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干部记忆中的集体农业时代――对三个大队干部的访问记录

老田整理 访谈时间和地点：2006年7月下旬，山东青州市弥河镇

老夏（63岁，上桥村支部书记，在职）

我们村子80户，288人，土地398亩。人口最多的时候有303人，78－80年的时候，因为计划生育，上大学、当兵的，出去了一些，现在人口减少了。解放前人均一亩半地，现在一亩三。

55年56年成立小社，七八户组成一个合作社，一块种一块收，然后再分配，有个承头的领着。56年成立高级社，全村都参加，选举社长，选比较有威信的，有领导组织能力的人当，建立大仓，统一收统一分。58年成立人民公社，我们村子是东风大队，61年是弥河人民公社下面的光明大队，大队下面有9个自然村，14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有生产队长，敲钟上工放工。58－61年办大食堂，搞了两年。59年60年生活困难，61年开始好转了。

我最开始当民兵排长，贫农组长，当团支部书记的时候20岁，从66年开始当生产队长，67年68年开始当大队团支部书记，71年干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长，75年冬干支部书记，80年分大队，是大桥村书记，84年又分开，我担任上桥村支部书记。我们是84年分田的。

解放前有大亩小亩，大亩好的时候，产量有个500来斤，小亩一百七八十斤，土地利用率不行，种的稀。56年高级社的时候，没有什么化肥，小麦亩产有300来斤。58年的粮食产量，两季加起来五六百斤，上报叫过千斤，刮“五风”。我们一个老大队，3400人，每年叫上交30万斤粮食。62年以后转入正轨了，直到70年，单产达到500斤，两季过千斤。那个时候积肥多，主要是农家肥，化肥少，有时能买些氨水回来。65年大丰收，也不虚夸，交了42万斤。集体搞了30多年，产量是逐步上升的，70年两季亩产量上升到1500斤，上交60多万斤，那个时候开始有化肥，尿素，年亩产量逐步上升到一千七八百斤，不好的也有一千四五。到84年，分田之前，产量又上升了，有多有少，平均达到1800斤。从84年到现在，好的可以到两千斤，一般的就是一千八九，不好的一千五六，产量再也上不去了。

人均口粮，困难时期只有300斤，妇女和小孩更少，200斤不到，不够吃，要吃糠、菜，玉米还是湿的分，水分大。正常时期的农民口粮，是500斤，主要有小麦、玉米和地瓜干，大豆、谷子和高粱都算口粮，吃得多的人，口粮就不大够，往往把小麦拿出去换地瓜干，一斤小麦可以换三斤地瓜干。为了防止各个生产队私分，各个生产队派人到另外的生产队去，监督粮食过秤入仓，相互看住，而且是循环派人，防止私下里做交易，党员也要参加监督兑现，出了问题要罚工分。

生产队里添置了小车什么的，大队从70年开始有拖拉机，有五部。还有技术队，办了砖厂。

我们学大寨主要是71－78年，修大干渠和水库，还有支渠、毛渠、斗渠；平整土地，我们大队是丘陵地区，在七年里搞大会战，全部整成梯田，各个生产队轮流整地，要求“工换工、五年清”，全大队4000亩地，整了3000亩，地平了，好浇水排水，产量也高些。那个时候，每年大年初六就要上工地，还要上大夜班，除了平整土地之外，还村村修通了公路，很宽，能够跑汽车。

我当了两年生产队长，社员不听话的就扣工分，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当这么长时间的干部，感到社员还是好管的，很听话。那个时候，大队的权力很大，比现在公安局的权力都大，特别调皮的社员，上交给大队处理，社员偷个玉米什么的，队长就交到大队，有时候是站在台子上接受批判，有的时候挂牌子游街。一个生产队，也就是一两个那样的人，爱占些小便宜，连游街带批判，歪风就压下去了。66年文革开始了，社员也很单纯，教怎么办就怎么办，毛主席说抓革命促生产，不听话的大队斗斗他。大队每年斗十几个人，主要是小偷小摸，骂干部，社员还不敢。

分田之后，就开始交三提五统，最初是每个人大约20元，后来上升到2000年的每人120元。2002年，负担去掉了一半，2005年全部取消了。去年小麦补助一亩13元，今年一亩补助28.2元，分两次发放，先发14块，下季再发14.2元。

老吴（75岁，退休）

我们全村73户，45年以前只有122亩地，202口人，要靠租种城关地主的地。那个时候，小麦亩产就是八十来斤，高粱百多斤。村子里，要饭的，打短工长工的都有。还有人实在过不下去，就上东北，先后有12户80多口人去，后来回来了一部分，大部分死在外面。

我们这个地方是45年解放的，八路军来了就解放了，46年47 年开始减租减息。那个时候，共产党军队和日本人、国民党进行拉锯战，也有些土匪，谁厉害谁是司令。47年还乡团过来，在我们这里杀了三个干部，农会副会长郭佩英，大队长杨，还有县参议员兰伟选。

47年打孟良崮战役的时候，全村都去支前，我才16岁也参加了，每七个人一个小组，一天一宿走120里，每个人背负40斤，送饼子给解放军，我亲自送上前线阵地，战士一顿要吃四个大饼子。回来之后，我立了功，区里开大会表扬，奖励了120斤高粱，一双布鞋，两条手巾。

我们村子解放前参军的，有二十多个，还有一个参军了国民党军，被俘以后当了解放军的司务长，后头受伤回来了，给了两口袋高粱，二三百斤的样子。土改的时候，斗地主不厉害，庄里只有一户地主，大多是租种城关地主的地，干部掌握政策，文革的时候也没有斗地主。

土改是50年开始的，大队合计不到800亩地，主要是从西河那边调配过来的，以大队为单位平均分，人均1.1亩地，标准亩。土改后的粮食产量，小麦也就是100来斤，高粱150斤。有点增产，也不用交租子了，粮食还是不够吃，主要靠“糠压菜”，菜就是屋头上长的草，两条馒头就可以换一个大闺女。

我48年3月12号入团，49年3月1号入党，51年要党员带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在部队干了七年，57年回来担任村支书。

58年搞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小麦产量好，有600斤，非让报1500－1800斤。62年的时候， 300亩小麦产量只有12万斤，玉米开始种了，单产600斤，公粮交42000斤，还有余粮，合计要交10万斤，人均口粮只有四五百斤。比解放前好点，但是也不够吃，也得吃些糠压菜。困难时期，浮夸风厉害，让多报多交，三天三夜要我多交，我不干，我一个当兵的，反正不怕，就扛着点。

58年搞深翻土地，县委张书记带头，在我们大队选了一块地，82亩，搞深翻试点，要翻一米深，底下的生土翻上来，到底长粮不长粮？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深翻之后，土地就很平了，好浇水。66年又搞了大深翻，就要为了好浇水。

土改以后，就办了小学，65年大队小学有100多学生，人民公社就开始办了中学。集体时开始也办了托儿所，很快就垮了，小孩子都不去，在家里跟老人。大概是62年还是64年，就开始搞合作医疗，大队有专人，采草药治病。

当时水库建设用了多少劳力，总收入拿过40％的，但是很少受益。黑虎山水库、弥河龙水水库，我们都参加修，但是两边的水都过不来，不够水渠吃的。我们这个地方打井很难打出水来，10米以内打不出水来，地质队过来忙活了一个多月，说40米以上是高氟水，要打到黑泥层以下才有水。也有打出水来的，抽水机开十分钟二十分钟就没有了。

60要还苏联的债，要的粮食多，留的少，当时是公开这么讲的。64年先旱后涝，玉米旱死，65年大涝。66年两季产量有1000多斤，那个时候种的稀，公社还组织来参观。集体的时候，队长派活路，叫干啥，社员就干啥，要记工分的，没有什么大锅饭。文革的时候，我们村里余山上过北京，那个形势下起来造反，斗了我二年，倒是没有打骂，贴个大字报，开会拉去斗，戴过二米高的高帽子，那二年支书真是比现在的婆婆还难当。

集体时期化肥很少，78年79年两季亩产1000多斤，二氨也有，很少，每亩摊不到5斤，主要靠农家肥。村子里大小池子，还有好几个茅坑，都用来积肥。农民家里的自留地，每人一分二厘，大家都偷着上“鸡窝肥”，管自家的自留地，不管大地。总是缺肥，到处找人买化肥，好的时候有些氨水，每颗玉米上那么一小碗。分田之后，化肥多起来了，现在光上化肥，没有功夫上农家肥了。现在有空闲，都出去打工，一天可以得三四十块钱，小伙子有四五十块，早去晚归。现在种两季庄稼，基本上不当回事儿，小麦三四亩地，种只要三天时间，前几年收割已经机械化了，只要一个钟头。现在一亩地两千斤，主要是品种好，化肥多。

分田之前，报纸上批判农业学大寨，农村干部中间反映普遍不好，这是毛周树立的精神典型，是开山辟地的标兵，他们这么批，还不是批毛周？到底大寨的精神对不对？底下学偏了，不跟指示走，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怎么把帐算到毛周头上去了？毛周他们搞事情，从互助组开始，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都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他们搞分田到户，就是一步，弯，扭得太急，大家都想，这还不是走回头路了？

我从45年开始当儿童团长，46年47 年是民兵，48年是副村长，49年50年是村长。57年从部队退伍当支部书记，直到83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都是从农村去的人，现在用不着农村的老干部了，我是青州全县第22号退休的，一个月只有155元，医药费只报20％。

老张（72岁，退休）

我们村子320口人，90多户。土改的时候大概一百二三十口人，人均土地一亩半，现在人均一亩二分地。土改的时候，我家里分进3亩地，生活开始好点。那个时候，没有水利条件，种子也落后，产量很低，小麦产一百多斤。

互助组时我不在家，53年参军去华东军区，先后在福州、南京，留队在军需连工作，58年部队搞正规化“一刀切”，凡是没有提上去的，就一律回家，加上我有风湿病和关节炎，就退伍回来了。高级社的时候就开始有民兵，58年大办民兵师，让当教员。成立人民公社后调到武装部，大队有5个自然村，管民兵的叫我帮忙，干民兵营长兼主办会计，下面还管好几个会计。社教的时候，我在武装部提干。因为我们大队落后，结果回大队之后，就再没有回不来了，一干就是几十年。

58年办起来人民公社，还是没有水利条件，种子也不好，种地还是解放前的老一套经验，广种薄收，麦子产量很不稳定，比解放初期好点，在200斤左右。还种地瓜和玉米，国家要的多，社员家里有够吃的，有不够吃的，光劳力户就不够吃。59年60年就特困难，跟苏联关系不好，要钱还帐，要吃“糠压菜”。63年社教开始之后，生活就比较稳定了，也不是很好，种地瓜产量高，也挨饿，饿死的没有，大队5个村子都没有。

我们大队的前支书是个文盲，共产党一来就是他干，讲话不行，清理“五风”时期，揭发他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杀羊等等。省里面第一次派工作组下来，犯了保守主义错误，老社长郑是县委委员，十六级干部，封锁工作组所以没有垮台，省里第二次重新派了工作组，才发动群众揭发了他的问题，把他拿下来。社教之前，大队支部成员九个，只留下两个，有的是经过批评教育，有的党内警告处分，有7个下去了。

我是社教之后上来的，我是军人出身，在部队里认真，回到家也认真，群众对我没啥意见。文革后支委成员加到11个，开会光晚上开，白天要在地里干活，帮助生产队研究问题，干部就是拿最高劳动力的工分，没有什么补助。领着群众学大寨，日夜苦干，什么报酬也没有，大队一千多户，结婚请酒都请不动我，那个时期当干部的人都是这样洁身自好的。公社在那个时候，干部在编的二十人，还有些请来的共计三十来个人，党委要分片包干。那个时候大队大，一般的问题，都处理了，现在村基本上是虚设，什么事也办不了，就是替党委政府跑跑腿，真正处理事情的没有。那个时候干部基本上是一干到底，所以威信也很高。

文革的时候也有造反派，大队有的人罢了官，就不干了，我还是很负责。有反我的，我问心无愧，把我的东西拿出来当面看看，还叫我指挥生产，始终没有罢掉我。我们对派性也处理得好，有的党员让去学习班，后来还是相当服我。一些地方派性解决不了，还带了人去我那里办学习班去，驻青州部队的副政委，还要我去作报告介绍经验。今天农村选举中间，家族很起作用，存在新的派性，要是掌权的一碗水端平的话，肯定不存在家族派性问题，农民不是那样死扣你的字眼。

当时农民的积极性都很高，无论困难与否，干部都得想办法上，不敢想是不行的。干工作越多，向前走总是伴随着一些阻力，有些斗争，有的时候群众意见也越多，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哪怕有人反对也得干呀。不然的话，农业就是年年种，年年收，总是老样子，没有功劳，没有进步。现在该做的不做，得有个单位负责才行，这个村子的前景和方向有没有？交通方便不方便？干什么事儿得心里有个数吧。现在干部，光听好听的，不听不好听的，不懂“满招损、谦得益”的道理，有意见应该让人家说完，不对的也要分析分析原因，为什么有这样的意见出来。那个时候，学习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号召，学得认真，也努力实践，让群众把话说完，天塌不下来的，就算是坏人，也得让他把话说完才能暴露吧，现在干部要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不是那么明确了。“三个代表”总结得很不全面，毛主席讲部队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干部要干好工作，还是要讲从群众中来，今天也看不到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集体开始的时候，俺庄吃水都很困难，要上临村去挑水。后来我们就搞集体打井，几年之后，小庄100％的土地就实现了井灌。后头学大寨，大搞水利化和机井建设，带领群众把石头清走，从河滩里硬是开辟出400多亩良田。分田之前的水利条件就很好了，麦子亩产达到300多斤，玉米800多斤，合计超过1000斤。现在麦子1000多，玉米也有，合计一吨多，吃不了。

那个时期，地委县委对我很满意，光表扬我。还要我上江南去参观学习养蚕，74年的时候从那边引蚕过来，旁边的大队都来参观，蚕比较难管理，分地之后管理不了，养蚕就没有了。

我们大队的工业和副业一直是很不错的，58年开始办米粉厂，72年开办粉末冶金厂，74年办水泥厂，75年办起粉条粉皮厂、压瓦厂，79年办砖厂。74年75年的时候，拖拉机还派人去学习。分田之后，有些人光想当干部，也算是大势所趋吧，老大队解散，五个村子都分开建立自己的支部，后来这些厂子都被弄垮了。

我们村子里的小学，原来没有五年级，上旁边的小学去，要拿钱。66年我们开始自己弄，有一些老师回来，还办了高中班，俺村的老师认真，学生学得也好，不胡闹，考试地区第一名，出的学生很多，成了重点学校，周围十几个村子学生都来。后来让把学校拆了，我扛着就是不拆。现在那些老师退休了，每月有一千多块钱。

分田后，我调到镇里去工作，担任经管站站长12年，到60就退休了。我53年五年级下来，去当了五年兵，在底下工作了35年，退休每年有1120元工资，因为参加过抗美援朝再另外加20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