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王光美女士的人生轨迹

作者：老田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历史上变化幅度最大、社会转折最为集中的一个世纪，王光美女士的人生轨迹很好地记录了这一点，所以值得写篇纪念文章。

　　王光美女士完成学业之后，恰逢国共内战的序幕正在拉开。共产党内外许多有见识的人士，都已经提前知道了这一场内战的结局。许多人的未来道路，都决定性地受到这一事件走向的牵引，甚至原来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成员，都要为自己和儿女的未来预作设计和应变。旧统治阶级成员为因应新政权诞生而预作准备的行为，越是到了临近四九年的时候，就越是急迫。用各种方式舍弃自己旧日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甚至与新政权中间的组成人员结成各种合作关系，乃至是裙带关系，都是一时之选。我老家的大地主陈聪安，就是从1947年开始，大量甩卖田地给穷鬼的。

　　在新政权刚刚成立的时候，很多共产党干部下放到农村去主持土改工作，地主和富农等家庭不仅很少抗拒分田分地的大势，而且动用一切资源去拉关系，把年轻漂亮的女儿许给干部续弦甚至作替代旧妇的新欢，案例着实不少。湖北省首先在武汉市郊县武昌县进行了三个土改试点，派在花山的土改工作队曹队长，就娶了一个地主的漂亮女儿，新妻子比他的大孩子还要小一岁多。我访问过当年的土改工作队员，不止一个人断言这一婚姻背后的交易性质：地主希图以此得到新政权的部分保护。由此不难理解，在共产党官僚精英群体中间，资历是具有决定性的标志，革命的先后是重要的：你是处于革命低潮和前景不明朗的起始阶段参加进来的？还是在革命临近胜利的时候才加入的？这中间确实反应了一个人的政治取向差别。

　　王光美女士于1948年嫁给刘少奇同志，年龄差距23岁，而且少奇同志已经有几个小孩了。当然爱情是可以超越年龄差距的。根据黄峥先生对光美女士的访问，据说她自己说，第一次见刘少奇是朱德的秘书黄华让去的，第二次是在一个舞会上少奇同志约她“有空上我那去”，等到她第三次去了之后，就已经谈婚论嫁了。王光美女士认为刘很老实，老说自己年纪大有孩子什么的，没有自吹自己怎么好，就这样决定嫁给他了，似乎诚实这一美德起了决定作用。我在此无意影射王光美同志攀龙附凤，但是这一段婚姻确实是在那个转折时期的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得如此顺利的。如果换在国民党政权稳定时期，或者在后来的共产党政权稳定时期，这一段婚姻还是否能够成立就很可疑了。

　　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夫人参与政治过程，起初是很普遍的，特别是建国初期那一段时间。由于新政权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许多事情缺乏领导和组织人才去办，所以一些领导人的内当家，多数都深度参与过建国初期的政权建设过程。例如，后来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的张体学夫人林少兰，也是一位地主的女儿，就曾经参加组建码头工会、反对封建把头的过程；江青则化名李进，参加了湖北的土改试点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与所展开的巨大社会变革画卷相对照，革命时期积累下来的组织领导力量远远不衍使用，特别是旧中国的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很差，新中国管理事务的急剧增加，使得许多地富儿女所受的教育，成为新政权格外急需的“人力资本”，这是新中国早期“夫人参政”的客观要求所在。

　　一般而言，作为政治家的夫人，她们对于政治过程的参与，以及由此形成的看法，多少要反应她们最熟悉的生活圈子的看法，以及夫君作为官员对于工作方便和政治风险低的要求。在1955年，蔡畅、章蕴、帅孟奇和邓颖超等几位老大姐，在毛泽东生日这一天去看他，在谈话中间很好地体现了这个认识，她们：“反映了一些外地情况和某些干部厌倦搞运动的情绪，最后她们建议以后今后不要再搞运动了。”根据何载的回忆：“主席当场出于对她们的尊重，没有表示不同意，也未赞成。送走几位老大姐，他给身边人员说，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不搞运动，我不能叫毛泽东。”（何载：《怀念与回忆――教诲与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20-21）小日子固然应该稳定下来，过得好点对于普通人来说，也不算是奢望，但是新中国的管理和建设却提出了更现实的需要。新中国的干部群体，联系着国家的工业化事业，乃至于民族兴旺的“强行军”过程，如果结合了干部群体在素质上的不足来看，如果仅仅按照干部群体自己的简单愿望行事，就很难配合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目标了。

　　新中国政治中间，夫人参政引发极大争议和政治波澜的事件，要算王光美女士在“四清期间”创造的那个“桃园经验”了。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再来回顾这个政治事件，平心而论，当年的王光美女士很难说有什么坏心眼，也很难说她要刻意追求一个什么不同的方向，她只是按照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和自身的优势来简单行事的，在这一点上，当年对她的批判颇有扩大化和不公正之处。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也是客观的，她本人确实缺乏对于全局问题的思考，也确实在“不自觉”的状态下体现了官员的一般化情绪和追求，特别是“桃园经验”被刘少奇推广之后，所产生的后果也是严重的。说到底，这一影响，无论结果多么负面，都不是王光美女士所能负责的，实际上是她的经验迎合了官员们自己的需要，加上刘少奇在那个政治地位推广这一经验客观上降低了官员们追求自身意愿的风险，才使得这一经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恶果。

　　在文革进入到1967年之后，对于王光美和刘少奇的高调批判，固然是拿他们当靶子在思想上教育、政治上解脱其余的犯错误干部，目的是批判许多干部总是选择与自身意愿更一致的错误路径上去执行国家的重大中册。以此而论，对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批判，实际上是不恰当地把所有政治责任都集中到他们两人身上了，说到底，各地积极执行桃园经验的干部，也应该为此担负一部分个人的政治责任。而在批判刘少奇王光美的大批判运动中间，那些人只是检讨自己错误地跟随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没有追究他们应付的那一部分政治责任：为什么从自身的意愿出发特别“爱好”这一错误做法背后的个人利益动机和政治出发点。

　　1967年四月初，戚本禹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开始了高调批判刘少奇的舆论工作。正是在此前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与其他人协商之后同意了蒯大富提出“批判王光美”的要求。4月10日，清华大学召开了据说有30万人参加的批判王光美大会。这个批判声势的升级，还不仅仅要求刘王为干部的错误取向负责，而是有着另外的现实政治动机。因为军队支左之后，往往镇压各地的造反派，由此激起了造反派对于军队干部的强烈不满情绪，有可能进而演化为造反派与军队干部群体的直接对抗，且文化大革命有进一步发展为全面动乱和“武化大革命”的可能。为避免这个最坏的结果，就需要转移造反派的政治注意力的各种安排，批判刘少奇的升级就是服从这样一种政治需要。说到底，这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政治对抗和社会秩序的更大混乱，才刻意升级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批判的，虽然符合“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这个人道原则，但是对于他们个人而言则是无妄之灾。换言之，对于刘少奇和王光美批判的升级，是出于稳定社会局势需要而引导运动方向转移和矛头转移的招数，这一次 “转移运动大方向”不仅是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亲自主导的，并且是毛泽东所鼎力支持的。

　　从宏观政治层面观察，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和刘少奇的推广，导致各地当权派放手整人的政治风险下降了，所以这是他们挨批判的起因――在官僚精英群体中间作为阶层利益代表。在微观层面上，王光美则直接介入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整人活动，文革初期工作组在清华抓出蒯大富等700多个“反革命分子”，这使得她与清华的造反派学生结下了怨恨。在一定意义上看，王光美在文革期间受到的直接“冲击”，主要是作为这个微观事件的直接后果而呈现出来的。因此，毫不奇怪，在1966年8月19日，清华大学学生就贴出了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应该说这是与王光美女士的不当行为有因果关系的。那时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等人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尚能主导局势，他们集中了十多个中学的红卫兵，在八二四这一天到清华附中誓师，然后进入清华大学校园，武力打击大学生中间的造反派，同时推倒清华的二校门来显示他们是如何的革命。破四旧和武斗，体现了文革政治竞争过程中间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智慧，并不是保守派红卫兵的头脑发热或者是受了上面某人的错误引导。

　　清华八二四武斗所反应的矛盾对抗的激烈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是来自王光美女士主导工作组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政治矛盾在继续。她整人的矛头所向，也造就了非常坚定的对立面，甚至清华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曾经被王光美和工作组动员起来批判反革命蒯大富，由此就造就了清华井冈山造反派学生的中坚力量，这些人都是被王光美直接驱赶到对立面阵营的。在这个矛盾的另外一个方面，不仅仅表现为清华的八一九大字报，更在1966年冬天的时候，蒯大富借着当时的“有利政治形势”，去动员刘少奇前妻的女儿刘涛，让她站出来揭发刘少奇；而且在1967年元月上旬，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学生还设计抓了王光美去清华“交待问题”。在这一对矛盾和冲突中间，是王光美先整人，导致了后来她自己的挨整，她本人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和积极方面，造反派和蒯大富是被动的和被主导的方面。

　　文革后，为了“非毛化”的政治需要，王光美的瑕疵和缺陷被掩盖得一干二净，似乎她们只是一个被动挨打的方面，左脸被打了还把右脸送上去。历史和当时的政治现实，都不是这个样子。把王光美和刘少奇完美化，是为了妖魔化文革和毛泽东，王光美和刘少奇越是完美，妖魔化的力量就越强。这一政治智慧，与文革进入到1967年4月之后一样，刘王本身成了政治道具，满足的是与他们本人无关的宏观政治目标需要。就是在这个政治需要中间，被称为中国自由派第二代掌门人的何家栋与主流权力精英群体积极合作，他是这样评价桃园经验的：这是“一份体现真正共产党人党性”的、充满着“实事求是精神”的珍贵文献。这个自由派巨擘对于“桃园经验”的评价，远远高于官方党史中间给出的那个含糊其词的评价：四清中期存在某些“过左”的做法。本来，王光美出身于富贵人家，生活各个方面力求完美，据曾经在她家里“搜旗袍”的清华学生回忆，王光美有五十八箱子衣服，但在那个特定时期，为了更好满足政治道具的需要，王光美女士被包装为“艰苦朴素”的典型。看来，那些能够满足特定政治需要的说法，不总是能够与事实完全一致的。

　　在2004年夏天，临近去世的王光美女士召集并出席了毛刘两家后人的集会，这一行为给许多人士以遐想空间。特别是经过了文革的波折之后，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刘少奇在共产党内有那样的政治地位，与他本人的管理能力和政治感召力无关，政治上和资历上都排在刘之前的老军头，被更强有力的人物毛泽东在建国后边缘化了。而且，这个权力分配的布局，从延安整风就开始了。新中国高层的政治权力分配，并不与党内力量对比一致，作为党内弱势群体代表的刘少奇诸人，被毛泽东鼎力推到政治舞台的中央了，而以老军头为代表的强势群体则被安置在军营里边缘化了。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刘少奇在文革期间的垮台，甚至文革期间的“黑线人物”挨整，都是与这一力量对比弱势紧密相关，文革期间高层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与党内力量对比更一致了：老军头的政治影响力急剧上升。

　　如果王光美女士能够在八十高龄时，对党内力量对比有某些领悟，又或者真产生了一些关于政治过程的确切认识，都肯定有助于她走出自己的感受去看问题。照理说，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如此曲折，肯定是有利于产生真知灼见的。不管怎么说，只要是对党内政治力量对比有所认识，又或者对于政治运作的现实逻辑有所了解，就很容易看清楚文革跟权力斗争和毛刘分歧无关。而且，从现实的力量对比看，刘少奇本身在党内完全不具备威胁毛泽东的影响力，不是毛泽东进行“权力斗争”的合理对象；从文革的操作方法看，毛泽东不可能笨到选择“得罪绝大多数官员”的群众运动方式去进行“权力斗争”――这只能是快速损失而不是增加他本人在党内的“权力份额”，反过来，只有迎合官僚精英群体利益和意愿的操作模式，才可能快速或者不恰当地增加自己在官僚精英群体中间的控制力度，这才是权力斗争的不二法门。

　　政治是活着的人们永远都抛不开的事情，一个人陷身政治中间，难免有时候利用别人，有时候是被别人利用，这些利用或者被利用往往与个人自身的意愿和选择无关，仅仅与一个人或者其言行的利益价值有关。但一个人只要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就真的与政治无关了。

愿王光美女士安息！

二○○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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