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钓运春雷传达的时代信息――两岸大和解

―― 一个老保钓对保钓文献的解读

2009、5、2

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

龚忠武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文献的刊印、典藏，副题是文献的解读。1970年代的钓运期间，我办过学生刊物，也写过文章，同时又搞的是中国近现代史，所以不论是主题、副题，我都有话要说。

先说文献的典藏。早在2004年左右，由于感到我们老保钓的一代都已进入暮年，来日无多，手上珍贵的钓运文献资料可能散失，再不收集保存，就来不及了。所以就同吴国祯、林盛中、杨思泽、周本初、叶先扬，谈起在大陆找家大学或研究机构，集中收藏保钓资料的事。结果找来找去，像社科院、厦门大学的台湾问题研究所，甚至政协的文史单位，都曾试探过，但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不了了之。最後，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领导人如在座的薛芳渝馆长，在吴国祯的引介下，独具慧眼，不但答应收藏，还特别调派人力，对老保钓进行口述史。当然，还有贵馆，在台湾也是独具慧眼，早在2004年就在谢小芩馆长的主导下，開始钓运文献資料之收集與典藏，先后有一批老保钓，像叶芸芸、林孝信、刘源俊等，也向贵馆捐贈了大量珍貴文獻，并且也作了口述史。真是非常难得的盛举，可圈可点！

所以，体现老保钓精神和思想的保钓文献史料，终于在两岸、在自己的国土上，而不是在国外、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各大图书馆，例如哈佛燕京图书馆、国会图书馆等，找到了最理想的、永久的安家落户的地方了！作为老保钓，我要向薛馆长、谢馆长，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否则，大量宝贵的钓运文献资料，真不知要飘泊流落到哪里去了，说不定还有可能被作为垃圾废纸给处理掉了。要是落得这样的悲剧结局，不仅有负于我们自己的青春岁月，更对不起我们的后人，我们的下一代。

至于钓运报刊的编写刊印，我个人方面，就是参与了《群报》的创刊。1971年夏天，在尹梦龙的邀约下，为《群报》的创刊构思谋划， 8月1日终于正式出版，我还被推出来写了《群报》的发刊词。後来该报接续西部的《战报》（只出了2月号和6月号的两期）成为推动钓运的一个重要的言论阵地。1975年以後，我到纽约工作时还利用业余时间，主持过纽约侨社《华报》的编务，现在香港的名导演徐克，原名徐文光，也是当时编辑部的成员。另外，还同谢定裕、黄庭芳、苏永波、于中原在波士顿地区一起编过《新境界》。除了参与这些报刊的编务之外，钓运期间还为港美的杂志报刊和钓运刊物写了不少文章，现在都成了钓运的史料了。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在钓运刊物的编印方面，最值得一提要算是我在1976年主编了美东侨界悼念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追悼会特刊。这两份特刊，体现了当时海外华人和侨界的人心思变，人心思汉的心态，所以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性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作为主编，我与有荣焉，也深感自豪！所以对于上午有位教授竟公然向大家推介那本张戎所写的恶意丑化毛泽东的反共八股的书，《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实在不敢苟同，也感到遗憾。

顺便插一句多余的话，大家一定知道，当时办刊物的条件非常简陋，大家都是穷得响当当的书生。开始的时候是手写手抄，刻钢板，油印，打字是以後的事，更不要说现在是人手一台的电脑了。大家当时都把功课放在一边，一心扑在运动上，挑灯夜战是常有的事。我们这个小组的主持人陈宪中，当时在纽约开印刷厂，也曾印了不少运动的刊物。不过，办刊物苦是苦，但苦中有乐，其乐无穷！因为当时我们心中都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一起涌上心头，很多的情绪要发泄，不吐不快；当然基本上都是从台湾、香港带过来的，也有後来在美国耳闻目睹的，例如美国的反战运动，美国社会的种种负面现象，都刺激了我们的思绪，敲击了我们的心灵，积压在心里，需要宣泄。这时的我们，老保钓的一代，好比春蚕一样，到了吐丝的时候就非吐出来不可。这些蚕丝，现在都珍藏在两岸的清华图书馆里了，也有幸成为我们今天论坛讨论、解读的中心论题了。至于这些蚕丝，将来能否编制成丝绸锦绣，那就要看后人的造化了。

今天我还要特别乘这个机会，推介一套我参与编纂的钓运文献丛书， 就是《春雷系列》（1970－1978） ，包括《春雷声声》和《春雷之后》 。这套丛书已经由人间出版社出版了，贵馆在一楼的钓运文献展览中也陈列出来了。我认为这是至今海外一套最完整、最全面的钓运文献集，虽然存在着观点和资料上的问题。

记得早在1993年也就是16年前，陈映真、王晓波路过纽约，在我家作客闲聊时陈映真忽然心血来潮，提出编印钓统运文献集以纪念钓运二十五周年的想法。王晓波和我深有同感，但怎么去做呢？由谁来做呢？陈映真去忙他的《人间杂志》和写小说去了，王晓波去忙他的《海峡评论》了，担子就落到了我的身上。后来出版了上面提到的《春雷声声》和《春雷之后》四大本，大约有400万字吧。

但是鉴于《春雷声声》里面有很多问题，所以计划乘着今天上午薛、谢两位馆长介绍的有利的新形势，不仅是捐赠的文献资料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两岸日益走向全面大和解的有利的政治大气候，重新编印《春雷声声》（1970－1973），也就是《春雷声声新编》 。预定明年年中出版，作为预定明年在北京举行的钓运40大寿的献礼。希望在座的老保钓给予支持，把你们手上珍藏的钓统运资料尽快捐赠到这两个图书馆来，并配合两个馆的口述计划做口述史。

文献的编印典藏的方面，我就讲到这里。不过，我诚恳的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固然是在温故，但更重要的是要知新，在新的国内外的大形势、大气候下，重新审视过去，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只有深刻的重新审视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历史，固然是记载前人的经历，但那是死的历史，后人根据他们当时的情况所作的解读，才是活的历史。

现在言归正传，再深入地讲一下我对钓运文献的解读。这是我今天报告的主题。

首先要提出四个影响钓运文献解读的因素，也是当时影响我们钓统运刊物内容的因素，就是：大陆政治的钟摆现象、两岸的长期对立、台湾政治的严重失序和国际的冷战大气候。这些都是宏观的客观因素，当然还有微观的主观因素，例如个人的立场、利害、家世等，也都有形无形地影响我们对文献的解读。

这些主客观的因素都是众所周知的，这里只是提一下，无需详细说明，而且时间也不允许。但我要强调的是，我个人对钓运文献的解读的出发点是基于国家民族的大义，共同利益，是站在当代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解读的，尽量排除个人的主观因素。我很高兴，今天老保钓又回到原点，左中右欢聚一堂，各抒己见，这是好事。国家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如果只是一种声音，那怎么行。

   不过，我要先指出，我是从自由主义左翼的立场和观点解读的，也就是我的小老弟郑鸿生在他的《青春之歌》中所说的另类思想，这个概念很能说明问题。

我的报告是根据这样一个假定：就是钓统运刊物，尽管数量庞大，内容庞杂矛盾，但是最後分析起来，我认为，集中传达或反映了一个最重要的时代信息：就是大和解，国际大和解、两岸的大和解，中国人的大和解；当然，我的重点是两岸的大和解。

什么是大和解？因为一定有人会怀疑，钓运期间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的是左右的对立、对抗，甚至还出现暴力现象、白色恐怖现象，那来的大和解？

这是表象，是稍纵即逝的浮光掠影、惊涛骇浪上的浪花泡沫，不是历史的主流，也不是历史现象背后深层的本质。我讲的大和解是辩证意义的和解，是指两个对立面的较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後再合而为一的和解。也就是《中庸》里所说的执两用中 ,相反相成； 黑格尔的正反合，马克思的对立统一；其中的中、成、合、一，都同我说的大和解的意思接近。所以不是简单的、单一的、孤立的、表面上的和解，而是深层的辩证的同一、统一，合一。

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本来是敌对的双方，例如甚至是彼此不共戴天、水火不相容的双方，后来化敌为友，握手言欢了，这就是和解；国共历史上的两次合作，2005年连战到大陆的和平之旅，就是我所谓的大和解的历史呈现或历史事例。这就是我今天要阐述的钓运文献所体现的大和解的意义。

所以，我要讲的和解是有原则的和解，不是没有原则的和解；也不是静态的和解，而是动态的和解，有和风细雨的时刻，也有狂风暴雨的时刻；不是原地踏步不动，而是阔步前进。

把这层意思讲清楚了，就可以明了我所讲的钓运期间，在世界范围、在东亚范围、在中国人范围，特别是在两岸关系上展开的大和解的进程的深层意义了。我们老保钓都是当时的历史见证人，应该有恍如昨日之感。

还有一个同时代信息密切相关的核心概念也需要澄清，需要突出强调，就是时代精神，时代的主旋律。七十年代的信息虽然是大和解，但其精神也即主旋律却是正义与平等；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公字当头，义字存心。这是推动七十年代大和解的强大的精神原动力，贯穿渗透到当时的国际政治、东亚政治和两岸关系里面，不仅体现在越战上――未尝不可以解读为体现社会主义精神和价值的正义与平等同体现资本主义精神和价值的民主与自由的较量和决战，也是大陆文革的基调和主旋律；毛泽东就是这个精神的旗手、推手，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没有这种精神的原动力，大和解也将不可能进行实现；在国际上如此，在越南战场上如此，在两岸关系上也不例外。

钓运，作为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的一个构成部分，自然也体现了这种精神。例如老保钓们，至少是左翼的老保钓们，不论学术成就和地位，不论家世，不论年龄，大家一律在追求正义的理想主义激励下，一律平等，例如杨振宁、王浩，例如袁祺、谢定裕等，同大家打成一片。所以，周恩来将钓运定性为海外的新五四运动，其历史的深意应该是在海外继承并阐扬了标志旧五四时代的精神和主旋律的正义与平等的理想主义。

作为七十年代保钓的一代，正是这种时代精神主导了我的心路历程。同大家一样，我们都是在台湾成长、成学于六七十年代。当时正是西方自由主义特别是美国版的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成为时髦的显学。所以自由主义也在我的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向往民主法治、言论自由，独立思考，反对儒家的威权传统，批判蒋家的家族党国统治，不满台湾社会充斥的不公不义的现象。

但是当时也就是从1961到1966年我在台大历史研究所的四年期间，我并没有像我的老同学（研究所时）、老学长（大学时）李敖一样，行诸文字，而是隐而不发，专心当好台大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一方面专心撰写论文，另方面全力准备留美出国。并且为了生活，还兼职参加陶希圣所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的编辑工作（同时兼职的还有李敖、张俊宏等）。这时我还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国民党党员，是在成功岭接受预官训练时入的党，但从来也没有当回事。而且後来1966年到了哈佛之后，波士顿地区的国民党党员还要定期召开小组会议，我还轮流干过小组长。现在在政坛上的国民党要员，有几位当时也是小组的成员，我就不指名道姓了。所以，如果从这样的政治资历背景来看，我也可以算是一身蓝色了。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内心的思想世界却正波涛汹涌，已经逐渐在走向异见反叛的道路，虽然是个漫长的潜移默化、不自觉的过程； 将我引上这条道路的动力基本上是不公不义的台湾政治和社会现实、美国的霸权主义，主要是指当时越战的残酷烽火激发的反战怒潮，加上阅读了大量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近现代史著作，以及系统地研读了近代欧洲社会主义的历史，于是总体上让我深深感到，我身处的是一个变天变道的大时代。所以，我专业的历史感和历史直觉告诉我：费正清和他的学派过时了，中国自由主义过时了，余英时过时了。我必须选择走自己的路，走和他们不同的路。

那么当时我是怎么选择走自己的路呢？中国的文革和毛泽东对越战的立场和态度对我是重要的启蒙。毛发动分文革的基调也即精神，是公字当头，义字存心，并本着这种精神，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他还在北方顶住了苏联的巨大压力。这是何等的胆识，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豪气！

然而，相反地，蒋介石和国府竟然对几个荒芜贫瘠的小岛，钓鱼台列屿，任由美日摆布，总是叫国人体谅政府的处境，说是国步维艰，要以大局为重，忍辱苟全。这又是何等的自贱、自贬、自辱！国格何在？民族的尊严何在？

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毛蒋两位领导人和国共两党，在国家民族面临大是大非的挑战时，其立场和态度，竟然形成了这样巨大的反差；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身受中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传统影响的知识分子，怎不令人对毛感到自尊自豪，对蒋感到羞辱失望！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国府绝对无法以任何借口或托词可以开脱掉它作为一个执政党应尽的守土卫国的天职的；要讲难，毛当时面对的挑战不知要比蒋面对的难上多少倍，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知难而上；而蒋却畏缩逃避，知难而退。这不是蒋在抗战前期对日的「不抵抗政策」的现代版麽？

所以钓鱼台运动对蒋和他的政党和政府，作出了严厉的但公正的裁决：没有担当，丧失民心，不配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和执政党。这就是我所谓的变天变道在中国历史范围内的实质内容，这也是我所说的，我是站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高度来重温钓运历史的真意所在。

这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人事和物事是两种不同领域的学问，两套不同的思维方式。上午在回顾钓运史时，有几位老保钓都说自己是搞物理的，数学的。除了专业之外，还有余力旁顾国事、天下事，涉猎历史文化，的确令人羡慕钦佩，当然是好事。但是请允许我冒昧地顺便在这里插句题外的话，或许有失风度，就是我在钓运期间感到，搞理工的或多或少都具有一种不自觉的傲慢心态，一种arrogance, 认为理性思维，形式逻辑是打开真理、认知真相的钥匙。我的老师殷海光是搞形式逻辑的，他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充满自信，以为真理在此，他殷海光所说的就是正确的，所以在课堂上，大部分时间不讲正课，而是臧否人物，议论时政。另外一个国际级的、相当于诺贝尔奖级的逻辑大家，也即殷海光在西南联大的同学王浩，晚年却改行搞起马克思主义研究，搞起中国近代史来了。他认真地写了一篇很长的相当于通论式的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章，而且在香港的《七十年代》上发表了。文章的立场、观点都没有问题，只是推论推理流于从概念到概念的形式逻辑，与历史的事实不符，出现了许多问题。其症结就是流于武断独断，没有考虑到人事的方方面面，及其内在的独特的历史辩证规律或模式。

对不起，我这个题外话也许扯远了，再回到本题吧。鉴于天变道变的客观大形势，我同当时哈佛的反战同学系统地批判了费正清的现代化理论和哈佛学派，并进一步另起炉灶，构建了一套新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体系。我们的文章汇集成书，叫做《中国的不断革命》（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1840 to the Present） （书的共同主编是James Peck 和Victor Nee），由纽约的潘塞恩出版公司Pantheon Books于1975年出版。我负责从自由主义左翼的批判观点写了从鸦片战争到1969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思想的急剧变动（见〈哈佛的激情岁月〉）。这篇文章实际上标志我治学方向的大转变，批判自由主义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回归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主流，也可以解读为我个人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及和解。当然，可以想象，我为这种和解付出了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的身心备受煎熬的巨大代价。

然而，台港和美国的中国自由主义右翼，包括我的老师和师兄弟们，这些年来却一个个当上了大教授、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这是靠他们的真才实学，还是靠他们反毛、反共的政治资本获得的？他们的学养造诣较之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祖师爷胡适是有过之，还是不及？如果是不及，那么学贯中西、被奉为中国思想界泰斗的胡适，其晚年在纽约为什么先是靠微薄的研究金过活，最後只当了个卑微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馆长？他渴求教授而不可得，遑论讲座教授？这些貌似君子绅士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深受中国学成为西方和美国的显学之惠，却反过来对毛倒打一耙？历史之吊诡荒诞，莫过于此！不过，由此也可证，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是荣辱与共的，只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压根就不承认他们尊显的学术桂冠是拜毛泽东一手使「中国人站起来了」的东风之赐罢了。

  

这些激忿之言难免有点情绪化，抱歉，又离题了。不过，正是这些人在两岸和全球华人的大和解的道路上，设置了思想上、心理上的重重障碍，拖慢了、延缓了两岸的大和解进程。但是总的大和解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再讲一个最近的例子以便说明大和解进程之难，就是2005年当连战抵达和平之旅的第一站南京时，他有感而发说，台北到南京的飞行时间不过两三个小时，但国民党从台北走到南京却化了将近60年的时间。这是历史时间，不是地理时间、航空时间。由此足证，人事是非常复杂曲折反复的；历史就是一门处理这样复杂的人事的学问。

总的来说，我的心路历程是沿着人事的逻辑发展的，是矛盾辩证的发展过程。刚才说到我的思想开始从自由主义的右翼走向自由主义左翼，走向同情社会主义、认同新中国。这段期间，即从1968年到1970年这三四年内，我在台湾的《大学杂志》上写了不少文章，都是反映我这段期间的这种辩证的、复杂的思想变化或心路历程。

这时我已人在美国、在哈佛了，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紧箍咒已经管不到我了。所以，当我把毛周从台湾的匪的形象转变为大陆的民族英雄的形象时，我已经在思想上、在心理上同大陆、同新中国和解了。对于我这样的转变，国民党当局除了吊销护照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白色恐怖手段好使了。

毋庸置疑，我个人走上和解的心路历程是大时代和解精神的体现，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三件划时代的历史巨变推动我思想的转变。首先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大和解。有两幕非常形象的历史场景，一场是1954年4月的日内瓦会议，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看不起新中国，不屑与周恩来总理握手；但是在18年之后1972年2月的大冬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却在机场赶步抢着去同周总理握手言欢。周总理还是周总理，人还是同一个人，为什么美国现在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原因当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性的原因是中美在越南战场上的10年战略决战，已见分晓：美国惨败了，中国打胜了，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所以，历史的伟力迫使尼克松不得不同中国和解，不得不承认中国政治大国的地位，不得不让中国体面地进入国际社会。这个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中美是化敌为友了，是和解了，但是是有原则的和解，有尊严的和解，是完全符合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大和解。

具体地说，就是中美两国经过激烈的辩证的正反斗争，最後在一个中美苏三足鼎立的新的国际秩序下，由敌对走向友好，握手言欢了，和解了。历史向前发展了，不是原地踏步不动，否则，中美的大和解也不会到来。这就是我所谓的大和解的真正含意。

其次是，中日这两个在东亚近现代历史上长期对立、对抗、较量的国家，1972年也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大和解的潮流下，由敌视走向大和解了。君不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这年9月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同毛握手的场景，田中那种诚惶诚恐的场景，同1895年3月李鸿章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春帆楼遭受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羞辱的场景对比，也可以看出来中日的大和解也是同中美的大和解一样，是有原则的、有尊严的，是符合中国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的。

再就是国际社会同中国的大和解，具体体现在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正式接受北京取代台北，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也就是接受了1949年中国人民早已作出的历史裁决。大陆为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其首都在北京而不是台北，等了整整21年。这也是我所说的，中国同国际社会的大和解不是没有原则和无条件的；否则中国和联合国的和解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要顺便强调的一点是：这标志1949年以後，美国主导编造的神话，中华民国代表全体中国人的神话，现在终于破灭了。国际社会终于不得不接受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的现实，而不是神话制造的历史假象、幻象。当然，中华民国的卫道者会强烈反对，那就让我们求同存异，各为其主，各抒己见吧。

这也是我在开头时说，我是站在中国、世界历史的高度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而非从个人的现实利害，来谈大和解的意思。

最後来重点地谈一下我们钓运在中国国际的大和解的潮流下对两岸大和解作出的贡献或所起的作用。

这得从钓运的五人特邀团讲起。1971年9月25日由李我焱、王正方、陈恒次、陈治利、王春生五人组成的保钓特邀团，前往北京，作冷战以来打破两岸冰封状态的首次破冰之旅。

有意思的是，这个团的五名成员都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的，然后绕过「死亡禁区」，转个大弯去北京的，不是直接从台北去的。这是因为在那个动辄被扣上匪特、要冒陈映真所说的「亡身破家」危险的两岸冰冻阻隔的戒严时代，要直接从台北去北京是不可能的，这是当时两岸对立时的特殊国情，只好假道他国了。这也说明了上面所说的，国民党主席连战要花近60年的时间才能踏上大陆的土地的真正原因；说穿了，这是国民党作茧自缚。

大陆官方立刻抓住这次破冰之旅的重要意义，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这可是官方的最高规格，这不仅是因为周总理是国家的第二号领导人，还因为周总理在中国历史上是「千古一相」的崇高历史地位。让他这样一位的历史大人物、这样高的国家领导人来亲自接见这五个没没无名的来自台湾的年轻人，真是大陆的大手笔，走的是一步大棋远棋；周恩来总理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要借这次五人的破冰之旅，向台湾、向海外华人，传达大陆政府、新中国，对两岸和对全球中国人启动民族大和解的信息，打破大陆同台湾和海外的中国人二十多年来的隔绝冰冻状态。

这就是我今天报告的主题，钓运春雷，传达了两岸大和解的信息的真意所在。

台湾当局当然知道周的用意，深恐这个大和解造成骨牌、蚁穴效应，打破多年来精心构建的反共心防，所以竭力打压恐吓，立即替这五个在台湾长大、受教育的年轻人，戴上莫须有的「毛共文化特务」（海外版《中央日报》 ， 1971年10月17日） 的政治大帽子。这恐怕是台湾官方对这种性质的两岸来往所能扣的最重的罪名了，轻则坐牢，重可杀头。可见其重！

然而，大和解是当时的世界潮流，决不是台湾当局使用白色恐怖手段可以逆转的；而且适得其反，更加使海外华人离心离德。果然，这五个人的北京之行启动了海外大和解的进程，此后美国和海外华人纷纷组团，到大陆探亲访友，形成一波接一波探亲访友的热潮。然后，海外同大陆开展的大和解进程，通过各种渠道回流冲击台湾岛内，在台湾的学界、思想界产生了对大陆的亲和感；于是一种大和解的暗流开始滋长了，壮大了，从而为1987年蒋经国开放老兵到大陆探亲、连战2005的大陆和平之旅，准备了条件。这是历史事实，是谁也不能抹煞的。

这里顺便讲个有趣的时代插曲，也可称之为两岸大和解中一段颇富戏剧性的插曲，就是周恩来委托李我焱和陈治利，要他们回去後请美国的保钓同学们帮个忙，去联合国做口译、笔译，就地报国，解大陆的燃眉之急，因为文革把一些英语人才下放到牛棚去了，一时派不出人手到联合国服务。于是，一批左翼的老保钓，例如已去世的李我焱、现在在场的余珍珠、夏沛然、花俊雄等，还有我，就欣然应命，放弃了学业专业，进了联合国。

这个历史插曲，很有意思，因为一方面是中华民国被请出联合国，另一方面却是她一手培养的年轻人背叛她而到联合国为她的对手服务了。这能不说是历史同中华民国开了个大玩笑！再後来，有些老保钓更进一步，干脆回大陆去安家落户生根了，例如在场的林盛中，就是现在大陆叫做海归的现象。这样，就使两岸的大和解增添了实质的内容。

这个插曲，正是我提到的大和解的辩证性质的复杂性的最好例证；具体而言，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化敌为友。这是推动大和解进程中的一个必然和必要的步骤。而我们老保钓都亲身经历了。

所以，老保钓为两岸的大和解的进程在国内和国际的两个方面，都起着开路先锋的和铺路的历史作用。钓统运文献里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类事例，而且钓统运的报刊对当时的这种海归现象，起着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通过刊物，钓运同学们经历了觉醒、反思、批判、认同、回归的心路历程；具体而言，就是消极方面，消除了反毛恐共仇共的心结，积极方面，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社会主义的中国，回归中国历史的主流，思想上彻底地同大陆和解了，清除了回归的心理思想迷障。这就是周恩来在接见五人团时将钓运誉之为海外的新五四运动的主要原因。这次论坛在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前夕举行，实在是一步高瞻远瞩的高棋，两个五四运动，前后辉映，实在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上所述，显示了一个简单的中国统一的模式：就是先有大和解，走向实质的统一，最後走向形式的统一，也就是一个中国。现在，我们正置身于这个「和解－实质统一－形式统一」的中国统一的三部曲的进程之中，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中国统一模式。

这就是我对钓运文献的解读，请各位指教。观点偏左，也请各位海涵。

      最後，提出我的一点读史心得和由此衍生的愿景，作为我今天报告的结论。

   近代国共的两次大和解，都有一个历史大背景，第一次国共的大和解是为了共同对付北洋军阀；第二次是为了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历史都在这两次大和解取得成功之后，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一次，则是两岸中国人甚至是全球的华人，为了共同同西方打一场国史上从未有过的商业战争，金融战争，经济战争，也就是连战一再提到的双嬴的战争，而走到一起的。马英九转请钱复在海南岛的博鳌论坛上带给温家宝的16字，「同舟共济，相互扶持，深化合作，开创未来」，就暗含这层意思。这是智者之言。

   我早在1990年为纽约《侨报》所写的发刊词的题目是：我们同在一条船上，这同马英九「同舟共济」的意思，是遥相呼应的。如果两岸深化合作，漂亮地打胜了这场同西方的商业战争，我们华族的历史必将如他所说的「开创未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从而取得更大的突破飞跃！这是两岸的共同愿景，也是全球华人的共同愿景！

   但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具有鲁迅所说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题三义塔》）、温家宝所说的「捐弃前嫌」 的宽宏心胸，忘记过去，展望未来；汲取孟子所说的「以大事小者仁，以小事大者智」（《孟子·梁惠王》下篇）的美德和智慧。我在的这个小组里就有同我的立场相左的爱盟的两位重要成员，刘志同和李义仁两位教授，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一起共商国事，就是「捐弃前嫌」的最好的大和解例子。感谢主办单位作出这样颇具匠心的安排。

      祝愿今后我们老保钓本着这些美德和智慧，积极推动和拓展由老保钓在1971年启动的两岸的大和解进程。

（作者按 ：这是作者于上个月2号在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谢小芩的主导下举办的 「一九七O年代保釣運動文獻編印與解讀」國際論壇上发表的讲稿。这次论坛是在当前两岸大和解的大气候下左中右的老保钓第一次在台湾捐弃前嫌，握手言欢，共聚一堂，回忆往日的峥嵘岁月，所以深具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