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薄为文哂未休

 

 

——《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桐遵之战研究》评折

 

 

作者：双石　

 

 

　　笔者在收集研究有关四渡赤水史料时，无意之中在一本很专业的军事期刊上发现了一篇名为《桐遵之战研究》的“学术研究文章”（刊于《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一读之下，十分震惊。据说作者还是经常出没于各种媒体大谈特谈“四渡赤水”乃至“长征”的“专家”，这可就大大让笔者吃了一惊：如果“专家学者”们都这样热衷于这般耐不住寂寞地去抖猛料，甚至连地图都不屑于一看，连史料都懒得于一析，只会根据别人泊来的货色去察颜观色望风捕影地寻找猛料乃至仅仅凭“揣测圣意”来做学问，那能把这门学问做成什么样子呢？
　　好在现如今已公布的各种文献原件内容已具相当的完备性，要弄明白好些事儿也并不困难——只要舍得下功夫从细微处做起便是！于是笔者把这篇文章引来，逐段与作者作一分析探讨商榷，也顺便求教于诸多有关的方家。
　　作者拟成本文后，曾向该军事期刊投递过电子文稿，但迄今也没有回音，现在早已过了刊物的采用期限，故决定在本茶庄全文刊出。

《桐遵之战研究》原文（以下简称《桐》文）：1934年12月18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黎平会议上对根据地建立的地区作出了这样的决议：“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黎平会议由周恩来主持，1943年11月27日，他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忆说：“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 　　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改变了这一决定，“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根据这一决定，红军一渡赤水开始北上。敌军蜂拥而至，层层拦截，红军连日苦战难以北进，只好向西朝云南边境的扎西转移以决定下一步行动。 　　2月6日，龙云就任“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任前敌总指挥，下辖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四个纵队。2月7日，龙云向所辖各部发出关于第二路军作战方略的密电。龙云认为红军有“西窜渡横江之势”，决定要把红军“压迫而聚歼于长江南岸及永宁以西，横江以东之地区内”。为此，龙云命令其第一、二纵队分别向红军的右、左侧背追击，第三纵队在西面“迎头堵截，勿使敌渡过横江”。并要求三个纵队之间密切联络相互照应。第四纵队则“大部为总预备队，在一、二纵队后方跟进”。 　　龙云布置虽然周密，却独独疏忽了东面，更没有想到电码会被破译。黔军作为预备队属于“跟进”之列，自然也处于松懈状态，决计想不到会遭到红军的长途奔袭。

 

　　笔者评折：该文作者显然没有耐心去尽可能多地判读川滇黔及中央军各方的电文和部署，更没有耐心参照乃至推演过各方的进止位置及路线图。当时敌军各方包括龙云在内，对中央红军动向的判断是“窜渡横江”，而“窜渡横江”的目的是“窜渡金沙江”。基于这个判断，川军各部除在中央红军右侧平行追击外，亦拟与滇军在横江一线实施拦截。龙云这个部署其实实际价值并不大，“一、二纵队”是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部，他们大部分现在连乌江都还没过（只有周浑元纵的肖、谢两师尚在由黔西向大定前进途中），怎么可能“分别向红军的右、左侧背追击”——尤其是这个“右”？“三纵队”其实就是滇军，龙云除了“迎头堵截”的部署外，正拟驱动主力向扎西前进。“疏忽东面”并不是龙云的错，原因也不在他这里——他的首要考虑是滇方利益，本来就没有在意过“东面”，该挨这个板子的是蒋介石还有刘湘、潘文华，他们互相欺瞒，哄别人的同时也哄了自己，一起进入了“匪必西窜”的思维误区。

　

《桐》文原文：敌变我变，当晚7时，军委在了解了龙云的部署后立即针对敌军弱点向各军团发出指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这一指示有点模糊，只强调“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却未指明谁是红军的主要打击对象。

　

　　笔者评折：作者应该看看地图，“川滇黔边境”在什么地方？中央红军集结在扎西的首选考虑是什么？“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会走什么路线，会遇到什么对手？而且这个“指示”也是有全文的——参见附一，作者应该看仔细一点，“指示”紧接着上面那段话还有内容，这个内容是毫不含糊地指出了“打击对象”和“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路线的！

 

附一：军委下达关于红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　

林彭杨董李罗蔡：
　　(甲)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乙)依此方针，我野战军目前作战任务是：
　　⒈迅速并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
　　⒉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并争取在该集中地域的休息和缩编。
　　⒊对沿途地主碉楼在不阻碍我军行动条件下暂让其存在，如向我开枪阻我前进，应消毁或监视之。　
　　(丙)我野战军明8号行动另电告。
　　　　　　　　　　　　　　　　　　　军委
　　　　　　　　　　　　　　　　1935年2月7日19时
　　
　　——《军委下达关于红军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6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笔者评析：由于作者没有仔细详研2月7日中央的“指示”并参照地图，所以才把毛泽东2月9日提出来“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建议视作2月7日“指示”的“进一步细化”。其实两者已经是南辕北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哪来什么“细化”？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已经完全改变了2月7日“指示”的意图，真正开始打算在被对手们“疏忽了的东面”有所作为了！至于“究竟着重打击薛岳兵团还是地方军阀并无明确表示”，那是因为要实现“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目标会遇到哪些对手，哪些在先哪些在后，主动权并非完全在毛周朱等人手中，毛泽东等的“打击对象”选择权也是有限的！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主动权是在对手手里的！战争是一种多方博弈活动，并不哪一方谁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

《桐》文原文：2月10日，从破译的电报中得知敌军正从南北两面逼近扎西，军委下令部队立即“转移到娄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这封电报首次表明当时军委中重视薛岳兵团的意见占了上风。这完全合乎情理，因为不打掉一直紧随尾后的敌军主力周浑元部，红军难保安全，更别说建立根据地。

　

　

　　笔者评析：
　　一、这里所引电文有一个明显的错讹，由于作者没有耐心参照地图，所以照引了一本二手货的说辞：“转到娄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这里的“娄山关”其实是“雪山关”之误，只要参照地图，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错讹。试想：如果都已经“转到娄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了，还用得着“争取渡河先机”么？渡哪条河呀？
　　二、军委2月10日命令第一段是“敌情通报”，作者一定没有认真看过！而且还是没有耐心参照地图！这个敌情通报中已经说明：“薛岳兵团主力及黔军仍在赤水河东地域”！请问作者，“赤水河东地域”是哪儿呀？“重占遵义”的那个遵义，在赤水河的东南西北哪一边呀？作者怎么就没有想想：根据军委当时掌握的敌情，“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要遭遇的不就是“仍在赤水河东地域”的“薛岳兵团主力及黔军”么？如此，命令中的“打击对象”，还可能是别的么？
　　三、“敌军主力周浑元部”根本没有“紧随其后”，周纵队只有肖、谢两师正向大定前进，在中央红军东南侧隔老远，中间还隔着一条赤水河，周部主力要么还在乌江南岸向北岸转进中，要么还在守备贵阳！怎么可能“紧随其后”？作者难道没有耐心参照着地图多看看对手的部署和电文？

 

附二：有关电报原文

2月10日13时半军委复示林彪（节录）
　

　　大湾子之敌，昨未续进，在扎西附近之伏击巳无可能，现军委正式决定，转移地区。
　　

总司令朱德关于红军离扎西向雪山关进军给各军团指示
　

林彭杨董李罗蔡：
　　（甲）目前川敌以其主力由长宁、珙县向西南攻击并固守金沙江西岸，另似其三个旅在大坝至两河口之线向滇边布防并以一部入滇追击，滇改三个旅将集中在大湾子至镇雄之线向我进逼，薛岳兵团主力及黔军仍在赤水河东地域。
　　（乙）军委认为，我野战军目前在扎西地域伏击安旅一部是不可能亦不适宜，而应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11日起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另准备与薜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在转移中应力求避免川滇敌之侧击，但在逼紧与阻我的进的条件下应击退之。
　　（丙）依此日的我野战军前进的区分如下：
　　⒈我3军团及1军团一部为左翼队，经扎西、双河场向摩泥前进。
　　⒉军委纵队及1军团主力为中央纵队，经大河滩、石坎子向石厢子及其以东地域前进。
　　⒊5、9军团为右翼队，担任佯攻和迷惑滇敌，以掩护我野战军主力向东南转移，然后向水田寨、水潦前进。
　　（丁）望各军团首长依此决心进行—切谁备，明日行动命令另下。
　　　　　　　　　　　　　　　　　　　　　　朱
　　　　　　　　　　　　　　　　　　1935年2月10日19时半
　　
　　——《2月10日13时半军委复示林彪（节录）》、《总司令朱德关于红军离扎西向雪山关进军给各军团指示》，《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60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桐》文原文：2月11日，红军分三路由扎西秘密回师东进。就在当天，龙云还在致电南京，说红军“窜往滇东，已入死地。不久即可一网打尽。”孙渡也于同日致电龙云，说红军“向镇雄溃退”，并催促王家烈与薛岳加快行动。川军总司令刘湘则在同日致各部队的“综合本日情报”的电报中说红军“由威信窜入滇境，经洛表、王场、三岔河向滇境洛木连日窜去”。 　　根据对手这些与红军实际行动南辕北辙的密电，军委在当晚的敌情通报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据此判断：四川追敌几全部向西，滇敌则堵我入滇，黔敌尚未参加‘追剿’而薛敌追我行动亦不迅速。”这些情况说明敌军被蒙在鼓里根本不了解红军已经掉头东进。 　　为从敌人的空隙间穿插出来，既把追敌甩在侧后，又给黔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军委在2月11日20时发出命令：“我野战军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定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还特别指出：“川黔边为红军要赤化的地方，一切道路不可破坏，以便往复运动战。”这表明红军已决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却同时把2月10日命令中打击重点的先后作了个对调，把打击弱敌放在了首位。军委显然改变了原来的主意。

　

　

　　笔者评析：作者为什么不能耐心详研11日20时命令呢？这个命令全文是介绍了敌情的，而且作者已经引出！这个敌情与日前通报的敌情是不同的：“黔敌尚未参加追剿”——“黔敌何、柏、候三师仍在赤水右岸”，而已确认“薜敌追我行动亦不迅速”——尚未到达“赤水河东地域”，你要“回师遵义”，就是想打人家一时半会儿也打不着！能打到的，最多是“薛敌之追剿队约两个团”！如此，这个由“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意图和掌握的敌情动态所决定的“打击对象”，还能是谁哩？这怎么就成了“显然改变了原来的主意”？
　　作者应该知道，这“原来的主意”，就是“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这个主意，改变了么？
　　判读电文，一定要耐心阅读全文——最好进行图上作业，更要注意信息的全息性，如果只是凭自己主观需要寻章摘句，那就有可能“断章取义”，轻率为文，闹出低级笑话来！

附三：总司令朱德命令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发展争取渡河先机

　　　

　　㈠综合目前敌情
　　⒈川敌追击部队大部集中高、珙、长宁之线及其以南地域。其达（凤冈）、袁（如骏）两旅10号抵高县，刘（兆藜）旅由珙县向筠连，范（子英）、章（安平）两旅在珙县，章（安平）旅将向安边前进，潘（佐）旅主力在长宁，一部在兴文，郭（勋祺）旅10号在罗表（今洛表），廖（泽）旅缺一团在罗海（今洛亥），郭（勋祺）廖（泽）拟向王场前进，穆旅向屏山进，蒋旅布防滩头、安边之线，另2、3两旅在永宁（即叙永），日前行动不明。
　　⒉滇敌安（恩溥）旅今11号仍在大湾子并筑工事，鲁（道源）旅主力今日可到大湾子，龚旅昨到毕节，有续向大湾子前进的可能。
　　⒊黔敌何（知重）、柏（辉章）、侯（之担）三师仍在赤水右岸，驻地不明。
　　⒋薛（岳）敌之追剿队约两个团，由二都向叙永前进。周（浑元）敌率两个师12号集中黔西，有经毕节向叙永前进模样，吴（奇伟）敌两个师似仍在黔西、大定。其余不明。据此判断：四川追敌几全部西向，滇敌则堵我入滇，黔敌尚未参加“追剿”。而薛敌追我行动亦不迅速，
　　㈡我野敌军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改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在前进中应准备与薛敌“追剿”支队遭遇，并相机占领古蔺城。
　　㈢依此目的：
　　⒈我3军团应立即侦察由分水的直经站底向古蔺的进之道路、里程、人家及永宁（即叙永）方向敌情。
　　⒉1军团应准备于明12日前进至分水岭及其以东地域后，谈营盘山、回龙场的的进道路。
　　⒊5、9军团应准备经石厢子、摩泥向养马嘶的前进道路。
　　⒋军委纵队拟在1军团及5、9军团之间前进。
　　㈣明日行动另电告。
　　　　　　　　　　　　　　　　　　　　　　　朱德
　　　　　　　　　　　　　　　　　　　　1935年2月11日20时
　　
　　——《总司令朱德命令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发展争取渡河先机》，《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648～第64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桐》文原文：2月15日20时，朱德发出二渡赤水的行动计划，特别指出：“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的作战目标。”这说明军委经过五天的讨论考虑，全力打击弱敌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军委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如此犹豫和反复，实在和1935年元旦猴场会议的决议有密切关系。因为猴场会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一规定当时主要是为了防止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专权，却不料这一民主程序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为后来的军事决策带来了障碍，因为政治局大多数成员毕竟不懂军事。 　　2月18日，红军开始渡河。可笑的是薛岳在当天发出的军情综述中竟然称“朱、毛有化装逃走说”。

　

　

　　笔者评析：
　　一、作者强调“朱德发出二渡赤水的行动计划”，显然是想紧扣主题！但作者如果详研过长征中的所有行动计划的话，不会没有这样的发现：长征中的大部分命令、计划和行动部署的签署者，都是朱德或周恩来，因为两人一个有“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的头衔，一个是“中革军委副主席”，而且曾经是“党内委托下最后决心者”，而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在军事指挥序列中并没有正式“名份”！这是当时的一种特殊背景的指挥格局，根本说明不了作者的想论证的主题呀？而且要按命令签署者来确认是谁指挥完成长征的，那毛泽东可能就沾不上啥边儿，而如果要这样来作结论，作者又能同意么？众多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人能同意么？同理，如果硬要以命令签署者来认定责任人，那岂不是土城、鲁班场之战失利的事儿，也算不到毛泽东头上了？
　　二、“全力打击弱敌意见最终占了上风”完全是作者的杜撰，没有任何证据支撑！15日命令无非是对11日命令的再次明确而已，这主要是因为五天中敌情是动态的变化的，需要根据新情况作出这样的重申而已！而15日这天，军委是通报了敌情的，这个敌情进一步确证了“赤水河东地域”只有黔军，“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要首先遭遇的对手还是王家烈！怎么就让作者这么大惊小怪了呢？不管军委讨论多少天，不还得根据敌情变化来确认打击对象么？怎么这种动态的战争指挥行动一到了作者这里，就变成了静态的，是任由一方随心所欲地想怎么选择就怎么选择的了呢？
　　而且就是这样，军委仍作了与“周敌”作战的准备——“我野战军以迅速东渡，准备在赤水河东与黔敌(土城附近可能遭遇何敌或在遵义、桐梓集中后可能向土城前进之黔敌)，或敌13师（似在仁怀集中，可能向土城前进），作运动战之目的，……”
　　《桐》文作者不会不知道，这个“敌13师”是“黔敌”还是“周敌”吧？

　

附四：有文电报部署原文

 

 

　　第1军团应进到营盘山、白沙地带，向永宁（即叙永）方向严密警戒。第3军团仍取与薛敌之追剿队两个团遭遇的姿势，准备于15日袭取古蔺城。

 

　　——《2月13日21时中央军委作出14日行动部署(节录)》，《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66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为争取迅速渡过赤本河东岸的先机，决放弃袭击古蔺城周（浑元）敌追剿队之两个团。要求：5军团先到杨家垇、风岩地域，军委直属队应进至白沙及其西南端；五军团应进至白沙及其东北端地域，向古蔺、永宁（即叙永）两方向警戒，各军团应进到回龙场；9军团应进到麻线堡。各军团到达目的地后，秘密调查由各当前直赴二郎滩至土城一段的渡河点及平行路，并准备东进。

 

　　——《2月14日23时红军军委15日行动部署（节录）》，《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67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我野战军以迅速东渡，准备在赤水河东与黔敌(土城附近可能遭遇何（知重）敌或在遵义、桐梓集中后可能向土城前进之黔敌)，或敌13师（似在仁怀集中，可能向土城前进），作运动战之目的，规定渡河点：①太平渡至林滩归3军团；②太平渡至二郎滩以北归1军团。必须确实控制渡河点，并架桥……保证战役计划的实况。

 

 

　　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先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项江场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锌进攻而消灭之。
　　㈡基于上述作战目标，决区分三个纵队向桐梓地域前进：其一，第3军团为右纵队，由回龙场经亚铁厂到太平渡上游的顺江场地段过河，准备取道回龙场、江场（赤水右岸）直接桐梓。其二，军委第5、第9军团为中央纵队，由白沙经丫叉、鱼岔到太平渡，渡河以后，东岸的取道看情况决定。其三，第1军团为左纵队，由松林经白沙、锅厂坝、镇龙山、石夹口到悦来场、林滩地段渡河，并相机占领土城以后，则取道东皇殿、温水、新站金回往桐梓。
　　㈢明16日各兵团行动：
　　⒈第3军团集结于回龙场附近休息向古荫警戒。
　　⒉第1军团应取道白沙、回龙场进到锅厂坝、新寨地带，向古蔺警戒。
　　⒊第5、第9两军团当各由现他地进到白沙地域，分向古蔺、永宁及来路警戒。
　　㈣我们率军委直属队明日在白沙休息。
　　㈤各军团执行情形电告。
　　以后并由军委逐日命令指导上述计划的实施。
　　
　　——《2月15日2时半军委致电1、3军团（节录）》，《总司令朱德下达东渡赤水河行动计划》，《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685页～第68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笔者评析：
　　一、这一段议论是作者在该文中最难令人理解之处：在没有举出任何证据的前提下，仅仅因为该书是“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并有重量级政治人物为之作序，且文中有几句似是而非的话，就断言其“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其科学性和严肃性也是其他同类书籍无法比拟的，其结论显然也是最为可靠和可信的。”那么请问，史学工作者的“不唯上，不唯书”何在？
　　二、炫耀手中有“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会议记录、回忆录、访问记录……”等等，如同炫耀“我家有多少宝贝”一般地浅薄！拥有这些东东并不说明什么，读懂这些东东才能算真正的“拥用”！会找不如会读！作者罗列的这些东东当然是一个宝库，可“宝库”本身并不是就构成了当然的“权威”、“可靠”！这还需要研究者们在一定学养和其它资料相互参照的前提支撑下的正确判读！如果判读错误，这些“原始资料”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说实话，笔者很希望见识一下作者所引专著的作者们是如何判读原始资料的，哪怕举一两个例子说明一二都行！可通观《桐遵战役研究》作者洋洋洒洒的数千字文，有这样的例子么？相反的，我们却发现了对原始文献资料如此多的误读、漏读乃至想当然的曲解和误判！这又如何能让我们得到“最为可靠和可信”的结论哩？
　　三、遵义会议以后乃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红军行动部署都是大多是由朱——有时是周——签署的，这并不能说明作者想说明的主题！因为此时毛泽东虽为“恩来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且已发挥核心作用，但在军事指挥序列内却没有正式职务，电报签署人中没有他的名字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这样的情况还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而桐遵大捷后毛成了“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稍后又成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核心成员，这不正是经过了桐遵大捷的检验对其军事序列中的正式名义的一种认同么？

 

《桐》文原文：桐遵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气焰，极大地提高了红军的士气，但仅靠一次胜利并不足以使红军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从而停止战略退却。 　　从目前能见到的史料来分析，毛泽东事先应该是不同意发动桐遵战役的。前面提到，建立黔北根据地是毛泽东最早建议的，中间又经过了反复。扎西会议以后，由于军事决策集体讨论会的不同意见，使得军委在发布的各项命令中一直对先打强敌还是先打弱敌举棋不定。

　　　

 

　　笔者评析：“毛泽东事先应该是不同意发动桐遵战役的”？那么作者已经确认的“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是毛泽东的版权又作何解释？作者这不是在“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么？当然，作者可能是想论证毛并不同意“打击王家烈为主要目标”，可问题是，要“重占遵义”要遭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就是王家烈呀！作者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因为要先遇到的是王家烈，毛泽东就连“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意图都要放弃了？或者一定要等到“薜岳兵团”增援上来先占了遵义，再来找这个硬茬儿下嘴？作者觉得这种逻辑链，能链得通么？不荒谬么？

《桐》文原文：目前虽然见不到这两种不同意见究竟谁是代表者的史料，但结合桐遵战役结束后就发生的究竟先打中央军还是先打地方军阀部队的风波来分析，毛泽东应该是前者。其中理由也非常简单，如果不打垮周浑元纵队，建立黔北根据地就根本无从谈起。而打王家烈虽然能鼓舞士气，但也会损伤红军宝贵的实力，从而直接影响战略目标的实现。事实上毛泽东的担心在随即发生的鲁班场之战中就立刻得到了应验。抓主要矛盾是毛泽东一贯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因此，毛泽东为了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完全有理由反对当时主要打击弱敌的作战计划。

　　　

　　笔者评析：“目前虽然见不到这两种不同意见究竟谁是代表者的史料……”，岂止见不到史料，连这“两种意见”都没有见到作者出示任何证据！作者凭自己的发散着的想象力杜撰了一场“风波”，又要自圆其说，可还是见不到证据！这以谁为“打击对象”，是要根据战役目的和敌情来决定的，在作战目标既定的前提下，选择权并不是只在某一方手里！“回师黔北”与“建立黔北根据地”也是有差别有距离的，不能等同的！“回师黔北”并不一定就非得打周浑元！不要忘了，“先打弱小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也是毛一贯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而且进入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的呀？！更何况，根据地和红军，不都是从“先打弱敌”发展起来的么？

《桐》文原文：此外，在打鼓新场的风波一结束，前敌司令部就立刻于3月13日颁发了《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决定“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对象。对川敌、滇敌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情况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全歼或歼其一部。”强调打击中央军为建立根据地服务。更明显的是毛泽东完全反对政治局集体讨论民主表决的指挥方式，所以以后又提出成立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行动。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史料中，似乎都未发现毛泽东在扎西会议后表示过要以黔敌为重点打击目标的观点。这种战略思考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是帅才而不是将才，可惜的是当时的毛泽东还缺乏帅才的地位，而且还是少数派。因此，完全可以推断毛泽东是不主张打桐遵之战的。

　　
　　

　　笔者评析：
　　一、“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史料中，似乎都未发现毛泽东在扎西会议后表示过要以黔敌为重点打击目标的观点。”请问其他人的又发现过么？“回师东进重占遵义”这个建议本身，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仅仅就因为这个，就敢声称“完全可以推断毛泽东是不主张打桐遵之战的”，这种发散思维下的发散推理，写诗可能绰绰有余，论史则勉为其难，严重不足！
　　二、此一时彼一时也！桐遵大捷后黔军被打得没影儿了，敌情也发生变化了，川军、中央军的围攻又要来了，打击对象当然也要有所变化呀！这怎么就能由此而“完全可以推断毛泽东是不主张打桐遵之战的”？再者说了，“打击对象”的确定，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一方的主观愿望，而必须是“因敌变化”，战争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任意选择打击对象”意味着掌握了战争活动的某种主动权，而这时候的中央红军，至少在暂时，还并不拥有的这种主动权吧？

　　笔者评析：
　　“为了实现回师东进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红军于3月15日发起鲁班场攻坚战，但血战一整天未能如愿。”作者下这个结论时显然也是没看地图的，周浑元当时的位置是在中央红军的哪一边？如果其目的仅仅是“回师东进建立黔北根据地”，应该掉过头来打吴奇伟，怎么会向西去打周浑元？作者这里显然是在用自己的视野去替代朱毛的视野，用自己的糊涂账去推演朱毛的精心算计，如此，怎么可能言之成理？
　　这样作出来的“学术文章”，究竟价值几何哩？

　

附五：桐遵之战研究

●于波　孙果达

原载《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43页～第47页

　　摘要：桐遵之战是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期间的一次大仗，其作战目的是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以便早日站稳脚跟，停止战略撤退。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相关著述都认为是毛泽东指挥了这一仗，主要理由也基本相同，即四渡赤水是毛泽东指挥的，发生在四渡赤水期间，也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仗的指挥权自然也非毛泽东莫属。但这一观点有待商榷。
　　关键词：毛泽东；四渡赤水；桐遵之战
　　中图分类号：E29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04）03-0043-05

　　1934年12月18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黎平会议上对根据地建立的地区作出了这样的决议：“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⑴黎平会议由周恩来主持，1943年11月27日，他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忆说：“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⑵
　　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改变了这一决定，“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根据这一决定，红军一渡赤水开始北上。敌军蜂拥而至，层层拦截，红军连日苦战难以北进，只好向西朝云南边境的扎西转移以决定下一步行动。
　　2月6日，龙云就任“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任前敌总指挥，下辖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四个纵队。2月7日，龙云向所辖各部发出关于第二路军作战方略的密电。龙云认为红军有“西窜渡横江之势”，决定要把红军“压迫而聚歼于长江南岸及永宁以西，横江以东之地区内”。为此，龙云命令其第一、二纵队分别向红军的右、左侧背追击，第三纵队在西面“迎头堵截，勿使敌渡过横江”。并要求三个纵队之间密切联络相互照应。第四纵队则“大部为总预备队，在一、二纵队后方跟进”⑶。
　　龙云布置虽然周密，却独独疏忽了东面，更没有想到电码会被破译。黔军作为预备队属于“跟进”之列，自然也处于松懈状态，决计想不到会遭到红军的长途奔袭。
　　敌变我变，当晚7时，军委在了解了龙云的部署后立即针对敌军弱点向各军团发出指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⑷这一指示有点模糊，只强调“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却未指明谁是红军的主要打击对象。
　　按照这一决定和相关情报，2月9日毛泽东在扎西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细化了目标，他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⑸。这表明红军在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后对下一步的行动———建立黔北根据地形成了共识。但会议对红军究竟着重打击薛岳兵团还是地方军阀并无明确表示。
　　2月10日，从破译的电报中得知敌军正从南北两面逼近扎西，军委下令部队立即“转移到娄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⑹。这封电报首次表明当时军委中重视薛岳兵团的意见占了上风。这完全合乎情理，因为不打掉一直紧随尾后的敌军主力周浑元部，红军难保安全，更别说建立根据地。
　　2月11日，红军分三路由扎西秘密回师东进。就在当天，龙云还在致电南京，说红军“窜往滇东，已入死地。不久即可一网打尽。”孙渡也于同日致电龙云，说红军“向镇雄溃退”，并催促王家烈与薛岳加快行动。川军总司令刘湘则在同日致各部队的“综合本日情报”的电报中说红军“由威信窜入滇境，经洛表、王场、三岔河向滇境洛木连日窜去”⑺。
　　根据对手这些与红军实际行动南辕北辙的密电，军委在当晚的敌情通报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据此判断：四川追敌几全部向西，滇敌则堵我入滇，黔敌尚未参加‘追剿’而薛敌追我行动亦不迅速。”⑻这些情况说明敌军被蒙在鼓里根本不了解红军已经掉头东进。
　　为从敌人的空隙间穿插出来，既把追敌甩在侧后，又给黔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军委在2月11日20时发出命令：“我野战军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定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⑼还特别指出：“川黔边为红军要赤化的地方，一切道路不可破坏，以便往复运动战。”⑽这表明红军已决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却同时把2月10日命令中打击重点的先后作了个对调，把打击弱敌放在了首位。军委显然改变了原来的主意。

　

　　2月15日20时，朱德发出二渡赤水的行动计划，特别指出：“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的作战目标。”⑾这说明军委经过五天的讨论考虑，全力打击弱敌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军委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如此犹豫和反复，实在和1935年元旦猴场会议的决议有密切关系。因为猴场会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⑿。这一规定当时主要是为了防止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专权，却不料这一民主程序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为后来的军事决策带来了障碍，因为政治局大多数成员毕竟不懂军事。
　　2月18日，红军开始渡河。可笑的是薛岳在当天发出的军情综述中竟然称“朱、毛有化装逃走说”。
　　2月21日，红军全部渡过赤水，此时的王家烈正在桐梓小水老家为其母做寿。军委命令一、三军团应日行70里左右，用4天行程逼近桐梓县城，准备于25日攻城。一军团先头部队监听掌握了桐梓守敌的活动规律，于2月25日清晨利用桐梓与松坎敌军换防交班之际发动突然攻击，迅速占领了桐梓县城。三军团从俘虏的黔军那里得知，守备娄山关要塞的只有柏辉章的三个团，又从电话中监听到，离娄山关南5华里的黑神庙一带是其指挥所，驻有黔军杜肇华的一个旅部，能参战的兵力共四个团。“我们立刻向军委报告：‘拟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并和一军团协同向黑神庙之敌发起攻击。当天午夜，朱总司令复电同意我们的建议，命令坚决消灭娄山关的守敌。”⒀
　　攻克娄山关后，“一军团在黑神庙偷听敌人电话，得知遵义只有敌军约一个营，其他是娄山关溃退下去的部队，敌师长命令他们在遵义城外各处整顿，不准入城。”获知如此重要的情报，林彪与聂荣臻顿觉机不可失，立刻给其正在追击溃敌的前锋部队第一、二师下令：“如三军团部队在你们前面追击时，你们则随其后跟进；如三军团停止未追击时，你们应超过他们迅速追击。”⒁
　　彭德怀则得知吴奇伟的增援部队即将赶到遵义，因此严令部队不怕疲劳，必须在27日晚占领遵义，结果三军团在28日凌晨完成了任务。
　　吴奇伟在27日傍晚赶到遵义南郊忠庄铺，却没有立即投入战斗，而先会见了刚从城里逃出来王家烈，商议的结果是决定次日晨趁红军立脚未稳发起反攻。结果这一切又尽被红军掌握，军委决定针锋相对，趁敌军长途跋涉喘息未定之际先声夺人，发扬红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特长，主动出击，把吴奇伟打得落花流水。
　　这次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长征中红军的通讯技术人员除了利用无线电侦听与破译敌军电报，还充分利用有线电监听敌人的电话而获得长途奔袭进行运动战成功的一个范例。
　　在长途奔袭和持续多天的激战中，红军战士不仅极度疲劳，而且损失也很严重，当时彭德怀以沉重的心情向中央打了份三军团的伤亡报告：“三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和老鸭山诸战斗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只有大量补充才能维持4个团的编制。”还说“两位团长负伤，六位营长伤亡，十团参谋长钟伟剑和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希望军委能够即刻派一位军团参谋长和其他指挥人员，以便继续战斗。”⒂　

　

　

　　在桐遵战役中究竟谁起了主要作用？在以往的各种著述中都习惯地归功于毛泽东，但有一本重要著作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周恩来根据中央在川滇黔开展新根据地的决定，和毛泽东、朱德等人一起筹划了遵义战役。2月18日，周恩来和朱德命令红军‘迅速渡赤水，争取有利阵势，以便集中全力消灭黔军一部，开展战局。’”然后“周恩来和朱德命令红军以奇袭的手段，夺取桐梓县城，并乘胜攻占娄山关。”接着“周恩来、朱德决心乘黔军刚败，仓惶混乱之机，抢在敌军增援部队达到之前再次夺取遵义，打开黔北地区的局面，以利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最后作了这样明确的总结：“这一战役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共歼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枪1000余枝，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⒃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章的标题也耐人寻味：“全面认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很明显，文章认为桐遵大捷是军委集体智慧的结晶，但主要指挥者是周恩来和朱德，毛泽东是重要参与者但不是主角。这一结论改变了以往几乎所有著述的约定俗成，实在是非同小可，更何况桐遵大捷又是四渡赤水期间唯一的一次大胜仗。那么，这一持不同观点的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一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重点课题。课题组的同志请我为之作序，我欣然应允。”这是军委主席江泽民为这本书所作序言的开场白。序言中写道：“周恩来同志为党的军事工作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人们对他的军事建树知之不多。陆军指挥学院的同志们经过多年深入研究，写出了《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这本书的出版，为全国人民更加全面地了解和学习周恩来同志提供了新的教材。”
　　在该书的后记中作了这样的说明：“本书依据的资料，主要是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的数千件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和大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委会议记录，还有许多同周恩来有过直接接触的同志的回忆录、访问记录等等。在调研、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总参谋部领导机关、军事科学院有关部门、解放军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从上述说明中完全可以看出这本书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其科学性和严肃性也是其他同类书籍无法比拟的，其结论显然也是最为可靠和可信的。　

　

　　

　　桐遵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气焰，极大地提高了红军的士气，但仅靠一次胜利并不足以使红军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从而停止战略退却。
　　从目前能见到的史料来分析，毛泽东事先应该是不同意发动桐遵战役的。前面提到，建立黔北根据地是毛泽东最早建议的，中间又经过了反复。扎西会议以后，由于军事决策集体讨论会的不同意见，使得军委在发布的各项命令中一直对先打强敌还是先打弱敌举棋不定。
　　目前虽然见不到这两种不同意见究竟谁是代表者的史料，但结合桐遵战役结束后就发生的究竟先打中央军还是先打地方军阀部队的风波来分析，毛泽东应该是前者。其中理由也非常简单，如果不打垮周浑元纵队，建立黔北根据地就根本无从谈起。而打王家烈虽然能鼓舞士气，但也会损伤红军宝贵的实力，从而直接影响战略目标的实现。事实上毛泽东的担心在随即发生的鲁班场之战中就立刻得到了应验。抓主要矛盾是毛泽东一贯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因此，毛泽东为了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完全有理由反对当时主要打击弱敌的作战计划。
　　此外，在打鼓新场的风波一结束，前敌司令部就立刻于3月13日颁发了《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决定“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对象。对川敌、滇敌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情况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全歼或歼其一部。”⒄强调打击中央军为建立根据地服务。更明显的是毛泽东完全反对政治局集体讨论民主表决的指挥方式，所以以后又提出成立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行动。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史料中，似乎都未发现毛泽东在扎西会议后表示过要以黔敌为重点打击目标的观点。这种战略思考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是帅才而不是将才，可惜的是当时的毛泽东还缺乏帅才的地位，而且还是少数派。因此，完全可以推断毛泽东是不主张打桐遵之战的。
　　1955年春天，长征中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在作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情况的报告中，对桐遵大捷进行了这样的评价：“从娄山关一直打到乌江边，确是一个很漂亮的仗，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胜利。王家烈的部队不是被我们‘个个击破’，而是‘个个碰破’的。”“那时我们开会，洛甫同志讲话说：我们现在不是逃命了，有希望了，有办法了。”
　　但陈伯钧紧接着又说道：“那时战略指导很困难，因为要建设根据地就必须打仗。我们的老规矩是：打一仗，消灭敌人后，就分兵发动群众，补充自己，创造战场，敌人再来就再打。所以，要打两仗、三仗才能打出个名堂来，才能站住脚，建立起根据地。而那时建立根据地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打了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也不解决问题，吴（奇伟）纵队还有两个师，周（浑元）纵队又来了；而就红军本身来说，有很大的削弱，到贵州后才扩军，但新扩的部队也不容易巩固。真正打起来，还是靠红军的老骨头，把老骨头消耗了就划不来。”⒅
　　桐遵大捷后不久，由于周浑元纵队坚守阵地不肯出战，红军无法用运动战达到目的。为了实现回师东进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红军于3月15日发起鲁班场攻坚战，但血战一整天未能如愿。鲁班场之战之所以失利，红军在桐遵战役中的重大伤亡而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和红军战士的极度疲劳显然是两个重要的原因。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受挫，红军无法在贵州立脚，于是三渡赤水以另谋出路。
　　
　　注释：
　　⑴⒄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1985年版，第150页、第151页。
　　⑵石志夫：《李德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⑶⑺⑻⑼遵义会义资料选编组编：《遵义会议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页、第309页、第278页、第279页。
　　⑷⑾⒄马齐斌等主编：《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第316页、第317页。
　　⑸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共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⑹引自李勇：《红军长征编年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⑽陈伯江：《中国土地革命战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⒀《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⒁《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52页。
　　⒂邓力群主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第133页。
　　⒃贾启玉：《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第211页。
　　⒅陈伯钧：“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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