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域伎俩，市侩思维　　

——评《炎黄春秋》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以诬毛反共为主旋律的《炎黄春秋》，近期又推出郭道晖一篇文章：《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在该刊看来，也许是抛出不少轰动性的新材料，足以给毛泽东狠狠抹一笔黑了，但如果稍稍脱出精英思维模式就不难看出，郭文并无新意。我的感受是八个字：鬼蜮伎俩，市侩思维。

请试析如下。

一，郭文的论证逻辑不过是“打左灯向右转”惯技的延伸：变“只能做不能说”为“做过了说”，搬出当年一些不便“说”的东西炫世，以否定毛泽东。　　

从“老祖宗”起，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旗帜鲜明光明磊落向来是共产党人的标志风格。毛泽东主席所归纳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时，特别强调“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也只有毛泽东主席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能够说能够说出这样惊天动地的话语，高屋建瓴，一针见血，无私无畏，光明磊落，毫无半点私心，岂是一个“个人权力”之争所能污蔑得了的！　　

相形之下，那些反毛毁毛者，则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处心积虑，玩弄阴谋，察言观色，相机而动，无论是“违心”颂扬，还是扬眉吐气畅言无忌，总不脱鬼域伎俩，含沙射人。林立果小舰队有句名言，叫做“打着B52的旗号反B52”，如今资改精英叫做“打左灯向右转”，都是一路货色。　　

毛泽东颠覆妖魔化30年了，早已今非昔比，在“炎黄春秋”的斗士们看来，离“图穷匕现”不远了，他们可以将过去“只能做不能说”的话亮出来“说说”，借此将毁毛事业推进一大步了。

因为还没有“到天津”，所以他们至今还晃着“民主社会主义”旗号。即使是俄罗斯，也还未“到天津”，因为普京还未放弃民族主义立场，依然被指为“专制”。大概，只有将中国改开为四分五裂的 “民主宪政”的殖民地，那时才“图穷匕现”吧。

过去“不说”，是“违心”；如今畅言，固不“违心”，然而却“唯心”了——鬼蜮伎俩是超脱不了唯心思维的。

至于《炎黄》斗士们公布这些“评议”是否合乎党的纪律和做人道德，我想 自有公论。窃以为，对有关当事人，未经本人同意擅自公布其30年前的内部发言，居心也不算地道。请问，你们敢于披露“耀邦书记”当年在西藏的种种讲话，以及中央“民主生活会”对他的批评内容吗？

二，“老干部”的“此一时”与“彼一时”。　　

 “从北京到天津先说到通县”，打着“完善”旗号颠覆，自得于“渐进”策略，与时俱进。岂料历史的辩证法爱开玩笑，他们成于“与时俱进”，也将毁于“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进”乎，“退”乎，不能光看时序，历史性才是标准，人民与权贵，草根与精英，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二者之进退，此消彼长，时移世易，“此一时彼一时”也。

“四千老干部”声势够大的，“彼一时”也——郭文所披露的资料是否属实且置勿论。

毛泽东主席在“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著名谈话中明确说过，文化革命“拥护的人不多”。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不理解想不通有抵触，并不足怪。

　 　

“老干部刚从文革的恶梦中苏醒过来，创伤未癒，记忆犹新，所谈的内容都很真切。他们都是亲历其境，亲受其害。”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我1937年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把多年不敢讲的讲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80年前后，“彼一时”许多人还沉浸在文革挨整委屈中没有摆脱出来，大气候更使大家对“史无前例”的认识呈负面增强，少数投机者更会因改朝换代而变本加厉，通过毁毛以捞取政治资本——郭文中所涉及到的就不乏其人——因此，所谓“四千老干部”中出现比“决议”走的更远的激烈反毛现象，稀松平常。

也不过是四千人——30年后一个通钢事件，就是是几万工人哪。论历史品位，能相提并论吗？

不要忘了1980年的政治气候。前推4年，某人还上书中央，称颂“有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可以使我们党保持几十年的稳定”，彼时是一种气候。再过九年，当戈尔巴乔夫来访两位伟大的设计师举行历史性的会晤时，郭文所称颂的胡总书记和未便称颂的另一位总书记就开始分道扬镳各行其是，给这“历史性会晤”抹了黑，彼时又是一种气候。仅仅十年，就有点河东河西——30年后，还定格在1980年说事，不是胶柱鼓瑟，太不“与时俱进”了吗？

其后呢？

如茅于轼称“我被正确地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者固然大有人在，打着改开旗号疯狂掠夺卖国，摇身变成“先进生产力”，如老总买办，妻妾成群，太子富二，移居海外失去中国人的起码良心者，亦不算少数。不过，经过“实践检验”，逐渐看清改开实质的老同志也越来越多，从1980年代后期起，就不断有老同志挺身而出，为中国的前途仗义执言。王震副主席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右翼精英至今“为贤者讳”，他对巴金泰斗的评价精英们也不敢面对。邓力群同志曾被认为是“三全派”的中坚，后来却回归马列砥柱“中流”了。巍巍马宾等同志拍案而起，坚持共产党人的操守，高风亮节更令人钦敬。更多的人，出于种种顾虑，不便直抒己见罢了。

80年代末，当胡赵在西藏倒行逆施弄得藏独疆独日益猖狂之际，当一场风波几乎使中国改旗易帜变成现实之际，正是中顾委，这“四千人”的中坚，挺身而出，撵下胡赵，力挽狂澜，否则，中国早已变成俄罗斯第二了。

想当年，一篇“歌德缺德”小文，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所有媒体鸣鼓而攻之，光是唾沫星子就可将其淹死，听不到一丝一毫不同声音。这局面，还有“此时”吗？

20年后崛起的“新左派”，不是“老左”，不是“文革余孽”，他们中许多人都留过洋，受过美国“先进文化”亲炙，是中外的现实使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认识，开始重新认识毛泽东，皈依了真理。

愈来愈广泛深入的毛泽东热，与买办精英咒骂毛泽东不是在升级同步吗？

看看中华论坛的“名人纪念馆”，草根阶层的爱憎，你们除了屏蔽，你们敢于面对吗？

60年大庆毛泽东思想方针的匆匆出阵，也给“放到下世纪初”彻底否定毛泽东的美丽幻想，泼了一盆冷水。

郭某所憎恶的“唱红歌”重编所谓《毛泽东箴言》等极左势力气焰之嚣张，怎么不敢直面重庆的“唱黑打黑”新政？

三，看看俄罗斯“老干部”的过去与现在　　

旁观者清，看看俄罗斯反斯大林的曲曲折折的经历有助于我们清醒。赫鲁晓夫借此上台，也因此下台。真是，成也反斯大林，败也反斯大林。经过勃列日涅夫的调整，稳定了二十余年，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把反斯大林重新推向极致——斯大林简直比希特勒还坏，中国精英至今仍拾其牙慧当宝贝。叶利钦实在混不下去了——那才真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哪——普京上台再次调整政策，调整对斯大林的评价。如今，在俄罗斯一个重新评价斯大林的精神革命正在兴起，“2008年5月8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社会舆论基金会开始在网站上举办投票（投票人数高达240万），选举‘谁是俄罗斯最伟大历史人物’，斯大林位居第一，”随着俄罗斯人民的觉醒和民族主义的回归，斯大林的“平反昭雪”，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俄罗斯，当年猖狂反斯大林的激进自由主义者，流亡西方备受推崇的“持不同政见者”反共人士，如今迷途知返痛悔过去的不在少数。

国际著名的反苏反共的“持不同政见”索尔仁尼琴回国后变成新的“持不同意见者”，他对苏联转型后的评价是：“解体后的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是“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他认为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的共产党政权中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了150到200个寡头。

曾经因策划暗杀斯大林而被判刑的的季诺维耶芙说：“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加入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写这些书。”当年他在西方出版的反共著作叫《黑魆魆的高空》，80年代后出的书名则为《灾难性的改革》和《苏联的反革命》。他还说过：“请记住我的话：西方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中国。它在收拾了南斯拉夫和把俄罗斯打垮后，就要搞中国了。”他把21世纪将是西方为搞垮中国而进行斗争的世纪。

90年代初，面对叶利钦的倒行逆施，他的铁杆支持者德鲁宁娜和康德拉季夫，先后服安眠药和开枪自杀。德鲁宁娜写道：“我不能，我不愿看到//俄罗斯翻车覆辙”。

可以相信，这样良心发现的精英，中国在未来也会出现。

搞阴谋诡计者总是迷信权术的力量，“逮住老鼠”就是成功与胜利，他们从来跳不出市侩思维的圈子。

四，权谋史学是炎黄春秋妖魔化毛泽东的基本方法。　　

资改精英千方百计回避阶级斗争的实质，在他们的眼里和口中，全部历史都是个人和家族间的权势利益之争，而胜负成败则是由权谋决定的。唯心史观、权谋史观和阴谋史学，是他们否定文革、妖魔化毛泽东的基本方法论。　　

不是毛泽东“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恰恰相反，是他们自己带着“封建社会帝王将相权谋”的眼镜看待历史，蓄意歪曲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和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　　

郭文一面说批判“当时与会者还遗留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思维惯性”，一面又给毛泽东主席戴上“解放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帽子，但这路线斗争的内容又语焉不详，他只能归结为“和毛泽东的路线作斗争”，“谁坚决抵制，谁就倒霉，就挨整”。　　

“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郭文反复引用，正是基本观点。　　

“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炎黄春秋》们评价文革的史学范本！　　

郭文引了王光美同志当年的发言，说道“桃园经验”和高饶事件，这里“为贤者讳”，姑不予辨析。不过提醒一下：王光美和刘源同志如今出版的著作，可认为毛刘之间是路线斗争的。　　

据郭某透露，夏衍将毛主席的错误概括为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棉里藏针。”权谋史学的方法不光典型，而且纯粹。不愧是“四条汉子”！——鲁迅先生当年的眼里真是无与伦比！

不过夏公对反右的评价倒是有点政治：“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

“反右是党由正确路线引上错误路线、国家由兴旺发达转入多灾多难的转折点。”——如今，“我被准确地打成了右派”，有茅于轼先生这一句话，也就无需回答了。　　

五，人身攻击是郭文毁毛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已经作古，他已无权给自己辩护，毁毛不光不可怕，且已变成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30年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不择手段地对毛泽东主席进行人身攻击，与官僚阶层的腐败一样，是愈演愈烈的。郭文列举云云，亦不过“技止此矣”。

以伎俩论，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无创新。

据郭某所举，当年HKS人身攻击最为激烈，什么“剥笋政策”啦，“唯意志论”啦，“出尔反尔”啦，帽子一大堆，结论是“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 “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两个不同主体，能把群众大字报语言与毛主席言论能划等号吗？亦毁毛惯技耳。文革中的语录歌和忠字舞流行时间很短，康生和江青出面讲话，很快刹车了。后来在精英口中，一直是文革的罪名。这用的是同一方法。迄今视之，此公与LS后大出风头的另一位HQL堪称同调，聚于HYB旗下，当年群众称之为“H家店”，倒是颇有眼力的。

此外，诸如“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啦，“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啦，“不熟悉工业”“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啦，等等不一而足，肆意歪曲，颠倒黑白人身攻击，不值一一辨驳。较之“秘密报告”还算客气得多。

毛泽东主席早就有过自己死后“跌得粉碎”的预言。

斯大林生前也曾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　　

《炎黄》斗士们的鬼域伎俩，结局又能够例外吗？

“实践检验”是资改精英大书特书的里程碑式的功德之一，“思想解放”30年了，衮衮诸公敢于直面这30年“实践经验”的结果吗？30年的历史，就是一个论证过程：毛泽东当年的一系列论断一一应验了，辩证法太残酷，未来还会愈来愈证明毛泽东晚年理论和论断的无比正确。当年批“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说崇洋媚外许多左派都不太理解，感到有点勉强。现在看来，果然不幸而言中了——中国当前的最大危险，已经不是“不问姓社姓资”，而是“不问姓中姓外”了。以“炎黄”和“南方”为代表的买办精英，正在按照美国人的设计，把中国迅速拖向四分五裂殖民地的深渊。“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俄罗斯的覆辙就横在我们面前。

（201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