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到哈佛

　　今年是海外钓运的三十六周年，作为一个老保钓，固然青春无悔，但回顾往事，也难免会兴往事不堪回首之叹！

　　我是在哈佛投入钓运的，就从哈佛谈起吧。

　　每个年青人都有一个梦，我也有个梦。60年代初在台大做研究生搞中国近代史时，就是梦想有一天能够到哈佛拜在美国中国学的一代宗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和中国思想史巨擘、毛泽东思想权威施华茨（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1916－1999）门下，专心研究、比较和总结近百年来苦难中国历尽坎坷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因果关系和成败得失，并进而探索通往一条民主、富强、正义的现代化中国之路。

　　这是年轻时为我自己定下的一个终身治学的长远目标。我多么渴望能够在费正清和许华茨这两位大师的指导下，初步扎实地打下实现这个目标的学术基础。

　　1966年，我的梦想终于成为事实，有幸踏着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林语堂、周一良、杨联升等许许多多我国前辈学人的脚步，走在春天哈佛校园绿草如茵的草地上，漫步在秋天枫叶遍地的查尔斯河畔。可以想象，当时，我是多么的志得意满，意气风发，多么地庆幸能够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求知机会！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无限的美景，万里晴空，看不到一丝乌云。

　　经过三年的埋头苦读之后，终于在1969年5月13日星期二这天上午，通过博士生资格口试（主考官为中国近代史费正清、欧洲近代思想史斯图尔特•休斯H. Stuart Hughes 和中国通史余英时），剩下的事就只是写论文了。这三年里，虽然美苏的二元国际大格局正在面临中国的严重挑战，越战的烽火正在中国的南方炽烈地燃烧，文革的动乱正在席卷神州大地，特别是美国学生的反战运动愈演愈烈；哈佛校园也不时爆发示威罢课、占领行政大楼等激烈的抗争活动，有时整个学校几乎陷于半瘫痪状态。然而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虽然内心深受触动，但还是可以置身事外，作壁上观的。

　　课余之暇，仍可同当时在哈佛执教的余英时、叶嘉莹（均为1966年来哈佛执教）和来自台湾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人或进修的学者，例如文崇一、陈文石、孙同勋、赵中孚、谢清俊、詹春柏（现任国民党秘书长）、黄任中（前台湾行政院院长黄少谷公子，时在波士顿市政府任职，後回台湾经营电脑业致富，现已故世）等，或品茶论道，或郊外踏青，或请客吃饭，或玩玩麻将，或下下围棋，或送往迎来，日子乱中取静，过得倒也逍遥写意。

　　但这只是表面的暂时平静，实际上从到哈佛的的第二年起，特别是从1968年起，苦闷、抑郁、日益对哈佛学派的疑惑，已经逐渐在我的心湖里形成了汹涌的暗流。初来哈佛时的兴奋、乐观的心情已经逐渐消失，一旦有引爆的导火线，这股深藏在内心的苦闷及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就会像洪水决堤一样爆发出来。

　　1970年底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首先响起的钓运春雷就是这种导火线，它将我从绮丽的哈佛之梦的主观愿望中震醒，激发了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和关怀国事世事的激情。激情使我脱离了正常的学院道路，走上了不可知和充满变数的未来。

　　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我是钓运的一代，钓运在我身上无可避免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二、钓运春雷在哈佛回响

　　1971年1月28日这一天，是改变我一生方向的大日子。这一天，大波士顿地区来自港台的留学生，在哈佛大学的廖约克、戴永生、余珍珠、陈达怀、祝开景和我，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朱耀奎和甄仕坤等的积极推动下，第一次在哈佛大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响应已经在全美国各地此起彼应的钓运春雷。

　　由于我来自台湾，又经常在当时台湾的《大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小有文名，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都是搞理工的，只有我是搞中国近代史的，所以推我出来担任大会主席，作主题发言。在发言中，我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并呼吁华人一致对外，但对于国民政府的颟顸无能，我却网开一面，避而不提。可见当时我是有政治顾虑的。当然，这引起了某些香港同学的不满。

　　但是，我毕竟作出了个人的政治选择，迈出了第一步；从此，我告别了哈佛的苦闷抑郁岁月，投入了充满浪漫激情的学生运动；也就是说，我在哈佛的后一半――1971年至1975年――是在浪漫激情的岁月中度过的。钓运与我，我与钓运，就这样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不过，由于不擅长组织示威游行的群众活动，又没有发表煽动性演说的口才，所以我在钓运中只能「带笔从戎」，带着一只笔，为钓运搞一些文字宣传。

　　按理，爱国反帝有什麽错？可是，反政府那可是件带有严重后果的事。香港同学例如廖约克等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在钓运中总是带头冲锋，勇往直前，而台湾同学却不能不考虑到由此可能为台湾的家人带来麻烦，为自己未来的事业前途蒙上阴影。所以言行上，在钓运初期往往显得踟蹰不前，犹疑不定。

三、钓运前的觉醒

　　当然，我们这些大波士顿区的港台留学生这时一下子跳出来决不只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了一段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阶段；那就是在1969年下半年和1970年这段期间，也就是我在「天下大乱」的国际大气候之下，愈来愈感到苦闷的一年多里，我们不断受到美国学生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的刺激和鼓舞，同时更受到来自大陆文革「造反有理」的思想的启发和激励。于是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两校的港台留学生便成立了由廖约克主持的学习小组，不定期地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革命史，西方帝国主义史，以及鲁迅和三四十年代作家的小说。当然，毛泽东选集和马列主义是必读的书籍。由于我是搞中国近代史的，所以常常被推出来作报告。

　　在学习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很自然地进行了自我改造，扬弃了过去在台港接

　　受的传统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矛盾共存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心理思想结构；转而同情并进而部分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千万别小看了学习小组的历史意义，它在冷战时代头一次使海外年轻一代的

　　台港留学生开始觉醒，扬弃国府，认同祖国，并融入中国历史的主流。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它为中国的最终统一在海外播下了思想的种子。

　　这种转变可以从廖约克当时向小组提出的一个书面意见略窥端倪，并可以从中了解到哈、麻两校老保钓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

　　

　　如何能抓住历史的主要矛盾？还是那句老话：提高警觉，坚定立场。怎样做到这一步？我觉得是主动地去学习至少使我们有直接感受的问题。鲁迅留学的转变及对青年的批评与期望，胡适对西方社会的了解等等。而最主要的是看帝国主义今天在越南、金边、在南美、在非洲、在本国的黑人社会干了什么。

　　在港台，与我们姐妹们年龄相仿的被美军凌辱的少女们，在越南中弹后仍俯身去掩护他弟弟的一个七岁的小童，在芝加哥被射杀在床上的黑豹党的领袖，对于他们，什么是帝国主义及什么是认同等问题，相信是不存在的。

　　同学们，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用我们的心去了解一下这些在血泊中辗转的人民，我们当更会深刻地体会到百年来中国所受的苦难是什么，我们当更明白在美国为虎作伥的意义是什么。很难想象一个人若能对眼前被压迫民族的苦难视若无睹，却会对几十年前祖先们的痛苦感到义愤填膺，热血满腔。

　　

　　这是他1970年初写的，其中他使用了矛盾的概念，他具体地联系到国际现实来批评帝国主义，他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同情，他由此联想到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的苦难。这是一个中国青年精英对大时代发出的怒吼，吐露的激越心声！

　　       在他的影响下，小组其他成员大致也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所以，在71年初在哈佛召开钓运大会这样的群众大会时，我们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都已做好准备，可以说是水到渠成。我想美国其他各地的校园也是同样的情况吧，否则钓运不会像星火燎原一样，迅速蔓延到全美各地。

　　由此可证，钓运不只是海外留学生和华人的一次政治运动，更重要的是，它是对反共反华的冷战思想的反动，是一次深刻的海外华人的文化思想运动。所以，当时也有人比喻说――据说，周恩来就曾对回国访问的保钓健将说过――钓运是海外的一次新五四运动。是的，通过钓运，海外的留学界和华人社会，普遍地觉醒了，决裂了，并认同和回归祖国。

四、费教授，你错了！

　　70年这一年，我正在开始构思论文的题目，正在为「写什么和怎么写」而烦恼。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的思想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引起我思想转变的直接诱因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方才提到的哈佛的钓运和学习小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诱因就是我哈佛的美国反战同学，例如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维克托•倪（Victor Nee，华裔美人）（社会学系） ，乔恩•利文斯通（Jon Livingston）、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 ）（日本史）、托马斯•恩格尔哈特（Thomas M. Engelhardt）、詹姆斯•莫雷尔（James Morrell）、林培瑞（Perry Link）（都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等，对我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有的是费正清中国近代史讨论班上的同学，有的甚至是室友（如利文斯通和莫雷尔）。他们不仅是当时哈佛的反战健将，而且在全美高校的反战运动中也起着带头作用。

　　他们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反战学潮中，大胆地对费正清说，你错了。这真使我这个一向视费正清为不可挑战的学术权威的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原来费正清也有错，也是可以批判挑战的。

　　这些美国同学向老师造反，向体制挑战的勇气，给予我这个来自台湾的笃守师道尊严古训的外国学生很大的鼓励和启发！于是，费正清在我的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开始动摇了。

　　这些美国同学对我思想的转变主要是来自同他们朝夕相处的言行，以及他们的反战文章和他们同费正清及他的助手埃兹拉•沃格尔（Ezra F. Vogel）在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CCAS） 学报（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和哈佛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上进行的针锋相对的精彩辩论。

　　他们的基本思路是，美国介入越南的战争是一场违反正义的侵略战争，根本不值得美国人民支持，不值得花美国人的钱让美国青年去送命，所以他们基于一个学者的职业良心，一定要坚决反战。他们进而从理论上分析导致美国陷入越南泥沼的深层原因是美国狭隘的国家利益，是僵硬的美苏两极的反共反华的冷战思维，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问题的敌视共产中国和在东南亚围堵中国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费正清一手建立的中国学就是这种围堵中国的理论和大战略的一个构成部分。

　　1968年美国接连不断的越战灾难使他们深深感到，整个天都要蹋下来了；过去他们深信的美国基本价值、教育体制和运作机制、政学关系、建立在言论自由价值上的大众传媒，现在都面临信仰的危机，都需要彻底从新审视。一时间，美国人引以自豪的文明突然变得一无是处，都出了问题！

　　我的好友和室友，佩克和利文斯通于1968年10月间，同费正清和沃格尔进行的冗长的辩论的焦点，是质问他们所主持的东亚研究中心，为什么要培训在当时反战学生深恶痛绝的中央情报局人员。他们认为，这是根本违反学术的自由和独立性的，是可忍，孰不可忍？费正清被迫被动性地回应说，双方的合作是互利的，中心可以从国防部得到经费支持，并可从中央情报局得到保密的资料。费的回答彻底暴露了美国中国学的真实面貌，原来所谓客观独立的学术研究只是个幌子，中国学骨子里只不过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驯服的工具，为美国的亚洲政策提供所需的理论依据而已。

　　这些前所未闻的、令人震惊的反战、反权威、反现行体制的观念，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对哈佛作为一个维护学术独立和尊严的信念，使我对费正清一手建立的美国中国学的一些基本假定打了个大问号；连带地使我原来在台湾国民党长期教育下形成的传统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矛盾共存的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心理思想结构，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以致思想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严重到不知道论文究竟要写什么和怎么写；严重到失掉了论文的立场、大方向和前景，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来引导论文的论证。确切地说，这时我感到的是迷惘、失落、焦虑，陷于严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机，同我初到哈佛时的那种意气风发和乐观自信，适成鲜明的对比。我的哈佛之梦，开始幻灭了！

五、另起炉灶 

　　因为我的美国同学们和他们的同志，例如哈佛的利•卡根（Leigh

　　Kagan）、威斯康辛大学的埃德•弗里德曼（Ed. Friedman）, 华盛顿大学的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等，他们假定导致越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哈佛学派为首的中国学学者通过他们的著作和建言，向当道提供了关于中国的错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并严重误导了美国公众。所以他们在1968年3月利用亚洲学会年会之际，将越南问题核心小组(Vietnam Caucus)扩大成为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长期推动对亚洲研究和中国学的重新评价。同时一方面纠集全美各地的反战同志，出版了CCAS 学报，作为他们反战的言论园地，另方面纠集一些研究生或教授另起炉灶，撰写专论，从理论上批判以费正清学派为主的现代化理论，并建立同情共产中国的进步的自由主义左翼的解释体系。

　　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些美国同学决定写一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专论集。1971年1月15日，该书的共同主编佩克和倪正式通过纽约一家有名的兰登出版社（Random House）所属的潘西恩书局（Pantheon Books）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写作班子，我欣然接受，并全力以赴。我被指定负责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变化的这个侧面，追溯文革的深层历史文化原因。

　　具体而言，我之所以乐于参与这项事业的基本动机与我的美国同学是不同的；我的出发点不只是反战，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篇专论，试图从西方中国学学者的手里夺回中国自由自由主义者长期以来甘愿放弃的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解释权。所以我和这些美国同学是同途而殊归。

　　由我来写这篇专论，我所具备的资格还是比较充分的，除了我在哈佛三年的方法学训练和对西方近代思想史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潮的掌握之外，我还具备另外两个比较优越的条件：一个是1962至1966年我在台湾当研究生时，曾经参与编辑由陶希圣主持、蒋君章主编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当时的同事有李敖、张俊宏、陆宝千、张国兴、郎德渝等），从而对上至清初下至民国北伐期间的三四百年历史的走势和文献档案，是比较熟悉的。我在这方面的独特经验，大概是费正清所有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的中国学生中，包括张灏、郝延平、李欧梵，还有我的同班同学居蜜（居浩然女公子，居正孙女）都欠缺的。

　　其次是，我的进步的左翼立场和观点正在稳步形成中。1969年和1970年，我写了〈略论美苏两国的中国学学者对中国近代史解释的基本分歧〉、〈试论西方中国史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几个错误假定〉，分别发表在1969和1970年的《大学杂志》。1971年又在美国由张系国主持的《大风杂志》发表了〈中国历史波动论〉。在这三篇文章里，我已经大体上形成了我对中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异于费正清学派和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我的思想倾向这时已明显地开始向左转了。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在〈基本分歧〉和〈错误假定〉两文中，我强烈呼吁中国历史学者应当从速从美苏的中国学学者手里夺回中国历史的解释权，并建立中国人自己的一套解释体系；当然，这是我从一个海外学者的立场呼吁的，实际上文革时期大陆的史学家们正在猛烈批判美苏两家的史学理论，建立中国自己的史学理论。台湾那时的文学界里已经有人例如唐文标（台大数学系教授），开始批判文学的现代主义和现代诗，最后于1978年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乡土文学大辩论。然而台湾史学界却一向是保守反共的新儒家和自由主义共治的天下，所以我的文章出来后，应者寥寥，几乎没有激起一点波澜涟漪。

　　所以，基于这些考虑，我是有信心可以完成他们所交付的任务的。

六、终于触摸到中国社会的脉动了！

　　但是，这不是一篇二三十页的小文章，而是一篇无论就内容、时间跨度和篇幅而言，都相当于甚至于尤胜于博士论文的大文章。为了撰写这篇文章，这几年中我系统地大量阅读了大陆近现代史家和思想史家如范文澜、胡绳、黎澍、刘大年、侯外卢、李泽厚等学者的著作和大陆报章杂志上的有关专论；当然毛选和马列经典也是必读和精读的书籍。此外，也阅读和参考了大量有关的英文书刊专论。

　　花了整整三年多的时间，也就是相当于撰写一篇博士论文的时间，终于于1974年中完成了这篇题目为“Cultur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1840－1969）”（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革命）的长达103页印刷页（非打字页）的专论，从鸦片战争起一直写到1969年，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一百三十年。拙文的中心思想是结合锐利的阶级分析观点和韦伯的理性分析法，说明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是西方意义的现代产业工人阶级，而是由于国家长期沉重的外债、连年内战和帝国主义在不平等条约下的长期经济侵略，在广大农村和沿海城市制造了无数的贫困农民和工人的无产阶级，这是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这些广大的无产者极端不满现状，渴望推翻现状，所以要求革命，投入革命，成为毛泽东人民战争无穷无尽的人力来源。其次是结合辩证法的主观能动性的概念和儒家的道德直观法，说明毛如何在文革中改造中国历代一脉相承的「公」的概念，在现代工业化的基础上赋予现代内容，从而在毛泽东思想里引入了儒家的道德价值观念。在当时进行扬法抑孔、儒法斗争的大气候下，提出这样一个肯定儒家积极成分的论断，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对我个人来说，撰写这篇专论的过程相当于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改造，尝试以阶级分析为主，兼采韦伯和儒家的两家之长。无疑地，这是我个人当时思想上的一次质的巨大飞跃。

　　在撰写这篇专论的过程中，我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识加深了，并总结出了三大基本规律，也可以说是中国进行现代化的三大政治前提：必须建立一个可以自由行使主权和意志、充分支配物质、精神和人力资源的强大的国家权力核心；其次是必须阻止和彻底清除外力，也即彻底抑制帝国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粗暴干扰和无端阻碍；三是必须让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和工人过上温饱的生活。具体言之，就是让中国不再挨打，让中国人不再挨饿。否则，一切现代化的谈论和努力，都将流于空谈和徒劳。

　　对于如何提供这三个涉及国脉民命的政治大前提，国民党的传统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矛盾共存的治国方略和思维模式，对陷于「国亡、种灭、教毁」的三大深重危机的苦难中国而言，是完全苍白无力的（今年4月连战在北大的演讲，基本上仍然没有超出这个导致国民党在大陆丧失政权的思维框架），甚至还会使危机加剧；形象地说，就像座美女雕像，虽然好看，但却没有生命；当然，如果在和平时期，它们在经济和文化教育的领域里，还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的。但中共的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和思维模式，无论在革命年代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展现出一种充满摧枯拉朽、起死回生的蓬勃朝气、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而这正是一个垂亡挣扎的古老中国文明所亟需的良药。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对我产生强大吸引力的根本原因。所以，从此我的治学思想转而同情和选择性地接受了中国社会主义。这个个人思想的革命式转变就是在这个激情的岁月里完成的。

　　历史学者很像一名社会医生，根据历史事实来诊断社会的病因。过去我这个社会医生，学的是传统儒家和自由主义的那一套本领，结果始终把不出中国社会的脉动。自从通过毛泽东思想――遗憾地是未能等到通过邓小平理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之后，我开始触摸到中国社会的脉动了。这个结果真使我喜出望外，兴奋莫名！

　　我到哈佛留学取经不正是要学到这套本领吗？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不是从费正清、施华茨那里学到的，而是从批判他们的学派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那里学到的。这是我到哈佛之初怎么也没有料想得到的！

七、大功告成

　　我们的专论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于1975年大功告成，正式出版。其中一共收了四篇论文，佩克、倪和我各一篇，加上卡尔•里斯金（Carl Riskin, 纽约皇后学院教授）的一篇, 我们分别从理论、文化思想、制度、心理动机和政治运动等各个角度来分析文革。专论集是当时有关文革的一本比较有份量的专书，厚达500页。全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在美苏两家之外，另创一家；左批苏联以革命正统自居的修正主义，右批西方的为发展中国家构建的唯西方马首是瞻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然后以文革时的毛泽东思想为依据，建构一套崭新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遵循的群众路线理论。文革就是毛的这种模式的理论构建和具体实践。

　　随后许多书评也出来了，美国左翼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主编保罗•斯维齐（Paul Sweezy）和《翻身》作者韩丁（William Hinton）都给予高度评价。拙文也颇获好评；其中有一个书评家约翰•康拉德（John Conrad）甚至说，拙文是整本书中最扎实的力作，并指出拙文的观点相当持平（balanced view）。接着他赞誉拙文说：该文简明扼要，肯定是全书中最扎实的力作，自成一家之言。如果想要对本书和中国历史有所了解，好好读读这一节就够了。“Concisely written, this article is definitely the strongest section of the book, and it is able to stand on its own. Any reader wishing to get a feel for the book and Chinese history would do well to read this section.”  但是深获我心、最能道出拙文特点的还是《柯克斯评论》（Kirkus Review）的编辑们，他们锐利地指出我强调毛泽东在文革中发挥儒家传统中的主观道德的能动性作用，从而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作出有别于列宁的客观理性能动性的重大贡献。（An article by Kung Chung-wu provides solid material on Mao’s fundamental continuity, not only with Confucianism and its “subjective emphasis, but with Western rationalism. Kung contends that the continuity of this ethical tradition is part of Mao’s “great contribution to Marxism.”）是的，我将三家即马克思主义、儒家和西方的理性主义融合于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之中，没有偏激过左。这是我的个性，也是我一向奉行的兼容并蓄的基本治学立场。

　　这些书评，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它们告诉我，我这几年辛勤的笔耕终于结出了硕果！

八、该来的终于来了

　　由于这篇文章的问世，个人认为，我当初到哈佛深造和求索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学术目标基本上可以算是达到了，虽然是走了同我的老师费正清和施华茨相反的道路。但是，我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然这原本也是意料中的事，该来的总是要来了。

　　首先是，我同我的那些奉儒家和自由主义为治学圭皋的师长们和师兄弟们，愈来愈没有共同语言。我的师长们，费正清、施华茨、余英时，都曾试图劝说我不要卷入学运，回到研究室里安心撰写论文。有天早上，那是1972年的某个春天早上吧，费正清让他的秘书小姐特别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共进早餐，以严肃的语气提醒我尽快动笔，撰写论文。余英时在这前后也把我叫到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的研究室，晓谕我参加学运的利害，言下之意是希望我从速「迷途知返」。我的同班同学，詹姆斯•里夫斯•普西（James Reeve Pusey）（哈佛前校长内森•普西Nathan M.Pusey的儿子，已故汪德昭教授的女婿），也好意地做过这样的尝试。

　　但是我已经走上了不归路，因为我是不惜为求索中国现代化真理付出高昂代

　　价的；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近现代史的专业学者，这种求索就是他的学术生命的真谛。我怎么会就这样听从他们的劝说而回头呢？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他们的善意，特别是费正清和余英时的殷殷关切，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其次是，我在哈佛求学的这段岁月，都是靠哈佛燕京社的研究金赞助支持的。本来，领取研究金的人当然有义务撰写论文，提交论文，然而这些年来，从1971至1974年，我一方面撰写那篇文革的文章，另方面却不时参加保钓同志们举办的示威游行和召开的各种讨论会，例如1971年4月10日的华盛顿大游行，同年8月初的布朗大学美东讨论会，9月初的密西根大学中西部国是讨论会，以及后来几年的儒法斗争讨论会等；此外，还同尹梦龙等创办《群报》，同谢定裕和黄庭芳等合办《新境界》，并且还经常为《七十年代》、《盘古》、《广角镜》、《大风》等杂志写稿。

　　在费正清的眼里，我已经成了他的一个「不务正业」的学生。作为我的指导教授之一，他焉能不为我担心。可是，在那段浪漫激情的时代，不止我这个中国学生「不务正业」，他的许多美国学生也都是「不务正业」，其中有好几个后来根本离开了哈佛，放弃了学业。从这个大环境下来看，我的言行，并非特例，几乎是当时美国各大学研究院反战学生的通例。

　　话虽然这么说，但家有家法，校有校规，费正清看到口头上既不能劝我回头，只好形诸文字，三番四次地以私函催促我提交论文。我只好表面上敷衍他说我正在撰写中，而实际上却仍然我行我素，照旧搞我的学运活动，写我那篇文革专论。

　　鉴于我仍然「执迷不悟」，继续撰写「不务正业」的专论，而「应务正业」的论文竟然一直没有下文，费正清理所当然地就停了我的研究金。就在这个断炊的1973年吧，国民党波士顿总领馆，也落井下石，于当年11月1日正式来文以「台端申请护照延期事，经呈报有关机关未获核准」的理由，吊销了我的护照，让我在美国成了一个非法居留的无国籍人士。接着移民局通知我三个月内离境，真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于是，在随后这一年多里，在生活费、身份、论文这一大堆问题的折磨下，我的身心真是备受煎熬！

　　为了解决身份问题，1974年只好到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办事处，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以便在美国合法居留，继续撰写我的论文。当时，我恐怕是哈佛校史上第一个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中国留学生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被吊销护照的台湾保钓留学生当然不止我一个人，还有李我焱、徐守腾、林孝信、郑培凯、虞光等等一大批，但必须强调，我们没有一个――我要再强调一下，没有一个――以政治迫害为理由而向美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的。所以我们对那些六四之后滞美不归的大陆民运人士，不顾国家尊严和个人人格，纷纷向美国寻求政治庇护，领取绿卡的背叛行为，是非常不齿的。

九．重新拾起论文

　　为了长期解决生活问题，1975年初只好进联合国当一名国际公务员，既解决了饭碗问题，又解决了身份问题，可谓一举两得。

　　当时，外界一般把进入联合国服务的老保钓视为特权分子，我不知道别的老保钓是怎么想的。但对我而言，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只是亟需一个不受政治干扰的安定环境和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从而可以定下心来撰写论文和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爱国活动。我曾经向费正清和施华茨请求将我刚发表的专论作为我的博士论文，但是施华茨说，哈佛不接受出版了的文章作为论文。所以，我被迫只好重新拾起被搁在一边好几年的文稿了。

　　虽然业余时间比较多，但无法集中使用，所以接连利用两个暑期（1978和1979年）向联合国申请留职停薪，到哈佛继续收集我的论文资料。当时联合国内有些热过头的保钓朋友竟然为此指控我搞白专。如果要给在学术上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加上白专的罪名，我愿背上这个罪名。

　　正当我在联合国利用业余之暇撰写论文的时候，国内外的大气候又发生了巨变，越战结束了，反战运动急剧降温了，毛周相继辞世，燃起激情的三大炽热火源都消失了，激情随之自然逐渐冷却下来，归于平静。这为我可以以比较清醒冷静、客观持平的心情撰写我的论文，提供了有利的大气候。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由于文革被彻底否定，被批得一无是处，我们的专论集自然也成了不受欢迎的「黑材料」，从畅销书变成无人闻问，而逐渐被人淡忘；中国官方正式将文革的历史束诸高阁，让它尘封起来。而我花了这么多的心血，甚至不惜把个人的学术生命压在上面，才打造出来的新炉灶一下被砸得粉碎。这个教训实在太惨痛了！也实在太令人失望了！于此足证，不论中外古今，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多么紧密的结合。因此一个历史学者要在一个风云变幻莫测、错综诡谲的国内外大气候之下，探索历史的真相，真是谈何容易！

　　这是不是说，费正清当初对我的规劝是完全对的呢？ 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说全对，因为作为费正清的学生，我同他的分歧，已经超出师生的情谊，而是涉及如何正确看待中国革命、中国在世界的定位，以及中国现代化方向等这一系列的大是大非的学术问题；我的挫折困顿，应当是任何人在求索真理的过程中，在走自己的道路时，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历史总会有一天证明，我将是他的笃守哈佛校训「追求真理」的中国学生之一。

　　本着这种追求，我选择将晚清的著名儒臣张之洞的思想作为我的论文主题，因为他的《劝学篇》是一个晚清儒臣（康有为、梁启超不是儒臣，只是儒生），一个中国帝王之学的最后代表人物，为了将官方儒学现代化所作的最后的一次主要努力。他的内（圣）外（王）的唯心辩证思维同李大钊、毛泽东的上（红）下（专）的唯物辩证思维是相反而相成的。通过他，可以将中国传统的「帝王之学」同毛泽东一手开创的现代的「人民之学」有机地贯通联系起来。所以，我的论文是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六年後，也就是1981年的春天，我终于提交了论文，正式完成了我在哈佛漫长的艰辛求学过程。对于我的这份执着，相对于某些老保钓的中道而废，有始无终，自己还是颇感安慰的。

　　实际上，在哈佛这段漫长的求知求真的过程中，我一共写了两份都是高质量的论文。其间我还积极投入了钓运，参加讨论会，发表演讲，还为左翼报刊写了难以计数的文章，并以业余时间担任一家小周报《华报》的总编辑（现在香港的大导演徐克，原名徐文光也是合作者）。所以我是丝毫没有虚耗我的宝贵的哈佛青壮岁月的。当时像我这样一个不循常规的哈佛研究生，当然不是只有我一个。

　　不过，我要特别感谢费正清和施华茨两位教授的雍容大度，让我这个「离经叛道」、「背叛师门」的中国留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成我在哈佛的学业。这在一般大学和中国社会（包括两岸三地）是很难想象的。这不仅显示近代欧美学术界自由独立研究的优美学风，也突显了费正清、施华茨这样宗师级的大学者，为了维护学术研究的客观和独立性，允许学生向自己挑战的可敬风范。在我国唐宋的盛世时期，我们也曾有过类似的优美学风，但随着皇权的日益高度集中，明清以后荡然无存，实在令人追慕不已！

　　论文提交之后，我曾向施华茨提出我想离开联合国，到学校教书，但是他好意地建议说，他可以推荐我到香港或新加坡的大学去。如果在美国教书，我的意识形态将会为我带来很多的困扰和麻烦。经他这麽一说，加上我已有家室之累，更是难以轻言搬动。所以，以后就没有再向他提起教书的事。此后就一直安心留在联合国做个业余的历史学者，继续一本初衷，专心研究、比较和总结近百年来苦难中国历尽坎坷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因果关系和成败得失，并进而探索通往一个民主、富强、正义的现代化中国之路。

　　这是我终生的治学目标，虽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只能以屈原的话来自勉：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我的执着，直到人生的尽头！

十、小结――呼唤理想主义

　

　　读完了拙文的读者们或许会问：受了这麽多的磨难，走了这麽多的弯路，真的值麽？

　　当然值。三十六年后的今天，抚今思昔，我仍然无怨无悔；甚至还引以为荣，深感自豪。

　　钓运激发我理想主义的激情，才使我有勇气背叛师门，同我的过去决裂；才敢顺从历史潮流，认同祖国，回归中国历史的主流；才有机会学习和运用锐利的阶级分析方法。

　　我也曾以满腔的热情投入钓统运，并丰富了钓统运。

　　就这两条，我觉得再大的磨难，再多的弯路，也值得承受，值得去走；如果有机会让我再做一次选择，我将会毫不犹疑地、潇洒地再走一回这条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老路。

　　不论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要有点理想的，否则人生剩下的将只是一片空虚苍白；否则这个国家或民族，纵然经济上富庶繁荣，文化上必将苍白无力，没有精神灵魂。在今天这样一个一切望钱、望权看的世道下，我们是多麽地亟需发扬和传承当年海外我们这些老保钓曾经为之奉献牺牲的关心国事、天下事的高尚爱国主义情操和激情的理想主义精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