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是先进知识青年自觉、自愿、自主的行动

知青系列谈之四

郭春孚

1974年，刑燕子在试验田里

历史是最生动的哲人，是最真实的故事片，也是最丰富的教课书。从历史中走过，我们常常步履蹒跚，甚至还会摔跟头，因为我们虽然身在其中，却有时会辨不清方向、分不清对错。在历史刚刚结束时，如果我们急于作出结论，由于受认识水平的局限、错误理论的干扰和时代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摆不脱个人好恶的影响，往往会有失偏颇。但是，当我们距离这段历史较远，平静地回望过去，认真地审视过去的一切，我们就会变得清醒起来、明智起来、客观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我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越来越深刻，得出的结论也更加贴近历史，更加贴近事实，更加贴近真理。

一、上山下乡是那个时代的先进知识青年的自觉、自愿、自主的行动，并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也不是党中央的强迫命令。
当时，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知识青年有邢燕子、侯隽、董加耕、金训华、柴春泽等。
1958年10月，18岁的中学生邢燕子回到原籍宝坻县大中庄人民公社司家庄生产大队安家落户，走上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数年如一日地忘我劳动，为建设新农村奉献青春。邢燕子的事迹受到党中央所充分肯定。1960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邢燕子发奋图强建设农村》的长篇报道。同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邢燕子热爱劳动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通讯，引起了全国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响，从此成为影响了一代人的知青标兵。1964年，她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出席河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同年，她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进晚餐。她荣幸出席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列为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她先后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十次、十一次、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上连续四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
邢燕子刚下乡那会儿，一没有力气，二不会干农活，也闹出了不少笑话。有一天，大家都下地干活去了，她被留下来看粥锅。火越烧越旺，沸腾的粥开始不断外溢。从没熬过大锅粥的邢燕子顿时慌了神，只能喊人：“不好了！不好了！粥跑出去了！”可喊也不顶用，不知所措的她只好跪在地上对着锅灶磕起头来，弄得闻讯赶来的乡亲们哭笑不得。因此，尽管邢燕子后来成了全国著名的干活能手，可这桩笑话也成了大伙打趣她的“武器”。
“邢燕子，好榜样/学习王国藩，学习铁姑娘/全家都在城，自己愿留乡/园中育幼幼成行，冰上治鱼鱼满网/天荒地冻，抢种垦荒/要使石头长出粮/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一切工作服从党。北大洼变成金银窝/燕子结成队，奋飞过黄河！”
这是1960年9月12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一首诗《邢燕子歌》，作者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而诗歌所歌颂的正是全国的知青楷模邢燕子。
邢燕子，1964年任中共天津地委委员，1973年任中共宝坻县委委员，1974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73年以中国妇女代表的身份访问日本，1975年以同样身份访问罗马尼亚，1981年携家迁居天津市北郊区永新知青综合农场，1986年始任北郊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从邢燕子的成长史可以看出，她回乡务农早在1958年，而且是自觉、自愿、自主的行动；1960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对她的事迹作了报道，从此出了名；1964年，她的事迹才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
侯隽说，除了燕子大姐、董加耕，我是下乡比较早的一个。1962年高中毕业，我从北京下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一呆就是18年。那时没有上山下乡的提法，我是响应党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争着到农村去的。在农村什么活都干过了，心里想的同社员一道苦干，多打粮食，后来黄宗英三下乡时把我写成铁姑娘，被周总理知道了，总理给了我许多关怀和帮助，先后接见了我几次，使我当上了全国知青先进标兵，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刘少奇、朱老总的多次接见。1963年、1964年间，全国各大报刊都报道了有关我的消息，使我一下子成了名人，远比今天任何明星要响亮得多。
由此可见，侯隽与邢燕子一样是自己主动要求下乡务农的，毛主席没有要她去，中央也没有强迫命令她去。这是事实，不容否认。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虽然领袖的号召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决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产物，而是时代的产物。毛泽东、周恩来等伟大领袖只不过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新事物给予了高度重视、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并适时向全国提出了号召。
1968年，周秉和与妹妹周秉建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分别到陕西和内蒙古插队。“伯伯和七妈非常高兴，嘱咐我们到了农村要认真向农民群众学习。”周秉和说，当时周恩来是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总负责人。面对这项涉及全国几乎每个城市家庭的工作，他感到压力很大。“他自己没有孩子，侄子侄女里只有我和妹妹还没工作，他感到只有让我们下乡，才能去鼓励别人送孩子下乡。”
1970年，周秉和、周秉建因为在农村表现良好，在当年的征兵中，被推荐参军。“当时心里那个激动啊，无法用语言表达。”周秉和对那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让周秉和万万想不到的是，在新疆喀什的部队驻地呆了1个月之后，部队领导找到他，让他做好回陕西农村的准备。不久，陕西延安地区武装部干部来到喀什，把周秉和接回延安继续插队。
后来，周秉和才了解了真情。周恩来得知周秉和、周秉建兄妹参军的消息后，认为这是地方领导对他们的照顾，属于干部子女特殊化，坚决要求部队把他们退回去。于是，兄妹俩继续在陕西、内蒙古插队。
到了1972年，大学开始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资格成为招生对象，于是就壮着胆子报了名。”周秉和说，经过推荐和考试，他被清华大学电子系录取，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周秉和的妹妹周秉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害怕重蹈上次参军被退回的覆辙，迟迟没敢参加“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报名，一直在内蒙古草原放羊。“直到1975年，她才恳求伯伯和七妈，能不能出来学习，伯伯这才答应让她上大学，”周秉和说，“她读了内蒙古大学蒙文系，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内蒙古工作。”
周总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肯定和支持。有的人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的人丑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的人还声泪俱下地控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难道周总理都不如这些人英明？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不仅经受住了艰苦环境的考验，也经受住了政治变化的考验，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知青的岁月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不仅面临着艰苦环境的考验，也面临着政治变化的考验，但他们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并对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薛喜梅，女，汉族，1951年10月出生，河南滑县人，中共党员，现任河南省农科院农业经济信息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1968年8月至1980年1月在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务农（下乡知青），曾任全国四届人大常委、省团委副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大李庄大队党支部书记。1980年2月到河南农学院农学系学习，1982年2月到河南省农科院从事农业科技工作至今。曾长期从事小麦育种和品种利用研究工作，1995年调入农科院信息所主持业务工作后，又继续从事农业科技信息研究工作。先后担任过小麦研究所副所长、信息所副所长、所长等职。曾承担国家小麦育种攻关项目的区域试验，主持国家大区（黄淮南片）和河南省两级小麦良种区试（第二主持人）。在研究中注重从生产发展的需要选课题，对品种鉴定方法和利用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和创新，成效显著。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作为主要完成者共获得省级以上科研成果9项，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各一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7项。1989年当选为省种子协会副理事长，1995年当选为省农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98年当选为中国农学会情报分会理事。1999年被评为首届河南省百名巾帼科技带头人，同时被授予河南省三八红旗手称号。2000年当选为省情报学会副理事长。2002年当选为河南省信息协会农业分会副理事长（常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20世纪70年代末结束了。在返乡大潮之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控诉一浪高过一浪，有些人甚至说上了毛主席的当，成了政治牺牲品。在知识青年中“悔与无悔”的争议持续不断。
1962年，党中央提出“大办农业”的号召，侯隽放弃了自己的种种理想，抛开繁华舒适的城市，意气风发地奔向窦家桥务农，把自己的家安在那里，直到现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她的事迹被作家黄宗英发现，一篇报告文学《特别姑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使她闻名全国。从此，侯隽成为一位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知青一代非常崇敬的楷模。
谈起自己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侯隽的语调始终是平稳的。因为她的坦荡和豁达，时光刻在她脸上的风霜已经成为一种让人尊敬的东西。侯隽说，当初毅然从城市到农村的选择，至今想起来仍不后悔。由于是“典型”，共和国历次“运动”都会把她拿出来“颠簸”；由于是“典型”，当年受过江青的接见，接受过江青所赠的草帽，她被审查了8个月……她所受的委屈多了。为了自己单纯的一个愿望，为了自己对农民、农村那份真挚的情感，她这一生付出了太多，可是，她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建设新农村、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梦想。
对于现代新青年的价值观，侯隽非常能理解，她说：“与我们年轻的时候比，现如今的青年们知识很丰富，思想也活跃得多了！回想一下，我们当时很傻，不过，我觉得知青最可贵的一点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很强，而现在的青年缺乏这一点。”
侯隽说，自己年轻时没有拿过什么钱，毫无保留地奉献，当时，收获的幸福和友好纯真的人际关系让她感觉到精神上的富足。现在，她每个月的工资不到3000元，但已经觉得十分满足。
2001年12月7日，“中国第一个老三届知青文化周”在厦门举行。8日，厦门《海峡导报》作了整两版的报道。编者按用粗黑体字非常明显地推出：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三届知青代表相聚厦门，参加了中国第一个知青文化周。由闽西厦门知青联谊会、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编委会主办的知青文化周，将举行首次“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影集《命定》首发式”、“知青赠书仪式”、“厦门老三届知青老照片展”、“《震撼与反响》发行仪式”、“厦门与外地老三届知青座谈会”和“老三届知青文艺大联欢”等活动。此次应邀参加知青文化周的有当年被全国人民誉为知青楷模的董加耕、候隽；《中国知青史》作者定宜庄、刘小萌；1968年促成知青上山下乡形成史无前例规模运动的曲折； 1979年胜利大返城改写知青命运的进京请愿团团长丁惠民；第一个系列注册知青商标创立知青品牌丰富知青文化的官国柱；制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上山下乡纪念章”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李建中……厦门政界、教育界、文艺界、企业界的知青代表以及至今留守闽西的厦门知青将共聚盛会。
会上，围绕“悔与无悔”的话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一派以陈仲义（福建知名作家，著名诗人舒婷的爱人）为代表认为应该忏悔；一派以朱水涌（福建知名作家）认为不应该忏悔。大家争先恐后，会场沸腾起来。最后候隽应邀走上讲台，她稳健地说：“对于大家的争论，我没有什么意见，百家争鸣嘛！我能当上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知青先进标兵，是党培养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教诲的结果，决不是因为我个人如何。我个人同大家一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现在许多人刨根究底问我，我有时只好开玩笑，我这个先进人物是当时政治的需要，用现在的行话讲，是包装上市，隆重推出。我不是作秀，我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方向是正确的，起码我们这代人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了解了农业。我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重大，我当副县长抓农业时体会就更深了。后来知青运动被扭曲了，是错综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我在农村呆了18年，坦率地告诉大家，没有半点后悔。我现在同我村上的农民关系都不错，他们还给我准备了几百亩山地，让我去搞开发。我认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虽不年轻，但是我们也不苍老，我们应该有股子干实事的精神，广阔天地依旧是我们的课堂。”
候隽大姐十分恳切地说：“我不忏悔上山下乡，没有必要去忏悔，忏悔是不能把被磋砣的岁月找回来的。现在我们这代人境况是有些不好，下岗、失业的也较多，但不是主流，现在给我们提供的创业机会多了，关键在于自己怎样去闯去干，路是人走出来的，上山下乡都过来了，现在还有什么困难？人，应该有一种精神，应该有一种追求，还应该有一种境界！忏悔，不应是知青一代人的终结！”
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时，还有一个名字不能忘记，这个人就是柴春泽。
1973年8月，昭乌达盟（现为赤峰市）团委召开全盟有线广播大会，号召全盟知青扎根农村。在会上，柴春泽第一个表了决心，提出“扎根农村奋斗60年”。
但此时父亲写信告诉他：“春泽，盟里有招工的机会，我已经和盟煤炭局、劳动局都说好了，这次你必须听我的意见。”
自己已经对全盟领导表了扎根农村的决心，怎么能走？1973年9月2日晚他给父亲写了回信：“向前看，共产主义金光闪；途无限，扎根农村，争取奋斗60年。”信中除了拒绝回城之外，还批评了父亲利用职权走后门的做法，表示自己愿意扎根农村。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上海、北京等地知青慰问团成员纷纷要求印发他和父亲的通信。
1974年1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对柴春泽给父亲的复信做了全面报道。紧接着，中央和地方电台、电视台都来采访，很快柴春泽成为全国知青典范。
1975年3月，邓小平指示，由中联部负责组织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柴春泽作为知青代表对日本进行了20天访问，先后去了东京等地。
1973年6月24日，柴春泽入党，随后担任翁牛特旗玉田皋大队支部书记。正在大胆勾划玉田皋蓝图的他，却意外地卷入文化大革命的这场政治旋涡中。
1976年12月4日，根据辽宁省委指示，盟委、旗委决定，要他离开玉田皋，到翁牛特旗林场参加学习班，禁止与外界来往。１９７７年3月，对他进行隔离审查。
1978年4月的一天，他的房间挤满了陌生人。专案组一个人说：“柴春泽站好，听候对你的处理。”随即有两个身材魁梧的人站在了他的左右，正面一个公安便衣拿出一张纸念道：“逮捕证……”接着，一副手铐铐住了他。
冰冷的手铐戴上，让他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场梦。他反省，但找不到任何自己有“罪”的证据，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还被开除了党籍。
1979年12月13日，柴春泽被无罪释放。那一刻，他的心中有种难以言喻的滋味。
柴春泽坦言，刚放回来的日子，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经常想哭，但总哭不出来，这段日子，是女友刘立新给了他人生中最大的鼓励。
刘立新是和柴春泽在同一个知青点上的知青，下乡期间，他俩从相识到相恋，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结婚后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柴春泽向妻子提出一个特殊要求，他要再次回到曾经下乡的玉田皋，到一个砖窑场上班。
柴春泽第二次下乡的举动引起了当地的高度重视。更让他高兴的是他一直牵挂着的恢复党籍一事在8个月后如愿以偿。恢复党籍那天，柴春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盈眶。
柴春泽一直希望自己能够踏入大学门槛，在妻子的鼓励下，1982年春天，他以高出录取分数线15分的成绩考上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3年后，他从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直到今天。
20多年过去了，人们还没有忘记那个曾经风靡全国的知青模范。而他也一直没有让人失望，爱好文学的他不仅坚持写日记，还紧跟时代步伐，开了“博客”，建了多家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网站。
柴春泽说，过去那段日子是人生的宝贵财富。现在，他依然不后悔下乡的经历，他无法忘记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有人问邢燕子：“你后悔自己去农村做知青的选择吗？”
“从不后悔。”邢燕子回答，这也是薛喜梅同时给出的答案。
“一个村庄一群村民，皆有与时俱进的思考和实践，我们这代知青还有什么悔与无悔呢？”侯隽感言。

三、知青精神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来的、经过千锤百炼形成的不朽精神，是点亮有志青年心灵的永恒的明灯。
伴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涌现出了许多先进典型，凝结成了博宏的知青精神。它感召了那一代人，激发了那一代人，塑造了那一代人，也为后来的知识份子树立了一座丰碑。
董加耕是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人，1961年夏天他高中毕业，面临着升学还是回乡的两种选择。作为盐城县龙冈中学的预备党员、团支部书记，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成绩各门课程超过96分，老师们都希望他上大学，但他却在升学志愿书上填上“回乡务农，立志耕耘”。董加耕立志要回乡务农，使老师和同学们难以理解，他们觉得将这么一块好材料送到农村去种庄稼实在可惜，他回答说：“正是因为党的教育培养，才使我懂得一个年轻人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10天以后，董加耕得到县委的批准，用一根扁担挑着书籍和行李回到家乡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董加耕回家种田的事，在乡亲们中间引起不少议论，有位老伯用旱烟袋敲敲他的后脑壳说：“加耕，人家读书越读越远，你呢，从城里读到乡下，我看你是读书读呆了啊！”董加耕回答说：“大伯，古话说读书越多越明理，我读了书懂得了要用知识建设新农村的道理，才回家劳动的。”
当时正值中国农村面临连续自然灾害，处于经济最困难时期，他回乡时，公共食堂还未解散，浮肿病到处皆是，董加耕没有动摇信念，吃腌蒿子、豆饼，照样乐观地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等革命歌曲，赤膊和乡亲们一起拉犁、割稻、扬场……
董加耕回乡后，已经当了小学教师的女友与他分了手。公社党委决定调他到邮电所工作，他却发誓“决不从第一线撤退”，连母亲的眼泪也动摇不了他的决心。他在日记中写到：“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这几句话后来成为传遍全国的名言。
　　乡亲们迫切改善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促使他立志改变家乡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他利用自己所学的农业技术，在家乡进行了“农业内部的第一次产业改革”，提出“沤田改旱田，稻、麦、棉、绿肥轮作，改良土壤，解放劳力”的措施，结果粮食获得大丰收，水乡第一次长出了棉花，从此稻、麦、棉、绿肥轮作制在全大队、全公社乃至里下河地区推广成功。
　　像董加耕这样的贫农后代、学生党员属于政治条件最好的一类，他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自愿回乡务农，其他人有什么理由抱怨下乡插队是屈才呢？因此，自他下乡开始之日起，便成为当地领导与新闻媒介所瞩目的先进人物。
　　1963年12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走革命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其副标题是《评知识青年董加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和行动》，紧接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相继宣传报道董加耕回乡务农的事迹，强调“董加耕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董加耕的成长事迹，对1964年达到高潮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推动作用，当年南京市就有72名应届毕业生在他的感召下，自愿放弃高考，到苏北农村插队务农，而被称为“72贤人”。
很快，董加耕被选为生产队长，当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以后又担任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也为《董加耕日记》一书题词，1964年8月在共青团“九大”上，邓小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都在报告中号召全国青年向“新式农民董加耕学习”。
1964年12月26日是董加耕难忘的日子。在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的他被邀请参加毛主席的71岁生日家宴。“我坐在毛主席的左手边，同桌的还有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邢燕子等。”董加耕陷入了深深的回忆，毛泽东不让自己的女儿出席，说“她不下乡，不配”。毛主席将自己的一碗饭拨给我和邢燕子，并给我们俩添饺子和烧饼，说“你们从农村来，又是年轻人，要多吃啊，要吃饱！”毛主席还说，“在农村有这么多文化人可以办点事”。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爆发，董加耕立即成为“红色风暴”的冲击对象。他被冠于“黑苗子”、“走资派”的罪名，曾先后5次受到审查。北京有人组织了“五湖四海”调查团，盐城也成立了“拔黑旗”战斗队和“董加耕问题联络站”，把斗争矛头指向他，说他是受刘少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影响，将下乡作为进身之阶。
　　1968年夏天，董加耕被人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名义关到一个谁也不知其所在的农场里，那些人一度曾想将他淹死在长江里。1971年他又被莫名其妙地打为“5.16骨干分子”，遭受严重迫害，有13人轮流看管，被押达3年之久。
1974年，周恩来在召开知青工作座谈会听邢燕子回忆毛主席请她与董加耕做客的情况，了解到董加耕在深挖“5.16”事件中所受的迫害，随即要求为他平反，并提议增补他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1974年12月正在田里干活的董加耕被通知立即到盐城地委报到，下了小火轮又上了吉普车，从南京乘火车赴京，住进中组部招待所。在四届人大上他被选为人大常委，接着经毛主席批准担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兼任盐城地委副书记，1976年又担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从此，一度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董加耕又时来运转，他深感如履薄冰，却还是那样积极地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董加耕又被审查了14个月，直到1977年底当时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准他回到故乡，仍旧回葛武公社董伙大队参加生产劳动，又回到他生活的起点，他这才有了一种像一粒随风飘荡的种子又落根大地的充实感。1982年春天，他又一次被“解放”，担任盐城市郊区郭猛乡主管乡镇工业的副乡长，1987年提任郊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一年四季，他多数时间跑基层，骑自行车，挤公共汽车，风雨无阻。1994年该区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100个亿，被列为全国百强乡镇企业县（区）的第55位。1990年夏天，他和几位同事去贵阳参加全国乡镇企业产品展销会，正在一棵树下交谈，忽然注意到有几个人径直向他走来，走在最前面的人把手伸出来对他说“好面熟”，董家耕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20世纪70年代他们曾在北京多次开过会，乔石亲切地与他合影交谈。1996年国庆，一批共和国老劳模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董加耕又见到了邢燕子和候隽，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热泪盈眶，深深感觉到人民群众没有忘记他们。2000年董加耕在盐都市政协主席位置上退休。有人调侃董加耕说“官越做越小”，他说：“何为大何为小？为国家和人民奉献最伟大，计较个人得失最渺小。”
董加耕用16个字总结自己走过的曲折人生道路：“人贵有志，志贵不移，观念更新，不改初衷。”
知青精神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包含着独立自主、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不甘落后、不屈不挠的精神，包含着大公无私、乐于奉献、互帮互相、勇于参加社会实践、紧跟时代步伐、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包含着热爱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的精神。
知青精神是永恒的，必将点燃更多有志青年心中的热情、希望和创造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实现人生的价值，不懈奋斗。

四、知青是与时俱进的一代，改革开放是他们的又一个新起点，也为知青精神重放光芒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知青曾经是时代潮头的弄潮儿，那份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潇洒为后人所仰慕；他们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与时俱进的一代的一代，面对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他们再次积极地投入到实际工作中，用实际行动证明着自己，使知青精神重放光芒。
2002年6月，侯隽受邀来到河南郏县——这是毛泽东在一份建议将高小初中生充实农村合作社财会队伍的报告批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起始地，为此，郏县建了一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邀请全国各地有代表性的知青出席开馆仪式。对建馆的方案、规划、投资、规模、藏品、管理等，侯隽都看得十分认真，问得非常仔细，并展开了一些探讨。无独有隅，近邻临颖县闻名全国的“红色南街村”，悉知侯隽一行人来到郏县后，特来专请他们。在南街村这个红色经典经济强村里，侯隽一行人了解到许多实情。南街村人变压力为动力，调整结构，整合资源，适应市场，寻求多变，以“外圆内方”的经验构架了农科工贸一条龙的产业规模，形成了特色农业特色工业特色产品特色旅游，仅2001年全村销售业绩达到26个亿。尤其是南街村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基础上实施的一系列举措，令人深受启发，茅塞顿开。
此后，开始了怎祥创建代表知青与时俱进的“中国知青村”的讨论，并于2003年2月在天津市宝坻区召开了“中国知青村项目研讨会”。
“中国知青村”选址在天津市宝坻区史各庄乡窦家桥村，就是侯隽插队的地方，地处京、津、唐中心，也是国家规划的三大经济发展区之一—环渤海经济区（其它是长江三角区、珠江三角区）的中心，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侯隽现任天津市宝坻区政协主席。从1980年开始，她当了10年宝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又当了10年副县长，1998年，她开始主抓农业，这一下，她的梦被唤醒了。
2001年，她引导窦家桥村植树造林几百亩，几年后，银杏树郁郁葱葱，放眼已是一片绿色的海洋。2002年，她想把这片林做成“知青林”。侯隽说：“银杏是长寿的树种，可以作为知青精神的代表。”侯隽的老伴司福玉（原为县委副书记，现已退休）也积极投入了进来，天天同村民们辛勤“伺候”着林子。随后，侯隽不顾自己年近六旬，牵头开始筹建“中国知青村”。
“生态园由350亩核心服务区和周边千亩以上花卉生产示范区组成，计划从农业切入，进而开发教育培训、民俗旅游和安老康乐等文化产业，目标是打造综合功能的生态经济园区和新型社区服务中心。”侯隽说，她申请的“知青”图形商标已注册。
2003年10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知青会议上，侯隽在发言中首次公布了筹建“中国知青村”的消息，她重点讲道，我们正在筹建的中国知青村，以此纪录一代人的情结、凝聚一代人的精神、展示一代人的风采、鼓舞一代人继续创业，真正体现新老知青心系三农和与时俱进的时代风范。她说，我深深感到，一代人的事业仅靠几个人是难以完成的，要实现大家的愿望，得靠群体的力量。我自告奋勇牵头筹建中国知青村，理由就两条，一来我觉得自己作为知青典型，并当过几天国务院知青领导组副组长，有责任为大家做点事；二来我现在到了政协，有着位置超脱、联系广泛、包容性强的优势，可以通过“内引外联、牵线搭桥”，为知青们整合资源、共谋发展创造一些条件。我想，只要我们凝聚力量，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谋发展之路，今日的广阔天地一定会更加大有作为！我深信，只要我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这项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业必将会取得成功！
2004年4月26日，举行了“中国知青村奠基暨不染亭开工仪式”，没有声势浩大的场面，京津唐的一些知青参加了奠基仪式，当年的知青标兵、现上海“新民报业集团”纪委书记张韧也闻讯特意赶来参加。这个简单的仪式，透露出侯隽、邢燕子、张韧等知青楷模们那种质朴实干的精神。
得知要在“中国知青村”中建一个“不染亭”，在场的知青问为何要在园区内建这样一个亭子，侯隽说:“中南海里周总理办公的西花厅旁就有个不染亭，源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我们在建设中国知青村中，也要保持这种精神！”
侯隽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正是中国知青这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写照，将以“中国知青村”的壮丽图画谱写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田野上。
“很多知青都在写书，而我，想在大地上写书。”中国知青村，源于侯隽对“知青”这段历史的深刻认识，她希望能在这片土地上客观地展现曾存在过的事——她想建立知青博物馆，不管褒贬如何，让最完整的知青历史能在这里集中、留存，因为这是中国曾经客观存在的一段珍贵的历史，不可复制。
侯隽说，特别是周总理的关怀，令我终身难忘。周总理听到有人说，清华大学要调我去脱产学习，有些生气地说:“这可怪了，树立一个旗帜总是不肯帮助到底。”1971年5月6日，我生病住院，周总理从《北京日报》上得知我在北京住院的消息，就叫秘书找我。因记者疏忽没写是哪个医院，周总理得知后，让秘书一家一家医院地找，夜里11时找到我，带我到总理办公室，总理亲切询问了病情后，勉励我好好休息，要继续扎根农村干革命……我建设“中国知青村”就是要“留下一片绿阴，传承一种精神”。

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不仅不怕吃苦，与农民同甘共苦，而且不惧危险，在救灾抢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宝贵的、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永不放弃初衷、心甘情愿地为此守望几十年的精神更加宝贵、更加值得我们学习。
一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人认为不值得，究竟值不值呢？回答是“值”。有一个名字深深地刻进我的心里，他就是金训华。
金训华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1969年3月，他参加上海市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组织的知识青年学习访问队赴黑龙江，返回上海后发起成立了“知识青年赴黑龙江插队落户联络站”，通过报告会、批判会、座谈会、家庭访问，广泛进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同年5月25日，金训华和一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前往黑龙江省农村插队落户，被分配到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8月15日下午，爆发特大山洪，金训华为抢救国家物资（两根电线杆）牺牲于激流中，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金训华的死，给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注入了悲壮的色彩。在他死后的3个月后，69届毕业生下乡了，他们纷纷要求去逊克县插队。
金士英，是知青英雄金讯华的妹妹。金讯华牺牲后，她接过了哥哥用过的枪，接过了她哥哥使用过的小煤油灯。1970年她担任大队负责人，1973年5月，担任黑龙江省团委副书记。
金训华为保护国家财产不幸英勇牺牲的事迹，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岁月如梦，烈士早已长眠于黑土地，可有一个人30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地守望着金训华的墓地。这个人名叫陈健。他为何要如此执拗地守望着这里？他究竟又是怎样的一个上海知青呢?
提起金训华，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会感到陌生。然而，40岁左右的人，特别是对于1700万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金训华的名字记忆犹新。我国发行的唯一一张知识青年形象的纪念邮票，画面就是金训华在洪水中搏击的场面。据说，这张邮票目前已价值不菲。
金训华的墓地很好找，就在城南不远处的烈士陵园里。陵园很大很深，足有10个篮球场这样大，园里青松苍翠，一片寂静。在正午的阳光下，唯有一个身穿森警制服的中年人弯着腰，正在静静的陵园里为金训华的墓地清扫着岁月和风雨堆积的尘埃。不用介绍，他肯定就是金训华的守墓人——陈健。与陵园内其他墓地相比，金训华的墓显得特别新，特别干净，墓前不仅有敬献的花圈，还有不少馒头和鲜果以及一瓶原封未动的北大荒白酒。
陈健说，面前的金训华墓地是1995年8月15日县里出资8000元，从双河迁来部分金训华的遗骨新建的。历史似乎已把昨天的一切遗忘，可当年的知青却没有忘却，这几年不知何故，结伴而来祭扫金训华的老知青每年不下近百人，因为金训华的旧墓地在双河离县城约有200多里的山路，人们去双河祭扫交通多有不便，县里和金训华的父母商量决定，才将部分遗骨迁入县烈士陵园。
陈健不善言语，但守墓认真。快30年了，他无论刮风下雪，年复一年，他每年都要去金训华墓地祭扫至少4次。他工作在小兴安岭深处，离当年的双河大队少说也有100多公里，可是每逢过年过节，在双河的金训华墓前，总能看到他守望的身影。有一年除夕夜，小兴安岭下起了齐膝深的大雪，公路的交通也中断了，可他拿了几个馒头和一瓶白酒，在山里走了整整一天，直到暮色降临他才赶到墓地，在金训华的墓前他几乎成了一个雪人，除夕的鞭炮声在村里响起，他已累得抬不起双脚，他跪在地上为金训华敬洒白酒。墓色中，当年的生产队长姜延滨闻讯赶到墓地，他激动地扶起了陈健，风雨之中，这位东北汉子也被这种真情打动折服。除夕夜，陈健病倒了，病倒在姜队长的炕头上。
有这样一位重情重义的战友，金训华会感到孤独吗?!近30年了，每年的清明前夕，陈健总不会忘记掏钱买来涂料把整个墓碑和墓基去刷新一遍。难怪，走进烈士陵园，金训华的墓地要比其它墓地明亮和干净的多，几乎无法找到风雨侵袭的痕迹。
陈健是上海图门中学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5月25日他中学还未毕业，提前一年就离开上海与金训华、金训华的妹妹金士英等38人一起到黑龙江逊克县双河大队插队落户。他与金训华住同一宿舍，睡同一张炕，那时的金训华性格较内向，不过挺愿帮人做事干活。刚下乡时，陈健被安排在知青食堂做饭，食堂挑水这活最累人。金训华无论从大田回来，还是从县里开会回来，顾不上休息就直奔食堂帮陈健挑水直至缸满，因此，陈健从下乡的这天起就非常感激金训华。
“你因此原因就一直坚守在这里?”有人问他：“难道，你真的不想回上海吗?”
“不，我不是不想回上海，我也不是没有返城的机会，我留下来，实在是因为内心永远愧疚于另一条生命——金训华。”不善言语的陈健在我的追问下，终于吐露出积压在他心底近30年的那件当代青年不知道的往事——
1969年8月15日，恰好是从上海到黑龙江的77天。这天山洪直泻，江河横溢。下午4时，金训华和战友们已连续修坝3天，金训华那几天正感冒腹泻。生产队长姜延滨忽然跑来对民兵连长老贾说：“堆在河沿上的150根电柱被水泡上了，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任务交给我们吧!”金训华二话未说带上我和另一位知青立即赶到河边。此时电柱已被冲进河里，他一边脱衣服一边喊：“陈健，快跟我下去捞!”陈健随着他也跳入洪水中，刹那间，我们都被洪水卷入漩涡。小船来营救我们了，就在小船靠近我们时，又一个大浪扑来，我只觉得背后金训华猛推了我一把，我终于得救了，可金训华却被卷入漩涡没影了。18天后，放牛娃才在百公里外发现他的遗体。
忆起往事，陈健声音哽咽。陈健说：“当时要是救了金训华，我就死了，而金训华推了我一把，我活了，他却牺牲了，这种生命之感没有亲身经历是无法体会的，我活了下来，可我内心的确一直愧疚于另一条生命，我无法用生命去报答他，因此发誓要永远留在这里陪伴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昨天没后悔，今天也不后悔，即使明天也不会后悔。我不管别人怎样评论我，我只觉得一个人应该重情重义。历史也不该把金训华遗忘。”据陈健回忆，金训华的事迹在全国传播开后，立刻把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在1970年至1975年间，北京、上海、四川、河南的知青纷纷要求到英雄战斗过的地方插队落户，当时逊克县仅上海知青就达5400多人。
知青陆续返城后，1985年他回了一趟上海，年迈的父亲为他留了房间，希望他把户口迁回上海，当时他已离婚，可以按政策返城，可他断然又放弃了。临别时，他父亲望着陈健直摇头：“你一直守着金训华值不值?”陈健回道：“我觉得值。”说完转身返回了逊克县，义无返顾。
1995年8月15日，这是金训华烈士牺牲26周年纪念日，县委、县政府举行金训华烈士迁墓仪式。金训华的父母和妹妹金士英以及当年与金训华共同生活过的20多名上海知青代表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陈健早早赶去双河，他与金士英一起亲手为烈士拣遗骨。墓穴很小，容不下两个人，陈健便独自双腿跪在棺材里，把金训华的遗骨一根一根拣出来，当他用手拣起第一根遗骨时，不知不觉已泪流满面……
这天的迁墓仪式庄严而隆重，不少当年的经历者都流下了热泪，为金训华，也为陈健这种如痴的真情。
迁墓完毕，重逢的知青们又要握手别离，陈健没有去车站送行，因为他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要知道，他毕竟也是上海知青呀!说到这，百感交集的陈健终于控制不住自己怆然泪下……他说：“金训华在这里有我陪着，请大家尽管放心。”
陈健的家安在县城，屋子不大，里外两间，收拾得非常干净，摆饰中能看出上海人的味道。1985年陈健又结婚了，这天他爱人小晁也正好在家。陈健说，妻子已下岗了，家里主要靠我了。前些年他在县林业单位当职工，效益也不好。于是他找到县长县委书记，要求找一个可退休有劳保的单位，打算在此过一辈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训华的守墓人。县领导被他的这种真情所感动，1997年9月把他调到远离县城的小兴安岭木材检查站，当上了一名森警，路远离家远，一星期甚至半月回家一次，但他很满足。他从1970年12月抽调进城工作，虽已换过几个单位，唯有这一次安排才使他真正感到满足，更加坚定了他为金训华守墓一辈子的决心。
“一直有人问：金训华为捞大木头牺牲值不值?我认为，英雄就是英雄，任何时代都需要这种忘我牺牲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永远不该遗忘。”陈健满眼深情地凝视着金训华的遗像，再一次沉重起来。
历史不会遗忘金训华，一个知青成为无语的守墓人近30年，我们也应该永远记住他。
陈健，你守着历史，历史也在雕刻着你。
金训华抢救国家两根电杆牺牲了年轻的生命，陈健为了最初的选择和报答金训华的恩情在北国扎根，这种牺牲精神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祖国记着你们，有良知的人不会忘记你们。向金训华学习，向知青学习，是新时代的要求。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６日于北京明春苑
电话：０１０—８３７０１５７３
手机短信：１３５２２３８２０７２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助农民开始了新实践
知青系列谈之三

郭春孚

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从大局上来说，我国现在面临的局面正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过的局面。历史经过一次螺旋式发展，又回到了它的起点。这种无情的现实已经摆在面前，究其原因，既有人为的因素，又有客观必然性。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接受。
我国农村经过几十年的分田单干后，重新认识到了组织起来和科学技术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性。组织起来是工业化的前提，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保证。如果农民不能组织起来就无法实现致富，更不能实现工业化，于是各种专业性合作组织自发地涌现出来；如果农业没有科学技术就很难走出徘徊局面，更难以实现高速发展、跨越发展、持续发展，因而对人才的呼唤愈来愈强烈；如果农村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农民就会想方设法离开农村，脱离农业，使农村和农业更加落后，所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始终是我们的重点、难点和焦点。
我国城市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重新认识到了农村发展和农业文明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农村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前提，农业文明是工业文明的基础。如果不能实行城乡一体化布局，农村发展长期滞后，就会对城市发展产生掣肘，所以城市回馈农村是理所应当；如果没有农业文明的跟进，工业文明就会失去依托，经济高速增长就会空成愿景，所以工业反补农业是势在必行；如果错失了加快农村发展、提升农业文明的良机，就会使我国早已显现出来的城市畸型发展、工业独腿跳舞的弊端得到进一步强化，给后人改变这一局面累加难度，所以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是大势所趋。
时至今日，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道路，彻底改变传统的粗放式农业发展方式，建立现代的集约化农业发展模式，已渐成人们的共识。实行城乡统筹兼顾，一体化设计和安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就是我国的宏观现状。当然，这一次的重复比前一次更高级、更广泛、更深切。
伴随着中国初级工业化的艰辛道路，作为社会群体中敢想、敢做、敢说的知识青年，时刻关注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需要、人民的心声，一些先进份子自觉、自愿、自主地选择了上山下乡，融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中，于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后，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又帮助和引导农民开始了伟大的新实践。

一、新观念推动新实践，新实践发展新观念。
新中国成立后的时代，是新观念层出不穷的时代，人们蕴藏在心底的伟大精神力量被充分调动起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身就是一个新事物，是创新精神的有力体现。知识青年最不缺少的就是创新精神。他们将那个时代的新观念带到了农村，传播给了农民。
农村发展需要城市带动，城市发展需要农村支撑；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升级换代。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形成良性互动，才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那时，虽然新中国成立只有10余年，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全面完成，城市经济初步实现工业化，但城市呈现出蒸蒸日上的繁荣局面，市民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然而，农业的发展速度缓慢，农村的落后面貌并没有多少改观，农民的贫困现实令人触目惊心。一些与农村联系比较紧密的、思想觉悟比较高的、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知识青年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就放弃了继续上大学深造或参加工作的机会，自愿下乡或回乡劳动，投入了改天换地、建设新农村的行列。其中最早的、最有影响的知识青年要数邢燕子了。
邢燕子，1940年出生于天津市宝坻县，父亲是天津市一家工厂的副厂长，从小跟爷爷在农村老家长大。1958年，她高小毕业后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满怀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豪情壮志，毅然回到家乡宝坻县大中庄公社司家庄大队安家落户，走上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在那里，她经受住了艰苦生活的考验，组织了一个“邢燕子突击队”，数年如一日地忘我劳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奉献青春，成绩十分突出。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介绍了邢燕子的先进事迹。此后，她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
邢燕子的行为既是她的优秀品格、先进世界观和价值观使然，又是时代、民族、国家意志的反映。个人与时代要求、个人与民族利益、个人与国家发展，在历史的积极演进中达到了契合。
对邢燕子们的行为，有人不理解，有人冷嘲热讽，有人无情指责，但是他们并没有太多地在意别人的评头品足，而是顶着“出风头”、“傻瓜”、“疯子”等大大小小的帽子，高高兴兴地来到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炼成一块，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出力流汗。
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先进观念的体现，因为在此之前的封建社会都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却将这种腐朽观念打了个粉碎，第一次使“劳心者”与“劳力者”处于平等的地位。
新观念与新实践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产生出巨大的物质力量。知识青年的新观念产生于建设新中国的新实践，而这种新实践又催生了新观念，二者水乳交融，使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宪法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思维习惯和农村的落后状态。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且先后走上了领导岗位，主抓农业生产，与中国农民共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时代乐章。
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态是积极向上的，人们的思想是单纯健康的，人们的行为是热情主动的……真是人心向上，是非分明，比学赶帮，蔚然成风。可以说，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知识青年是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先进份子，是时代的楷模。他们在人生的砥砺中，大多数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新鲜力量、中坚力量、骨干力量。

二、新实践带来新变化，新变化引领新实践。
知识青年与中国农民一道开展的修田造地、改天换地的新实践，在几年后就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灌溉渠系、乡村公路修起来了，粮食、蔬菜产量提高了，农民学知识、用科技的热情更高了，农村的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这一系列新变化，对农民产生了巨大的说服作用、教育作用、推动作用。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大庆模式、大寨模式外，还先后涌现出了多种模式，主要有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中关村模式和三城（海城、兴城、诸城）模式等，其中 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
苏南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早在1958年公社化时期，苏南各地就在集体副业的基础上办起了一批社队企业，主要为本地农民提供简单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小型社队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农机具厂，为后来农村工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苏南的社队工业就发展了起来，对此我颇觉意外，后来听了一些社队工厂的开办发展史，才明白了真相。原来，下放插队的干部、知青和回乡的老工人，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们为社队工业带来了必需的技术和市场信息，这一事实正为研究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史的中外学者所公认。它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状况，也不像“濒临崩溃边缘”所描绘的那样简单。
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也是诞生于公社化时期，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1978年后得到蓬勃发展。
这样的新实践又产生了新观念。比如，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尽管一些人整天只抓革命，不抓生产；只要粮食生产，不要副业，甚至最后发展到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但是广大的基层干部、知识青年和农民群众更了解实际情况，不仅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还积极创办社队企业、发展副业。所以，一些地方的社队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新实践为苏南、珠江等地区带来了新变化，新变化又反过来引领农民开展新实践。如何才能正确处理企业效率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始终是困扰人们的一大难题。如果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都能分享到资源，那就是少数人独享资源。在苏南，由乡村集体支配资源，同时集体也是财富积累的主体，走的是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探索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中也包含着广大知识青年的智慧、力量和汗水。

三、新农民创建新农村，新农村塑造新农民。
创业实践，必须有创业精神。知识青年作为用时代精神武装起来的先进知识份子，与农民携手创建新农村，发挥了不可否认、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这一伟大的集体行为对塑造新型农民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效应。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大农民也耳濡目染地接受了知识青年的好习惯。知识青年从广大农民身上学到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广大农民则从知识青年身上学到了服从组织、虚心学习的精神。二者的影响是相互的。
一些农村青年认识到，城市青年远离父母，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农村吃苦锻炼，为建设新农村出力流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更加努力奋斗？知识青年与农村青年既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又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他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比学赶帮，共同进步。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乡村可以同中国的华西村相比：这里有1600户农民成为百万富翁，这里的农民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这里的农民不仅自己办旅游节，而且还将在田野里建起一座328米高的摩天大楼，全村一年创造540亿元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吸引了万人的打工队伍在这里就业……这就是中国的华西村，这是一个中国“泥腿子”农民吴仁宝所创造的奇迹。
华西村的党委副书记孙海燕说，我们村的每户农民，最少存款也有百万元，当然存款千万元的也为数不少。家有别墅、汽车已是几年前的事了。我们村的农民在10多年前就实现了“八有八不”。“八有”是：小有教，老有靠，房有包，病有报，物有商，玩有场，餐有供，行有车。“八不”是：吃粮不用挑，吃水不用吊，煮饭不用草，洗澡不用烧，通讯不用跑，冷热不用愁，雨天不用淋……据他说，他的年收入有150万元，其中80％能进入村工业集团的股份，还可获得可观的钱生钱分红。他是1600户华西村的村民之一，也是1600户百万富翁之一。
华西村是中国农村的老典型，早已是远近闻名的先进村，1980年全村的经济总量就达到了“千万元”。在全国性的分田到户以后，吴仁宝别具一格，相继做了6件很经典的事：
第一件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搞分田单干，带着华西村的主要干部和村民代表，不远千里，到山西大寨大队参观。
20世纪70年代末，分田到户的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推开。面对全国性的农村改革形势，以集体经济壮大起来的华西村的路怎么走，吴仁宝必须回答。
“当然分有分的好处，可分与不分仅仅是个形式。中央政策的意图很清楚，分田到户为主要改革内容的承包责任制，其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裕起来。这说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并不重要，根本的一条，就是看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们能不能过上富裕日子。我们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农民们都开始过好日子了，为什么一定要分呢？华西村现在的头等任务是要更大力度地解放生产力，让大伙儿的生活更加富裕、全面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吴仁宝的回答掷地有声。他带着华西村的主要干部和村民代表，不远千里，到了山西的大寨大队。他们向陈永贵墓庄严地鞠了3个躬，同时向郭凤莲送去了几个合作支援项目。吴仁宝曾多次对人说，在当代中国农民中，我最佩服陈永贵。陈永贵有思想、有观点、有本事，是硬干出来的。
第二件是坚定建设有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亲自为华西村编了一首“村歌”。
歌词这样写：“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华西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奋进，锦绣三化三园社会主义的新华西……”当这首村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令无数新老共产党员激动得流泪。
那时，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换帜易旗。还有一个特殊背景：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风起云涌，曾经缔造了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神话的苏南乡镇企业在此时又面临彻底解体的末途，似乎谁言“集体经济”谁就是“改革倒退派”。吴仁宝才不管这一套，他对建设有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坚贞不渝。
第三件是确定3年实现“亿元村”的目标，决心让农民生活在幸福乐园。
1985年8月19日，58岁的吴仁宝带着100多位村民在南京雨花台前宣誓：3年实现“三化三园”的“亿元村”，即绿化、美化、净化和远看华西像林园、近看华西像公园、细看华西农民生活在幸福乐园——这是吴仁宝当时给华西村描绘的蓝图。
在20世纪80年代时，“亿元村”的目标，对一个仅有千把人的村庄而言，近似一座高不可攀的泰山。
雨花台宣誓回村后，吴仁宝第一个在干部责任保证书上重重写下自己的名字。责任保证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如果“亿元村”的奋斗目标没有实现，他们的家产将全部归公。
吴仁宝说：“从那年起，每年我们华西村党员干部都得在村民面前签字画押一次。正是这种豁出去的拼命精神，使党员干部的责任心、事业心获得了极大发挥与激励，华西因此也有了一年更比一年好的直线上进的局面。”说这话时，他一腔慷慨和激情。
华西村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便在这般悲壮的号角中吹响了战斗的进军曲。从田园到工厂，中国农民梦求了5000余年的路程，现在吴仁宝欲一步跨越。“攀远亲”、“搞联营”、“借他力”、“寻远航”……跳出“村门”进“城门”，闯出“国门”富“村门”，借脑袋生财，租梯子上楼，傍大船远航……这一招一术，无不显示着吴仁宝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胆识与气度。这期间，由华西村创出的诸如“星期天工程师”、“教授下乡走亲戚”等媒体新名词也不断在人们的耳边响起。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吴仁宝这位农民改革家一手谱写的“造厂”乐章中闪耀着光芒的精彩音符……
在短短的3年间，吴仁宝像变戏法似的让华西村的田野里矗立起一座座既绿化又环保的大型工厂，并且成为气势雄伟的苏南农村土地上的第一个工业园区。时至1988年，华西村的经济呈现出以第二产业为主体，一、三产业为两翼的多元化格局，年产值超过预期，达1.0106亿元。“亿元村”的目标实现，华西再度成为全国农业战线最光彩夺目的旗帜。
这年吴仁宝60岁。可他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谁也无法将“老人”的标签贴在他身上。吴仁宝笑言：“因为我的党龄才34岁。34岁的人干什么活？当然是干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事嘛！”
第四件是抓住机遇，创占市场。
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后，他以敏锐的政治嗅觉、超群的商业眼光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迅速做出了一个后来使华西村突飞猛进、走在中国农村乃至其它各行各业前头的决策——集中和动员华西村所有的资金，以雷鸣电闪之势，奋力抢占市场。当别人还在细学慢嚼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时候，吴仁宝和华西村早已扬鞭策马、甩开四蹄奔跑在经济大发展的快速道上。
第五件是在“造田”、“造厂”同时，为农民“造城”、“造福”，创造“天下第一村”。
“不土不洋，亦城亦乡，把华西建成富足的社会主义农民乐园。”这是吴仁宝在完成对华西村“造田”、“造厂”之后，在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基础上，开始引领农民们走向全面小康和向“中康水平”迈进的又一次历史性登高。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华西在取得农村工业化巨大物质积累后，开始了惊世骇俗的“造城”——即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吴仁宝指着那些让欧美人都羡慕的、造价在几百万元的农民别墅说，过去农民日子一好过，就是翻盖房屋，再多的财富积累也因一次次的建房而所剩无几。现在我们改变了思路，在再规划和盖房时，尽可能地超前，这样做从长远看，既达到了100年“不土”的目的，又因优美的硬件建设，为吸引投资和聚集人才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华西村你无时不在这种传统与现代、历史和现实的中西文化的大交融中感受着、陶醉着、回味着……所有这些，都渗透了吴仁宝这位农民思想家的精心创意和独特理念。读懂它，既要穿透辩证法的哲学境界，又要领悟实事求是的现实根基。
党的十五大后，华西村在村企业集团范围内开展了一次以调整产业结构、狠抓企业效益为目标的“抓大扶小”工作，很快使得全村工业效益呈现“大向强走、小向优走”的全面健康发展态势。至2000年，华西人在吴仁宝的领导下，在仅有0.96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创造了50亿元的工业销售额和5亿元的利税效益。党的十六大后，吴仁宝又对华西提出“科学发展、有效发展、创新发展、统筹发展”的新目标。具体落实在全村工业生产总值的指标上就是：2002年完成60亿，2003年完成80亿，2004年完成100亿，2005年完成200亿，2006年完成300亿，2007年完成400亿，2008年完成540亿元。党的十七大后，吴仁宝要求村党委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注重抓全面建设，不仅生产效益全面提高，而且出现了连续两年超百亿元的年递增速度。华西直奔“天下第一村”，无人匹敌。
第六件是带领周边村民共同富裕，建设文明的大华西。
吴仁宝不愧是一头永不知倦的拓荒牛，他的每一次发力都让人惊骇：“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华西富了，坚持做到“三不忘”（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2001年6月份以来，吴仁宝通过“一分五统”的方式，将周边16个村纳入华西共同发展。目前，一个面积超30平方公里，人口超3万人的大华西已经形成。今后5年内，华西还要投入资金5.2亿元，搬迁村民2700户，在“山北”建设一个“万亩农林科技示范园区”。这样，既可以通过“拆老厂房建新厂房，拆老屋基建新公寓房”的方式，节约土地2500亩，又能建成一个以“粮、果、树、渔”汇聚的生态旅游观光园。
吴仁宝说：“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华西村能有幸福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就是我们掌握了实事求是这个法宝。”这句朴实无华的语言，道出了吴仁宝和华西村成功的全部“秘密”。
吴仁宝是值得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学习的。他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实践，正是新型农民的伟大实践，知识青年也参与了这一伟大实践。这个实践既是不断发展着的新实践，又具有连续性。实事求是地评价知识青年参与新农村建设所发挥的作用，不仅是这个时代的需要，也是未来发展的要求。知识青年是在建设新农村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农民的一份子，他们的成绩是巨大的、功劳是巨大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的地位是崇高的、具有里程碑式的，他们的精神是可贵的、永远值得青年人学习的。
历史常常会蒙住人的眼睛，这就是当局者迷，但旁观者也不一定就清楚。如果角度站得正确，可能就看得清楚；如果站错了位置，被什么东西挡住了视线，可能就看不清楚；如果站得太低，也看不清楚。现在的新农村建设，需要更多的先进知识青年邢燕子、侯隽、薛喜梅。
在华西村的发展史上，有一位“讲师村民”程先敏。他走过的人生经历，无疑是华西村精彩乐章中一颗闪耀得格外夺目的“音符”。
程先敏现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来华西那年39岁。这位因不甘“囊中窘涩”而辞别西安交通大学的年轻讲师，成了第一个到华西村工作的大知识份子，他为华西村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本领。当年末，程先敏要回陕西探亲，吴仁宝给他3000元钱，并说：“你一个月拿300块工资是亏的。”年轻教授十分感动，那时华西村一般的干部和企业管理者也就一个月拿100多元工资。到第二年回家探亲时，村上的会计扛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麻袋进门对他说：“老书记让我把这些给你。”麻袋里装满一捆捆崭新的10元钞票，共50000元整。20世纪80年代的50000元，对多数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个天文数字。程先敏面对老书记和华西人的一片灼热心意，忍不住哭了……从老家再回华西村时，程先敏把放在自己口袋里5年的全家户口簿，交给了吴仁宝。
程先敏是新时代涌现出来的先进知识青年，与邢燕子、侯隽、薛喜梅一样值得青年人学习。
侯隽说：“我觉得知青最可贵的一点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很强，而现在的青年缺乏这一点。”
“我们当时也叫新农村建设。”薛喜梅说。对于今天在新农村建设中兴起的新一轮“大学生支农”现象，薛喜梅认为是一件好事情。
邢燕子认为，现在的大学生，文化知识水平比当年的知青高，能力也强，肯定能给农村带去更为实际的帮助。不像我们当年，完全凭着一股热情。她说：
“谁把中国农村搞好了，谁就是中国人民的功臣。”

2008年11月8日—15日于北京明春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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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农业注入了新活力
知青系列谈之二

郭春孚

从昨天到今天，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即使发生巨变，也是相联的一条线。当然，这是一条螺旋型或波浪式的曲线，而不是一条直线。由此可见，历史是一个链条，谁想割断历史，谁就是历史的罪人，必将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大事件之一，是一次空前的社会变革的大试验。有人说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试验，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反科学的，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已经过去的历史，无论多么重大，只能是空前的，不可能是绝后的，后人总是要超越前人的，或者说总会有后人超越前人的。任何事情都会成为历史，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因而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都是一代胜过一代，因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孤立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哪怕是一只蝴蝶扇动翅膀都有可能引发一场风暴，因而我们要全面地看问题，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让一片树叶遮住我们的眼睛。总之，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恶意歪曲事实。
文化大革命是犯了一些极左错误，但并不等于一切都错了。否定一切和肯定一切，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而都是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将农民的自留地、自留山都割掉了，甚至将农民自家院子里种植的经济作物也给铲除了。当时，我家的院子里栽种了一些枸杞，我经常在放学后浇水施肥修剪，因而枸杞长得十分茂盛，硕果累累，采摘后卖给供销社或小商贩，可以增加一点收入，贴补家用和买文具。可是，有人向县委、公社领导反映，于是他们就决定铲掉一部分。这些领导经常来我家吃饭，应该说对我家是有感情的，但他们不徇私情，趁我不在家的时候让人铲掉了几十棵。还有一次是以备战为名发动打狗运动，将与我早夕相伴的花狗趁我睡觉时给打死了。他们还喊我起来吃狗肉，我很生气地拒绝了。那时我还小，但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经常向他们发脾气，跟他们争论。他们觉得我是个小孩子，不懂事，所以不听我的话。
有人说这是毛主席的错误，我起初半信半疑，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多年来查找了很多资料，但就现在解密的资料和我掌握的资料来看，毛主席并未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话。我认为，农民有一点副业应该是容许的，因为投资投劳不大，不影响主业，又可以增加一点收入，在年终分配前对改善农民的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我经常想，为什么城市可以按月分配，农村就不能按月分配呢？如果能按月分配，没有副业也是可以的。长大一点后才弄明白，打下的粮食大部分都交公粮了，集体收入少、积累少，无法实行按月分配，只能按年分配。毛主席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位伟大领袖，对农民、农村、农业是了解的，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事实也证明，“割资本主义尾巴”不是毛主席的主张，而是其他人的意见。毛主席是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商品、货币的，从未要求消灭市场。那个时候还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句话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但也打上了明显的极左烙印。然而，几个“秀才”的主张不代表毛主席，包括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观点也不能代表毛主席。
我之所以讲这些话，是要让大家明白，文化大革命是有错误的。但不能否定一切，不能否定毛泽东，不能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我所说的知识青年，既包括城市的知识青年，也包括农业户口的知识青年（有的农村青年在城市中学读书，但户口未迁入城市）。
在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农业户口的知识青年回乡务农。两股用知识武装起来的力量合二为一，在新农村建设中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新篇章。由于农业户口的知识青年在农村长大，了解农村，熟悉农业生产，所以发挥的作用更大。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农业注入了新活力。理由是什么呢？

一、知识青年在城市中长大，耳濡目染地接受了现代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他们来到农村后，就像鲤鱼跃入了湖水，激活了农村，激活了农业。
知识青年的第一个优点是生长在我国城市的工业化时期，受到了现代城市文明的熏陶，承延了父辈——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认识到了组织起来的重要意义。他们来到农村后，将现代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有意无意地传导给了农民，就像激活素一样激活了潜藏在农民心底的、对现代文明的向往，激活了相对固化的农村格局，激活了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推动了农业的机械化进程，强化了人们对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性的认识。
农民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一直是向往的，但是由于户籍制的城乡二元分割，使农民成为市民比登天还难，身份转换的难度越来越大，导致身份不同的意识深深嵌入农民心底。由于城乡制度的不同设计和安排，农村发展相对缓慢，农民相对贫困，在短期内很难实现机械化、工业化、现代化。由于过分强调公平，按劳分配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存在着事实上的平均主义，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事实证明，自觉性是不可靠的，仅凭精神鼓励不能长久，物质奖励不可缺少，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交公粮太多，农民辛苦劳作一年所分的口粮还不够吃，生活水平很低，而且得不到明显的改善……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因素造成的后果是：农民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失望了，认识由社会主义现代化“很快就能实现”转变为“不可能实现”，于是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下降了，磨洋工、混日子、出工不出力的人越来越多了（在全体村民中还是少数）。
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后，带来了现代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使广大农民再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重新唤醒了潜伏在大多数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内心深处的劳动热情，调动起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为农村和农业发展注入了活力。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期，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潮时期，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渴望得到国家和城市的支援，知识青年的到来可谓是“适时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第一次提出，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提倡。毛泽东早已认识到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所以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提出了“农业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只不过是后来中断了。
一些农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盖房修屋没有规划，东一处、西一处，既没有笔直宽阔的街道，也没有排污管道、垃圾坑，而且由于贫穷，有的人家还住在土坯房里，有的人家建新房还用土坯，质量很差……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乱”、“脏”、“差”。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寨是一个学习榜样，但也是极少数人去参观过，绝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大寨是如何建设的，另外大寨是山区，又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平原如何搞，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建设新农村，可以说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靠自己摸索。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走了一些弯路，但大方向没有错。
当时，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是渴望得到国家和城市支援的，知识青年的到来可谓是“适时雨”。在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看来，这是国家和城市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视和支援，最起码是一种表示——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有知识青年与农民一起建设新农村，他们的干劲更大了。知识青年敢想、敢干、敢说，经常为建设新农村出主意、提建议、想办法，激活了人们的思想，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向城市学习，首先要统一规划住宅建设，像城市一样整齐划一，街道直，马路宽。因为他们见到的城市都是这样的。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就是住宅建设统一规划，修建“排房”。当时，我村由集体出资出劳修建了数栋“排房”，解决了几十户农民的住房问题，新农村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知青来后，对这种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还要求村里专门为他们修建了一栋“知青宿舍”。这样，我村的一部分已经有一点新农村的样子了，如果坚持下来，到今天应该是建成新农村了。可惜的是许多人的努力因分田单干而付之流水。

三、农业产量出现了徘徊局面，使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认识到了科学种田的重要性。然而多数农民没有读过书，不懂科学技术。他们呼唤知识份子来农村工作，为他们提供科技服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受到了多数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可谓深得民心。
尽管集体统一规划和安排农业生产，实现了大面积统一耕作，粮食产量比旧社会提高了许多，但除了小麦、水稻、高粱、玉米等有良种以及两三种化肥外，其它方面，从科技角度来衡量几乎等于零，因而农业产量出现了徘徊局面，如果遇到自然灾害还有可能减产。
那个时期中学开着农业常识课，知青是学过的，一些知青还有一技之长，在城里没有用武之地，来到农村后就可以发挥作用了。他们指导农民搞测量、修水渠、修马路、搞绿化、合理密植，开展科学种田，基本做到了旱涝保丰收、年年可增产。有的知青很快成长为各级领导干部，成为领导农民战天斗地的骨干力量。
知青与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受到了他们的真诚欢迎，得到了他们的真心拥护。

四、知识青年是一个新事物，是社会中的积极份子，他们没有保守思想，敢字当头，富有开拓进取精神，个人利益考虑得少，对打破传统的生活习惯和生产习惯，起到了巨大的冲击作用和助推作用，使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农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
一部分老农不仅在生活上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而且在生产上也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惯，种粮都是凭经验，不相信科学，排斥新技术。旧的生活习惯和生产习惯困扰着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后，在生活上用城市文明严格要求自己，按时起床，注重清洁卫生，发挥表率作用；在生产上带头打破旧习惯，使用科学方法，为农民树立样板。过去，农民种粮都是使用农家肥，化肥出来后，农民最初不喜欢用，怕将秧苗“烧死”，经过试验，使用化肥的农田里青苗茁壮成长，粮食产量明显增加，于是农民就开始使用化肥；农民不愿意搞秸秆还田，认为秸秆可以当柴烧，搞秸秆还田是一种浪费，而且如果沤不了，还影响第二年的生产，经过试验，秸秆还田后不仅没有影响第二年的生产，还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产，农民信服了；大部分农村只种粮食，不种瓜果蔬菜，在知青的建议下，有的农村也开始种瓜果蔬菜了……当然，这些工作不光是知青做的，但知青是积极参与了的，而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知识青年来到农村两三年后，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农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文明生活习惯，学知识、用科学蔚然成风。分田单干后农民科学种田的积极性很高，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的启蒙是分不开的。
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农业注入了新活力。这是事实，是否定不了的。如果全面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功绩，知识青年是不答应的。

2008年11月6日—7日于北京
电话：010—8370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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