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面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性难题

作者：老田

关于阶级分化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毛泽东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阶层――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感兴趣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抑制甚至是阻断了精英阶层寻求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路径，精英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得到更多的权力和利益。社会主义制度给予平民阶层更多的福利和保障，为其如此，平民阶层对于精英阶层抱有更多的信任，在政治上更为消极，多数工人农民实际上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特别地，社会主义国家中间的一切人民团体，举凡共青团、妇联、工会、人大代表、党代表等的选拔机制，都决定了被挑选出来的人士，在工农中间恰恰是对于社会上层最缺乏监督意愿的群体。为此，毛泽东不得不把群众运动作为法宝，反复运用，根本设计就是要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把各种选拔机制必然要遗漏的、更具有监督意志和支付监督成本意愿的人包容进来。

社会主义制度运作越是良好，工农得到的利益越多，他们在政治上就越消极，政治意志就更为低落。反过来，社会主义制度运作越是按照设计运行，精英阶层的特权和优势就越是无法兑现，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情绪就越是消极，资本主义制度复辟时他们得到的相对利益就越大，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好感和追求就越是强烈。毛泽东说人民创造历史，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现实而言，最终意味着这样一个困境，有且只有平民阶层可能承担社会主义制度运作的维护成本，同时他们却长期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着眼于让消极的民众积极起来，同时让他们看到对于精英阶层的盲目信任是没有根据的。

为了分析方便，我把“政治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之和，命名为政治能量。显然，在社会主义国家，精英阶层的政治能量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始终处于积极状态。而平民阶层的政治能量不仅处于低位，而且长期处于“非激活”的休眠状态。经过一次文革大民主运动的冲击之后，平民阶层的政治能量明显上升，精英阶层的则有所下降。

平民阶层与精英阶层的政治能量对比态势走向图：

精英阶层的政治能量（含政治意志和组织程度）

文革的成本与效果

社会主义民主的临界点

平民阶层的政治能量

这个平民阶层与精英阶层之间的政治能量落差，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民主方式，一个方面“揭露党内阴暗面”来激发平民阶层的竞争意志，同时也是“通过这次运动来练练兵”，提高平民阶层的组织程度和行动能力，并打压精英阶层的气焰。这样精英阶层的政治能量就是一条下降的直线，平民阶层的政治能量是一条上升的直线。毛泽东认定平衡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曲折的过程才能实现，最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不是几十年几百年能够解决的”，对于这个政治能量的接近过程也“不是一两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能够解决的。只有到了平民阶层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并且有足够数量的人数愿意承担监督成本，才会对此有所改观。只有到了平民阶层的政治能量超过精英阶层的那一点，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才是有保障的，才算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同时也是在那个交叉点到来的时候，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才是可能的。

管理成本的“高墙”和对抗性矛盾社会

无论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非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的基本矛盾显示为对抗性矛盾，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良性发展与精英阶层对于权力和利益最大化要求是冲突的。解决这一问题是提升平民阶层的地位并降低精英阶层的控制权，缩小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权力和利益分配上的落差，这个核心思路虽然没有进行正面的理论提升和表述，但曾经在“压迫－解放”叙事模式下攻击旧社会的黑暗和西方民主的虚假。毛泽东后来发现在革命时代结束后的正常社会中间，维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更小地位落差是困难的，在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分配上落差都有自发扩大的趋势，因此“压迫－解放”模式不再是宣传革命成就的“讲故事”，而是成为干预社会现实并借以维护和修复“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扁平化结构”，缩小“三大差别”的政策目标就是对应这个自发扩大的趋势的。大体而言，西方程序民主关注一人一票重点在于参与，中国的传统民主观念核心在于削弱精英阶层相对于平民阶层的优势，在于建设和维护扁平化结构，重点在于权力和利益的普遍分享。

中国的革命时代，汪老师所说的“短二十世纪”，都是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上去颠覆精英阶层的统治地位，否定精英阶层经济利益上的优越分配地位的，这对于精英阶层的诉求而言是一个根本否定，触犯精英阶层的根本利益。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受到精英们的赞成，甚至，精英们失去垄断权力的地位，使得海外统治集团无法在中国顺利实现他们的利益目标。因此毛泽东认为“帝修反”是一伙的，中国人民要干社会主义，始终面临着国内和国外的反对势力。反过来，中国精英阶层的阶级本能，则反应他们的相对地位和力量对比关系，在自发情况下一定要表现为“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精英阶层的利益最大化方向和力量对比决定了中国不能听任精英阶层掌权，精英们的利益最大化方向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相反。

在面对外部军事压力下，内部的高度整合是可以应付的，这是毛泽东战略判断的基础，就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言，可以造成对美国意味着“投入多于产出”的后果，这是防御的有效性所在。只要是美国没有取得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精英阶层的合作，新旧殖民主义和炮舰政策都不可能取得成果。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斯大林主义在政治上和国家管理中间，意味着向官僚精英群体的“管理成本最小化”诉求妥协。这一妥协的结果是：官僚精英群体的控制权最大化同时工农地位的最小化，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争论，关于“奖金”和“合同工”的争论，核心在于能否容许官僚精英群体把工农的经济利益和就业机会作为管理手段来运用？在毛泽东的视野里，管理除了增强控制权之外，还有一个主干道是“消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在建设更高的“群众认同”基础上来追求管理效能。

最终的分歧是这样的：毛泽东认定维持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扁平化结构，意味着被管理者的利益与管理目标的一致性，在降低控制权的同时取得更高程度的认同。反过来，由于控制权的强化在政治上导致地位落差，足以破坏扁平化结构，最后的结果是控制权上升程度赶不上认同的下降，管理效能是要下降的。这其实就是今天管理困境的原因所在。国企的衰败和破产，其实就是从强化控制权开始的，最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变成了“猫鼠关系”，控制成本上升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国企的衰败足以说明这是一条不归路。

在管理的操作层面上，共产党的“先锋党性质”本身是决定性的，所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种宣传上的拔高，真正有价值的实践规则是，选拔那些“要求工资较低同时却愿意承担较高的管理成本”的人，作为管理梯队的候选人。这样的官员选拔模式和标准，本身对于维持扁平化社会结构，是很重要的。

从管理实践和理论提升过程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管理的经验处在探索的早期阶段，尚未完成理论化，管理所面对的现实社会关系调整也没有完成，因此更需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紧密结合和上下互动。在毛泽东时代，惯常采取“树立典型再推广”的模式来提高管理，其实典型的经验和总结提升处于未完成阶段，其中就蕴含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操作模式，例如焦裕禄和陈永贵的经验，都不是由经验的直接创造者总结的。而“鞍钢宪法”本身是近似于“泰勒制”的合理化过程，当然调节和经验总结不局限于个人劳动操作的合理化，而是要求把劳动者直接的经验结晶、由技术人员提高到人机结合（把人的劳动经验变成机械程序）、管理者需要在第一时间和信息现场作出最合适的资源分配决策，这样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宏观的泰勒制操作，当然的这样的操作频次是很低的，不可能长期在一个普遍生产工厂里来实现，而是要求按照一个行业来积累经验（或者在本行业的领导工厂实践）。在这个意义上，管理的探索过程，本身与技术状况的动态变化相关的，也与新经验的积累进行一致性的动态调整。在经验积累过程和社会关系固定化之前，按照管理者降低管理成本的要求来预先固定管理规则，明显是掐断了经验积累过程，终止了灵活的经验与管理要求的互动，妨碍了“生产力发展”。对于“游击习气”和“群众路线”拒斥，本身是管理者对于管理成本的态度所引发的，体现官僚精英群体的共同要求。

在工业化的早期，劳动经验的机械化是技术发展的主题，一九五八年的自动化革新运动所体现的就是对于工业化的理解。在管理经验的积累过程早期阶段，干部和群众的结合或者说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对于游击习气的指责，本质上是追求管理成本最小化的要求。

官僚精英群体对于管理成本的拒斥态度，既是他们的阶级利益体现，也是毛泽东与他们分歧的焦点。文革前毛泽东开始主导批判修正主义，大体上可以把这个与管理成本的态度联系起来，进行重新界定。文革期间“抓革命促生产”口号的提出，也可以把群众运动在外部施加工作压力，使得管理者更加合适地处理各项管理事务从而实现生产高涨，其内在逻辑是：群众运动的压力――官僚精英群体承担管理成本意愿上升――生产得到更好的协调和发展。

按照提出者马宾自己的解读，“鞍钢宪法”的核心和重点不在于“两参一改三结合”这是资本主义企业也可以接受的，而关键乃在于“党委的政治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党委系统的全国组织性，保证企业的经营目标超出局部要求和方向，群众运动的引入始终联系着官僚精英群体对管理成本的态度。最终鞍钢宪法的宣传和解读，服从于强势群体的需要，最核心的内容反而被选择性地屏蔽掉了。

文化大革命矮化了官僚精英群体同时提升了原本处于政治消极状态的民众力量和意志，在促使官僚精英群体承担更高管理成本方面，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大民主运动的高成本，促使人们不愿意回顾和认真总结文革的经验和教训，就算是造反派头头，他们在文革中间的损益也完全无法平衡，是代价远远大于收益；当权派及其为他们服务的知识精英当然更有充分的理由否定文革了。实际上还可以追问一个这样的问题：除了文革之外，还有恰当的方式促使官僚精英群体选择承担更高的管理成本同时不要求剩余索取权吗？也就是说，在保证“先锋党”性质的条件下改进管理的可能道路是否存在？

这一句似乎不好这么说――“离开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和政党体制的深刻怀疑和激烈破坏，我们是无法理解中国的六十年代的；离开对于这个体制的重构和再确立，我们也无法理解中国的六十年代的终结。”

文革的一个基本理论成就，就是把人和功能性的权力设置分开，党委书记可以不代表党，官员可以不代表政府，他们完全有可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这是当年“怀疑一切”的理论基础，是文革派的共同观点；反过来，说党的领导是具体领导，反对书记、党员和工作组就是反党是“反文革派”的观点，在后一种认识上才能够把人和权力设置等同起来。同时，这一理解也联系着管理就是控制权的有效作用这一看法，没有把认同建设过程同等地纳入考察视野，这是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非常重视的方面，管理的效能最终是认同和控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理论中间关于管理和权力关系的认识，大致上不是毛泽东和孔夫子所主张的那种“实现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一致性”基础上的积极认同，而是接近于一种消极认同，也许可以把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和吉登斯的绥靖概念结合起来进行解读。

而刘邓的视野主要集中在如何强化控制权，降低管理成本减少管理事务，降低官员的政治风险，对于强化控制权导致社会分化并降低认同的问题，完全没有认识。西方管理效能和权力关系的有效性，是结合了控制权强化和绥靖过程实现的，中国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可供分配，控制权上升和绥靖的建立都不可能，结果导致管理失败，今天面临着管理破产的危险。管理破产实际上联系着全局性的混乱或者革命。毛泽东的问题视野和应对方案，长期被认定是无效的，官方的说法是毛泽东陷入空想（缺乏现实针对性的“客气”说法），一些精英则把毛泽东的“缺乏针对性”与个人目的联系起来叙述，主要是说毛泽东如何要当国际共运的领袖，如何要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有了这个问题视野，真正的问题变成这个：中国需要的管理效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实现？是刘邓式的强化控制权，还是毛泽东式的、降低控制权维护“扁平化社会结构”来提高认同？

文革的群众造反，似乎不宜说成是对国家体制和政党体制的破坏，这是把控制权作为“唯一管理效能”实现方式相联系的看法，也许文革理解为探索新的人员替换机制和监督机制，更合乎实际一些。而且，主流文革叙事说毛泽东、四人帮、造反派等文革派力量是破坏现有控制权设置的，这也没有依据，根据我本人的研究，文革升级到夺权，不是毛泽东预先设计的，而是被动应对当权派罢工的结果。特别是，为了避免整个社会秩序混乱，要求解放军支左也不是叶剑英拍桌子把手掌拍成骨折争取来的，而是为了避免文革后退为反右运动、毛泽东必须自己在党政系统罢工重建指挥系统的选择。军队出来之后，文革就失去了调整余地，最后毛泽东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在军队当权派的优势面前挽救文革的成就，最后在一九七三年让他们回到军营里去，邓小平重新工作之后，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就主动选择结束文革派力量在政治中上升的势头。文革的矛盾性就在于此，参见拙文《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奕的七个回合》。

毛泽东从来不设想没有先锋党的管理模式，在他那里，抑制社会分化的扁平化结构――群众的高认同――先锋党――非“驯服工具论”的选拔机制和监督机制，是一回事。但是先锋党必须货真价实，文革造反派在文革中间也没有达到先锋党水平，政治整合未能实现，从而未能凝聚成为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文革被否定之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转换是在“四个坚持”口号下进行，基本上是以“伤痕文学”完成整体颠覆的。意识形态这样一种统治技术的巨大转换，并未引起平民阶层甚至得到文革历练的造反派群体的强有力反对。说到底，在意识形态颠覆过程中间，普遍工农的基本物质利益分配上还有所进步，没有被剥夺感，这是他们选择沉默的原因。同时，精英阶层的优势也是平民阶层所无法抵御的，组织和意识形态这样的统治技术说到底不是平民阶层的强项，有效反抗的形成，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力量和理论准备。

毛泽东从一九五○年代就注意到官员对于自己职业利益过于敏感，成为他们工作和思考问题的第一出发点，对此，他有很多的表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干部发言唯唯诺诺，劳模说话有生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我了解情况依靠‘义士’”等等；后来更提倡“五不怕精神”，文革期间整党建党的“五十字方针”（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对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朝气蓬勃的战斗组织），都是与驯服工具论相对立的。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发现，先锋党的蜕变是从“党员选拔标准”变成要求“驯服工具”开始的，这样的人不再具有先锋党的一般特色，而只是对于职业利益和仕途感兴趣。邓小平后来搞的组织制度改革，无非是加速了先锋党驯服工具化的过程，即便是他不主动选择这样的政策，整个先锋党的蜕变过程一直是持续进行的，苏联的样板就是如此，这是官僚精英群体的阶级利益体现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化规则之必然。毛泽东想要倒转乾坤，最终没有成功，但是他把他所能设想的一切措施都赶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试验了一遍。今天毛泽东的探索实践，特别是文革的实践过程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是人类历史中间的唯一试验，也是中国学界最巨大的财富，可惜至今未能进行像样的总结和理论提升。

文革期间，后来实践的由工人农民推荐上大学，本身是把选拔预备官僚的权力交由平民阶层来掌握，是试图在制度化方向上确立先锋党的选拔机制。一般而言，在运作良好的情况下，应该是那些劳动积极，群众对他评价较高的青年人被选拔出来，这与官僚精英群体自己掌握选拔机制有根本不同和巨大进步。

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在共产党组织之外，还有共青团、妇联、工会、贫下中农协会等组织，更有人民代表、党代表等选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些机构选拔的积极分子标准，都可以保证选拔出来的代表是最缺乏监督意志和支付监督成本意愿的。所以毛泽东长期坚持群众运动模式，目的是把所有选拔机制排斥在外的民众在政治上“激活”，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到监督官僚精英群体的过程中间来。换言之，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群团组织选拔代表，都无法选拔出承担监督成本的人来，更多的是驯服工具被挑选。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寻求一种无法制度化的、非程序性的群众运动方式。体制外的群众运动模式，不能说成是要取代或者破坏既有体制，而是为改善预备条件。

二○○六年八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