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知青生活（1）　　

古彭万俟轩　　

最近，不少纸质、音像媒体和网站相继开辟“知青岁月”专栏或专题，吸引了很多读者、观众的眼球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当事人或知情者纷纷撰写文章，回顾述说那段历史。　　

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当年是一件关系到城乡生活的重大事件。若干年过去之后，我们以平静的心态去回顾、去反思这段历史，这是正常的，也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我遗憾地发现，很多媒体刊发来的文章，大多是带着仇恨、带着偏见写出来的。我对这些文章不以为然，因为我就是从那个年月过来的，我接触到和看到的知青生活与这些文章描绘的完全不同。这里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血泪，也没有那么多的罪恶。这里有的只有生活的艰辛，甚至还有温馨的乡情和亲情。也可能我所看到的、接触到的存在着地域局限，但我用自己的人格来担保，我所说的这些全都是真实的。　　

把知青当“尊贵客人”　　

我们村那时侯称大队，有5个自然村、10个生产队、2800多口人。1969年农历年底前，公社给我们大队分来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是徐州市的，一共20多人，有男有女，统一分在条件相对较好的7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两到四人不等。我们生产队分来3个女的。一个姓冯，一个姓朱，一个姓李。这3个女知青年龄都在20岁左右，父母亲是城里职工，其中李姓女知青的爸爸在城里一家电影院工作，负责看大门收票。我们后来通过她看了很多次“白票”电影。　　

我们这个大队距离徐州市只有　15公里　，汽车直接通到公社驻地，津浦铁路从驻地穿过，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公社驻地与我们大队一山之隔，我所在的自然村就坐落在山东侧的凹地里。通往公社驻地的山梁很矮，步行翻山10多分钟就过去了。如果走大道，需要绕过南面山头，最多也就是半个小时路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年我16岁。听说城里来了这么多年轻姑娘小伙子，大家感到很好奇，都跑过去看。知识青年都是各生产队队长、会计亲自带着马车从公社接回来的，马车上扎了红花，马额头上也扎着花，就像娶媳妇接新娘子一样。马车拉回了这些城里人，还带回了她们的行李。我发现他们（她们）穿得比我们洋气一些，皮肤也比我们白，说话都带着明显的城里味，但长相和农村姑娘差不多，有的还不如农村姑娘媳妇长得受看。当天下午，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欢迎这些城里来的青年人从今天起成了人民公社社员。队长要求全体社员要好好对待这些城里来的娃娃。　　

为了让她们吃好住好，生产队已经提前把队里最好的3间办公室腾了出来，还给他们买齐了灶具和简单农具。　　

知识青年刚来的那些天里，生产队就像迎来了尊贵的客人，从队长、会计、队委会成员开始，挨家挨户请他们去家里做客。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当上生产队副队长，我们家请客是知识青年下乡后的第三天，3个女知青都到我们家来了。我父亲、母亲陪他们在外间吃，我们兄妹在里间隔着门帘缝偷看。他们喊我父亲为叔，前面加个名字。比如名叫韩跃进，就称“跃进叔”。喊我母亲婶子，则前面什么也不加。我父母都直接喊她们的姓，前面加个“小”字，如“小冯”“小朱”“小李”等。我觉得全队的社员对他们都很好，都拿他们当成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我们看着都觉得挺羡慕。　　

他们受到了最好照顾　　

因为他们来的时候是冬季，又是年底，生产队的农活比较单纯，几乎每天都是清一色搞农田水利建设、整修渠道、挖塘造肥等，生产队干部怕累着他们，大都分派一些比较轻的活给他们干，社员们也都觉得她们皮嫩又没干过农活，所以也没有人去难为他们。比如整修沟渠，就让她们扯着拉线的绳子或皮尺；挖塘造肥时不让她们抬筐，只用铁锨帮着上土。时间长了她们自己主动要求抬，队长就让力气棒的小伙子拉后杠，她们抬前杠，还关照拉后杠的小伙子多让些“杠头”。由于塘土或肥料都是晾干的，大筐分量并不太重，顶多也就百十斤，我们农村小孩，十二三岁就可以抬。尽管如此，她们干一天下来还是累得够呛。队长就安排妇女队长或队委会的其他女性成员专门跑到住处照料她们，或烧热水洗脚，或帮她们做饭。肩膀磨疼或手脚打了泡的，队长就放她们一天假，让她们休息休息。社员很通情达理，没有人会计较。我记得，为了减少她们干活劳累的辛苦，有段时间生产队还专门派了一个做饭很好吃的女社员为她们做饭。　　

我恍惚记得她们来时是有粮油计划本的，可以到公社粮管所去买米买油，吃得要比我们好许多。后来她们也开始挣工分，由于没有老人孩子负担，她们挣得工分平均都很高，年终分配也好于大多数社员。从1969年开始，我们生产队的工分值就开始逐年攀升，一开始每个工日（整劳力10分）大约5毛到6毛钱，最高的1977年达到1块1毛。她们一年下来可以挣到3000个工分（她们是女的，农村称半劳力。农村青年妇女一般每个工日6分到7分，为照顾这些女知青，给她们每个工日定8分，有时还有加班，如开会、搞活动、小段包工等，所以所挣工分要比其他年轻的农村妇女高得多），年终可以分红200到300元钱，还可以分到600斤粮食（一般200斤小麦、300斤水稻，100斤玉米、山芋干等杂粮，还有少量大豆、花生等油料），粮食是包括在分红钱里面的，不过价格很低，小麦1毛钱1斤，水稻只要七八分钱。知青“小冯”曾亲口告诉我，按分红数，她一个月可以挣20到25元，比她妈在城里工厂上班拿的工资还高。　　

春节前夕，知识青年都准备回家过年。社员们听说后，纷纷拿出自家的好吃东西，比如花生、芝麻、油炸猫耳朵（山芋片煮熟后用油炸，像猫耳朵，又脆又香）、豆瓣酱等，还有红薯、白菜、萝卜等农副产品，不约而同地送到她们住处。她们回去的时候，全都大包袱、小包袱带回家很多东西。当然，她们回来的时候，也会带来城里的一些稀罕东西，比如糖果等，分送给社员们。　　

知青是农村中的“白领”　　

在我的印象中，这些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后心情还是非常愉快的。他们（她们）有文化，有知识，都是生产队的能人。干活歇息的空当，他们（她们）会抑扬顿挫的读报纸给大家听，还会唱许多好听的歌。晚上召开社员大会时，他们（她们）都会先来一段。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喜欢她们，小伙姑娘也都很羡慕她们，她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农村青年向往学习模仿的榜样。　　

知识青年在农村的优越性很快显示出来，她们分别被公社、村、队各级重用。我们大队20多个知识青年中，1个进了大队医务室当了“赤脚医生”（我1971年18岁时也进了医务室，我和这位姓黄的知青共事7年），4个进学校当了代课教师，女知青“小孙”下乡第三年当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基本脱产），知青“老周”（他个子大，年龄在知青中也最大，人们习惯喊他“老周”，他也乐意答应）当了生产队副队长。还有4个当了生产队卫生员，2个当上大队农业技术员，6个当了生产队保管员或记工员，2个被保送去部队，1个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最出色的是“小朱”（不是我们队的那个“小朱”，是另一个队的女知青），她被培养为全公社的知青先进典型，后来回城顺理成章当了国家干部，先后担任过县团委书记、县老干部局局长、县人大副主任等职，直到现在还在一线位置上。刚才说到的卫生员、农业技术员和生产队记工员，虽说不是干部，也不能与代课教师、“赤脚医生”相提并论，但也是农村的“白领”，虽然不脱产，其实和脱产差不多。比如卫生员，她们的任务就是协助大队医务室的“赤脚医生”做好农村卫生工作，灭蝇灭蚊、防治疟疾、清查血丝虫、熬制中草药、为儿童种花种痘、服小儿麻痹症糖丸等，有时还要到农户家为病人打针、吊水，一个月差不多要忙活20多天，不仅能挣固定工分，还不要下地出力流汗。生产队的记工员虽然出工，其实不要干活，就是记工发工分，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大队技术员就更不要说了，没有事时集中在大队农科站里，平时就分散在各生产队对水稻、棉花栽培、病虫害防治等作技术指导。　　

多数对第二故乡难以忘怀　　

说知识青年在农村吃了苦，这也是现实的，因为农村的体力劳动本来就比城里重，生活、工作环境也无法与城市相比。农民世世代代都在这块土地上流淌汗水，相对于这些农民，知识青年受的苦还是微不足道的。当然，我绝不是否认知识青年为农村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如果单从农村的合作医疗和教育来说，千百万知识青年队伍的加入就是一项无法磨灭的历史功绩。有人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属于强制劳动改造，她们比农民苦，受到的磨难也非常人能比，就我亲眼所见到的和接触到的，绝没有这回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四十年了，现在仍有许多老知青乐意回到他们下放的地方来，看望曾经和他们一起生活过的父老乡亲，有的甚至带着孩子一起回“老家”看望。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她们还没有忘记过去的生产队，没有忘记这里的山山水水，没有忘记这里的人，就充分说明她们对这里的深厚感情。如果这里曾是她们的伤心之地，是她们心头滴血的地方，她们还会回来吗？　　

我们生产队的3个女知青，就曾多次回来过。“小冯”如今已经退休了，经常到城市南郊的公园里锻炼身体。10年前，她听说我在城里一家新闻单位工作，曾专门带着已经当了中学教师的儿子去看我。她弟弟是一家大型企业单位的工会主席，就因为他姐姐下放时曾多次下乡看望，而且在我们家里吃过饭，所以也常到我单位来，就像亲人一般。曾担任过我们大队团支部书记的“小孙”以及从农村去部队的弟弟，几十年如一日，每年都定期两次到她们兄妹曾经住过的房东家看望，这些都是那家房东的儿子女儿亲口告诉我的。我计算一下，当年下放到我们大队的20多个知识青年中，目前至少有90%还经常与“农村亲人”保持联系。　　

为农村发展做出了贡献　　

知识青年回城后，绝大多数都在第一时间安排了工作（尽管有些人对安排的工作不甚满意），有的还当上了干部，有的考取了大学。当年下放到我们公社的知识青年中，我所认识的就有徐州师范大学的讲师（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兵大学毕业），有徐州四院（现在的徐州市中心医院）的外科专家（此人曾当过“赤脚医生”，与我在县赤脚医生复训班同班学习半年多），有市委机关干部（此人下放时喜欢文学创作，我们曾在一起做过文学梦）。　　

多年来，我所接触的知识青年中，绝大多数对上山下乡那段经历没有什么明显的憎恨和厌恶。有的甚至说，那是一段难忘的而且很有意义的生活阅历。这段阅历使他们深刻理解到人生的曲折、生活的艰辛，以及乡情、人情的温暖。不少人自称那段经历是人生难得的磨练。大部分知青都说，她们回城后并没吃什么亏，因为当年留城的还没有完全安排工作，而回城的知青却优先安排了。另外，他们上山下乡期间与军龄、教龄一样，都是计算工龄的，他们对此感到很满意。　　

在那个时代，很多知识青年还不同程度地实现人生的辉煌。除了上面说的那些成功人士，还出现很多医疗、教育方面的专业人才。她们从农村回城后，直接就进入医院和学校。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活跃在学校的讲台和医院的手术台上。那个时侯，几乎每一级政府和机构都有专门负责知青工作的部门和领导。生产队有知青组长（一般由德高望重的政治队长或贫协组长担任），大队有分管知青工作的专职副书记，公社有知青办，除分管的专职副书记或副主任，还有专门负责解决知青疑难的知情助理。县以上党委、政府就更不用说了，只要牵扯到知识青年利益方面的事情，总是一路绿灯。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二年开始，各级政府每年都要召开一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每年约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知识青年被评为各级先进模范标兵而受到表彰和奖励。现在我手里还有很多那个时候编辑出版的书籍，收录的都是知识青年先进典型事迹材料，其中有许多人就是我认识的熟人和朋友。　　

那个时侯，各行各业都非常重视知识青年。县、公社、大队每年都要专门组织人对知识青年的住房进行检查，绝不允许有危房出现。我们村的知识青年就住在全村最好的房子里。医院有专门的知识青年服务窗口，车站有知识青年专用售票处。这个时期，还出现很多知识青年作家和诗人。我那个时候也喜欢文学，但因为不是知识青年而被拒之门外。1972年，县文化馆专门为知识青年编了一本书，取名《千重浪》，里面收的全是知识青年创作的小说作品。此后连续多年，每年都要为知识青年编一本文学作品集，我们看了非常眼红，但也只是眼红而已。记得县文化馆有一次召开业余作者作品讨论会，到会的作者有一多半是知识青年。我觉得，后来出了那么多知青作家，可以肯定与当年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重视培养不无关系。　　

“血泪史”说法太过分　　

我曾看到一些报刊、文学杂志和网站上，刊登很多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血泪控诉，因为我不了解他们的实际经历，所以没有发言权。但就我们家乡而言，他们所控诉的东西在这里确实没有出现过。比如，女知青受到大队、生产队干部、地痞流氓欺负侮辱的事，我就没听说过。但是，在毛主席逝世前，徐州市知青办一个负责人因为借帮助知青回城为名曾奸污过女知青，事情败露后被枪毙了。这件事逐级向下发了通报，对当时的社会震动很大，吓得很多农村小伙子都不敢和女知青讲话。这件事我自己就有切身体会。1976年，我在大队卫生室当“赤脚医生”，我们队的卫生员就是“小冯”。那年冬季水利工程是徐洪河一期，远在二百里外的泗洪县金镇，时间长达两个多月。数百民工需要一个医生跟随，结果我被大队抽调出来。那时候我喜欢文学，经常投稿什么的，与报刊杂志社有书信往来，还自费订阅了一份《解放日报》。因“小冯”住在村口，收发信件报纸比较方便，再加上我是“赤脚医生”她是卫生员，平常有业务关系,接触比较多，关系也处得较好，我担心报刊信件遗失，就委托她在家帮我收存。时间一长，就有人开始议论，说我们“好”上了。我从工地回来后的一天，她突然莫名其妙地对我说：“以后你少到我们这里来！”我一开始还不明白她的意思，看到她害羞的低着头，才领悟到她可能听了人们议论。其实，打女知青的主意这件事我从来没敢想过，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人有这个胆量。联想那个被枪毙的徐州市知青办主任，我吓得落荒而逃，从此再没敢单独去过她住的房间。还有，她们三个女知青都是住在一起的，偶尔有人回家，队长还会提前安排一两个女青年晚上陪伴落单的女知青。所以说，即使有坏人想打女知青主意，也很难找到机会。　　

如果说知识青年曾经存在性犯罪或者涉及婚姻方面的问题，我们大队确实发生过3例，但其中两例相反，不是村队干部、地痞流氓侵犯了女知青，而是男知青侵犯了农村女青年。其中一个是徐姓代课教师，把他班里一个女学生肚子弄大了（这个女学生当时还不到17岁，放现在应该算是强奸吧）。但大队并没有难为他，通过做学生家长工作，最后让这个徐姓知青同意娶那个女学生平息了事。另一位就是那个当了生产队副队长的男知青“老周”，他把队里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弄上手了，最后当然也是男娶女嫁结婚了事。女知青与当地男青年结合出现的婚姻我们大队只有一例。这个女知青叫“小杜”，她于1977年前后嫁给了当地青年潘某。这个潘某身高　1米　八几，一表人才，还在社办厂工作，“小杜”看上了他。上级发现这件事后，组织人调查了好几次，确定是正常恋爱才罢休，最后还是经过中间人介绍才举行婚礼结婚的。但这件事发生在七十年代后期，当时已经提倡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而且其他地方已出现女知青在农村结婚落户的先例，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尽管“小杜”在农村结了婚，但两年后还是回城分配了工作，生下的儿子也在派出所户籍报了城市户口，根本没有对她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现在“小杜”已经退休在家，他们夫妻跟我很熟，至少从表面看他们的生活还是非常幸福的，“小杜”也从没有表示后悔当年那段“城乡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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