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赵于平扬朱抑毛的谬说

奚兆永

《炎黄春秋》第7期以头一篇的位置发表了赵于平的一篇题为《不可替代的总司令》的文章。我查了一下，2007年时他还写过一篇《还我红军之父》。另外，在其它场合对这个问题也有所涉及。这些东西，可说是大同小异，而手法都一样，都是打着颂扬朱德的幌子，贬抑毛泽东，妄图达到否定毛泽东的目的。殊不知，在中国，要把朱德和毛泽东对立起来，用扬朱抑毛的办法来抹煞和否定毛泽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肯定地说，谁要是这样做，他就一定会以失败而告终。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就来看看赵于平扬朱抑毛的谬说究竟谬在哪里，错在何处。

一、关于所谓“红军之父”的说法

恕我孤陋寡闻，在读赵于平的文章前我还真没有听说过把朱德称为“红军之父”这样的说法。赵文把朱德称为“我军的主要创始人，历史上被各界公认的‘红军之父’，我军永远的总司令，共和国第一元帅”。不知是谁给了他这样大的权力，一下子给朱德加了这么一些头衔，而这样一些头衔在一些权威的有关朱德的历史和传记里是没有的，在中央领导人纪念朱德的讲话里也是没有的。就以所谓“历史上被各界公认的‘红军之父’”这个说法而言，既然是“历史上被各界公认的”说法，总应该能够找到它的由来和根据吧，但是查了有关的资料却没有。

有人说，“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恰如其分地赋予朱德“红军之父”的称谓。”但是，我查了史沫特莱写的这本朱德传记，在通篇传记中所给予朱德的称谓都是 “朱将军”，而从未见有“红军之父”的说法。显然，此说是一个凭空捏造，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还有人说，“红军之父”是国际友人“马海德看到朱德后的第一印象”，并且认为，“也许这就是朱德‘红军之父’称呼的由来。”吴东峰和朱继红在他们所编的《长征：细节决定历史》一书中讲到了红军在会宁会师的情况，说到马海德医生曾经这样记叙当时的朱德：“瘦得像个精灵，可是身体强壮结实，长得满脸胡须，穿着一身破烂皮袄。他最令人惊异的是，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像红军的父亲。他两眼锐利，说话缓慢、从容，总是露出和蔼的笑容。他随身带着一支自动手枪，枪法精良。他５０岁，可是显得老得多，满脸皱纹。但他动作有力，身体结实。”但是，这里所说的“根本上不像一个红军的指挥员，倒很像红军的父亲”显然不是说他创建了红军，是“红军之父”，而只是说他的外貌像是红军的父辈。这显然是两件不同的事。从语言文字上来说，“像”和“是”的区别也非常清楚，显然不是一回事。此外，马海德的这一印象是写在什么地方的，又是怎样传播出去的？这些也都是问题。　　
    在这方面，朱德的孙子朱和平也说，“这是从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安以后，接受国外采访以后，把红军事迹宣传到了西方国家，他们开始有这个评价。这个评价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评价，主要是文学色彩的评价。刚开始，我对“红军之父”这个评价也有很多疑问，和各位网友一样，为什么叫“红军之父”？很长时间我也不太理解这个问题，当我自己当了父亲以后，我对这个问题开始有认识了。作为一个父亲，你自己的儿子做了错事，你是怎么看待的？你不会恨他，更不会不要他。你的儿子因为对你的很多思想不理解，和你对着干，不听你的，你采取什么态度呢？你肯定能够容忍，你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是不是我教育的不得当等等，这是一种父亲的心态。大家把他评为“红军之父”，说明他对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有这样的慈父般的心态。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他的部下诬陷他，他并不很生气，只有父亲般的胸怀，慈父般的胸怀才可以做到这样。所以“红军之父”的评价对他来讲很合适。”在这个问题上，朱和平也没有能具体提供西方是如何作这种评价的。事实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首先对红区进行采访的是埃德加·斯诺，他写了颇具影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其中也谈到了朱德，但是绝无所谓“红军之父”一说。后来，史沫特莱也去了延安和五台山，对朱德进行了采访并写了《伟大的道路》一书，也没有讲到“红军之父”。至于说“这个评价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评价，主要是文学色彩的评价”之说，看来也不能成立。事实上，“红军之父”的提出，其政治色彩非常强烈，而绝不是什么“文学色彩”所能掩盖的。

经查，正式在公开的出版物上用“红军之父”来称呼朱德的，是刘学民、王法安、肖思科三人合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的“朱德传”，书名就叫《红军之父》。书中并没有交代为什么这样称呼朱德，为什么用此做书名的缘由，但是在书的“序曲”里写了这样一些话：

“无限深沉的脸庞上，是那漫不经意却又整齐的短发。这完全是一个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标准军人和严格纪律约束的职业革命者的发式。”

“永远的短发下面，是一双平静而深情的眼睛。那是一双被苦难和传奇浸透的眼睛。

“这是一双东方典型的慧眼和中国军人的眸子。”

“一双智慧的眼睛下是厚重而温暖的双唇。这饱尝苦涩和甘甜的双唇给人留下憨厚而淳朴的形象。”

“那是一张典型庄稼汉子和和可信朋友式的嘴唇。

“他那一身的特征都是约定俗成的符号，他的身躯就是艺术，他的精神和形象具有无比的神奇和丰富的内涵。”

在作了这样一些描述之后，作者写道：

“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

“中国红军之父！”

“……”（刘学民等：《红军之父》，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作者从对朱德的发式、眼睛和双唇的描述里就可得出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和“中国的红军之父”的结论来，这是一种什么历史观呢？看来，只能把它叫做“发式和相貌历史观”。也许还可以叫别的什么历史观，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应该说，人的相貌虽然也有后天因素，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至于发式，那更是可以随时变化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在一些历史照片里就可以看到，朱德不仅留过短发，而且也剃过光头，他的发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显然，这些外在的、表面的东西怎么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呢？！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2007年出版第二版时已将原书名《红军之父》改为《朱德元帅》。这一改动说明，原书名《红军之父》显然是不恰当的。

赵文之所以要把朱德放在“红军之父”的地位，就是要否定毛泽东作为红军缔造者的地位。应该说，毛泽东虽然不是军旅出身，但是，对于红军的建立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人民军队的创建，但是，南昌起义以及后来的广州起义就其指导思想来说还是城市中心论，结果这两次起义都失败了。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则不同，他主张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这就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道路。特别是，他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是枪指挥党，而是党指挥枪”，主张支部建在连上，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强调正确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这些就给军队注入了完全不同于旧军队的新的政治因素，保证了军队的革命性质。在这方面，毛泽东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朱德在1928年4月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合，这本身就说明，朱德当时也认为，毛泽东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朱德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说，“与毛主席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的仗就要吃亏。跟毛主席在一起虽然也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毛主席的领导。”（《朱德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宣传朱德为“红军之父”的地位而否定毛泽东对于建立红军的关键作用和历史性贡献，就是朱德本人也是会坚决反对的。

二、游击战“十六字诀”和运动战的方针是谁提出来的？

赵文说，“在残酷激烈的战争年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敌强我弱，我军作战的主要战略战术原则是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而这一作战原则的提出者和创始人首推朱德。”其根据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说：“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据此，赵文就认为，“这个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十六字诀，是由朱老总1928年4月28日与毛主席会师后，带到井冈山上来的，所以才有‘从1928年5月开始’这种情况发生。”

赵文的“论证”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毛泽东说 “从1928年5月开始”只是表明，十六字诀是1928年4月28日朱毛会师以后产生的，它显然不能够证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朱德带到井冈山上来的。

应该说，我国理论界对于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三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是朱德最早提出的；另一种看法认为，是毛泽东提出的；第三种看法认为，是共同提出的。可以说，三种看法都各有其根据。比如第一种看法，人们可以从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找到根据。该书说，“朱德把军事战术归纳为这样几个要点：㈠敌进我退。㈡敌驻我扰。㈢敌疲我打。㈣敌退我追。”（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第一版，第365页）第二种看法也有根据。被称为“井冈山之子”、当年曾任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在其回忆录中说，“在遂川时(即1928年1月)就听到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个字原则了，特别是这年的上半年，听得就更具体了。”（陈正人：《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而跟毛泽东一道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何长工在回忆录里也明确地说，“后来，毛泽东同志就把这些经验总结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我军有名的战术原则。”（《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与朱德一道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的陈毅，在1939年9月15日所做的《论游击战争》报告中也说，红军游击战争“其战术特点包括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内，又可包括在黄公略的‘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两个战术口号之内。”（《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更重要的是，朱德本人在1962年写的《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曾经明确地说，“关于游击战术以至整个战略问题，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地、完善地解决的。”（《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页）至于第三种看法，当然也有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毛泽东传》也说，“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朱德诞生120周年的讲话里也取此说。他说，“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共同概括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指导红军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载2006年12月2日《人民日报》）至于第三种看法，有人说，在洪湖，有“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鄂豫边有“敌进我退，敌退我追”；赣东北有“避实击虚，以多打少”等等。（冯建辉：《我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产生的历史资料与分析》，《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范中伦：《我军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究竟是谁概括总结的》，《党史研究》1982年第6期。）

虽然三种看法都不能说没有根据，但是，比较起来，还是第二种看法的根据更加充分一些。因为第一种看法只是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那样说，朱德在自己的《自述》里并没有那样说，而他在1962年的文章里也肯定了“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地、完善地解决的，”事实上，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朱德，都没有把十六字诀记在自己的名下，他们实际上都将此视为共同的创造，不过，所谓“共同创造”也还有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从曾经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几位老领导的回忆看，那为主的还应该是毛泽东。至于其他根据地的各种不同的说法，那还要考虑时间问题。由于这些根据地成立的时间都明显地晚于井冈山，所以也不能说是提出者。

至于运动战的方针，朱德曾于1944年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了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不过，朱德的这番话并不能说明毛泽东关于运动战的思想是从朱德那里学到的。实际上，早在朱德上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已经提出了这个方针。我们知道，秋收起义是在“八七会议”上决定的，但是，当时的目标还是大城市，作战的方式也还是北伐时的阵地战。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认为不应该打长沙，而应该以四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部的井冈山为根据地，不应该打阵地战，而应该打运动战。运动战的思想是毛泽东向当地群众学习的结果。当年参加秋收起义跟毛泽东一道上井冈山的何长工说，“井冈山原来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非常厉害。地主武装怎么也整不倒他。他的作战秘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听到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他说，前一句话不对，后一句话佷好，我们既要会打仗，也要回打圈。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干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化装为老百姓）。”（《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

赵文说，“当年井冈山时期的老将领和老战士，也多有记述。例如杨至成、何长工、宋裕和、范树德、龚楚等。”但是，我们在上面列举的包括朱德本人以及陈毅、陈正人、何长工等井冈山时期的重要的当事人所提供的记述恰恰证明，游击战十六字诀和运动战方针是毛泽东提出或系统地和完善地加以解决的。

赵文说，“关于游击战运动战提出者的论述，就是这一结论很好的证明。所以，科学地讲，准确地讲，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军事思想’应当称作‘朱毛军事思想’”。但是，在一些权威的当事人所提供的材料面前，赵文所谓的“科学”、|“准确”和“实事求是”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不值一谈。当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绝不只是一个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问题，它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在这方面，我们在下面还要有所论及。

三、驳所谓“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部分其源头是朱德的军事实践”

赵文说，“毛主席的特长是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工作，组织工作，理论工作，还有政权建设和政府工作，他特别善于总结汲取和发挥，擅长写作，这些也正是他作为总政委的分内工作。作为总政委，后来作为军委主席（我军自抗战以后，就不设总政委一职，军委主席实际上兼有总政委的职责），他还参与部队作战行动方针的制定和战略部署的研究。但是，他不是‘万能匠师’，他从来没有替代过总司令的工作，他的工作范围，没有超出过总政委。擅长行动方针的制定与战略部署的研究，并不等于会打仗，而且战略决策也不是由总政委一人决定，他负责起草命令和指示是代表军委，并不是他的个人意见。”

在赵文看来，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所擅长的只是一般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和理论工作，政权建设和政府工作，善于总结汲取和发挥，擅长写作，作为总政治委员和军委主席，也只是“参与”作战方针和战略部署的研究，一句话，只处于次要地位。他不知道，我们的军队是革命党队伍，没有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个军队就没有灵魂，就不会有真正的战斗力。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理论家，他是军队的头脑和统帅，他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制定的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针，是保证战争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前提和条件。而赵文却把这看作是一个“擅长写作”的文书所做的工作而对毛进行贬抑，这不是太可笑了吗？当然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还只是纸上的东西，需要把它们转化为具体的军事行动，需要有英勇善战的战场指挥和不怕流血牺牲的士兵的战斗，但是决不能因此贬抑作为头脑和统帅在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赵文还说，战场指挥需要“熟知各种武器装备的性能，杀伤威力和杀伤范围，各种兵器兵力的火力分配和协同，各军兵种的战术配合与协同，各种战术动作如何实施，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进行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如何具体组织部队行军、宿营、隐蔽、警戒、侦查、包围、进攻、退却、掩护等，还要熟悉部队的各种条例条令等等。这些，作为总政委的毛主席，他是不熟悉的。例如，而这‘军旅之事’正是朱老总、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军事统帅与战将的擅长。特别是朱老总，战略战术兼优，在战争年代，党中央毛主席在军事指挥方面主要倚重于朱老总。事实上，在红军初创时期，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在军事上，毛主席主要是向朱老总学习的，他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善于运用善于发挥，他与朱老总合作，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战绩，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人民战争思想。”

赵文的这些话无非是说，毛泽东没有进过云南讲武堂，也没有进过别的什么军事学校，更没有留过洋，他不懂军事知识，不会打仗，这一切都远远不能与朱德相比，只不过是朱德的一个学生而已。我们说，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虽然没有进过军事学校，也没有留过洋，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就不懂军事，不会打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得好：“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过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所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何长工在回忆井冈山的斗争时也说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曾说，我毛泽东不是一上井冈山就有现在这个水平的，我是摸索试探前进的，我们的经验是打出来的。”（《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毛泽东早在朱德上井冈山之前就已经带兵打仗的事实是对赵文说法的一个很好的回答。

至于赵文用“1928年3月由于误传毛主席被开除党籍，任命他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他表示为难，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来说明毛泽东不会打仗，表示为难，那完全是断章取义，添油加醋，肆意丑化毛泽东。其实，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感到“为难”才讲那个话的。这里且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里有关这件事的前言后语照抄在下面，看看赵文搞的是什么名堂：

“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的革命意志没有一点动摇，积极地地担当起师长的职务。他在队前向指战员讲话：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毛泽东的态度明明是非常积极的，而到了赵文那里却变成消极胆小的表现了。这不是故意丑化毛泽东又是什么？

赵文的这些谬说显然有其政治目的，不过同时也暴露了他的“单纯军事观点”是很严重的。对于这种“单纯军事观点”，毛泽东早就进行过批判。他说：

“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㈠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

“㈡以为红军 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 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理论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规模政权采取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规模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㈢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作为长期与毛泽东在一起从事革命斗争的战友，朱德也深谙此理，他在1948年3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与国民党军队所以不同，主要就是我们有政治工作。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是军阀的军队。”“有坚强的政治工作，不对才能巩固，士气才能高，才能打胜仗。”（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15-716页）

显然，赵文的说法不仅与毛泽东的论述大相径庭，和朱德的这些讲话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
　　赵文还说什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毛泽东军事思想，其核心部分的源头，是朱老总的军事实践，这也是‘红军之父’的美誉归于朱老总而不是毛主席的缘由所在。”

赵文这样说显然也是十分错误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来源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来自于他长期深入群众，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而绝不是来自朱德过去在滇军中的实践。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朱德作为一个军事家所起的作用，但是，上面所列举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都是他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其核心部分的源头，是朱老总的军事实践”是没有根据的。试想，如果毛泽东只凭别人的实践，而自己毫无实践经验，他能够指挥打仗吗？赵文说毛泽东指挥打仗主要是“倚重于朱老总”，这符合事实吗？我们看到，在1932年左倾路线统治时，毛泽东被撤掉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而提议周恩来兼任此职。当时，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曾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但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总政委，周又再次写信陈述：“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坚持由毛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周恩来还在10月举行的宁都苏区中央局的全体会议上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毛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这一事实也说明，毛泽东在指挥战争方面积累有丰富的经验是得到公认的，包括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物都不愿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

说到这里，有必要看看赵文为了扬朱抑毛所突出地强调的“湘南暴动”。赵文说，“湘南暴动，是我军初创时期的最大暴动之一，其规模超过秋收起义，朱老总是我党我军唯一的参与领导了两个大暴动的高级领导人。他率起义军余部转战粤闽赣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队伍保持不散，而且屡战屡胜，除了他具备高超的军事造诣以外，更是与他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视分不开的。他在艰苦的转战过程中，不忘党的宗旨，在关键时刻，领导了著名的‘赣南三整’。经过‘赣南三整’，即安远天心圩的思想整顿、大庾的组织整编、崇义上堡的军事整训，使部队获得了新生。随朱德转战的陈毅说，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赣南三整’，这个部队肯定会垮台。‘赣南三整’前后20天左右，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在时间上相近，在做法上类似，同‘三湾改编’一样，对以后的整党建军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里，赵文大讲 “湘南暴动”的规模，大讲“赣南三整”的意义，似乎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比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更加重大，“赣南三整”比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也毫不逊色，殊不知，就两者对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意义来说，前者和后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发生于1927年9月上旬，在起义过程中改变了原定的攻打长沙的目标，确定了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向，而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发生于1928年1、2月间，虽然规模更大，但是地方上左倾盲动路线的错误，大搞烧杀，脱离群众，致使部队没有找到一处可以立足之地；只是毛泽东在1927年底就派何长工与朱德联系，才使朱德、陈毅有可能在困难中决定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至于朱德领导的“赣南三整”，虽然有些像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也有其积极意义，但是，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解决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其监督；各级部队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在连队，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一切重大问题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等。在这方面，“赣南三整”显然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在这个问题上，朱德在建军30周年时发表的讲话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时期”，“最重要的成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在井冈山地区所创造的经验。”“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就是红军第四军在井冈山地区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从此，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创立了崭新的局面，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6-357页）

很显然，与赵文的说法相反，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源头来自于他本人的战争实践和对前人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不是来自于朱老总的军事实践；人民军队缔造者的美誉应该归于毛泽东，而把朱德称为“红军之父”则是错误的。

四、红军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后来的失败说明了什么？

赵文说，“在后来的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军事指挥方面，特别是战场指挥，主要的也是朱老总。毛主席是总政委，他擅长的是政治工作，他也是军事家，但他是军事战略家，他不是战场指挥家，他不到前线指挥战斗。如果像某些影视作品那样，毛主席万能，那还要总司令干什么？毛主席兼任好了！”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英雄史观，反对个别杰出人物可以决定历史发展的历史唯心主义。要说战争的胜利，应该看到，兵民乃是胜利之本，靠个别的英雄是无法取得胜利的。但是，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的个人对于历史发展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应该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就起了这样的作用。赵文讲红军的反围剿，那我们就以几次反围剿为例，看看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

从1930年到1934年，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对中央苏区曾经发动了五次围剿。前三次围剿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都被胜利地粉碎了。对于这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朱德在《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论述。他说：

“第一次反‘围剿’打得很好。1930年 12月30日，龙冈一仗，张辉瓒两旅全部被歼，缴枪万支，张及其部下万余人未走脱一个，全部被俘。接着打谭道源师，也将他大部消灭。其他许克祥、毛炳文、朱绍良等都闻风而逃。敌人第一次‘围剿’被打破。这说明了：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诱敌深入，才能大量歼灭敌人。这是用事实反对了立三路线。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力量。如果不把立三路线反掉，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

“红军休整了四、五个月，1931年5月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这次反‘围剿’也打得很好。但这时已经有些不同了，因为项英来了，发生了一些分歧。但是错误意见未占上风，红一方面军仍由毛主席领导，所以很快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个实力仍然是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而取得的。东固、富田一仗，首先消灭公秉藩、王金钰，然后经白沙、中村、广昌，一直打到建宁，共十五天时间，横扫敌人八百里，五战五胜，打垮敌人十六个师，俘获敌人和缴获枪弹数目很大。

“敌人进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亲自指挥。战役是1931年7月开始的，敌人分三路由北而南长驱直入，直趋苏区的兴国、雩都，形势是极为紧张的。我们撤退，迅速转入兴国根据地，并在进攻的三路敌人中间，在良村歼灭了敌人第五十四师郝梦麟部，在黄陂歼灭了敌第八师毛炳文部。我们在敌人两路夹攻，不到二十里宽的区域中转移出去，进退自如，打得相当巧妙。这都是由于群众条件优越，将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弄得敌人疲惫不堪。最后又在方石岭、张家背消灭敌五十二师韩德勤全部及第九师蒋鼎文的大部，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

“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蒋介石、外国人，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连党中央也不相信我们只有那么多人。”（《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131页）

这就是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时，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不仅以其正确的军事思想指导了三次反“围剿”，而且亲自参与了指挥打仗，赵文说毛泽东“不是战场指挥家，他不到前线指挥战斗”是毫无根据的。比如在第一次反围剿时，1930年12月30日凌晨毛泽东和朱德一道步上龙冈与君埠之间的黄竹岭指挥所，毛对朱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败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他写的《渔家傲》就记录了这次战斗的情景：“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又比如第二次反围剿，毛泽东反对刚到苏区的项英提出的撤离根据地和分兵的主张，认为应该凭借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集中力量退敌的方针，还提出了先打弱敌王金钰然后先东横扫过去的打法。1931年5月13日毛泽东和朱德下达了命令。之后，毛泽东还在第二天和负责包抄的彭德怀到白云山前线查看地形，同负责正面进攻的黄公略一起进行实地调查。5月16日拂晓，毛泽东带着电台和警卫登上白云山指挥所，朱德在同行进中的公秉藩的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性接触后也登上白云山，他们一起在白云山指挥所指挥全线战斗。然后自西向东横扫七百多里，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译稿打了五个胜仗。他的另外一首《渔家傲》记录了第二次反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第三次反围剿，由于敌强我弱，曾经出现十分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先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主力引进赣南根据地，将其置于无用之地；然后再根据“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以上内容转摘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264页）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进一步丰富了经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进行了理论概括，他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但是，后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他们通过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取消游击战争的方针，要打大城市。他们反对古田会议决议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将其指为“党包办一切”，还大反毛泽东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并将其上升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932年1月，他们要打赣州，毛泽东认为“赣州是敌人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临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但是根据临时中央的意见，多数人主张打。项英说，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问过彭德怀，彭回答说，“赣州守军马（崑）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会议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打赣州。结果，历时33天，伤亡达三千多人，赣州未能打下。三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离了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但是一些人还是坚持错误路线，不承认打赣州的错误，还要坚持所谓“进攻路线”，认为以后还是要攻打中心城市的，并主张把部队开到湖南去。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小城市或较大城市。结果失去了最佳的发展机会，分散了红军的力量，使局面陷于被动。多年后，朱德在提及此事时还痛心不已。他在1961年2月9日写下了一首《经闽西感怀》，诗中写道：“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颠，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指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朱德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60页）在这里，朱德把毛泽东比作“仙人”，把当年毛泽东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喻为“仙人指路”，从这里也可看出，毛泽东在当年革命战争中所居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

第四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以后进行的。其时，朱德继续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而周恩来则取代毛泽东担任总政委。赵文不承认“毛泽东的影响，也不承认周恩来参与指挥，把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归功于朱德一人的指挥。他说，“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现在还有人说是‘毛主席的影响’，甚至有人说是‘周恩来指挥的’。”“当时毛主席已被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李德等人尚未来得及直接掌控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刚刚担任总政委，对部队和敌情尚不十分了解。所以，重任自然就全部落在了朱老总的肩上。朱老总不负众望，以他一贯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赵文此说并不符合事实。不错，毛泽东已经不再担任红军总政委，但是，他和朱德长期一道指挥打仗，形成了一整套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打法，难道就没有留下影响？在毛泽东是不是继续担任总政委的问题上，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都一再向中央局写信要求让他继续担任这一职务，这本身就说明毛泽东的经验在红军中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毛主席的影响”一说恰恰来自朱德。他说，“第四次反‘围剿’时，因为有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所以还打了一些胜仗，但教条主义已经把红军削弱，把游击队吃掉。”（《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难道不是毛泽东和朱德一起总结的？难道不是“毛主席的影响”？至于周恩来，他作为总政委，对于指挥战争负有全责，怎么能够设想他不参与指挥呢？在这方面，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就明确地说：“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一直同朱德一起置身前线。他们的司令部很长时间设在建宁。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263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朱德传》也说，“朱德、周恩来具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页）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中央文献研究室说得对，还是赵文说得对呢？赵文里用何长工的话批评有人避谈朱德，不承认朱德也有自己的创造，这当然不妥，但是若否定毛泽东过去总结的经验的影响和周恩来也有丰富的指挥经验，那显然也是错误的。

至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当时博古和李德已经到了中央苏区，他们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但是他们不会打仗，只会搬洋教条，主张打阵地战，“御敌人于国门之外”，和敌人硬拼。朱德曾想通过与李德的接触使其能接受毛泽东和他自己过去总结的一些经验，但是并没有取得效果。1933年11月下旬，驻防在福建打红军的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反蒋抗日。事变前，19路军曾秘密派代表同正在福建作战的彭德怀接洽停战和联合反蒋抗日之事。对此，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都认为，联合19路军共同反蒋是一个破除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会，但是持左倾路线观点的博古、项英、李德却声称：“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区别”，因此不采取任何行动支持和配合第十九路军，并且把红军主力由东线调到西线，而让19路军单独与蒋介石的讨伐军作战，红军既没有能够支持友军，也使自己失去了粉碎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良机。结果，蒋介石很快扑灭了孤立无援的19路军，将入闽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改组成东路军，完成对中央苏区四面合围的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左倾路线的几个领导人又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方针，红军分成数路去大修堡垒，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修成的碉堡由于没有钢筋支撑，很快倒塌，使红军的防御完全陷于被动局面，最后不得不进行转移，使多年建设的根据地丧失殆尽。

事实一再证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按毛泽东思想办事，革命就胜利，就前进；离开毛泽东的领导，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革命就失败，就后退。

五、长征初期的错误和毛泽东为纠正这一错误所作出的贡献

长征被称为战略转移，实际上是左倾路线造成的被迫之举。长征初期，由于指导思想的问题，转移中又出现了逃跑主义的倾向。朱德后来说，“长征是一种搬家式的长征，一切准备工作都未通知我。”（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90页）。长征开始阶段因蒋介石还不知红军意图，同时红军与粤军陈济棠订有密约，可以借道通过其防区，还较顺利。待到蒋介石弄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后即大大加强了对红军的围追堵截。湘江一战打得非常被动。先头部队虽然胜利渡过了湘江，但是后续部队相距却有二百里之遥。特别是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一万四千多人，其中有大批的家属，庞大的后勤队伍，携带了大量的“坛坛罐罐”，辎重竟有一千多副胆子，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严重地拖累了部队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李德一筹莫展。在朱德和周恩来的指挥下，经过四天的激烈战斗，红军终于渡过了湘江。但是，红军损失惨重。红军出发时有八万多人，此时只剩下三万多人。

渡过湘江后，按照原定计划是要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个意图由于敌人已经掌握，预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置了五六倍的兵力。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此议在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于通道举行的临时紧急会议上正式提出，李德表示反对，仍然坚持原定计划。毛泽东则根据破译的敌台电报指出，国民党军正以五六倍的兵力构筑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也赞成这个主张。此次博古未再固执己见，李德则因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退出会场，会议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当天下午，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的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15日，红军攻占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在黎平会议上，博古又提出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回合的主张。李德则因病没有赴会，但是仍然托人把他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了会上。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薄弱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意见。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相应的决定。黎平会议的《决定》具有重大意义，它使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打乱了敌人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使部队面貌为之一新。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是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有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339页）

应该说，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大胜利，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在向遵义前进的路上，毛泽东又说服了许多同志。他先说服了王稼祥，王又与张闻天通气，张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同上，第340页）但是，在渡乌江前夕，博古和李德对黎平会议仍然提出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连进同二、六军团会合。因此，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猴场会议后，完全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1月2日至6日，红军渡过乌江，7日，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遵义解放，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随军队进入遵义城。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表示赞成，他们向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几天的准备，会议在1月15日至17日召开，由博古主持，并做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虽然也做了一些检讨，但是主要还是强调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原因。随后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作为毛泽东、王稼祥和他自己三人的代表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毛泽东接着作长篇发言，他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造成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用以前几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将失败归之于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因素所做的辩解。朱德也做了支持毛泽东的发言。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决定：“㈠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㈡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会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㈢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㈣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陈云：《遵义政治局夸大会议传达提纲》，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343页）“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同上，第343页）遵义会议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但是，对于遵义会议，赵文却轻轻一笔带过，好像遵义会议对于红军长征，对于中国革命都不值得一谈似的。更有甚者，文章居然不承认遵义会议以后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说什么，“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首渡赤水，2月18日，完成了二渡赤水的行动，3月4日，朱德提议设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兼司令员，他提议毛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时毛泽东才参与对军事行动的直接领导。1935年3月11日，中央成立新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才成为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3月16日，红军完成第三渡，旋即于3月21日东渡赤水河，是为第四渡，至此，整个四渡行动宣告结束。从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到1935年3月11日新的三人小组成立，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朱德身为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既负责作战计划又负责下达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而且有权制定行动方针供周恩来审批，毛泽东仅协助周恩来。因此，在三人小组成立前，朱德在四渡赤水的领导集体中居举足轻重地位。三人小组成立后，中央对作战方针的审批权从周恩来手中转到以毛为核心的三人小组，行动方针的制定由毛朱周负责，通过后则由毛周王负责，而贯彻行动方针，制定作战计划，颁布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仍是朱德的职责。可以说，三人小组成立后，毛、周侧重于决定行动方针，朱德侧重于具体指挥。可见，在三人小组成立前后，朱德都是主要指挥者。”

人们要问：赵文这样说符合历史的真实吗？其实只要不抱偏见，任何人都会承认，遵义会议的举行就是为了解决组织问题（即改变左倾教条主义对红军的指挥权，用张闻天的话说是“把李德、博古轰下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被选为常委，博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已被毛泽东取代。常委分工张闻天“负总责”，显然只是一个过渡，因为连他自己也说“领导不了”。至于“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这里所说的“帮助者”绝不如赵文所篡改的只是“协助周恩来”，显然是考虑到毛泽东在军事指挥方面有过人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后来又建立“三人团”，让毛泽东参加并且成为其核心也证明了这一点。本文在前面曾经提到毛泽东建议举行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赘述提出主导性的意见，也都证明，甚至在遵义会议之前，他对红军长征的指导性意见就已经在起作用了。问题并不仅仅决定于担任什么职务，问题在于有没有正确的思想，在于能不能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在这点上，连朱德本人也是非常信服毛泽东的。他在26年后（1961年）缅怀遵义会议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曾写了这样一首诗：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朱德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68页）

联系到“四渡赤水”，赵文显然“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它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前尚且能够对于军事指挥发挥重大作用，而在遵义会议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之后倒反而不能对军事指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了吗？这说得通吗？

由于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已经掌握了红军的动向，于是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做了新的部署，调动四十万兵力对付三万多人的红军，局势又变得严重起来。1月19日，部队开始向北转移，在土城、赤水地区集中，然后分三路在27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商议，认为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道路两边山谷地带的有利地形，集中力量围歼川军，结果并不理想。原来是情报有误，低估了敌人的力量。毛又召集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根据蒋介石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来想在此渡江的计划已经不能实现，决定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1月29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

这时又遇川军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布防，以阻止红军北渡长江。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认为，应该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威信县的扎西地区。2月8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入扎西镇，并且参加在这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教训，并且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于是当川军和滇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赶到扎西时，红军又于2月20日左右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回师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再次夺取遵义，击溃或歼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人，起得来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为此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词一首。

再次打下遵义后，蒋介石又重新调整部署，向遵义一带合剿。中央红军又由遵义西进。3月10日，毛泽东在苟坝出席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逃了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金沙县）的建议。当时敌人有一个师在打鼓新场，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拼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但是别人通过一直要打，毛泽东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只好服从。他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半夜里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要周把命令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第二天一早在开会，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毛泽东这样做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他认为，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那么多人集体讨论，还是城里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349页）

为了迷惑敌人，调动敌军西移，红军于3月16日下午到17日中午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同时派一个团伪装向西北部挺进，而主力则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蒋介石得到情报，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于是急忙调集各军前来古蔺地区。21日晚到22日晨红军又掉头再次东渡赤水，返回贵州。此是四渡赤水。这时的贵州，国民党军的兵力已经十分空虚，红军大踏步地越过遵义仁怀大道，31日渡过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后来红军又以一部       佯攻贵阳，一部佯攻龙里，主力已每天一百二十里的速度向云南急进。这之后，又以红军一部威逼昆明，使龙云急调驻守滇北的军队回援昆明，使金沙江南岸守军兵力空虚；而红军主力则神速向金沙江挺进，并且在皎平渡读过了金沙江。

事实清楚地说明，毛泽东在整个四渡赤水的指挥过程中都不是无足轻重的，而真正是举足轻重的。赵文还说“四渡赤水并不像现在有人所说的是什么‘神来之笔’，‘得意之作’，好像很神秘，而只不过是遵义会议后采取机动灵活，避实就虚的新战法的结果。说白了，就是躲着强敌走。”殊不知这里所体现的正是被左倾教条主义所抛弃的毛泽东关于游击战、运动战战略战术的运用。正是运用了这些方法，红军才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林彪否定这些打法，说这是“走弓背路”，曾经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严厉批评。赵文今天拿林彪的话来贬低毛泽东，说什么“只不过是”如何如何。但是，这些东西都是革命前辈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后代人应该倍加珍惜，用一种自以为高明的高傲的态度对待这些军事理论遗产，除了说明自己的浅薄无知和别有用心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不仅如此，赵文还大肆攻击深受人们欢迎的《长征组歌》，这也是心劳日拙的表现。《长征组歌》不仅肖华的词写得好，晨耕、生茂、唐诃、遇秋的曲也谱得好，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演唱得也很棒。人们百听不厌，百唱不厌，历四十多年而不衰。周恩来生前就非常喜欢《长征资格》，他看排练、演出达17次之多，能够把组曲十首歌从头唱到尾，甚至在病重时还提出要看战友歌舞团演出的录像，在弥留之际还要再听听这个组歌。文革中，有人要打倒肖华，周在1967年3月 3日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全体干部、战士、职工大会上说：“肖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呢？他写的《长征组歌》，你们能写出来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写不出来的。”现在赵文也来贬低《长征组歌》，这和他反毛的思想也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一些人反毛无损于毛泽东的伟大，而赵文在反毛的同时连带反歌颂毛泽东的《长征组歌》，同样也无损于这部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的毫毛。我坚坚决地相信，歌颂长征、歌颂毛泽东的《长征组歌》一定会作为20世纪中国的一部红色经典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六、驳“朱老总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的谬说

赵文说，“早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1937年4月12日，朱老总就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针对国民党的速胜论和党内某些人的急躁情绪，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他又利用抗战爆发后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的机会，于1937年8月11日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演说，进一步指出抗战的取胜之道是：‘实行持久战，开放民主，动员民众，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他的远见卓识，使得与会的国民党将领们为之耳目一新。他还就当前战局的进展发表了预见性的论断，指出：‘日寇近日就会进攻上海’，在座的国民党将领们对此半信半疑。结果，只隔了一天，会议还未散，就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与会诸将领尽皆叹服备至。不久以后，蒋介石就接受他的建议，在庐山开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了八路军将领作教官。与此同时，朱老总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发表了专著《论抗日游击战争》，全面而详尽地阐述了怎样从战略高度上以及在具体战术上开展游击战争，以达成持久抗战并最终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目的。1938年11月，延安解放社为该书出版了单行本。这本书，成为根据地军民发动抗击日寇的军事行动的最好教材。”赵还说，“朱老总的这一对日持久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与毛泽东完全一致，稍后，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他的著名论著《论持久战》。”

赵文这样说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认为朱德有关持久战的观点比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要早一年多，毛泽东没有朱德高明，甚至还暗含毛泽东有可能抄袭了朱德的思想观点。用心不可谓不恶毒，但是，这种说法完全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事实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虽然是1938年5月才发表的，但是，毛泽东关于《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却早就提出来了。这一点甚至不需要另外再找什么证据，就在《论持久战》一书里就可以看到现成的证据。不信请看毛泽东在书里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1936年7月16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就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为备忘计，不妨抄录几段如下”。（《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页）毛泽东足足抄录了有三页纸之多，为节省篇幅，我们只从中选取几段话来加以说明：

当斯诺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当斯诺问“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这个问题时，毛泽东答以“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因素如何而定。”

在回答斯诺关于“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要如何发展”问题时，毛泽东说，“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作战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是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须得时时在其后方做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杀我吗早就提出了的。”（同上，第443、444页）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 “持久战”这个词或这个说法，而在于要在理论上真正弄清楚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毛泽东说，“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 ？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要解决的。”（同上，第439页）在当时，既有亡国论的流传，也有速胜论的盛行，不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把抗日战争推向前进。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写的。毛泽东认为，“‘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一个问题，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同上，第459-460页）在这部著作里，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敌国（日本）和我国（中国）各个方面的因素，包括两国各方面的优点和缺点，并且融进了时代的特点，指出了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他强调，“我们的战争不同于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战争。”“此次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日本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而“中国方面呢？它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弱国。但在同时，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依据。”“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 ，于是在强弱对比之下，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灭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继续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灭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同上，第451-453页）《论持久战》还讨论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能动性在战争中等许多问题。这个论著既充满了唯物论，也充满了辩证法，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本极好教材。

应该说，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军事理论家，他的研究不仅远远早于朱德，而且其研究问题的视角和深度，显然也与朱德的论述不同，赵文说“朱老总的这一对日持久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与毛泽东完全一致”是毫无根据的。任何人如果读过《论持久战》并且把它和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稍加对照，就很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想用朱德的论述来贬低、否定毛泽东，是注定非失败不可的 。

七、关于发展东北的决策和三大战役的指挥

赵文说，“日寇一投降，蒋介石立即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却急令蒋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内战阴云密布。1945年8月28日下午，朱老总在送走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机场返回之后，马不停蹄，立即赶往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作报告，指出：‘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做。’9月14日，根据朱老总的提议，中央果断作出决定，把原先准备派往南方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为派往东北，并陆续将二十余位中央委员调到东北工作。紧接着，他又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得到复电同意后，立刻以中央名义电示全党全军遵照执行，并且充满信心地指出，按此方针‘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赵文此说又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上 ，党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决策并不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才提出来的。毛泽东早在抗战胜利之前就已经高瞻远瞩地注意到了东北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在1945年5月31日所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结论》里就明确地指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的领导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不是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有基础，但是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么，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你版，第410-411页）在这方面，他甚至把东北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58页）

在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毛泽东先后在1945年8月23日和26日两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在这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都谈到了东北问题。他说，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军队去不去，还不一定，要看情况。（《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58页）

朱德在毛泽东8月28日乘飞机去重庆的当天下午到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作报告，讲东北问题的重要，所根据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有些还是毛泽东的原话，如“东北大有文章可做”就是毛泽东在8月23日政治局会议上说的原话。鉴于东北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朱德这样及时地去做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赵文不顾事情的前因后果，把发展东北说成是朱德决策的就完全错了。

至于后来往东北派干部，其实也是政治局会议上研究过的，毛泽东说“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就是证明。而毛泽东说“军队去不去，还不一定，要看情况”，那也不是毛泽东对派军队去东北有动摇，而是因为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所以9月14日朱德和刘少奇再次提出派军队去东北的问题，那是因为这天苏军在东北的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在首批赴东北的部队干部曾克林的陪同下乘苏军飞机到延安，谈到在苏军退出东北之前无论是蒋军还是八路军都不能进入东北。朱德则提出热河和辽宁之一部在中日战争爆发时就有八路军活动并且创有根据地，应允许该地区之八路军仍留原地。朱并与苏军代表达成协议，即苏军同意将原属冀热辽抗日根据的的锦州（伪满洲国曾设“锦州省，辖辽西14个县）、热河两省完全交给八路军接管。当天，中央政治局还听取了曾克林汇报工作，朱德再三叮嘱：“你们是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部队，责任更是重大。”当晚，政治局开会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把原来决定南下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而挺进东北，并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央东北局，加强对工作的领导。（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56页）应该说，由于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中央政治局在七大和8月23、26日两次会议已经有了发展东北、派人前去的精神，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三天后，刘少奇和朱德又致电毛、周，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得到了毛、周的同意。这种积极的态度也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赵文因此把确定向东北发展的决策说成是朱德做出的就不符合事实了。

赵文还说，“三大战役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胜利，标志着蒋介石20多年来在中国的统治行将结束。那么，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管军事的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在伟大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中，是如何对三大战役进程作出科学预见和指导呢？”

在这里，赵文想把预见和指挥三大战役的功劳都记在朱德的的名下，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错，朱德是七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五大书记中主管军事的，但是，不要忘记，当时还在战争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还是军事，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围绕军事这个中心工作进行的，军事工作不仅是朱德的中心工作，也是毛泽东这个最高领导人的中心工作。事实也是这样。当时在西柏坡的中央领导人，哪一个不是围绕军事工作开展自己的工作的？在大决战阶段，还有什么是比战争还要重要的工作？

如今，离大决战已经61年，但是，当年的文献资料都还保存完好，赵文说朱德如何预见、如何指导，但是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材料来加以证明，相反，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材料却非常丰富。现在有关领导人的文集、年谱、传记也都已经陆续出版，三大战役究竟是朱德预见和指导的结果，还是毛泽东呕心沥血、多谋善断，“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个问题是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来的。

当然，我们也并不否定朱德对于红军和整个革命事业的贡献，但是，把朱德和毛泽东对立起来，扬朱抑毛，抬高朱德，贬低毛泽东，这样做肯定是错误的，不得人心的。朱毛是共同战斗的战友，他们的交往和友谊可以说是一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关系。这一点，在长征中曾经受到考验。张国焘在北上途中曾经拥兵自重，妄图分裂党，另立中央，逼迫朱德背叛毛泽东，朱德置生死于不顾，严词加以拒绝。毛泽东知道后称赞朱德“临大节而不辱”。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他们二人人为地对立起来呢？至于说到贡献，朱德的贡献也很大，但是，他毕竟不能与毛泽东相比。宋庆龄在毛泽东逝世后曾在《追念毛主席》一文里这样评价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三位领导人，她说：毛主席“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印路人，而朱总司令合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1页）她与这三位领导人很早就有来往，自己也是一位革命家和国务活动家，她的这个评价显然不是随便说的，很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