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林彪这个人

老田

作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共产党远非铁板一块，而是分成不同的山头，井冈山时期就有三个三头：南昌起义部队的余部朱德陈毅等是一个山头，秋收起义余部是另外一个山头，而平江起义余部彭德怀等是另外一个山头。山头之间，平时是壁垒分明的，毛泽东回忆说，不同山头之间隔阂很大，而同一个山头内部则无话不讲，更有甚者，日寇轰炸延安，不同山头的人，躲飞机都是分开来走的。而林彪在井冈山时期，作为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的主要人物之一，能够超越山头的门户之见去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这是很不容易的。

长征结束之后到达陕北，1937年8月红军接受国民党的改编，林彪帅115师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平型关战役中间获胜。此后，115师向山东挺进，并获得较大的发展，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挺进东北，这也是共产党的主要发展方向，看起来，林彪的运气很好，每一次他所负责的部队都走到了共产党的重点发展方向上，力量膨胀当然是最快的。再后来，辽沈战役获得了胜利，改变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力量对比，使得胜利的天平发生了快速倾斜；而平津战役后四野南下，一直打倒了海南岛，解放了半个中国。在为新中国奠基的三次战略决战中间，林彪的部队制胜了两次，这些辉煌战史是不可抹杀的。

作为一种方法论的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不可能消除的，这就是：人们总是倾向于把个人的重要性与重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给出因果解释，最后是把个人的作用看成历史潮流或者重大历史后果背后的原因来看待，这样，每一个处在历史潮头的人，都会被人们看作是历史演化的动力和原因，对林彪也是这样。不要说林彪，由于北洋军阀的快速瓦解，与北伐紧密相关的黄埔军校都曾经被人们抬高到神话的地位上，原因无他，人们在军校与巨大胜利之间潜在地给出一个因果联系。但实际上黄埔军校仅仅招收中学生，同时也只给出极为初步的政治思想和军事训练，军校学生的素质与巨大的胜利之间看不出必然联系。国民党张军长说，国民党的失败不是我们军事不行，而是共军太狡猾，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林彪就往往被看作是“共军狡猾”的典型代表。

建国后，许多战功赫赫的将领进入军营，淡出日常政治；林彪不仅和其他战将一样淡出日常政治，而且由于其身体状况极差，甚至还从军营中间消失了。只有极少数重大政治场合，才会有他的身影，例如人们经常提到他参加过1959年庐山会议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

真正体现林彪个人的政治价值的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不仅出席了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且在会议上做了有名的“政变经”发言，而且在后续系列的决策会议上，成为重要的决策参与者。1967年军队支左之后，林彪出席并主持三月军以上干部会议，四月军委扩大会议，并对此间两个至关重要的文件出台有着很大的影响：一是元月末的“军委八条”，二是四月初的“军委十条”。就这些正式的会议、决策的整体表现而言，人们很容易把林彪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铁杆支持者。

几十年来，在文革和林彪的再评价中间，不停地有人要把林彪妆扮成为“逍遥派、观潮派”甚至是“保守派”，这些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1967年五一三演出之后，林彪明确支持军队内部的保守派组织，导致北京全部军队单位内部的所有造反派的快速瓦解（除了国防科工委之外）。

很难说，对五一三事件的态度就代表了林彪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毕竟在1966年秋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各地党政系统的当权派普遍转入罢工状态，这时，军队介入政治并作为维持秩序的主导力量来起作用，已经是不二选择了。在此种情况下，保持军队稳定，并停止军队内部的四大，是不得不做出的让步。实际上，在1967年四月初，毛泽东就已经决策停止北京中学生对于卫戍区的反对活动，对支左部队的态度是北京中学生四三派和四四派形成政治对峙的焦点问题，在毛泽东做出决策之后，中央文革实际上也迅速做出了全体表态。假如按照一些所谓的文革史家的简单逻辑推理，显然，中央文革在四月三号的表态证明他们是造反派，四月四号的表态则可以说明文革成员是确凿无疑的保守派。这个方法人人都知道，叫做“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不管林彪事实上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如何，有些事情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党政系统的绝大多数当权派在1966年秋天转入罢工，结果逼迫毛泽东周恩来等文革派领导人重新建设第二指挥系统，这样，就不得不引入军队支左。反文革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一个主要策略是：放弃领导职责以增加社会混乱和群众对立带来的损失，从而让文革派不得不考虑后果；这个策略在较不明智的底层反文革派人士那里是公开讲出来的，例如上海工人保守派“赤卫队”就提出要搞“停产停水停交通”。不论文革派或者反文革派官员心里如何打算的，客观上共同造成了官场大换班的结果，在建国初期被毛泽东有意冷藏在军营里面的“共产党内部的强势群体”，由此走出军营并在现实政治中间取得了主导地位，这一转变是理解林彪一生中间“政治活跃期”的关键背景。在九大讲话中间，毛泽东引述了日本人和苏联人对于新政治现实的批评——日人称为“军事官僚体制”而苏人称“军事官僚专政”，这个新的权力分配格局才是林彪政治活跃期的政治现实。考察林彪的政治生涯，如果脱离这个“军队干部主导文革走向”的宏观背景，就很难说明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林彪之成为接班人，也会有所启发。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之后，1967年二月逆流期间，青海发生“二二三事件”，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令开枪打死造反派群众180余人，抓捕上万人；湖南省军区一夜之间抓捕造反派头头一万多人；四川的抓捕人数创历史纪录超过十万。而在实施二月逆流之前，各地军队干部优先解散军队造反派组织并抓捕了本系统内部的造反派成员。不管怎么说，军队干部很少支左，而是优先“支保”，这是铁的事实。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毛泽东原本希望把他保下来，但是，各地军队干部整了无穷多的“罪证和材料”，要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必须毫不手软地把戚本禹弄下去，最终他们如愿以偿了，1968年初戚本禹被隔离。在这一轮政治博弈中间，军队干部实现了第一次“清君侧”的目标，从而也部分测试出了文革最高指挥部的让步底线——在军队的攻势面前会保留多少守势。江青曾经私下对重庆“反到底”头头黄廉明确讲过：军队的事情不好办，你们自己要把握好。江青这个认识是很符合实际的，因为党政系统的当权派选择罢工之后，为了维护秩序军队介入就成为必然，为了避免社会秩序混乱的扩大，就不得不对军队干部中间的强烈“反文革意志”做出各种妥协。重庆的五十四军就是长期坚持“支一派压一派”，最后中央没有办法，不得不于1968年底让他们调防云南了事。

在军队干部完成对文革派的第一次“清君侧”之后，实际上高层文革派指挥部的意图就已经完全暴露了——为避免社会失序状态继续扩大的可怕后果毛周将倾向于做出任何可能的让步。越是边境附近和局势紧张的地区，支持造反派群众的力度就越小，1967年秋天毛泽东自己亲口说“黑龙江炮轰没道理”，这不是肯定潘复生对“炮轰派”的镇压，而是强调对苏前线地区必须迅速稳定下来。后来广西的韦国清等人敢于放手镇压“四二二”，也在于他自认为看穿了毛周的底线。事后回顾，从1968年八一五国防冶金会议之后，周恩来主持的各种会议，基本上都是以恢复秩序为主要目标，不再支持造反派群众的合理要求，这表明中央的文革司令部已经把社会成本最小化作为第一目标。

既然知道了文革司令部的底线和意图，军队干部中间的反文革派就获得了明确的自由行动空间。1968年夏天，黄永胜、卜占亚等人在衡山开会，决策“捅马蜂窝”——把参加三结合进入各级革委会的造反派代表人物都赶下去，并且采取极端残暴的方式进行——发动农民进城来抓他们指定的反革命，一些地方采取让农民去抓捕造反派头头并用钢丝穿肩胛骨、脚板等在街上游行。

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其领导权一样落入军队干部手里，并且转过来对准造反派和群众组织。而且，军队干部并不以整造反派群众为满足，还长期揪住前党政系统当权派不放，他们主持的大批判运动和舆论，始终在清算“刘邓黑司令部”的旗号下，打击党政干部。对于这个问题，林彪也有一个很明确的判断：刘邓的错误不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真正对党政干部的“路线错误”揪住不放的，始终妨碍解放干部大多数的，既不是造反派，更不是四人帮，而是军队支左干部。文革前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被武汉警备司令部“监护”了好几年时间，期间经常被拉出去出席批判大会，他对与自己一起监护的老记者说：造反派和群众呼喊口号要打倒我，那是假的，只是批判批判而已；要是毛主席要打倒我，那就真的打倒了，但是主席是了解我的，不会这样做；要是那些穿军装的成心要打倒，那我真的是倒了。事实证明，宋侃夫的判断很准确，直到1973年初毛泽东要求“权归政、兵归营”、支左干部由此退出地方政治舞台之后，他才得到解放。

军队干部当然是优先打击对文革持理解和同情态度、并参加了革委会的那些干部了。四川的梁兴初就长期与刘结挺、张西挺过不去，山东的杨得志说跟王效禹完全无法合作，湖北的曾思玉刘丰打击任爱生，都是出于“清君侧”的计谋——把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力量从各级党政权力中心中间清除出去。后来毛泽东开杨得志的“玩笑”：什么完全不能合作，我们共产党还跟国民党合作过呢。

大体而言，军队干部的“清君侧”活动进行了至少三轮，第一轮把中央文革中间的“王关戚”搞掉，第二轮是把新成立的革委会内部的文革支持力量搞掉：这包括清算支持文革的干部，同时通过清理阶级队伍和捅马蜂窝把群众代表搞掉。到了1970年前后，只剩下中央那几个孤伶伶的文革干将了，所以，第三次“清君侧”目标很具体很明确，针对张春桥（因为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不方便针对江青），这是庐山会议的要害所在。1970年前后，浙江的军队干部中间就有人提出“反对小资产阶级抢权”口号，矛头指向参加革委会的大学生；等到1975年邓小平主政，派纪登奎去浙江解决所谓的“双突”（指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仍然把大学生结合代表作为优先打击对象——说他们都是些“臭老九”，毛泽东对此针锋相对地提出“老九不能走”。

康生曾经问黄廉：你知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黄廉回答说：我头脑里糊里糊涂的搞不清白。康生说：你不清楚就对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很清楚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是很清楚的，但是大量的中间群众是不清楚的。康生这个话看起来有一定的道理：文革经过几轮政治博弈之后，中国政坛中间文革派和反文革派的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是非常清晰的，没有人能够施展障眼法，更没有人能够发布可以蒙蔽人的假消息，只要是自上往下看，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不得半点虚伪和含糊。

李雪峰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告诉陈永贵：这一次林副主席是下了决心的。李雪峰要陈永贵在会上抓住机会放炮，向张春桥进攻。在事后回顾，非常清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确实在幕后指挥，要实施最后一次“清君侧”行动，把文革派力量彻底从现实政治中间驱逐出去。不过，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头脑非常清晰，要保护文革派的最后阵地，绝不后退，这其实就是他南巡系列讲话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所在。至于是否要设立国家主席，我相信双方都不那么认真，但是对于要不要根据对“三个副词”的态度去揪人（吴法宪等人支持三个副词，张春桥反对），我相信这是双方都决不后退的立足点。张春桥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高官们的一致猛攻之后，也选择了一种机会主义的应变策略，王洪文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张春桥会后要求上海诸人：以后上海稳着点，让辽宁去出头。

林彪的态度很好理解，由于文革期间大多数干部失去了权力和利益，只要是能够代表丧失权位干部群体的利益，就能够取得相当大的政治代表性，从而取得毛泽东身后中国政坛的主导权，这在林立果等人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有明确的表述。赢得了干部的人心就赢得了政治代表性，这个文革期间新形成的“政治机会”，那些反文革派最为敏锐并首先发现了，这是那些文革初期“保爹保妈派”的狭隘立场中间蕴含的独到政治眼光。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新书《两代军人的对话》中间，说他完全赞同这个纪要的主要段落；1957年被邓小平彭真打成右派的钟惦棐的儿子阿城（名作家）则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新中国第一份改革文献”，阿城还认为这个纪要的文风也不同凡响还流传至今，刘亚洲的文章其实就是林立果的口气。林立果自己看到了政治上的翻盘机会，但是他自己没有能力实施，1975年的右倾翻案风和1976年的粉碎四人帮，在操作原理上与“五七一工程纪要”完全吻合。应该说，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发动群众并支持群众，拒绝与既得利益集团妥协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结果得罪了多数干部，这就成就了一个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策略——讨好干部就能够取得政治代表性。

毛泽东南巡的结果有些出乎意料，结果导致一个幼稚的谋杀策划。林立果这样的人，是一个天生的“保爹保妈派”——对于他们来说父母的资历和权位就是自己优势地位的全部保障，所以，这些人很容易对文革形成的负面影响有着通透的理解。从林立果后来的表现看，他与多数“联动”分子完全一致的诉求，如果他仅仅是一个小干部或者文职人员，他的反文革反毛态度充其量也就局限在发发牢骚或者偷偷写点传单什么的，不会闹出什么大的动静来。

非常遗憾的是，林彪与叶群作为父母很不检点地把他安插在空军里，吴法宪又乐得拍一下马屁对林立果授予高位，很多攀龙附凤的空军精英争相托庇于林家铺子之下，这三个方面共同造就了林立果的行动能力。同时非常遗憾地，这三个方面都不足以帮助林立果提高其策略行动的水平，结果是林立果有能力策略一次谋杀毛泽东的计划并付诸行动，同时却缺乏足够的水平保障行动成功。非常可笑的是，直到所有谋杀预案都失败之后，林立果才去求助于攀附于他的空军英雄鲁珉，要他开战斗机去轰炸毛泽东专列，鲁珉为了避免直接拒绝林立果这样一种不利表现，按照医生老婆的建议用盐搓揉眼睛至红肿从而住进医院里，并在事后揭发了他。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毛时代的人远非个个大公无私，应该说大部分人还是时刻谋划着去竞争稀缺的向上爬机会的，在这些积极向上爬的人看来，与林立果交往有一种积累社会资本的实际效果，有可能让他们在以后的稀缺机会竞争中间处于优势。林立果的眼光很有限，他能够看到很多人围着他转圈子，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之所以有很多人愿意围着他转，仅仅意味着要积累社会资本以便于自己以后的升迁，而林立果策划的谋杀行动，恰恰会葬送那些攀附者的预期收益，政治谋杀这种事情按照古代阴谋家的经验只能通过“养死士”去完成的。林立果本人做事的能力很低，但是他身边却麋集着一大批看起来很忠诚很能干的精英，他简单地以为这些人随时都可以为他所用，这让他产生错觉——一种误以为自己很强大可以掌控一切的良好感觉，而这恰恰让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父母的光环让他感到自己也应该高人一等，大量的攀附者也证明了他高人一等，但这恰恰是太子党“眼高手低”并往往长期陷入“眼高手低”的困境所在。

林立果实施了一种永远都不可能成功谋杀，结果葬送了林彪的后路，促使他的父母也不得不选择外逃并摔死于异国他乡，其实，就算他们不是运气太差而是如愿到了苏联，也不见得晚景多么愉快。本来，庐山会议之后，林彪虽然阴谋败露，但是他本人表现仍然十分强硬，拒绝检讨和认错。这很好理解，因为他本人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摆在那里，毛泽东未必就会把他怎么样，就算像1959年彭德怀那样被打成“反党集团”，也依然能够保持政治局委员待遇，这对于身体状况极差本来就缺乏担任领导工作条件的林彪来说，甚至说不上是一种多么大的利益损失，所以，他才表现得格外有恃无恐。

非常不幸的是，林彪的儿子策划了一场为人们所不齿的未遂谋杀，这就断绝了林彪后路——他再也不能认定自己是有功同时无罪的人了，而作为一个政治谋杀案主角的父亲，要在当时的中国寻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养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林立果身边曾经围绕着很多攀龙附凤角色的话，显然，这些人无非是希望通过与林立果的交往来积累社会资本，目的显然为了自己的升迁和前途，这种现实说明，此后那些积极分子会反过来以十倍的坚决百倍的主动去批判和践踏林家，以从反面积累政治资本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只要看一下林立果身边的马屁精有多少，就算是闭上眼睛，林彪也能够匡算出来以后转变过来向他们身上吐吐沫的人数有多少了，中国肯定不再是林彪能够安静养老的地方，所以，林彪吃了安眠药之后也依然爬上了三叉戟飞机。

从林彪的前期看，他对毛泽东思想领会的比较透彻，这也是他能够超出同侪建功立业的奥妙所在。在文革之前，林彪的政治表现机会很少，看不出什么特点来，我个人不相信什么林彪一贯投机鼓吹个人崇拜的说法，如果真有人大肆鼓吹个人崇拜，按照中国的党政体制，那应该在中宣部“五大阎王”中间去找罪魁祸首。

文革开始之后，林彪在政治上的表现开始积极起来，他的一些讲话，从后来的历史演变看应该说有一定的预见性。在文革前期，客观上出现了军队干部替代党政干部的换班进程，期间林彪一直是很积极的。到了1967年春夏文革陷入胶着状态之后，军队干部大多数表现出强烈的反文革取向，此时林彪的态度晦暗未明，无从判断。等到军队干部在现实政坛中间占据绝对优势之后，确实如林立果所言产生了新的政治机会，这个机会需要通过整肃文革派而赢得，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确实有热衷于把握机会的举措。但是，鉴于林立果策划谋杀的水平过低，我个人倾向于相信林彪未曾事先参与，但是，林彪并不能因此避免承担后果，是他儿子的愚蠢举动断绝了他的后路，这是明摆着的。

有些“阴谋史学”权威说，是毛泽东或者周恩来耍手腕逼走林彪，林彪因此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并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这完全说不通，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拒绝检讨的强硬态度中间可以得到验证。要是硬要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林彪事件的话，很显然要把政治上的受益者考虑在内，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加速了让支左干部退出政治舞台的步伐并于1973年底进行了“八大军区对调”，终结了军队干部干预地方政治的安排，结果邓小平出山和叶剑英掌握军权，林彪事件之后政治上的得益者是邓小平和叶剑英，但是，这两个人当时恰恰缺乏搞宫廷阴谋的条件。

二○○九年六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