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00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风气是如何改变的

作者：老田

《大学》里说“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说社会的道德风尚和民众气节主要是精英阶层决定的，孔夫子还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说只要精英阶层好生生地做人，老百姓肯定就不会坏到那里去，这是必然的。这样的说法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经历过无数时代的检验，最终还是能够得到中国人的信赖，说明这些话确实是真理，虽然今天中国那些卯足了劲要走极端的精英们不是那么爱听。

结论是给出了，详细论证的工作也要有，否则咱们的精英们总是不那么买帐。个人认为对于精英阶层足以影响社会风气的最详细论证，出自《礼记－礼运》这一篇，文章里面有一个段落非常有名，就是解说个人行为模式的决定机制的，清楚的表述了国家的宏观管理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这里再重复一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在这个段落里面，实际上把国家和社会之所以还能够管理的奥秘都讲清楚了，少数管理者为什么可以影响和管理多数人的奥秘仅仅在于：如果多数人能够根据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完成自我调节的话，那么强制性的管理仅仅需要针对少数人的出轨行为进行纠偏就可以了，而这个强制性的纠偏措施的目的主要还是着眼于改变人们的预期，帮助他们实现自我调节。也就是说，管理之所以可能的依据在于：多数人能够最终在对于未来的预期之下进行自我调节，而个人对于未来的预期是可以经由强制力量外在进行安排和肯定的。管理最终是经由调节个人预期的手段来实现的，调节个人预期包括软硬两手：软的是教化，硬的是刑罚，这两者可以经由国家政权的力量帮助实施，去帮助人们确立稳定的预期，按照孔夫子的话说就是“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孔夫子还反复提到，这个稳定预期的建立最终要靠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来实现，让人们的生命过程和各个阶段都能够取得适当的资源和剩余，支持生命的过程与循环。换言之，就是稳定预期虽然可以经由软硬两手帮助明确，但是其基础还只能是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按照孔夫子的说法，关键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就是精英阶层不利用优势去榨取平民阶层的有限剩余，“安”的重大价值是没有精英阶层的压迫和剥削，平民阶层就肯定不会有反抗的意愿和行动。换言之，稳定预期建立不能依靠老百姓对利益的放弃和禁欲，而是精英阶层不依仗自己的优势地位去榨取社会剩余，那么老百姓就肯定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有保障的。换言之，老百姓都知道：损害老百姓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不是什么豺狼虎豹，而是精英阶层利用优势地位去过分提取社会剩余的结果。所以老百姓对长远利益的把握和信心、稳定预期的建立的前提条件都是：精英阶层不滥用优势地位去提取社会剩余。

毛泽东对孔夫子他们发现并反复申说的管理奥秘领会最深，从井冈山时期就要求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辽沈战役的时候进攻锦州的战士不吃老百姓的那个苹果，再到三野九兵团进入上海的时候要求他们露宿街头，都是向老百姓展示“强势群体不会滥用优势去侵占老百姓的剩余”这一根本管理要点。这不是简单的行为公共关系学展示那么简单，而是对管理最核心最关键的要素的反复重申，而且要宣传得让全国人们都知道，以帮助老百姓确立关于长远利益的信心，帮助人们建立稳定的预期并完成自我调节。解放后社会风气迅速好转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作为掌握政权的强势群体，要求自身不滥用优势地位去提取社会剩余，因此老百姓在这样的事实教育面前能够迅速完成预期的变换，全国人民大多数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都迅速地建立起关于未来的信心，调整了自己对于未来的预期，并据以进行自我调节，所以新中国的社会风气，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实现了根本好转，从而证实了儒家“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的英明论断。

毛泽东时代反复要求“党员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并不仅仅是“以身作则”那样只有简单的学习和模仿价值，而是深刻地反应了管理的核心问题――精英阶层不能滥用优势去榨取社会剩余，这是民众的信心和确立稳定预期的关键。解放军在上海露宿的事实，不仅是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保证和信心，就连资本家也不例外，荣毅仁自己后来回忆说：“解放前，我不了解共产党，怕共产党，跟国民党政府倒有不少关系。然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我自己‘实业救国’理想的破灭，从反面教育了我。出于爱国之心，怀着反正共产党政府怎么也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坏的想法，我在上海解放时留了下来，以后逐步加入了新中国建设者的行列。解放上海的炮声初停，是无数解放军战士日日夜夜风餐露宿在马路上，坚持不入民宅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与几天前还在城里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兵痞相比，这才是秋毫无犯的人民子弟兵。由此，我对新生的政权有了好感，又通过与党政领导人的接触，觉得他们有朝气、守信誉、尚实干，特别是党和政府的政策保护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安定，并在抗美援朝中敢于碰硬，使我直感地相信这个政府靠得住，新中国不断繁荣昌盛，从此有了希望，自己也可以在事业上大干一番。”资本家对共产党政权和对自己未来的信心，也是在这样简单的事实中间提取有用信息的。

因为精英们总是忍不住到处乱伸手，总是想着要把社会剩余的多数攫为己有，因此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地推卸精英阶层作为社会风气决定者的责任，所以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精英们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表现。变着法子把本应是精英阶层应该承担的责任，加在老百姓的头上去，当时所谓的禁欲主义宣传，实际上就是精英们在自己控制的舆论中间，推卸精英们应该承担的主要责任，故意把水搅浑，把这样的事情说成是人人有份，借以模糊精英阶层的首要责任，逃避老百姓的监督。

在最近20年里，中国的精英们利用一切优势，拼命地朝自己怀里大捞特捞，老百姓一看，不用多么高深的逻辑和数学知识，就很清楚在这些“大老鼠”们的狼偷鼠窃之下，我们过去辛勤劳动的积累不仅会被他们瓜分光，未来的日子也不知道咋过，长远利益肯定是没有保障的了，短期里能多捞一点算一点，除了物质利益之外，精英们什么的美妙许诺都对老百姓不起作用了，因此再好的社会风气都不可能再维持了。从而证实了儒家另一半论断“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从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看，精英阶层也清楚失去了老百姓的信赖，所以也不再指望他们少数人能够持久地控制住多数人，换言之，精英们也已经不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局势了，所以自己的行为模式也很快的陷入短期化，就像胡长清对他儿子说“中国以后终究是不行的”，所以能捞多少算多少，也不考虑可持续剥削了。看来历史的经验还要加上：中国今天精英们不仅通过自己的极端行为让老百姓失去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精英们自己就首先失去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结果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都陷入了短期化和利益化。

孔夫子还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是只要精英阶层不利用优势地位走极端，过分提取社会剩余，多数人将能够建立稳定预期并据以完成自我调节，这就叫做“德治”，老百姓就会主动认同精英阶层的管理，从而国家管理成本会急剧下降，精英阶层不利用优势地位走极端是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关键，这其实就是儒家著名的“中庸政治”主张。但是精英们总是忍不住要乱伸手，但是又害怕老百姓起来反抗，就编造一个主流经济学理论说“只有让精英们发财足够多，资本积累顺利实现，才能带来经济发展，最终导致结果公平。”这就是著名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言说，但是事实终归要胜于雄辩，纸面的东西跟现实一比，就没有多少让人信赖的价值了。

理论破产总是现实破产带来的，老百姓认同的下降必然带来管理成本的上升，最终精英们将无法筹集到足够的管理成本，以应付老百姓的最后反抗，这对精英阶层而言是“管理破产”，对老百姓而言是“革命胜利”。一般而言，根据历史经验，精英们总是说社会风气败坏是别人的责任，不是自己过分榨取社会剩余造成的；等到精英们在政治上垮台了，他们肯定又要说是一些专门喜欢干革命的坏人，象神仙那样法力无边，通过“散布仇恨”召唤来向来就不受他们节制的“天兵天将”把他们打垮的，而不是精英们自取灭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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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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