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4月23日，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宣布解散各个文艺团体，召开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和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经过两年多的筹备，代表大会于1934年8-9月间举行，苏联作家协会宣告正式成立。这是苏联文学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苏联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在这之前苏联文学界的情况。二十年代文学界的一个特点是流派众多，团体林立。从二十年代初开始，陆续成立了一些新的文学团体，如“锻冶场”(1920)、“谢拉皮翁兄弟”(1921)、全俄农民作家联盟(1921)、“工人之春”(1922)、“青年近卫军”(1922)、“十月”(1922)、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莫普，1923)、左翼艺术阵线(简称列夫，1923)、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1924)、“山隘”(1924)、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拉普，1925)等。其中“十月”是由“工人之春”、“青年近卫军”以及从“锻冶场”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组成的，并以它为基础成立了莫普，这是拉普的前身。到1925年1月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后，拉普才正式成立。

　　先讲一下拉普。它是最大的文学团体，其成员除了少数老一代革命作家外，大多是一些年轻人。他们是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参加到文学战线来的一支文学新军。其中有的人是放下枪杆拿起笔杆的，有的人则是离开车床和犁杖进入文学创作队伍的。法捷耶夫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们一浪接一浪涌进文学界，我们人数很多。我们带来了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个性。”(A。法捷耶夫：《三十年间》，苏联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464页。)这些人政治热情高，他们坚持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和颓废的文学观点，同时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并且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和新的题材，创作出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联共(布)和斯大林对这样一支新文学的队伍自然是欢迎、支持和依靠的，并寄予厚望。

　　其余各个团体基本上由被称为“同路人”的知识分子组成，它们的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护革命，但受到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和美学观点的影响，如“谢拉皮翁兄弟”曾宣扬过艺术不问政治，反对任何倾向性和功利主义;列夫坚持未来派的某些观点，又提出“建设生活的艺术”和“生产的艺术”的口号，否定艺术的特点，把艺术创作等同于物品的制作;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则宣扬技术第一，忽视社会矛盾，鼓吹“苏维埃的西欧主义”等等。“山隘”成分比较复杂，既有工农作家，又有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其中有些成员曾接受了托洛茨基否定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在艺术创作上夸大直觉和下意识的作用。各个团体都通过自己创办的刊物宣扬自己的观点，对不同观点提出批评，在一些重要的文学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整个文学界处于各行其是的涣散状态。

　　当时俄共(布)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看到了文学界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开始进行引导和加强领导。1923年4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宣传鼓动和出版的决议中，正式把加强党对文学工作的领导问题提上日程。为了加强出版工作(其中包括文学)的领导，1924年俄共中央专门设立了出版部。同年5月9日中央就党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政策问题召开了专门会议，党的一些著名活动家和各大文学团体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任务是起草《关于出版的决议》。这个决议写进了不久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其中说道：“党在文学方面的主要工作应该面向在苏联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文化过程中成为工农作家的工人和农民……工农作家成长的基本条件是在党的、尤其是在党的文学批评的全力帮助下在艺术上和政治上更加认真地进行自我修养，摆脱狭隘的小团体主义。

　　”与此同时，必须经常不断地支持那些从学校里以及通过与共产党员一起同志式的工作培养出来的所谓同路人中最有才华的人。必须进行始终不渝的党的批评，这种批评要在突出和支持有才华的苏联作家的同时，指出这些作家可能由于对苏维埃制度的性质不够理解而产生的错误，促使他们克服资产阶级偏见。

　　“代表大会认为任何一个文学流派、派别或团体都不能和不应代表党说话，强调必须调整好文学批评问题，按党的观点对苏维埃的和党的刊物上发表的文学样板作品作尽可能充分的说明。”(《关于党的和苏维埃的出版(文件汇编)》，《真理报》出版社，1954年，第310～311页。)

　　1925年，俄共(布)中央决定制订一个关于文学问题的正式文件。由布哈林起草的这项题为《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草案经过讨论和修改，成为俄共(布)中央的正式决议，于7月1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公布。决议关于文学界形势的估计，关于文学艺术的本质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作家和“同路人”以及各个流派的政策问题，关于加强党的领导问题等，都作了说明。决议指出，“正如一般阶级斗争在我国没有停止一样，阶级斗争在文学战线上也没有停止。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虽然一般艺术的阶级本性，特别是文学的阶级本性，其表现形式拿政治来比，要更为无限地多样”。决议接着指出，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摆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任务之一是从思想上把技术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使他们为革命服务。决议强调“文学方面的领导权是属于整个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作家的领导权现在还没有，而党应当帮助这些作家赢得掌握这个领导权的历史权利”，“在用一切方法帮助他们成长，并千方百计地支持他们及其组织的同时，用一切手段防止他们当中出现摆共产党员架子这种最有害的现象”，“用一切方法与那种对旧文化遗产和文学专家的轻率和蔑视的态度作斗争”。决议还提出“农民作家应受到友好的接待和享有我们无条件的支持”，帮助他们在创作上不失掉农民文学特色的前提下转移到无产阶级思想的轨道上来;对“同路人”的总的要求是“得体地和谨慎地对待他们，即采取为保证他们尽快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提供一切条件的态度”。决议强调“在正确无误地认清各个文学流派的社会阶级内容的同时，党总的说来绝不能因对文学形式方面的某一流派有好感而使自己受到束缚”，提倡“各个集团和派别的自由竞赛”。(《关于党的和苏维埃的出版(文件汇编)》，《真理报》出版社，1954年，第343～346页。)

　　在当时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决议的精神总的说来是比较民主和宽松的，允许创作的多元化和不同流派的自由竞赛。

　　到二十年代末，苏联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恢复时期已经结束，新经济政策不再实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年开展了农业集体化。新经济政策时期曾一度活跃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受到了致命打击。社会主义深入人心，整个社会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群众的政治热情普遍高涨。在这总的形势下，文学界也相应地出现一些新的动向。首先被称为“同路人”的作家思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不少人开始接受社会主义，进一步向苏维埃政权靠拢。“红色伯爵”A。托尔斯泰开始承认他作为艺术家的一切都是十月革命给予的。曾是“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的费定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到如何逐渐感觉到和最后承认“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这就是“创作战争和革命时代的新文学”。许多人认识到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必须加强团结。在这方面著名诗人、“列夫”的首领马雅可夫斯基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主动提出加入拉普，并建议“列夫”的其他成员也这样做。不同派别的作家曾经做过一些实现联合的尝试。由于作家们思想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学团体开始不再坚持他们提出的纲领，派别活动也有所减少。应该说，当时的形势对加强作家队伍的团结是有利的。

　　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作家队伍进一步壮大，到二十年代末，总人数达到四千来人。早已成为最大的文学团体的拉普，影响也愈来愈大。应该说，这个组织曾在团结年轻作家和组织文学生活方面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的领导人可以说有一种天生的“左”派幼稚病，“唯我独革”，妄自尊大，排挤和打击思想观点不同的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而在组织上实行小团体主义和关门主义，把一切与他们思想和志趣不合的人拒之门外。他们无视“同路人”当中发生的变化，继续采取一律排挤和打击的政策，甚至提出了“没有同路人，只有同盟者或者敌人”的口号，公开认为在新形势下，许多“同路人”作家已经不能再“同路”了，他们已变成敌人了。他们对作家当中要求团结的呼声置若罔闻。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们没有对马雅可夫斯基提出加入拉普的要求表示由衷欢迎的态度，在接纳他时对他进行教训，提出一大堆要求，要求他“必须同过去决裂”，同“习惯的重负”和对诗歌的“错误见解”决裂等等。就是对已参加拉普的作家，他们也进行无端的挑剔，例如对肖洛霍夫就是如此，认为他还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拉普内部也派别斗争不断。到二三十年代之交，出现了拉普领导人与以别泽缅斯基、维什涅夫斯基、罗多夫等人为首的“文学阵线派”之间的论战，发生了与以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戏剧派”之间的争执，争执的双方甚至直接向斯大林“告状”，寻求他的支持。更为严重的是，在领导班子内部老成员阿维尔巴赫、利别进斯基、基尔顺、谢利瓦诺夫斯基、叶尔米洛夫和法捷耶夫与新成员潘菲洛夫、伊利延科夫、斯塔夫斯基等人之间出现了分歧并发展成为公开的冲突。而在创作方面，拉普领导人继续提出各种口号，例如“诗歌杰米扬化”、“撕下一切假面具”、“为伟大的布尔什维主义艺术而斗争”等，并且把艺术方法和哲学方法混为一谈，无视艺术认识世界和反映世界的特殊性，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作为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在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混乱。总之，文学界尽管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还处于人心涣散，争吵不休的状态之中。

 

　　二

 

　　斯大林在担任总书记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更多地过问文学方面的事，不过他对文学是关心的，对文学界的情况是了解的。到二十年代末，才具体抓文学工作。他看到了文学界发生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便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自然，制订与新的形势相适应的方针政策问题处于他注意的中心。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加强作家队伍的团结问题。在他的领导下，联共(布)中央有关部门开始酝酿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新决议，从1930年3月起，着手做这项工作。从1931年1月由当时的中央宣传鼓动部长斯捷茨基负责起草的决议草案来看，文学政策尚未作重大的改变，对拉普的工作基本上还是肯定的，说它“在党的领导下基本上贯彻了正确的路线，成为团结所有共产主义力量的中心和文学政策的支撑点”，(《文学的幸福--国家与作家(1925至1938年)，文件汇编》，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03页。)根本没有提出解散它的问题。

　　可是一年多后，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正式决议却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决定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这决议大概是主要根据斯大林的意见重新起草的，斯大林曾亲笔对草稿作了增删。其中是这样说的：

　　“几年前，当文学中还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头几年特别活跃起来的异己分子的相当大的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的干部还很薄弱的时候，党曾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文学艺术方面的独特的无产阶级组织，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作家和艺术家的阵地。

　　”现在，当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干部已经成长起来，新的作家和艺术家已经从工厂和集体农庄中涌现，现有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组织(伏阿普、拉普、拉姆普等，伏阿普为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联合会的简称，拉姆普应为拉普姆，是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的简称。)的框架已显得狭窄，并且有碍于艺术创作的重大发展。这种情况造成这样一种危险，可能使这些组织从一种最能动员苏联作家和艺术家参与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手段变成培植封闭的小圈子的手段，脱离当前的政治任务和大批同情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和艺术家。

　　“因此必须相应地改组文艺团体并扩大其工作基础。”

　　根据以上所说的原因，联共(布)中央决定解散伏阿普和拉普，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关于党的和苏维埃的出版(文件汇编)》，《真理报》出版社，1954年，第431页。)

　　决议以简明的语言讲了文学界的形势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有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反而会对艺术创作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因而决定解散拉普等团体，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这是斯大林果断地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这个决议的要点之一是解散拉普。那么斯大林究竟对拉普抱什么态度呢?他为什么要下决心和狠心解散它呢?应该说，拉普的成立与斯大林不无关系。如上所说，它是在1925年1月召开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后正式成立的。1月10日斯大林曾就召开代表会议一事给瓦普写信，接着于2月2日与出席会议的代表谈无产阶级文学问题。在这期间，他还多次会见当时拉普的主要领导人瓦尔金。他曾把拉普看做文学界的领导力量 并寄予厚望。可是拉普的表现使他失望。他于1929年2月28日《答拉普的共产党员作家们》这封信中首次比较明确地说明了他对拉普的看法。信中批评 “拉普在文学战线上不会作正确的部署，不会在这条战线上这样配置力量，以便能够在战斗中自然地赢得胜利，也就是说，能够打赢与‘阶级敌人’的战争”。接着他进一步发挥说：“一位不能在战线上把自己的突击师和力量薄弱的师，骑兵和炮兵，正规军和游击队部署在适当位置上的军事长官就不是好长官。一位军事长官如果不善于考虑所有这些不同的部队的特点并在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战线上进行不同的使用，说句难听的话，这算什么军事长官?我担心拉普有点像这样的军事长官。”他还说：“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总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你们有足够的力量，因为你们拥有一系列的机构和机关刊物;你们作为工作人员，毫无疑问是有能力的和与众不同的;你们进行领导的愿望非常强烈，然而你们战线上的力量以及战线本身都安排得不对，结果听到的不是和谐的声音，而经常是一片噪声，取得不了成就，而是遭到失败。”他责备负有领导这一战线的使命的拉普得到了很多，但是“忘记了谁得到的多，对谁的要求就高的道理”。(见《旗》1990年第1期，第198-199页，斯大林的信的原件保存在俄罗斯文学艺术国家档案馆，全宗2181，目录1，单库124，第1～5张。)从这一大段话可以看出，斯大林肯定拉普的大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认为他们负有领导文学这一重要战线的使命，但是责备他们不会组织自己的战线，不会正确配置力量，造成自己的战线上的一片混乱，因而是一个蹩脚的“军事长官”，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斯大林在信的末尾说：“至于说到我对拉普的态度，那么我的态度还像过去一样是亲近的和友好的。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根据我的理解对它的错误提出批评。”(见《旗》1990年第1期，第200页。斯大林的信的原件保存在俄罗斯文学艺术国家档案馆，全宗2181，目录1，单库124，第200页。)这可能只是安慰的话，实际上斯大林对拉普的态度已发生了变化。

　　从以上所说的情况看来，斯大林作出关于改组文艺团体和解散拉普的决定，是为了解决文学战线上的混乱状态，为了加强文学界的团结和对文学工作的领导。他的撤换拉普这位“军事长官”和重组文学战线的想法，可能在写这封信时已经产生了，不过他还在犹豫。这大概是上述1931年的决议草案根本没有提出解散拉普的原因。在这方面，可能高尔基的态度起了一定作用。高尔基对拉普没有好感，认为他们的派别斗争是“浪费精力”，反对他们迫害“同路人”，希望结束这种状态。他趁回国时见到斯大林的机会，多次谈到拉普在文学政策方面的过激行为。斯大林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意见，这也许是促使他下决心解散拉普的一个原因。

 

　　三

 

　　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公布后，斯大林曾在两次与作家座谈时对解散拉普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由于拉普主要成员大多是共产党员，因此1932年10月20日他与共产党员作家的座谈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拉普成员的对话。他说：

　　“为了真正理解中央关于改组文学团体的四月决议的目的和意义，必须讲一讲这一决议通过前文学战线上的状况。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当时有许多文学团体。从基层涌现了一大批年轻的和有才能的新作家并成长起来。所有这些巨大的作家群体需要进行领导。需要把他们的创作引向实现党给自己提出的目标。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一方面看到各文学团体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则看到在这些文学团体内工作的共产党员们之间的争吵。

　　”在这场争吵中，拉普成员起了并非次要的作用。在这场争吵中拉普成员站在最前列。要知道你们干了些什么?你们推举和赞扬自己的人，避而不谈不属于你们团体的作家，对他们进行造谣中伤，从而把他们推开，而本来是应该把他们吸收到你们组织里和帮助他们成长的……“

　　接着他问道：”谁需要这样做?党不需要这样。这就是说，一方面你们进行争吵和造谣中伤不符合你们心意的作家。另一方面，在你们身旁大批非党作家正在成长和增加，他们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成为无人照看的人。而党把你们放在这样的位置上，要求你们不仅聚集文学力量，而且应当领导整个作家群体。

　　“须知就实质而言，你们是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领导集团。但是这个居于中心地位的集团没有进行领导，而只是发号施令，搞行政命令和自高自大。现在我看到，中央作出关于解散拉普和改组所有文学团体的决定至少晚了一年。早在一年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学由一个集团垄断的做法不会有什么好处。垄断集团早就应该解散了。”(《书刊大检查--苏维埃国家内的作家和新闻记者(1917-1956)》，文件汇编，民主国际基金会、大陆出版社，2005年， 第261页。)

　　不过斯大林对拉普的历史作用作了肯定，他说：“当年，在一定历史阶段拉普作为一个吸引和集聚文学力量的组织还是需要的。但是它做了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必要的事，成为一个占据垄断地位的团体后，就僵化了。拉普成员不理解下一个历史阶段，没有看清广大知识分子阶层转向我们和作家的文学力量的成长。成为领导集团后，你们没有看清文学已不是一个集团，而成为一片海洋。”他继续说道：“拉普的领导没有及时看清所有这些过程。拉普里没有能够看清和理解新的形势，能够带领自己的团体沿着新的轨道前进的人。你们在做了有益的有历史意义的事后，不能继续前进。你们僵化了。党不能容忍派性。派性在文学发展的新阶段成为阻碍。既然文学运动出现了新的潮流，应当掌握这股潮流。而你们垄断了文学而且掌握了所有能影响人山人海的非党作家的手段，却不会带领他们，不会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书刊大检查--苏维埃国家内的作家和新闻记者(1917-1956)》，文件汇编，民主国际基金会、大陆出版社，2005年，第261-262页。)

　　斯大林在这一大段讲话中在肯定拉普所起的历史作用的同时，指出了它的主要问题，主要是它成为垄断集团后便停滞不前，大搞派性，看不到文学界发生的变化，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因此解散它已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同样，在10月26日举行的与党内外作家的座谈会上，关于解放拉普的问题自然也是斯大林讲话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谈话对象中有不少党外作家，因此斯大林讲话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他主要谈到党员和党外群众的关系问题，认为拉普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不能正确对待党外作家，因此要把它解散。他这样说道：“党员人数少，而党外群众要多得多。如果大批党外工人不跟党走，那会有什么结果?这就是说，应当善于施加影响，引导他们跟着自己走。推开一位同情者，--我这里讲的不是敌人，今天就不讲敌人了，--是很容易的，而赢得他的信任却很难。‘散布恐惧’，把人们抛开，这很容易，而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却很难。我们为什么解散拉普?就是因为拉普脱离党外作家，不再做党在文学方面的事。他们只是‘散布恐惧’……”他接着说：“而‘散布恐惧’是不够的，还应当‘散布信任’。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决定消除文学中的任何宗派主义的原因。宗派主义制造不健康气氛，不能引起信任。我们解散了所有团体，并且打击了最大的团体拉普，因为它要对宗派主义负责。现在我们将要求所有党员作家实行这一政策。”(《文学问题》1991年第5期，第163～164页。)

　　决议公布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曾成立一个以斯大林为首的五人委员会以处理被解散的拉普的领导人的申诉。委员会曾邀请拉普人士开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对他们做说服工作。斯大林在解决了组织问题后，接着又抓了确定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的问题。批判和否定了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

　　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公布后不久，根据联共(布)中央组织局5月7日的决定，成立了以高尔基为名誉主席的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执行主席为格隆斯基，吉尔波丁为书记，成员包括文学界各方面的人士，总共二十四人。格隆斯基当时任《消息报》和《新世界》杂志的主编。他很受斯大林的信任，可以经常见到斯大林。不过他在文学界影响力较小。他作为筹委会主席，协调能力较差，筹备工作进展缓慢。原来决定代表大会不晚于1933年5月召开，接着又推迟到6月20日。当时虽然初步确定了议程，但是准备工作尚未完全就绪。不久格隆斯基病倒，由尤金担任筹委会责任书记。代表大会再次推迟。到1934年5月，斯大林亲自点将，通过组织局作出决定，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负责领导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于是日丹诺夫雷厉风行地干了起来。

　　在他的领导下，筹委会通过了关于大会的一项决议，6月16日《真理报》公布了这项决议，其中对大会开幕日期以及主要议程作了规定。根据这项决议，高尔基将在会上做关于苏联文学的报告，吉尔波丁等人将做专题报告，最后是选举苏联作家协会领导机构。在大会开幕前夕，根据党内传统的做法，召开了筹委会党组的会议以统一思想。会上特别强调大会应该不讨论组织方面的问题，不谈谁上谁下的问题，关于作协的领导班子的问题将由党中央决定。日丹诺夫工作做得很细，对筹委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名单和各个工作机构的组成一一作了审定。而这一切都是按照斯大林的要求或根据斯大林的习惯做法进行的。斯大林本人在作了布置后，自己便到索契休假去了。不过他与留在莫斯科领导政治局工作的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斯大林虽然不在莫斯科，但是从南方进行着“遥控”。

 

　　四

 

　　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终于在1934年8月17日开幕，9月1日闭幕。大会在莫斯科著名的圆柱大厅举行。全苏各民族的五百九十七位代表出席了大会，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此外，还有四十位世界各国的作家参加，其中包括中国作家胡兰畦。这确实是一次作家的盛会。在高尔基致开幕词后，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发表了讲话，接着由高尔基做关于苏联文学的长篇报告。在这之后，宣读了给斯大林的致敬信，其中充满着对斯大林的颂扬之词。根据日程的安排，大会听取了关于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学的报告以及各个专题报告，中间穿插着代表们的发言。专题报告共有十来个，其中包括马尔夏克的关于儿童文学的报告，拉狄克的题为《当代世界文学和无产阶级艺术的任务》的报告，斯塔夫斯基的题为《论我国文学青年》的报告，戈尔布诺夫的关于出版社帮助初学写作者的工作的报告等。由于斯大林曾在他的讲话中特别重视戏剧创作，因此除了吉尔波丁做了关于苏联戏剧的报告外，还有波戈廷、基尔顺、A。托尔斯泰做了副报告。

　　这里要专门讲一下关于诗歌的报告。尤金曾提出让叶莲娜•乌西耶维奇做这个报告。高尔基得知后表示反对，要求让布哈林来做，而不让任何别人做，语气非常坚决。布哈林在1929年因右倾错误遭到批判，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他在1934年1月举行的第十七次党代会上被迫承认了错误，发表了忏悔的讲话，甚至要大家团结在斯大林周围，这样便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他与高尔基关系比较密切，在高尔基的要求下，担任了《消息报》的总编，地位有所恢复。现在作为筹委会名誉主席的高尔基又提出让布哈林做关于诗歌的报告。斯大林虽然内心不同意，但是为了表示尊重高尔基的意见，不与高尔基把关系搞坏，便被迫同意了。布哈林在大会前似乎曾给斯大林写信并把报告草稿送给他过目。至于斯大林是否提过意见和作过修改，现已无法确定，因为原件没有保留下来。布哈林的报告讲了苏联诗人的创作以及诗学和苏联诗歌创作的任务。他虽然肯定杰米扬•别德内依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创作并给予很高评价，但是把他们归入“转折时期”，与已故的勃洛克、叶赛宁和勃留索夫放在一起，言下之意，似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在《同时代人》一节里则突出帕斯捷尔纳克，称他为“当代最优秀的诗歌巨匠之一”，说他“不仅把一整串抒情的珍珠用自己的创作之线连接起来，而且创作了一系列非常真诚的革命作品”。(《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国家文学出版社，1934年，第495页。)他的这些说法遭到了被排挤出同时代人而被列为已经过去的转折时期的诗人别德内依和共青团诗人别济缅斯基等人的坚决反对。尤其是别德内依，反对最为激烈，他用讽刺的语气说：“请看一下发给你们的已经印出来的布哈林的报告。那里我的情况如何?布哈林搬出叶赛宁的尸体，把这尸体放在我身上，上面撒了马雅可夫斯基的骨灰。就这样。安息吧!让我们讲活着的人。确实，在这之后是用大字表明的《同时代人》的部分。原来我已不是布哈林的同时代人了。”(《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国家文学出版社，1934年，第557页。)而布哈林坚持己见，在结束语里对别德内依等人的批评进行了反击。这场论战使得代表大会这一支力图谱成的和谐的乐曲出现了一个刺耳的不和谐音。

　　大会在听取尤金所作的关于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的报告后通过了章程，其中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最后选举产生了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机构。刚才提到过，日丹诺夫在大会开幕前要求不要过多讨论组织问题和人事安排问题，曾打算在会议快要结束时让代表们投票表决一下就行了。可是作为筹委会主席的高尔基在大会开幕前的8月2日就给斯大林写信，专门谈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首先他指出，作为筹委会责任书记的尤金和《真理报》总编的梅赫利斯是“一条路线上的人”。他根据尤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论共产党员作家》一文，认为他们想要组织一个集团，对作协发号施令，而这个集团的成员由于缺乏智力以及对文学的过去和现在极不了解，“无权对文学实行真正的和必要的思想领导”。接着他对尤金文章中提到的共产党员作家(其中包括绥拉菲莫维奇、巴赫梅季耶夫、革拉特科夫、法捷耶夫、潘菲洛夫、维什涅夫斯基、利别进斯基、丘马德林等)逐个进行了评述，认为他们不适于担任领导职务。然后他说，文学家协会应该由最可信赖的、有思想的人来领导，并附上了他认为合适的人选的名单。高尔基在信的末尾说：“即使所提的作协理事会组成人员的名单被通过，我也要恳求免除我主持作协的工作，因为身体不好，文学工作又太忙。我不善于做主持工作，更弄不清各个集团玩弄政治的狡诈手段。我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带来的好处会多得多。我积累了许多题材，可是没有时间来写这些题材。”(《文学报》1993年3月10日。)他所附的名单未能找到，但是在他档案材料中保存着一个作协理事会主席团和书记处的名单，其中有加米涅夫、卢波尔、埃德曼、米基坚科、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雅先斯基、吉洪诺夫、曼采夫、梅日拉乌克等人的名字。斯大林收到信后，没有给他回信。在大会即将闭幕时，高尔基从日丹诺夫那里得知他所反对的那些人将进入作协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名单，便写信表示反对，这次没有给斯大林写信，而是写信给联共(布)中央表明自己的态度。信中说：“这么说来，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将要领导比他们文化高得多的人。自然，这不会在理事会里为进行友好的和同心协力的工作创造必要的气氛。我个人了解这些人在‘制造’各种各样的内讧方面很精明而有经验，完全感觉不到他们是共产党员，不相信他们的真诚。因此我拒绝和他们一起工作，因为珍惜我的时间，认为自己无权把它花在反对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出现的小事的‘争吵’上。”(《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5期，第217～218页。)

　　在这之前，日丹诺夫和卡冈诺维奇已把拟订好的理事会和主席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呈交斯大林审阅，并说明未与高尔基商量，说高尔基想要让加米涅夫等人进入理事会和主席团。斯大林要他们就这些问题提出具体建议，然后发电报对作协领导机关的人员组成作了具体指示，并批评高尔基说：“高尔基对党的态度不端正，在自己的报告里只字不提中央关于拉普的决定。结果他的报告讲的不是苏联文学，而是别的什么事情”。(《斯大林与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1936)》，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第466页。)斯大林虽然对高尔基很有意见，但是从大局出发，作了一些妥协，一方面吸收了高尔基所提名单中的多数人，另一方面也把高尔基反对的(除利别进斯基和丘马德林外)列入了理事会候选人名单。大会经过投票，选出了由一百零一人组成的新成立的作协的理事会。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又选出了理事会主席团，并选举高尔基为主席，他没有推辞。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组成能得到高尔基认可的并能与他合作的负责日常工作的书记处，尤其是第一书记的人选特别重要。而从中央信任的和活动能力较强的党员作家中很难找出这样的人。直到大会闭幕前夕才确定当时任联共(布)中央党的领导机关部副部长的谢尔巴科夫出任这一职务。这事也是请示斯大林后最后决定的。8月29日，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向斯大林提出几个可供选择的人选，其中包括乌加罗夫、尼古拉•波波夫、康斯坦丁•谢尔盖耶夫、谢尔巴科夫等人。8月30日斯大林回答说，可以让乌加罗夫或谢尔巴科夫担任理事会责任书记。(《斯大林与卡冈诺维奇通信集(1931～1936)》，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第465页。)两人最后选择了谢尔巴科夫。据谢尔巴科夫在日记中的记载，8月31日卡冈诺维奇打电话把他叫去。他进卡冈诺维奇办公室时，看见日丹诺夫也在座。卡冈诺维奇说要派他去当作家协会的书记。接着把他叫到政治局，莫洛托夫问他愿意不愿意从事文学工作?他回答说，可以作为读者搞文学。莫洛托夫说要派他去当领导人，他坚决推辞，但是在座的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都举手赞成，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当天晚上他和日丹诺夫一起去见高尔基。高尔基很好地接待了他，但是仍心有戒心。(见《书刊大检查--苏维埃国家内的作家和新闻记者(1917～1956)》，文件汇编，民主国际基金会、大陆出版社，2005年，第329～330页。)9月2日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了以谢尔巴科夫为第一书记的由五人组成的书记处。到此，这次在苏联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圆满结束。

　　上面说过，大会期间斯大林不在莫斯科而在索契休假。不过在这期间机要通讯员不断给他送各种材料。材料的数量相当多，有的后来存了档，有的则不知去向。现在大致可以断定，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至少有两份报告曾送给他审阅，这就是高尔基和布哈林的报告。他还收到过高尔基的密信。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遇有问题及时向他请示，请他作出决断。因此斯大林虽远在南方，但对大会进行的情况是了解的，而且如上所说，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大会结束后，日丹诺夫于9月3日给斯大林写信，向他作了汇报。信中写道：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召开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事情结束了。昨天非常一致地选出了理事会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人员。书记处我们补充了拉胡季和库利克。谢尔巴科夫被很好地接受了。送走尤金时人们却很冷淡。”

　　“高尔基昨天在全体会议前又一次想要进行挑剔，对不止一次地与他商量过的名单提出批评。(这种说法与他在8月29日给斯大林的信中的说法不完全一致。--引者)这一次他抱怨开代表大会时把扎祖勃林的名字从理事会的名单中去掉，并抱怨加米涅夫没有进书记处。他曾不想参加和主持理事会全体会议。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可怜他，因为他太累了，说想要到克里木休息。当时只好对他施加相当大的压力，结果全体会议开得很好，老头对领导人的一致十分赞扬。”

　　“大会开得很好。这是所有作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和外国的作家的一致反应，他们全都因会开得好而非常高兴。”

　　“曾经预言代表大会将开得不成功的那些最本性难移的怀疑论者现在被迫承认它的巨大的成功。”

　　“作家看到了党和国家对自己的态度，代表大会充分听取了在会上作了出色发言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代表的要求。作家看到了我国文学的成长和文学家集体正在不断成熟。代表大会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小团体为理事进行的争吵和拉普的情绪在会上已无地位。代表大会不理睬这些。”

　　“中央在开会前曾对共产党员进行了提醒，他们都很好地按照要求做了，尽管有人责备他们的发言很差劲。做到了很多天里‘组织问题’退居次要地位，全部注意力为创作问题和思想问题所吸引。有几次会议中间没有休息，但是谁也没有离开。”

　　接着日丹诺夫谈到了会议期间出现的两个问题。首先讲了布哈林关于诗歌的报告引起的争执。信中说：“最大的风波是围绕布哈林的报告、尤其是他的结束语出现的。由于共产党员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等人要批评他的报告，布哈林惊慌了，请求进行干预，防止出现政治攻击。我们在这件事上帮了他，召集大会领导工作人员开会，指示共产党员同志们在批评中不作任何反对布哈林的政治结论。然而批评还是相当猛烈的。布哈林在结束语里简直是用粗野的语言回敬自己的论敌。此外，他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他的报告的所有论点，直到具体诗人的分类和把马雅可夫斯基奉为典范等，都曾得到有关部门(指政治局。--引者)的赞同，同时曾对他直接指出，在这位或那位诗人的诗歌技巧的评定问题上他可以只代表自己说话。在这里布哈林也表现出是形式主义者。他在结束语里他把报告里所犯的形式主义错误更加深化了。此外他想要压服批评自己的人。现把布哈林的结束语的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寄上，其中特别标明一些攻击的话，他没有任何权利在大会上这样说。因此我们要求他在大会上发表声明，此外还建议他修改速记记录，他都这样做了。”布哈林的结束语经过修改和压缩去掉了其中最激烈的话，于9月3日发表在《真理报》上。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高尔基的表现问题。信中说：“高尔基的麻烦事最多。在大会的中间他再次发表退休的声明。我奉命说服他收回声明，我就这样做了。高尔基在闭幕词里讲了中央关于拉普的决定所起的作用，他不大愿意这样做，说明他不那么同意这个决定，只是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了。我深信一直有人怂恿他采取各种行动，诸如要求退休，提出他自己拟订的领导人名单等。他总是说共产党员作家不善于领导文学运动，对阿维尔巴赫的态度不正确等等。在大会快要结束时他也受大家的热情的感染，改变了颓丧和怀疑的心情，力图离开‘惹是生非的人’，投入到文学工作中去。”(见《书刊大检查--苏维埃国家内的作家和新闻记者(1917～1956)》，文件汇编，民主国际基金会、大陆出版社，2005年，第332～333页。)高尔基确实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并且依仗自己的特殊地位，常常公开地提出来。日丹诺夫在信里对提到他并不那么赞同中央关于改组文学团体的决议，在压力下，在闭幕词中只轻描淡写地提了提，他是这样说的：“全苏文学家代表大会指出，在代表大会各次会议上突出地和充分地表现出来的文学家内心的和思想上的团结，是列宁-斯大林的党的中央于1932年4月23日通过的决议的结果，这个决议谴责了文学家们根据与我们整个苏联文学的伟大任务毫无共同之处的动机组织的小集团，但是并不否定根据各自不同的创作工作的技术问题而实行的联合。”(《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国家文学出版社，1934年，第680页。)从这段话看来，他在对决议的看法上还是有保留的。

　　斯大林给日丹诺夫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信中说：“大会总的来说开得很好。不过，(1)高尔基的报告从苏联文学的观点来看，有些平淡;(2)布哈林把歇斯底里的成分加入到辩论中，惹了事(别德内依很好地和用辛辣的讽刺把他顶了回去);发言者不知为什么没有利用中央关于解散拉普的决议来揭露它的错误，--尽管有这三个不足之处，大会还是开得很好的。”(见《书刊大检查--苏维埃国家内的作家和新闻记者(1917～1956)》，文件汇编，民主国际基金会、大陆出版社，2005年，第342页。)

　　到这时，斯大林作出的重大决策已全部实现。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苏联作家协会的成立，结束了文学界各流派和团体纷争的局面，基本上实现了作家队伍的团结。有人说这是苏联当局硬把各派作家拉到一起的。这并不符合事实。当时代表们热情都很高，积极主动地发言，而且绝大多数人赞成作家的联合，这是事实，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可以为证。另一方面，代表大会通过讨论，通过了作协章程，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结束了关于创作方法上的争论，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学思潮暂时退居次要地位，或者像苏联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被克服了”。这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是有利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的成立，还使苏维埃政权便于实行各种扶植和赞助文学的具体措施。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