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在人民网的访谈中，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黄大昉研究员以“过去10年粮食仅增产2.5%”为例子，论证未来要大幅度增产，必要依靠转基因。对于此，我在《为什么“过去10年粮食仅增产2.5%”？》一帖中进行了分析（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3/134320.html）。今天从另外的角度再来谈谈。

前面说了，制约粮食产量的，无非是“面积”和“单产”两大因素，黄大昉研究员既无视过去十年耕地面积、粮食播种面积显著下降，又淡化过去五年粮食实质上是显著增产并不是十年一贯增长缓慢，断章取义的把一头一尾的两个粮食产量做机械的比较，这种研究问题的方式是根本无法证明粮食问题严重到必须依靠转基因的。

黄大昉研究员可能专心转基因去了，也可能根本就不懂农业的基本常识，虽然名义上是讨论转基因粮食。我上一帖子贴出十张图，说了多个问题，今天就用一张图，谈一个问题。

“面积”和“单产”合力影响粮食总产，那么又是什么影响“面积”和“单产”？这里面的因素很多，我说其中一个------“自然灾害”。它对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产的影响显而易见，毋庸多说。一般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改善，防灾抗灾能力会相应的提高，成灾率（成灾面积/受灾面积）会随之下降。这个比例越低，证明防灾抗灾的成效越明显。

暂时抛开转基因不谈，我们把眼光放远些，看看建国以来中国的成灾率情况：

图：1950--2008中国农作物成灾率（计算办法：成灾面积/受灾面积，单位：%）

由上图可以清晰的看出：

1、五十多年来，除了少数年份外，我国农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一直较大，成灾率较高；

2、上世纪50、60年代（上图缺66--69年数据），成灾率变动幅度极大，极端数字频现。证明了当时的农业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望天收”的阶段；

3、到了1970年代，成灾率从整体上有了明显的回落，表明农业防灾抗灾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4、1970年代之后，成灾率的波动减缓，但是始终在高位运行，表明此时我国农业的防灾抗灾水平相对的不但没有提高，甚至还在下降。

如果要进一步的分析，自1950年开始，每十年计算平均成灾率如下：

最近的10年，将是建国以来平均成灾率最高的10年（除非09年成灾面积大幅度减少）；或者说，最近的20年，已经是建国以来平均成灾率最高的20年.......那么最近的30年呢？1950--1977年，平均成灾率40.26%，1978--2008年，平均成灾率50.96%。大小如何？小学数学。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也有很多，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滞后的直接原因，就是国家财政投入的剧减。

“五五”时期，国家对财政农业基本建设拨款年均47.61亿元，占国家财政总基建拨款的11.91%，同“一五”时期相比，分别增长4.82倍和上升3.83个百分点。然而，自80年以来，国家财政农业基建拨款开始急剧下降： 1981年为24.2亿元， 1982年为28.8亿元，分别比1979年减少61.2%和53.8%，“六五”时期财政农业基建投资年均31.71亿元，较“五五”时期的47.61亿元减少了15.9亿元；“七五”时期财政农业基建投资年均49.54亿元，刚刚恢复到“五五”时期的水平。“八五”以来，我国财政农业基建支出有较快的增长，累计达472.49亿元，但其占财政国内基建总支出的比重仍很低。（于爱芝，李崇光，2000年）

相对的，之所以1970年代能够实现30%左右的低成灾率，就在于自19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它们的防灾减灾效益随着工程的逐步完工终于在1970年代显现出来。

如果说农田水利基础工程建设的效益发挥，有滞后效应，不是当年施工当年就能看到，所以真正的显出防灾优势要在几年十几年后；同样的，当你忽视上述建设，所受到的惩罚也是有滞后效应的，几年十几年，终归是要落到自己头上来。仔细看看前面的图，再对比上一段引用的数据，非常清楚。

当然，实事求是，这些年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确实在加大，要说不重视也不客观。但是，第一，现在的投入是一分钱当两半花，五厘先要还以前的旧债；第二，国家投入是一回事，农民“领情”与否是另一回事。去年一些地方大旱，各级政府急得跳脚，许多农民却无所谓，种粮人自己都不在乎，投入再多，又有何用？

世界上什么最公平？报应最公平。

有人要疑惑了：既然这些年自然灾害影响比以前大，为什么粮食还在增产？这不奇怪，我前面说了，制约“面积”和“单产”的因素很多，并不是只有自然灾害。但是，如果这些年的成灾率不是动辄就五成以上，而是能延续1970年代的势头，我国粮食产量岂不是能更高？恐怕还不止高出一点半点哦。据统计，我国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的幅度平均为5%，如果成灾率能稳定的下降到40%以下，由此导致的减产幅度即便下降1个百分点，那也能挽救回百亿斤粮食。另外，其他导致粮食增产的因素，其实也要一分为二。比如化肥，现在的化肥施用量比三十年前增加六倍以上，即便不考虑滥施肥对环境的副作用，这种增长也是不可能持续的。

有人可能说：你这里的分析跟转基因有什么关系哦？也许还会说：转基因作物可以研究成抗旱抗涝特性，不是还可以抵挡自然灾害么？

首先，因为转基因粮食能抗旱抗涝，能否就可以不要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就可以不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个答案显而易见（如果有人是在设想未来的工厂流水线生产粮食，不在这里讨论范围内）。既然都要，那就不能把转基因之类的夸大神话，必须老老实实的承认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什么规律？“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你觉得自己更高明，能总结出更有效的东西也行，但总是离不开这八个方面。转基因最多就是“种”，占八分之一，如何能被某些人当做救世主一样呢？

其次，在没有任何高科技的情况下，中国连续10年的平均成灾率曾经低到30.36%，这里的经验是什么？秘诀有哪些？迫切需要我们去研究，看看现今的成灾率，这个迫切性至少不该低于研究转基因。

一些研究转基因、力挺转基因的学者，似乎忘记了，现在是讨论粮食、农作物，必然要站在农业生产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能仅仅把“转基因粮食”当做一项新产品新实验，只会用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理论吓唬人。

一看到有些学者脸红脖子粗的证明BT蛋白无害、基因漂移无须担心等等，我除了嘲笑只能苦笑：嘲笑者，纯粹一帮根本不懂农业生产的书斋先生；苦笑者，一帮根本不懂农业生产的书斋先生正在推动转基因主粮在中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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