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王奇生 对话者：张丽萍

 

　　《党员、党权与党争》新版增加“裂变：全代会与党统之争”一章

 

　　深度对话：本书相对于以往版本，在内容上和结构上有何变化?

 

　　王奇生：新版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第四章“裂变：全代会与党统之争”。这一章增加后，与第五章的“蜕变：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相呼应，将北伐之后国民党的两大重要变化加以突显。其次，原书有重地方轻中央的倾向，新增第四章对国民党中央高层的党统之争做了概要性的描述，从而使国民党的整体形象之描述较为丰满。

 

　　另一变化是史料的增补。原书写作时，两岸交流还不大便捷，《蒋介石日记》尚未开放。此次修订，主要补充了台北“国史馆”、党史馆和“中研院”近代史所藏档，还有新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等资料。新史料的增补与文字的修订，自感论据更充足，表述更严谨。

 

　　深度对话：本书与以往研究国民党治党史的书籍相比，有何特点?

 

　　王奇生：中国大陆地区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国民党史研究，是在改革开放后才起步，并逐渐走上正轨的。1992年，台湾著名的国民党史专家李云汉是这样评论当时大陆地区国民党史研究状况的：“大陆学术界研究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国民党，已被称为‘显学’，出版论著甚多，其中有些很够水准的书，这是令人兴奋的事。但论及孙中山先生晚年、蒋中正先生一生以及早期国共关系，大陆上的作者们显然未能面对历史的真实，徒然根据中共当局早经设定的说词，千篇一律的重述一些积非成是或是凭空虚构的史实。”由于研究起步较晚，中国大陆学者在1990年代初期的国民党史研究水平不高是事实。20年过去了，大陆学界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近年来，杨天石、杨奎松、邓野、汪朝光、金以林等一批学者均有优秀精品竞相推出。两岸学者对于国民党历史上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越来越趋同。两岸学界的意识形态色彩均大为淡化。

 

　　拙著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常见的国民党史著作，大多考察国民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高层会议与高层政策，侧重“党治史”。拙著则是从组织结构、党政关系、党民关系、派系生态、政治录用、政治文化、党内精英与党员构成等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诸方面考察分析，大体属于“治党史”。这一方面，过去学界甚少关注和探讨。

 

　　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革命接班人”

 

　　从1925年孙中山逝世，到19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经历了很多起伏。请谈谈标志性事件和意义。

　　对一个革命政党而言，第一代魅力领袖逝世后的权力继替，往往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难关。创业的第一代领袖往往能力超凡，长期在其阴影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很难脱颖而出。第一代领袖一旦逝世，继起者在能力与威望上均遥不可及，党内一时难以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或维系和笼络各派的强势人物。在无人足以服众的情况下，党内接班人之争亦应运而生。

　　台湾学界流行的看法，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意味着蒋介石被孙中山确任为“革命接班人”。大陆学界也认为，蒋介石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是蒋介石“崛起”的标志。诸如此类的说法，其实都是“以果推因”，即以结果倒推原因。

　　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蒋介石还称不上已真正“崛起”。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包括执行、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与候补委员)共计51人，蒋还不在其列。孙中山在世时，比较看重蒋的军事才能，却不看好蒋的政治能力，所以让他专门办军校，而没有让他担任党政要职。蒋的职位，除黄埔军校校长外，另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其时，许崇智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还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黄埔军校确是蒋介石事业的奠基点，也是他后来“崛起”的重要凭藉。但黄埔军校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是在两年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孙中山去世后，“革命接班人”之争，首先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展开。论资排辈的话，至少还有廖仲恺和许崇智在其上。再说，1924年之际，50多岁的孙中山不可能预知自己第二年就会去世，自不会想到要急于确任“革命接班人”。可以说，直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前，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都还称不上举足轻重。但在孙中山去世之后的一年零八天时间里，国民党高层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先后发生廖仲恺被刺杀，胡汉民被流放，许崇智被逼走，汪精卫被气走等重大事件，高层权力急剧易位，蒋介石最终以武力胜出。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才是蒋介石“崛起”的标志。

 

　　孙中山去世时，国民党内谁也没有料到在一年之后会是蒋介石来接班，连蒋介石自己恐怕也没有预想到。孙中山去世时，年仅59岁。蒋介石后来遇到困境时，每每慨叹“要是总理在世……”。他没想到真要是总理在世，哪有他介石叱咤风云的机会。“乱世出英雄”，乱世政治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充满戏剧性。

 

　　深度对话：蒋介石也没预料到自己能坐上总统宝座，坐上以后，他如何服众?

 

　　王奇生：当然，蒋介石毕竟是以枪杆子起家，要赢得全党心悦诚服的拥护，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北伐之后的数年间，胡汉民、汪精卫一直是国民党“党统”的象征人物，当时党内有“无胡、汪，不成党”的说法。蒋、汪、胡三巨头之间，多次分合，始终维持着“二对一”的态势。蒋要么联胡以制汪，要么联汪以抑胡。直至1936年胡汉民病逝，政治权力的格局才打破三角格局。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因抗战而赢得多数党人和国人的拥护。1938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名正言顺地登上了总裁的宝座。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以后，蒋介石成为名符其实的独裁者。

 

　　国共是“一根藤上结的两瓜”

 

　　深度对话：您说，国共两党实际上是“一根藤上结的两瓜”。这是什么意思?

 

　　王奇生：国民党的历史，可追溯到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名为中国国民党，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除了“联俄容共”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是仿照俄共的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1924年的国民党党章，基本上是以《俄国共产党章程》为蓝本，党的组织体制、组织原则均仿照俄共。因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组织模式也完全是俄式的。说国共好比一根藤上结的两瓜，即指两党体制都是仿照俄共体制，都是“以俄为师”的产物。如中共的组织原则称“民主集中制”，国民党的组织原则称“民主集权制”;中共的基层组织称“支部”，国民党的基层组织称“区分部”。名称上虽有细微差别，实际体制是相同的。

 

　　深度对话：毛泽东、蒋介石早年都师从俄共，而且在成长环境、意识形态上都非常相似，为什么后来两者在党的组织方面会相差那么大?

 

　　王奇生：蒋介石是军人出身，深知武力的重要性，并且通过武力登上权力宝座，通过武力打倒北洋军阀，清除共产党，名义上统一中国。所以在他的意识里，武力决定一切，军事高于一切，其他都无足轻重。

 

　　1927年以后，国民党名义上是“以党治国”，实际上是“以军治国”。蒋介石重军轻党，认为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军人都应该是社会的主导群体;在一切社会组织中，只有军队组织最严密，最科学，最合理。蒋介石对军权和军治的过分迷恋，分散甚至取代了他对党治和党务组织建设的关注和考虑。在蒋的思想理念中，没有政治动员，只有军事化控制。与军事统制相比，政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显得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由于不重视党的作用，党的组织也日趋于涣散和边缘化。

 

　　中共早期则相反，只重视党的组织、宣传和群众运动，而不重视军队。1927年国共分家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开始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开始建立军队。但和蒋介石不同的是，中共重视武装斗争以后，不仅没有忽视党的建设，而且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样一来，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群众路线齐头并进，与蒋介石的单纯军事路线形成鲜明的对比。

 

　　国民党组织成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拼装机器

 

　　深度对话：国民党在组织上师法俄共(布)，实行一党专政;而三民主义的政治构想又是基于西方宪政民主。国民党将两者的结合证明是不成功的。

 

　　王奇生：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并非“全盘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孙中山所借鉴的主要是苏俄的政党体制，从组织技术层面学习苏俄的建党、治党方法。孙中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充满疑虑并采取排拒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与越飞的联合宣言中，郑重声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只是社会进化时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他批评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认为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而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他一方面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同时又说明“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在孙中山看来，俄国党人的共产主义并无优长新奇之处，他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具包容性，更适合中国国情。孙中山认为，俄国共产党最优长之处是善于组织，而这一点正是国民党乃至所有中国人所最不擅长之处。孙中山对中国人“一盘散沙”和不善于组织一直痛心疾首。所以孙中山将“师俄”的目标主要限定在党务组织的技术层面上，可以称之为“以三民主义为体，以俄共体制为用”。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像是一种“政见”，而不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那样的乌托邦魅力。国民党员对三民主义的信仰远不及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信仰之虔诚。党员信仰不坚，对党组织的凝聚力也十分脆弱。在实际运作中，国民党组织的散漫性，颇象西方议会政党。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成立了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权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治的那些委员会;而在苏俄那样的党治国家里，有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委员会，却无分权的独立机关。而国民党则兼收并蓄。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

 

　　深度对话：这种不伦不类的拼装给国民党的组织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王奇生：事实证明，这种兼收并蓄，弊漏百出。一方面，国民党对政权的独占和垄断，意味着孙中山所设计的民主宪政蓝图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民主宪政目标，又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也时常成为体制外势力用来批判和攻击其党治的有力武器，结果是既没有实行西方式民主，也没有贯彻苏俄式“党治”。比如苏俄党治自上而下贯彻到底，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党权真正高于一切，党权对政权处于绝对领导地位。而国民党没有仿行。在地方层级，国民党中央不允许地方党部直接干预地方行政。地方政权的重心在政不在党。党部被置于次要和无足轻重的地位。党部没有人事组织权，无法通过管理从政党员去制约和监督政府，党组织对党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党权在地方层级因无所寄托而日趋弱化。

 

　　1948年11月20日，长期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的陈果夫在日记中写道：“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为学苏联，内部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陈果夫的这一番感慨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国民党体制所存在的缺陷。

 

　　深度对话：蒋介石确实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他始终没有放弃党组，还是坚持所谓的三民主义。但是在党内他远远落后于汪精卫和胡汉民。这两人对他的牵制实在是大。

 

　　王奇生：我看蒋日记，蒋对中共非常关注，包括整风，整风时候蒋让他手下给写个延安整风的报告。这个告蒋看了以后，第一蒋很佩服。第二他说我做不到。什么做不到?反人性。但是他又确实很佩服，非常有效率。

 

　　国民党是共青团的预备学校，共青团是共产党的预备学校

 

　　深度对话：您在书中谈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包办”的，但为何共产党的组织非常严密，而国民党就那么松散呢?

 

　　王奇生：这有多方面的因素。

 

　　中共成立之始，即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是一个“全盘俄化”的列宁主义政党，有坚定的意识形态信仰，并强调“铁的纪律”。国民党如果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算起，比中共成立早二十多年。但在1924年以前，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和党员基础，主要在海外，而且组织十分散漫，号称有二十余万党员，国内党员不到五万。1924年改组，国民党重起炉灶，仿照俄共体制建立新的组织系统。与此同时，中共党员和团员以个人身份全体加入国民党。趁新组织建立之机，一批中共党团员充当了国民党中央和各地地方组织的要角，很快掌握了国民党党务组织的领导权，形成“反客为主”的局面。一个时期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几个关键的职位都是由中共党人担任。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上海、北京、广东、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则完全由共产党人“包办”。有一时期，中共中央甚至可以直接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下发训令，其“包办”情形可见一斑。

 

　　国民党组织因是由共产党人“包办”，中共中央明确训示不要将国民党组织弄得很严密，希望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开放性群众组织。共产党人先将左派青年广泛吸收进国民党，再从中培养和发展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当时国共两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国民党是共青团的预备学校，共青团是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国民党员的大量加入共产党，实际上改变了国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国共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1925年以后，中共党团员加入国民党渐少，而国民党员加入中共者日多。到北伐时期，国民党人感到，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而是共产党“容国”了。

 

　　长期以来，两岸学者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党关系如何定位，分歧甚大，一方坚持说是“联共”，一方坚持说是“容共”。其实国共关系自始就存有两重性：中共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即形成一种“党内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中共在国民党之外独立存在，两党关系又是一种“党外合作”关系。若从国民党的立场看，则既是“容共”，又是“联共”。“容共”是“容纳共产分子”;“联共”乃“联合共产党”。更何况，国共关系还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开始是国民党“容共”，后来渐渐演变成共产党“容国”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容共”或“联共”，都难以完整表述这个时期国共关系的演变实态。

 

　　回想国共合作之初，孙中山不愿与中共对等合作，而只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他的领导。孙中山以为共产党人既同意加入国民党，即已表明这班少年诚心悦服其三民主义。但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一方面想借鉴俄共模式将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列宁主义式的严密政党，一方面又同意容纳共产党分子，这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政党，是不可能容纳另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在其党内活动的。“党内合作”形式本身即意味着包容者不可能是一个十分严密的组织。孙中山当初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自然不希望中共在其党内进行有组织的党团活动。但这对具有坚定信仰和铁的纪律的中共而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也决定国共合作难以长久共存，最终必然走向分裂。

 

　　深度对话：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精英意识很强烈。

 

　　王奇生：从国民党的历史渊源来看，本质上还是个精英党，是个上层党，始终没有草根的意识。这种精英意识到现在还存在，马英九大选时候，我和一些国民党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一起吃饭聊天时他们说，马英九真是可怜，居然为了拉选票去吃大排挡?我想吃大排挡有什么了不起的?吃大排挡不是很正常吗?共产党就不会想这个问题，吃大排挡说明跟群众打成一片，走群众路线。

 

　　清党是国民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

 

　　深度对话：对于1927—1928年的国民党清党运动，长期以来我们只强调共产党如何遭到血腥屠杀，而您认为“清党”对国民党自身也是一场灾难和浩劫。这如何理解?

 

　　王奇生：确实，清党对共产党固然创巨痛深，对国民党自身也是一场灾难和浩劫。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除少数中共要人外，绝大多数跨党的中共党员和团员的身份并未公开。当蒋介石“清党”令下，除少数目标明确外，最大的难点，竟是难以分辨谁是真正的“共党”。加之“清党”主要不是通过国民党组织力量进行政治清算，而是以军警力量直接进行暴力镇压。一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扩大化。除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较急进的国民党员和平民群众势必受到牵连。如广州清党时，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当作共产党予以逮捕。

 

　　据中共方面的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如果这一数字可靠的话，那么被杀的人90%不是中共党员。1927年4月，国民党员约60万(海外及军队党员除外)，清党以后(到1928年3月)，减至22万。当然减少的38万，有一部分是脱党，但被杀的国民党员人数很可能超过了被杀的共产党员人数。

 

　　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还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不少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热情的党员受清洗，被淘汰，有的因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而被当作共产党杀害。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国民党内的成员，不要再以激进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另一方面，那些藉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

 

　　清党还使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以下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包办”。清党一起，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首当其冲，很快陷入瘫痪状态。原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一些省市党部职位也就成了国民党各派争夺的目标。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为了打倒政敌，最常用最简便的办法就是主义诬告对方为共产党。一些人刚以“共党”罪名置竞争对手于死地而上台，旋即又被其他的竞争对手以同样的手段拉下来。于是，地方党部今日改组，明日整理，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弄成循环报复的局面。各省市党部人事如走马灯一般此起彼伏，动荡不宁。由于各省党部人事纠纷不止，直到南京政权建立后的第6个年头，全国已建立正式省党部的省份还不到40%，多数省区党部直到抗战以前仍处于混乱失序之中。

 

　　与省级党部相比，县以下基层组织和党员受到清党运动的冲击更大。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员多不愿下基层，很多基层组织由共产党人主持。清党以后，多数县以下基层组织成为土豪劣绅的天下。

 

　　清党对国民党自身所产生的负作用之大，对以后国民党政权的困扰时间之长，在国民党党史上堪称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国民党政权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

 

　　深度对话：过去我们都说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您认为国民党究竟想代表谁的利益?实际上又代表了谁的利益?效果如何?

 

　　王奇生：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国民党到底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孙中山生前并未确定。本来，所谓任何政党都必须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孙中山在1924年联俄容共以前本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国民党“一大”前后也没有明确提出阶级基础问题。最早讨论国民党阶级基础问题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自我定位为一个阶级的党，即无产阶级政党，而将国民党定位为多阶级的党，是农工商学几个被压迫阶级联合的党。

 

　　清共以后，国民党应该代表什么阶级，国民党内部曾展开过一场争论。党内左派认为，国民党应该代表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党内主流派则认为国民党是代表全民的。如蒋介石声称：“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一切被帝国主义者所剥削，被封建势力所蹂躏的民众，都是本党应该代表的民众。”所谓“被帝国主义所压迫的民众”，凡中国人皆属之。

 

　　国民党既反对阶级斗争，那就意味着它只能维持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不予变更，并使自己去适应和迎合旧的社会秩序中既得利益阶级的诉求。稍带改革色彩的举措，均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阶级指控为有煽动阶级斗争之嫌。

 

　　在农村，国民党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连温和的减租也不敢执行。但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固然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也未能赢得了地主阶级的欢心。尽管地主阶级在很多方面与国民党政权的利益相一致，如都害怕农民运动，害怕共产主义，但他们是一个高度自私自利的群体。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土地是祖遗的，或者是自己购置的，而不是国民党无偿赐予的。国民党虽然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权，而在地主阶级看来，国民党不过是沿袭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地私有制的传统。

 

　　国民党执政以后，田赋比清末和北洋时期，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大大加重。这亦使地主阶级感到不满。他们慨叹自己几乎成了替地方政府掌司赋税的经纪人，而且是常常要赔本的经纪人。

 

　　国民党执政初期，曾一度在浙江省推行二五减租，最终因地主的反对而流产。地主认为，政府既要他们对佃农实行二五减租，政府就应该对他们实行二五减赋才算公平。他们埋怨政府不但不实行二五减赋，反而实行二五或二五以上的加赋。他们慨叹从前田是“富”之根，而今田是“累”之首了。

 

 

　　根据地和解放区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情则截然不同。在这些地区，无论是减租减息，还是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农民均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了直接的好处和看得见的实惠。故共产党被农民视作大恩人、大救星。获得土地的农民因对共产党感恩戴德，故积极参军支前，踊跃献粮献物。而在国统区，地主不仅不积极支持政府，反而控扼着地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屯积居奇，不肯向国家出卖剩余粮食，极力逃避税收，逃避兵役，抗拒和抵制国家权力的向下扩张和渗透。

 

　　一般的看法，国民党在执掌全国政权期间，几乎没有推行过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土地法》停留于纸上，温和的“二五减租”也只在个别地区浅尝辄止。相比之下，国民党在处理劳资关系方面，比处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较为着力，不仅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规，也曾切实致力于调节劳资关系，缓解劳资冲突。对国民党而言，劳资冲突的激化，既不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也势必影响政府的财政税收。因此，国民党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其基本原则是既要防止工人铤而走险，也要抑制资本家过度跋扈，力图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凌驾于劳资双方之上。

 

　　但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终究是一种对抗关系。劳资双方在工资、工时、劳动条件、工作效率等方面均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国民党企图兼顾劳资双方利益，其结果却常常两不讨好。在工人一方，经常指责政府偏袒资本家;而在资本家一方，也往往怪罪当局袒护劳动者。从工人一方视之，国民党的劳资政策与北伐时期相比，明显是一种倒退;而在资本家一方看来，与北洋时期完全放任的劳资政策相比，国民党的劳资政策在很多方面使资本家感受到限制、约束和压力，因而也对国民党的劳资政策心怀不满。国民党置身于劳资两方的矛盾夹缝中，常常感到左右为难。

 

　　国民党自称代表“全民”的利益，但“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认为国民党代表了自己阶级的利益，也确实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影响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其结果，国民党政权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

 

　　来源: 腾讯深度对话第八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