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贡献

梁 柱　

    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的问题，并通过实际的步骤加以实现。
    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在这里，主要的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以取得民族独立，反对国内封建势力以取得人民民主；主要的群众不是工人，而是广大的农民。因而，在这样的东方落后大国里，如何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同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党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既区别又联系的关系，还不能作出正确的说明。虽然党内有一些同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过理论探索，但毕竟没有形成全党统一的认识。相反，在党内却产生过或是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二次革命”论，或是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革命”论，这些错误主张曾长期困扰着党，并先后两度把中国革命导入歧途。
    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连结点问题，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决不可能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由之路。
    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又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领导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尔后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基本政治制度上，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同这一国体相适应，在政体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党制度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民族关系上，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各族人民通过自身的政治经验进行选择的结果。
    在经济建设上，在毛泽东时期尽管我们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从总体上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从1953年至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
    应当指出，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不能不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一，“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其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中国不仅不可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通常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特别在建国初期，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同情和支持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其三，我们还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正因为这样，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犯一些错误，出现曲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难以避免的。只有深刻理解新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巨大困难，才会真切体会到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何等的可贵。
    在外交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十分严峻的。美国不仅拒不承认新中国，而且竭力阻止其他国家承认，其目的是要通过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从而使新中国政权无法立足。新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区别不同国家对我国的不同态度，同世界各国建立新型的外交关系，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作用。到1976年，在当时世界上独立的130多个国家中，同我国建交的达到111个。
    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再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提出要进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方向。
    要找到自己的建设道路，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艰苦而曲折的探索和实践的一个主题。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开辟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新中国建立之初，“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强调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决不是排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有用的东西。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从指导思想的高度谈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良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并明确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但学习外国要有正确的态度。毛泽东强调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
    毛泽东指出，1956年 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这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共同的，但具体道路有别。不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既有共性即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有个性即体现本国的特点；因此评价一种模式的得失，就要善于把这两者加以区别，既要肯定其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对体现其本国特色的部分作具体分析。
    毛泽东强调要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具体经验（包括错误经验）加以区分，前者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性，有普遍意义；后者则属于体现苏联大国特点的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一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于正确理解和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正确学习外国经验，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10期《高校理论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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