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战和两难 艾总统举棋不定
上下一致 毛主席决策果断

故善战者，　　　
　　立于不败之地，　
　　　而不失敌之败也。

　　　　　　　　　　　　　　　　——《孙子•军形》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就任总统的同时，也捧起了一块火炭。
　　这就是这场不明不白不死不活打不赢又不敢输的朝鲜战争。
　　在竞选高潮的10月24日——也就是上甘岭打得山摇地动的那个当口，这位二战英雄在底特律共济会教堂的一次演说中，庄重地对美国公众许下诺言：

　　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地和体面地停止朝鲜战争，倘这一任务要求我亲自去朝鲜一行，我将作此行。只有如此，我才能最好地学会如何在和平事业中为美国人民服务。
　　我将前往朝鲜。
 
　　对于众多美利坚合众国的纳税人来说，这张支票显然具有勿庸置疑的诱惑力——他们早就对杜鲁门政府增加税收支付高额军费的政策怨气冲天了。公道地说，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可不是吝啬鬼守财奴，当初山本五十六在珍珠港把太平洋舰队给毁了十之七八，人家也是把支票往外一拍，给那个坐轮椅的罗斯福撑了台面壮了胆。可那是日本小个子欺负到头上来了嘛。现在呢，为了这个天远地远八杆子打不着的朝鲜就这么象流水一样地比量银子，这论情论理论财怎么也说不清楚道不明白吧？
　　而且这无底洞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填到头。

　　身为名将的艾森豪威尔熟读兵法，当然知道这是个气门芯。
　　所以他的这张支票一开，立马就给本届总统杜鲁门放了气，给竞选对手史蒂文森撤了火——这个来自伊利诺州的民主党人企图以美国式幽默对艾克的这一漂亮出招一笑置之。
　　“如果我当选，我将前往白宫。”他轻松地调笑道。
　　捧场的民主党人们都鼓掌喝彩。
　　而在场的美联社的政治评论家杰克•贝尔却已看出：
　　“实际上，那场竞赛就在那天晚上就结束了。”

　　果不其然，艾森豪威尔成为了自1932年以来的第一位共和党总统，得票比例是33 926 234票对27 314 992票。
　　他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曾经有过五星上将军衔的总统。

　　艾克明白，这张支票到了该兑现的时候啦。
　　兑现是该兑现，可拿什么来兑现？
　　发动大规模的海空攻势，杀到鸭绿江边，彻底击败共产党中国，在“大韩民国”的旗帜下统一全朝鲜——这是麦克阿瑟的路子，共和党内的强硬派们也对这种汇兑方案最为钟情。
　　而艾森豪威尔对此案极不感冒。
　　倒不是他认为这样不好——傻瓜才说不好呢。
　　可好是好，却办不了。
　　且不说要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是美国难以承受的，就是付出巨大代价后是否能得到这样的结果也是一件谁也不敢打包票的事情。而且话说回来，就是有人打了包票你敢信他吗？就算是你敢信他，美利坚合众国的纳税人们还敢信他吗？那个牛皮哄哄包打天下的麦克阿瑟还把合众国政府折腾得不够是不是？
　　而且把美国的国力日益消耗在这种无休无止的“外围战争”上，对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势力的较量上，产生不了什么“起决定性作用的希望”。
　　身为行家，艾克看得很清楚想得明白，如果要卷入一场与中国之间的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将“远比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更难停止”。
　　所以，他更为垂青的兑现方法是“实现光荣的和平”。
　　这是“以妥协方式结束战争”的一种委婉说法，这个政策其实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就已经得到了确定，而且已经在板门店唇枪舌剑相互斗法一年多了。艾森豪威尔要做的，只是把这件事办得体面一点，光亮一点。
　　艾克这是捡了个便宜，剩下的事情就是怎么卖乖。

　　这还用说？人家艾克早就在卖乖啦。
　　早在竞选高潮的10月1日，艾森豪威尔就已经表示，朝鲜战争的主要重担应由南朝鲜人自己承担，而不是美国人：

　　联合国——而又以美国首当其冲——一直不断地被迫向这些前线输送人员，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这是朝鲜人的差事。我们不想让亚洲把西方的白种人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假如那里必须进行战争，就让它是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战争，而我们要支持的捍卫自己事业的一方。

　　这话里的话是杜鲁门你真笨怎么没想到这一招？
　　杜鲁门听到这话，一定会生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来：
　　你艾森豪威尔当初不也说什么“我国既已诉诸武力，就必须保证成功”吗？怎么着？现在摊子打烂了，你倒成了富有先见之明的先哲啦？
　　杜鲁门认为这种作为“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令人无法容忍的”。
　　“……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位负责的军事人员，一位非常了解我们进行停止敌对行动谈判的极端微妙之处的人，居然会利用这一悲剧来讨政治上的便宜。”
　　杜鲁门无可奈何而又不无辛酸地牢骚道。
　　这也值得大惊小怪？便宜大家都要讨，就看会讨不会讨。你杜鲁门白在美国政坛搅了这么多年了，连这个也不明白？再者说啦，你不也是想靠麦克阿瑟讨便宜最后没讨着还打不着狐狸惹了一身骚吗？
　　不知这位在美国政坛上搅了多年的预备役上校是真傻还是装傻，抑或是他真是属于那种具有天使般纯洁心态的政治家？
　　不过他是什么都不重要了，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曾似相识燕归来。
　　杜鲁门走了，艾森豪威尔来了。

　　卖乖归卖乖，还得玩点真格的。
　　12月2日——也就是范佛里特的“金化攻势”遭到惨败的一个星期后，新上任的合众国总统出现在“大韩民国”的首都汉城。
　　同行的还有内定为新一届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五星上将以及准备继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太平洋战区司令官阿瑟•雷福德海军上将。
　　“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上将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迎候在汉城机场。
　　新总统在朝鲜呆了3天。
　　3天里，总统的日程排得很满，
　　3日，艾森豪威尔接见了第八集团军的高级军官，听他们介绍了前线的情况，然后参观了空军和地面部队的指挥部。
　　4日，视察了英联邦第一师和美步兵第三师第十五团第一营。
　　此间上演了一出高潮戏。
　　父亲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少校及手下的士兵们共进午餐，12年前，当父亲的也是在这个营当营长。
　　下午，总统还参观了韩国军队的门面部队韩军首都师的示范表演。
　　5日，总统与韩国总统李承晚及其内阁成员会晤，然后在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与高级军官们告别后，驱车赶往机场飞返美国。
　　有人注意到，3天里，艾森豪威尔没有和他的老校友、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说过一句话，仿佛把他忘掉了一般。
　　连句寒喧都没有。
　　克拉克心里明白，老学长的军界生涯，要到头啦。

　　果不其然。
　　两个月后，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被召回国，退出现役。
　　艾森豪威尔还是给了他面子，临走时，让他晋升了上将军衔。
　　添了一颗不能戴的星，打了一场不能赢的仗，名将范佛里特走人的时候，能有好心境吗？
　　不过，在朝鲜打过仗的第八集团军几位司令官中，范佛里特最长寿——前不久还坐在轮椅上度过了他的百年大寿庆典。
　　上帝是公平的，这也算是一种补偿。

　　“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也很背气。
　　按李承晚的打算，他是想让声名赫赫的二战名将艾森豪威尔在汉城享受到最热情最排场的接待——阅兵式、宴会、群众集会，然后“花一个星期时间向国民议会发表讲话，主持庞大的军事讨论会。”让他的人民看看，也让对手们看看，我李承晚在美国人心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美国人是多么地够哥们儿够义气在为我李承晚撑腰要和北韩打到底。
　　而这恰恰是艾克此行所极力想避免的。
　　新总统的随从们通过克拉克告诉李承晚，总统只打算在朝鲜呆72个小时，而且大多数时间是和他们的将军们在一起。
　　艾克只给了李承晚一个小时，而且是分配在两次会见中。
　　李承晚能有好心情吗？
　　这大韩民国总统，当得真没劲。

　　虽然艾克具有极好的公关形象，但人们都清楚明白：
　　总统此行，绝不是冲着良好的公关形象来的。
　　而且，新总统绝非只会走马看花的等闲之辈。
　　3天里，他翻阅了大量的作战地图，听克拉克详细汇报了“三角形山”的战斗经过，还踏着吱吱嗄嗄的雪地亲临营区与士兵们交谈，在战地医院与伤兵们见面……。
　　在前沿观察所附近不时清哳传来的炮声伴奏下，这位军事行家还用望远镜观察了中朝军队阵地并发出感慨：
　　“看来，他们已找到了一个保护自己万无一失，同时却能以炮火不断地袭扰我方阵地的办法。他们不怕烦劳，开凿了直通山顶、大得足以容纳大炮装备的坑道。他们通过坑道推出大炮进行射击，打完就撤。显然，他们已经做了一项很费力的工作，同样明显的是他们有充分的人力可以使用。”
　　说到这里，他长叹一声：
　　“鉴于敌人阵地的力量已经得到加强，任何正面的攻击将碰到巨大的困难。”

　　而就在这个时候，不识时务的克拉克和范佛里特却在跃跃欲试想当面向新总统提出并讨论一项新的作战计划，这项计划的“基本内容是分3个阶段向平壤——元山一线发起攻击，每一阶段持续大约20天左右，包括地面部队包围共军，发动一次较大的两栖进攻，一俟时机适宜，空军加入这项行动，从空中和海上向中国境内的目标进攻。”
　　为此，除在朝鲜的已有部队外，“还需要3个师的美军或联合国军（一个步兵师、一个空降师和一个海军陆战队师），两个南朝鲜师、两个中国国民党师，12个野战炮营和20个高射炮营。”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求“认真考虑使用原子武器的问题。”
　　“在远东曾与我讨论的每一位指挥官，”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不论是陆军的、海军的或空军的，都衷心赞同这种行动的路线，并且希望我们的政府会批准这项计划。”
　　明眼人一看这个计划就知道两位将军这是在犯傻。
　　那些“衷心赞同”的武夫们也是在犯傻。
　　除了打仗，这几位一定是从来不读书不看报不关心政治，所以也一定不了解这位新总统上台的政治背景，或许还一厢情愿地认为这还是当年那位雄心勃勃充满了征服敌人欲望的五星上将。其实他们哪怕是稍微翻翻报纸听听广播，看看这位已经是政治家的二战名将在竞选时讲的那些话，许的那些愿，他们也不会冒冒失失地和盘托出如此下策。
　　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整个视察期间，总统总是在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这个话题。
　　“有关这位新总统的访问的最重要的事情。……关于打赢这场战争将要付出多大代价的问题一直也没有提出来。在我们的多次交谈中很快就清楚了。他将谋求一个体面的停战。”
　　克拉克不无辛酸地说。

　　“艾森豪威尔避免讨论这一计划，有意避免。”
　　与总统同行的奥马尔•布雷德利五星上将后来写道。
　　因为这是一个带有明显“麦克阿瑟味道”的作战计划。

　　老牌政客李承晚虽然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美国政局，想必也了解艾森豪威尔此行的来龙去脉，然而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也出于心存侥幸的动机，还是有意地在会晤中直截了当地挑逗这位头号强国的总统，要求“全力以赴地全面进攻，……把战争扩大到鸭绿江边，攻击中国境内的”供应基地。
　　聪明而圆滑的艾克躲过了这个话头。
　　这实际上就是在说“不！”

　　整个朝鲜战场给艾克的印象极其糟糕。
　　他对新任国务卿约翰•杜勒斯说：
　　“美国在亚洲只采取了杂乱的不协调的守势，而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长期、全面的战役计划。”
　　他得到的结论是：

　　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着看不见任何结果的伤亡。小山丘上的小规模进攻是不可能结束这场战争的……我们不能容忍朝鲜冲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然而总统也承认，解决朝鲜战争问题，自己也没什么秘方。
　　虽然在与第八集团军高级将领们的谈话时曾经论及发动全面攻势的问题，而且“战场指挥官们都同意，如果一定时间内谈判还不成功，我们唯一的办法最后只能是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
　　然而艾克还是认为，这是“最不诱人的方案”——尽管“这种讨论是有价值的。”
　　这一点，他得到了内定的下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福德海军上将的支持，海军上将认为，美国军队不应该这样分散部署，而应当集中在北美洲或北美附近，成为一支战略性的后备力量。
　　“前线的防务将主要由非共产党国家正在建立的当地军队来负担；万一发生战争，美国的机动力量可以静待机会向敌人的要害出击。”
　　富有战略眼光的雷福特很愿意给“亚洲人打亚洲人”唱颂歌。
　　即或是杜勒斯这样的反共疯子，也认为“美国不大可能沿着共产党这么大的整个地区，在四周都驻上充分和固定的防御力量，虽然他们也许会从这些地方出击。”
　　这位新任国务卿还说：

　　美国应该用维持一支足以迅速地向侵略大本营还击的巨大报复力量的办法，来集中力量吓退进攻，而不要把防御力量到处分散。

　　这一切，成为后来那个“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基点。
　　这个“大规模报复”战略，狠狠地误导了许多美国人。

　　既然无法打下去，那就维持现状拖下去得了？
　　而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也是“不能容忍的”。
　　清醒一点的美国军人都认识到，美国军队“正遭受着严重的伤亡，即使有所收获，也是微不足道的。”就这样看不到头地消磨下去，吃亏的只能是美利坚合众国。

　　那就只有谈，谈出一个“体面的停战”来。
　　然而就是谈，现在也遇到了很大麻烦。
　　就在艾克在朝鲜视察期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的议案是根据印度提出的提案修订后通过的，内容是关于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遣返问题。
　　而中国和朝鲜断然拒绝了这个提案。

　　这个问题僵持已久，各方都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渠道。
　　也有不少热心的国家想在虎视眈眈的双方之间充当“和事佬”。
　　先是波兰政府代表团在大会开始的第四天——10月18日提出了一项《关于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威胁加强国际和平与友好》的提案，在这项提案的开头，就对朝鲜战争的交战各方建议：

　　一、 立即停止陆上、海上与空中的军事行动。
　　二、 按照国际准则将全部战俘遣送还乡。
　　三、 外国军队包括中国志愿部队在内，在两三个月之内撤出朝鲜，本着由朝鲜人民自己在一个委员会的监督下统一朝鲜的原则，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该委员会由直接有关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包括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组成之。并建议将此列入议程的第一项，由政治委员会首先讨论。

　　这个很原则的议案因为提案者的阵营属性，立刻就遭到否决。
　　10月24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发言，抛出了美国招呼了英国等21个国家提出的提案，坚持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对中朝方面施加压力。
　　2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维辛斯基也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发言，在波兰提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提案，要求“双方停止一切陆上、海上及空中的军事行动，战俘全部遣返的问题则交给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在这个委员会中一切问题要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决定。”关于这个“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苏联提出的名单是：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缅甸、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
　　从这个提案可以看出，美英法韩为一个阵营，中苏朝捷为一个阵营，印缅瑞为中立国，不偏不倚，应该算是一个公平的提案。
　　然而仍然遭到政治委员会的否决。

　　这个时候，热心当和事佬的印度人出场了。
　　11月17日，印度政府代表团团长梅农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作了长篇发言。11日，这个委员会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印度等国提出的关于遣责南非当局种族歧视政策的提案。兴头之上，印度对扮演大国角色更加跃跃欲试。
　　印度提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建立一个遣返委员会来处理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该会由4个中立国组成，并由4国推一公断人，遇到不能决定的问题，由公断人裁决。
　　二、朝鲜停火后90天，尚未遣返的战俘由高一级政治委员会解决。
　　三、30天后，如仍有未回家和未做出处理决定的战俘，交联合国收养。

　　21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印度国会演说，呼吁各国在印度提案的基础上实现朝鲜的停战。
　　艾奇逊立即就看出了这是个机会。
　　24日，艾奇逊再次发言，声称如果印度提案能够做些重要修改正，美国将“衷心支持”。26日，这个提案被作了重要修正，27日，美国发言人表示，该案符合美国遣返原则，美国代表团决定支持这个提案。
　　12月2日——艾森豪威尔到朝鲜视察的同一天，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以53票对5票通过了这个方案。3日，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这个提案。
　　联合国大会这项决议有一对至关重要而又自相矛盾之处：
　　一方面，该决议“肯定战俘释放与遣返原则按照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国际公法中确定的原则与惯例以及停战协定草案中有关的规定执行”；
　　另一方面，却又“肯定不应对战俘施用武力以阻止或使他们返回家乡”。
　　关键之处在于这个“或使”以后的句子。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规定，拘留国在停战生效后只有迅速释放与遣返全部战俘之责，而决无使用武力、使用特务来侮辱和扣留战俘之权。有这个前提，后面那个“肯定”就不能成立，而“肯定”后面的那个“或使”，也使前面那个“肯定”毫无意义。
　　在强权政治的字典中，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公法”啦“公约”什么的——那不过是一张纸。美国政府如果真是“人权”的卫道士，为什么支持的都是象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蒙博托这一类独裁政权？
　　53个国家当然不会都是在美国压力之下才举手投入这一票的，应该说他们当中多数还是抱着尽快结束战争寻求和平的善良愿望来参与这个重要决议的制定的，他们对战俘问题中的复杂内幕全然没有了解，许多人不明真相或者出于反共偏见也人云亦云，真正相信了美国政府的宣传，认为战俘们确实不愿意回到“共产党统治之下”，以武力逼迫他们回去同以武力扣留他们同样是违反人道主义精神的。他们认为，按照这个决议执行，对战俘解除了军事控制，从拘留一方的收容之下释放出来交给遣返委员会，而且所属一方还可以进行解释，这个问题就可以公平合理的解决了。
　　他们全然没有想到自由女神像下那些“人权卫士”的卑劣程度。

　　1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决议是艾奇逊提出的“21国提案”的翻版。所谓战俘“不愿回家”的谎言，完全是不可置信的。
　　中国总理还明确表示“而且就将全部遣返战俘回家这个任务交给中立国所组成的遣返委员会去作，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美国方面曾派大批李承晚和蒋介石的特务冒充朝、中战俘，混杂在朝、中战俘当中，利用战俘已被强迫刺上背叛祖国字样或盖上拒绝遣返血书指印后所产生的耻辱、顾虑等心理失常状态，经常对他们进行胁迫行为，如果不把这些特务同朝、中战俘隔开或孤立起来，那么，一切访问和解释都不可能顺利进行，而那些被刺过字和打指印的朝、中战俘仍有被特务胁迫拒绝回家以至带走的可能。因此，要从朝、中战俘中隔开或孤立特务分子，这在遣返委员会管理战俘的情况下，是根本无法办到的，只有将战俘移交给对方保护，然后才能办到。”
　　以后战俘遣返的实际情况，完全证实了周恩来的这一断言。

　　勿庸置疑，在此时此地此问题上，中朝方面的地位相当被动。
　　山姆大叔很有点沾沾自喜，认为确确实实难为了中国人一回，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在记者招待会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一付得意相来：
　　“联合国拒绝强迫遣返战俘的立场，从军事上来说，也是适当的，因为很多战俘是由“联合国军”宣传人员劝导而背叛的，因此，如果强迫他们遣返，便会失掉信用，也将损害联合国心理战争方面的努力。”
　　一语道破天机，只需将句中“劝导”二字改为“胁迫”。
　　笔者建议，所有讲授国际关系学的教授们，应将洛维特的这番言语作为《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参照文章，一起在课堂上宣讲，以为学子们加深记忆。
　　这是对美式人权的最好诠释！

　　如果艾克要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体面的停战”，那么他失算了。
　　毛泽东正在准备打，而且还在准备大打。
　　准备和克拉克进行一番登陆与反登陆的大较量。

　　就在范佛里特在上甘岭大打出手之时，克拉克也玩了许多花活。
　　10月，“联合国军”举行4次两栖登陆演习。
　　11月，“联合国军”举行3次两栖登陆演习。
　　12月，“联合国军”的两栖登陆演习猛增至15次。同时，中朝军队东西海岸守备部队还发现和捕获了大量特务，这些特务的使命都是刺探中朝军队后方情况和收集地理、水文资料。
　　与此同时，韩国军队也新组建了第十二、第十五两个步兵师、6个独立团、28个炮兵营。这样，“联合国军”第二线的兵力达到了美军3个师、韩军两个师另3个团的机动兵力。
　　克拉克这个意图行家们一看就懂。
　　其一、利用海空优势的威慑效应，对正面战线上的中朝军队实施牵制，给范佛里特在金化前线的进攻作战以配合；
　　其二、为正在酝酿和策划中的那个“以两栖登陆向平壤——元山一线发起正面进攻”的计划进行实际准备。

　　彭德怀很重视克拉克的这个动向。
　　这时，彭德怀已回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仍兼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司的工作交由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主持。
　　1952年11月23日——也就是上甘岭战役取得胜利的前两天，彭德怀致电代替回国汇报工作的邓华主持志司工作的杨得志副司令员，指出：敌军秋季损失较大，冬寒逼近，美国新旧总统正处在交替时期，今冬大举进攻的可能性较少。朝鲜战争拖延下去，美军重点陷在东方，时间愈长对其愈将不利。过去美国曾多次妄想以军事压力逼我就范，企图达到他们希望的“光荣停战”，但均遭失败，最近向五圣山前沿的进攻也系此企图，敌不会因此次失败而死心。我们“必须预防来春[敌人]从我侧翼登陆，配合正面进攻”。
　　彭德怀已经在未雨绸缪了。

　　一星期后，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回国后又声称准备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打破僵局”，极端反共的杜勒斯又入主美国国务院，与艾森豪威尔同属共和党人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罗伯特•塔夫脱和约瑟夫•麦卡锡等人还吵吵嚷嚷地说什么“共和党人取得政权后要全力打赢这场战争”。
　　12月下旬，情报也传来“联合国军”将在次年2月发动大规模攻势，结束朝鲜战争的消息。
　　这一切，促使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首长对艾森豪威尔“用行动来打破朝鲜战争僵局”的表白，从对中朝方最不利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敌人两栖登陆的现实可能性增大了。

　　12月4日，差不多就是克拉克们跃跃欲试地想跟艾森豪威尔掰活那个“以侧翼登陆配合正面部队向平壤——元山一线发起进攻”的计划的同时，正在国内汇报工作邓华代司令员在写给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就战争形势作了如下预计：

　　战争如果拖延下去，敌人或采取稳健的办法，即小打，维持目前战线，而逐渐以南朝鲜军队担负更多阵地，减小美军的消耗；或者进行冒险，即大打，从我军侧后登陆，把我军打回鸭绿江西岸，迅速结束朝鲜战争。美国没有放弃仁川登陆的迷梦，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策是一致的，在作法上共和党可能比民主党来得更生硬激进些，艾森豪威尔登台可能要露两手，麦克阿瑟早就想大干，克拉克和范佛里特请求增兵，对于在我侧后登陆是很感兴趣的，认为这是取得胜利，结束朝鲜战争的最好方法。总之，战争拖延下去，敌人迟早要来一回登陆，这一点，我们思想必须要有明确的认识。

　　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邓华的这个分析都应该得到一个高分，冷静、客观、科学，从最坏的可能性着眼，对战略大形势的把握尤见功力。
　　对于登陆的可能性和规模大小，邓华也作出了估计：

　　……登陆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战役性的登陆，即抽出2～3个师，配合正面进攻，在东海岸通川或西海岸海洲地区登陆；另一种是战略性的登陆，即抽出4～5个师，在东海岸元山或西海岸镇南浦地区登陆，同时以空降相配合。如果不动用蒋介石部队，则在明春小登陆的可能性较大。当然，共和党上台，想大干一场，进行冒险，大登陆也是可能的。

　　这个估计的依据是当前战场形势和“联合国军”的兵力状况作出的，也是志愿军总部首长的共同看法。
　　毛泽东对邓华的报告予以了高度重视，认为必须要作最坏的准备，并在邓华的报告上批示：

　　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5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4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
　　……
　　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

　　在接见即将返回前线的邓华时，毛泽东更明确的要求志愿军总部从“三肯定”出发，针对“联合国军”的两栖登陆计划进行准备，即：“肯定敌人登陆，肯定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在清川江至汉川间登陆。”
　　12月15日，捧着这支令箭，邓华急急回到朝鲜。

　　“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让我向大家问好！”
　　邓华把4瓶“茅台”往桌子上一放，对来到作战室的杨得志、洪学智等人一本正经地挨个儿握手：
　　“这酒是我在主席那里汇报时总理送的，主席还说总理太小气，要过新年了几瓶洒就把人家打发了！总司令说回来问好必须一个一个地问，不然不算完成任务。”
　　大家心里热呼呼的，虽然就是几瓶酒，但这是从祖国来的，从主席、总理、总司令那里来的，喝着暖心。主席、总司令、总理掂着咱哩，咱们要不把仗打好，让艾森豪威尔把那三把火烧过来，咱还有脸回去见他们吗？
　　“把酒留着吧，等咱打个大胜仗再喝！”杨得志提议。
　　大家都说好好好，庆功酒味道更好。
　　说到正题，大家一致同意军委的分析，决定进一步调整反登陆作战的部署，在17日召开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和各独立师师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军委指示，讨论志愿军总部的决心和部署。
　　会议开了3天，很快定下了决心，确定反登陆作战为1953年的首要任务。同时确定反登陆作战的方针是：坚决不准敌人登陆，敌人登上来就坚决消灭它，绝对不许敌人在我侧后建立一条战线。在兵力部署上，以一部兵力依托海岸阵地实行坚守防御，力求全歼敌人于海上和滩头；主力部队则在敌人舰炮火力射程之外的纵深实行机动部署，准备反空降，并待一线部队将登陆之敌消耗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反击与敌决战，力求全歼。
　　注意到没有？这个反登陆作战的指导方针已经不再是“诱敌深入”的传统战法，而代之以“背水击”、“半渡击”这类阻敌于滩头、歼敌于海滩的新招法。这不仅反映了人民解放军在装备上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新中国军队讲求实际、因地制宜、积极主动、机动灵活的军事思想。
　　这仗要是真打起来就热闹了，反登陆带反空降，一定精彩！

　　在邓华回到朝鲜的同日，军委总参谋部也向各大军区发出指示，指出：朝鲜敌军有可能在明年春季向我军侧后进行两栖登陆，台湾蒋军和滇缅边境国民党军残部亦有极大可能会有所动作，“各大军区应严密注意敌可能进犯之沿海及滇缅边地区，以及内部潜伏匪特趁机活动，均应做一详细研究，作出预定作战方案。”
　　为了反登陆作战，中央军委决定在国内也进行局部动员，并决定缓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部分项目。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东南沿海加强设防，国内再次动员50万新兵，有备无患，既准备粉碎艾森豪威尔在朝鲜发起的两栖登陆，也准备扑灭可能扩大到中国沿海的战争凶焰。
　　16日，毛泽东对朝鲜战局作出分析和估计：

　　朝鲜战局，由于停战谈判已告停顿，而美军在朝鲜的损失还没有达到它非罢手不可的程度，估计今后一定时期内（假定为一年），会趋向激烈化。艾森豪威尔正为其上台的朝鲜军事行动准备。单就朝鲜战场的军事行动作估计，敌人从正面向我较坚固的纵深工事施行攻击的可能性，不如向我后方两侧进行登陆作战的可能性大。
　　……
　　我如能在坚守北朝鲜东西海岸，使敌人的登陆计划失败，并以正面战线的战术出击作配合，给敌人以更多更大的杀伤，那么朝鲜战局就能更加稳定，而向着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
　　为预防敌人登陆和提早发动进攻，我军必须继续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准备尽一切力量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除了反登陆作战没有打响外，1953年的朝鲜战争，确如毛泽东所预计的，是朝着“更加稳定，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的。
　　20日，中央军委致电志愿军党委，下达《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冒险登陆，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判断“联合国军”有“从中朝军队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以7个师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并对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作出了具体指示，限定次年4月前完成全部准备工作。
　　23日，志愿军总部首长下达《粉碎敌登陆进攻部署》的命令。
　　此后，中朝军队全军展开了以思想动员、部署调整、工事构筑、物资储备以及战备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规模巨大的反登陆作战准备。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斯大林又演出了一回“釜底抽薪”。

　　本来，以苏军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兵军为主的中苏朝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已逐淅将空中战线向清川江一线推移，“米格走廊”也开始让美远东空军望而生畏。可一听说艾森豪威尔有扩大战争的动向，斯大林又犯了犹豫，一下子又有点缩首畏尾了，空中战线也开始往鸭绿江边收缩。
　　比起山姆大叔，“老大哥”腰并不细多少，不知道怕什么？
　　不过这也没啥，毛泽东们也不是第一回遇到这种事儿了。
　　还是那句话，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

　　斯大林怕美国人，毛泽东不怕。
　　“老大哥”不敢上阵，中国人可要奉陪！
　　中朝军队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照常进行。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志愿军第二番轮换部队开始陆续入朝。
　　这一番入朝部队是第一军、第十六军、第二十一军、第五十四军等4个军，正好分别来自4大野战军。
　　他们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都是声威赫赫的百战劲旅。
　　第一军来自第一野战军，原为1946年10月组建的贺龙的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后调归西北野战军彭德怀指挥，番号仍是第一纵队。这支部队最早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27年和1928年间贺龙在湘鄂西地区领导的红四军、红六军，1930年这支部队组成红二军团，后在红二方面序列中参加了长征。抗战爆发后，红二军团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五八旅，开辟晋绥，挺进冀中，参加百团大战，保卫陕甘边区，屡建战功。解放战争初期，第三五八旅与独立第一旅合编为晋绥军区第一纵队，而后调归彭德怀指挥，作为西北野战军主力之一，转战大西北，横扫五马，解放新疆。1949年全军统一编制序列，第一纵队改称第一军。1952年，全军精简整编时，又并入了第三军一部，下辖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七师，并奉调入朝参战。
　　后来名扬全军的“硬骨头六连”就出在这支部队。
　　黄新廷、梁仁芥将军时任该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第十六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是一支真正的老资格部队。
　　该军来自第二野战军，其第四十六师第一三六团是老资格中的老资格，它的基础是1925年秋在广东成立的叶挺独立团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之一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支正规武装部队，除了后来在第四十三军编成内的第一二七师第三七九团——也就是正宗的“叶挺独立团”的底子，整个人民解放军中没有哪支部队敢跟他们比资格。这支部队参加南昌起义后，又跟着朱德总司令上了井冈山，成为红四军第二十八团，林彪就曾经担任过这个团的团长——这个团走出了上百位将军。除了这支部队，该军还包括有平江起义、秋收起义和闽西暴动的部队，后来都是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主力，其中就有平江起义老底子的第四十七师第一三九团。这支部队解放战争时期先后转战过华北、中原、华东、中南和西南，是一支响当当硬邦邦的劲旅。
　　该军第四十七师曾于1951年9月先期入朝，担任志愿军总部反空降、抗登陆预备队，完成任务后于1952年3月回国归建。因该军第四十八师调归川南军区留守泸州，入朝前，又将原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划归该军建制。原第十七军第一四八团和第一四六团也分别补入缺编第一三七团的第四十六师和缺编第一四一团的第四十七师。
　　这支部队入朝前先鸟枪换了炮，主力第四十六师、第四十七师均编有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自行火炮团，成为全军第一个合成军。
　　志司是准备把他们作为志愿军反登陆战役机动力量使用的。
　　尹先炳、陈云开将军时任该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第二十一军来自第三野战军，也是一支红军部队，其前身是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后高敬亭将军建立的红二十八军，该部曾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后来发展成新四军第二师。解放战争中，先后改编为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一直是华东野战军的一支主力。
　　入朝时，该军辖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二师、第六十三师。
　　吴泳湘、谢福林将军时任该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第五十四军来自第四野战军，是四野的两支主力合编而成的。
　　1952年秋，第四十五军第一三四师、第一三五师和第四十四军第一三０师合编成为一个新军，为了用谁的番号两个军争得很凶，谁都想保留自己的番号——这也难怪，第四十四军是牛皮哄哄的东野老七纵，著名的“三凶部队”；而第四十五军也是声威赫赫的东野老八纵，最早的底子是红色中国的御林军——1933年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工农革命政府警卫团，长征前后改编为红三师、红九军团、红三十二军，抗战时又是那个著名的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后来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长期保卫陕甘宁边区——还是红色御林军。
　　谁也争不过谁的时候，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一锤定了音：
　　“各自保留你们番号的个位数，叫第五十四军。”
　　得，这下大家不吵了。
　　该军第一三０师先期入朝，第一三四师、第一三五师作为志愿军战略预备队，集结于东北地区。
　　丁盛、谢明将军时任该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军委同时命令，原定替换回国休整的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暂缓撤出，参加反登陆作战准备。

　　同期入朝的还有这样一些部队：
　　原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事实上加上划归第十二军的第三十一师、划归第十六军的第三十二师，原第十一军的3个师已全部入朝参战。
　　担负筑城任务的第四十六军第一三八师。
　　同时还新建以郭维城为首的铁路指挥局，指挥铁道兵第五师、第六师、第七师、第九师、第十师、第十一师入朝，担负铁路修复任务。
　　地面炮兵第二十五团、第二０五团、第二０七团、第二０八团、第四０一团、第四０四团，高射炮兵第六０三团和第三十八营，坦克第一师、第三师炮团各一个营，坦克第二师炮团两个营。这些炮兵部队都分别加强给正面各军和东西海岸守备部队。
　　坦克第一师也再次入朝参战。
　　同时，空军已陆续建成的14个歼击航空兵师500架飞机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海军的一个鱼雷快艇大队18艘鱼雷快艇和一个海巡大队也停泊在鸭绿江口中国一侧的大东沟——就是甲午大海战的那个大东沟，并以两个海岸炮连进至朝鲜西海岸，准备参加反登陆作战。
　　这种规模的技术兵种集结，在这支军队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与此同时，中朝联合司令部进行了全面的部署调整。
　　为了“使新入朝的军能依托正面工事得以锻炼取得经验，而将几个在朝鲜有战斗锻炼的军加强东西海防”，中朝联合司令部决定：
　　第三十八军、第四十军从第一线调至西海岸，将第十五军、第十二军调至东海岸，将第四十七军调至谷山作为志愿军预备队，而以9、10月间入朝的第一番轮换部队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四军、第四十六军和1953年1月入朝的第一军分别接替撤出第一线各军所担任的正面防务。
　　以第十六军、第五十四军第一三０师、第四十六军第一三八师加强西海岸防御力量；以原中朝联合游击支队改编的摩托化独立团置于北仓里地区，作为快速机动的反空降突击队。
　　经过调整，担任西海岸防御的部队有志愿军6个军19个师，朝鲜人民军一个军团另一个旅，地面炮兵14个团另9个营，高射炮兵两个团13个营，坦克6个团；担任东海岸防御的部队有志愿军两个军7个师，朝鲜人民军两个军团另两个旅，地面炮兵两个团另3个营，高射炮兵5个营，坦克一个团；担任正面防御的部队有志愿军11个军33个师，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另两个旅，地面炮兵14个团另18个营，高射炮兵24个营，志愿军坦克4个团，朝鲜人民军坦克两个团；志愿军总部还掌握着志愿军预备队一个军，地面炮兵4个团又两个营。
　　至4月底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时，中国军队入朝参战部队已达到最高数字——135万人，加上朝鲜人民军，中朝军队兵员数量已达180余万人。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在异国土地上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

　　为这次反登陆准备，军委和志愿军总部也下了大本钱。
　　军委从国内调来了4个汽车团、3个陆军医院和14支医疗队，加强运输和医疗力量。抽调铁道兵第五师、第六师、第七师、第九师、第十师、第十一师等6个师及5 000名铁路员工入朝，会同朝鲜人民军铁道兵第三旅，抢修铁路枢扭，增建辅助线路。另外，还调工程兵第十二团入朝，会同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三师及已在朝的5个工程兵团，修建公路新线。
　　至1953年4月底，铁道兵和工程兵在铁路上架便桥35座，完成迂回线路4处，新修公路8条，连同整修和加宽的公路共566公里，架设桥梁47座。
　　中朝军队的后方供应部署亦作了相应调整，至1953年2月底，弹药总囤集量达123 800多吨，平均每个军囤集3 100多吨10多个基数，每个炮兵师囤集1 000多吨；粮食总囤集量248 000吨，可供全军食用8个月。
　　国内应征的90 000余名新兵也全部编入部队，第一线各军基本上达到了齐装满员。
　　这也是中国军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后勤保障。

　　在中央军委规定的4个月期限内，中朝军队动用了60 000万多个人工，平均每天以50余万人参加筑城，在东西海岸抢筑了以坑道和钢筋水泥工事为骨干、纵深10余公里的防御阵地，其中坑道8 090多条，总长720公里，堑壕、交通壕3 100公里，构筑永备火力点605个。在敌人便于空降和坦克行动的纵深地域，还构筑了反空降和反坦克阵地。使整个绵延1 130多公里的弧形战线，形成了以坑道或钢筋水泥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
　　这是个惊人的奇迹——而且这是在狂轰滥炸之下完成的。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海岸防御配备了最强的指挥班子。
　　西海岸防御指挥部以邓华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吴信泉和朝鲜人民军的方虎山中将任副司令员，杜平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政柱为参谋长。
　　这差不多就是把志司搬过来了。
　　西海岸还建立了以坦克第一师指挥机构为基础的装甲兵第二指挥所，指挥西海岸坦克部队投入反登陆作战。
　　东海岸防御指挥部由志愿军第三兵团部兼任，王近山兼任代司令员。朝鲜人民军的金雄中将担任副司令员，杜义德担任副政治委员，王蕴瑞任参谋长。原兼任东海岸防御指挥部的第九兵团司令部与第三兵团司令部对调，负责正面战线中段地区的作战，王建安、王必成分任正副司令员。
　　这都是些让克拉克和范佛里特头痛不已的角色。

　　大诗人毛泽东有两句现成的诗句可以形容反登陆作战的准备：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4个月过去了，作战方案、预案完成了，气也鼓足了。
　　美国佬却不来了。
　　大家都懊丧得不行。那个劲儿憋得最足的老牌劲旅第十六军上上下下更是牢骚满腹：现在兵强马壮，人人都盼着跟克拉克大战三百合见个分晓见个高下，连勤杂人员都配发了武器，跃跃欲试决心给咱老资格部队添点新纪录，他妈的那老小子怎么不来啦？
　　背着下边人的时候，军长尹先炳和政治委员陈云开也发牢骚：
　　“龟儿子，克拉克把老子们给逗了！”尹先炳连连拍桌子。
　　“唉，准备了120天啦，大伙儿流了多少汗哪！”
　　陈云开也连连摇头。
　　一片低沉的气氛中，邓华代司令员却喜气洋洋地打来电话：
　　“部队情绪怎么样？”
　　“不怎么样，都象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尹先炳没好气儿。
　　邓司令你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邓华挨了顶却一点不生气，还乐呵呵的：
　　“泄么子气嘛，咱们不是打了胜仗吗？”
　　“胜仗？”尹先炳一楞。
　　“你想想，克拉克为什么不来啦？”邓华问道。
　　“肯定是被咱的反登陆准备给吓住嘛！”
　　“对呀，他被吓住了不敢来，这不是个胜利么？”
　　尹先炳一楞，对呀，咱准备半天不就是不让他来吗？
　　“告诉你吧，这叫‘不战而胜’！”邓华点拔道。
　　“好，邓司令，我马上把你的话通报全军！”尹先炳开了窍。
　　“通报什么？”在旁边不明就里的陈云开问道。
　　“不战而胜！”

　　的确，正在举棋不定的艾森豪威尔之所以最终放弃军事冒险的选择，中朝军队规模巨大的反登陆作战准备的消息一定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试想，如果毛泽东对两翼海岸大大咧咧掉以轻心，艾森豪威尔这种老手难道不会叮着缝就下蛆吗？而后来中朝军队还敢在夏季放开手脚在正面战线大打出手吗？
　　数十年后有人问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而最后敌人又没有来，是不是劳民伤财太不值当了？对此笔者嗤之以鼻——那不过是一种的真正书呆子气加事后诸葛亮的浅薄。
　　君不闻兵圣孙武之千古警句
　　——善战者，求之于势，不择于人。
　　——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然而，事隔多年，我们还应该冷静地面对事物的另一面。
　　艾森豪威尔们费费口舌之功，玩点小打小闹的花活儿，就迫使中朝军队进行了如此规模巨大的战备工作，还被迫缓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部分项目，确实也表现出美国强大国力军力核力在局部战争中的巨大威慑作用。虽然没未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果，却也“不战而动人之兵”，调动和牵制了大量中国军队的地面部队和当时对于一个新生国家来说至为宝贵的财力和物力。中国军队由于没有以核武器和强大海空力量为后盾，只能以数量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工程作业来实施反威慑。客观地说，这还是一种被动，一种没办法的办法。
　　而且这种反威慑的方式还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朝鲜战场地形狭窄，海岸线短，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能够相当有效地抑制航空火力突袭效果，抵消原子武器在战役和战术上的决定性作用。而在地域辽阔、海岸线漫长的国土防卫作战中，这种方式显然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你想想在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进行这类工程作业是个什么概念？
　　最有效的反威慑是你也拥有对方所具有的威慑手段。

　　这次反威慑行动，极大地刺激了新中国领导者们加速发展国防新技术、发展尖端武器和发展核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增强国家实力的意念。当时钱三强教授受中共中央委托，到西欧收集有关核工业方面的资料时，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共党员、著名核物理学家约里奥就恳切地对他说：
　　“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必须先拥有核武器！”

　　说到这里，你一定会明白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后来为什么对“钢铁元师升帐”这类现在看来非常偏狭非常幼稚非常不科学的口号会具有那么盈然的热情——包括后来为民请命犯颜直谏的彭德怀和设计改革盘活中国的邓小平，他们最初的热情也绝不在毛泽东之下。现如今人人都知道50年代未那场“大跃进”是一场大倒退，是一场人为的灾难，那些举措是多么愚蠢多么荒唐多么可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得到的是“再好的动机如果超越了科学也会变成灾难”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普遍真理。可又有人想过没有，为什么全中国亿万人民会以近乎疯狂的热情投入“全民大炼钢铁”这样一个既劳民又伤财的群众运动？为什么会对“××年超英国赶美国”这类只有空想成份而毫无科学依据的口号笃信不疑竭力拼命？为什么刚从大饥荒中摆脱出来的人民群众听见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会热泪奔涌欣喜若狂？——笔者当时刚上小学，亲眼看见过那些刚走出饥饿阴影没两年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婶们，是怎样地欢呼雀跃噙着眼泪去追着赶着抢那些套红的“核号外”的。
　　中国人，谁不希望自己背后站着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我们在审视在总结在反思那段荒唐愚蠢可笑的惨痛历史时，一定不要忽视这些事实的另外一面——
　　那也是一次奋勇的抗争，那也是一次曲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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