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大学生对于官员群体蜕变的认识

老田  访问整理

　　在战争期间，共产党人为了战胜敌人，都是把自己放在最严格的受批评受监督的地位上。电影《董存瑞》中间有一个情节，说是连里各班都争着要承担最艰难的战斗任务，现场召开的生活会中间，各个班进行相互批评，一个班说你们班还有什么什么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次任务你们不能上。这些确实都是千真万确的，那个时候一切都是为了战胜敌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护短，一个人在大家眼里就跟透明似的。

　　小事情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大意义，其实和大事情是一样的，这不仅仅光是停留在生活层面那么简单。返回头去看井冈山时期，那个时候建立士兵委员会，也是为了监督干部，实行三大民主。后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这个道理，毛泽东反复要求群众就是要有发言权，不是少数天才人物在那里管理群众，社会主义从物质到精神跟资本主义完全不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苏联专家阿洛霍夫1952年到哈军工来，这个人也是有很多的老红军精神，他看到校门上有两个和平鸽，立马就要求拆掉，说和平是外交部的事情，我们军队时刻要准备打仗，要时刻想着如何战胜敌人。那时刚刚解放，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还没有开始，城市的人口也不多，供应还是很不错的，每个周末学校都安排招待餐，以苏联专家作为对象，自己当然也是一大堆人作陪。阿洛霍夫也是二话不说，立即要求取消，说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一切要为了建设服务，生活必须尽可能节约。

　　在供给制时代，军队里头官兵一致，都是在一个食堂里吃饭的，虽然有些军官是高于大灶供给标准的中灶和小灶，也往往拿出来跟士兵一起共享。建国后实行工资制了，军官们都是回家吃饭的，每逢节假日还是与士兵一起，困难时期，吃的东西很缺，我亲眼看到军官们还是节假日到士兵食堂来，但是没有一个军官拿筷子的，光喝几杯酒就离开了，大家都很自觉，没有一个例外。

　　到了文革之前，党内生活就很不正常，XX一贯主张的“奴隶主义”有很大的发展。我们哈军工在管理学生方面，设置了队长和指导员，这些人管学生的政治工作，发展学生党员等等。这个时期很不正常的风气就慢慢发展起来了。按照正常情况，学生要求政治上的进步，评三好学生，争取入党，这不是坏事情。一些积极分子为了这个，对于同学中间的错误言行，这些积极分子有意见不当面提，批评教育，而是记录下来去向队长指导员打小报告。这就变了性质，不是为了帮助别人改正错误，而是为了自己积累政治资本。结果，党员和党组织不是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下，而是变成了一个绝对的东西，进了党就算是自己人，上下级关系很不正常，等级森严。这些指导员对于毛主席提出的三好学生标准，就不是按照实际需要那样掌握的，他们主要是看你这个人是不是经常去汇报情况，积极向他们靠拢。

　　凡事总是有一个主次，学生肯定是要以学为主。1963年开展学雷锋运动，学校里头也没有多少事情，主要就是打扫卫生和帮厨，一般说来这个应该是在课余时间去做。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当时哈军工的学习任务很重，总是有做不完的作业，很多学习吃力的同学周末都是要赶作业。要是懂行的学生管理工作，肯定是要把学习放在首位。

　　结果不是那样，有些学习成绩差的同学，干脆就不做作业了，下午时间去帮厨。做这些表现工作的，主要是那些人情世故懂得比较多的学生。还有一个情况，哈军工学生是八个人一个寝室，每天轮流做卫生，其他人要出早操。那些会来事的学生，首先就上指导员那屋去（他们当时也是跟学生住在一起，周末才能回家，两个人一个屋），把卫生打扫完之后，还要帮助他们把热水打好，牙膏挤到牙刷上，这样的同学还受表扬，说他对工农的感情深。

　　我自己是高中入党的老党员，是支部委员，讨论问题时也有一票，跟队长指导员平起平坐。在讨论哪些人可以入党问题上，我跟指导员他们从来都是相反的，他们满意的人我总是卡住，认为不符合三好标准。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队长和指导员也是陷入一个很尴尬的地位，他们很多是14-17级干部，多数是抗美援朝时期的连排长和战斗英雄，对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他们不熟悉也没有发言权，所以，看人看问题就是看你积极不积极，是不是经常去汇报同学表现，是不是靠拢他们，他们在心里把这些看作是看不看得起他们的表现。这个认识很脱离实际，当时的青年学生都是非常敬服英雄的，但也往往敬而远之，很少去跟他们交流思想。跟今天的官员一比，那一批指导员的政治素质确实不错，会议上讨论问题，虽然老是意见不同，他们也从不对我进行打击报复。

　　那个时期，井冈山的老传统还没有完全丢掉，还是要发扬三大民主的。每年年底支部总结工作，其中有一项是“给支部提意见”，这个提意见有严格的纪律，绝对不允许反驳和解释。每年参加给支部提意见大概有二三十人的样子，成员是学生干部和党员，有些意见就特别尖锐。我记得有个女同学是党员，她提起意见来完全是不留情面，说指导员上班打瞌睡，下班后去食堂不老实，用手去挑菜里头的肉片吃，那时候还没有发展到大的贪污盗窃等等，都是各种小问题，提的淋漓尽致，我亲眼看到指导员满头大汗，棉袄穿不住了脱下来拿在手上。虽然这样挖苦讽刺，但是事后都跟没事人一样，绝没有打击报复的。当时虽然还有这个传统，但是挡不住另外一面消极东西的上升。就是这样，一个个问题积累下来，总是解决不了，最后就只有走向反面了。

　　文革初期，毛远新写了一张大字报，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事后问过他，毛主席有没有看过他的大字报？远新说主席事先没有看过，但是那期间主席跟他有好几次谈话，大字报里面有主席谈话的精神。有个高干子弟吴某比较散漫，老是入不了党，我们老早就在底下捣鼓，经常议论政治生活，对当时的消极面看得比较多，认为积极分子队伍不纯洁，很多人是抱着个人目的要求入党的，这个现象和制度有一定的联系，看到主席的讲话之后，思潮涌动，就有话想要说出来。

　　聂元梓大字报公开广播之后，人民日报也发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个时候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响应的大字报。6月9日，我校写了一张19人签名的大字报，被称为“甲方大字报”；过了几天，学校党委就组织了一批反击的大字报，这称为“乙方大字报”。乙方大字报联系1957年的反右派来批判我们，上纲很高，说反对党支部就是反对党，因为根据刘少奇的论修养：党的领导只能是具体领导；官方组织的乙方大字报简直是XX奴隶主义逻辑的活样板。这一下大家都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动。从1957年DXX彭真他们按照单位下指标抓右派，发展到后来官员们偏爱把一切针对党员干部的批评意见，都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以此去扼杀不利于他们的言论，连批评一个党员、支部书记都会被扣上“反党”的帽子。

　　乙方大字报出来之后，我和吴某议论这个事儿，认为先前的甲方大字报还只是个表态性质的东西，不完善，就商讨写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把两张黑板都贴满了，主题就是批判校党委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我们写了一个晚上，到早上四点钟才回去睡觉，这大概是6月11、12号的样子。

　　我们的回应大字报一出来，就有好多人来观看，还有人拍照。学校围绕着对这张大字报的不同看法，就开始分出派别，这张大字报中间，对一些政治生活的潜规则提出很多挑战，还是有实质内容的。别的系里面也有少数响应的大字报出来。直到11月份哈军工的大辩论中间，还有很多问题涉及到这张大字报。我们当时属于四系，校党委对大字报第一反应就是：“四系出事了”。

　　这个时期刚好是刘少奇布置各地镇压学生的那一段，形势比较微妙，当权派还来作了调查，从侧面了解大字报是谁发起的，谁执笔的，调查报告搞了一大箩筐。他们了解都是找一些边缘人士了解，对你也很客气，省军区还派了工作队过去，在学校蹲点了一段时间，也是了解这个大字报，我们都感到有很大的压力。10月份的时候，中央文件要求退还整群众的材料，造反派就趁机找他们要黑材料，他们不愿意主动给，结果就把保密柜强行砸开，看到了他们整的很多黑材料。我后来想，如果不是毛主席彻底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我们也肯定会象1957年一样很惨，划成右派肯定是铁板钉钉。

　　6月初学校的运动就开始了，接着就挨压，到七月底翻身了，火又烧起来了，八月份有很激烈的大辩论，直到九月初，这都是文革早期的思想发动阶段。在1966年8月的时候，哈军工的大礼堂“造反团”主持开辩论会，热闹得不得了，搞了好几天，满礼堂都是人，大家都是废寝忘食的，今天想起来都不知道那时是怎么过来的。政治生活的民主和公开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可真是开了锅，边世军的口才很好，在辩论会上有很好的表现，那个辩论会给人们思想很大的震惊，对于XX一贯提倡的奴隶主义是个很大的批判。前两天还有些反对意见出来，逐渐地造反派观点占据了绝对优势，虽说是允许各种意见发表，但是反面的意见只要是上台一讲，大家就轰他。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保守派，就拉出去到小树林，自己讲给自己听。

　　因为社会主义还刚刚开始过渡，私有观念还占据优势地位，这是XX奴隶主义的社会基础，借这个鼓吹“吃小亏占大便宜”的驯服工具论思想，要在社会上清除这个基础，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确实不能丢，而且，要是不组织群众力量，就根本无法对那些消极的东西形成有效的冲击。接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由头，把群众从日常政治中间完全赶出去，再加上一些大人物有意识地把这个引入到政治生活中间来，奴隶主义的潜规则就日益扩张和弥漫开来，这在上面迎合了一些不善于工作的干部，在下面迎合了那些想要走政治捷径的人。结果很清楚，官员从政治生活中间的最初的利己表现发展到大面积腐败，整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间，实现了从政治蜕变到经济制度的根本倒退。

　　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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