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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改革开放的起点认识错误

除了本土由部长级高官杜润生亲自领导生产的“改革意识形态工程”的巨大影响之外，早期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引入中国后，有一个钱纳里提出的“两缺口模式”很受人们重视，这一理论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融化在不同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中间。中国的改革早期的政策选择，多数与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紧密相关，这一认识的内容通俗表述就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早期，由于装备工业落后必定要依赖进口国外的机械设备等资本货物，由此就产生了外汇方面的缺口；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一般人均收入很低，所以有储蓄率低下和资本积累的缺口。这个通俗化的解释，既符合早期国家领导人的理解水平，更符合中国精英阶层建设特权消费社会的需要，因此几乎主导了最重要的政策设计思路。

把两缺口模式的错误认识，转化为政策主张就成了：中国应该无条件地引进外资――给外资“超国民待遇”，无条件地为资本积累提供政策支持最后被归结为“效率优先”。与此相对应，舆论也一边倒地、想当然地把外资包装为“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的化身。

以中国而论，“两缺口模式”在分析新中国一九五○年代工业化开始时期的状况，还是有一定的针对性，当然，由于中国最终选择了政府主导工业化的形式，积累对工业化的限制就远不如私人企业主导下严重。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虽然人均剩余生产水平很低，但是地广大多，整个国家的剩余生产规模仍然相当可观，在政权全面主导工业化之后，由于具备了低成本集中全国经济剩余的有效渠道，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积累率提到25％的水平。从1952－1978年的加权平均数字看，积累率高达30.44％，与实现工业化的剩余转移规模相比，也仍然是足够的。同时，由于新中国的工业化是从重工业开始的，在一五计划结束之后，工业装备的自给率就提高到60％了，根据一九八五年第二次工业普查资料，工业设备国产化率为82％，大体而言，中国也不存在依赖进口资本货物的问题。因此这一模式是按照西方国家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进程的经验提出来的，在分析新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时候，就有一定程度的背离，用于分析一九七○年代晚期中国的经济现实，则大谬不然。

考虑到外资和外债流入国境，都是以正常贸易方式（资本货物进口）进入关境的，加上历年的正常贸易累计的顺差，中国的外汇总盈余数字要高出今天实际储备数字接近10000亿美元。换言之，在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5000亿美元的同时，暗地里流出的外汇数量要高出一倍。相当于中国每引进1美元的外资，暗地里流出的外汇数量为2美元，此外中国还在海外存有1.4美元的外汇储备。以这样的数字而论，中国确实不存在所谓的“资本和外汇”双缺口问题，以中国缺乏资本和外汇的判断为起点而进行调整的改革开放政策，确实是误判了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有着严重的错误。毛泽东时代二十多年的高积累政策，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一个不需要“高积累”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技术进步主要是智能化控制系统为特点的，此时需要大力在国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要继续不计代价地引进“物质资本”。（根据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的估算）

在新中国工业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大规模剩余转移过程基本上接近结束，中国的装备工业已经发展到可以全面装备国民经济各个生产部门的水平，不存在资本货物的严重短缺和对外依赖问题。这个时期的调整，应该是以终结高积累政策、提高装备工业技术水平和快速普及为特点的调整，并适时地把重点从早期的剩余沉淀转移到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促进技术的升级换代。正是在中国应该大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阶段上，错误地沿袭了物质资本扩大的政策，并且是以不计代价地引进外资和丧失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作为代价的，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有了对新中国工业化进程和阶段的正确认识，就知道中国改革时期的需要与工业化早期存在的需要完全不一样。中国在技术、经验和管理方面，都确实需要调整，但是决不需要那种针对工业化早期特点的以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盲目开放政策。错误地把中国作为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国家来“改革”，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大跃进之后，剩余沉淀过程基本完成，不再需要高积累，而是要深化技术的应用过程。

在内部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上，一个重大的错误与这个错误的认识相关，试图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主体下移到地方政权和企业手里，把中国的政权主导型经济发展转换为企业主导型发展模式，这一改革进程被人概括为“放权让利”过程。主要的政策调整方向是强化基层政权发展经济的责任，强化企业的赢利责任，与此相关，逐次强化管理层的决策权力，同时以弱化劳动者的权力为代价。但是相关的转换基础则是全面的，没有局部改善的可能，由此决定性地走向西方模式，最终发现改革的结果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改革初衷。新中国的发展本来却是在西方模式――私人资本主导――失败基础上选择的，结果又转换过去，把历史的教训在更高的起点上重演了一遍。

效率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最喜欢的核心概念，这是他们发言的主要依据。问题在于他们所设计的那个改革启动之后，企业不仅没有增强活力，反而每况愈下。因此主流经济学家只好“集体选择遗忘”中国的统计数字了，他们写文章从来不引用宏观的统计资料作为依据，为了提醒人们注意某些重大事实，我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1995）和第二次工业普查（1985）的数据，中把国工业企业在改革前后的效率变化整理成一个表格，列在下面：

工业企业整体效益的变化与经营环境变化

最近20多年来的国企衰败，乃至整个民族产业的衰败，就是资源流入国企减少的必然后果。与此同理，所谓的“三农问题”，也不过流入农村地区的资源减少的一个必然后果。认识了产业兴衰与资源分配与流动的关系，再来考察资源增加或者减少是如何发生的，就比较容易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了。在分析国企困境的同时，我们很遗憾地看到，社会上资源分配是按照“权力”来进行的，政治权力攫取资源的能力高于企业，在不同行业的企业中间，金融、大商业和房地产业又是强势产业，有能力榨取工业的剩余，国有企业就是在“榨取能力”不足的劣势下逐步走入困境的。

第一步是政府榨取国有企业的剩余，这个过程在早期最为明显。

毛泽东去世之后，原来的国家动员型高积累体系所依赖的政治基础不再存在，因此缓和当前社会分配关系的紧张，以争取舆论和民心成为一个政治需要。1979年陈云和李先念联合给邓小平写信，说是要降低积累率。这个战略性政策的调整过程，实际上是要减少增进未来利益的资源分配，改善当前的社会分配紧张关系。这个过程是以给农产品涨价和工人加薪为起点的，1979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高达22％，然后工厂工人的工资级别和奖金开支都急剧上升。这个过程本身是以财政支出中间减少对国企的投入为代价的。接着，给老干部补发薪水，大量修造楼堂馆所的开支急剧上升，财政收入部分从国企提取的剩余在持续增加，而回馈却急剧下降，这个过程到1980年代中期之后，终于发展到把国企作为“政治提款机”使用的后果。1983年推行“拨改贷”，实际上就是这一矛盾发展到无法兼容企业资金需要的地步了，政治资金需要压倒了企业资金需要。这样国企的剩余就大量流出，而政治资金需要有增无已，成为国企血液流失的主渠道。（老田《国有企业到底是如何垮台的》，载乌有之乡老田网页）

不同类型企业1995年的税负、利润与退休职工负担数据：

第二个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精英阶层在国企失去新技术跟进能力的同时，快速提升消费品更新换代速度，不仅使得国企逐步丧失市场份额逐步失去了从市场上汲取资源的能力，而且国企早期投入的生产性资产也迅速地过时了，后来国企失去生存条件的原因之一是其存量资产在消费品快速升级期间等于报废了（或者称为“无形损耗”），这是消费品强制升级带来的“沉没成本” （就是为快速建成“特权消费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些投资注定是无法回收的。

国企剩余适应政治需要而大量流出，缺乏回馈，与此同时，八十年代市场产品寿命却急剧缩短，国企显然缺乏进行技术装备升级以适应市场需要的资源份额，产品逐渐落后于市场需要乃是必然的结果。国企技术装备水平的迅速过时，伴随的是海外技术装备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份额的急剧上升过程。这些产品最开始是通过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渠道进入国内市场，然后又随着外资的流入在中国本土生产。今天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生产企业，例如宝洁公司和联合利华公司，他们不仅具有市场垄断地位，而且可以方便地从中国市场上攫取垄断利润，实际上是挤占了民族企业或者是国企的利润空间，在这些企业垄断利润的实现过程中间，就攫取了中国社会可用以支持企业发展的大部分剩余和资源。而且这些合资企业是享受政府低税收优惠政策来与国企竞争的，而维持中国政府运转和政治需要的资金却主要是从国企提取的。结果国企就在失去自身剩余支配权的情况下，继续失去了市场份额，受到政治和市场体系的双重打击，国企逐步丧失足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源。（同上）

由于国企受到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夹击，流入企业的资源日渐减少，未来的破败前景就不可避免，这一前景迅速被企业管理层把握到。结果由于对企业未来失去稳定预期，管理层与企业共命运的意愿迅速下降，行为短期化的诉求迅速上升，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潮流。企业管理层在毛泽东时代，要受到严格的财经纪律的约束，“化公为私”的渠道开始并不是很畅通。等到邓小平极力主张的、以“放权让利”为特色的企业改革深化之后，企业资产和利益流失的口子就全面打开了，国有企业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流失，除了与企业管理层的短期化需要相适应之外，还与企业官员与政府官员分利同盟的日益成长水平相适应，最后是企业与政府官员高度合谋的条件下，在非常低的法律风险下加速流失的。正是这个普遍的行为短期化的基本条件一直在起作用，所以所有的企业改革，实际上都不可避免地要失败，出现了人们普遍谴责的“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方向”的严重弊端。同时，从主流经济学家和普通大众，都看到了企业管理层行为短期化的后果，都对企业未来完全丧失信心，结果从根本上摧毁了国企的内部认同和管理基础。

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各地政府实质上蜕化为一个单纯的“买税人”角色，争相招商引资，计划经济固然没有了，连产业政策实际上都已经无法执行，大量重复投资集中于产品加工装配的末端，导致在全球分工中间处于底层，整个中国分得的份额急剧下降，并同时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引发恶性竞争，导致产品实现的成本也急剧上升，价格下跌。这也使得生产环节对于产品实现环节的地位下降，宏观后果就是商业的地位上升，可以榨取工业的剩余。

1980年代短期内大量引进的生产线，分布在全国的每一个城市，结果使得投资规模严重超越市场容量，第三次工业普查对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普查结果是：1995 年全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照像胶卷仅13.3％，电影胶片25.5％，电话单机51.4％,彩色电视机46.1％，家用洗衣机43.4％,自行车54.5％，内燃机43.9％。一些重要产品生产能力利用不充分，如大中型拖拉机为60.6％，小型拖拉机65.9％，钢材62.0％。结果使得国内产品市场出现恶性竞争和价格下跌，企业在产品实现上的成本也相应增加，许多小企业无力建设自主的销售渠道，依赖商业中介来联结最终消费者，而恶性竞争使工业企业相对于商业企业的谈判能力下降，商业侵蚀工业利润就成为可能，这也是工业净产值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资源有限的中国现实中间，第三产业的兴旺是以工业得不到适当的资源份额为前提的，美轮美奂的商业大厦是建设在破败的工厂基础上的。在中国大量引进生产线的同时，实际上摧毁了中国自主技术的发展空间，加深了中国装备对海外的依赖，中国企业以垄断高价大量国外设备，不仅供给海外垄断企业以巨额利润，同时却加重了自身的财务负担（例如折旧数量急剧上升），实际上是海外的垄断利润表现为中国企业的赢利能力下降。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最终产品，例如家电行业的核心部件，要通过垄断价格对外采购，高利润就这样输送给海外的垄断企业了，本土企业投资密集在末端加工装配环节，最能够赢利的部分生产环节在海外。（同上）

在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大量剩余根据政治需要流入财政渠道之后，自身的资金需要不得不依赖金融机构解决，大量的资金需要和有限的资金供给之间的不平衡，正是金融机构的优势地位的强大基础，金融业侵蚀工业利润也是工业净产值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金融产业的兴旺和漂亮银行大厦的背后，只剩下更加破败的工厂了。

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在1995年末，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为79233.9亿元， 其中固定资产38444.3亿元，占48.5％；流动资产35561.0亿元,占44.9％；负债总额为51751.1亿元,其中流动资金负债35630.4亿元,占68.8％；流动资产周转天数231天,比1985年延缓80天；资产负债率高达65.3％，流动比率为0.9981，已属不良型。企业偿债能力较低，致使企业相互资金拖欠严重。企业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固定资产，流动资金不足成为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整个产业资本分配出现严重失衡，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利息负担沉重，成为中国工业企业的通病。1995年国有企业的利息支出与利润之比为1.9:1，而1985年为0.084:1。（《中国经济年鉴-1997》，P682）

我们从二十多年来国企困境的形成过程中间，很清楚地看到，企业的赢利能力最终是依赖市场上的相对地位或者权力。无论是在市场还是非市场机制下，权力或者相对地位都是价格形成或者说是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国企的衰败，是改革后放开的竞争环境中间企业地位低下和劣势无法掩盖的结果，而毛泽东时代对于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行业曾经硬性规定：商业利润为1％，建筑业利润为2.5％（房地产业根本没有），银行和政府财政当时完全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后勤服务部门，这基本上是通过政策硬性取消了非生产性行业的优势地位作用，资源更多地流入了生产性行业（特别是工业），因此当时工业企业的赢利表现，要远远好于改革后。在这样的对比中间，很容易看到国企为什么在改革后必然地效率下降，最终丧失生存条件，在所有的重要原因例如金融业、商业和政府攫取工业企业的剩余诸主要因素中间，都是市场化之后行业权力地位不同起到“竞争”作用的结果，基本上不存在产权因素起作用的空间。而国企资产流失和管理驰废，本身是作为国企衰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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