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碎的事情”
在北青报的连载中，没有看到何方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直接记述。但是在间接的叙述中，这个因美蒋特务为了破坏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而策划实施的恐怖谋杀，造成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8名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记者、3名外国记者和5名机组人员不幸遇难的事件，被何方列在“其他零碎的事情”中——事情发生后，“我们出发表外交部声明，同港英当局进行交涉外，中央十六日还决定第二天要在中山公园举行追悼遇难烈士的群众大会，内定卫生部长李德全以红十字总会会长名义做主旨讲话，讲稿由外交部拟定”。这个讲稿就是张闻天找何方连夜赶写的。
为这么一件震惊世界，让在万隆会议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始终牵挂的事赶写讲稿，在张闻天的大秘何方看来，不过是个“零碎的事情”。时隔55年，读来依然令人开眼。
不敢说1955年的当时，身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和他的秘书何方也是把这个事情当成“零碎的事情”来对待。但是他们起码没有当成“特别紧急的事”。这也是何方老先生的回忆给我们的明白无误的信息。他说：“张闻天必须在晚上十点钟睡觉这一情况中央领导都知道。所以周恩来还专门给外交部打过招呼：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晚上不要去打搅闻天。”
1955年4月，因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周恩来总理改变行程，先去仰光与缅甸、印度和埃及政府的领导人碰头，之后再前往万隆。为此，周总理和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8日抵达昆明，进行准备。
在昆明的周总理，依然关注着国民党特务的动向和有关人员的行程安全。根据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的《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1991年8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中，署名史实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一文记载：(1955年)“4月9日晚，外交部办公厅获悉，台湾国民党特务欲破坏我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与此同时，昆明长途电话传达周总理的紧急指示：要外交部将此情况火速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我国代表团，要他们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并请香港当局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同时指示外交部在北京向英代办进行交涉。”“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当晚将周总理的上述指示转告了香港新华分社和我代表团。次日一上班，又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副部长随即指示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交涉。”
请注意，董越千当晚把周总理的指示转告了香港新华分社和我代表团，但是到次日上班时才向张闻天汇报。——不能打搅十点钟必须睡觉的常务部长大人啊！哪怕是人命关天！
4月10日得知情况后，张闻天如何指示张越副司长办的交涉，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是事后英国代办处4月17日给我外交部的备忘录说：4月10日中国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副司长通知英国参赞，国民党分子可能要对一批中国记者于次日离港前赴万隆会议时进行捣乱，请求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这一通知并未在任何方面予以详述、也不含有破坏的意思。英国代办处的备忘录还说，英国参赞询问此批人员的数目、居留地点、有关航空公司的名称和出发路线，当时这位副司长不能对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予以答复，而是在此后以电话通知的。
我两年前就质疑过张闻天领导外交工作的能力，以及他对同志对工作的责任心。何方老先生的回忆，佐证了我的质疑。
周总理“事无巨细”
有趣的是，何方在回忆中，不时流露出张闻天对周总理“事无巨细”一把抓的工作作风的不以为然。
有不少张闻天那样大而化之的潇洒型干部，对周总理的“事无巨细”不以为然。可惜的是，就因为他们的“潇洒”，周总理才不能不事无巨细。就拿“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来说，张闻天的漫不经心掉以轻心和进退失据，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周总理却能够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力挽狂澜，终于化被动为主动。两人的境界和水平，高下立显。
曾经当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何方等人眼里，才高八斗，当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是委屈了。从职位上看，似乎是降了不少级。可是，您要是真金，在哪里不会发光呢？从张闻天1954年底卸任驻苏大使回国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到1958年陈毅接替周总理任外交部长，外交部的舞台不是没有张闻天施展的空间。就算他不赞同当时的一些外交政策如“勒紧裤腰带支援世界革命”，类似“克什米尔公主号”这样的外交事件，难道不是他施展拳脚的机会？可惜，没看出他有任何的建树，相反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这样的危机处理中，他的表现完全是不称职的。
当然了，按何方老先生的回忆，张闻天的兴趣在“研究”。研究，一般当然是无形的，成绩不大容易显山露水。不过，在这方面，从何方的回忆中，张闻天的研究也颇有质疑之处：一是他从苏联回来后，认为外交人员的待遇过高，为给国家节省外汇，决定给外交人员减薪，幅度还不小，这倒无可厚非。但是他自己，却要出国搞“调研”，几年中共出国四次。这种不为出访而专门进行的出国调研，在外汇紧缺的年代，有多大必要？有多大的实效？从何方老先生的回忆中完全没有看出来。二是张闻天的外交主张：他不赞同新中国搞“输出革命”，“勒紧裤腰带支援世界革命”。其实，新中国从来没有“输出革命”的外交政策。可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延续，中国共产党和当时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共产党，有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中国革命的队伍里，有过越南、朝鲜和其他国家的同志，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流过血。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怎么能和这些同志加兄弟一刀两断？此外我们看看这些年来美国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导演的政权更迭和颜色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和各国共产党保持革命同志的支援关系，那真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至于当年勒紧裤腰带支援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的后果，至今仍然是新中国外交的一笔丰厚财富，就更不用说了。张闻天的外交主张或者他对当时外交路线的不以为然，那个年代站不住脚，如今看来依然很不现实。
秘书水平高，还是自己不作为？
从何方的记述看，张闻天很倚重他这位大秘。从东北到苏联到外交部，一直带在身边，很得用。张闻天的很多讲话，都是何方起草的，他起草的文稿，张改动很少。
从一个角度说，何方长期在张身边，对他的思想、文风比较了解，起草文稿符合张的心意，那是很自然的。
但是如果大多数文稿都是秘书动笔，张虽然出了思路但是改动很少，我很难说这是秘书的水平高，还是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自己不作为？
因为秘书的水平再高，与总书记的水平应该还是有差距的。最起码，周总理在万隆会议的那篇即席讲话，就不是哪个秘书可以起草出来的。
陈老总“不外交”？
更为有趣的是，何方老先生认为陈老总有些言行“不外交”， 其典型“不外交”的言论，就是陈毅元帅1965年9月29日在人大会堂对300多中外记者讲的话：
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推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究竞是美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国有一句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它欺负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高棉人、老挝人、印度尼西亚人、刚果人、多米尼加入，连它的盟友法国也受它的欺侮。受它欺侮的人起来反对它，变为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造成的。
这段话，何方、张闻天认为“不外交”，却被众多网友称为“新中国史上最牛的记者招待会”。而且，从外交效果上看，也没有什么不好。有些人以为这样的话得罪美国人，讲了不好。其实他们不懂美国人。美国人最尊重的，不是那些顺着他们的意思讲话的人，虽然他们为了自己的需要，会把顺着他们意思讲话的人捧为“精英”。美国人最尊重的，还是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元帅等等敢于对他们说不的人，也就是他们能够看做对手的人。
何方还拿出《陈毅年谱》和《张闻天年谱》做比较，认为陈毅来外交部办公的时间很少，盯在外交部的，还是张闻天这些人。
对外交工作的领导是否能以在外交部办公室盯班的时间长短来判断，姑且不论，就说两人在外交部人员心目中的地位和对外交工作的影响，也是天壤之别。
从张闻天担任驻苏大使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离开，他在外交部的时间和陈老总到“文革”开始时的1966年实际领导外交部的时间，相差无几。可是在有人要打到陈老总的时候，外交部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还有91位司局级干部签名贴出保陈毅的大字报，包括我老爹——他连大字报看都没看，听说是保陈老总的，就签了名，为此打成“二月逆流”遭受批斗也在所不惜。而张闻天无论在庐山会议受到批判还是后来得到平反，按何方的回忆，在外交部都波澜不惊，似乎没有这回事。不能说张闻天在外交部有什么积怨，但是起码可见他没留下什么念想。
怀念陈老总的岂止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我新华社的一位老同事，当年是北外的学生。据他回忆，他上大学期间，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有限，油水少，学生们经常饥肠辘辘。陈老总闻听此事，立即指示外交部有关部门，把当时外交部机关搞到的一些肉类、油类送给北外，给学生们补充营养。他说，陈老总每年还请北外的教授到家里座谈，还请他们吃饭，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各人的工作作风不一样，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张闻天成为陈老总。可是即使在何方认为张闻天擅长的研究领域，张闻天照样没有留下像样的东西。而陈老总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老帅在1969年对国际形势的研判，特别是是陈老总对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对中国外交扭转历史的巨大贡献，则是永垂青史，有目共睹。而陈老总等老帅的打开中美关系，不是卷旗缴枪，而是以我为主，气贯长虹！
遵义会议后的“最高领导”
历史上留下的一句话，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令何方老先生有些不忿，还去找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掰扯：遵义会议后确立的党内“最高领导”是张闻天呀！
其实，有没有“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这样的表述，或者“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句话是否完善，意思实在不大。因为一个不争的史实是，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被排挤出了中央领导层，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红军的五次反围剿失败，丢掉了瑞金中央苏区，一路西逃，一败再败，前途未卜！遵义会议上，恢复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在中央领导层，有了发言权了。这之后红军的转危为安，历史早有定论。红军长征直至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谁的领导，这都无需赘述。如果非要争遵义会议的“最高领导”所起的作用，那么没有毛泽东，张闻天是否能领导出这样的胜利？但凡有点常识，都不难作出判断。
历史给过张闻天当“最高领导”的机会。可惜，张闻天的才具人品都辜负了这样的机会。他连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事情都没有做好，后人还给他争这个“最高领导”，张闻天泉下有知，怕也愧得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