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精英主义者的说法，中国自从秦始皇开始就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两千多年从来都是以不民主为特色，他们推崇的民主和自由等等普世价值只存在于西方，因此除了全盘西化之外别无出路。

　　老实说，我这个人从来是不高估中国那些个知识精英的水平的，而且是把秦始皇时代开始到今天的知识精英，都是一视同仁，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外，毛泽东时代那些满口马列词汇的知识精英也是据此看待。

　　最典型的就是用“五阶段论”来解释中国历史，毛泽东时代的知识精英们说，中国在夏朝就开始进入了奴隶制时代，在春秋战国之间进入封建时代（另外有人主张秦汉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近代开始有资本主义萌芽。对于这种治学方式，我认为完全是胡说九道，中国的历史与西方历史进程完全不同，根本不能套用这个“五阶段论”。不过用“五阶段论”治中国史虽然不能说很好，但是也算是一个进步，在叙述模式和选材方面，开始有了统一的标准，大大的突破了传统史学的任意性，最值得肯定的是在这个治史阶段，没有过分去突出知识精英的职业利益，多多少少肯定了底层社会的历史作用，否定了精英阶层控制和主导历史的神话。这在与钱穆的《国史大纲》一对比，优势就非常明显，我读钱穆写的历史，脑袋老是盘旋着一句话就是“累累若丧家之犬”，也难怪，钱穆先生刚刚好碰上了取消科举的时代，恰好中国又没有现代工商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的几个教育职位常常还要受到一些半吊子海龟的威胁，个人生存危机总是无法从脑海中间驱除，写国史的时候或者做学问的时候，无时无刻不记着要捍卫关涉个人生存的职业利益，最后把中国历史写成没有那些“死读书、读死书”的人，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一切。

　　从今天掌握的资料看来，这个“五阶段论”在欧洲是否成立都是大有疑问的。按照番邦蛮夷的主流历史叙述，他们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文明，然后进入中世纪，基督教保护和传承了古希腊文化，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的城堡边缘地区产生了早期的工商业城市，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开始成长，现代西方社会就是这个发展过程的逻辑结果。这个叙述怎么看都不是欧洲多数地区和多数人的历史演进模式，在希腊的一小撮城邦之外，大量的地区和人口是处在什么生活方式里面，难道是与城邦一样的吗？中世纪的城堡之外，马尔克公社到底是少数特例还是普遍形式？至于说到近代以来的工商业成长过程，跟中世纪的城市关系基本上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样的历史叙述，跟中国知识精英的“专案组治学”模式不相上下，希望中国的知识精英会因此高兴起来，他们的治学方法原来也是符合西方的“普世价值”的。

　　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废封建、置郡县”。这个事情乃是一个质变，从前都是地主和官员合一的分封体制，政治权力是紧密结合经济权力的。秦始皇干的这件事是典型的“政经分离”――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分开，这是现代民主国家典型的特点。从此以后，地主就是地主，官员就是官员，不是给你一块封地，同时又是封地上的行政首长了。

　　这个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分立过程，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与欧洲的中世纪相比，中国农民能够受到政权的部分保护，在经济上有资格压榨农民的人，手上没有政治权力，因此与欧洲中世纪庄园和城堡类似的组织模式，在中国就很不发达。换言之，中国农民除了经济剥削之外，在政治上不受地主支配，或者地主手上没有政治权力，对农民的支配力量有限。这样就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不同于欧洲的特征：农民的身份相对自由，超经济强制没有欧洲突出。因为政治权力完全由中央集权制政府把握，没有残留的政治权力帮助社会上的精英阶层去压榨和奴役农民，欧洲那样的农奴制和普遍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中国就很不突出，因此中国居民之间的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就显得更加重要一些，于是乎中国的那些个知识精英就有了一些发现，首先是梁漱溟说中国人是“伦理本位”，李泽厚说中国社会是“血缘基础”，费孝通在江村调查的时候命名了“差序格局”。

　　现象上面都发现了，但是在解释上面就成了问题，中国知识精英一贯的毛病是“贪天之功为己有”，说这些都是儒生们按照儒家理性设计的结果。这就是胡说九道了，中国社会的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比较突出，是因为政治权力相对公有，没有和经济权力合一的结果，换言之，中国社会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原因在于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垄断了所有的政治权力的后果，没有政治权力残留在地主手上，他们就搞不成农奴制。显然，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方面与欧洲的区别，是秦始皇改变了权力分配模式实现“政经分离”的结果，而不是处于儒家理性的设计和落实。在中国的秦始皇废除封建制之后，农民的人身自由就相对多了起来，自由发展的结果，是突出了基于血缘和地域的人际关系，否定的就是欧洲那样的人身依附关系模式。按照毛泽东的判断是“祖龙虽死业尤在”“百代多行秦政法”。

　　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不单单表现为“五阶段论”一种，另外一种最重要的表现是突出资本的历史作用，特别是资本推动国家机器的强化和完善过程。在后一种认识底下的典型“范式”是资本主义，启蒙、民主和自由、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叙述，把欧洲国家的近代历史路径说成是所有正面价值的唯一寄托。至少从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发生的有关历史和社会科学论战中间，通常是没有真正的中国思想出席的，都是典型的“西人与西人战”，参与论战“西人”的两方，通常是马克思和他的对立面。然而在内核上，马克思与他的对立面的认识是相通的，本质上都是突出资本及其人格化的资本家阶层的历史作用。实际上这个马克思话语与他的西方对立面的话语竞争，于今尤烈，一些新锐自由主义者早就不耐烦那些“老马克思主义者”的“补课论”了，这么粗俗的辩护还占着如此大的话语权，完全是“彼可取而代也”，迫切希望通过把他们边缘化，自己占据更多的话语权，这个新自由主义要夺“补课论”者话语地位的进攻战争，早已如火如荼。

　　马克思和他同时代以及其后的许多人，把中国的历史看作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案例，这其实也好理解，毕竟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到今天为止都是非常有限的。对中国的大规模研究，实际上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看作对手的时候，才需要认真对待的。在此前对中国的了解，西方人基本上就是依据水手、士兵、商人、传教士等闲杂人等来传递信息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士来做研究中国的工作，可以说没有冷战，就没有对中国研究的升级。在启蒙时代，伏尔泰等人对中国的高估固然是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而卢梭对中国的低估又何尝不是寄托了自己的诉求，就是这种个人想象中间的中国，在西方人的心目中间停留了很长的时间，实际上今天的西方汉学家们，又有几个真的很好的把握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呢？其实还可以把视野缩小到国内来，那些动不动就是要援引“普世价值”的人，又真的对中国历史把握得很好吗？

　　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又何曾认真对待过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呢？钱穆固然是在捍卫中华文化，但是你能分清楚他到底是在捍卫一种文化，还是在捍卫自己的饭碗呢？老实说我自己就分不出来，特别是读了《国史大纲》之后越发分辩不出来了。今天的那些个新儒家们，又有几个真的是对儒家思想有兴趣，而不是把这一套话语作为职业利益对待呢？我分明看到这些人自五四之后，就一步一步地想要把儒家思想改造成一种“西化新礼教”，试图去争取洋人的接纳和认同，就像是傅斯年所说的，要把西方国家的东方学权威地位夺过来，他们的心胸和眼光终究不过尔尔。因为洋人那里宗教地位比较突出，而儒学思想又与西方主流的精英主义思想真有些格格不入，因此试图把儒学说成是宗教以争取一点洋人认同的努力，难道不是大陆社科院的高级专家的杰作吗？

　　在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上面，今天特别流行的“国家－市民社会”话语，早已经悄悄地在史学界占据了大半壁江山，据说是承接法国布罗代尔开始的新潮流，名之曰“社会史”。以前有人笑话有些人总是想要在中国找到资本主义萌芽，今天另外一些人已经是按图索骥，在晚清和民国社会中间去“爬罗剔块”，寻找“市民社会”的影子，并想尽说辞把他们抬高到曾经主导国家和社会的地位上。内地实在是难以找到，就去通商口岸徘徊，洋行总办个个深目高鼻，就先拿听差充数。中国历史如果不是“市民阶级”主导的，那中国的历史专家就会感到颜面无光，出不了世界级的研究成果。还有的精英如雷颐说多亏了鸦片战争一顿好打，要不然咱们还在封建社会，最可恨的是晚清和民国年间竟然有人想要抗拒洋人，结果是延误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市民社会不行，看来也不要紧，洋人的市民一样会引领中国进入现代化。

　　秦始皇手下没有市民阶级起作用，就算是实现了“政经分离”，也绝对不能算是民主步骤，除了市民社会哪里还有民主，没有欧洲哪里还有历史呢？可不要对咱们中国的知识精英说外行话。

　　二○○四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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