　　本期首发的《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张捷同志近期又一力作。文章以翔实的资料(特别是近几年俄罗斯书刊、报纸新披露出来的大量历史资料)、生动地描述，深刻地辨析苏共二十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尖锐对立与斗争。读起来，犹如把一个电闪雷鸣般的历史场景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

　　文章以大量事实，揭露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给苏联、东欧各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揭示出深刻的教训。正如文中所描述的：苏共二十大召开以来的五十年里，整个世界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变化。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在政治地图上消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分裂，走向了低潮。如今世界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帝国主义国家横行霸道、剥削和欺压别国人民的景象。时光似乎倒转了，历史似乎走了回头路。这一切都发端于苏共二十大，确切地说，发端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五十年来无数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篇文章共有4万多字。分为五个方面的专题：一、秘密报告是如何出笼的;二、秘密报告讲了些什么;三、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做秘密报告;四、秘密报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五、如何看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应该吸取哪些教训。本刊将分4期发表。

　　欢迎读者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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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那时起，五十年过去了。

　　在苏共二十大全部议程结束后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当时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后来人们把这个报告称之为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一事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它使这次代表大会具有特殊意义，并成为苏共历史上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个报告是赫鲁晓夫等少数几个人炮制的，其出台的内幕一直鲜为人知，最近十余年被掩盖着的事实真相才陆续揭开。五十年来，在如何评价这个报告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苏联的剧变和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促使许多人开始重新认识它所起的历史作用。今年俄罗斯报刊为纪念苏共二十大五十周年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谈到了关于秘密报告的一些新情况和新看法。本文将根据近年来看到的材料，对秘密报告作初步的评述。现在分以下五个方面来讲。

　一、秘密报告是如何出笼的

　　苏共二十大是一次例行的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决定是苏共中央于1955年7月召开的全体会议作出的。当时确定的大会议程有以下四项：(一)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三)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1956～196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四)选举党的中央机关。当时没有提出要在大会上做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在秘密会议上做这样的报告的决定，是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在赫鲁晓夫坚持下匆忙作出的。

　　这个报告的题目上面已经提到过，叫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过去不少人认为批判个人崇拜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首次提出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为了讲清这个问题，需要从斯大林逝世后说起。

　　斯大林逝世后第三天，马林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并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成为主要领导人。贝利亚被任命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莫洛托夫被任命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在领导集团内部形成了以这三人为首的三个派系。当时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的赫鲁晓夫因羽翼未丰，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摇摆于各个派系之间的状态。从当时苏联国内情况来说，斯大林在世时实行的某些政策确实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某些做法需要改变，过去犯的错误需要纠正。苏联新的领导集团的多数成员认识到这一点，同时觉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立即采取行动。马林科夫在斯大林葬礼上的讲话，虽然如同历史学家茹科夫所说的那样，像是在斯大林灵前宣誓[1] ，但是在举行葬礼后的第二天，即1953年3月10日，他就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说，苏联社会的许多不正常现象是由个人崇拜造成的，提出“必须停止实行个人崇拜的政策”。[2] 态度改变之迅速，出乎一般人的想像。这大概是首次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在1953年3月19日以后，苏联报刊实际上不再提斯大林的名字。这与十来天前的一片沉痛的哀悼声和热情歌颂声形成强烈反差。马林科夫提议在1953年4月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讨论个人崇拜问题，并作了讲话的准备和起草了全会的决议。他准备的发言稿开头这样说：“同志们，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我认为有必要讲一下一个对进一步巩固和团结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来说具有巨大意义的重要的根本问题。我指的是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问题，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样的理解在我们这里得到广泛流传，结果对个人崇拜进行着有害的宣传。用不着证明，这种崇拜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本身无非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3] 后来因为这个提议没有得到领导集团内多数人的支持，中央全会没有开成。上述事实说明，马林科夫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

　　贝利亚也不甘落后，他提出各种具体建议并开始采取各种行动。他提议颁布大赦令，为“医生案件”平反，释放一批党政高级官员和各界著名人士(其中包括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任娜)，提出一系列其他方面的改革措施。尽管贝利亚提出的某些建议是合理的，他的某些行动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不难看出他意在推卸自己对过去的错误应负的责任，达到笼络人心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的目的。他的行动引起了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猜疑。当时领导集团内部的明争暗斗主要发生在马林科夫与贝利亚之间。而与贝利亚在一些问题上发生正面冲突的赫鲁晓夫支持马林科夫，他与和其他领导成员进行密谈，指出贝利亚的野心和把他留在领导集团内的危险性，说服他们对贝利亚采取行动。6月26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逮捕了贝利亚。7月2日至7日中央全会讨论贝利亚的问题，马林科夫作了报告并作了总结，赫鲁晓夫等人都发了言。全会决定撤销贝利亚的中央委员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1953年12月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其死刑并立即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马林科夫在上述中央七月全会上做总结时，又谈到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他认为问题不仅在于进行个人崇拜的宣传，而且在于直接违背了集体领导的原则，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误。他说，“我们应当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并把这个问题写进全会决议。他为了说明个人崇拜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解，引用了马克思1877年写给法国政治活动家威尔芙姆•布洛斯的信中以下的一段话：“我‘不生气’，恩格斯也一样。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摈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所作所为恰恰相反。)”[4] 这段话后来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里也引用了。马林科夫还就有人在全会上的发言中涉及到了斯大林的继承人问题表态说：“任何个人都不敢、不能、不应该和不愿意扮演继承人的角色。作为伟大的斯大林的继承人的，是党的领导人的紧密团结的集体……”[5] 尽管如此，马林科夫的主张并未取得多数人毫无保留的支持，会上提出暂时不把批判个人崇拜这件事公之于众，因此在关于召开全会的公报里对此只字未提。

　　但是马林科夫继续坚持反对个人崇拜的主张。1953年7月，他组织人起草了一个苏共中央关于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五十周年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作了完全不同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说明，其中斯大林的名字只提了三次，在最后部分提出了“根除”唯心主义的个人崇拜的要求。此决议未能通过，但以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名义于7月下旬全文发表。接着《真理报》又先后发表了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彼洛夫的《苏联共产党五十年》一文，其中基本上重复了上述决议草案的内容，有的刊物发表了一些批判个人崇拜的文章。但是在马林科夫作为主要领导人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批判个人崇拜的运动没有大规模开展起来。

　　上面提到过，在斯大林逝世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作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之一的赫鲁晓夫没有完全站在某一派一边，甚至表面上也对贝利亚采取友好态度。他在中央七月全会的发言中对他的这种“策略”作了生动的描述。他说：“有的同志说：怎么会这样，马林科夫不是常常跟贝利亚挽手而行，他们俩也许在议论我。也许会对另一些人说，赫鲁晓夫也跟他这样。这完全正确。散过步，我也散过步。莫洛托夫有一次甚至说：你们一起走来走去，在讨论什么问题。我回答说：都是扯谈，他说各种下流话，听得叫人讨厌。我认为到适当时候，这种散步会给我们带来好处，而且也是需要的。星期四我们三人——马林科夫、我和贝利亚——同乘一辆车，虽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阴谋家，他对我进行阴谋活动，反对马林科夫和其他同志，而主要是反对马林科夫。分手时他握了我的手，我也以‘热情的’握手作答。我想，你这个下流家伙，这是最后一次握手，明天两点钟，我们就要挤对你。我们不是握你的手，而是要你夹起尾巴。同志们，对这种奸诈之徒只能这样做。如果我们早一点说他是坏蛋，我相信，他会收拾我们。”[6] 在政治上进行摊牌的前夕，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居然能做到如此“冷静”，真是难能可贵。这也说明，要制服“奸诈之徒”就要比“奸诈之徒”更奸诈。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为了加强对中央书记处的控制，对下属机构进行了整顿和改组，把自己的人安排到关键岗位上，积极开展活动，更多地干涉党务以外的工作，因此他在领导集团内的地位有所增强。在1953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就在这一次全会上，他被批准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根据速记记录，赫鲁晓夫是在9月7日晚6时的会议上这样被批准为第一书记的：

　　马林科夫：同志们，全会议程到此结束，但是中央主席团有一个建议。

　　同志们，中央主席团建议批准赫鲁晓夫同志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需要对此事作说明吗?

　　喊声：不需要。

　　马林科夫：好，不需要。那么进行表决。赞成批准赫鲁晓夫同志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请举手。请放下。有反对的吗?

　　喊声：没有。

　　马林科夫：那么全会到此结束。现在宣布散会。[7]

　　根据卡冈诺维奇的回忆，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第一书记的问题是马林科夫在中央全会中间休息时突然提出来的，未经任何酝酿和讨论。事后卡冈诺维奇问马林科夫这是谁的主意，马林科夫回答说，全会开幕前布尔加宁要他在全会上提出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第一书记的建议，并以要挟的口气说，如果马林科夫不同意，那么他布尔加宁就自己来提。马林科夫觉察到这不是布尔加宁一个人的意见，就同意了。[8]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这个重要职位及其人选就是这样产生的。

　　赫鲁晓夫当上第一书记后，政治形势和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些变化，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主要在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之间进行。应当指出，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后也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一样反对个人崇拜，这可从下面的一件事看出来。1953年3月19日的《文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作家的神圣职责》的社论，其中说道：“苏联文学面临的最迫切、最重要、最崇高的任务，就是为我们当代人，为子孙后代塑造出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最伟大的天才——不朽的斯大林的宏伟而丰满的形象。”赫鲁晓夫看到后大发雷霆，要求撤销总编西蒙诺夫的职务。所以西蒙诺夫说，这时赫鲁晓夫大概已想要过一段时间给斯大林下结论，已在考虑他三年后在二十大讲的那些事情。[9] 但是在他当上第一书记时，马林科夫早已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并正在积极进行，他觉得不便与他的竞争对手唱一个调子，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积极干预内政和外交事务、掌握更大的权力上。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他没有提出进一步批判个人崇拜问题，相反，重新对斯大林作了某种肯定。1954年2月4日，苏斯洛夫取得赫鲁晓夫同意，指示全国主要报刊在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发表社论，指出斯大林是列宁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并且紧密联系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活动说明斯大林所起的作用。根据某些论者分析，赫鲁晓夫在1954年提出为“列宁格勒案件”的受害者平反，主要是为了打击此案件主要策划者马林科夫。关于这个案件下面还要说到。

　　1955年2月赫鲁晓夫终于迫使马林科夫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同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又在关于对南斯拉夫的政策的争论中击败了莫洛托夫，从而巩固了自己作为主要领导人的地位。在这之后，他对斯大林的真实态度才暴露出来，开始把批判斯大林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卡冈诺维奇在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这样谈到赫鲁晓夫的变化：“1955年10月，在党代会前四个月，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议案。赫鲁晓夫本人在党代会前五个月还在发言和谈话中称列宁和斯大林是保证我们取得胜利的伟大领导人，说是他们保证了我们的胜利。这是代表大会前五个月的事!”[10] 卡冈诺维奇提起这件事，显然意在嘲笑赫鲁晓夫的变化之迅速。

　　1955年11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了纪念斯大林诞辰的问题。赫鲁晓夫提议不再像往常那样开纪念会，只在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他的提议遭到了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反对，却得到布尔加宁和米高扬等人的支持，结果获得通过。

　　12月31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了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有关的问题，从会议记录来看，当时未经充分讨论就决定成立以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彼洛夫为首的委员会，专门研究审查有关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材料，该委员会的成员除波斯彼洛夫外，还有阿里斯托夫、什维尔尼克、鲁坚科、谢罗夫等人。

　　1956年1月21日和1月23日赫鲁晓夫和其他领导人先后出席了参加垦荒的先进青年大会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例会。他们在休息室里讨论了一些迫切问题，如：是否可以在向二十大做的总结报告中利用波斯彼洛夫的委员会将要提供的材料，是否把大规模镇压的情况向大会报告。当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对此作了追述，不过他把争论的时间说成是在二十大开幕之后了。[11]

　　2月1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再次提出要不要向代表大会报告三十年代镇压行动的情况问题。当时传讯了曾担任特别重要案件侦查员的罗多斯。赫鲁晓夫在罗多斯讲述时不断插话说：“有过错的是职位更高的人。一些形同罪犯的分子被吸收来做这些事。有过错的是上面的人。斯大林有过错。”阿里斯托夫问他“有没有勇气说真话”。别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莫洛托夫提出“应当承认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米高扬刺了他一句：“莫洛托夫同志，当时你是支持的!”卡冈诺维奇激动地说：“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问题。不能这样提出问题!……许多事情可以重新考虑，但是斯大林有三十年的时间居于领导地位。”莫洛托夫接着说：“在报告里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布尔加宁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认为“报告里可以不说斯大林是继承者，不夸大他个人的作用”。伏罗希洛夫对党应当知道全部真相这一点表示同意，但是他说：“斯大林有没有他的一份过错?有的。肮脏的东西很多，您说得对，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方面有斯大林的一份。我们不能避而不谈。但是应当好好考虑一下，以免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出去。”莫洛托夫赞同伏罗希洛夫的说法，说道：“应当恢复事实真相。但是要知道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这一点也是真的。有过做得不对的地方，做过丢脸的事——这也是事实。应当权衡一切。因此在代表大会前未必来得及这样做。”赫鲁晓夫在做总结时说：“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用野蛮的方法做这件事。他消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把人身上所有神圣的东西都抹掉了。随心所欲地处置一切。”他同意暂不向代表大会报告，不过提出不要给斯大林以过高的地位，应清理一下各种宣传画和书籍，多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12]

　　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一次开会，这是决定是否向代表大会做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会议听取了波斯彼洛夫为首的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说“1935年到1940年是我国对苏联公民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年代”，在这期间“根据从事反苏活动罪逮捕了一百九十二万零六百三十五人，其中六十八万八千五百零三人被处决”。[13] 这给与会者以很大震动。赫鲁晓夫乘机再次提出向代表大会报告大清洗的事，他说：“斯大林当不了领袖这一点可看得很清楚了。如果他把所有人都消灭了，那还是什么领袖?应当勇敢些，讲真话……原因是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14] 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来看，他当时想在总结报告中增加反对个人崇拜的内容。他提醒持不同意见的人说，在讨论总结报告时，每个领导成员“有权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自己个人的观点，即使这观点与总结报告不一致”。[15] 言下之意，不管大家同意不同意，他都将在大会上讲个人崇拜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要挟。这时有人提出在大会上另做一个报告的问题。原来持不同意见的人被迫同意了，但他们提出时间紧迫，来不及做充分准备，最好把这个报告放到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时来做。赫鲁晓夫反对这个意见，他说：“到二十一大就晚了，即使我们能活到那个时候和不让我们提前作出回答的话。因此最好现在就做第二个报告。”[16]

　　尽管最后大家都同意做一个专门讲个人崇拜的报告，但是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分歧很大，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为斯大林辩护。莫洛托夫说：“三十年来我们在斯大林领导下生活，进行了工业化，斯大林逝世后我们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党。”卡冈诺维奇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主张“采取冷静的态度，不把这三十年抹掉”。伏罗希洛夫则说：“那时有敌人。斯大林在对敌斗争中变得凶狠了。不过在他身上还有许多符合人性的东西。”他主张采取谨慎态度。米高扬认为斯大林在1934年前表现得很英勇，而后来干了许多可怕的事，篡了权。布尔加宁提出应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他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把党的功绩归于斯大林。马林科夫不同意把斯大林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不做“一般讲斯大林的报告”，而把一切与个人崇拜联系起来。他还说，“无论与敌人进行什么样的斗争，都无法解释为什么要大批杀害干部”。别尔乌辛主张在报告里不讲好的一面，只讲他如何篡权，消灭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杀害干部等。萨布罗夫要求对代表大会讲明一切。他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三人提出批评，认为他们的立场不对，说斯大林不是犯错误的问题，而是犯罪的问题。阿里斯托夫也对上述三人提出批评，他相信向代表大会讲明真相不会使党丧失威信。最后赫鲁晓夫作了总结发言，他说：“我们大家都曾经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但这并不能束缚我们。既然事实摆出来了，就〔需要〕加以说明，否则〔就会变得〕好像我们是为他的行为辩护。不〔应该〕害怕。〔但是应该〕不当庸人，不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些。要彻底揭示个人的作用。”[17] 赫鲁晓夫提议由波斯彼洛夫担任报告人，主席团多数人认为这个报告最好由赫鲁晓夫来做，赫鲁晓夫同意了。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把列宁的“政治遗嘱”和给斯大林的绝交信分发给代表大会代表。

　　2月13日，在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开会，决定把在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的建议提交中央全会批准。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根据会议记录，赫鲁晓夫先谈到总结报告，他说：“主席团审议了这个报告并且表示同意。中央委员们认为怎么样?这报告不是代表主席团的，而是代表中央委员会的。怎么样，全会要不要听取这个报告?”这时会场上有人喊道：“同意!明天再听!”于是总结报告就这样“批准”了。赫鲁晓夫接着说，“主席团经过多次交换意见，认为有必要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主席团会议决定此报告由我这个第一书记来做。不会有人反对吧?”他看到没有人表示反对，便宣布全会结束。[18] 这次五分钟的会议解决了上述两个大问题，这种做法与1953年9月批准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做法如出一辙。

　　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开幕。这时代表们手中已拿着发给他们的列宁的“政治遗嘱”和他给斯大林的绝交信。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不久前审议和批准的总结报告里，本来有“党的十九大后不久，死神从我们队伍里夺走了列宁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三十年来，党在他的领导下贯彻实行了列宁的遗训”这样一句话，而赫鲁晓夫宣读时把这句话去掉了。可是报告却增加了批判个人崇拜的内容，其中说道：“中央坚决反对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它把某一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同时贬低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导致他们的创造积极性的降低。个人崇拜的流行，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的作用，有时造成我们工作上的严重失误。”[19] 但是没有点斯大林的名。大会通过的关于总结报告的决议中也提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

　　在进行大会讨论时，有七位代表在发言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说得很简短，具有表态性，他们这样做，像莫洛托夫后来说的那样，是因为担心出现分裂而表明他们没有不同意见。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主要从加强集体领导的角度谈反对个人崇拜。女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则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说起，讲了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消极影响。达吉斯坦代表达尼亚洛夫只简单地提了一下。发言最激烈的是米高扬。他说，“大约二十年来，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被马克思和列宁先后谴责过的个人崇拜盛行一时，当然这不能不给党内的状况和党的活动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20] 只有他一个人点了斯大林的名，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关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的论述“未必对我们有所帮助，未必是正确的”。大概他在发表这样的高论时忘记了三年多前在十九大的发言中说过的话，当时他称斯大林的这本书是“天才著作”，说它“以天才的光芒照亮了已经走过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道路以及通往轮廓日益清晰的共产主义未来的道路”，“在世界历史和我国历史的现阶段中，不深刻领会斯大林同志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提供的关于社会发展的法则和道路的新学说，要生活、建设和斗争是不能想像的”。[21] 米高扬还号召历史学家重新阐述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谈到的许多事实和事件。[22] 他的发言遭到部分代表和客人的反对，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甚至递条子表示抗议。然而总的说来，大会是按照原定议程进行的，其他问题的讨论都比较正常。尽管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里作为“创新”提出了“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和平竞赛”)的理论，但是错误观点尚未形成完整的纲领，如果不是这个秘密报告，暂时还不会掀起那么大的波涛。

　　在代表大会开幕时，赫鲁晓夫手中还只有以波斯彼洛夫为首的委员会提供的关于三十年代大清洗的调查报告。他对这份报告不满意，于是临时设法加以修改和充实。根据当时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和《真理报》总编的谢皮洛夫回忆，在代表大会开幕后的第二天，即2月15日，他发了言后回到座位上，赫鲁晓夫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我和这些人(指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什么也干不了，而我还是想揭露个人崇拜问题。您能帮忙吗?”谢皮洛夫点了点头。于是他们离开会场来到老广场苏共中央大楼，赫鲁晓夫要谢皮洛夫留下，让他对报告进行加工和补充，并给他以便宜行事的全权。谢皮洛夫整整写了两天半，写完后交给了赫鲁晓夫。据他说，后来在听赫鲁晓夫宣读报告时发现其中有整段整段他添加的话。整个报告究竟是谁最后定稿的，他不知道。[23] 根据俄罗斯现代史档案馆副馆长普罗祖缅希科夫的说法，报告的“坯子”是上述波斯彼洛夫的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参与加工的有中央委员会的书记阿里斯托夫和谢皮洛夫。此外还从老布尔什维克斯涅戈夫准备的发言稿中汲取了一部分。最后，赫鲁晓夫在做报告时脱离稿子，“即兴”讲了一些话。[24] 而《平反：事情的经过(文件汇编)》一书的编者之一阿尔季佐夫在一次谈话中说，2月13日中央全会决定增加报告的起草人员。2月18日由波斯彼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签署的报告第一稿提交给了赫鲁晓夫。2月19日赫鲁晓夫口授了一些内容。他的话以及波斯彼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报告成为后来在秘密会议上宣读的报告的基础。不过他并不否认谢皮洛夫参与了这项工作。[25] 尽管各种说法的细节有所不同，但是报告是在代表大会开幕后少数人作了大量补充和修改、未按照程序进行讨论就拿到代表大会上去的这一点，则是相同的。

　　苏共第二十大代表大会原订的全部议程于2月24日结束，这一天晚上代表们已投票选举了新的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而赫鲁晓夫却安排在这之后做他的秘密报告。根据某些论者分析，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他的报告如安排在投票前可能会遭到代表们的反对而影响选举结果。秘密会议不是像过去传说的那样在2月24日午夜举行，而是在2月25日上午。当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代表们都凭特别入场券入场。应邀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外国兄弟党代表团的成员大多被拒之门外。可是却邀请了一些不是代表的老布尔什维克到会。大会由苏共中央主席团而不是由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这就使人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代表大会的继续还是另一次会议。赫鲁晓夫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了四五个小时。参加过这次大会的雅科夫列夫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大厅里死一般地寂静。既听不到座椅发出的嘎吱声，也听不到咳嗽声和窃窃私语声。谁也不看谁——也许是由于发生的事太突然了，也许是由于惊慌和恐惧，这种感觉似乎将永远留在苏维埃人心中……赫鲁晓夫列举一个又一个事实，一个比一个可怕。人们离开会场时都低着脑袋。震动极其巨大。我个人也感到压抑，不知道相信谁才好……内心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觉得赫鲁晓夫讲的是实情，但是我感到害怕，竭力不去这样想。”[26] 据说赫鲁晓夫做报告时甚至有人当场晕了过去。报告结束后，没有按照议事规程组织讨论，根本没有让代表们发表意见，而是宣读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只有十几行字的关于报告的简短决议，就匆匆宣布散会。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既不全部录音，也不安排速记员做详细记录，这又是与历来的做法相悖的。

　　有的俄罗斯论者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历史学家巴尔苏科夫早在1996年就在认真研究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全部录音和解密的档案材料的基础上首次确认了这样的事实：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向代表大会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的决定和向中央全会宣布这一决定时，当时准备好的只是波斯彼洛夫起草的调查报告。后来在秘密会议上所作报告的许多内容是赫鲁晓夫等人在大会期间通过紧张的“地下”活动加上去的。[27] 显然，他认为这种做法是极不正常的。他把秘密报告的补充和加工称为“地下”活动，不免有点夸张，不过这个报告由少数几个人拼凑成后未按照规定进行讨论和批准就拿到大会上宣读这一点，则是确凿无疑的。著名理论家科索拉波夫也在十年前指出，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是由一小撮人炮制的，是未经集体同意擅自拿到代表大会上去的”，“他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反党行为”，因此“严格地说，后来大声称道的‘二十大路线’或‘二十大精神’在党内没有取得合法地位”。[28] 2001年他又指出，赫鲁晓夫在新的中央机关已经选出后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秘密报告，那么人们就要问：赫鲁晓夫代表的是哪个中央?他还说，在大会最后的议程结束后，代表们的受权也告结束，他们通过的决议就失去合法性。[29]

　　代表大会闭幕后，对这份匆忙拼凑而成的报告进行了加工，以供向各级党组织传达之用。这个文本在给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传阅过程中被泄漏，译成英文刊登在1956年6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上。西方有关部门又将其返译为俄文广为散发。在传播过程中版本不断增加。1956年在苏共中央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苏霍杰耶夫说，这个报告最后共有十一个版本。[30] 在苏联国内到1989年才公开发表，刊登在《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上。据听过这个报告的人说，它与赫鲁晓夫当年在台上讲的不完全符合。有人指出，其中“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笑声”、“全场一片愤怒声”、“全场活跃”等字样是加工的人加上去的，因为当时全场自始至终一片沉默。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现在已无法知道当年赫鲁晓夫讲的确切内容。现在只能以1989年公开发表的本子为根据。

　　参考文献

　　[1] Ю.茹科夫：《斯大林：权力的秘密》，2005年，第618页。

　　[2] 见1989年10月27日《真理报》。

　　[3] 转引自Ю.茹科夫的《斯大林：权力的秘密》一书，2005年，第639～64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1972年，第288～289页。

　　[5]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2期第195～197页。

　　[6]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1期第 158 页。

　　[7] 转引自Ю.茹科夫的《斯大林：权力的秘密》一书，2005年，第679页。

　　[8] 见Л.卡冈诺维奇的《备忘录》一书，1997年，第503页。

　　[9] 见К.西蒙诺夫的《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一书，中文版，1989年，第268页。

　　[10]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文版(上册)，1997年，第87页。

　　[11] 见《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92～293页。

　　[12] 见《平反：事情的经过(文件汇编)》，第1卷，2000年，第308～309页。

　　[13] 见《平反：事情的经过(文件汇编)》，第1卷，2000年，第317页。

　　[14] 见《平反：事情的经过(文件汇编)》，第1卷，2000年，第349页。

　　[15]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93～294页。

　　[16]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94页。

　　[17] 见《平反：事情的经过(文件汇编)》，第1卷，2000年，第349～350页。

　　[18] 见Ю.阿克秀京的《赫鲁晓夫的“解冻”和苏联1953～1964年的社会情绪》一书，2004年，第163～164页。

　　[19]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上册，1956年，第102页。

　　[20]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上册，1956年，第302页。

　　[21]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文版，1955年，第495，497页。

　　[22] 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上册，1956年，第325页

　　[23] 见Д.谢皮洛夫的谈话，《星火画报》1996年第2期第66页。

　　[24] 见2006年2月20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

　　[25] 见2001年2月27日《劳动报》。

　　[26] 《论据与事实报》2000年第47期。

　　[27] 见1996年2月21日《文学报》。

　　[28] 见1996年2月15日《俄罗斯真理报》。

　　[29] 见《请斯大林同志讲话》，增订版，2002年，第489～490页。

　　[30] 见《星火画报》2006年第7期第20页。

 

 

　　二、秘密报告讲了些什么

　　上面说过，波斯彼洛夫的委员会提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调查报告只讲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镇压行动，而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所做的报告内容大大增加了，时限从三十年代延长到五十年代初。它的开头部分讲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个人崇拜的论述，接着就开始讲三十年代的镇压行动，然后讲战争年代斯大林的活动(其中包括把一些少数民族居民迁往内地的做法)、战后年代的镇压行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以及斯大林在他的《传略》中和其他场合进行“自我吹嘘”的表现。最后是结论部分。

　　秘密报告虽然一开头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但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个人崇拜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具体分析，更没有讲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和形成过程。赫鲁晓夫袭用上世纪二十年代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做法，搬出了列宁于1922年12月24日给代表大会的信和1923年1月4日对这封信的补充，摘引了其中列宁对斯大林的评论;同时赫鲁晓夫又宣读了克鲁普斯卡娅向加米涅夫叙述斯大林如何粗暴对待她的信以及列宁给斯大林的绝交信，来说明斯大林的为人。应该指出，当年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皮达柯夫等六人逐个进行了评述，指出了他们的长处和弱点，赫鲁晓夫只引用列宁对斯大林的评论，无疑是为了给代表们造成列宁只对斯大林有意见的印象。至于说到克鲁普斯卡娅与斯大林之间的冲突，那么列宁的妹妹玛丽娅•乌里扬诺娃作了很好的说明，她说，列宁与斯大林之间发生的不愉快事情“具有纯粹个人的性质，与政治毫无关系……这件事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中央全会根据医生的要求，委托斯大林进行监督，不要让人们在伊里奇患重病期间告诉他政治方面的消息，不要让他激动，以免使病情恶化，斯大林因伊里奇家里的人告诉他此类消息而申斥了他们。伊里奇偶然知道了这一点，——而此类保护制度通常都使人觉得难以忍受，——就对斯大林进行了申斥。斯大林道了歉，事情就了结了。不用说，如果伊里奇当时不像我指出的那样病情很重，他会对这件事作出另一种反应。关于这件事的文件都在，如果中央需要的话，我可以立即出示。”[1]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宣读这两封信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秘密报告用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讲三十年代的镇压行动。他说，在1935-1937-1938年这个时期，“形成了在国家部门进行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做法，开头针对那些早已被党击破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接着也针对许多忠诚的共产党人，针对那些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最艰苦年代肩负重担的忠诚的共产党人，那些曾积极反对过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捍卫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人。”。[2] 赫鲁晓夫虽然称反对派为“列宁主义的敌人”，出于种种考虑没有为他们平反，但是认为他们都是无辜的，也是斯大林恣意妄为的受害者。[3] 他向大会公布了波斯彼洛夫的调查报告中的材料，说1934年第十七代表大会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九十八人(70%)被捕和被枪决，出席大会的一千九百六十六名代表有半数以上(一千一百零八名)被捕，以此来说明镇压规模之大。[4] 他指责斯大林使用“人民的敌人”的概念，说有了这个概念，就可以违反任何法制任意处置不同意见的人。他严厉谴责国家保安机关粗暴破坏法制的种种行为，并且指出，这种做法是经过斯大林批准的。他还说，大规模镇压行动是在1934年底基洛夫被刺开始的，并且强调这个案件的有关情况至今还有“许多无法说明和无法理解的地方”，[5] 暗示是斯大林指使内务部人员干的。这里顺便提一下，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深信基洛夫是根据斯大林的吩咐杀死的，目的在于吓唬人民。[6] 而二十大后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改革”年代又重新进行调查，仍然如此。关于斯大林与基洛夫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关系紧张的断言，早已为事实推翻。可见这是赫鲁晓夫的猜测。报告大段引用了艾赫、鲁祖塔克的申诉书以及讲述了某些案件的审理过程，来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如何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以及受害者如何屈打成招，并且强调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指使和纵容下进行的，从而把这场肃反完全描绘成一场斯大林为排除异己残杀无辜的惨剧，可是他有意避而不谈当时存在不存在应加以镇压的敌对分子的问题，不讲他所说的错案具体错在哪里，根本不提1938年联共(布)中央采取的纠偏措施和对破坏法制的人的惩治，这就歪曲了历史真相。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7] 因此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来看待各个阶级、政党和个人的活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的。赫鲁晓夫恰恰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知道，三十年代苏联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从国际上说，苏联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西欧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对它采取敌视态度。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的胜利及其反共的叫嚣和侵略扩张的野心，使得苏联一直处于战争阴云的笼罩之下，需要从各方面做好反对外敌入侵和保卫国家的准备。而从国内来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敌对阶级的力量大大削弱，但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仍在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党内斗争余波未息，反对派的首领们仍在进行活动。而且苏联当局从获取的情报发现，他们正在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一场肃反运动，无论对保持国内稳定还是对防止敌人内外勾结搞垮苏联来说，都有其必要性。也可以说，这也是备战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知道，二战开始后，西欧不少国家在法西斯发起进攻后一触即溃，德国“第五纵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苏联在法西斯入侵后国内没有发生里应外合的叛变活动，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彻底肃清了反革命。曾在1936年到1938年大清洗高潮中任美国驻苏大使的戴维斯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说，“全世界大部分人曾认为1935年到1939年对叛徒的审判和大清洗是令人非常气愤的野蛮行径和忘恩负义的行为，是歇斯底里的表现。然而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做法证明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具有惊人的远见。”[8]

　　当然，肃反犯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造成了不少令人痛心的悲剧。在三十年代下半期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斯大林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没有根据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及时调整政策，有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思想问题和党内斗争的问题，没有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轻易地采取一些极端措施，杀了不少受到怀疑或罪不当诛的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对这一切斯大林当然应该承担责任。但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不能单纯用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来解释，那就把事情简单化了。这里还有别的因素起了作用。首先，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大容易做到像在正常情况下那样对各种案件进行深入细致的审查;其次，有一些异己分子混入了执法机关，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肆意破坏法制，草菅人命;第三，在当时的气氛下，有人或为了保全自己，或为了取得信任，或为了得到升迁，进行相互揭发，乱攀乱咬，弄得一时真假难辨。在干部队伍中，尤其在高级干部中，有一批对肃反过于热心的人，他们表现得异常积极，采取了许多过头的做法，这些人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那位站在代表大会讲台上理直气壮地指责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高级干部当中的一个。

　　根据熟悉内情的人透露，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通过他的亲信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谢罗夫和他直接领导的保管各种档案材料的苏共中央总务部的有关人员，销毁了关于他参与镇压行动的文件和材料。现在担任直属总统的平反委员会秘书长的纳乌莫夫证实，销毁的材料达十一纸袋之多。[9] 同时，据前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依说，谢罗夫还帮助赫鲁晓夫消除某些文件上的签名。[10] 但是尽管赫鲁晓夫及其亲信作了很大努力，仍无法做到消除所有痕迹。1988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委员会的报告里说：“克格勃的档案里保存着能证明赫鲁晓夫参与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材料……他本人呈交了建议逮捕莫斯科苏维埃和莫斯科州委领导人的文件”。另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秘书波利亚科夫说，1937年赫鲁晓夫每天都给莫斯科内务局打电话询问逮捕犯人的情况，他说：“莫斯科是首都，不能落后于卡卢加或梁赞。”[11] 同年8月14日，他在一次讲话中又说：“需要消灭这些坏蛋……要做到手都不抖动一下，要为了人民的利益跨过敌人的尸体往前走。”截止1937年底，三十八名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的书记中有三十五人遭清洗，莫斯科州的一百四十六名区委和市委书记中有一百三十六人被捕，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许多苏维埃机关、工会、经济部门、共青团的领导人以及科学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逮捕令是由赫鲁晓夫参加的“三人小组”签发的。[12] 1938年1月他调到乌克兰工作后，那里有大批党政机关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其中包括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一批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以及州委书记等被捕并被判处极刑和长期的有期徒刑。[13] 在这期间他还向斯大林写信告状，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乌克兰每月报送审批逮捕的为一万七千到一万八千人，而莫斯科批准的不超过两千到三千人，请求您采取紧急措施。热爱您的Н.赫鲁晓夫。”[14] 历史学家茹科夫在政治局档案里找到了一些文件，证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工作时曾请求批准枪决八千五百人，把三万三千人送往劳改营，而调到乌克兰后，请求枪决或关押三万人。[15] 这些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本人曾对三十年代的肃反扩大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改革”年代起担任平反委员会主席的雅科夫列夫说：“赫鲁晓夫并没有少让人流血，而与某些人相比要更多些。”[16] 这是雅科夫列夫研究大量材料后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为采取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制造理论依据。他说，斯大林在1937年二三月间召开的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就企图这样做，说什么随着我们向社会主义推进，“阶级斗争会愈来愈尖锐化”。[17] 他又说，混入国家安全机关的别有用心分子和无耻的追求名利之徒曾利用斯大林提出的“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愈多”的公式和这次全会根据叶若夫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以党的名义来掩饰大规模的恐怖行动。[18] 斯大林确实曾几次说过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话，这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时期。例如，他在1930年6月代表中央向联共(布)十六大做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对资本主义分子展开了大规模进攻，我们大大向前推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展开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这些现象对于剥削阶级不会没有影响。通常伴随着这些现象的是垂死阶级的破产，农村富农阶级的破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活动地盘的缩小。很明显，这一切不能不使阶级斗争更加尖锐，不能不使垂死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反抗更加激烈。”[19] 而到1937年，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斯大林的提法有了变化，他在上面赫鲁晓夫提到的报告里是这样说的：“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20] 斯大林明明说的是“剥削阶级的残余”，赫鲁晓夫却硬说斯大林提出了“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愈多”的公式;斯大林说的是这些残余将“采用更加尖锐的斗争形式”，赫鲁晓夫改为“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化”。赫鲁晓夫的篡改流传甚广。科索拉波夫不无感慨地说，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引用赫鲁晓夫的话，却没有想到去与斯大林的原文核对一下。

　　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时，肃反运动已过去了二十来年，当年的错误正在纠正或已经纠正，它将成为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的领导人本应采取冷静态度，引导全党在查明事实和全部真相的基础上正确对待过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可是赫鲁晓夫为了达到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这样做，他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和夸张的语言讲述过去发生的事，并且即兴发挥，加上自己的臆测和推断，同时大量引用某些受害者的申诉，来揭露斯大林和其他当权者的“残暴”和“不人道”，这增强了报告的揭露性和煽动性，而没有对造成悲剧的原因和应该汲取的教训作出像样的分析和说明，他这样做，实际上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炮弹。

　　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是举世公认的，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威望。赫鲁晓夫深知，要否定斯大林，除了夸大他在肃反方面的错误外，还应把他领导战争取得胜利的功劳一笔勾销，于是大讲他的失误。因此揭露斯大林在战争年代的所谓错误和失算成为秘密报告的一个重要部分。报告的这一部分的特点是歪曲事情的本来面目，毫无根据地下各种断语，编造事实，达到了信口开河的程度。

　　首先，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把战争初期发生的悲剧归咎于德国人对苏联进行了突然袭击，说什么斯大林在“既有时间又有能力”的情况下没有认真做好备战工作。[21] 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在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对从各种渠道得到的德军准备发动进攻的情报“置若罔闻”，他的“这种漫不经心，漠视明显的事实的态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得敌军在战争一开始就在国境线附近击毁“我国的大量飞机、大炮和其他军事装备，消灭了众多军事干部，打乱军队的指挥，结果我们无力阻止敌军向我国内地推进”。[22]

　　而实际情况是，希特勒上台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他们实行加快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就包含着备战的目的。尽管作出了极大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过去的基础太差，与德国比较，国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莫洛托夫后来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采取了许多措施，但仍然不够。许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他还说，“斯大林在战前曾认为，只有到1943年我们才能与德国人势均力敌”。[23] 因此斯大林想尽各种办法以推迟战争的爆发。他在外交上采取了一些步骤，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进行军队部署和采取具体的备战措施时尽可能不使对方发觉，以免对方以此为借口提前发起进攻。在战争前夕，苏联领导人确实从各种渠道得到各种情报。那时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莫洛托夫曾说，他每天要用半天时间看这些情报，什么样的情报都有，所说的德军发动进攻的日期各不相同，一时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当时苏联尚未与英国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因此斯大林对丘吉尔提供的德国将进攻苏联的情报抱怀疑态度，认为丘吉尔这样做另有所图。根据他的看法，德国在结束西欧的军事行动之前不会东进，并不完全相信德国会在近期入侵苏联，因而也就没有要求边境军区部队立即进入战争准备状态，直到接到德军将在6月22日凌晨发动进攻的报告后，才下达备战和反击的命令。这就使得苏联红军在战争爆发后一时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遭受了重大损失。应该说，这是斯大林判断上的失误，是一位领导人难以完全避免的，而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漠视各种情报和信号”，不作迎战准备。

　　赫鲁晓夫接着指出，战争初期的失利还因为1937年到1941年“斯大林出于自己的多疑，根据诬蔑性的指控杀害了大批部队指挥员和政工人员”。[24] 这里他指的是1937年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将领的案件以及在这之后对部队干部的清洗。应该指出，这是事出有因的。图哈切夫斯基当时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握有实权。苏联政府从不同渠道收到了关于他与德国军方联系密切并有可能发动军事政变的情报。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于5月中旬亲笔写信，告知他从德国了解到的有关情况。斯大林采取果断措施，立即逮捕了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图哈切夫斯基在被捕后很快在笔供中承认了犯罪事实，于是军事法庭迅速作出判决，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七名高级将领被判处死刑。这件事成为在军队里开始清洗的讯号。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采取坚决措施是必要的，可以撤销他们的职务并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万一确有此事而不加以防范，后果不堪设想。问题过于匆忙地作出死刑判决，如果发现错误就无法补救。同时，当时担任国防人民委员的伏罗希洛夫及其副手们在清除渗透到部队的外国代理人的过程中搞过了头，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则借口政治不可靠而从部队中清除了约四万名有经验的指挥员，这些做法确实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赫鲁晓夫指摘斯大林时，大概又“忘记”了他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基辅军区也搞了大规模清洗，他和其他领导人在一份报告里说，那里的九名军长被全部被撤换，二十五名师长撤换了二十四名，九名旅长撤换了五名，其他各级干部被撤换的比例也很大。[25] 不过联共(布)中央于1938年开始纠正这些做法，恢复了一万一千名有经验的指挥员(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杰出统帅的罗科索夫斯基、麦列茨科夫、戈尔巴托夫等人)的军籍，从而减轻了损失。另一方面，战争爆发后在处于不利的情况下，红军内部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倒戈行为，这说明这次清洗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而且关于图哈切夫斯基案件是否是错案一直有不同意见。当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确实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反对为他们平反。一些历史学家也持这样的态度。最近作家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说，开头他曾为图哈切夫斯基辩护，认为他是无罪的，在研究了大量材料后，改变了看法。[26] 赫鲁晓夫不讲当时的具体情况，不分析当时得到的情报(尤其是贝奈斯提供的情报)的可靠性程度而一概加以否定，笼统地把错误的产生归结为斯大林的多疑，这就再次歪曲了历史真相。

　　在谈到战争初期斯大林的表现时，赫鲁晓夫断定说，“在前线遭到最初几次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后，斯大林认为末日来临了……在这之后他很长时间实际上没有领导作战行动，什么事也不管了，直到某些政治局委员去见他，对他说为了改善前线的状况需要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时，他才重新担负起领导工作”。[27] 可是战争爆发时赫鲁晓夫远在基辅，根本不可能亲眼看到斯大林这时的心情和表现。翻一翻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才知道这是他从他在秘密报告中痛加批判的贝利亚那里听来的。[28] 事实是：在战争爆发前后，斯大林不顾身体有病(根据他身边的人说，这时斯大林得了严重的咽喉脓肿，体温高达四十度[29] )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发表命令，调兵遣将，领导抗击敌军的斗争;他对政府部门进行改组，以适应战时的需要;他安排军工生产，以保证部队的武器弹药供应;他在做大量的组织工作的同时，还会见各方面人士，鼓舞他们的斗志。克里姆林宫接待室的一本来访者登记簿逐日逐时地记下了这些日子斯大林会见的人。根据登记簿记载，1941年6月22日即战争爆发的一天，他会见了二十九人次，6月23日会见了二十一人次，6月24日会见了二十人次，6月25日会见了二十九人次，6月26日会见了二十八人次，6月27日会见三十人次，6月28日会见了二十一人次，在他会见的人当中有政治局委员、元帅、将军、人民委员和意识形态部门的负责人，有时会见一直持续到深夜。[30] 在这些日子里莫洛托夫一直在斯大林身边，对情况最为了解。诗人丘耶夫在与他谈话时问他：“有人这样写道，在战争的最初日子里斯大林惊慌失措，丧失了语言能力，是这样吗?”莫洛托夫回答道：“不能说惊慌失措，心情沉重倒是真的，但是不表现出来。斯大林无疑有他的难处。要说心情不沉重是荒谬的。但是有人把他描绘成不是他当时的样子——居然把他描绘成一个悔过的罪人!这当然很荒谬。所有这些日子他都像平常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连惊慌失措或丧失语言能力的时间都没有。”[31]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里又说：“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各条战线的实际情况。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他没有到过任何一条战线和任何一个解放的城市，只在前线处于稳定状态时闪电式地去过一次莫扎依斯克公路……可是斯大林直接干预作战的进程并发布各种命令，这些命令常常没有考虑到该作战地段的实际情况，不能不导致重大的人员损失。”[32] 作为例子，他讲了1942年5月的进攻哈尔科夫的战役。他说，当哈尔科夫地区的形势变得十分严重时，西南方面军领导作出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正确决定，并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却要求把战斗继续进行下去。于是他打电话给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请求他拿出地图向斯大林说明形势。然后他又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不接电话，却让马林科夫转告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结果牺牲了十几万士兵的生命。[33] 这样就把这次战役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斯大林身上。

　　首先应该指出，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到过任何战线的说法就不符合事实。根据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回忆，斯大林在莫斯科保卫战期间曾两次亲临前线，谢尔戈带着电台陪同前往。[34] 华西列夫斯基也在回忆录里写道，斯大林在1943年8月就去过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视察。而且在华西列夫斯基看来，对最高统帅斯大林来说，这样的外出大可不必，他待在党中央和大本营最合适，因为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各种各样的情报源源不断，他能及时了解军事行动的过程以及各方面军的需求和困难，作出有效的和正确的决定。[35]

　　至于说到哈尔科夫战役，那么应该指出，进攻哈尔科夫的计划是西南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和军事委员赫鲁晓夫提出来的。总参谋长认为实施这次战役是冒险的，建议不要进行。但是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向斯大林保证必获全胜，于是斯大林才批准了这个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开头进展顺利，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敌军突破了防线，到5月18日，形势急剧恶化。总参谋部建议停止进攻。根据朱可夫回忆，5月18日他“在最高统帅部参加了斯大林与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的一次谈话，清楚记得，最高统帅当时对敌人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胜利，向铁木辛哥明确地表示严重不安。5月18日晚上，最高统帅又就这个问题与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进行了谈话。后者表达了与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同样的见解：尽管敌人克拉马托尔斯克集团的危险在增大，但没有理由中止正在进行的战役。最高统帅以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必须继续进攻的报告为理由，拒绝了总参谋部的意见”。朱可夫特别指出：“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曾向最高统帅提出过告急的报告，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可以证明这件事，因为我亲自参加了最高统帅的谈话。”[36] 就连对斯大林持批判态度的沃尔科戈诺夫也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说法，认为朱可夫的说法比较可信，他说，如果这是赫鲁晓夫健忘，那倒也好说，但是如果是为了推托历史责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37]

　　赫鲁晓夫在叙述他如何与华西列夫斯基通电话时，编造了“斯大林按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的谎言。麦列茨科夫元帅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更荒唐的话。赫鲁晓夫还指责斯大林在红军阻挡住了敌人并转入进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仍坚持正面攻击的战术，反对采取侧翼迂回和切入敌人后方的方法，给红军造成无谓的牺牲。[38] 他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懂得及时改变战术、自以为是、歇斯底里地固执己见、贬低别人、把功劳归于自己的人，并且提出“必须对许多战役重新评价，做出新的解释”。[39] 可见在他看来，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是完全不够格的。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听一听朱可夫的意见。这位对斯大林深刻了解的副最高统帅和杰出军事家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经常有人问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军队建设方面的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通晓战略战役问题的军事家?我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这方面的才能，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最高统帅是凭地球仪来研究情况和定下决心的，这与事实不符。当然，他不去研究战术要图，而且这对他也无必要，但他对战役情况图却是很熟悉的。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政治领导经验、巨大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善于从战略情况中找出主要环节，并抓住这个环节，采取对策，组织相应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40]

　　赫鲁晓夫还谈到1943年至1944年把高加索等地少数民族居民全部迁往中亚内地的事，说当时战事已出现有利于苏联的可靠转折，这样做“绝非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说这是“对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的粗暴践踏”。[41] 这里赫鲁晓夫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并不符合实际情况。1943年战局确实出现了大的转折，红军开始反攻，但是列宁格勒之围到1944年初才完全解除，克里木尚未解放。同时土耳其陈兵苏联南部边境等待时机，可见形势还比较复杂。为了保证红军顺利向西推进，需要有一个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有意不谈这些民族强烈的反苏维埃情绪的普遍性以及德国占领期间或大军压境时他们严重的背叛行为，当时投靠德国和与德国人合作的并非只是极少数上层分子，在这方面克里木鞑靼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表现得更为突出。历史学家佩哈洛夫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战时的表现作了专门研究后指出，在战争期间许多人逃避服兵役，在当地组织反革命武装团伙一百九十七个，参加者甚至有当地的许多干部，曾两次发起暴动，袭击红军，支持德国人，保护降落该地的德国伞兵等等。[42] 然而尽管如此，把整个民族强行迁出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肯定会引起不满，产生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当年苏联当局这样做，是在特殊条件下为了保证战争顺利进行并赢得最后胜利而不得已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有的俄罗斯论者指出，在二战中美国也曾采取过这种做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下令把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国公民不分男女老少统统迁往内地的集中营，可是至今没有人对罗斯福的这种做法提出过指责。[43] 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是没有道理的。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采取歪曲事实和制造谎言等手段，完全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打败德国侵略者的功绩，在他看来，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所起的完全是相反的作用。他在做秘密报告时也许出于某种考虑，没有把这看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在回忆录里就这样做了。他说，如果斯大林在1939年去世，那么国家就会把备战工作做得更好;如果没有斯大林，对我们来说，战争将会发展得比较顺利;军队没有斯大林的领导也会取得胜利，甚至会少遭受一些损失。[44]

　　在谈到战后的问题时，赫鲁晓夫用叙述三十年代镇压行动的同样方式，讲了“列宁格勒案件”、格鲁吉亚的明格列尔民族主义组织案件和“医生案件”，同样把造成这些悲剧的责任归之于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同时提到了贝利亚所起的作用。这里着重讲一下“列宁格勒案件”。我们知道，战后领导集团内部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派以日丹诺夫为首，称为列宁格勒派，其成员有曾在列宁格勒工作、后来分别担任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的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另一派则由马林科夫、贝利亚以及后来靠拢他们的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人组成。战后斯大林有意退位，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他比较看重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认为他们年轻有为，这就引起了马林科夫、贝利亚的强烈妒忌，于是展开了一场争权斗争。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利用沃兹涅先斯基没有向中央报告统计数字失实一事向斯大林告状，引起了斯大林对沃兹涅先斯基的强烈不满，斯大林从此不再信任他。他们以同样方法促使斯大林失去对库兹涅佐夫的信任。接着他们捏造事实说两人闹独立性，企图把列宁格勒与莫斯科对立起来，把俄联邦与苏联其他部分对立起来，宣布列宁格勒为俄联邦首都等等。最后两人和列宁格勒的一些领导人被指控反对政府和叛国，受到镇压。在制造这个案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马林科夫。而熟悉情况的前安全部门的领导人苏多普拉托夫在他的回忆录说，赫鲁晓夫也是“列宁格勒案件”的策划者之一。[45] 而根据谢尔戈•贝利亚的说法，当时联共(布)中央成立了一个由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什基里亚托夫三人组成的专案组，负责审理这个案件。[46]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讲“列宁格勒案件”，一方面是为了说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任意处理”和“喜怒无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进一步打击马林科夫和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出于同样的目的，抛出了苏南关系问题，在揭露斯大林“丧失了现实感”以及“表现出猜疑和高傲”的同时，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对手莫洛托夫。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个人崇拜之所以发展到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颂扬他个人的做法”。他说：“这可由无数事实来证明”，“1948年问世的他的《传略》[47] 是自我吹嘘和缺乏起码的谦虚精神的最典型的表现之一”。他认为这本由斯大林亲自审定和校改过的书“表现了最放肆的阿谀奉承，是把一个人神化，把他说成永不会犯错误的圣哲，说成最‘伟大的领袖’和‘各个时代和各国人民的不可超越的统帅’的范例”。[48] 他认为没有必要引用那些“充斥了这本书的令人作呕的奉承”，只要引用斯大林添写的几段话就可说明这一点。于是他先引用了书中这样一段话：“在列宁不能工作后，在与怀疑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以及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一伙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最终形成了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他们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以实现列宁遗训为中心把党团结起来，把苏联人民引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这个核心的领导者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是斯大林同志。”[49] 这段话确实是斯大林添加的，不过斯大林原话中具体说明党的领导核心是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伏龙芝、捷尔任斯基、米高扬、安德烈耶夫、什维尔尼克、日丹诺夫、什基里亚托夫等人组成的集体，赫鲁晓夫用删节号把这名单删去了，[50] 也许是由于他认为这个长长的名单与他关于斯大林突出个人的断言相抵触，也许是由于他见到这个领导核心的名单中没有他自己的名字而感到难堪。

　　赫鲁晓夫又引了斯大林紧接着添加的另一段话：“斯大林出色地执行着党和人民的领袖担负的任务，受到全体苏联人民的支持，可是在自己的活动中不允许有一点自负、自满和自我欣赏的表现。”[51] 引用时删去了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斯大林在与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谈话时指出天才的列宁在改造我们祖国方面的伟大作用，宣称：‘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52] 大概他认为这后半部分与他关于斯大林“缺乏起码的谦虚精神”的说法不符，就大笔一挥删去了，而且不加删节号。

　　更为可笑的是，赫鲁晓夫还把书中原有的、斯大林只修改和添加了一些词句的话完全当成斯大林添加的话加以展示，而且斯大林的修改恰恰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调子。例如斯大林把书中原来的“斯大林大元帅是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的创造者”改为“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把“斯大林同志制定了关于决定战争命运的起经常性作用的因素的学说”一句中“学说”二字改为“原理”。[53] 此外还有六七处把斯大林关于某一问题的“学说”改为“理论”、“原理”、“命题”或“结论”。赫鲁晓夫那样做，一方面说明他连原件都没有好好看一下，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第一书记弄不清“创造”与“发展”、“学说”与“原理”、“理论”、“命题”、“结论”孰高孰低的问题。

　　还应该指出，斯大林在看校样时在很多地方勾掉了“在斯大林领导下”、“斯大林领导的”这样的字句，去掉了诸如“天才的理论家”、“苏维埃国家真正的舵手”、“最伟大的统帅”等等头衔，而赫鲁晓夫对所有这些修改只字不提，可见他的选择性是很强的。

　　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这样一个印象，觉得它缺乏严谨的结构，叙述混乱，不同段落用以表达的语言也不一样，有的段落简直就是报告人个人在讲他编造的故事，而且有时他个人的感情色彩甚浓。这个报告确实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是临时拼凑而成的。这种大拼盘式的和低质量的东西，如果以赫鲁晓夫个人的名义发表，那是他个人的事，也许正代表他的水平和风格，但是他却硬要借用中央委员会的名义，那简直是丢中央委员会的脸。

　　赫鲁晓夫虽然大讲什么个人崇拜，但是根本不懂得个人崇拜是什么问题;虽然说了一些发扬民主和坚持集体领导的话，实际上并不那么做，他压制民主，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炮制秘密报告的过程就充分说明这一点。这一点也为后来他大权独揽后的恶劣表现和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的事实所证明。因此赫鲁晓夫并不是真的要反对个人崇拜，而是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

　　诚然，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里列举了不少事实，尤其是与三十年代大清洗有关的事实。但是他在讲这些事实时，如上所说，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不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同时进行任意的歪曲，甚至编造各种谎言，这样就使得事实与谎言搅和在一起，变成半真半假的东西。著名作家列昂诺夫说过：“上等的谎言往往是由半真半假的东西制造的。”这样的谎言比一般的谎言更能迷惑人，而且戳穿和澄清它需要花更大的力气。在大量档案材料已经解密和许多历史事实已经弄清的今天，还有人继续相信赫鲁晓夫的谎言并加以传播，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赫鲁晓夫在报告里就利用这种“上等的谎言”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独断专行、不容异见、残暴无礼、病态地猜疑、残酷狡诈、滥用权力、动不动就杀人的独裁者和暴君。虽然报告里有“过去斯大林曾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过很大功劳”这样的词句，并且肯定斯大林二十年代与反对派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借口没有给自己提出全面评价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的任务而对他所说的功劳不作哪怕是概括的说明。他这样做，显然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以便堵住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嘴。实际上，报告无论就其内容还是所用语言来说，不像是对一位有过功劳、但犯了错误的领导人的批评，而像对一个制造了无数悲剧和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危害的罪人的控诉和宣判，这事实上是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

　　赫鲁晓夫在讲个人崇拜造成的一系列严重的失误和巨大的损失时，把一切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问题，甚至认为是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起了决定性作用。实际上这如同著名学者科日诺夫所说的那样，他还在绕着个人崇拜转，因为仍然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有人把这种表现称为“反过来的个人崇拜”。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仍然是在宣扬他所说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不过是另一种个人崇拜，即“反过来的个人崇拜”。

　　[1]《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2期第196页。

　　[2]《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2页。

　　[3]见《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87、298～299页。

　　[4]《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7页。

　　[5]《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7～138页。

　　[6]《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第242页。

　　[7]《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8]转引自《对话》杂志1996年第4期第60页。

　　[9]见2006年2月10～13日《真理报》。

　　[10]见2000年7月17日《独立报》。

　　[11]见2006年2月10～13日《真理报》。

　　[12]见В.科日诺夫的《俄罗斯-二十世纪(1939-1964)》一书，2002年，第355-356页。

　　[13]见2006年2月10～13日《真理报》。

　　[14]转引自《请斯大林同志讲话》一书，1995年，第322页。

　　[15]见2006年2月26日《卫报》。

　　[16]《论据与事实报》2003年第25期。

　　[17]《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9页。

　　[18]《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0页。

　　[19]《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1985年，第306～307页。

　　[20]《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153页。

　　[21]《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6页。

　　[22]《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8页。

　　[23]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40～41页。

　　[24]《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8页。

　　[25]《斯大林：同时代人的回忆和当时的文件》，М.洛巴诺夫编，1995年第631～632页。

　　[26]见В.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文版，2005年，第108～118页。

　　[27]《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8～149页。

　　[28]《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95～96、239～240页。

　　[29]见克里姆林宫警卫部队军官С.克拉西科夫的《在领袖们身边》一书，1997年，第75页。

　　[30]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6期第216～220页。

　　[31]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60页。

　　[32]《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9页。

　　[33]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9～150页。

　　[34]С.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1994年，第181～183页。

　　[35]《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中文版，2003年，第484页。

　　[36]《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中文版(下册)，1985年，第493页。

　　[37]见Д.沃尔科戈诺夫的《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1997年，第235～237页。

　　[38]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0页。

　　[39]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0页。

　　[40]《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中文版(上册)，1985年，第344页。

　　[41]《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2页。

　　[42]见И.佩哈洛夫的《第三帝国的"高加索之鹰"》一文，载《俄罗斯特种部队报》2000年第10期。

　　[43]见《对话》杂志1991年第4期第64页。

　　[44]《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40、243页。

　　[45]见2006年2月10～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46]见С.贝利亚的《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1994年，第325～326页。

　　[47]这里说的《传略》，应是1947年出版的修订第2版。

　　[48]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7页。

　　[49]《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7页。

　　[50]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18页。

　　[51]《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7页。

　　[52]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18页。

　　[53]《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26页。

 

　　三、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做秘密报告

　　从以上所述我们看到，赫鲁晓夫坚决要求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心要把斯大林完全抹黑，为此使用了各种手腕和手段，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真相、颠倒是非和造谣惑众。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当年曾受过斯大林重用的人怎么啦?为什么他对斯大林有那么大的仇恨，非要把他过去崇拜过的偶像推倒呢?他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顾一下赫鲁晓夫的历史，了解这个人过去做了些什么，是如何登上权力顶峰的，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他这样做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等等。

　　赫鲁晓夫于1894年出生于库尔斯克农村，十四岁那年随全家来到乌克兰顿巴斯矿区，先在德国人开的一家工厂里当学徒，后在矿区一家发电厂做金属装配工。应该指出，关于他当过矿工之说不确。1918年他参加了红军，不久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他本人曾在与剧作家沙特罗夫谈话时这样说：“您知道，我是怎样成为共产党员的?那时把我们这些年轻的士兵，年轻的红军战士赶到一个剧院去开会，说有一位中央来的同志要讲话。出来一个矮小的，比我还要矮小的红头发的人，此人身穿一件皮上衣，他一开口讲话，我一下子觉得豁然开朗起来。从这时起，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个讲话的人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 这就是说，他是由布哈林领进门的。他在回忆录里用赞扬的语气回忆起了布哈林，说他这一代人是读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成长的，说布哈林是真正的思想家等等。[2]

　　国内战争结束后，赫鲁晓夫在顿巴斯矿区工作。在二十年代初党内斗争中，他曾站在托洛茨基派一边，这是他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转向。根据卡冈诺维奇回忆，1925年他以乌克兰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到顿巴斯视察，然后参加了州党代会。这时大会代表赫鲁晓夫来找他，求他帮忙。他记得赫鲁晓夫当时对他说：“我在这里工作很困难。原因是1923～1924年间我支持过托洛茨基分子，但到1924年底，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承认了，我甚至被选为区委书记。但是他们对我总是揪住不放……我请求您这位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帮个忙，把我调到别的地方去。”[3] 卡冈诺维奇见他能坦率地承认错误，便答应考虑他的工作调动问题，不久把他安排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后来又把他派往基辅，他在那里被选为州委组织部长。1929年赫鲁晓夫萌发了上大学的愿望，想上莫斯科的工业学院，但知道通不过入学考试，便又去找已调回莫斯科的卡冈诺维奇帮忙，卡冈诺维奇答应了。赫鲁晓夫入学后，没有认真学习专业知识，立即投入到学院内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中去，表现得非常积极。这时他已把他崇拜过的偶像完全抛弃了。当时担任莫斯科州委书记并兼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卡冈诺维奇便决定提拔他为学院党支部书记。他还碰上了后来对他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的机遇。这时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正好也在工业学院学习，是党组织的一个干部，经常与赫鲁晓夫碰头。她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很好，常在斯大林面前提到他。当卡冈诺维奇要调赫鲁晓夫到莫斯科市委担任领导职务而同斯大林商量时，斯大林欣然同意，这与阿利卢耶娃常在他面前称赞赫鲁晓夫不无关系。[4] 从此赫鲁晓夫受到斯大林的信任和重用，步步高升。

　　卡冈诺维奇在回忆往事时说：“现在还有人问我，你举荐赫鲁晓夫后悔不后悔?我回答说，不，我不后悔。我是眼看着他从1925年成长为边疆区和州一级重要领导人的。他为我们的国家和党做了有益的事，同时也有错误和缺点，这是谁也免不了的。然而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的这个‘高位’对他来说太高了……有这样的人，他们一旦登上了高位就头脑发昏。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人。他身居最高职位后头脑就发起昏来了，便开始胡闹，这对他本人、尤其对党和国家是很危险的，何况他明显地缺乏坚定性和文化理论修养。”[5] 卡冈诺维奇的这段话是在八十年代末说的，他在谈到那个忘恩负义、把他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赫鲁晓夫时还是比较冷静和客观的，而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却用侮辱性的语言攻击卡冈诺维奇，这样写道：“像卡冈诺维奇这样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只要斯大林眨一眨眼睛，说为了斯大林的某种事业的利益必须这样做，他就会把亲生父亲给杀了。斯大林不需要去拉卡冈诺维奇，此人不管需要不需要都会喊得嗓门比谁都大，竭力迎合斯大林，到处逮捕和揭露‘敌人’。”[6] 把他们两人的话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两人品格的不同。其实，赫鲁晓夫的种种表现恰好说明，他的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用到他自己身上。

　　从了解情况的人的描述以及赫鲁晓夫的实际表现和他本人的自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虽有较强的活动能力，但缺乏一个领导人必须有的最起码的文化知识、理论素养和道德观念，谈不上有什么思想信念。他为人粗野，有时蛮不讲理。他的适应能力很强，善于变化。他文化水平不高，连一个小学生都应掌握的拼写法也没有学好，谢皮洛夫曾嘲笑他在批文件时把“ознакомиться”写成“азнакомица”。无怪乎他从不亲自动笔，只进行口授。但是他练就一张利嘴，能滔滔不绝地发表煽动性很强的讲话和编造各种故事。此人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容易激动，有时达到失去理智的程度。有些缺点连他自己也承认。他在上面提到过的与剧作家沙特罗夫的谈话中说：“我没有受过教育，缺少文化。要管理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头脑里应该有两个学院讲授的知识。而我只上到教会小学四年级，没有接着上中学，直接上了大学，没有毕业。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前后不一，得罪了许多好人，尤其是得罪了你们当中的人。”[7] 这些话是他晚年说的，总算还有一点自责的意思。

　　那么斯大林如何看待他呢?斯大林一方面信任他，看重他的工作干劲和能力，另一方面又不那么尊重他，瞧不起他这个缺少文化的大老粗。据了解情况的人说，斯大林邀请政治局委员们到他的别墅聚会时，常常拿赫鲁晓夫取乐，强迫他跳乌克兰的戈帕克舞。这时赫鲁晓夫只好扭动他胖乎乎的身躯，跳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其余的人在一旁拍着巴掌。有人说，斯大林常让赫鲁晓夫扮演小丑的角色，这未免言过其实，但是不那么看得起他，这似乎是确实的。由此看来，斯大林在给自己的《传略》添写的话中没有把赫鲁晓夫列入党的领导核心的名单，并不是偶然的。而赫鲁晓夫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开头全心全意地忠于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首先是忠于斯大林本人，对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和领袖怀有崇敬之心。[8] 但是随着直接接触的增多，对斯大林有了更多的了解，一方面承认斯大林有高人一头之处，另一方面又认为他有“某种无法归入任何范畴的野蛮的东西”，逐渐产生一种敬畏和恐惧的心理，在斯大林面前小心翼翼，胆战心惊，担心出差错而获咎。为了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和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对斯大林的揶揄都忍受着，心里是肯定是不满的。同时他把自己与某些受到处置的人相比，觉得斯大林对自己还可以。因此他对斯大林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当剧作家沙特罗夫问他是什么促使他批判斯大林时，他回答说，“不是个人恩怨，不是!斯大林对待我要比对待别的人好。政治局里有的人几乎认为我是他的‘宠儿’。我家只有儿媳一人坐过牢。他有时把我称为波兰特务，叫我赫鲁晓夫斯基，强迫我跳舞，总的说来，就这些。与别人的遭遇无法相比”。[9]

　　那么这里又要问，究竟是什么促使赫鲁晓夫做那个否定和丑化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呢?一位名叫阿尔帕托夫的学者的说法比较简单，他把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行为称为“奴仆找死去的老爷报仇”。[10] 曾任克格勃主席的谢米恰斯内依也说，斯大林常常取笑赫鲁晓夫，甚至糟践他。可以感觉到，长期积累的怨气一旦得到发泄的机会，他什么话说不出来![11] 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里实际上是在与斯大林“算个人的旧账”，说他“没有真正谴责破坏法制的行为和赫鲁晓夫自己也参加的三十年代的镇压行动，对斯大林作了绝对主观的评价，把发生所有消极现象的责任全部推给斯大林”。[12]

　　政论家布尔拉茨基在不止一次地听了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的录音后说：“赫鲁晓夫深受斯大林主义的伤害。这里什么都搅和在一起：既有对领袖的神秘的恐惧，又有无辜者的鲜血引起的心悸。这里有感到自己对被毁灭的生命负有责任的感觉，也有几十年来蓄积在心中、就要像锅中的蒸汽那样喷发出来的反抗。”他还说，这是因为“赫鲁晓夫本人也双手沾满了鲜血”。[13] 赫鲁晓夫自己在同沙特罗夫谈话时也承认这一点。当沙特罗夫问他对什么事感到后悔，他回答道：“最感到后悔的是让许多人流了血。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当时我虔诚地相信斯大林，什么都干……这是我心中感到最可怕的事。”[14] 在布尔拉茨基看来，赫鲁晓夫发动对斯大林的批判，既是为了卸掉多年来压在自己心头的重负，求得自己内心的安宁，也是对斯大林的反抗。

　　历史学家叶麦利扬诺夫认为赫鲁晓夫制造关于斯大林的神话的目的有三个：第一，通过秘密报告首次披露大规模镇压的行为，推脱自己对许多无辜者被杀和被关押的责任;第二，力图表明是他使国家摆脱了恐惧，让代表们相信，只有他当政，才能保证不发生各种违法行为;第三，把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名单上抹去斯大林的名字，给自己腾出位置，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俄罗斯社会学研究部门“列瓦达中心”主任列瓦达在回答是什么促使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问题时说：“对赫鲁晓夫采取这一行动的动机可作不同解释，他本人也多次试图说明这一点。但是所有这些解释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这些解释当中最合理的是这样的说法：他和他的同伙懂得，他们不这样做就无法保持住自己的地位。这是主要的。”[15]

　　以上的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赫鲁晓夫宣布他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做报告的，本来应该客观冷静，不掺杂个人的感情，可是他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并且大段大段地即兴发挥，对斯大林进行无端的攻击，这确实像是一个受了半辈子气的奴仆发泄对已故主人的愤恨，或者像布尔拉茨基说的那样，是多年来蓄积在内心的反抗的总爆发。当然，作为当年大规模镇压行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着重讲这个问题，也是为了争取主动，并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为自己开脱。这样做，也如同列瓦达所说，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关于这一点，赫鲁晓夫自己在回忆录也曾谈到过。据他的回忆，他在劝说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同意他做秘密报告时曾说：“甚至那些犯有罪行的人哪怕一辈子有一次能够认罪，那么这即使不能使他完全得到谅解，也能受到宽容对待。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待是否应该做关于斯大林滥用职权的报告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报告只能在现在的二十大就做。到二十一大时再做就晚了，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一天和不提前要我们回答的话。因此最好现在再做一个报告。”[16] 这里他也把进行劝说的时间说成“在代表大会开幕后”，实际上可能是在会前讨论是否决定做秘密报告时说的。另据他的女儿拉达证实，赫鲁晓夫在家里也说过这样的话：这是惟一的机会，要么我们现在就讲，要么让人民把我们消灭掉，而且他们那样做是对的。[17]

　　至于说到他批判斯大林抱有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的目的这一点，也有一定的根据。上面提到过，他口头上虽然说个人崇拜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然而实际上根本不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述;他虽然提出要恢复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然而实际上他在准备做秘密报告的过程中就严重违背党内生活的准则和集体领导的原则，而后来当他把党政大权掌握到自己手中后，更是凌驾在党和人民之上，飞扬跋扈，独断专行，并且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为自己作宣传，唱赞歌。当时也有一些人对他阿谀奉承，赞扬他的“功绩”，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但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眼里，赫鲁晓夫却是一个丑角一类的人物，他的种种表现，使他获得了不少雅号。人们根据他的愚昧和无知，称他为“登上宝座的傻瓜伊万”;根据他善于滔滔不绝地说空话大话和造谣撒谎，称他为“饶舌的人”。他对玉米情有独钟，不问自然条件如何，要求在苏联广阔领土上普遍种玉米，因而被称为“玉米迷”。他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开始时采取冒险主义的做法，后来仓皇撤退，遭到国际社会的耻笑。而他作为苏联政府首脑在联合国大会上脱下皮鞋拍打桌子的精彩表演，使他一时名扬世界。当年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在谈到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曾说，毫无疑问，有过个人崇拜，但是也有过值得崇拜的个人。言下之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也搞个人崇拜这一套，确实有点滑稽。

　　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在致拉斐尔的信中谈到后者的剧本《济金根》时说：“您的《济金根》完全是走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18] 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也可以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实际存在的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历史人物的行为的动机。

　　我们知道，在十月革命前后有一大批来自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被革命的潮流卷了进来。其中有许多人在革命的洪炉里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自觉的学习改造，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但是也有人抱着个人目的参加革命队伍，放松甚至不进行自我改造，凭着自己较强的工作能力以及适应环境和迎合领导的本领，在革命队伍内扎下了根，甚至步步高升，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一方面在正确路线的指引和斯大林严格的管束下，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和赢得反侵略战争胜利出过力，另一方面在政策出现偏差和错误时，由于他们的过分热心和努力，给事业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同时由于制度上存在种种弊端和缺陷，由于未能很好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未能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监督机制，他们逐渐形成为一个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集团。赫鲁晓夫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他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否定斯大林，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这个集团的愿望和意志的表现，是这个集团为维护本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

　　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形势和苏联国内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在“冷战”中做法有所改变，开始对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思想宣传和思想渗透，并在其内部培养亲西方势力和寻找代理人。而在苏联国内，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三十年代和战后镇压行动中的冤假错案需要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党内和社会上普遍有一种希望改变现状的情绪。在西方的影响下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抬头，这在知识界表现得尤其明显，而领导集团中相当多的人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思想。可以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和他的同伙借口反对个人崇拜否定斯大林，是为了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四、秘密报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经过整理和修改后，分发给各级党组织进行传达。关于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引起了党内和社会各界极其强烈的反响。有人形容这犹如爆炸了一颗威力巨大的原子弹。过去对斯大林一直抱崇敬态度的多数人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恶毒诽谤，仍然相信“斯大林永远活在历史上，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一向把斯大林看作民族的象征和骄傲的格鲁吉亚人，感到他们的民族尊严受到了践踏，在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之际，纷纷起来反对，在第比利斯、哥里、库塔伊西、苏呼米、巴统等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示威群众与军警发生了冲突，当局悍然下令向群众开枪，造成几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这是从1918年以来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抗议示威活动，而且开了武力镇压的先例。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在感到震惊之余，思想上出现很多问题，开始怀疑苏联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相当多思想发生了变化的干部，受自由化思潮影响的知识界精英以及历次镇压行动的很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亲属，还有早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那些未改变立场的后代则表示支持，其中的一部分人认为斯大林双手沾满了鲜血，是“国家的罪人”，他们把斯大林的错误同苏维埃制度联系起来，把苏联说成专制独裁的国家，提出应取缔苏联共产党，彻底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就这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分裂。

　　二十大闭幕后，苏共中央用各种不同方式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在各个党内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在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导致党内斗争的加剧，自由派加强了活动，各国领导人受到了冲击，结果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政治危机。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导致哥穆尔卡重新上台。同年10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最后苏联进行了武装干涉，才把事件平息下去。

　　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后，毛主席立即作出了反应，他说，赫鲁晓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19] 他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会上一致认为苏共二十大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在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写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经毛主席亲自修改，于1956年4月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主要从正面阐述党中央的立场，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着明显的分歧，尤其是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这些分歧后来导致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和六十年代的公开论战。

　　在二十大闭幕后不久，秘密报告落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手中，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反苏反共的有力武器。关于这个报告泄漏出去的过程说法不一。有这样一种说法：苏联领导人曾把秘密报告的文本送给参加二十大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阅读。而贝鲁特于3月12日去世，有人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秘密报告文本，把它复制后在华沙市场上出售，一个美国人用三百美元买了一份，交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20] 还有一种说法，它与前一种说法有共同之处，即秘密报告是从波兰泄漏出去的，不过方法和途径与前一种说法不同。按照这种说法，这份报告是一个名叫维克多•格拉耶夫斯基的人在华沙弄到的，此人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女秘书的好友，他在女秘书的桌子上看到了报告的文本，便从她那里借了出来，直奔以色列使馆，因为他正准备到以色列定居，想把此报告作为见面礼。于是他把报告交给了以色列使馆，以色列使馆复制后转交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21] 此外还有别的说法。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得到这份报告后大喜过望，决定立刻译成英语发表。它于6月4日全文刊登在《纽约时报》上。两天后法国《世界报》也发表了这份报告。然后又返译成俄语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语言在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播送。同时还把报告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这场宣传战很快收到了效果。同情和支持苏联的人大大减少，许多原来靠拢苏联的左派人士开始对苏联持批判态度，西方的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发生了分裂。根据莫洛托夫的外孙尼科诺夫的回忆，莫洛托夫曾对他说过：“二十大前真心实意地同情我们的约占全人类的百分之七十。而在二十大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多人支持苏联、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了。”[22]

　　我们知道，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知识界开始出现一股后来被称为“解冻”的自由化浪潮。关于“解冻”这个名称的由来有不同的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认为它源自爱伦堡1954年发表的小说《解冻》。小说通过主人公之口，反复讲到严冬即将过去，“已到解冻时节”，“春天就在眼前”，已听得见“春天的喧闹声”等等。显然这里所说的严冬指的是斯大林时期。至于“解冻”一词并非爱伦堡首次使用。诗人扎鲍洛茨基早在1948年就写过《解冻》一诗，表达了希望改变现状的心情，这首诗到1953年10月才发表出来，不过也在爱伦堡的小说之前。此外，美国记者索兹贝格于1956年写过《大解冻》(《The Big Thaw》)一书，“解冻”一词在西方流行开来，大概与此有关。二十大后，这股浪潮迅速在知识界扩散开来，形成了不小的声势，淹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片思想阵地，影响了愈来愈多的人。在文学界影响尤为深远。出现了一批暴露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被称为“解冻文学”。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捅了那么大的娄子，引起那么多人的反对，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那么大的混乱，这大概是他事先没有估计到的。他一方面担心反对批判个人崇拜的呼声愈来愈高而使他在党内的地位遭到削弱，担心那些本来就反对这样做的领导人的地位得到加强，对他形成威胁，另一方面又害怕在秘密报告推动下进一步泛滥起来的自由化浪潮把他淹没，使他遭到灭顶之灾。他被迫缓和对斯大林的批判而安抚反对者，而对自由化浪潮一度采取遏制政策。本来他策划要在二十大后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个人崇拜。从保存下来的材料来看，朱可夫向赫鲁晓夫呈送了他准备在全会作的题为《关于军事思想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的稿子，谢皮洛夫则准备在会上做关于党的工作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批判个人崇拜在这些领域的表现及其后果。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次会议取消了。

　　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这个决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批判个人崇拜的行动进行解释，它对斯大林的功过采取分析的态度，而且语气也与秘密报告有所区别。这表明赫鲁晓夫等人似乎要在掀起这场运动后暂时刹车。如上所述，1956年下半年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为了争取支持和摆脱困境，赫鲁晓夫改变了调门，开始肯定斯大林。12月底，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说：“斯大林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把我们称为斯大林主义者。正是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他还说：“斯大林粉碎了我们的敌人。我个人是在斯大林时代成长的。我们可以感到骄傲，因为在为了我们伟大事业的进步而对敌人进行的斗争中，我们曾经合作。”[23]

　　1957年1月17日赫鲁晓夫又在中国使馆为我政府代表团访苏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最近，西方经常有人指责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对这一点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说过，照我们的理解，‘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本人是同共产党员的伟大称号不可分割的……我们批评斯大林，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好的共产党员。我们批评是因为他有一些偏差和不良的品质，是因为他有错误……而在基本的主要的方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这就是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保卫社会主义事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作斗争，——像俗语所说的那样，但愿上帝保佑，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像斯大林一样战斗。”[24] 一个月后，即在2月18日，他又在保加利亚驻苏使馆说过类似的话。他的这些表白，当然是言不由衷，是在演戏，因为像他的女儿所说的那样，他有戏子的气质。同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做报告时又谈到了斯大林，他说，党一方面批评斯大林活动的不正确方面，另一方面过去和将来都将同所有在批判个人崇拜的幌子下诽谤斯大林的人作斗争，强调指出，“作为忠心耿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坚强的革命家，斯大林在历史上将占有应有的地位。我们党和苏联人民将记住斯大林并且给予他应有的评价”。[25] 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么他首先就应与他自己作斗争，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发动这场诽谤斯大林的运动的。

　　另一方面，为了遏制国内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防止波匈事件在苏联重演，苏共中央于1956年12月给各级党组织发了密信，要求对各种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采取坚决措施，对肇事者进行镇压，加强对书报的检查。与此同时，在思想政治领域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1957年2月，莫斯科大学开除了百余名“进行反共政治活动”的学生，把他们送往工厂劳动改造。取缔了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组织。3月9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对该杂志的“背离列宁主义的科学党性原则倾向的理论错误和方法论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免除了该杂志主编的职务。对暴露阴暗面的“解冻文学”作品进行了批判。然而“非斯大林化”的过程并没有停止。赫鲁晓夫本来并不那么崇尚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价值观念，他就思想观点来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很容易受各种思潮的影响。他很快也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卷了进去，愈来愈深地陷入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泥潭。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的报告，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他避而不谈苏联社会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视已形成一个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特权阶层的事实，无视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的日益扩大，无视在西方敌对势力的鼓励和支持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兴起，大谈苏联已消灭了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已无必要，无产阶级国家已变为“全民国家”，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党”。这就是所谓的“两全”理论。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以及“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口号。所有这些加上二十大提出的“三和”理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修正主义纲领。可是他仍然打着“建设共产主义“的旗号，大讲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宣布将在二十年内，即到198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这完全是用来欺骗群众的谎言。

　　在二十二大上，反复无常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掀起了第二个反斯大林的浪潮。他在总结报告和总结发言里除了重复在二十大说过的一些话外，对斯大林提出了新的指责。这次批判斯大林完全是公开进行的，有许多人跟着他这样做。大会闭幕前通过了关于把斯大林灵柩移出列宁陵墓的决议。过去曾经流传过的“焚尸扬灰”说不确，斯大林的灵柩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旁。根据陵墓警卫队长莫什科夫的回忆，安葬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10月31日凌晨二时他应召到了克里姆林宫，这时中央主席团成员正在讨论把斯大林灵柩埋葬在何处的问题。赫鲁晓夫提议埋葬在新圣女公墓。他的意见得到了米高扬、苏斯洛夫的支持。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穆希金诺夫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样做很难向人们做解释，建议安葬在陵墓后面宫墙旁。赫鲁晓夫勉强同意了。决定后立即开始行动。为了不引人注意和不引发抗议活动，全部迁葬工作在夜间秘密进行。当天晚6时，借口参加十月革命节检阅的莫斯科卫戍部队要进行排练，封锁了红场。9时许挖好了墓穴，接着把斯大林的灵柩匆匆埋了进去。与此同时换下了陵墓入口的上方镌有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的石匾。第二天早晨游客看到石匾上只有列宁一人的名字了。[26]

　　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陵墓的做法，在社会上引发了大规模推倒斯大林纪念像和纪念碑的行动。许多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广场、工厂和农庄纷纷易名。应该特别指出的是，1961年1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把斯大林格勒改名为伏尔加格勒。这是发生举世闻名的、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英雄城市。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著名作家阿列克谢耶夫愤慨地说，西欧不少城市的广场和街道仍然以斯大林格勒命名，而在苏联地图上从此却找不到了这个城市。[27] 另一方面，再一次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运动，各种报刊发表大量批判文章。攻击斯大林、丑化他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学作品纷纷出笼，其中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叶夫图申科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是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发表的。

　　应该说，赫鲁晓夫本来就是一个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政客，他再次掀起反斯大林的浪潮，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不过他这样做有其具体的政治目的，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叶麦利扬诺夫的分析，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是为了进一步打击莫洛托夫等人。赫鲁晓夫虽然在1957年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但是他们在党内仍有较大影响。在二十二大召开前，莫洛托夫给苏共中央写信，对苏共纲领草案提出批评，赫鲁晓夫担心莫洛托夫的观点会获得支持，于是便想通过再次批判斯大林来揭露他们过去参与镇压行动的错误，达到清除他们的目的。第二，在中苏之间的分歧扩大和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企图通过批判斯大林影射攻击中国。第三，赫鲁晓夫再次批判斯大林，是为了进一步毁坏斯大林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名声，实现取而代之的目标。[28] 然而应该说，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还是为实现他提出的修正主义纲领扫清障碍。

　　苏共二十二大后，苏联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许多人不再相信共产党，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失去了理想和追求，玩世不恭或愤世嫉俗的情绪有所增长，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明显下降。诚然，有的人开头曾赞赏赫鲁晓夫的“勇气”，跟着他反对个人崇拜，但不久也开始对他感到失望，于是转而在生活上和思想上寻求别的寄托。有人形象地把这个过程描述为从“个人崇拜”(“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经过“没有值得崇拜的个人的崇拜”(“культ без личности”)，然后到“现金崇拜”(“культ наличности”)。这种变化为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成灾准备了合适的土壤，并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了思想上的条件。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做的秘密报告对刚走上和正要走上独立生活道路的年轻人产生了特别巨大的影响。其中有的人完全接受了赫鲁晓夫的观点，自称为“二十大的产儿”或“六十年代人”，这些人后来有的步入政界，有的成为知识界的精英，他们组成了一支在苏联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骨干队伍。戈尔巴乔夫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曾亲口承认自己是“六十年代人”。[29] 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赫鲁晓夫的经验没有白白丢掉。他以后的一代改革家并不是偶然地称自己为‘二十大的产儿’的。”[30] 他又说：“后来，当命运最后把我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时，当我们成为国家领导人、到那些赫鲁晓夫进行过活动的办公室办公时，他的经验对我开始具有特殊意义。” [31] 最近戈尔巴乔夫又承认二十大与他实行的“改革”之间的“有机联系”，说这是一件事情的不同阶段。[32]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不同派别的政论家对二十大到苏联解体的过程的描述有其相似之处。自由派的布尔拉茨基说：“二十大后，在党内和整个苏联社会出现了一条很深的沟。开头形成了一个缺口，后来社会上分成两个对立的营垒：一个拥护斯大林和反对二十大，另一个反对斯大林和拥护二十大。接着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自愿’下台、勃列日涅夫的二十年停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升沉、叶利钦的白色革命、私有化和向市场过渡的剧变，——这一切都源于二十大。”[33] 而属于左派的卡拉-穆尔扎则说：“二十大打击了苏维埃制度，使得它没有恢复过来。这样做是由于恶意、愚蠢还是由于疏忽，这并不重要，但客观上是犯了叛国罪。赫鲁晓夫损坏了支撑国家的支柱，勃列日涅夫没有修理它，只抹了一层油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把裂缝抠大，使得整个建筑物倒塌。现在我们怎么也无法从瓦砾堆下爬出来。”[34] 由此可见，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赫鲁晓夫掀起的反斯大林的运动一脉相承，已成为现在不少俄罗斯人的共识。

　　至于说对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看法和态度问题，那么如同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曾经存在过严重的分歧。报告出笼时，许多老革命家和普通的工农群众表示坚决反对，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为它叫好。另外还有一些人虽不完全赞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但是认为揭露个人崇拜的问题有其积极意义。当时赫鲁晓夫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提出要恢复列宁主义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曾经迷惑过一些人。但是当他大权在握后，飞扬跋扈，独断专行，仍用他自己谴责过的老办法对付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把所谓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发挥到极致，使得许多人大失所望。这自然使得他们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更使许多人看清了赫鲁晓夫的报告的实质。如同一位名叫索洛韦依奇克的论者所说的那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和苏联的崩溃，这对许多苏联传统主义者和爱国者给二十大以否定的评价起了决定作用，而在他们眼里赫鲁晓夫是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前辈”。[35] 与此同时，苏联解体后许多人经过今昔对比，改变了对斯大林的态度。另一位名叫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论者说：“不管‘解冻’时如何揭露斯大林，不管六十年代人如何哀号，不管‘改革’年代如何诅咒，‘反共分子’当政的十年就足以把所有的诅咒勾销掉，并且在实际上证明，谁对老百姓更亲。”[36] 近年来，根据多次民意调查，肯定斯大林的人一直保持在50%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五年前，以舍宁为首的前苏联地区共产主义政党的联合组织“共产党联盟-苏共”在第三十二次非常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撤销了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和苏共二十二大《关于列宁陵墓的决议》。这个决议虽然是由“共产党联盟-苏共”这个联合组织中的一派作出的，应该说它反映了广大共产党员的意志和愿望。

　　自从苏共二十大召开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在这五十年里，整个世界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变化。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在政治地图上消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分裂，走向了低潮。当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种“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早已成为历史，如今世界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帝国主义国家横行霸道、剥削和欺压别国人民的景象。时光似乎倒转了，历史似乎走了回头路。这一切都发端于苏共二十大，确切地说，发端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五十年来无数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环球视野》)

　　[1] 《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0期第22页。

　　[2]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49～50页。

　　[3] Л.卡冈诺维奇：《备忘录》，1997，第565页。

　　[4] 见Л.卡冈诺维奇的《备忘录》，1997年，第566页。

　　[5] Л.卡冈诺维奇：《备忘录》，1997年，第567页。

　　[6]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90页。

　　[7] 《自由思想》1994年第10期第22页。

　　[8]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7、23～24页。

　　[9] 《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0期第22页。

　　[10] 见1998年4月17日《独立报》。

　　[11] 见2000年7月27日《独立报》。

　　[12] 《真理报》2006年2月21～27日。

　　[13] 《独立报》2006年2月17日。

　　[14] 《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0期第22页。

　　[15] 《新时代》杂志2006年第8期第23页。

　　[16]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294页。

　　[17] 见2006年2月14日《新闻报》。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1972年，第343～344页。

　　[19]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1999年，第6页。

　　[20] 见《赫鲁晓夫——同时代人回忆》一书，第32～33页。

　　[21] 见《苏维埃俄罗斯报》1996年3月30日的报导。

　　[22] 转引自2006年2月12日《每周新闻》。

　　[23] 《真理报》1957年1月1日。

　　[24] 《真理报》1957年1月19日。

　　[25] 《真理报》1957年11月7日。

　　[26] 见《独立报》2001年10月31日。

　　[27] 见《小说报》1998年第7期第57页。

　　[28] 见2006年2月17～20日《真理报》。

　　[29] 见《莫斯科新闻》1995年第22期。

　　[30] 《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0期第19页。

　　[31] 《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0期第20页。

　　[32] 《俄罗斯报》2006年2月14日。

　　[33] 《独立报》2006年2月17日。

　　[34] 《反电视银幕网》，2006年3月16日。

　　[35] 《全球选择》2006年2月24日。

　　[36] 《明天报》2006年第10期。

 

 

　　五、如何看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应该吸取哪些教训

　　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人物只有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才能有所作为。而历来的剥削阶级往往把社会发展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宣扬“英雄”创造历史，制造对他们的崇拜，以达到欺骗和蒙蔽群众，维护他们的统治的目的。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应该说，个人崇拜是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由于他们个人超群的智慧和品德以及所起的杰出作用，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这是很自然的。一般说来，人民群众的这种表现不应与某些人有意制造个人崇拜行为等同起来。而杰出的领袖人物总是时刻牢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谨慎，时刻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反对和阻止对自己的过分赞扬和崇拜。许多事实证明，斯大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这样做的。

　　斯大林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他在1931年12月13日在回答德国作家路德维希提出的“你是不是容许把你自己和彼得大帝相比拟?你是不是认为你自己是彼得大帝事业的继承者”的问题时说：“绝对不行。历史的比拟总是冒险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他接着说：“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1]上面提到过，斯大林在1947年出版的《传略》中亲笔添上了后面的这句话，并在与参加《传略》编写的学者座谈时再次强调这一点。[2]

　　1938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一书，斯大林见到后非常生气，他于2月16日给出版社写信说：“在这本书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实、歪曲、夸大和过分颂扬的地方。作者被童话爱好者、扯谎者(大概是‘善意的’扯谎者)、阿谀奉承者弄迷糊了。”他接着说：“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在于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说：英雄创造人民，把他们从群氓变为人民。布尔什维克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人民创造英雄。这本书是在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一切这样的书都将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都将危害我们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建议把这本书烧掉。”[3]可见，斯大林坚决反对过分颂扬他个人，并把问题提到两种对立的历史观的高度来加以说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在刚才提到过的与参加《传略》编写的学者座谈时批评《传略》中“好话太多，过分赞扬个人的作用”，说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调子”。[4]

　　在苏维埃时代，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工厂和农庄成为一种风气。1925年，察里津省当局决定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斯大林给省委书记写信表态说，他不要求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如果他们一定要改名的话，就以国内战争时期察里津苏维埃主席米宁的名字命名。他在信中说，他“不追求名望和荣誉”，恳切地请求不要把他“牵扯到这件事情里去”，“以免造成相反的印象”。[5]不过最后察里津还是改名为斯大林格勒。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用强迫和威胁的手段把自己的名字强加给察里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1938年，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说他收到了人民群众要求用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苏联首都的信件，便建议把莫斯科改名为斯大林诺达尔，并组织人起草了准备送交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决议草案。斯大林表示坚决反对，并通过加里宁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表明自己的态度。[6]

　　上世纪三十年代，卡冈诺维奇曾经提出，“不仅有列宁主义，而且有斯大林主义”，建议使用“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这个术语。赫鲁晓夫表示支持，据说他曾在一次讲话中高呼“列宁主义万岁!斯大林主义万岁!”两人都遭到了斯大林的斥责。斯大林的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晚年。他在那次与参加《传略》编写的学者座谈时，反对把他的思想观点抬高为学说。他用讽刺的语气说，“我现在居然有了各种学说，直到关于战争中起作用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甚至发现我还有共产主义学说、知识分子学说、集体化学说等等”，“这样的学说在我这里整整发现了六种……实际上一种也没有……我们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7]

　　根据莫洛托夫的回忆，斯大林不同意授予他自己苏联英雄称号，理由是他个人“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勇敢精神”。他没有接受苏联英雄的金星勋章，到他逝世后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嘉奖处处长才把这枚勋章拿出来别在枕头上。[8]这与“勋章迷”勃列日涅夫形成鲜明的对照。

　　莫洛托夫还谈到斯大林曾为他接受了大元帅军衔表示后悔。关于授予斯大林大元帅军衔的建议是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等人提出来的。开头斯大林拒绝接受，后来在这些高级将领的坚持下勉强同意了。事后他愈想愈觉得不应接受，说道：“我要这一切干什么呢?”[9]可是那位战时只当过方面军军事委员、没有实际指挥过一次战斗的赫鲁晓夫却想得到苏联元帅的军衔。空军主帅戈洛瓦诺夫曾对莫洛托夫说过，他曾收到一张为授予赫鲁晓夫元帅军衔征求意见的表格，因为授予元帅军衔需征得战时成为元帅的高级将领的同意。此事是战时曾与赫鲁晓夫共事过的叶廖缅科策划的，最后因遭到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戈洛瓦诺夫、库兹涅佐夫以及其他元帅的反对而未成。[10]

　　1945年6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胜利阅兵式参加者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提议“为那些头衔小、名位不足称道的人的健康干杯”，“为那些被认为是伟大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的人干杯，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大家，元帅们和方面军、集团军的司令员们，说得粗俗一点，就一文不值”。[11]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斯大林对人民群众的尊重。

　　1949年，在斯大林七十岁生日即将到来时，各界人士就如何庆祝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建议中包括在莫斯科修建一座献给斯大林的胜利纪念碑和设立斯大林生平活动纪念馆、在莫斯科大学的大楼前树立宏伟的斯大林像、规定斯大林的生日为每年的全民节日、设立斯大林勋章、授予斯大林高于苏联英雄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人民英雄”称号、在斯大林于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期间参加过战斗的城市建立斯大林纪念碑等等。斯大林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他通过莫洛托夫告诫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说：“谦虚一点为好。”[12]

　　类似的事实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一方面说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说斯大林“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颂扬他个人的做法”是没有根据的，另一方面，说明斯大林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问题有明确的和清醒的认识，而且不止一次地反对和阻止那些夸大个人作用和过分颂扬他本人的言论和行动。但是尽管他在理论上对这问题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思想上保持着警惕，但是在一片颂扬声中有时也不免飘飘然起来。与他共事多年对他有深刻了解的莫洛托夫这样说过：“斯大林开头曾与对他的崇拜作过斗争，后来有点喜欢了。”[13]当然，在当时的气氛中，斯大林不需要授意和指使某些人这样做，他只要对某些做法采取默许的态度而不加以坚决制止，就足以使对他的个人崇拜盛行起来，在他的晚年就是如此。上面提到过，夸大个人作用和肯定“英雄创造历史”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观念。而传统观念往往是根深蒂固的，不易一时改变，有时它在不知不觉之中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甚至连斯大林这样的伟人也没有完全摆脱它的纠缠。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即实行“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的“最彻底的决裂”[14]是多么的重要。

　　应该说，斯大林面对人们对他的过分的颂扬心里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他像莫洛托夫所说的那样，为自己受到如此尊重感到有些高兴，另一方面，又对无休止的、有时失去分寸的赞扬感到不快。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上世纪在访苏期间曾与斯大林坦率地谈论过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并在《1937年•莫斯科》一书中作了记录。书中说，斯大林不掩饰他对过分的崇拜的厌烦，为需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应付各种活动和仪式感到可惜。他责备工人和农民们忙于这些不该忙的事而不设法培养较高的趣味，并且对游行时在他眼前出现的“那个蓄小胡子的人成千上万大得吓人的画像”进行了嘲讽。书中还说，斯大林之所以忍受着，是因为知道这些过节般的活动会给人们带来欢乐，并且认为他们颂扬的不是作为个别人的他，而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代表的他。[15]确实，斯大林有时把他个人与作为领导人的斯大林加以区分，甚至在谈到他自己时使用第三人称。有这样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在一些朋友的鼓动和所在单位领导的纵容下，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斯大林得知后训斥儿子说：“你以为你是斯大林?你以为我是斯大林?”他指着斯大林的画像大声喊道：“斯大林——这是他!”[16]由于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个人和作为领导人的斯大林加以区分，他也就把人们对他的颂扬看作不仅是对他个人的颂扬，而且是对他领导的党的方针路线的肯定和拥护。这大概是他没有对那些过分热情的表现采取断然措施加以阻止的又一个原因。当然，树立领导人的威望对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来说能起很大作用，因而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事情做过了头，也会走向反面，反而有可能使得领导人脱离群众，独断专行，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应有损失。

　　此外，还应该考虑到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的特点。俄罗斯人富于感情，容易受情绪的支配。刚才提到过的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在访苏期间还有一个发现，这就是“俄罗斯人喜欢夸张，他们讲话和手势在某种程度上都用最高级，当他们能有机会发泄他们的强烈情感时，就感到高兴”。[17]许多俄罗斯人确实有这种表现，能毫不吝啬地使用“英明”、“伟大”等字眼来形容他们拥戴的人，动不动就称之为“天才”;他们喜欢给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树碑立传，用这些英雄的名字命名城市和街道。俄罗斯人的这个特点，现在仍然表现出来。许多人由于对普京有好感，在他上台后不久还没有干出什么英雄业绩的情况下，就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因此，如果对俄罗斯的社会历史情况和俄罗斯人的特点有所了解的话，那么看到当年对斯大林的近乎狂热的崇拜也就不会感到突然和奇怪了。

　　应该说，人民群众出自内心地尊敬和热爱斯大林，他们对他的崇拜是真诚的，他们的某些过分的表现是可以理解的。在领导干部和高级将领当中也有不少人在与斯大林共事的过程中对他的思想和品德有了全面的了解，承认他确实有过人之处，因而抱敬佩的态度。他们当中有的人在斯大林生前说过一些过分颂扬的话，这在当时的气氛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们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是不好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在对斯大林评价上仍然持客观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就是这些人的最突出的代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领导层中有相当多的人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斯大林生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肉麻地吹捧他，蓄意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这些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盛行起来，是有“功劳”的。而在斯大林逝世后，他们又成为批判个人崇拜的“英雄”。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等人就是如此，而赫鲁晓夫在这方面更有他突出的表现。

　　照莫洛托夫的说法，赫鲁晓夫就本质来说，是布哈林分子，但是没有跟布哈林走，为了获取信任和得到升迁，把自己打扮成“最忠诚的斯大林分子”。[18]他在斯大林面前装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在各种场合狂热地吹捧和颂扬斯大林，成为制造个人崇拜的带头人之一。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他的“忠心”和“热情”。1939年3月他在联共(布)十八大上代表乌克兰党组织作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发言，其中有三十二次提到了斯大林的名字，对斯大林进行了热烈的赞扬，最后高呼：“引导我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我们亲爱的斯大林万岁!”[19]同年12月，赫鲁晓夫在为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发表的文章中说：“苏联各族人民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朋友、父亲和领袖。”[20]这大概是他首次称斯大林为“父亲”。1949年12月，在斯大林七十岁寿辰时，赫鲁晓夫又发表祝词，这篇祝词以这样的口号结束：“荣誉属于亲生父亲、英明导师、党和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劳动者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21]这时赫鲁晓夫想要表明他在感情上与斯大林更加靠近了，在“父亲”前面加上了“亲生”二字。

　　刚才提到过，斯大林有时对过分颂扬他个人的做法表示厌烦，甚至认为有人故意这样做是为了破坏他的威信。他曾生气地对福伊希特万格说：“一个阿谀奉承的笨蛋要比一百个敌人有害得多。”[22]应该说，在他周围这种“阿谀奉承的笨蛋”不止一个，其中包括赫鲁晓夫。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识破，而且信任他们和委以重任。

　　以上简略地分析了造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主客观原因。从中可以看到，赫鲁晓夫把造成个人崇拜的原因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品质并指责斯大林制造对他自己的崇拜是没有根据的，同时也可看到斯大林本人对这一切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盛行起来的。斯大林在1922年当选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时尚无足够的威望，在党内地位尚未巩固，而他本人也表现得比较谦虚谨慎，列宁规定的党内生活的准则基本上得到了遵守，党内民主发扬得较好，因而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不存在对他的个人崇拜问题。到二三十年代之交，他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提出的方针路线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展开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这时他的威望得到了很大提高，在众多领导人当中脱颖而出，开始受到党内外群众的尊敬和爱戴。1929年他五十岁寿辰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真理报》在他生日的那一天用几个版的篇幅刊登颂扬他的文章，这是前所未有的。1930年开始到处挂起他的画像来了，他的画像也出现在当年十月革命节的游行队伍中。这似乎是一个标志，说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始形成了。1934年1月，联共(布)召开了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被称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上充满着对斯大林的一片赞扬声。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真理报》发表社论，其中称斯大林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最名副其实的继承者”，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的巨人”。文章以这样的口号结束：“向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领袖、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战斗队队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建筑师斯大林同志致以热烈的敬礼!”大会期间，红场上举行了群众大会，基洛夫在讲话时称斯大林为“光荣的、坚强的列宁主义者”和“光荣的、不屈不挠的、伟大的领导人和战略家”。代表大会代表和外国客人们在发言和致贺词时，也对斯大林进行了赞扬。值得注意的是，原来的反对派领导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洛米纳泽等人在发言中为了表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起劲赞扬斯大林，话说得比一般人都过头。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刺后开始的大清洗，进一步加强了斯大林的地位。自愿地和被迫地唱赞歌的人愈来愈多。到这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大大进了一步。

　　上面说过，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同时也不主张“权威原则看成绝对坏的东西”，[23]认为革命政党内部如果没有权威，就没有统一意志，也就难以进行胜利的斗争。斯大林的巨大威望，曾在动员和组织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方面起过很大作用，这是历史事实。问题在于对他的颂扬过了头，变成了一种偶像崇拜，这就不能不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首先，它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发扬，使得集体领导被削弱，权力集中到了斯大林一个人手中，助长了一系列不良倾向，形成了一整套习惯做法，造成了某些方针政策上的失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直接间接的损失。因此，为了防止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产生，就要真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集体领导，并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制度和措施来加以保证。要尊重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党内有关全局的方针路线问题，应在全党组织讨论;而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应广泛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不能由少数几个人在密室策划后作出决定。这样做才能激发和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减少决策上的失误和防止个人专权现象的出现。

　　由于个人崇拜，斯大林的意志代替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斯大林的信任成为干部获得重用和升迁的最重要的条件。许多人就是因为得到斯大林的信任才走上领导岗位的。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不少崇敬斯大林同时又忠诚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但是他们队伍中也混进了相当多为了个人名利阿谀奉承的小人，赫鲁晓夫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莫洛托夫这样说过，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现在很多，而且还将更多”。[24]但是由于这些人只听命于斯大林，只对斯大林个人负责，不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愈来愈脱离人民群众，久而久之，他们逐步形成为有其特殊利益的集团，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篡党夺权，斯大林逝世后他们的表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早在1939年在与柯伦泰谈话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党和人民的许多事情将被歪曲和遭到污辱，首先是在国外，我们国内也将会这样做……我也同样会蒙受骂名，受到诽谤。将会把许多坏事加到我头上。”[25]根据莫洛托夫回忆，战争年代斯大林曾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将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26]当然，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斯大林充满着仇恨，在他生前就极尽造谣、诬蔑、攻击之能事。斯大林这样估计，是有根据的。但是他未必想到，在他死后带头辱骂和诽谤他，把许多坏事加在他头上，往他的坟上扔垃圾的人，竟是当年一口一声“亲爹”、对他百般恭维、在他面前唯唯诺诺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只是对斯大林个人进行造谣诬蔑和辱骂而已，他否定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扭转了苏联发展的方向。这个政治痞子型的人物得势后作威作福，居然把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苏联共产党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折腾达十多年之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和极其严重的后果。最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继承他的衣钵，搞垮了苏联，造成了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可以说，这是赫鲁晓夫制造个人崇拜、获得斯大林信任而爬上高位后取得的最大“成就”。为了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应该对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保持高度的警惕，制定一切必要的制度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赫鲁晓夫现象的再次出现。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国家的公职人员应该是“社会公仆”。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27]在总结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时，重温巴黎公社的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逐步实行这两条，才能对公职人员进行真正有效的监督，才能避免“恶仆欺主”和“主仆易位”的现象的出现，才能阻止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的形成，从而有效地防止制度内部形成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上面提到过，个人崇拜的盛行与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人们的文化水平和认识水平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树立唯物史观，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对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扩大一些说，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武装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头脑，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和陈旧落后的传统观念，是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防止党变质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根本保证。应该说，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一贯是很重视的。远的不说，就说他晚年的情况。他不顾年迈体弱仍进行理论问题研究，写出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等重要著作。根据谢皮洛夫的回忆，1952年斯大林对他说，现在我们正在考虑在经济方面采取重大措施，而要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改革，必须使干部和青年懂得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斯大林要求谢皮洛夫牵头编一本供干部和青年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强调指出，“现在情况就是这样：除非我们在科学的基础上培养出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工人、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和劳动者来，不然我们就要灭亡。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28]这里斯大林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把这个问题提到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1953年3月，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一两天对刚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切斯诺科夫说：“你们应当在最近就抓进一步发展理论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在经济方面出一些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纠正过来。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出了错，那么就会断送整个事业。没有理论，我们就会死亡，死亡，死亡!……”[29]这大概是斯大林生前最后一次发出的语重心长的告诫，应该时刻牢记。

　　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场的反斯大林的闹剧已演了五十年，到最近十余年捧场者和观众愈来愈少，看来该是收场的时候了。但是演出者及其背后的支持者们是不会甘心悄然离开舞台的。不过他们再要演出，也只能背几句早已成为陈词滥调的台词，已引不起多少观众的兴趣了。当年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对斯大林进行了一番糟践后，又在回忆录里用他特有的粗俗语言恶狠狠地说道：“他(指斯大林。——引者)值几个钱?他算什么天才?什么苏联人民的‘亲生父亲’?……他身上的遮盖物将被扯下，他将一丝不挂地展现在苏联人民面前，在历史上占据一个对他合适的位置。”[30]但是不管赫鲁晓夫的追随者和后继者们如何攻击他和咒骂他，如何对他进行造谣中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仍然尊敬他和怀念他。他领导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中建立的功勋，已为他在历史上树立了一座谁也推不倒的丰碑。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领袖的历史地位是稳固的。而回过头来看看赫鲁晓夫。此人身后除了留下反复无常的政客、巧舌如簧的撒谎者和革命事业的背叛者的名声以及一大堆劣迹和笑料外，还有什么呢?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已剥蚀了他身上的各种遮盖物，倒是他自己已经“一丝不挂地”展现在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他在历史上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自然也将在历史上占据一个适合于他的不光彩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1979年，第298页。

　　[2]见1999年3月19～22日《真理报》。

　　[3]《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196页。

　　[4]《真理报》1999年3月19～22日。

　　[5]《史料》杂志2003年第3期第54—55页。

　　[6]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2期第126～127页。

　　[7]《真理报》1999年3月19～22日。

　　[8]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311页。

　　[9]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310页。

　　[10]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383页。

　　[11]《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463页。

　　[12]见В.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文版，2005年，第786～787页。

　　[13]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31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1974年，第271～272页。

　　[15]转引自Ю.叶麦利扬诺夫的《斯大林——在权力的顶峰》一书，2003年，第69～70页。

　　[16]见1998年8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17]转引自Ю.叶麦利扬诺夫的《斯大林——在权力的顶峰》一书，2003年，第69页。

　　[18]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431、434页。

　　[19]见В.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文版，2005年，第782～785页。

　　[20]转引自Д.沃尔科戈诺夫的《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1997年，第390页。

　　[21]《真理报》1949年12月21日。

　　[22]《斯大林--同时代人的回忆和当时的文件》，М.洛巴诺夫编，1995年，第30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1974年，第553页。

　　[24]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438页。

　　[25]《对话》杂志1998年第8期第94页。

　　[26]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2000年，第39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1974年，第335页。

　　[28]《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1998年第5期第200页。

　　[29]《明天报》1997年第50期。

　　[30]《赫鲁晓夫回忆录》，1997年，第186页。

　　(《环球视野》•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