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汪晖成名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被责指抄袭而想起的……

朱永嘉

       昨天（3月30日）《中国青年报》上有三篇文章涉及学术造假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了当前言论的热点，学术打假反对大学和研究机构腐败当然是件好事。这次学术打假起源于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一次性撤销七十篇学术论文引发被撤销之论文作者所在的井冈山大学一次巨大冲击波。昨天《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栏目中《追缴学术腐败者的名利所得》一文，讲了这个问题；在《教学与科学》栏目中又以很长的篇幅发了《学术腐败为何揭盖儿容易处理难》一文，讲了西安交大的长江学者李连生造假的问题。在报刊上如此雷厉风行的揭露学术造假，我表示赞同和支持，然而在怎么认识和处置这个问题上还得有一个度。在同一天《中国青年报》的《文化周刊》上发表的《著名学者汪晖成名作被指抄袭真伪待鉴》的这篇还算客观的报道，我读后就有保留了，对于理工科在科学技术上反对抄袭、造假、偷窃行为我没有丝毫不同意见。但在人文科学上，这个问题就要具体分析了，不能简单的说没有指出引文出处就是剽窃别人成果了。汪晖这本《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在引用别人文章时，没有指明出处，便认定为剽窃，这个结论似乎还不能成立，问题还得看全书的立意是否有创新。这本作品作为博士论文，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那还得看当时的形势，作具体分析。我不想就这件事回答。我想不用等待很多时间，这个具体问题的是非自会大白于天下。我是搞历史的，由这件事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两位伟大的史学家及其作品，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这两本不朽的历史著作，如果依照引文没有注明出处，以及引文占全书篇幅的多少来论定作品，那么这二部不朽的名著都逃不脱抄袭剽窃的恶名了。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标准去定罪名的话，司马迁与班固这二位故人却也难逃干系。

       班固的《汉书》中，专门为司马迁列了传，他在此传的赞语中，对司马迁其人其书都有所评述，其云：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

       这一段评论，无论从对书，还是对人的评述，总体上应该说还是比较平实的，但也不完全正确。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则并非是缺陷，反而是司马迁高明之处，至于书，说它根据《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也是对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不少段落皆直接出自《左传》、《战国策》、《世本》这话一点也不假，而且还没有注明出处，所引文字，往往还根据行文的需要加以改易，大概都可归入王彬彬所归纳的偷意、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的剽窃方式，但这要仔细想一想，如果给司马迁加这些罪名能成立吗？恐怕很难，即使《史记》对春秋时期的历史，抄于《左传》，战国时期的历史，採于《战国策》，其实高祖以下至汉武帝的历史，司马迁也得有所本嘛，清人赵翼的《廿二史箚记》有一条《史记变体》讲到：“《史记·曹参世家》叙功处，绝似有司所造册籍。自后《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周緤》等传，记功俱用此法，并细叙斩级若干，生擒若干，降若干人，又分书身自擒斩若干，所将卒擒斩若干，又总叙攻得郡若干，县若干，擒斩大将若干，裨将若干，二千石以下若干，纤悉不遗，另在一格。盖本分封时所据功册，而迁料简存之者也。”赵翼这话有道理，汉高祖到汉武帝那段时期的历史，司马迁也是根据录自当时的功册档案，换一句话说也是抄来的，现在我们不仅不能指责司马迁的抄袭和剽窃，相反，还由于他这本《史记》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从这个意义上，司马迁的这种抄袭和剽窃大有功于后世，否则的话这些文字记载早就散佚不见了。当然司马迁这本《史记》不仅是抄袭已存在的历史著作和档案资料，他这个抄袭为我们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例，要懂得编辑并分别记录相近的历史事件，也是一种创造。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二十四史的纪传体史书的先例，特别是《史记》中的八书更是司马迁所开创的。至今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还受益于司马迁《史记》这部巨著。

       说了司马迁的《史记》，再说班固的《汉书》，如果要说抄袭，那么《汉书》这本书相当部分是抄自《史记》的。赵翼在《廿二史箚记》的《汉书移植史记文》这一条中，详细叙述《汉书》如何抄袭《史记》的。其云：

       “《汉书》武帝以前记传用《史记》原文，惟移换之法，别见剪裁。”

       比如把《史记·项羽本传》的许多内容皆移载到高祖本纪，而把项羽本纪改为列传。其实这个改动，还不如《史记》的项羽本纪写的生动活泼耐人寻味，读《汉书·项羽传》还不如《史记·项羽本纪》深刻而动人，其他类似的移植剪裁的地方很多，如赵翼云：

       “吕后杀戚夫人及赵王如意。史记载吕后纪内，而外戚传叙吕后处不复载。汉书吕后纪，专载临朝称制之事，而杀戚姬等事，则入外戚传中。盖纪以记朝政，传以详细事，固各有所当也。”

       对于这样的移动，赵翼并没有指责班固在那里搞“搅拌式”、“组装式”，为了掩人耳目而进行剽窃和抄袭，相反认为其“固各有所当也”。《汉书》中这一类剪裁《史记》文字于《汉书》中的事例还有不少。为节约篇幅而不一一列载了。但它足以证明《汉书》武帝以前的史文，皆取自《史记》这个结论。然这并不有损于《汉书》在中国史学上的历史地位，至少武帝以后的记载都是班固自己努力的结果，没有借助于《史记》。尽管如此，《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复为古今史学界所公认，因断代体的史书开创于《汉书》，这是班固的一大功绩，而且班书的十志较《史记》的八书又有较大的发展。故评价一部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有没有抄袭前人的作品，而在于这个作品有没有新意，无论在体裁还是认识上只要有所创新便是有功于后人，不分析别人全书的整体，不注意别人作品的新意，怎能令人信服呢？要正确地评价的关键是能不能推陈出新，没有陈又怎能出新呢？在史学上是如此，在文学上则更是如此，记得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一点在诗词的创作上最为明显，只有推陈，也就是用典，才能出新啊！可不能用抄袭二字杜绝“推陈”，那就杜绝了中华文化的新意了，这可就会带来亡国之祸啊！专注于别人有没有抄袭，我不知道王彬彬背后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有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那我就不得而知，只有他自己心里有数了。

       对一本著作的评论，不仅要注意作品的状况及作品流传的影响，还应关注作者在写作时的心态，是为了职务、稿费、奖状和奖金，还是其他什么。当然现代作者不会明言自己写作的心态，但古人在这个问题上却是坦荡荡的，孔子在《论语》中讲过，“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不妨看一下司马迁与班固他们是怎么讲自己写作动机的。那时可没有什么学位、职称、奖金和稿酬的问题，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司马迁是如何说的。他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首先提到他父亲对他说：“自获麟（自孔子作《春秋》）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那是为了子承父业，保持中华历史而作，是为了担当历史的责任，他父亲去世后三年，司马迁任太史令，那他更有职责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这是讲他当时虽身为中书令，实际上他当时的心境是很悲愤的。他所以遭遇此宫刑之祸，只是在不知李陵垂降匈奴的情况下，在汉武帝面前为李陵说了几句好话，便遭如此不测之祸，他对自己受刑抱着极度痛苦的心情，他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他讲自己“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具体的讲，他罗列了历史上留下文采之诸先人，若“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就是太史公司马迁所以作《史记》的思想动机。他的目标是《史记》的“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结果“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所以不就死，而贪生苟活，是为了成就这部著作。那时还没有什么稿费和职称，也没有什么科技一等奖，他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司马迁所以给任安写这封信，实际上告诉任安微笑面对死亡的威胁。因为他知道任安因为戾太子之事很难逃脱死亡的下场。如果这样看待司马迁苟活以求完成《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动机，也确实是世人之所难以达到的境界。如果以他书中有抄袭《左传》、《战国策》、《世本》之讥，那只能是世之俗人，难以与言也。

       再以班固所以作《汉书》之动机言，也是为了子承父业，其父班彪卒，《后汉书·班固传》称：“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班固为续成父业做《汉书》进班房了，后来他的弟弟班超上书言其兄之事，得显宗召见，具言固所以著述之动机，而京兆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反而让他为兰台令史，那相当于现在中央档案馆的馆长，让他去著书立说，这样才有现在这部《汉书》，从汉高祖到王莽被诛，三百三十余年，班固是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才留下这么一部《汉书》的啊！

       从司马迁到班固，那样执着于自己的事业，与当今孜孜于钱眼的教授和讲师们那正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说到底还是这许多年放开了利益驱动，让人们的思想都被铜臭给玷污了，人怎么能为了那么一点学位、奖状、奖金、官位而利欲熏心呢？司马迁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即“故祸莫憯于欲利”，一个人如果利欲熏心了，那么什么弄虚作假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看一个作品，不仅仅是作品的好坏，还包括作者的人格，如果这个人的人格出格而低贱下流的话，那也不可能有好的作品，作者的作品动机与效果应该是统一的。当然人的思想和品格如今之所以如此堕落，也许与我们体制方面的问题相关，管理人员自己不读书，不做研究，成天泡在饭桌上，当然不懂行，自己眼睛无法识别作品或者研究成果质量的好歹，只能拿数量来卡人了，这也许是逼得人们往死路上走的重要原因。也许需要从思想观念和管理体制上一起下手才能扭转学术界造假的恶劣现象。但在确认是否造假的问题上，在人文科学方面，千万不能以是否抄袭那样量化的简单的方法去认定，那样会砍死人文科学的命脉。什么事情总有一个度，过了度，它便走向反面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王晶晶在《中国青年报》文化周刊的那篇报道，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其云：

“值得兰注的是汪晖的‘新左派’身份在争论中，多次被提及，新浪微博上，ID傅国涌说：‘新左派代表之一汪晖长期主编《读书》以故弄玄虚的晦涩语言唬住了不少人，以为那才是学术。这次《南方周末》公开披露他的成名作多处抄袭真相，竟然有教授出来为他开脱，今天之中国大学真可怜，可悲，可鄙。’同时也有支持汪晖的人认为，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南方周末》与左派汪晖存在“派别之争”，所以才会刊发此文”

如果把派别的纷争带入对学术造假和抄袭之风的争论，那就非常可悲了。对《读书》杂志，我许多年没有读它了，只是感觉晦涩难懂，读了半天不知所云。现在许多作品都喜欢从西方搬一些新名词来唬弄人，实际上是文风不正的表现。写作规范要有中国自己的标准，各科，如文理之间也应有所区别，不能一刀切。什么都讲与国际接轨，照搬西方那一套作时髦，我看，这总不是一件好事。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数典忘祖，认他人为宗啊！至于《南方周末》是否有自由主义派性，我看还是有一点的，它刊登马立诚辱骂我的文章，但没有刊登和介绍我关于庐山会议问题的文章，究竟说了什么，我对马立诚的文章做了驳斥，它没有丝毫反响。自由主义者们总是声称：“我不赞成你们的意见，但是我拥护你说话的自由。”可作为自由主义倾向的报刊《南方周末》就不是如此，它那里只准右派放屁，却不准别人澄清事实，那不正好暴露自己虚伪透顶的嘴脸吗？这个问题就到此带住，并非我得理不饶人，我想是非的认定不在一时一地，也不是一张报刊可以包揽的。只要有理有耐心并有时间，手握真理的人总还是能走遍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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