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李友九同志

老田

听旗帜网站的老师传话，说李友九同志元月 19 日在家中“坐化”了。一个心系中国农业和农民的老共产党人，就这样离开我们了。

李老在解放后长期在农业口工作，一辈子与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亲身参与几次农业政策重大转折关头的决策和执行工作，是新中国农业政策重大变迁最主要的历史见证人之一。

1950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他就调到农业部工作； 1958 年《红旗》杂志社组建的时候，他调入杂志社任常务副总编辑。这一年，新中国进行一个农业发展战略的转换，为了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配套，在农村进行基层政权的下沉和强化工作，就是俗称“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主席担心官僚精英们的“报喜不报忧”，要红旗杂志的同志组成工作组，下乡去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为中央的决策服务。就在这个期间，他受谭震林的指派，下到基层去帮助农民总结完善公社的管理经验，参与撰写了第一份人民公社章程，帮助完善集体经济的管理，和那些靠浮夸风和瞎指挥出政绩的人形成宣明的对照。

中国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时期的农业建设成就，远在大洋那一边的美国经济学家都是很清楚的，只有一些为了自身政治利益需要的人，才睁着眼睛说瞎话，而且一直说到今天。

在旧中国，李老出身于厦门的一个开明绅士家庭，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恰逢日寇制造华北事变。李老因此投身民众抗日宣传运动，参加南下宣传队。后来更直接参加了程子华主持的“国民书院”，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解放战争的时候，李老于 1946 年到大别山工作，担任鄂豫四分区的地委书记和政治委员，司令员是张体学。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在陕北，刘少奇和朱德在西柏坡。刘少奇当时提出一个意见，说如果你们不能在半年内完成土改，就有站不住脚的危险。下面就有一些“唯上”“跟风”的人主张 3 个月完成土改。李老与这些人有着根本区别，他更愿意面对现实，侪身土改是没有问题的，基层的地主武装保公所的“小保队”还在，群众不敢起来；当时D**打“高山铺战斗”路过，李老提出这个问题提出来问他，希望很了解当地情况的小平同志，能够说句话，并说如果要这么短的时间搞土改，恐怕搞不透，有假成分。但是D**回答说：只要你头脑清醒就可以弄假成真，既然是中央工委的指示就应该坚决执行。这样李老就只有按照刘邓的指示去执行了，他亲自下去征求老百姓的意见，老百姓说只要你们站稳了，我们就可以土改，我们转过来对他们做工作说，只要你们起来土改我们就站稳了。

李老他们还是很谨慎，试验性地搞了 20 万人地区的土改，后果非常严重。地主拿武装跟我们对抗，恶果很大，干部损失三分之一，部队仅仅是维持原状，一点都没有扩大。后来张际春给我传达过毛主席的一个指示，说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所得甚少影响很坏，不宜重复。对于农村土改，毛主席也说要等待军队切实占领之后才能进行，土改要先具备条件。我们当时手上有两个主力团，一个比较充实，都是五师的老底子，部队回到老家来参军的人很多，迅速从 2000 多人发展到 3000 多人，我们对地主武装进行反压制之后，人员损失很多，损失了许多骨干，人数也下降到原来的水平。刘少奇这个急躁冒进的政策，完全不看现实情况和条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后来是主席亲自纠正的，说是要等到前方稳定了才可以土改。

李老说：刘少奇那个在武警部队当副政委的儿子刘源，写书为刘少奇翻案，说他爸爸一向务实不冒进等等，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刘少奇一向急躁冒进，常常脱离实际带来很大损失，我在大别山工作的时候，就亲自领教了一回。不过这些情况刘源可能不知道，王光美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建国后赵辛初（曾经担任过湖北省委书记）有一次向刘少奇回报社教工作，还没有讲几句话，刘就叫停，教他听桃园经验的录音。我们今天已经很清楚，桃源经验是非常典型的“形左实右”，后来受到毛主席的尖锐批评。

在新中国的历史进入转折之后，有几个人一定要废止农业集体经济，并在否定农业集体经济成就的舆论中间，进行政治舆论动员，把当年农业集体化时期大搞“五风”的执行责任说成是毛主席的决策责任，借以妖魔化毛泽东以开脱他们的历史责任。

一个人在真理面前是个什么态度，是检验一个人党性和人品的试金石。因为上头竭力要瓦解集体经济，一个姓吴的人就敢于在大白天说瞎话，他竟然说“分田到户是完善集体经济”，这明明是瓦解集体经济的还要瞎说，结果满座高官只有李老一个人起而驳斥，捍卫真理和逻辑的尊严。当时任副总理的某人，竟然亲自出来为瞎话背书：说“吴某的话就是我的话”。

一个共产党人对人民利益是个什么态度，是党性和人品的试金石。出于对中国广大农民的真诚利益的关心，对于瓦解农业集体化成就的政策，李老是坚持反对的，即便是反对无效也仍然是保留自己的意见。一个人的气节和胸怀，总是要在对比中间才有鉴别，李老有一个同事，明明知道分田不能解决中国的农业的出路问题，明明知道分田会破坏水利化和机械化成就，但是他仍然迎合上头的意志，开始是主张保留 1/3 的生产队集体，看到上面的态度之后，结果转过去最积极地支持分田。

去年，李友九同志还写文章呼吁，要切实帮助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共同努力，这样才有可能改善农民自己的处境。

前年十月我在北京的时候，访问过李友九同志，当时他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了，但是他没有为自己考虑多少，担心的仍然都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抱怨说自己的右手不好妨碍工作，“烈士墓年、壮心不已”的形象还留在我的心里。李友九同志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在解放战争中间，李友九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新中国建设时代和历史转折中间，李友九同志不唯上不跟风，始终牢记人民的利益和真理的要求，勇于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利益作想，他的品格将永远烛照后人！按照毛泽东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间的说法“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愿李友九同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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