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婚姻家庭的几点认识——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

 
马社香
 

《党的文献》2012年第05期

朱旦华（1911-2010），毛泽东胞弟毛泽民的夫人。1932年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8月赴延安，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陕北公学首批赴新疆学员。在新疆先后任迪化女中教导主任、省政府委员等，其间与毛泽民相识并结婚。1942年9月被盛世才软禁，次年初入狱，经受住了残酷考验，1946年7月经党组织营救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妇联主任、党组书记，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2002年7月30日、31日，2006年11月、12月，朱旦华曾多次接受马社香采访。现将相关采访内容整理如下。

马社香：朱老，毛泽东的家庭婚姻是国内外关注的话题。关于他的三次婚姻，社会上存在一些议论。作为他的亲属，您了解的应该比普通人要多，请谈谈您的看法。

朱旦华：公允地讲，我认为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才华和男性魅力的一位伟人，文韬武略，高大俊朗，同时他也是一位对婚姻家庭比较严肃的丈夫。

我1937年8月认识江青，当年11月见到毛主席，1938年10月认识毛泽民，1949年认识贺子珍，我和他们都有直接接触和多次比较深入的交谈。应该比那些道听途说写毛主席生活故事的人，多一点发言权。

我没有见过杨开慧。她牺牲时，我还在上海读书，但毛泽民熟悉杨开慧。毛泽民1939年、1940年多次和我谈过：“兄嫂1920年冬结的婚，1921年冬天，我听从哥哥安排舍家参加革命，来到长沙，党支部就建在哥哥家。哥哥是个刚性子，嫂嫂柔性子，两人诗歌唱和，很有意思。伢子好乖。”“我失骄杨君失柳”，主席对杨开慧的情感浓烈得穿越了时空。如果杨开慧没有牺牲，我想，他们这对夫妻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才华昭世幸福美满的伉俪，他们有情有义有子还有“诗”。

马社香：我到杨开慧故居板仓专门考察过，她12岁就能写古体诗，如《和女友李一纯》。

朱旦华：杨开慧五言诗写得不错。主席带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后，两地信息中断，杨开慧思念主席，不眠之夜，曾写下一篇篇诗文，例如，“平阴起逆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见不得，惆怅无已时”，她对主席的深厚爱意跃然纸上。我认为，主席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多位亲人，还牺牲了他的亲密诗友和旷世爱情。

马社香：“旷世爱情”，为什么这么说？

朱旦华：以灵魂和生命相许的爱情，难道不是超越了时空和一切俗念吗？说旷世爱情，也很贴切。我听说主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骄杨”二字有不同版本，刘松林、邵华姊妹曾经向主席要过这首词，主席写的就是“我失杨花君失柳”，两姊妹问为什么，主席回答：“称‘杨花’也很贴切”。杨开慧在主席的灵魂深处，永远是那么年轻、娇美、灿烂，几十年过去了，仍鲜艳欲滴，永远绽放，这是一种高层次的永不凋谢的“两情相悦”、“生命相许”，灵魂深处的魂牵梦萦。难道这不是旷世爱情吗？严格意义上说，是富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旷世爱情，是革命第一，灵魂永相厮守的旷世爱情。主席深爱杨开慧，这种爱是和青春、赤诚以及对革命的执著追求深刻联系在一起的。

马社香：这种爱是以灵魂和生命相许的最高层次，那毛主席对贺子珍的爱呢？

朱旦华：你的问题近乎“刁钻”或带点愚蠢。爱情是不应横向比较的，或者说，爱情的横向比较有其不科学性。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都是独一无二的，主席对杨开慧的爱是独一无二的，对贺子珍的爱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认为，主席也是很爱贺子珍的。那是背景、条件都不相同的革命者的爱，他们之间更多的体现在生活中的关心体贴，工作中的相互支持。我听毛泽民说过，1927年9月至1928年长沙到井冈山的秘密交通被敌人切断，井冈山得到消息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袁文才这才安排贺子珍照顾主席的起居，后来在一座庙里为他们办了简单的结婚酒水。

贺子珍终生沉浸在同主席的爱情中，不能自拔。解放后贺子珍多年在江西休养，一次我陪她看工业展览，展馆前方有座毛主席雕像，贺子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嘴里喃喃自语，也可能在和主席说话。回来的路上，她对我说：“杨开慧死了，你和我结婚；我没有死，你又和别人结婚。”这句话，道出了贺子珍的心结，给我印象很深。我多次琢磨体会，从中确也参悟了一些真实情况。

第一，贺子珍和主席1928年初夏结婚，当时井冈山上风传杨开慧已牺牲，长沙报纸也有登载。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相继叛变革命后，宁可错杀一万，不能放掉一个。井冈山上几次派人下山联系杨开慧都找不到，杨开慧已死，当时在井冈山已成定论。第二，主席也是很爱贺子珍的，他们十年夫妻感情不错，贺子珍才有一种潜意识，只要她活着，主席就会等她。第三，江青一定是贺子珍离开后，才到达延安和主席认识的。一个能为丈夫和女记者多说几句话，喝几杯酒就大闹的人，如果发现其他女人有靠近她丈夫的可能，怎么会一走了之？红军时期，毛泽民和贺子珍也很熟。他从苏联回来，可能在共产国际党校里见过贺子珍。毛泽民对我讲过，第二个嫂子是个刚性子，兄嫂有时拌嘴，但来得快去得也快。哥哥总是谦让嫂嫂，也可能正是这种谦让，使贺子珍敢于干涉主席和其他女性交谈，还偏偏不愿作检讨，希望能像过去一样，最后主席再次谦让。第四，可能正因为有这种感情基础，贺子珍才会与主席分手十几年后，1949年从苏联回到东北后准备进京续缘。“杨开慧死了，你和我结婚，我没有死，你又和别人结婚。”这可能就是贺子珍进京的心结。只有主席能解开贺子珍的心结。1959年7月，他在庐山提出和贺子珍见一面，为此还请我和井冈山老战士曾志等一起吃了一次饭，商量接贺子珍上山之事。主席在餐桌上坦然地表示，“很想和子珍见一面”。曾志是井冈山时期贺子珍的好朋友。主席很可能是想当面解释这一切，希望贺子珍能静心安度晚年。十年夫妻，几十年的战友，主席对贺子珍的爱意也令人心暖。

马社香：贺子珍与江青是否在延安见过面？江青到底是什么时候到的延安？

朱旦华：江青在“文革”中确实做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事，但我们是共产党人，应该实事求是。我1937年“八一三”上海开仗后，经地下党组织介绍去找过江青，联系一起去延安。当时江青得肺病正在医治，准备缓一个时候动身。这样就到1937年8月下旬以后了。当时贺子珍已经离开了延安。关于这一点，我曾经问过中央妇委几个大姐，都说江青到延安时，贺子珍早已离开。

马社香：我也曾到延安、西安、兰州和新疆等地做过一些调查。贺子珍到达西安的时间是1937年7月。最初准备去上海治病，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后才决定去苏联。毛主席曾派人前来劝说。此时，江青还在上海，尚未动身。贺子珍离开延安，与江青完全无涉。1937年11月贺子珍已到兰州。当时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接到毛主席电报，请劝贺子珍返回。谢觉哉和妻子王定国多次做工作，但无论怎么劝，贺子珍执意要等飞机飞苏联，最后终于等到一架货运飞机，12月25日上午她乘机去迪化。我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新疆档案馆核实，贺子珍于12月25日中午到达迪化，飞机仅在新疆机场加油，下午即飞向苏联。

朱旦华：你走了那么多地方核实这件事，很认真。贺子珍在南昌休养时也对我说过，主席三次挽留她，一是到西安后，主席带口信和打电报；二是走到兰州，主席仍发电报挽留；三是贺子珍到苏联后，主席曾写一信：“我们难道就此分手了？”贺子珍回信：“就此分手。”贺子珍还说过，这封信是主席写在手帕上的，是主席自己用过的手帕。主席是个情感细腻念旧情的人，他一直想挽回贺子珍。

马社香：也就是说，毛主席是在收到贺子珍这封回信后，才开始与江青正式交往。2002年我曾采访过一个警卫员赵登本，黄麻起义老红军。抗战初期他在中央警卫连工作，他清楚地记得延安纪念抗战一周年时召开过一次庆祝会，毛主席也来了。江青表演京剧折子戏后，拿出一个小本请毛主席签名题字。毛主席点点头，签了名。没感觉有什么亲密关系。那么如何评价毛主席与江青的婚姻?

朱旦华：1938年秋，主席和江青结婚，此时距贺子珍离开延安已一年多了。那时候，国统区和根据地都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正式结婚证，一段事实婚姻结束，再开始另一段婚姻，都是合法，也是合情的。主席对江青和对贺子珍一样，也是比较谦让的。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感情也不错。我们不应该因为江青后一段政治问题，就在这段婚姻上不客观。我说几件事。

江青自生下女儿李讷之后，患上严重的妇科病，曾多次到苏联治病包括妇科化疗。1951年10月我去主席家，江青已是第二次从苏联治病回来。后来又去了两次，反复医治，效果都不大。那时候化疗没有现在先进，患者很痛苦，后遗症也大。1959年在庐山，江青曾亲口对我说：“我现在成了废人，怕风，一吹就病。一动满身虚汗，上个山差点休克了。医生嘱咐我要稍微活动，不能着凉，不能被风吹着，不能穿湿衣服。我活动一下，跳一次舞就要换衣服。谁也想不到我有病，还以为我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了。”

其实，主席对江青的爱意，更多的体现在某些志趣相投。他俩在京戏方面都有较高的素养，人人皆知。他们之间也有诗画唱和，我说的画主要指江青的摄影作品。主席对江青认真学摄影一直比较支持。上世纪50年代亲自请石少华做江青的摄影老师，主席特地邀请石少华到家里做客，郑重拜托。听说江青早年在上海就喜欢摄影，但摄影艺术的提高都是解放后的事了。

江青的摄影艺术，我不太懂，不妄加评论。我想说一说1961年她在庐山拍摄仙人洞照片的事。那年夏天，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召开，江青随主席上了山。江西省委在中央会议前夕在庐山上开了一个会（指江西省委1961年7月18日-29日召开的全省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工作会议--编者注），散会后我没有下山，住在山上。江青曾去看过我。客观地说，那时的江青比较谦虚诚恳，没有什么架子。两人谈家常话，江青告诉我她正在拍摄庐山的云，我一听笑了起来。云，飘忽不定。自古以来写或画庐山云的，都比较多，但真正好的作品，传下来的太少了。江青说，没有想那么多，只是主席和她都非常喜欢庐山的云。1961年夏主席经常去含鄱口，看山看云，并再次抄写李白的《庐山谣》，分别赠送刘松林和庐山党委。1961年夏天，江青在庐山拍摄了很多庐山云的照片，取景角度各有特色，还给我看过。她将较好的几张放大了，放在180别墅（即庐山美庐别墅，1959年夏和1961年夏主席、江青曾下榻该处--编者注）二楼客厅桌上，其中有一张就是 “庐山仙人洞”那张照片。主席有一天在书房工作后休息，走到客厅，一眼看到这张照片，就拿起来细看，主席非常欣赏这张照片的灵感。江青曾对我说过，主席多次凝看照片，认为环绕苍松的乱云从容不迫，象征着我党和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精神。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苏联对我们是重重围困啊。主席就在庐山180别墅，为这张照片题写了四句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并写上“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李进是解放初期江青下去调研时起的化名。

1961年主席还为江青拍摄的几张女民兵练兵照片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图文并茂，诗画唱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帝国主义在我周边包围圈越来越紧，主席针锋相对，提出“大办民兵师”。江青能够深入生活抓住灵感，非常艺术性地反映了这一点。

马社香：我看过一些江青拍摄的这类照片，也曾先后采访过主席身边摄影师徐肖冰、侯波、吕厚民、钱嗣杰等诸位老师，他们对江青作品所具有的摄影艺术都比较肯定，都提到主席对江青摄影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直比较关注。

朱旦华：应该感谢这些摄影家能公正评价江青摄影方面的工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应该因为主席的伟大，一度拼命拔高江青的工作；也不应该由于其他考虑和需要，有意无意歪曲或贬低主席与江青之间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主席是一位革命理想主义和诗人气质很浓的人民领袖，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国家长期战略布局上，他考虑得很深远；在婚姻感情方面，他也一直在追求一种诗词唱和的崇高境界。从年轻时起，他对爱情就是追求琴瑟相偕的战友关系。他对杨开慧、贺子珍都体现了这种追求；与江青之间，客观地说也体现了这种追求。

主席对爱情婚姻都是非常认真的，这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应给予理解和尊重。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些政治原因，在感情生活方面，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不加分析地将其简单化甚至妖魔化，这是对历史的极不尊重。主席去世几十年了，我总忘不了他在延安号召我们共产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讲这“五种人”，一个字一个字都是他从心底流出来的。文如其人啊，主席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

〔作者马社香，女，江汉大学特聘研究员、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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